蕭軍寫日記，最早是從在吉林東北軍當兵時開始的，一直到文革前，長達40多年時間。2013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蕭軍延安日記 1940—1945》，上下兩卷近百萬字，但這也僅是蕭軍日記的一小部分，只是因為其內容重點是延安的一些人和事，因此引起諸多關注和評論。
人們之所以至今還在真情地關注蕭軍，不僅因為他的日記真實記載了他所經歷的那個時代，更是因為他還以一個作家的頭腦和眼光對那個時代有所思考。因此有人說，蕭軍的日記超過了他那些在文學史上聲名卓著的長篇鉅著。本文通過蒐集整理蕭軍日記背後發生的歷歷往事，以期對深入研究蕭軍和那個時代有所裨益。
寫日記，開始走上新文學道路
1925年9月，蕭軍18歲，在東北軍吉林衛隊團騎兵營書記處當見習上士。我的父親方未艾（當時名為方靖遠）19歲，在東北軍吉林衛隊團步兵營當文書上士。兩人由相識到相知，直至成為終生的朋友。
蕭軍在騎兵營，常接近的是一位先是文書上士、後升為書記長的羅炳然。羅是東北人，在農村私塾讀書多年，縣立師範畢業，讀過經、史、子、集，學過詩、詞、歌、賦。他常教蕭軍寫舊詩，寫文言文。那時的蕭軍對學寫舊詩、閱讀古典文學已經入了迷。
從蕭軍和我父親撰寫的回憶錄得知，那時我父親常寫新詩，用白話文寫信，寫日記。蕭軍常寫舊詩，常用文言文寫信，寫日記。有一天，蕭軍給我父親用文言文寫了一封信，談到文學問題，引用了不少古代典故。我父親細讀了兩遍，有些古奧詞句還是難以理解，在覆信時說他寫這封信用的是“封建遺老、遺少”的寫信方法，和時代以及他的年齡不相適合，應當跟上時代用白話文。沒有料到這封信竟激怒了他，認為是輕視他沒有時代感，不會寫白話文。
他有很長日子沒給我父親寫信，也沒來看望。在我父親去看他時才知道，他在一怒之下，買了一些新的小說、雜誌，正在積極閱讀，開始練習白話文，用白話文寫信，寫日記。他以後對人談話和寫文章，說是我父親使他一怒之下走向新文學道路的。其實即使不是這樣，他也會被時代所驅使走上新文學道路。
1928年，我父親和蕭軍先後進入東北陸軍講武堂。無論什麼時候見到，兩人總要談到文學方面的許多問題，看過新書的感想和意見，讀書的心得，互相交換看日記，選讀各自的日記，比賽抒發自己描寫人物和景物的用語心得、新詞彙。星期天進城，儘可能把要用的錢省下來，到各家書店選買新書，購置一沓沓上好的稿紙。那時寫的日記，既記當日所見所聞、新人新事，也記過去所見所聞、舊人舊事。既有對自然現實的抒情，也有對社會現實的描繪。
1929年5月的一天，我父親截取日記的兩段稍加修飾，一段題為《夜泊》，寄給了《新民晚報》副刊《今天》；一段題為《夏先生》，寄給了《盛京時報》副刊《神皋雜俎》，文章先後被刊載出來。
蕭軍讀後似有所感，他將一次在野外訓練所記的日記予以整理，以《懦》為題寄給了《盛京時報》副刊《神皋雜俎》。當月10日、11日，《盛京時報》副刊連載了這篇有1600多字的類似小說的文章。
《懦》寫的是初春的一天晚飯後，東北講武堂的學員到校門外的田野裡練習喊“口令”。 當練習結束時，學員們開始散步聊天。這時，忽然有一群人呼喊笑叫著追趕一顆球一般圓滾滾的東西。
一個綽號叫“小白”的、女人似的學員吶喊得最狂熱：“踢呀！踢呀！都來踢人頭球呀……”原來，一個部隊中的下士死了以後沒有很好埋葬，腦袋被野狗叼出墳外，一群在野外練習軍事的學員兵發現了，竟拿這個泥血模糊、短髮蓬蓬的人腦袋當球踢。蕭軍在這顆人頭的屍體埋葬處，看到一塊長條形的暗黃色的臂章，上面的字跡清楚地標註著這名戰士的番號、軍銜及姓名。
蕭軍在文章的最後發出吶喊：“……那些軍閥們，利用你們的性命奪地盤，發財致富，他們買姨太太，吃喝玩樂，你們死了，卻在這裡被狗啃，腦袋被大家當球踢，你們就這樣甘心，難道你們就這樣怯懦麼？”
蕭軍的文章傳到講武堂營房，很多學員圍著當天的《盛京時報》津津有味地邊看邊議論，有人發出低沉的嘆息，有人拍手叫好，有人說這個作者“酡顏三郎”肯定是咱講武堂的人……蕭軍看到自己的“處女作”被大家看好，很受激勵。於是，接著寫出了《鞭痕》《端陽節》《汽笛聲中》《孤墳的畔》等文章。這些作品大都是整理日記所成，真實、質樸、感人，蕭軍由此開始走上從事新文學事業的道路。
為了相互理解，日記被要求送領導審閱
1940年6月14日，蕭軍第二次到延安。蕭軍在7月初曾給毛澤東去信。他在日記中寫道：
一面要把一些事情反映上去，一面也要解剖自己。一面我要決定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以決定我將來的態度和去留。 ……我要作一次堂·吉坷德吧，我要替一些小小者申冤，只有我能擔當這任務。有偉大的行為，才能有偉大的作品，有偉大的精神，才能有偉大的成就，要決然地擔當起人類保護者監督者的擔子，我能！
毛澤東在1941年8月1日給蕭軍的第一封信中，像朋友一樣坦誠地對蕭軍說：
……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瞭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於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係，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願同你再談一回。敬問近好！
毛澤東
後來，毛澤東請蕭軍幫助收集延安文藝界的意見和情況，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後，蕭軍由於看不慣一些人的做派與之發生了衝突。 1944年3月，蕭軍和夫人王德芬帶著孩子，在延安縣劉莊山溝裡度過了一段自食其力的村民生活。之後，被毛澤東召回延安住在中央黨校。
1944年4月11日，蕭軍在日記裡寫道：
劉白羽第一次和我談關於入黨的問題，我說對此問題我由鄉里來就考慮過了，我到黨校來，這就是對共產黨接近的一種表示……
4月27日上午，蕭軍應胡喬木之邀去了楊家嶺。談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蕭軍入黨的事。由於有些人懷疑蕭軍的內心裡反對中央或有不友好的情緒及要算舊賬等問題，對蕭軍提出“一種非分的要求”：可否把在鄉下的日記給彭真看一看。
蕭軍的回答是：“這是沒什麼不可以的，但我這日記平常連我的妻子全不能看，你們為了要懂得我的過程—從決裂的邊沿上轉回來—和試驗我的‘真心’！這當然可以的。不過，因為裡面牽涉到別人，這讓我考慮……”蕭軍回家後和妻子王德芬講了有關日記的事，王德芬願意蕭軍把日記給他們看，她的想法是，這樣既便於表明蕭軍的坦蕩胸懷，更主要是“也使他們自己愧一番”。於是，蕭軍第二天下午3點鐘帶了自己3冊日記和一封信去見彭真……
當天，蕭軍在日記裡寫道：
這次談話很圓滿，我自己也沒什麼感到不自然的地方，他們也真誠。為了自己被別人去理解，也似乎感到愉快，我知道他們將要為我的日記說感動以至獲得到若干人生的東西，但表面上他們還要矜持地表示冷淡的。
5月13日，蕭軍又在日記裡寫道：
昨夜接到彭真一封信，他說因患傷風，我的日記僅看了一小部分，怕我著急，特寫信通知我。他有病是事實，但我估計那日記正在被別人—毛澤東—在看著，或被抄錄。
4個月後，彭真將蕭軍日記送還。
1945年2月11日，蕭軍看望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時， 彭真說：“從各方面我們考察研究……知道你—更是我自己看了你日記等完全相信—是我們的同志。關於入黨事，原則上毫無問題。只是我代你考慮的，只是‘紀律’，因為它是個集體啊！”
蕭軍的回答是：“究竟共產黨認清了蕭軍並不是他們的敵人，是朋友、同志……大家一致為中國人民負責……我考慮過了，還是不入為好。第一，我還不能很好把握控制自己感情；第二，我不能一下放棄個人一些自由享受性；第三，我還沒有決定是以文學創作佔第一還是其他佔第一……”對此，彭真十分理解。他知道一向孤傲的蕭軍能有入黨的要求，是很不容易的。
蕭軍生平第一次被要求將日記送給領導“審閱”，對於這位一向桀驁不馴的作家來說，真是天大的“破例”。雖然不情願，但畢竟緩和了與原來一些人對立或僵持的關係。
1945年8 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共東北局作出決定：任命蕭軍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隨後東北局書記彭真派專人迎接蕭軍赴東北，彭真親自安排他一家人從張家口到哈爾濱。蕭軍作為東北抗日作家的代表，受到哈爾濱各界熱烈歡迎，演講60多場，盛況空前。東北局還撥出三兩半黃金，讓他創辦魯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報》，同時兼任東北文協研究部部長……
文革中“日記”被抄繳，多次上書索要終於歸還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蕭軍的日記又遭遇了一連串的變故。
1966年8月27日，蕭軍被“關押”在北京市文化局後院，家被造反派抄了。幾十年歷經艱險保留下的所有日記、手稿、書信、書籍及文物蕩然無存。夫人王德芬和大兒子蕭鳴被紅衛兵抓走，兩間房子被封，3個小女兒住在留下的一間小房裡……
蕭軍日記給他之後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傷害甚至說是災難。他在文革中多次被批鬥，日記則被當成“反黨”的直接證據，使他遭受殘酷迫害，被關押多年。蕭軍說：“寫下這些日記時，並沒想到給第二個人—連我妻子也在內—看，更沒想到後來會被抄家而今天竟被作為罪證。如果那時我會預想到今天的後果，也許就不會寫日記了。如今這日記中偶爾記下來的某些不好的、壞的思想、語句，以及記錄的片段，既然也成為了我的罪證，我也無話可說。”
1971年初秋，蕭軍正在北京城南團河農場接受“勞動改造”，專案組兩個人拿著蕭軍的幾冊日記來了，指出其中對江青和林彪不敬的文字。這是蕭軍1941年8月14日的日記，其中寫道：
藍蘋，她是個有個性的女人，她似乎還在懷念著章泯。她希望我們常常到他們那裡去，毛澤東也是這樣希望著，他們的生活太枯寂。
1942年3月22日又在日記中寫道：
我討厭和江青一起跳舞……對於江青，這是個愚蠢、庸俗、淺薄的人。她對於毛澤東不會有什麼幫助的，我對她毫無興趣。
而在另一段日記中寫道：
林彪是一個近乎陰暗的，胸襟狹小，矜持的人，這不是一個大將材料，而且不像長壽的樣子。
對以上日記內容，專案組的兩人嚴肅地問蕭軍，這些話是不是他寫的？蕭軍肯定地回答說：“一點兒不錯，這是我的日記，這些話是我在延安時期對他們的印象。”那兩人說：“你打算怎麼辦？江青同志如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文革小組’的負責人之一；林副主席是黨章上明文確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
蕭軍反問：“你們說我該怎麼辦呢？”對方明確地說：“你得寫檢討！”要求是不準把日記中的原句寫出來。蕭軍無奈，只好按要求寫了檢討，被他們拿走了。他和家人都擔心有更大的“禍事”降臨，但又沒有其他的辦法，只好聽天由命。好在當年秋天，林彪“九一三”事件發生，專案組的兩人走後，再沒有來人繼續追究日記裡的內容，蕭軍虛驚一場，算是躲過一劫！
蕭軍在被關押和參加學習班期間，一直不停地向北京市文化局、軍代表、管委會申訴，主要問題就是兩個：一個是關於自己的“政治結論”；另一個是要求歸還被抄去的所有日記。一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1月24日，蕭軍還在給剛恢復工作的鄧小平副主席寫信說：1974年7月間，我從“市委第二學習班”被宣佈“解放”之後，日記尚餘46本，組織上決定不發還，隨檔案轉到街道辦事處。我多次讓女兒蕭耘交涉討還，都遭到推諉和拒絕 。
為此，蕭軍真誠地表白：“我的這46冊日記，無非是一個‘人’，一個文藝作家，根據他的立場、觀點，對於他所經歷或聽聞的事物和人—包括自己—的一種客觀現實的記錄，同時也是一種感受，一種分析，一種評判，……零散的概括的及時速記下來多方面的印象。它的作用無非是對於事物免得遺忘或者準備寫作參酌的‘素材’，從而汲取某些思想和感情，喚起某種形象思維……”
蕭軍曾在日記中寫道：“這裡人民和政府並不是統一的，政府在觀念上還把人民看成一種陪襯者。”他說，“這裡只有組織力量，行政力量，毫沒有個人力量，所謂‘民主’，‘三三制’全是廢話。”他預見，“一旦有了正式政權，有了‘所爭’的時候，那一定要有很多可恥、可卑、可醜的現象出現著。總之中國革命是長期性的，更是心靈的革命。”
蕭軍還曾在日記裡記載了對毛澤東、賀龍、朱德、張聞天、林伯渠、徐特立、劉少奇、任弼時……艾青、丁玲、羅烽、白朗、舒群等人在生活中音容笑貌、工作中言談舉止的印象。
對此，蕭軍在給鄧小平的信中解釋說：“期間對於某些事物和人要有批判或取、舍、褒、貶、愛、憎，這也只是主觀上一時的看法和想法，正確與否不論，並不能代表第三者任何人的意見。……我自知自己這些日記，它既不包含國家任何不可洩露的機密，也不包含中國共產黨任何不可洩露的機密的一種普通的日記而已。”
因種種原因，日記並沒有及時歸還。蕭軍於1979年1月15日上書中共中央祕書長、中央宣傳部部長鬍耀邦：
耀邦同志：來麻煩您，很遺憾，請原諒！
1978年1月24日，曾給鄧副主席寫去了一封信，並附有參考材料數份，主要是：
一、希望在政治上給予我一個相應的政治“結論”。
二、將市委第二學習班扣壓我的46冊日記歸還給我，我需要它們作為寫作《延安回憶錄》的參考使用。
時至今日已經一個年頭過去了，並沒有得到任何回示。我很想要知道：
一、我這封信和附有的參考材料，鄧副主席是否收到了？
二、特別是關於我的日記是否能夠早日歸還給我？
三、關於我的政治“結論”問題，是否在調查、研究過程中？
您如果認為可以時，請向鄧副主席代詢一下，是所至感！結果如何，請告知陳隆增同志即可。
這封信發出去不多久，日記問題終於得到解決。蕭軍在3月22日給友人的信中高興地說：“附帶說給你們一聲，舒群、羅烽、白朗……他們的問題也全解決了。關於我的問題，他們（市委、文化局）說正在研究過程中，把抄去我的日記和詩稿等已歸還給我了。”
長期壓在蕭軍心頭的一塊巨石，終於落地了！
隨著時間推移，日記的社會價值將被歷史認定
作家寫日記，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俄羅斯著名作家托爾斯泰主張每個人都應該寫日記。他認為這有助於進步和發展思維，因此常隨身帶著一個小本隨時記，把記下的東西加以發展和修改寫進日記。
蕭軍有一次對舒群說：“你恐怕要像柴霍夫一樣，是人類的朋友，因為你很能平易近人……我恐怕是托爾斯泰之類的人，我是越來越要孤獨，也越要向人類傳教了……人對於這樣的人是遠看的。”為此，蕭軍還在日記寫道：“我是個作家，我不獨推進社會，而且要監督社會，我要和任何人平等，我不想當領導人，但也不想被誰領導……這裡‘權位’的氣氛太深厚了……”
關於日記的用處，蕭軍在1942年6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將來寫一部連續性的自傳體小說，什麼也不管，第一要真實，中國不能寫，我到外國去出版，去寫。就以我的日記為底本。我要向人類呈現我這人，讓他們去解剖。”
蕭軍憑藉自己的意志堅持到文革後平反昭雪重返文壇，日記也得以保存下來，成為鮮活的歷史證據。中組部給蕭軍的政治結論是：具有民族氣節的革命作家。
2008年，在蕭軍逝世20週年時，蕭軍女兒蕭耘、女婿王建中主編的《蕭軍全集》（20卷）由華夏出版社公開出版，其中包含3卷書信和3卷日記。目前，全集中的3卷書信和3卷日記沒有出售，只供圖書館、專業研究機構和家屬存用。全集中的延安日記部分，與香港版在文字上基本相同。
著名老作家舒群生前說：“當今之世大致如此，在生時，作品多以作家的命運為命運，而死後的若干年，作家卻以作品的命運為命運，或各有各的命運。後人鐵面，歷史無私。”隨著時間的推移，蕭軍日記的社會價值將會被歷史更好地認定！
責任編輯 尹德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