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閱讀巫寧坤教授回憶友人的文章，突然傳來老人去世的消息。驚愕之餘，這才想起先生今年已經100虛歲，是難得的高壽之齡了。
正在閱讀巫寧坤教授回憶友人的文章，突然傳來老人去世的消息。驚愕之餘，這才想起先生今年已經100虛歲，是難得的高壽之齡了。
巫寧坤致沈從文的信
巫寧坤是中國有名的翻譯家和英美文學研究專家，《了不起的蓋茨比》就是他的代表之作。抗日戰爭時期，巫寧坤就讀於西南聯合大學，與吳宓、沈從文等名師相遇，又和汪曾祺、楊振寧等青年才俊同窗，只不過還未等畢業，巫寧坤便離開聯大去飛虎隊當了翻譯；抗戰勝利後，巫寧坤重返校園，後來到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期間結識了學姐趙蘿蕤，後來他回燕京大學任教也是趙蘿蕤所邀——這些中國學術界文化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構成了巫寧坤一生的朋友圈。
汪曾祺
巫寧坤是江蘇揚州人，汪曾祺是高郵人，兩人是江蘇老鄉，也是一生相知的好朋友。
兩人相識於少年時，1936年春天，江蘇省教育廳組織幾所中學的學生到鎮江集中軍訓，當時巫寧坤在揚州中學讀高一，汪曾祺在鎮江中學，還有蘇州中學一位叫趙全章的，三人編在一箇中隊。他們年齡相仿，氣味相投，很快便成了好朋友。說來也巧，後來他們仨又一同考上了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只不過汪曾祺去了中文系，巫寧坤和趙全章讀了外文系。
當時正是炮火連天的戰爭時期，大片國土淪於日本侵略者之手，聯大學生大都是離鄉背井，即使寒暑假也不能回家，一年四季都在學校裡。昆明地處西南邊陲，沒有什麼娛樂，學生沒事兒就到茶館喝茶，泡茶館成了巫寧坤、汪曾祺他們最喜歡的事情。多年以後，汪曾祺在《泡茶館》中這樣寫道：“大學二年級那一年，我和兩個外文系的同學經常一早就坐在這家茶館靠窗的一張桌邊，各自看自己的書，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語。我這時才開始寫作，我的最初幾篇小說，即是在這家茶館裡寫的。”汪曾祺文中提到的“兩個外文系同學”就是巫寧坤和趙全章。
汪曾祺是聯大中文系有名的才子，後來成為歷史學家的何兆武和他一個宿舍，非常熟悉，何兆武在《上學記》中說，汪曾祺那時就很有名士派頭，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舊長衫，趿拉著一雙布鞋，一副舊文人模樣。汪曾祺和巫寧坤都喜歡寫文章，他們除了上課便去泡茶館，一邊喝茶，一邊想著寫點什麼，一篇篇小詩文就這樣誕生了。據巫寧坤回憶，他們這些家山萬里的窮學生，經常飢腸轆轆，拿到稿費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飯館“打牙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聯大學生中興起了一股參軍熱，巫寧坤因為是外文系出身，所以便去飛虎隊當譯員；不久又去了美國，為受訓的中國飛行員當翻譯；戰爭結束後，巫寧坤在美國重新拾起了被戰爭中斷的學業。而汪曾祺聯大畢業後則輾轉昆明、上海、北平、武漢等地，一邊教書一邊寫作，在文壇已嶄露頭角。1950年代初，巫寧坤回燕京大學任教，這時汪曾祺正在北京文聯《說說唱唱》雜誌當編輯，一對好友分別8年後又重逢。
不久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巫寧坤到外地工作，此後時光荏苒，兩人再次相逢，已是1980年了。這時巫寧坤與汪曾祺都到了花甲之年，開始體味“見一次少一次”的道理，於是便常常見面，聊天、吃茶、喝酒，倒也其樂融融。
1990年代初，巫寧坤與家人移居美國。1994年冬，巫寧坤到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客中寂寞，想念京中舊友，於是給汪曾祺寫了一封信，但未收到迴音。巫寧坤有些擔心，便又給南京一位文學界朋友寫信打聽消息，這位朋友回信說：“曾祺如今大紅大紫，哪有功夫為你浪費筆墨。”巫寧坤覺得汪曾祺不是如此絕情之人，於是寫信一探究竟，並索書畫以慰相思。汪曾祺很快回信，掛號寄來字畫各一，他在信中說：“前來信，因為把你的地址搞丟了（我這人書信、稿件向來亂塞），故未復，與‘大紅大紫’無關也。”巫寧坤閱後大笑。
1997年5月，巫寧坤接到一位老友來信，朋友在信中說：“過了70，什麼意外都可能發生，你的老同學汪曾祺已於5月16日逝世，我是看報才知道的，剪下給你一閱。”關山間隔，欲哭無淚，巫寧坤只好作文以寄哀思。
有友若此，一生足矣。
沈從文
正在閱讀巫寧坤教授回憶友人的文章，突然傳來老人去世的消息。驚愕之餘，這才想起先生今年已經100虛歲，是難得的高壽之齡了。
巫寧坤致沈從文的信
巫寧坤是中國有名的翻譯家和英美文學研究專家，《了不起的蓋茨比》就是他的代表之作。抗日戰爭時期，巫寧坤就讀於西南聯合大學，與吳宓、沈從文等名師相遇，又和汪曾祺、楊振寧等青年才俊同窗，只不過還未等畢業，巫寧坤便離開聯大去飛虎隊當了翻譯；抗戰勝利後，巫寧坤重返校園，後來到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期間結識了學姐趙蘿蕤，後來他回燕京大學任教也是趙蘿蕤所邀——這些中國學術界文化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構成了巫寧坤一生的朋友圈。
汪曾祺
巫寧坤是江蘇揚州人，汪曾祺是高郵人，兩人是江蘇老鄉，也是一生相知的好朋友。
兩人相識於少年時，1936年春天，江蘇省教育廳組織幾所中學的學生到鎮江集中軍訓，當時巫寧坤在揚州中學讀高一，汪曾祺在鎮江中學，還有蘇州中學一位叫趙全章的，三人編在一箇中隊。他們年齡相仿，氣味相投，很快便成了好朋友。說來也巧，後來他們仨又一同考上了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只不過汪曾祺去了中文系，巫寧坤和趙全章讀了外文系。
當時正是炮火連天的戰爭時期，大片國土淪於日本侵略者之手，聯大學生大都是離鄉背井，即使寒暑假也不能回家，一年四季都在學校裡。昆明地處西南邊陲，沒有什麼娛樂，學生沒事兒就到茶館喝茶，泡茶館成了巫寧坤、汪曾祺他們最喜歡的事情。多年以後，汪曾祺在《泡茶館》中這樣寫道：“大學二年級那一年，我和兩個外文系的同學經常一早就坐在這家茶館靠窗的一張桌邊，各自看自己的書，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語。我這時才開始寫作，我的最初幾篇小說，即是在這家茶館裡寫的。”汪曾祺文中提到的“兩個外文系同學”就是巫寧坤和趙全章。
汪曾祺是聯大中文系有名的才子，後來成為歷史學家的何兆武和他一個宿舍，非常熟悉，何兆武在《上學記》中說，汪曾祺那時就很有名士派頭，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舊長衫，趿拉著一雙布鞋，一副舊文人模樣。汪曾祺和巫寧坤都喜歡寫文章，他們除了上課便去泡茶館，一邊喝茶，一邊想著寫點什麼，一篇篇小詩文就這樣誕生了。據巫寧坤回憶，他們這些家山萬里的窮學生，經常飢腸轆轆，拿到稿費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飯館“打牙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聯大學生中興起了一股參軍熱，巫寧坤因為是外文系出身，所以便去飛虎隊當譯員；不久又去了美國，為受訓的中國飛行員當翻譯；戰爭結束後，巫寧坤在美國重新拾起了被戰爭中斷的學業。而汪曾祺聯大畢業後則輾轉昆明、上海、北平、武漢等地，一邊教書一邊寫作，在文壇已嶄露頭角。1950年代初，巫寧坤回燕京大學任教，這時汪曾祺正在北京文聯《說說唱唱》雜誌當編輯，一對好友分別8年後又重逢。
不久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巫寧坤到外地工作，此後時光荏苒，兩人再次相逢，已是1980年了。這時巫寧坤與汪曾祺都到了花甲之年，開始體味“見一次少一次”的道理，於是便常常見面，聊天、吃茶、喝酒，倒也其樂融融。
1990年代初，巫寧坤與家人移居美國。1994年冬，巫寧坤到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客中寂寞，想念京中舊友，於是給汪曾祺寫了一封信，但未收到迴音。巫寧坤有些擔心，便又給南京一位文學界朋友寫信打聽消息，這位朋友回信說：“曾祺如今大紅大紫，哪有功夫為你浪費筆墨。”巫寧坤覺得汪曾祺不是如此絕情之人，於是寫信一探究竟，並索書畫以慰相思。汪曾祺很快回信，掛號寄來字畫各一，他在信中說：“前來信，因為把你的地址搞丟了（我這人書信、稿件向來亂塞），故未復，與‘大紅大紫’無關也。”巫寧坤閱後大笑。
1997年5月，巫寧坤接到一位老友來信，朋友在信中說：“過了70，什麼意外都可能發生，你的老同學汪曾祺已於5月16日逝世，我是看報才知道的，剪下給你一閱。”關山間隔，欲哭無淚，巫寧坤只好作文以寄哀思。
有友若此，一生足矣。
沈從文
晚年沈從文
沈從文是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國文學系教授，也在文學院中文系兼課，他沒有教過外文系的巫寧坤，兩人相識大概是因為汪曾祺的緣故。
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得意門生，深得老師真傳，對老師也非常崇拜，沈從文在聯大開設的各體文寫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汪曾祺全都選了。汪曾祺去看沈從文時，每次都帶著巫寧坤，這樣巫寧坤和沈從文慢慢也就熟悉了。
為了躲避日本人空襲，沈從文一家搬到昆明城外去住，只是上課時進城住幾天。沈從文人緣好，他在昆明文林街20號有一間宿舍，只要進城，這裡總是高朋滿座，都是朋友、同事和學生來借書、聊天的。沈從文有許多書，內容龐雜，種類繁多，除了自己看，也借給別人看。巫寧坤和汪曾祺每次去看沈從文，先生總是拿幾本書給他們讀，他們許多雜七雜八的知識，就是這麼學來的。
1951年巫寧坤回國時，沈從文已從北京大學調整到北京歷史博物館工作，巫寧坤惦念先生，一回來便到中老胡同32號探望老師和師母。沈從文妻子張兆和是有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這時巫寧坤才知道兩家原來有舊，他的姨媽就是張兆和的嬸嬸。有了這層關係，沈從文與巫寧坤愈發親近了，以後送書給巫寧坤，總是寫上“寧坤錶弟”。
改革開放後，巫寧坤調回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晚年沈從文也在海內外文學界重新“熱鬧”起來，師生之間經常書信往來，也常見面敘舊。1980年代初，巫寧坤孩子要去美國留學，恰好沈從文的西南聯大同事、美國斯坦福大學數學系主任鍾開萊來中國，沈從文借見面之機託他幫忙。估計是鍾開萊應承了此事，所以沈從文專門致信巫寧坤，告訴他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當時巫寧坤也常常到歐美等地進行文化交流，1983年4月，他在美國加州訪學時，著名政治學家、加州大學教授戴維·伊斯頓準備到北京講學。伊斯頓對沈從文非常崇拜，想在北京一見。巫寧坤與伊斯頓是朋友，於是寫信給沈從文，為兩人見面牽線搭橋：“現有友人伊斯頓教授應社科院政治所之邀請來京講學，……欲求一晤，特請我愛人李怡楷同志陪同前來，請在百忙之中抽暇接見為禱。”
沈從文與伊斯頓是否見面不得而知，但從這個小小的細節上，我們發現巫寧坤與沈從文先生一直交往，師生之間的友誼保持了一生。
趙蘿蕤
正在閱讀巫寧坤教授回憶友人的文章，突然傳來老人去世的消息。驚愕之餘，這才想起先生今年已經100虛歲，是難得的高壽之齡了。
巫寧坤致沈從文的信
巫寧坤是中國有名的翻譯家和英美文學研究專家，《了不起的蓋茨比》就是他的代表之作。抗日戰爭時期，巫寧坤就讀於西南聯合大學，與吳宓、沈從文等名師相遇，又和汪曾祺、楊振寧等青年才俊同窗，只不過還未等畢業，巫寧坤便離開聯大去飛虎隊當了翻譯；抗戰勝利後，巫寧坤重返校園，後來到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期間結識了學姐趙蘿蕤，後來他回燕京大學任教也是趙蘿蕤所邀——這些中國學術界文化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構成了巫寧坤一生的朋友圈。
汪曾祺
巫寧坤是江蘇揚州人，汪曾祺是高郵人，兩人是江蘇老鄉，也是一生相知的好朋友。
兩人相識於少年時，1936年春天，江蘇省教育廳組織幾所中學的學生到鎮江集中軍訓，當時巫寧坤在揚州中學讀高一，汪曾祺在鎮江中學，還有蘇州中學一位叫趙全章的，三人編在一箇中隊。他們年齡相仿，氣味相投，很快便成了好朋友。說來也巧，後來他們仨又一同考上了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只不過汪曾祺去了中文系，巫寧坤和趙全章讀了外文系。
當時正是炮火連天的戰爭時期，大片國土淪於日本侵略者之手，聯大學生大都是離鄉背井，即使寒暑假也不能回家，一年四季都在學校裡。昆明地處西南邊陲，沒有什麼娛樂，學生沒事兒就到茶館喝茶，泡茶館成了巫寧坤、汪曾祺他們最喜歡的事情。多年以後，汪曾祺在《泡茶館》中這樣寫道：“大學二年級那一年，我和兩個外文系的同學經常一早就坐在這家茶館靠窗的一張桌邊，各自看自己的書，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語。我這時才開始寫作，我的最初幾篇小說，即是在這家茶館裡寫的。”汪曾祺文中提到的“兩個外文系同學”就是巫寧坤和趙全章。
汪曾祺是聯大中文系有名的才子，後來成為歷史學家的何兆武和他一個宿舍，非常熟悉，何兆武在《上學記》中說，汪曾祺那時就很有名士派頭，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舊長衫，趿拉著一雙布鞋，一副舊文人模樣。汪曾祺和巫寧坤都喜歡寫文章，他們除了上課便去泡茶館，一邊喝茶，一邊想著寫點什麼，一篇篇小詩文就這樣誕生了。據巫寧坤回憶，他們這些家山萬里的窮學生，經常飢腸轆轆，拿到稿費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飯館“打牙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聯大學生中興起了一股參軍熱，巫寧坤因為是外文系出身，所以便去飛虎隊當譯員；不久又去了美國，為受訓的中國飛行員當翻譯；戰爭結束後，巫寧坤在美國重新拾起了被戰爭中斷的學業。而汪曾祺聯大畢業後則輾轉昆明、上海、北平、武漢等地，一邊教書一邊寫作，在文壇已嶄露頭角。1950年代初，巫寧坤回燕京大學任教，這時汪曾祺正在北京文聯《說說唱唱》雜誌當編輯，一對好友分別8年後又重逢。
不久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巫寧坤到外地工作，此後時光荏苒，兩人再次相逢，已是1980年了。這時巫寧坤與汪曾祺都到了花甲之年，開始體味“見一次少一次”的道理，於是便常常見面，聊天、吃茶、喝酒，倒也其樂融融。
1990年代初，巫寧坤與家人移居美國。1994年冬，巫寧坤到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客中寂寞，想念京中舊友，於是給汪曾祺寫了一封信，但未收到迴音。巫寧坤有些擔心，便又給南京一位文學界朋友寫信打聽消息，這位朋友回信說：“曾祺如今大紅大紫，哪有功夫為你浪費筆墨。”巫寧坤覺得汪曾祺不是如此絕情之人，於是寫信一探究竟，並索書畫以慰相思。汪曾祺很快回信，掛號寄來字畫各一，他在信中說：“前來信，因為把你的地址搞丟了（我這人書信、稿件向來亂塞），故未復，與‘大紅大紫’無關也。”巫寧坤閱後大笑。
1997年5月，巫寧坤接到一位老友來信，朋友在信中說：“過了70，什麼意外都可能發生，你的老同學汪曾祺已於5月16日逝世，我是看報才知道的，剪下給你一閱。”關山間隔，欲哭無淚，巫寧坤只好作文以寄哀思。
有友若此，一生足矣。
沈從文
晚年沈從文
沈從文是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國文學系教授，也在文學院中文系兼課，他沒有教過外文系的巫寧坤，兩人相識大概是因為汪曾祺的緣故。
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得意門生，深得老師真傳，對老師也非常崇拜，沈從文在聯大開設的各體文寫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三門課，汪曾祺全都選了。汪曾祺去看沈從文時，每次都帶著巫寧坤，這樣巫寧坤和沈從文慢慢也就熟悉了。
為了躲避日本人空襲，沈從文一家搬到昆明城外去住，只是上課時進城住幾天。沈從文人緣好，他在昆明文林街20號有一間宿舍，只要進城，這裡總是高朋滿座，都是朋友、同事和學生來借書、聊天的。沈從文有許多書，內容龐雜，種類繁多，除了自己看，也借給別人看。巫寧坤和汪曾祺每次去看沈從文，先生總是拿幾本書給他們讀，他們許多雜七雜八的知識，就是這麼學來的。
1951年巫寧坤回國時，沈從文已從北京大學調整到北京歷史博物館工作，巫寧坤惦念先生，一回來便到中老胡同32號探望老師和師母。沈從文妻子張兆和是有名的合肥四姐妹之一，這時巫寧坤才知道兩家原來有舊，他的姨媽就是張兆和的嬸嬸。有了這層關係，沈從文與巫寧坤愈發親近了，以後送書給巫寧坤，總是寫上“寧坤錶弟”。
改革開放後，巫寧坤調回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晚年沈從文也在海內外文學界重新“熱鬧”起來，師生之間經常書信往來，也常見面敘舊。1980年代初，巫寧坤孩子要去美國留學，恰好沈從文的西南聯大同事、美國斯坦福大學數學系主任鍾開萊來中國，沈從文借見面之機託他幫忙。估計是鍾開萊應承了此事，所以沈從文專門致信巫寧坤，告訴他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當時巫寧坤也常常到歐美等地進行文化交流，1983年4月，他在美國加州訪學時，著名政治學家、加州大學教授戴維·伊斯頓準備到北京講學。伊斯頓對沈從文非常崇拜，想在北京一見。巫寧坤與伊斯頓是朋友，於是寫信給沈從文，為兩人見面牽線搭橋：“現有友人伊斯頓教授應社科院政治所之邀請來京講學，……欲求一晤，特請我愛人李怡楷同志陪同前來，請在百忙之中抽暇接見為禱。”
沈從文與伊斯頓是否見面不得而知，但從這個小小的細節上，我們發現巫寧坤與沈從文先生一直交往，師生之間的友誼保持了一生。
趙蘿蕤
趙蘿蕤夫婦住在朗潤園一幢中式平房裡，客廳裡放著她的“斯坦威”鋼琴
趙蘿蕤這個名字如今知道的可能不多了，但大家對長篇小說《圍城》可能比較熟悉，《圍城》中塑造了一個可愛的女孩子唐曉芙，據說趙蘿蕤就是唐曉芙原型之一。
趙蘿蕤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兒，從小深受東西方文化薰陶，不僅能詩擅文，而且還彈一手好鋼琴。這樣家庭出身的孩子想不優秀都難，趙蘿蕤從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時剛剛20歲，父親說怎麼辦呢，還是繼續讀書吧，於是又考到隔壁的清華大學，在外國文學研究所讀了三年研究生。1935年，趙蘿蕤到燕京大學西語系當了助教；第二年，趙蘿蕤的未婚夫、新月詩人陳夢家也從燕京大學畢業，留在了中文系教書，也就是在這一年，這對金童玉女結為夫妻。
抗戰爆發後，陳夢家到西南聯大任教，後來又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講學，趙蘿蕤隨丈夫到芝大英語系攻讀博士學位。就在這個時期，她結識了同在芝大讀書的小學弟巫寧坤。當時趙蘿蕤與巫寧坤都師從克萊恩教授，接觸頗多，據巫寧坤回憶，趙蘿蕤在同學中資歷和學問最深，但她總是溫文爾雅，文質彬彬，沒有一點居高臨下的神氣和架子，對待同學們就像一位和藹的大姐姐。
趙蘿蕤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到燕京大學，這時北平已經和平解放，她在自己母校擔任了西語系教授。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教授紛紛回國，年輕的趙蘿蕤又兼任了系主任，當時西語系缺乏教師，趙蘿蕤便邀請巫寧坤回國任教。當時巫寧坤的博士論文還未完成，但在趙蘿蕤催促下，他於1951年8月匆匆趕到北京，趙蘿蕤親自到前門車站迎接。
趙蘿蕤將小師弟接到自己家裡，她與陳夢家住在燕大校園裡，家中陳設簡潔、雅緻，巫寧坤在文章中這樣描述：“夫婦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裡，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傢俱，都是陳先生親手蒐集的精品，客廳裡安放著蘿蕤的‘斯坦威’鋼琴。”
巫寧坤剛剛回國便在風景如畫的燕園教書，身邊又有趙蘿蕤這樣優雅的朋友，他的心中滿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