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一定知道鄔達克，可您知道理查德•鮑立克嗎？
您知道鄔達克嗎？
回答肯定是肯定的。
您知道理查德•鮑立克(Richard Paulick)嗎？
回答多半是否定的。
上圖均為鮑立克當年居住的故居，作者攝於本週
上海南京西路803號，老字號王家沙旁邊有一幢同孚大樓，德國人鮑立克1936年年底入住，一直住到1949年10月離開上海回國，鮑立克整整住了13年，而他在上海總共度過了16年的歲月。
乘著郵輪駛進上海
三十而立，鮑立克30歲的時候，正式開始流浪。
1933年6月，正是上海最炎熱的日子，一艘“紅色伯爵號”郵輪（Conte Rosso）緩緩駛進上海虹口港，乘客紛紛下船，其中就有德國人鮑立克和他的女友。
鮑立克在虹口港下船時拍攝的乞丐照片
抵達上海不久和友人在船上
鮑立克1923年在德國德累斯頓工程高等學院（Dresden Technical University）建築系學習，後來追隨德國現代建築先驅漢斯•珀爾齊格（Hans Poelzig）教授到了柏林工大（TU Berlin）。1927年，鮑立克在柏林工大土木工程系通過學位考試，畢業後被現代主義建築大師瓦爾特•格羅皮烏斯的私人事務所僱用，成為大師的助手。隨著德國納粹主義興起，格羅皮烏斯大師離開德國前往美國，鮑立克也在1929年年底到達柏林。1930年8月，鮑立克開設事務所，從事住宅設計，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人生。
鮑立克（右四）在格魯皮烏斯事務所和同事合影
鮑立克有兩大狂熱的愛好，一大愛好是建築設計，另外一個愛好就是政治，他參加了新成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1933年，該黨因主張“中間派馬克思主義”路線被當局宣佈為非法組織，納粹黨對鮑立克發出了暗殺威脅，鮑立克聞訊被迫選擇流亡。可是，到哪裡去呢？他想去法國，但這時他收到從小的玩伴羅爾夫•漢堡的邀請，請他前往上海。羅爾夫•漢堡嘉3年前應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建築師職位，隨後在上海就職，並開辦了一個室內設計事務所“The Modern Home”(時代公司)。上海提籃橋監獄兩幢關押外籍犯人的樓房就是他設計的，他還設計監獄的院子和監視塔。
鮑立克決定前往中國上海。
他鄉遇故知，鮑立克在上海和好友羅爾夫•漢堡嘉相逢，興奮異常。羅爾夫•漢堡嘉還邀請鮑立克到他的公司工作。
天有不測風雲，不料重逢就是分別，羅爾夫•漢堡嘉說要離開上海。原來，漢堡嘉的夫人魯特•維爾納是蘇聯間諜，傳奇間諜佐爾格是她的領導，佐爾格給她取了個“索尼婭”的假名。鮑立克到達上海不久，魯特•維爾納得到前往蘇聯受訓的指令，於是漢堡嘉只好陪同妻子一起離開上海。
索尼婭在霞飛路舊居前（今淮海中路）
鮑立克經營著著好友留給他的建築設計事務所，很快被提升為經理。他主持了沙遜老宅、孫科南京住宅的室內設計，但還是感到生活艱難，不僅僅是情感上孤獨，還有謀生不易的艱難。他寫給大師格羅皮烏斯的信，無奈地感嘆：自從我到了上海，主要從事教學和都市計劃，只建成了很少的東西。時代公司做的都是室內的玩意兒。我為鐵路系統設計的那些項目，都還待在抽屜裡，期待著從天而降的美國貸款。
1934年，鮑立克經營的時代公司被沙遜家族收購，遷到法租界福煦大街653號辦公（今延安中路）。鮑立克成為公司的主持建築師，他擔綱的最重要項目是沙遜大廈（即今日和平飯店）和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室內設計。他的才華初露，獲得了客戶的讚揚。
不久，鮑立克的學市政工程的弟弟也來到了上海，兄弟倆邀請了一個美國人成立了一家建築設計事務所。鮑立克的導師普茲希是畫家和舞臺設計大師，鮑立克受他的影響，十分熱衷於舞臺設計。1940年以前，他主要為德語劇社做舞臺設計，此後為猶太人的各種話劇演出提供舞臺設計，還為英國人的愛美劇社做過舞臺設計。
“在上海打拼幾年，然後看形勢離開上海。”鮑立克對朋友如此說。
在上海的生活有磨難更有歡樂
接下來的上海十年，鮑立克遭遇了三件大事，他為之痛苦，他為之欣喜，他為之感情波瀾起伏，激盪不已。
1938年，鮑立克的德國護照到期，他前往德領館更換護照。
德國領事官員拒絕給鮑立克簽發新護照。
“當時總共遭到8項指控，包括說我女友西婭是猶太人、事務所僱用了很多猶太人、為介紹猶太難民介紹工作，最重要的指責我是個布爾什維克。”鮑立克憤憤不平地說。
鮑立克進行辯解，但是，他的更新護照的要求還是遭到了嚴厲拒絕。
鮑立克從德國駐上海總領館走出來的時候，就失去了德國身份，成為一個無國籍者。
據人們追憶，鮑立克在靜安寺路803號他的同孚大樓公寓裡，收藏著大量馬克思主義讀物，左派人士高興地稱它為圖書館。
鮑立克為人熱情而活躍，經常在家中舉辦各種沙龍活動，共產黨員、共產國際成員、德籍猶太難民中的左翼人士等，都是他的座上賓。他們興致勃勃，高談闊論，留戀忘返。
美國左傾記者史沫特萊是鮑立克家中的常客，她和和波蘭共產黨人漢斯•希伯第一次見面就是在鮑立克的家中。1938年，在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推薦下，鮑立克參與創辦《中國之聲》期刊的工作，那時他與雜誌創辦人宋慶齡、德國人王安娜來往密切，他以彼德•溫斯洛的筆名在《中國之聲》雜誌經常發表文章。史沫特萊離開上海投奔延安前夕，鮑立克召集了不少老朋友，在家中為她開了熱烈的歡送會。
上圖均為史沫特萊
上海淪陷前後，鮑立克看見猶太人被限制在虹口不能外出活動，就很同情他們，於是就儘量僱用猶太人，鮑立克的事務所員工幾乎都猶太人，這樣他們就能拿著工作證走出“封鎖區”，來到位於靜安寺路803號（今南京西路）的鮑立克事務所了。
日本人的入侵，也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傷害，他和弟弟在百老匯大廈底層開設的售賣傢俱用品商店“THE STUDIO”，就是被日軍勒令關閉的。
第二件大事，1941年2月，鮑立克和在德國的妻子離婚，兩人分居已經8年了。鮑立克38歲，迎娶了年長的女友西婭為妻，西婭和建築師丈夫一起流亡上海，她與前夫生有3個孩子。
也是在1941年再婚那年，鮑立克無意間看中到一份雜誌《生活》，刊載了介紹格羅皮烏斯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推廣現代設計教育的文章，鮑立克頓時想起和他一起共事的日子，於是7月6日，他在上海用英語寫了一封信，寄往身處美國麻省劍橋的格羅皮烏斯。他在信中抱怨說：“雖然我們都穿著領帶、襯衫和長褲，上海仍然是沒有文化生活的地方。我們已完全切斷了與世界藝術領域的任何聯繫。”
他沒有收到格羅皮烏斯的回信。他以後在上海期間又寫了兩封信，但都沒有收到回信。這三封信目前都收藏在哈佛學院，都是格羅皮烏斯的家人捐贈的。
第三件大事，1943年，上海著名大學聖約翰大學建築系宣告成立，鮑立克被聘為唯一的一位都市計劃學教授，成為中國大學開設城市規劃專業第一人。
鮑立克很熱心上課，他很享受一週12小時對著學生侃侃而談的教授生活。據學生回憶，鮑立克主要講授歐洲工業化直至20世紀20年代的歐洲城市發展史，他為了上課有新的東西，還特地加入美國建築協會成為會員，訂閱美國最新的專業書籍資料。
鮑立克上課嚴肅認真，會反覆地講解一二個知識點，邊講邊用粉筆寫了滿滿的一黑板。他喜歡抽菸，上課時也抽菸，一進就出現這樣的情景：他一會兒拿煙，一會兒拿粉筆，有時候把粉筆當作香菸直接放進嘴裡，引起一陣善意的笑聲，他自己也跟著笑了。
鮑立克從1943年到1949年，在約大擔任了6年教授，這是他人生中快樂的一段時光。
“大上海都市計劃”有著鮑立克印記
時光流到了1945年秋天，鮑立克的生活有了新的亮色，他的人生隨之耀眼甚至輝煌起來。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新任市長吳國楨決定為上海制訂城市總體發展規劃。1945年10月17日，上海市工務局局長趙祖康主持了都市計劃技術座談會——標誌著編制都市計劃正式啟動。那次座談會，上海著名建築師、工程師陸謙受、吳之瀚、莊俊、施孔懷等，還有市政府工作人員，濟濟一堂，鮑立克以聖約翰大學建築系教授的身份也應邀前來。
1946年1月4日，在上海九江路103號市政府會議大廳，鮑立克應邀公開演講，題目是“大上海之改建”，與會者都聚精會神地注視著他，傾聽著他的演講。
“上海為中國經濟中心，亦為中國進步之樞紐，故如果不明瞭其特殊地位，及其與內地之關係，則上海都市之新計劃，實無從開始。”鮑立克面對官員和專家侃侃而談，“大上海之新計劃，不僅當以城市設計為根據，且應與國家之發展、及區劃之規劃相參照，總之泰西各國家之發展，在此方面之經驗，甚為豐富。若中國能以此為借鏡，免蹈其覆轍，則可受益之不淺。”
鮑立克熱情洋溢，從上海的人口規模、港口建設、城市幹道等視角，縱論他對上海城市未來發展的設想。他預言中國的人口今後將大量從鄉間移民至城市，上海人口在70年後將達到1300萬人左右，市域擴到6500多平方公里。
很多專家都深感震驚。
“上海人口到700萬？匪夷所思，絕對不可能！” 上海公用局局長黃伯樵說。
那次演講後，鮑立克收到市政府工務局陳姓官員的來信，他言辭激動地列出制訂大上海都市計劃應該關注的基本問題清單，鄭重其事地向鮑立克請教；不久，大同大學發來邀請，請鮑立克前往演講《都市計劃在中國之必要》題目；市政府公務局再度邀請鮑立克演講。
趙祖康局長
1946年3月，主持大上海都市計劃制訂的市政府工務局長趙祖康來找鮑立克，邀請他擔任《大上海都市計劃》編制專家，於是鮑立克成為大上海都市計劃委員會中唯一的外國人。
那段歲月，專家們每天下班後趕到工務局，討論編制大上海都市計劃；匆匆吃完一頓簡單的晚餐，大家繼續工作。僅僅3個月，《大上海區域計劃總圖(草案)》和《上海市土地使用及幹路系統計劃總圖初稿》全部完成。
專家們在繪製大上海都市計劃的藍圖
連續幾年，鮑立克和上海最優秀的建築師和工程師們，傾注主要精力，用智慧描繪著未來50年的大上海發展藍圖。
鮑立克研究專家、同濟大學教授侯麗說，“大上海都市計劃”的編制，基本上按照鮑立克的觀點深化完成的，“大上海都市計劃”打上了鮑立克的鮮明個人烙印。
1948年年初，鮑立克開始躁動不安了：中國國共兩黨的內戰急劇升級，時局動盪，上海物價一天上漲30%，形勢將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呢？
1948年夏天，鮑立克收到聖約翰大學發來的一封催促郵件，叫他務必準時領取薪水，以防晚領領不到，從而影響其生計。
他的鄰居甘少明(Eric Cumine)前往香港，他居住的同孚大樓設計者陸謙受也前往臺灣。
鮑立克忐忑不安，再也安靜不下來：我怎麼辦？
他想回國，已經離開祖國16年了，他和妻子西婭沒有孩子拖累，回去說走就走。
不料，父親來信，勸他不要輕易回去。
鮑立克改變計劃，準備前往美國。他辦好幫助過猶太人的“義人”證明，買了輛新車，考了駕照，打算到美國後直接開車。
他聯繫前往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教學。
讓他意外和痛苦的是，美國學校做背景調查時，懷疑他是布爾什維克，於是拒絕了他的申請。
鮑立克很生氣，在寫給父親和格羅皮烏斯大師的信中，大發牢騷，發洩不滿。
儘管如此，他仍然認真地編制《大上海都市計劃》。
5月27日，中共解放軍開進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政權易手，從工務局長升任上海代理市長的趙祖康完成了政權交接，並將正在編制的“大上海都市計劃”交給新任市長陳毅，陳毅同意《大上海都市計劃》繼續編制。
6月6日，在上海政權易手10天后，大上海都市計劃終於完成了三稿初期草案說明及總圖的編制。
鮑立克準備起程離開上海。1949年10月1日下午6點，鮑立克舉行酒會，和上海的朋友們話別。邀請發出去了，老朋友趙祖康來了，學生羅小未來了，其他聖約翰大學學生沒有一個人來。鮑立克感到有一種被上海被時代遺棄的嚴重失落感。
鮑立克終於和生活工作了16年的上海告別，來時30歲，是個年青人，離開時46歲，步入中年。飛機在空中飛翔，鮑立克隔著玻璃，鳥瞰中國大地，用相機不停地拍攝照片，他知道這是和上海永別，這是和中國永別！
鮑立克在香港停留一段時間，然後和夫人西婭飛往歐洲，飛往德國柏林。鮑立克回到德國不久，就和在上海結婚的妻子西婭離婚，另娶了一位在中國出生的德國女性。
幾十年後，鮑立克的孫女娜塔莎前來上海尋根。2017年夏天，同濟大學教授侯麗接待了她。
“祖父生活在柏林他自己設計的公寓裡，黑色衣櫃上有中國風格的手繪，書房裡蘭花盛開，很多書上有我不認識的中國字。每到秋天，祖父還給我做絲質的紅色風箏……”娜塔莎回憶道。
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距鮑立克編制大上海都市計劃過了40年
時光流逝，幾十年過去了，後人驚訝地發現，上海幾十年的發展，上海城市規模、人口增長、浦東開發和港口地位等，居然和鮑立克當年演講預測得有驚人的相似，居然和鮑立克主導的“大上海都市計劃”所預測的上海發展現狀有著驚人的吻合。歷史證明，鮑立克等人編制的“大上海都市計劃”對上海城市的發展，實際上起到了局部的影響。
“大上海都市計劃”一直躺在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檔案室，一直沉睡了60多年，2014年5月1日，同濟大學出版社將其出版，鮑立克再度被人熱烈追憶，此時鮑立克已經辭世30多年了。
外國建築設計師對上海產生影響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眾所周知的鄔達克，另外一位就是本文主人公鮑立克。
同濟大學教授侯麗歷時5年，查閱鮑立克留下的3000多份檔案，完成《鮑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國大都市的戰後規劃與重建》一書，這是國內首部研究鮑立克的專著。
離開上海70年，離開這個世界也已經也有幾十年的鮑立克，在上海再度被人記起追憶，讓人不得不感嘆，時光的流水會沖走沖淡許多曾經光芒照人的東西，但不會沖走沖淡真正有價值的創造和貢獻！
鮑立克逝世幾十年後上海舉辦的展覽一景
人物檔案：鮑立克
理查德•鮑立克(Richard Paulick)，1903年11月7日出生於德國東部易北河畔，父親是當地的社會民主黨領袖。
1933年，鮑立克來到上海。從事建築設計、室內設計和都市規劃等工作。1943年，鮑立克被知名的聖約翰大學聘為建築系教授。
鮑立克在1949年回到民主德國，主持了東德社會主義新城的規劃如柏林斯大林大道的城市設計。
鮑立克1979年在柏林去世，享年76歲。
延伸閱讀：回國後獲得多項榮譽
1949年鮑立克回到民主德國，在國家建築研究院先後擔任所長、院長，併為柏林重建規劃委員會工作。鮑立克在60歲生日時，被國家建築研究院授予榮譽博士稱號；他還曾獲得民主德國防衛獎章、國家金質獎章。
延伸閱讀：樑思成致鮑立克的感謝信
1956年，中國著名建築師樑思成率中國建築學會代表團訪問柏林，應邀前往鮑立克家作客。樑思成1956 年9 月20 日寫了一份給鮑立克的感謝卡：“在中國，哪一個建築師不知道柏林的斯大林大道！在上海，在北京，在中國多少個正在建設的城市裡，又有多少中國的建築師懷念他們的老朋友鮑立克。”
延伸閱讀：營救友人
“二戰”結束前，鮑立克的友人漢堡嘉被莫斯科指控為雙面間諜，被關押在古拉格勞改營。鮑立克回到德國，想方設法營救他，最終把他撈回了東德，這時漢堡嘉已經被監禁9年多了。
年輕鮑立克
鮑立克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