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點燃朝霞的人》：80年代山西文學的銀幕化代表

文：宿夜花

蘇里導演的電影中，尤以彩色音樂故事片《劉三姐》最廣為人知，善良勇敢、頗具抗爭精神的劉三姐成了幾代人心中的偶像。其實在50年代，蘇里導演的《平原游擊隊》、《紅孩子》、《我們村裡的年輕人》等片便引起了廣泛反響。這幾部電影不僅在藝術風格上各具特色，作為大眾藝術而言，它們又有著動人心絃的故事和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如劉三姐、李向陽等）。

80年代，蘇里導演仍有作品問世，這部《點燃朝霞的人》便是他新時期的代表作，也是80年代銀幕上的“山藥蛋派”代表。電影《點燃朝霞的人》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王東滿編劇，尹福文、趙鳳霞、宋戈、王潤身等主演。說起來，這部農村題材電影同那部著名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有一定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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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文學是影視藝術的重要依託， 以張藝謀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揚名國際自然也離不開紮實的文本基礎（張藝謀的電影很多改編自知名作家的小說，例如莫言、蘇童、劉恆、餘華等人的文學作品）。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之時，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作家有著深遠的影響力。山藥蛋派立足於現實主義方向，既能抓住普遍的民族心理，同時又富有山西鄉土特色。

山西籍作家馬烽亦是山藥蛋派的主要作家，他編劇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便是“山藥蛋派”銀幕化的成功代表。這部由蘇里導演，金迪、李亞林、樑音、劉增慶等主演的反映現實農村題材的故事片以其生活化的故事情節、濃郁的地方特色展現了山西美好的人文風光。

山西長治作家王東滿的作品則是受到“山藥蛋派”影響，是新時期山西文學的代表人物。獲趙樹理文學獎的中篇小說《點燃朝霞的人》被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成了電影，王東滿則親任編劇。

80年代的農村片中，上海電影製片廠趙煥章導演的《喜盈門》、《咱們的牛百歲》以故事的趣味性與情節的喜劇性取勝因而受到群眾歡迎，珠江電影製片廠胡炳榴的《鄉情》、《鄉音》則以整體的散文詩風格的自洽性為評論界喜愛。相較之下，長春電影製片廠的農村題材電影則注重情節本身的現實意義，無論是《不該發生的故事》、根據浩然小說改編的《花開花落》還是這部《點燃朝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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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新時期電影，《點燃朝霞的人》講述的是農村變革時期的故事，它著重反映了實行承包責任制後人們的心理變化。改革開放、承包責任制後，山西農村金牛灘人們的心理產生了微妙變化。電影中則集中刻畫了不同人物的心理變化（以萬金貴、萬全海為代表的試圖通過技術專長牟利，以欒金彪、何大鳳為代表的新生力量）以及改革期人們的觀念衝突。

萬金貴仗著自己的技術專長認為磚窯廠非包給他不可，於是強行壓低承包價，這招致了大夥（尤其是年輕人）的不滿。在這裡，萬金貴是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人物，性格中注重小私小利、行為做派上倚老賣老，這其中有社會性因素，他成長於傳統的鄉土秩序中身上脫離不了傳統做派。而在新的環境下，他缺乏良性引導，性格中的自私得以迅速滋生。在看待個人利益上他又是視財如命的，他會利用自己在傳統鄉土社會中的“德高望重”積累下的名譽去與年輕人競爭，在持保守觀念的鄉鄰中，他的威望難以取代。但萬金貴這類人終究在愈發完善的現代社會中難以立足。

而欒金彪則是年輕人的代表，他思想前衛、有衝勁、有膽識，待人平等、不戴有色眼鏡。這個人物其實是帶有一定理想化色彩的，他沒有安於留在省城賺錢，而是返鄉帶領眾人一同致富，這既需要高度的責任感，又需要異於常人的氣魄。他既代表著那類掌握現代社會生存技能的工作者又是那種具備高度擔當精神的現代楷模的理想投射。

最後，欒金彪用自己的努力與堅持、膽識與魄力不僅證明了支持者的眼光是正確的，更獲得了一些反對者的態度改善。他的一言一行改善了大家的固有偏見，而萬金貴則為自己的自私自利付出了代價。電影中兩類人物的刻畫不難看出創作者更希望社會上多些有熱情、有擔當的人，而與此同時也在呼喚人們摒棄狹隘的觀念、僵化的思想。

電影的時代性另一方面體現在恰如其分地反映當時的城鄉發展差異。在電影中，“太原”在人物的對話裡出現了很多次，雖然電影中的角色並沒有對省城趨之若鶩，但可以看出，片中人物尤其是年輕人心中，城市代表著先進的生活方式，他們潛意識中的嚮往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在隨後的若干年中，人們對現代文明的嚮往仍是不變的，各種形式的“北漂”、“南下”都是類似心理的寫照。

電影中的女性角色也有著強烈的新時代女性特徵。女主角何大鳳自不別多說，飾演何大鳳的趙鳳霞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的當紅演員之一，這種熱辣有主見的角色是她的拿手戲路。

她有著自己的判斷力，大膽地將磚窯廠承包給了年輕人欒金彪，在夫妻相處上她常常用她的理性與成熟指引著丈夫。同樣地，影片中的其他幾個女角色，無論是性格的內向與外向、強勢與弱勢，她們都敢於主動選擇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與喜歡的人、抗拒來自父輩的束縛，這類新時代女性角色是當時的電影中經常出現的一類代表性角色。

電影中的人物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不斷進步，不僅是對知識的汲取，他們的觀念也在不斷更新、思想也在進步，對待事業與愛情，他們都是以走在時代前沿之姿、全新的面貌去面對，用新時代的火焰點燃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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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對文學的影像化同時保留了語言的通俗性與趣味性。例如，萬全海在見萬金貴之時便對他說：“摳門摳到我嘴上來了啊！我可不喝這馬尿！”他對萬金貴女兒萬杏花說：“鳳凰車子，姑娘騎上人人愛！”這些臺詞不僅接地氣，更是輕描淡寫刻畫出了萬金貴的重視私利的心理和當時農村對美好物質生活的希冀。

同樣地，在表現鄉鄰對男主角不信任而說起風涼話時所用之語（“跟上行家賺大錢，跟上劣巴喝稀湯”，“劣巴”為北方方言，與“行家”相對）也十分生猛貼切。

而電影不同於小說的是可以不侷限於語言而盡情地通過視聽語言去呈現山西鄉村生活的風貌。愛多管閒事胡亂拉線的大嫂被甩進河裡、害怕倒插門的大爺與老親家鬥嘴、逼人太緊強迫男方按手印被踹倒自行車的萬杏花，這些有趣的情節都得到了細緻的展現。

電影在展現這些生活情節時既注重言談舉止的分寸感使之不顯得過於粗鄙、又不會過分求“雅”使之喪失生活化的趣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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