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日，汕頭大學文學院終身教授王富仁先生逝世。王富仁先生是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魯迅研究界的大家，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
有人說，王富仁先生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有骨氣、有激情、有血性、有魅力、有思想；在他那裡，我們可以看到有堅守、有力量、有韌性、有尊嚴、有深厚、有沉澱、有真情的 “偉力”在。
早在18年前，廣西師大出版社曾推出的《跨世紀學人文庫·學人文存》系列叢書中，就曾包括了王富仁先生的《王富仁自選集》。今天，我們選發這本書中的自序《我走過的路》，謹以這篇王富仁先生將近二十年前寫下的文章，來紀念他。
我走過的路（節選）
本文系《王富仁自選集》作者自序
我是在1978年考取了西北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之後正式開始學術研究的。當了研究生之後，“學術研究”成了自己的工作，不做也得做，不會做也得學著做，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個鍾從那時起一直撞到現在。假若用句文人好用的話來說，就是開始了我的“學術生涯”。
我們那代的研究生是很幸運的，國家正在提倡改革開放，時代是一種初春的氣候，越冬的大樹還沒有發芽，有遠大發展前程的新株還沒有長成，我們這些在嚴寒中被凍僵但僥倖沒凍死的種子露出的一點綠意，就成了人們容易看到的東西。
我在大學學的是俄文，對俄國文學多多少少有些瞭解，魯迅又是我當時的研究對象，於是就選了“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這個題目。心裡沒有多大的顧忌，寫的也就比此前的同類文章隨便些，很難說有什麼獨立見解，但這點“隨便”的態度與當時的改革開放精神無意之間便有了關係。
我對“學術研究”開始認真起來，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發表了我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的思想意義》一文之後。它對我的意義，是使我開始有了一點“自我意識”。
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說是上帝忘了播種、施肥和灌溉的一代人。講學問，我們不如我們的爺爺輩、叔叔輩，我們沒有他們那麼多、那麼深厚的學問根基；論思想，我們不如我們的弟弟輩和兒子輩，他們沒有我們這輩人的思想負累，一開始接受的就是新時期的思想教育。
我們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舞臺上還能不能扮演一個角色、起到一點作用呢？
在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中，無意之間使我發現，我們這一代人還是能夠做一點事情的，那就是從對中國人、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的表現上對中國文學作品做一點新的研究。
為什麼呢？因為在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裡，正是中國文化翻了鍋的時候。正像一池子清水，被人用棍子攪了幾攪，把積澱了幾千年的殘枝敗葉、汙泥濁水都攪和了起來。裡面的魚也無法生存了，紛紛浮上了水面，大的、小的、黑的、白的、肥的、瘦的、善的、惡的，統統漂了上來，這個池子裡都有些什麼魚，人們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不能不說，這對於我們，是一筆不小的財富。正像不慎掉到了井裡，反揀到了一個早已遺落在井底的金鐲子一樣。
從方法論的角度講來，我們的爺爺輩和叔叔輩重視的是這種主義和那種主義，我們重視的則是在各種主義背後的人。我們的弟弟輩和侄兒輩，則成了新的主義的輸入者和提倡者，他們的文化視野更寬廣了，但講的又是這種學說和那種學說，在這時，中國人大都找到了適於自已的文化面紗，不必赤裸裸上陣廝鬥了。對於中國人的認識和感受，他們反而不如我們這一代人來得直接和親切，至少暫時是如此。所以，從人的角度講文化，講文學，就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趨向。
這點“自我意識”對我後來學術研究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我是從魯迅研究開始我的學術研究的。魯迅同時有兩個側面：一個是作為思想家的側面，一個是作為文學家的側面。而我，是更為重視他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側面的。這使我與我的學術同行們走了一個不完全相同的學術道路。
與此同時，我在大學學的是俄文，對中國現代文學實在是一竅不通，直至現在，除了魯迅的作品，我讀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是很少的，讀的中國現代的理論著作就更少。
本書第一部分收的就是其中的四篇文章。《兩個平衡、三類心態，構成了中國近現代文化不斷運演的動態過程》寫於80年代後期，我企圖解決的是如何觀察和了解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脈絡問題。近現代的中國，在世界的範圍中一直處於嚴重的失衡狀態，它迫使部分中國知識分子起而克服它，改造中國文化，但這種改造總是從一個方面、一個部分開始的，這就造成了中國文化內部的不平衡，而另一些知識分子則企圖在現有的基礎上恢復中國文化內部的平衡，但這種努辦卻維持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外部關係中的不平衡狀態。我認為，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都是在這種周而復始的運動中進行的，從而也產生了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的三種不同的文化心態：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態、傳統文化心態、中西融合的文化心態。
緊接這篇寫的是《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逆向性特徵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逆向性特徵》，這篇實際上分析的是在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態下造成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發展的特徵。因為我認為，推動著中國近現代文化和現當代文學發展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慕外崇新傾向的知識分子，他們首先從羨慕外國、崇拜外國開始，但自己是在中國文化的教養之下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們往往首先接受的只是一種理論，一種教條，直到這種理論和教條在中國變得並不新鮮，並不“先進”，它才真正結出了文化的果實，而在這時，慕外崇新的知識分子可能早已拋棄了這種理論和教條，去提倡更新、更先進的東西去了。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中國知識分子在慕外崇新的文化心態下爭取來的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帶來的必將是傳統文化心態的重新氾濫。因為我們在有了一陣子發展之後又不那麼自卑了，我們中國人又有了驕傲的資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什麼必要老是吹捧人家而貶低自己呢？
用傳統的對抗外國的，用古代的修正現代的，就成了一個無法遏止的文化潮流。這裡不是一個正確不正確的問題，而是哪種文化心態的知識分子能夠找到表現自己的機會的問題。但傳統文化就能拯救中國嗎？也不能！它未能拯救古代的中國，怎能拯救現代的中國呢？真正能夠拯救現代中國的只是現代中國人在各個方向上的實際努力，學術文化只是這諸種努力中的一種，它起的是為不同的追求開闢思想道路或尋找社會空間的作用。
我在《影響21世紀中國文化的幾個現實因素》一文中曾經提出，中國21世紀的文化是走向獨立的文化，我們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要走向獨立。所謂走向獨立，就是不能停留在用人家為自己建立的標準衡量我們為自己做的事情。我們學習別人，是為了發展自己，不是為了更像別人。
到下世紀，我將做些什麼呢？我心裡還沒有一個譜。但有一點則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將艱難地支撐住自己。
1998年3月10日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王富仁自選集》
王富仁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9年出版
《跨世紀學人文庫·學人文存：王富仁自選集》講述了，八十年代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學術中興；一批在人文社科領域崛起的青年學者大膽反思，激情探索，把學術探討與關懷現實合二為一。他們思考深邃，立論精嚴，良有創穫，既不囿於前人習見，更不因循舊步，善於曲徑通幽，或直叩本心。視野極為開闊，持論則相當平正。各人起點有異，專攻不同，師承與人生道路更是千差萬別，所展現的學術風貌自然各不相同，但均能代表各自領域的當下水準，體現一代學人的精神風範和學者情懷。各人所自選論文，既是其研究的代表成果，同時又兼顧學術歷程的演進。朝花朝拾，拈花自多良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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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 師太君 巫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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