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好說的”——沈從文

文學 沈從文 武漢大學 小說 中原眼望 2017-03-25

“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好說的”——沈從文

小學都沒畢業的沈從文,其文學作品多為鄉土風格,加之出身卑微,知識底蘊有限,多不受當時的文人所待見。在西南聯大,劉文典便很瞧不起沈從文,當聽說聯大當局要提升沈從文為教授時,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朱自清該拿4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4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在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大家都舉手同意,惟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了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在西南聯大教書期間,日本人的飛機經常來轟炸昆明。一有空襲警報,大家都紛紛往郊外的山林裡跑。有一次跑警報,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大聲說:“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為學生講《莊子》;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保存文化火種;可是你這個該死的,你幹嗎跑啊?”沈從文無奈,只能對之置之不理。

作為民國大才子的錢鍾書,可謂是譏諷界的行家,他的文字裡常顯露出對沈從文的不待見。他在《習題》一文寫道:我實在是個鄉下人。才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巴佬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有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頑固,愛土地,也不缺少機警,卻不懂詭詐。他對一切事照例十分認真,似乎太認真了,這認真處某一時就不免成為“傻頭傻腦”……

臨近解放之際,郭沫若又將沈從文定性為“桃色的”、“反動的”作家,誠然,在當時的環境下,沈從文的作品是落後的、不思進取的,他的文章不問政治,只講文學本身,甚至直截了當的指出:“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說方面他應該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

“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好說的”——沈從文

沈從文出身於鄉下,十四歲去當兵,二十一歲揣著《史記》去北漂,開始文學創作,期間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他在“選集題記”裡說:“克服困難不僅需要韌性和勇氣,不好辦的還是應付生活。我儘管熟悉司馬遷、杜甫、曹雪芹的生平,並且還明白十九世紀舊俄幾個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後來他們作品對於本國和世界作出的偉大長久貢獻,用一種“見賢思齊”心情來勉勵自己,應付面前現實的挫折困難;可是人究竟是生物之一,每天總得有點什麼消化消化,體力才可望支持得下去。當時這件事就毫無辦法,有一頓無一頓是常事。……”所幸他當時受到了郁達夫的賞識和鼓勵,堅持了下去。後來因發表了一些優秀的小說,又得到胡適的賞識並被聘為上海中國公學的講師。初站上講臺的他鬧了不少笑話,呆呆地站了十分鐘而說不出話,於是在黑板上寫“我第一次上課,見你們人多,怕了”,最後,準備了一個多小時的課用了十幾分鍾便匆匆講完。後來,在胡適的推薦下他又去了武漢大學,在武大的他並不受尊敬,助教的職稱,拿著助教的薪水。在武大一年便失意離開,隨後又分別在青島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教書。在文字上,沈從文運用自如,可在講臺上,便全然不自在,因此沈從文在教書期間最大的成就是文學事業達到了頂峰。

“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好說的”——沈從文

比起建國後沈從文的遭遇,建國前遭受的譏諷也就不算什麼了。出於郭沫若以及當時文學界的普遍認知,沈從文越發感覺自己跟不上時代了,內心的堅守和時代要求的矛盾,使他瀕臨崩潰。1949年,他兩度自殺,所幸及時被發現。他發出呻吟:“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給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說的全無人明白。沒有一個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並不瘋。”一個天才小說家,在此後的三十年裡,再也不敢寫小說了。

1949年8月,他被調入歷史博物館,在給妻子的信中說:“我愛這個國家,要努力把工作和歷史發展好好結合起來。”於是,在不寫小說的那三十年,他著手進行中國古代文物史的研究。三十年研究的結果,他出版了煌煌鉅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成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領域的權威。因此,沈先生不光有小說家的頭銜,也有了歷史文物研究專家的頭銜。正如他自己所寫:“我生命中雖還充滿了一種童心幻念,在某些方面,還近於嬰兒情緒狀態,事實上人卻快八十歲了。近三十年我的寫作生命,等於一張白紙,什麼也沒留下。事實上卻並不白白過去。”

沈從文最大的委屈莫過於在文革期間,據林斤瀾回憶:“大約去世三年前,一位美國女記者問起沈從文先生‘文革’時的情形。沈從文先生說:‘我在文革裡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乾淨了。’女記者很感動,就走過去擁著他的肩膀說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著女記者的胳膊,嚎啕大哭起來,很久很久。”“哭得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什麼話都不說,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沈從文晚年很愛哭,孫女沈紅在學校因成績好守紀律而受厭學頑童欺負,他落淚;一九七七年,穆旦去世,他老淚縱橫;一九八二年回鄉聽儺堂戲,他流淚,生病後在家裡,偶然聽到“儺堂”兩個字,本來很平靜的他,順著眼角無聲地落淚;聽到哀婉的二胡曲,他哭;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夏鼐突發腦溢血去世,他大哭一場……沈從文去世那一年,他的弟子林斤瀾和汪曾祺常去看望他。據說他木然。有時看電視一看就是半天,然後,忽然冷不丁冒出一句話:“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好說的!”

這個世界想對他說點什麼

沈從文曾兩次入圍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名單,據說,198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本已確定要頒給他,但是那年他去世了,而諾貝爾獎只頒給在世的人。所以,沈從文被稱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中國人。

“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好說的”——沈從文

沈從文去世之後,在2002年,沈從文全集出版。42卷,一千多萬字的篇幅,其中有四百多萬字是他生前未發表的物質文化史研究和卷帙浩瀚的書信,那裡面無疑是更加全面真實的沈從文。

這個具有獨特的文學視角、醉心於鄉土文學的沈從文,似乎從不願跟著時代的腳步去進步,不接受新思想,專注於自己的文學本身。如今,沈從文的文化意義是否被重新評估,不得而知,他的文學將綿延多久,也只能交給未來去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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