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與汪曾祺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佔領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來的中學讀書，在家閒居了兩年。除了一些舊課本和從祖父的書架上翻出來的《嶺表錄異》之類的雜書，身邊的“新文學”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小說選》。兩年中，我反反覆覆地看著的，就是這兩本書。所以反覆地看，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別的好書看，一方面也因為這兩本書和我的氣質比較接近。我覺得這兩本書某些地方很相似。這兩本書甚至形成了我對文學，對小說的概念。
我的父親見我反覆地看這兩本書，就也拿去看。他是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的。看了這兩本書，問我：“這也是小說嗎？”我看過林琴南翻譯的《說部叢刊》，看過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也看過巴金、郁達夫的小說，看了《獵人日記》和沈先生的小說，發現：哦，原來小說是可以這樣的，是寫這樣一些人和事，是可以這樣寫的。
我在中學時並未有志於文學。在昆明參加大學聯合招生，在報名書上填寫“志願”時，提筆寫下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和讀了《沈從文小說選》有關係的。當時許多學生報考西南聯大都是慕名而來。這裡有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學後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本系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我是都選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過沈先生的課。
“各體文習作”這門課的名稱有點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實的，教學生習作各體文章。有時也出題目。我記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過“我們小庭院有什麼”這樣的題目，要求學生寫景物兼及人事。有幾位老同學用這題目寫出了很清麗的散文，在報刊上發表了，我都讀過。據沈先生自己回憶，他曾給我的下幾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要求他們寫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那一班出過什麼題目，我倒都忘了。為什麼出這樣一些題目呢？沈先生說：先得學會做部件，然後才談得上組裝。大部分時候，是不出題目的，由學生自由選擇，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課每週一次。學生在下面把車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週，沈先生就就這些作業來講課。說實在話，沈先生真不大會講課。看了《八駿圖》，那位教創作的達士先生好像對上課很在行，學期開始之前，就已經定好了十二次演講的內容，你會以為沈先生也是這樣。事實上全不是那回事。他不像聞先生那樣：長髯垂胸，雙目炯炯，富於表情，語言的節奏性很強，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樣：講解很系統，要求很嚴格，上課帶著卡片，語言樸素無華，然而紮紮實實。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因為就學生的文章來談問題，也很難有系統，大都是隨意而談，聲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變，——他能聽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學說得很像，可是自己講話仍然是一口鳳凰話；也因為他的講話內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個思想很流動跳躍的人，常常是才說東，忽而又說西。甚至他寫文章時也是這樣，有時真會離題萬里，不知說到哪裡去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管不住手裡的筆”。他的許多小說，結構很均勻縝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筆的結果。他的思想的跳動，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文體上的靈活，對講課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個長於邏輯思維的人，他從來不講什麼理論。他講的都是自己從刻苦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之談，沒有一句從書本上抄來的話。——很多教授只會抄書。這些經驗之談，如果理解了，是會終身受益的。遺憾的是，很不好理解。比如，他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種深淺不同的理解。這句話是有很豐富的內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對所寫的人物不能用俯視或旁觀的態度。作者要和人物很親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得很緊，和人物一同哀樂，一同感覺周圍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歡用“感覺”這個詞，他老是要學生訓練自己的感覺）。什麼時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離得遠了，你就只好寫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話。一切從屬於人物。寫景、敘事都不能和人物遊離。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得用人物的眼睛來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來聽，人物的鼻子來聞嗅。《丈夫》裡所寫的河上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貴生》裡描寫的秋天，是貴生感到的秋天。寫景和敘事的語言和人物的語言（對話）要相協調。這樣，才能使通篇小說都滲透了人物，使讀者在字裡行間都感覺到人物，——同時也就感覺到作者的風格。風格，是作者對人物的感受。離開了人物，風格就不存在。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處較久，讀了他許多作品之後，才能理解得到的。單是一句“要貼到人物來寫”，誰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又如，他曾經批評過我的一篇小說，說：“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讓一個第三者來聽，他會說：“這是什麼意思？”我是明白的。我這篇小說用了大量的對話，我儘量想把對話寫得深一點，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事實上，沒有人會這樣的說話，就是兩個詩人，也不會這樣的交談。沈先生這句話等於說：這是不真實的。沈先生自己小說裡的對話，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話，但是一樣還是使人感到人物，覺得美。從此，我就儘量把對話寫得樸素一點，真切一點。
沈先生是那種“用手來思索”的人（巴甫連科說作家是用手來思索的）。他用筆寫下的東西比用口講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學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講話，而是他在學生的文章後面所寫的評語。沈先生對學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評語卻寫得很長，有時會比本文還長。這些評語有的是就那篇習作來談的，也有的是由此說開去，談到創作上某個問題。這實在是一些文學隨筆。往往有獨到的見解，文筆也很講究。老一輩作家大都是“執筆則為文”，不論寫什麼，哪怕是寫一個便條，都是當一個“作品”來寫的。——這樣才能隨時鍛鍊文筆。沈先生歷年寫下的這種評語，為數是很不少的，可惜沒有一篇留下來。否則，對今天的文學青年會是很有用處的。
除了評語，沈先生還就學生這篇習作，挑一些與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別人的，——中國的外國的，帶來給學生看。因此，他來上課時都抱了一大堆書。我記得我有一次寫了一篇描寫一家小店鋪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樣人的活動，完全沒有故事的小說，他就介紹我看他自己寫的《腐爛》（這篇東西我過去未看過）。看看自己的習作，再看看別人的作品，比較吸收，收效很好。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說總集叫做《沈從文小說習作選》，說這都是為了給上創作課的學生示範，有意地試驗各種方法而寫的，這是實情，並非故示謙虛。
沈先生這種教寫作的方法，到現在我還認為是一種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倒希望現在的大學中文系教創作的老師也來試試這種方法。可惜願意這樣教的人不多；能夠這樣教的，也很少。
“創作實習”上課和“各體文習作”也差不多，只是有時較有系統地講講作家論。“小說史”使我讀了不少中國古代小說。那時小說史資料不易得，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筆小行書抄錄在昆明所產的竹紙上，分給學生去看。這種竹紙高可一尺，長約半丈，折起來像一個經卷。這些資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輯錄的罕見的資料，輾轉流傳，全都散失了。
沈先生是我見到的一個少有的勤奮的人。他對閒散是幾乎不能容忍的。聯大有些學生，穿著很“摩登”的西服，頭上塗了厚厚的髮蠟，走路模仿克拉克·蓋博（克拉克·蓋博是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美國電影明星），一天喝咖啡、參加舞會，無所事事。沈先生管這種學生叫“火奴魯魯”（火奴魯魯即檀香山。至於沈先生為什麼把這樣的學生叫做“火奴魯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哎，這是個火奴魯魯！”他最反對打撲克，以為把生命這樣的浪費掉，實在不可思議。他曾和幾個作家在井岡山住了一些時候，對他們成天打撲克很不滿意，“一天打撲克，——在井岡山這種地方！哎！”除了陪客人談天，我看到沈先生，都是坐在桌子前面，寫。他這輩子寫了多少字呀。有一次，我和他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排一排的書架前面，他說：“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的書，我真是什麼也不想寫了。”這句話與其說是悲哀的感慨，不如說是對自己的鞭策。
他的文筆很流暢，有一個時期且被稱為多產作家，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十年中他出了四十個集子，你會以為他寫起來很輕易。事實不是那樣。除了《從文自傳》是一揮而就，寫成之後，連看一遍也沒有，就交出去付印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寫得很艱苦。他的《邊城》不過六七萬字，寫了半年。據他自己告訴我，那時住在北京的達子營，巴金住在他家。他那時還有個“客廳”。巴金在客廳裡寫，沈先生在院子裡寫。半年之間，巴金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卻只寫了一個《邊城》。我曾經看過沈先生的原稿（大概是《長河》），他不用稿紙，寫在一個硬麵的練習本上，把橫格豎過來寫。他不用自來水筆，用蘸水鋼筆（他執鋼筆的手勢有點像執毛筆，執毛筆的手勢卻又有點像拿鋼筆）。這原稿真是“一塌糊塗”，勾來劃去，改了又改。他真幹過這樣的事：把原稿一條一條地剪開，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他說他自己的作品是“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出來的”，這不是誇張的話。他早年常流鼻血。大概是因為血小板少，血液不易凝固，流起來很難止住。有時夜裡寫作，鼻血流了一大攤，鄰居發現他伏在血裡，以為他已經完了。我就親見過他的沁著血的手稿。
因為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來轟炸，很多教授都“疏散”到了鄉下。沈先生也把家搬到了呈貢附近的桃源新村。他每個星期到城裡來住幾天，住在文林街教員宿舍樓上把角臨街的一間屋子裡，房屋很簡陋。昆明的房子，大都不蓋望板，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從瓦縫中可見星光、月光。下雨時，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頂一頂，移密就疏，辦法倒也簡便。沈先生一進城，他這間屋子裡就不斷有客人。來客是各色各樣的，有校外的，也有校內的教授和學生。學生也不限於中文系的，文、法、理、工學院的都有。不論是哪個系的學生都對文學有興趣，都看文學書，有很多理工科同學能寫很漂亮的文章，這大概可算是西南聯大的一種學風。這種學風，我以為今天應該大力的提倡。沈先生只要進城，我是一定去的。去還書，借書。沈先生的知識面很廣，他每天都看書。現在也還是這樣。去年，他七十八歲了，我上他家去，沈師母還說：“他一天到晚看書，——還都記得！”他看的書真是五花八門，他叫這是“雜知識”。他的藏書也真是兼收幷蓄。文學書、哲學書、道教史、馬林諾斯基的人類學、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觀賞植物……大概除了《相對論》，在他的書架上都能找到。我每次去，就隨便挑幾本，看一個星期（我在西南聯大幾年，所得到的一點“學問”，大部分是從沈先生的書裡取來的）。他的書除了自己看，買了來，就是準備借人的。聯大很多學生手裡都有一兩本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的書。沈先生看過的書大都做了批註。看一本陶瓷史，鋪天蓋地，全都批滿了，又還粘了許多紙條，密密地寫著字。這些批註比正文的字數還要多。很多書上，做了題記。題記有時與本書無關，或記往事，或抒感慨。有些題記有著只有本人知道的“本事”，別人不懂。比如，有一本書後寫著：“雨季已過，無虹可看矣。”有一本後面題著：“某月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前一條我可以約略知道，後一條則不知所謂了。為什麼這個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十分難過呢？我對這些題記很感興趣，覺得很有意思，而且自成一種文體，所以到現在還記得。他的藏書幾經散失。去年我去看他，書架上的書大都是近年買的，我所熟識的，似只有一函《少室山房全集》了。沈先生對美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對美的東西有著一種熾熱的、生理的、近乎是肉慾的感情。美使他驚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他蒐羅過各種美術品。在北京，他好幾年蒐羅瓷器。待客的茶杯經常變換，也許是一套康熙青花，也許是鷓鴣斑的淺盞，也許是日本的九穀瓷。吃飯的時候，客人會放下筷子，欣賞起他的雍正粉彩大盤，把盤裡的韭黃炒雞蛋都擱涼了。在昆明，他不知怎麼發現了一種竹胎的緬漆的圓盒，黑紅兩色的居多，間或有描金的，盒蓋周圍有極繁複的花紋，大概是用竹筆刮繪出來的，有云龍花草，偶爾也有畫了一圈趺坐著的小人的。這東西原是奩具，不知是什麼年代的，帶有漢代漆器的風格而又有點少數民族的色彩。他每回進城，除了置買雜物，就是到處尋找這東西（很便宜的，一隻圓盒比一個粗竹籃貴不了多少）。他大概前後蒐集了有幾百，而且鑑賞越來越精，到後來，稍一般的，就不要了。我常常隨著他滿城亂跑，去衰貨攤上覓寶。有一次買到一個直徑一尺二的大漆盒，他愛不釋手，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的封面！”有一陣又不知從哪裡找到大批苗族的挑花。白色的土布，用色線（藍線或黑線）挑出精緻而天真的圖案。有客人來，就攤在一張琴案上，大家圍著看，一人手裡捧著一杯茶，不斷髮出驚歎的聲音。抗戰後，回到北京，他又買了很多舊繡貨：扇子套、眼鏡套、檳榔荷包、枕頭頂，乃至帳簷、飄帶……（最初也很便宜，後來就十分昂貴了）後來又搞絲綢，搞服裝。他蒐羅工藝品，是最不功利，最不自私的。他花了大量的錢買這些東西，不是以為奇貨可居，也不是為了裝點風雅，他是為了使別人也能分嚐到美的享受，真是“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的許多藏品都不聲不響地捐獻給國家了。北京大學博物館初成立的時候，玻璃櫃裡的不少展品就是從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昆明的熟人的案上幾乎都有一個兩個沈從文送的緬漆圓盒，用來裝芙蓉糕、薩其馬或郵票、印泥之類雜物。他的那些名貴的瓷器，我近二年去看，已經所剩無幾了，就像那些扉頁上寫著“上官碧”名字的書一樣，都到了別人的手裡。沈從文欣賞的美，也可以換一個字，是“人”。他不把這些工藝品只看成是“物”，他總是把它和人聯繫在一起的。他總是透過“物”看到“人”。對美的驚奇，也是對人的讚歎。這是人的勞績，人的智慧，人的無窮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彌滿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呀！他在稱讚一個美的作品時所用的語言是充滿感情的，也頗特別，比如：“那樣準確，準確得可怕！”他常常對著一幅織錦緞或者一個“七色暈”的繡片驚呼：“真是了不得！”“真不可想象！”他到了杭州，才知道故宮龍袍上的金線，是瞎子在一個極薄的金箔上憑手的感覺割出來的，“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他和我到故宮去看瓷器，有幾個蓮子盅造型極美，我還在流連賞玩，他在我耳邊輕輕地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一個文物專家，國內國外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似乎尚無先例。對我說起來，倒並不認為不可理解。這在沈先生，與其說是改弦更張，不如說是輕車熟路。這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是五十歲改行，總是件冒險的事。我以為沈先生思想缺乏條理，又沒有受過“科學方法”的訓練，他對文物只是一個熱情的欣賞者，不長於冷靜的分析，現在正式“下海”，以此作為專業，究竟能搞出多大成就，最初我是持懷疑態度的。直到前二年，我聽他談了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看到他編纂的《中國服裝史資料》的極小一部分圖片，我才覺得，他鑽了二十年，真把中國的文物鑽通了。他不但鑽得很深，而且，用他自己的說法：解決了一個問題，其他問題也就“頃刻”解決了。服裝史是個拓荒工作。他說現在還是試驗，成不成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填補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空白，對歷史、戲劇等方面將發生很大作用，一個人一輩子做出這樣一件事，也值了！《服裝史》終於將要出版了，這對於沈先生的熟人，都是很大的安慰。因為治服裝史，他又搞了許多副產品。他搞了扇子的發展，馬戲的發展（沈從文這個名字和“馬戲”聯在一起，真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他從人物服裝，斷定號稱故宮藏畫最早的一幅展子虔《遊春圖》不是隋代的而是晚唐的東西。他現在在手的研究專題就有四十個。其中有一些已經完成了（如陶瓷史），有一些正在做。他在去年寫的一篇散文《憶翔鶴》的最後說“一息尚存，即有責任待盡”，不是一句空話。沈先生是一個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時不我與”之感，所以他現在工作加倍地勤奮。沈師母說他常常一坐下來就是十幾個小時。沈先生是從來沒有休息的。他的休息只是寫寫字。是一股什麼力量催著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這樣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地工作著的呢？我以為：是熾熱而深沉的愛國主義。
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了文物專家，對國家來說，孰得孰失，且容歷史去做結論吧。許多人對他放下創作的筆感到惋惜，希望他還能繼續寫文學作品。我對此事已不抱希望了。人老了，駕馭文字的能力就會衰退。他自己也說他越來越“管不住手裡的筆”了。但是看了《憶翔鶴》，改變了我的看法。這篇文章還是寫得那樣流轉自如，毫不枯澀，舊日文風猶在，而且更加爐火純青了。他的詩情沒有枯竭，他對人事的感受還是那樣精細銳敏，他的抒情才分因為世界觀的成熟變得更明淨了。那麼，沈老師，在您的身體條件許可下，興之所至，您也還是寫一點吧。
朱光潛先生在一篇談沈從文的短文中，說沈先生交遊很廣，但朱先生知道，他是一個寂寞的人。吳祖光有一次跟我說：“你們老師不但文章寫得好，為人也是那樣好。”他們的話都是對的。
沈先生的客人很多，但都是君子之交，言不及利。他總是用一種含蓄的熱情對人，用一種欣賞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對前輩、朋友、學生、家人、保姆，都是這樣。
他是把生活裡的人都當成一個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津津樂道的熟人的一些細節，都是小說化了的細節。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們在沈先生的客座（有時是一張破椅子，一個小板凳）上也就不大好意思談出過於庸俗無聊的話，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閒談一陣，喝一盞清茶，抽幾枝煙，借幾本書和他所需要的資料（沈先生對來藉資料的，都是有求必應），就走了。
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筆來了。
沈先生對曾經幫助過他的前輩是念念不忘的，如林宰平先生、楊今甫（振聲）先生、徐志摩。
林老先生我未見過，只在沈先生處見過他所寫的字。
"沈從文與汪曾祺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佔領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來的中學讀書，在家閒居了兩年。除了一些舊課本和從祖父的書架上翻出來的《嶺表錄異》之類的雜書，身邊的“新文學”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小說選》。兩年中，我反反覆覆地看著的，就是這兩本書。所以反覆地看，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別的好書看，一方面也因為這兩本書和我的氣質比較接近。我覺得這兩本書某些地方很相似。這兩本書甚至形成了我對文學，對小說的概念。
我的父親見我反覆地看這兩本書，就也拿去看。他是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的。看了這兩本書，問我：“這也是小說嗎？”我看過林琴南翻譯的《說部叢刊》，看過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也看過巴金、郁達夫的小說，看了《獵人日記》和沈先生的小說，發現：哦，原來小說是可以這樣的，是寫這樣一些人和事，是可以這樣寫的。
我在中學時並未有志於文學。在昆明參加大學聯合招生，在報名書上填寫“志願”時，提筆寫下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和讀了《沈從文小說選》有關係的。當時許多學生報考西南聯大都是慕名而來。這裡有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學後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本系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我是都選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過沈先生的課。
“各體文習作”這門課的名稱有點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實的，教學生習作各體文章。有時也出題目。我記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過“我們小庭院有什麼”這樣的題目，要求學生寫景物兼及人事。有幾位老同學用這題目寫出了很清麗的散文，在報刊上發表了，我都讀過。據沈先生自己回憶，他曾給我的下幾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要求他們寫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那一班出過什麼題目，我倒都忘了。為什麼出這樣一些題目呢？沈先生說：先得學會做部件，然後才談得上組裝。大部分時候，是不出題目的，由學生自由選擇，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課每週一次。學生在下面把車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週，沈先生就就這些作業來講課。說實在話，沈先生真不大會講課。看了《八駿圖》，那位教創作的達士先生好像對上課很在行，學期開始之前，就已經定好了十二次演講的內容，你會以為沈先生也是這樣。事實上全不是那回事。他不像聞先生那樣：長髯垂胸，雙目炯炯，富於表情，語言的節奏性很強，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樣：講解很系統，要求很嚴格，上課帶著卡片，語言樸素無華，然而紮紮實實。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因為就學生的文章來談問題，也很難有系統，大都是隨意而談，聲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變，——他能聽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學說得很像，可是自己講話仍然是一口鳳凰話；也因為他的講話內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個思想很流動跳躍的人，常常是才說東，忽而又說西。甚至他寫文章時也是這樣，有時真會離題萬里，不知說到哪裡去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管不住手裡的筆”。他的許多小說，結構很均勻縝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筆的結果。他的思想的跳動，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文體上的靈活，對講課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個長於邏輯思維的人，他從來不講什麼理論。他講的都是自己從刻苦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之談，沒有一句從書本上抄來的話。——很多教授只會抄書。這些經驗之談，如果理解了，是會終身受益的。遺憾的是，很不好理解。比如，他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種深淺不同的理解。這句話是有很豐富的內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對所寫的人物不能用俯視或旁觀的態度。作者要和人物很親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得很緊，和人物一同哀樂，一同感覺周圍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歡用“感覺”這個詞，他老是要學生訓練自己的感覺）。什麼時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離得遠了，你就只好寫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話。一切從屬於人物。寫景、敘事都不能和人物遊離。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得用人物的眼睛來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來聽，人物的鼻子來聞嗅。《丈夫》裡所寫的河上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貴生》裡描寫的秋天，是貴生感到的秋天。寫景和敘事的語言和人物的語言（對話）要相協調。這樣，才能使通篇小說都滲透了人物，使讀者在字裡行間都感覺到人物，——同時也就感覺到作者的風格。風格，是作者對人物的感受。離開了人物，風格就不存在。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處較久，讀了他許多作品之後，才能理解得到的。單是一句“要貼到人物來寫”，誰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又如，他曾經批評過我的一篇小說，說：“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讓一個第三者來聽，他會說：“這是什麼意思？”我是明白的。我這篇小說用了大量的對話，我儘量想把對話寫得深一點，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事實上，沒有人會這樣的說話，就是兩個詩人，也不會這樣的交談。沈先生這句話等於說：這是不真實的。沈先生自己小說裡的對話，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話，但是一樣還是使人感到人物，覺得美。從此，我就儘量把對話寫得樸素一點，真切一點。
沈先生是那種“用手來思索”的人（巴甫連科說作家是用手來思索的）。他用筆寫下的東西比用口講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學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講話，而是他在學生的文章後面所寫的評語。沈先生對學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評語卻寫得很長，有時會比本文還長。這些評語有的是就那篇習作來談的，也有的是由此說開去，談到創作上某個問題。這實在是一些文學隨筆。往往有獨到的見解，文筆也很講究。老一輩作家大都是“執筆則為文”，不論寫什麼，哪怕是寫一個便條，都是當一個“作品”來寫的。——這樣才能隨時鍛鍊文筆。沈先生歷年寫下的這種評語，為數是很不少的，可惜沒有一篇留下來。否則，對今天的文學青年會是很有用處的。
除了評語，沈先生還就學生這篇習作，挑一些與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別人的，——中國的外國的，帶來給學生看。因此，他來上課時都抱了一大堆書。我記得我有一次寫了一篇描寫一家小店鋪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樣人的活動，完全沒有故事的小說，他就介紹我看他自己寫的《腐爛》（這篇東西我過去未看過）。看看自己的習作，再看看別人的作品，比較吸收，收效很好。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說總集叫做《沈從文小說習作選》，說這都是為了給上創作課的學生示範，有意地試驗各種方法而寫的，這是實情，並非故示謙虛。
沈先生這種教寫作的方法，到現在我還認為是一種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倒希望現在的大學中文系教創作的老師也來試試這種方法。可惜願意這樣教的人不多；能夠這樣教的，也很少。
“創作實習”上課和“各體文習作”也差不多，只是有時較有系統地講講作家論。“小說史”使我讀了不少中國古代小說。那時小說史資料不易得，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筆小行書抄錄在昆明所產的竹紙上，分給學生去看。這種竹紙高可一尺，長約半丈，折起來像一個經卷。這些資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輯錄的罕見的資料，輾轉流傳，全都散失了。
沈先生是我見到的一個少有的勤奮的人。他對閒散是幾乎不能容忍的。聯大有些學生，穿著很“摩登”的西服，頭上塗了厚厚的髮蠟，走路模仿克拉克·蓋博（克拉克·蓋博是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美國電影明星），一天喝咖啡、參加舞會，無所事事。沈先生管這種學生叫“火奴魯魯”（火奴魯魯即檀香山。至於沈先生為什麼把這樣的學生叫做“火奴魯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哎，這是個火奴魯魯！”他最反對打撲克，以為把生命這樣的浪費掉，實在不可思議。他曾和幾個作家在井岡山住了一些時候，對他們成天打撲克很不滿意，“一天打撲克，——在井岡山這種地方！哎！”除了陪客人談天，我看到沈先生，都是坐在桌子前面，寫。他這輩子寫了多少字呀。有一次，我和他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排一排的書架前面，他說：“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的書，我真是什麼也不想寫了。”這句話與其說是悲哀的感慨，不如說是對自己的鞭策。
他的文筆很流暢，有一個時期且被稱為多產作家，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十年中他出了四十個集子，你會以為他寫起來很輕易。事實不是那樣。除了《從文自傳》是一揮而就，寫成之後，連看一遍也沒有，就交出去付印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寫得很艱苦。他的《邊城》不過六七萬字，寫了半年。據他自己告訴我，那時住在北京的達子營，巴金住在他家。他那時還有個“客廳”。巴金在客廳裡寫，沈先生在院子裡寫。半年之間，巴金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卻只寫了一個《邊城》。我曾經看過沈先生的原稿（大概是《長河》），他不用稿紙，寫在一個硬麵的練習本上，把橫格豎過來寫。他不用自來水筆，用蘸水鋼筆（他執鋼筆的手勢有點像執毛筆，執毛筆的手勢卻又有點像拿鋼筆）。這原稿真是“一塌糊塗”，勾來劃去，改了又改。他真幹過這樣的事：把原稿一條一條地剪開，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他說他自己的作品是“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出來的”，這不是誇張的話。他早年常流鼻血。大概是因為血小板少，血液不易凝固，流起來很難止住。有時夜裡寫作，鼻血流了一大攤，鄰居發現他伏在血裡，以為他已經完了。我就親見過他的沁著血的手稿。
因為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來轟炸，很多教授都“疏散”到了鄉下。沈先生也把家搬到了呈貢附近的桃源新村。他每個星期到城裡來住幾天，住在文林街教員宿舍樓上把角臨街的一間屋子裡，房屋很簡陋。昆明的房子，大都不蓋望板，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從瓦縫中可見星光、月光。下雨時，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頂一頂，移密就疏，辦法倒也簡便。沈先生一進城，他這間屋子裡就不斷有客人。來客是各色各樣的，有校外的，也有校內的教授和學生。學生也不限於中文系的，文、法、理、工學院的都有。不論是哪個系的學生都對文學有興趣，都看文學書，有很多理工科同學能寫很漂亮的文章，這大概可算是西南聯大的一種學風。這種學風，我以為今天應該大力的提倡。沈先生只要進城，我是一定去的。去還書，借書。沈先生的知識面很廣，他每天都看書。現在也還是這樣。去年，他七十八歲了，我上他家去，沈師母還說：“他一天到晚看書，——還都記得！”他看的書真是五花八門，他叫這是“雜知識”。他的藏書也真是兼收幷蓄。文學書、哲學書、道教史、馬林諾斯基的人類學、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觀賞植物……大概除了《相對論》，在他的書架上都能找到。我每次去，就隨便挑幾本，看一個星期（我在西南聯大幾年，所得到的一點“學問”，大部分是從沈先生的書裡取來的）。他的書除了自己看，買了來，就是準備借人的。聯大很多學生手裡都有一兩本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的書。沈先生看過的書大都做了批註。看一本陶瓷史，鋪天蓋地，全都批滿了，又還粘了許多紙條，密密地寫著字。這些批註比正文的字數還要多。很多書上，做了題記。題記有時與本書無關，或記往事，或抒感慨。有些題記有著只有本人知道的“本事”，別人不懂。比如，有一本書後寫著：“雨季已過，無虹可看矣。”有一本後面題著：“某月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前一條我可以約略知道，後一條則不知所謂了。為什麼這個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十分難過呢？我對這些題記很感興趣，覺得很有意思，而且自成一種文體，所以到現在還記得。他的藏書幾經散失。去年我去看他，書架上的書大都是近年買的，我所熟識的，似只有一函《少室山房全集》了。沈先生對美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對美的東西有著一種熾熱的、生理的、近乎是肉慾的感情。美使他驚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他蒐羅過各種美術品。在北京，他好幾年蒐羅瓷器。待客的茶杯經常變換，也許是一套康熙青花，也許是鷓鴣斑的淺盞，也許是日本的九穀瓷。吃飯的時候，客人會放下筷子，欣賞起他的雍正粉彩大盤，把盤裡的韭黃炒雞蛋都擱涼了。在昆明，他不知怎麼發現了一種竹胎的緬漆的圓盒，黑紅兩色的居多，間或有描金的，盒蓋周圍有極繁複的花紋，大概是用竹筆刮繪出來的，有云龍花草，偶爾也有畫了一圈趺坐著的小人的。這東西原是奩具，不知是什麼年代的，帶有漢代漆器的風格而又有點少數民族的色彩。他每回進城，除了置買雜物，就是到處尋找這東西（很便宜的，一隻圓盒比一個粗竹籃貴不了多少）。他大概前後蒐集了有幾百，而且鑑賞越來越精，到後來，稍一般的，就不要了。我常常隨著他滿城亂跑，去衰貨攤上覓寶。有一次買到一個直徑一尺二的大漆盒，他愛不釋手，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的封面！”有一陣又不知從哪裡找到大批苗族的挑花。白色的土布，用色線（藍線或黑線）挑出精緻而天真的圖案。有客人來，就攤在一張琴案上，大家圍著看，一人手裡捧著一杯茶，不斷髮出驚歎的聲音。抗戰後，回到北京，他又買了很多舊繡貨：扇子套、眼鏡套、檳榔荷包、枕頭頂，乃至帳簷、飄帶……（最初也很便宜，後來就十分昂貴了）後來又搞絲綢，搞服裝。他蒐羅工藝品，是最不功利，最不自私的。他花了大量的錢買這些東西，不是以為奇貨可居，也不是為了裝點風雅，他是為了使別人也能分嚐到美的享受，真是“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的許多藏品都不聲不響地捐獻給國家了。北京大學博物館初成立的時候，玻璃櫃裡的不少展品就是從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昆明的熟人的案上幾乎都有一個兩個沈從文送的緬漆圓盒，用來裝芙蓉糕、薩其馬或郵票、印泥之類雜物。他的那些名貴的瓷器，我近二年去看，已經所剩無幾了，就像那些扉頁上寫著“上官碧”名字的書一樣，都到了別人的手裡。沈從文欣賞的美，也可以換一個字，是“人”。他不把這些工藝品只看成是“物”，他總是把它和人聯繫在一起的。他總是透過“物”看到“人”。對美的驚奇，也是對人的讚歎。這是人的勞績，人的智慧，人的無窮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彌滿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呀！他在稱讚一個美的作品時所用的語言是充滿感情的，也頗特別，比如：“那樣準確，準確得可怕！”他常常對著一幅織錦緞或者一個“七色暈”的繡片驚呼：“真是了不得！”“真不可想象！”他到了杭州，才知道故宮龍袍上的金線，是瞎子在一個極薄的金箔上憑手的感覺割出來的，“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他和我到故宮去看瓷器，有幾個蓮子盅造型極美，我還在流連賞玩，他在我耳邊輕輕地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一個文物專家，國內國外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似乎尚無先例。對我說起來，倒並不認為不可理解。這在沈先生，與其說是改弦更張，不如說是輕車熟路。這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是五十歲改行，總是件冒險的事。我以為沈先生思想缺乏條理，又沒有受過“科學方法”的訓練，他對文物只是一個熱情的欣賞者，不長於冷靜的分析，現在正式“下海”，以此作為專業，究竟能搞出多大成就，最初我是持懷疑態度的。直到前二年，我聽他談了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看到他編纂的《中國服裝史資料》的極小一部分圖片，我才覺得，他鑽了二十年，真把中國的文物鑽通了。他不但鑽得很深，而且，用他自己的說法：解決了一個問題，其他問題也就“頃刻”解決了。服裝史是個拓荒工作。他說現在還是試驗，成不成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填補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空白，對歷史、戲劇等方面將發生很大作用，一個人一輩子做出這樣一件事，也值了！《服裝史》終於將要出版了，這對於沈先生的熟人，都是很大的安慰。因為治服裝史，他又搞了許多副產品。他搞了扇子的發展，馬戲的發展（沈從文這個名字和“馬戲”聯在一起，真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他從人物服裝，斷定號稱故宮藏畫最早的一幅展子虔《遊春圖》不是隋代的而是晚唐的東西。他現在在手的研究專題就有四十個。其中有一些已經完成了（如陶瓷史），有一些正在做。他在去年寫的一篇散文《憶翔鶴》的最後說“一息尚存，即有責任待盡”，不是一句空話。沈先生是一個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時不我與”之感，所以他現在工作加倍地勤奮。沈師母說他常常一坐下來就是十幾個小時。沈先生是從來沒有休息的。他的休息只是寫寫字。是一股什麼力量催著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這樣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地工作著的呢？我以為：是熾熱而深沉的愛國主義。
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了文物專家，對國家來說，孰得孰失，且容歷史去做結論吧。許多人對他放下創作的筆感到惋惜，希望他還能繼續寫文學作品。我對此事已不抱希望了。人老了，駕馭文字的能力就會衰退。他自己也說他越來越“管不住手裡的筆”了。但是看了《憶翔鶴》，改變了我的看法。這篇文章還是寫得那樣流轉自如，毫不枯澀，舊日文風猶在，而且更加爐火純青了。他的詩情沒有枯竭，他對人事的感受還是那樣精細銳敏，他的抒情才分因為世界觀的成熟變得更明淨了。那麼，沈老師，在您的身體條件許可下，興之所至，您也還是寫一點吧。
朱光潛先生在一篇談沈從文的短文中，說沈先生交遊很廣，但朱先生知道，他是一個寂寞的人。吳祖光有一次跟我說：“你們老師不但文章寫得好，為人也是那樣好。”他們的話都是對的。
沈先生的客人很多，但都是君子之交，言不及利。他總是用一種含蓄的熱情對人，用一種欣賞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對前輩、朋友、學生、家人、保姆，都是這樣。
他是把生活裡的人都當成一個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津津樂道的熟人的一些細節，都是小說化了的細節。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們在沈先生的客座（有時是一張破椅子，一個小板凳）上也就不大好意思談出過於庸俗無聊的話，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閒談一陣，喝一盞清茶，抽幾枝煙，借幾本書和他所需要的資料（沈先生對來藉資料的，都是有求必應），就走了。
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筆來了。
沈先生對曾經幫助過他的前輩是念念不忘的，如林宰平先生、楊今甫（振聲）先生、徐志摩。
林老先生我未見過，只在沈先生處見過他所寫的字。
林宰平
楊先生也是我的老師，這是個非常愛才的人。沈先生在幾個大學教書，大概都是出於楊先生的安排。他是中篇小說《玉君》的作者。我在昆明時曾在我們的系主任羅莘田先生的案上見過他寫的一篇遊戲文章《釋鰥》，是寫聯大的光棍教授的生活的。楊先生多年過著獨身生活。他當過好幾個大學的文學院長，襯衫都是自己洗燙，然而衣履精整，窗明几淨，左圖右史，自得其樂，生活得很瀟灑。他對後進青年的作品是很關心的。他曾經託沈先生帶話，叫我去看看他。我去了，他親自洗壺滌器，為我煮了咖啡，讓我看了沈尹默給他寫的字，說：“尹默的字超過明朝人”；又讓我看了他的藏畫，其中有一套姚茫父的冊頁，每一開的畫芯只有一個火柴盒大，卻都十分蒼翠雄渾，是姚畫的難得的精品。坐了一個多小時，我就告辭出來了。他讓我去，似乎只是想跟我隨便聊聊，看看字畫。沈先生夫婦是常去看楊先生的，想來情形亦當如此。
"沈從文與汪曾祺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佔領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來的中學讀書，在家閒居了兩年。除了一些舊課本和從祖父的書架上翻出來的《嶺表錄異》之類的雜書，身邊的“新文學”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小說選》。兩年中，我反反覆覆地看著的，就是這兩本書。所以反覆地看，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別的好書看，一方面也因為這兩本書和我的氣質比較接近。我覺得這兩本書某些地方很相似。這兩本書甚至形成了我對文學，對小說的概念。
我的父親見我反覆地看這兩本書，就也拿去看。他是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的。看了這兩本書，問我：“這也是小說嗎？”我看過林琴南翻譯的《說部叢刊》，看過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也看過巴金、郁達夫的小說，看了《獵人日記》和沈先生的小說，發現：哦，原來小說是可以這樣的，是寫這樣一些人和事，是可以這樣寫的。
我在中學時並未有志於文學。在昆明參加大學聯合招生，在報名書上填寫“志願”時，提筆寫下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和讀了《沈從文小說選》有關係的。當時許多學生報考西南聯大都是慕名而來。這裡有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學後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本系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我是都選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過沈先生的課。
“各體文習作”這門課的名稱有點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實的，教學生習作各體文章。有時也出題目。我記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過“我們小庭院有什麼”這樣的題目，要求學生寫景物兼及人事。有幾位老同學用這題目寫出了很清麗的散文，在報刊上發表了，我都讀過。據沈先生自己回憶，他曾給我的下幾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要求他們寫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那一班出過什麼題目，我倒都忘了。為什麼出這樣一些題目呢？沈先生說：先得學會做部件，然後才談得上組裝。大部分時候，是不出題目的，由學生自由選擇，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課每週一次。學生在下面把車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週，沈先生就就這些作業來講課。說實在話，沈先生真不大會講課。看了《八駿圖》，那位教創作的達士先生好像對上課很在行，學期開始之前，就已經定好了十二次演講的內容，你會以為沈先生也是這樣。事實上全不是那回事。他不像聞先生那樣：長髯垂胸，雙目炯炯，富於表情，語言的節奏性很強，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樣：講解很系統，要求很嚴格，上課帶著卡片，語言樸素無華，然而紮紮實實。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因為就學生的文章來談問題，也很難有系統，大都是隨意而談，聲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變，——他能聽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學說得很像，可是自己講話仍然是一口鳳凰話；也因為他的講話內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個思想很流動跳躍的人，常常是才說東，忽而又說西。甚至他寫文章時也是這樣，有時真會離題萬里，不知說到哪裡去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管不住手裡的筆”。他的許多小說，結構很均勻縝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筆的結果。他的思想的跳動，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文體上的靈活，對講課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個長於邏輯思維的人，他從來不講什麼理論。他講的都是自己從刻苦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之談，沒有一句從書本上抄來的話。——很多教授只會抄書。這些經驗之談，如果理解了，是會終身受益的。遺憾的是，很不好理解。比如，他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種深淺不同的理解。這句話是有很豐富的內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對所寫的人物不能用俯視或旁觀的態度。作者要和人物很親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得很緊，和人物一同哀樂，一同感覺周圍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歡用“感覺”這個詞，他老是要學生訓練自己的感覺）。什麼時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離得遠了，你就只好寫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話。一切從屬於人物。寫景、敘事都不能和人物遊離。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得用人物的眼睛來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來聽，人物的鼻子來聞嗅。《丈夫》裡所寫的河上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貴生》裡描寫的秋天，是貴生感到的秋天。寫景和敘事的語言和人物的語言（對話）要相協調。這樣，才能使通篇小說都滲透了人物，使讀者在字裡行間都感覺到人物，——同時也就感覺到作者的風格。風格，是作者對人物的感受。離開了人物，風格就不存在。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處較久，讀了他許多作品之後，才能理解得到的。單是一句“要貼到人物來寫”，誰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又如，他曾經批評過我的一篇小說，說：“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讓一個第三者來聽，他會說：“這是什麼意思？”我是明白的。我這篇小說用了大量的對話，我儘量想把對話寫得深一點，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事實上，沒有人會這樣的說話，就是兩個詩人，也不會這樣的交談。沈先生這句話等於說：這是不真實的。沈先生自己小說裡的對話，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話，但是一樣還是使人感到人物，覺得美。從此，我就儘量把對話寫得樸素一點，真切一點。
沈先生是那種“用手來思索”的人（巴甫連科說作家是用手來思索的）。他用筆寫下的東西比用口講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學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講話，而是他在學生的文章後面所寫的評語。沈先生對學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評語卻寫得很長，有時會比本文還長。這些評語有的是就那篇習作來談的，也有的是由此說開去，談到創作上某個問題。這實在是一些文學隨筆。往往有獨到的見解，文筆也很講究。老一輩作家大都是“執筆則為文”，不論寫什麼，哪怕是寫一個便條，都是當一個“作品”來寫的。——這樣才能隨時鍛鍊文筆。沈先生歷年寫下的這種評語，為數是很不少的，可惜沒有一篇留下來。否則，對今天的文學青年會是很有用處的。
除了評語，沈先生還就學生這篇習作，挑一些與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別人的，——中國的外國的，帶來給學生看。因此，他來上課時都抱了一大堆書。我記得我有一次寫了一篇描寫一家小店鋪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樣人的活動，完全沒有故事的小說，他就介紹我看他自己寫的《腐爛》（這篇東西我過去未看過）。看看自己的習作，再看看別人的作品，比較吸收，收效很好。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說總集叫做《沈從文小說習作選》，說這都是為了給上創作課的學生示範，有意地試驗各種方法而寫的，這是實情，並非故示謙虛。
沈先生這種教寫作的方法，到現在我還認為是一種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倒希望現在的大學中文系教創作的老師也來試試這種方法。可惜願意這樣教的人不多；能夠這樣教的，也很少。
“創作實習”上課和“各體文習作”也差不多，只是有時較有系統地講講作家論。“小說史”使我讀了不少中國古代小說。那時小說史資料不易得，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筆小行書抄錄在昆明所產的竹紙上，分給學生去看。這種竹紙高可一尺，長約半丈，折起來像一個經卷。這些資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輯錄的罕見的資料，輾轉流傳，全都散失了。
沈先生是我見到的一個少有的勤奮的人。他對閒散是幾乎不能容忍的。聯大有些學生，穿著很“摩登”的西服，頭上塗了厚厚的髮蠟，走路模仿克拉克·蓋博（克拉克·蓋博是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美國電影明星），一天喝咖啡、參加舞會，無所事事。沈先生管這種學生叫“火奴魯魯”（火奴魯魯即檀香山。至於沈先生為什麼把這樣的學生叫做“火奴魯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哎，這是個火奴魯魯！”他最反對打撲克，以為把生命這樣的浪費掉，實在不可思議。他曾和幾個作家在井岡山住了一些時候，對他們成天打撲克很不滿意，“一天打撲克，——在井岡山這種地方！哎！”除了陪客人談天，我看到沈先生，都是坐在桌子前面，寫。他這輩子寫了多少字呀。有一次，我和他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排一排的書架前面，他說：“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的書，我真是什麼也不想寫了。”這句話與其說是悲哀的感慨，不如說是對自己的鞭策。
他的文筆很流暢，有一個時期且被稱為多產作家，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十年中他出了四十個集子，你會以為他寫起來很輕易。事實不是那樣。除了《從文自傳》是一揮而就，寫成之後，連看一遍也沒有，就交出去付印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寫得很艱苦。他的《邊城》不過六七萬字，寫了半年。據他自己告訴我，那時住在北京的達子營，巴金住在他家。他那時還有個“客廳”。巴金在客廳裡寫，沈先生在院子裡寫。半年之間，巴金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卻只寫了一個《邊城》。我曾經看過沈先生的原稿（大概是《長河》），他不用稿紙，寫在一個硬麵的練習本上，把橫格豎過來寫。他不用自來水筆，用蘸水鋼筆（他執鋼筆的手勢有點像執毛筆，執毛筆的手勢卻又有點像拿鋼筆）。這原稿真是“一塌糊塗”，勾來劃去，改了又改。他真幹過這樣的事：把原稿一條一條地剪開，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他說他自己的作品是“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出來的”，這不是誇張的話。他早年常流鼻血。大概是因為血小板少，血液不易凝固，流起來很難止住。有時夜裡寫作，鼻血流了一大攤，鄰居發現他伏在血裡，以為他已經完了。我就親見過他的沁著血的手稿。
因為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來轟炸，很多教授都“疏散”到了鄉下。沈先生也把家搬到了呈貢附近的桃源新村。他每個星期到城裡來住幾天，住在文林街教員宿舍樓上把角臨街的一間屋子裡，房屋很簡陋。昆明的房子，大都不蓋望板，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從瓦縫中可見星光、月光。下雨時，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頂一頂，移密就疏，辦法倒也簡便。沈先生一進城，他這間屋子裡就不斷有客人。來客是各色各樣的，有校外的，也有校內的教授和學生。學生也不限於中文系的，文、法、理、工學院的都有。不論是哪個系的學生都對文學有興趣，都看文學書，有很多理工科同學能寫很漂亮的文章，這大概可算是西南聯大的一種學風。這種學風，我以為今天應該大力的提倡。沈先生只要進城，我是一定去的。去還書，借書。沈先生的知識面很廣，他每天都看書。現在也還是這樣。去年，他七十八歲了，我上他家去，沈師母還說：“他一天到晚看書，——還都記得！”他看的書真是五花八門，他叫這是“雜知識”。他的藏書也真是兼收幷蓄。文學書、哲學書、道教史、馬林諾斯基的人類學、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觀賞植物……大概除了《相對論》，在他的書架上都能找到。我每次去，就隨便挑幾本，看一個星期（我在西南聯大幾年，所得到的一點“學問”，大部分是從沈先生的書裡取來的）。他的書除了自己看，買了來，就是準備借人的。聯大很多學生手裡都有一兩本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的書。沈先生看過的書大都做了批註。看一本陶瓷史，鋪天蓋地，全都批滿了，又還粘了許多紙條，密密地寫著字。這些批註比正文的字數還要多。很多書上，做了題記。題記有時與本書無關，或記往事，或抒感慨。有些題記有著只有本人知道的“本事”，別人不懂。比如，有一本書後寫著：“雨季已過，無虹可看矣。”有一本後面題著：“某月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前一條我可以約略知道，後一條則不知所謂了。為什麼這個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十分難過呢？我對這些題記很感興趣，覺得很有意思，而且自成一種文體，所以到現在還記得。他的藏書幾經散失。去年我去看他，書架上的書大都是近年買的，我所熟識的，似只有一函《少室山房全集》了。沈先生對美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對美的東西有著一種熾熱的、生理的、近乎是肉慾的感情。美使他驚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他蒐羅過各種美術品。在北京，他好幾年蒐羅瓷器。待客的茶杯經常變換，也許是一套康熙青花，也許是鷓鴣斑的淺盞，也許是日本的九穀瓷。吃飯的時候，客人會放下筷子，欣賞起他的雍正粉彩大盤，把盤裡的韭黃炒雞蛋都擱涼了。在昆明，他不知怎麼發現了一種竹胎的緬漆的圓盒，黑紅兩色的居多，間或有描金的，盒蓋周圍有極繁複的花紋，大概是用竹筆刮繪出來的，有云龍花草，偶爾也有畫了一圈趺坐著的小人的。這東西原是奩具，不知是什麼年代的，帶有漢代漆器的風格而又有點少數民族的色彩。他每回進城，除了置買雜物，就是到處尋找這東西（很便宜的，一隻圓盒比一個粗竹籃貴不了多少）。他大概前後蒐集了有幾百，而且鑑賞越來越精，到後來，稍一般的，就不要了。我常常隨著他滿城亂跑，去衰貨攤上覓寶。有一次買到一個直徑一尺二的大漆盒，他愛不釋手，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的封面！”有一陣又不知從哪裡找到大批苗族的挑花。白色的土布，用色線（藍線或黑線）挑出精緻而天真的圖案。有客人來，就攤在一張琴案上，大家圍著看，一人手裡捧著一杯茶，不斷髮出驚歎的聲音。抗戰後，回到北京，他又買了很多舊繡貨：扇子套、眼鏡套、檳榔荷包、枕頭頂，乃至帳簷、飄帶……（最初也很便宜，後來就十分昂貴了）後來又搞絲綢，搞服裝。他蒐羅工藝品，是最不功利，最不自私的。他花了大量的錢買這些東西，不是以為奇貨可居，也不是為了裝點風雅，他是為了使別人也能分嚐到美的享受，真是“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的許多藏品都不聲不響地捐獻給國家了。北京大學博物館初成立的時候，玻璃櫃裡的不少展品就是從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昆明的熟人的案上幾乎都有一個兩個沈從文送的緬漆圓盒，用來裝芙蓉糕、薩其馬或郵票、印泥之類雜物。他的那些名貴的瓷器，我近二年去看，已經所剩無幾了，就像那些扉頁上寫著“上官碧”名字的書一樣，都到了別人的手裡。沈從文欣賞的美，也可以換一個字，是“人”。他不把這些工藝品只看成是“物”，他總是把它和人聯繫在一起的。他總是透過“物”看到“人”。對美的驚奇，也是對人的讚歎。這是人的勞績，人的智慧，人的無窮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彌滿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呀！他在稱讚一個美的作品時所用的語言是充滿感情的，也頗特別，比如：“那樣準確，準確得可怕！”他常常對著一幅織錦緞或者一個“七色暈”的繡片驚呼：“真是了不得！”“真不可想象！”他到了杭州，才知道故宮龍袍上的金線，是瞎子在一個極薄的金箔上憑手的感覺割出來的，“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他和我到故宮去看瓷器，有幾個蓮子盅造型極美，我還在流連賞玩，他在我耳邊輕輕地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一個文物專家，國內國外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似乎尚無先例。對我說起來，倒並不認為不可理解。這在沈先生，與其說是改弦更張，不如說是輕車熟路。這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是五十歲改行，總是件冒險的事。我以為沈先生思想缺乏條理，又沒有受過“科學方法”的訓練，他對文物只是一個熱情的欣賞者，不長於冷靜的分析，現在正式“下海”，以此作為專業，究竟能搞出多大成就，最初我是持懷疑態度的。直到前二年，我聽他談了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看到他編纂的《中國服裝史資料》的極小一部分圖片，我才覺得，他鑽了二十年，真把中國的文物鑽通了。他不但鑽得很深，而且，用他自己的說法：解決了一個問題，其他問題也就“頃刻”解決了。服裝史是個拓荒工作。他說現在還是試驗，成不成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填補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空白，對歷史、戲劇等方面將發生很大作用，一個人一輩子做出這樣一件事，也值了！《服裝史》終於將要出版了，這對於沈先生的熟人，都是很大的安慰。因為治服裝史，他又搞了許多副產品。他搞了扇子的發展，馬戲的發展（沈從文這個名字和“馬戲”聯在一起，真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他從人物服裝，斷定號稱故宮藏畫最早的一幅展子虔《遊春圖》不是隋代的而是晚唐的東西。他現在在手的研究專題就有四十個。其中有一些已經完成了（如陶瓷史），有一些正在做。他在去年寫的一篇散文《憶翔鶴》的最後說“一息尚存，即有責任待盡”，不是一句空話。沈先生是一個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時不我與”之感，所以他現在工作加倍地勤奮。沈師母說他常常一坐下來就是十幾個小時。沈先生是從來沒有休息的。他的休息只是寫寫字。是一股什麼力量催著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這樣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地工作著的呢？我以為：是熾熱而深沉的愛國主義。
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了文物專家，對國家來說，孰得孰失，且容歷史去做結論吧。許多人對他放下創作的筆感到惋惜，希望他還能繼續寫文學作品。我對此事已不抱希望了。人老了，駕馭文字的能力就會衰退。他自己也說他越來越“管不住手裡的筆”了。但是看了《憶翔鶴》，改變了我的看法。這篇文章還是寫得那樣流轉自如，毫不枯澀，舊日文風猶在，而且更加爐火純青了。他的詩情沒有枯竭，他對人事的感受還是那樣精細銳敏，他的抒情才分因為世界觀的成熟變得更明淨了。那麼，沈老師，在您的身體條件許可下，興之所至，您也還是寫一點吧。
朱光潛先生在一篇談沈從文的短文中，說沈先生交遊很廣，但朱先生知道，他是一個寂寞的人。吳祖光有一次跟我說：“你們老師不但文章寫得好，為人也是那樣好。”他們的話都是對的。
沈先生的客人很多，但都是君子之交，言不及利。他總是用一種含蓄的熱情對人，用一種欣賞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對前輩、朋友、學生、家人、保姆，都是這樣。
他是把生活裡的人都當成一個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津津樂道的熟人的一些細節，都是小說化了的細節。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們在沈先生的客座（有時是一張破椅子，一個小板凳）上也就不大好意思談出過於庸俗無聊的話，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閒談一陣，喝一盞清茶，抽幾枝煙，借幾本書和他所需要的資料（沈先生對來藉資料的，都是有求必應），就走了。
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筆來了。
沈先生對曾經幫助過他的前輩是念念不忘的，如林宰平先生、楊今甫（振聲）先生、徐志摩。
林老先生我未見過，只在沈先生處見過他所寫的字。
林宰平
楊先生也是我的老師，這是個非常愛才的人。沈先生在幾個大學教書，大概都是出於楊先生的安排。他是中篇小說《玉君》的作者。我在昆明時曾在我們的系主任羅莘田先生的案上見過他寫的一篇遊戲文章《釋鰥》，是寫聯大的光棍教授的生活的。楊先生多年過著獨身生活。他當過好幾個大學的文學院長，襯衫都是自己洗燙，然而衣履精整，窗明几淨，左圖右史，自得其樂，生活得很瀟灑。他對後進青年的作品是很關心的。他曾經託沈先生帶話，叫我去看看他。我去了，他親自洗壺滌器，為我煮了咖啡，讓我看了沈尹默給他寫的字，說：“尹默的字超過明朝人”；又讓我看了他的藏畫，其中有一套姚茫父的冊頁，每一開的畫芯只有一個火柴盒大，卻都十分蒼翠雄渾，是姚畫的難得的精品。坐了一個多小時，我就告辭出來了。他讓我去，似乎只是想跟我隨便聊聊，看看字畫。沈先生夫婦是常去看楊先生的，想來情形亦當如此。
楊振聲
徐志摩是最初發現沈從文的才能的人。沈先生說過，如果沒有徐志摩，他就不會成為作家，他也許會去當警察，或者隨便在哪條街上倒下來，胡里胡塗地死掉了。沈先生曾和我說過許多這位詩人的佚事。詩人，總是有些倜儻不羈的。沈先生說他有一次上課，講英國詩，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大煙臺蘋果，一邊咬著，說：“中國是有好東西的！”
"沈從文與汪曾祺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佔領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來的中學讀書，在家閒居了兩年。除了一些舊課本和從祖父的書架上翻出來的《嶺表錄異》之類的雜書，身邊的“新文學”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小說選》。兩年中，我反反覆覆地看著的，就是這兩本書。所以反覆地看，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別的好書看，一方面也因為這兩本書和我的氣質比較接近。我覺得這兩本書某些地方很相似。這兩本書甚至形成了我對文學，對小說的概念。
我的父親見我反覆地看這兩本書，就也拿去看。他是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的。看了這兩本書，問我：“這也是小說嗎？”我看過林琴南翻譯的《說部叢刊》，看過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也看過巴金、郁達夫的小說，看了《獵人日記》和沈先生的小說，發現：哦，原來小說是可以這樣的，是寫這樣一些人和事，是可以這樣寫的。
我在中學時並未有志於文學。在昆明參加大學聯合招生，在報名書上填寫“志願”時，提筆寫下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和讀了《沈從文小說選》有關係的。當時許多學生報考西南聯大都是慕名而來。這裡有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學後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本系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我是都選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過沈先生的課。
“各體文習作”這門課的名稱有點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實的，教學生習作各體文章。有時也出題目。我記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過“我們小庭院有什麼”這樣的題目，要求學生寫景物兼及人事。有幾位老同學用這題目寫出了很清麗的散文，在報刊上發表了，我都讀過。據沈先生自己回憶，他曾給我的下幾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要求他們寫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那一班出過什麼題目，我倒都忘了。為什麼出這樣一些題目呢？沈先生說：先得學會做部件，然後才談得上組裝。大部分時候，是不出題目的，由學生自由選擇，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課每週一次。學生在下面把車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週，沈先生就就這些作業來講課。說實在話，沈先生真不大會講課。看了《八駿圖》，那位教創作的達士先生好像對上課很在行，學期開始之前，就已經定好了十二次演講的內容，你會以為沈先生也是這樣。事實上全不是那回事。他不像聞先生那樣：長髯垂胸，雙目炯炯，富於表情，語言的節奏性很強，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樣：講解很系統，要求很嚴格，上課帶著卡片，語言樸素無華，然而紮紮實實。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因為就學生的文章來談問題，也很難有系統，大都是隨意而談，聲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變，——他能聽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學說得很像，可是自己講話仍然是一口鳳凰話；也因為他的講話內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個思想很流動跳躍的人，常常是才說東，忽而又說西。甚至他寫文章時也是這樣，有時真會離題萬里，不知說到哪裡去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管不住手裡的筆”。他的許多小說，結構很均勻縝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筆的結果。他的思想的跳動，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文體上的靈活，對講課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個長於邏輯思維的人，他從來不講什麼理論。他講的都是自己從刻苦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之談，沒有一句從書本上抄來的話。——很多教授只會抄書。這些經驗之談，如果理解了，是會終身受益的。遺憾的是，很不好理解。比如，他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種深淺不同的理解。這句話是有很豐富的內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對所寫的人物不能用俯視或旁觀的態度。作者要和人物很親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得很緊，和人物一同哀樂，一同感覺周圍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歡用“感覺”這個詞，他老是要學生訓練自己的感覺）。什麼時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離得遠了，你就只好寫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話。一切從屬於人物。寫景、敘事都不能和人物遊離。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得用人物的眼睛來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來聽，人物的鼻子來聞嗅。《丈夫》裡所寫的河上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貴生》裡描寫的秋天，是貴生感到的秋天。寫景和敘事的語言和人物的語言（對話）要相協調。這樣，才能使通篇小說都滲透了人物，使讀者在字裡行間都感覺到人物，——同時也就感覺到作者的風格。風格，是作者對人物的感受。離開了人物，風格就不存在。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處較久，讀了他許多作品之後，才能理解得到的。單是一句“要貼到人物來寫”，誰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又如，他曾經批評過我的一篇小說，說：“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讓一個第三者來聽，他會說：“這是什麼意思？”我是明白的。我這篇小說用了大量的對話，我儘量想把對話寫得深一點，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事實上，沒有人會這樣的說話，就是兩個詩人，也不會這樣的交談。沈先生這句話等於說：這是不真實的。沈先生自己小說裡的對話，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話，但是一樣還是使人感到人物，覺得美。從此，我就儘量把對話寫得樸素一點，真切一點。
沈先生是那種“用手來思索”的人（巴甫連科說作家是用手來思索的）。他用筆寫下的東西比用口講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學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講話，而是他在學生的文章後面所寫的評語。沈先生對學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評語卻寫得很長，有時會比本文還長。這些評語有的是就那篇習作來談的，也有的是由此說開去，談到創作上某個問題。這實在是一些文學隨筆。往往有獨到的見解，文筆也很講究。老一輩作家大都是“執筆則為文”，不論寫什麼，哪怕是寫一個便條，都是當一個“作品”來寫的。——這樣才能隨時鍛鍊文筆。沈先生歷年寫下的這種評語，為數是很不少的，可惜沒有一篇留下來。否則，對今天的文學青年會是很有用處的。
除了評語，沈先生還就學生這篇習作，挑一些與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別人的，——中國的外國的，帶來給學生看。因此，他來上課時都抱了一大堆書。我記得我有一次寫了一篇描寫一家小店鋪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樣人的活動，完全沒有故事的小說，他就介紹我看他自己寫的《腐爛》（這篇東西我過去未看過）。看看自己的習作，再看看別人的作品，比較吸收，收效很好。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說總集叫做《沈從文小說習作選》，說這都是為了給上創作課的學生示範，有意地試驗各種方法而寫的，這是實情，並非故示謙虛。
沈先生這種教寫作的方法，到現在我還認為是一種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倒希望現在的大學中文系教創作的老師也來試試這種方法。可惜願意這樣教的人不多；能夠這樣教的，也很少。
“創作實習”上課和“各體文習作”也差不多，只是有時較有系統地講講作家論。“小說史”使我讀了不少中國古代小說。那時小說史資料不易得，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筆小行書抄錄在昆明所產的竹紙上，分給學生去看。這種竹紙高可一尺，長約半丈，折起來像一個經卷。這些資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輯錄的罕見的資料，輾轉流傳，全都散失了。
沈先生是我見到的一個少有的勤奮的人。他對閒散是幾乎不能容忍的。聯大有些學生，穿著很“摩登”的西服，頭上塗了厚厚的髮蠟，走路模仿克拉克·蓋博（克拉克·蓋博是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美國電影明星），一天喝咖啡、參加舞會，無所事事。沈先生管這種學生叫“火奴魯魯”（火奴魯魯即檀香山。至於沈先生為什麼把這樣的學生叫做“火奴魯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哎，這是個火奴魯魯！”他最反對打撲克，以為把生命這樣的浪費掉，實在不可思議。他曾和幾個作家在井岡山住了一些時候，對他們成天打撲克很不滿意，“一天打撲克，——在井岡山這種地方！哎！”除了陪客人談天，我看到沈先生，都是坐在桌子前面，寫。他這輩子寫了多少字呀。有一次，我和他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排一排的書架前面，他說：“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的書，我真是什麼也不想寫了。”這句話與其說是悲哀的感慨，不如說是對自己的鞭策。
他的文筆很流暢，有一個時期且被稱為多產作家，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十年中他出了四十個集子，你會以為他寫起來很輕易。事實不是那樣。除了《從文自傳》是一揮而就，寫成之後，連看一遍也沒有，就交出去付印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寫得很艱苦。他的《邊城》不過六七萬字，寫了半年。據他自己告訴我，那時住在北京的達子營，巴金住在他家。他那時還有個“客廳”。巴金在客廳裡寫，沈先生在院子裡寫。半年之間，巴金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卻只寫了一個《邊城》。我曾經看過沈先生的原稿（大概是《長河》），他不用稿紙，寫在一個硬麵的練習本上，把橫格豎過來寫。他不用自來水筆，用蘸水鋼筆（他執鋼筆的手勢有點像執毛筆，執毛筆的手勢卻又有點像拿鋼筆）。這原稿真是“一塌糊塗”，勾來劃去，改了又改。他真幹過這樣的事：把原稿一條一條地剪開，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他說他自己的作品是“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出來的”，這不是誇張的話。他早年常流鼻血。大概是因為血小板少，血液不易凝固，流起來很難止住。有時夜裡寫作，鼻血流了一大攤，鄰居發現他伏在血裡，以為他已經完了。我就親見過他的沁著血的手稿。
因為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來轟炸，很多教授都“疏散”到了鄉下。沈先生也把家搬到了呈貢附近的桃源新村。他每個星期到城裡來住幾天，住在文林街教員宿舍樓上把角臨街的一間屋子裡，房屋很簡陋。昆明的房子，大都不蓋望板，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從瓦縫中可見星光、月光。下雨時，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頂一頂，移密就疏，辦法倒也簡便。沈先生一進城，他這間屋子裡就不斷有客人。來客是各色各樣的，有校外的，也有校內的教授和學生。學生也不限於中文系的，文、法、理、工學院的都有。不論是哪個系的學生都對文學有興趣，都看文學書，有很多理工科同學能寫很漂亮的文章，這大概可算是西南聯大的一種學風。這種學風，我以為今天應該大力的提倡。沈先生只要進城，我是一定去的。去還書，借書。沈先生的知識面很廣，他每天都看書。現在也還是這樣。去年，他七十八歲了，我上他家去，沈師母還說：“他一天到晚看書，——還都記得！”他看的書真是五花八門，他叫這是“雜知識”。他的藏書也真是兼收幷蓄。文學書、哲學書、道教史、馬林諾斯基的人類學、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觀賞植物……大概除了《相對論》，在他的書架上都能找到。我每次去，就隨便挑幾本，看一個星期（我在西南聯大幾年，所得到的一點“學問”，大部分是從沈先生的書裡取來的）。他的書除了自己看，買了來，就是準備借人的。聯大很多學生手裡都有一兩本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的書。沈先生看過的書大都做了批註。看一本陶瓷史，鋪天蓋地，全都批滿了，又還粘了許多紙條，密密地寫著字。這些批註比正文的字數還要多。很多書上，做了題記。題記有時與本書無關，或記往事，或抒感慨。有些題記有著只有本人知道的“本事”，別人不懂。比如，有一本書後寫著：“雨季已過，無虹可看矣。”有一本後面題著：“某月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前一條我可以約略知道，後一條則不知所謂了。為什麼這個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十分難過呢？我對這些題記很感興趣，覺得很有意思，而且自成一種文體，所以到現在還記得。他的藏書幾經散失。去年我去看他，書架上的書大都是近年買的，我所熟識的，似只有一函《少室山房全集》了。沈先生對美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對美的東西有著一種熾熱的、生理的、近乎是肉慾的感情。美使他驚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他蒐羅過各種美術品。在北京，他好幾年蒐羅瓷器。待客的茶杯經常變換，也許是一套康熙青花，也許是鷓鴣斑的淺盞，也許是日本的九穀瓷。吃飯的時候，客人會放下筷子，欣賞起他的雍正粉彩大盤，把盤裡的韭黃炒雞蛋都擱涼了。在昆明，他不知怎麼發現了一種竹胎的緬漆的圓盒，黑紅兩色的居多，間或有描金的，盒蓋周圍有極繁複的花紋，大概是用竹筆刮繪出來的，有云龍花草，偶爾也有畫了一圈趺坐著的小人的。這東西原是奩具，不知是什麼年代的，帶有漢代漆器的風格而又有點少數民族的色彩。他每回進城，除了置買雜物，就是到處尋找這東西（很便宜的，一隻圓盒比一個粗竹籃貴不了多少）。他大概前後蒐集了有幾百，而且鑑賞越來越精，到後來，稍一般的，就不要了。我常常隨著他滿城亂跑，去衰貨攤上覓寶。有一次買到一個直徑一尺二的大漆盒，他愛不釋手，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的封面！”有一陣又不知從哪裡找到大批苗族的挑花。白色的土布，用色線（藍線或黑線）挑出精緻而天真的圖案。有客人來，就攤在一張琴案上，大家圍著看，一人手裡捧著一杯茶，不斷髮出驚歎的聲音。抗戰後，回到北京，他又買了很多舊繡貨：扇子套、眼鏡套、檳榔荷包、枕頭頂，乃至帳簷、飄帶……（最初也很便宜，後來就十分昂貴了）後來又搞絲綢，搞服裝。他蒐羅工藝品，是最不功利，最不自私的。他花了大量的錢買這些東西，不是以為奇貨可居，也不是為了裝點風雅，他是為了使別人也能分嚐到美的享受，真是“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的許多藏品都不聲不響地捐獻給國家了。北京大學博物館初成立的時候，玻璃櫃裡的不少展品就是從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昆明的熟人的案上幾乎都有一個兩個沈從文送的緬漆圓盒，用來裝芙蓉糕、薩其馬或郵票、印泥之類雜物。他的那些名貴的瓷器，我近二年去看，已經所剩無幾了，就像那些扉頁上寫著“上官碧”名字的書一樣，都到了別人的手裡。沈從文欣賞的美，也可以換一個字，是“人”。他不把這些工藝品只看成是“物”，他總是把它和人聯繫在一起的。他總是透過“物”看到“人”。對美的驚奇，也是對人的讚歎。這是人的勞績，人的智慧，人的無窮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彌滿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呀！他在稱讚一個美的作品時所用的語言是充滿感情的，也頗特別，比如：“那樣準確，準確得可怕！”他常常對著一幅織錦緞或者一個“七色暈”的繡片驚呼：“真是了不得！”“真不可想象！”他到了杭州，才知道故宮龍袍上的金線，是瞎子在一個極薄的金箔上憑手的感覺割出來的，“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他和我到故宮去看瓷器，有幾個蓮子盅造型極美，我還在流連賞玩，他在我耳邊輕輕地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一個文物專家，國內國外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似乎尚無先例。對我說起來，倒並不認為不可理解。這在沈先生，與其說是改弦更張，不如說是輕車熟路。這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是五十歲改行，總是件冒險的事。我以為沈先生思想缺乏條理，又沒有受過“科學方法”的訓練，他對文物只是一個熱情的欣賞者，不長於冷靜的分析，現在正式“下海”，以此作為專業，究竟能搞出多大成就，最初我是持懷疑態度的。直到前二年，我聽他談了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看到他編纂的《中國服裝史資料》的極小一部分圖片，我才覺得，他鑽了二十年，真把中國的文物鑽通了。他不但鑽得很深，而且，用他自己的說法：解決了一個問題，其他問題也就“頃刻”解決了。服裝史是個拓荒工作。他說現在還是試驗，成不成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填補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空白，對歷史、戲劇等方面將發生很大作用，一個人一輩子做出這樣一件事，也值了！《服裝史》終於將要出版了，這對於沈先生的熟人，都是很大的安慰。因為治服裝史，他又搞了許多副產品。他搞了扇子的發展，馬戲的發展（沈從文這個名字和“馬戲”聯在一起，真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他從人物服裝，斷定號稱故宮藏畫最早的一幅展子虔《遊春圖》不是隋代的而是晚唐的東西。他現在在手的研究專題就有四十個。其中有一些已經完成了（如陶瓷史），有一些正在做。他在去年寫的一篇散文《憶翔鶴》的最後說“一息尚存，即有責任待盡”，不是一句空話。沈先生是一個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時不我與”之感，所以他現在工作加倍地勤奮。沈師母說他常常一坐下來就是十幾個小時。沈先生是從來沒有休息的。他的休息只是寫寫字。是一股什麼力量催著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這樣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地工作著的呢？我以為：是熾熱而深沉的愛國主義。
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了文物專家，對國家來說，孰得孰失，且容歷史去做結論吧。許多人對他放下創作的筆感到惋惜，希望他還能繼續寫文學作品。我對此事已不抱希望了。人老了，駕馭文字的能力就會衰退。他自己也說他越來越“管不住手裡的筆”了。但是看了《憶翔鶴》，改變了我的看法。這篇文章還是寫得那樣流轉自如，毫不枯澀，舊日文風猶在，而且更加爐火純青了。他的詩情沒有枯竭，他對人事的感受還是那樣精細銳敏，他的抒情才分因為世界觀的成熟變得更明淨了。那麼，沈老師，在您的身體條件許可下，興之所至，您也還是寫一點吧。
朱光潛先生在一篇談沈從文的短文中，說沈先生交遊很廣，但朱先生知道，他是一個寂寞的人。吳祖光有一次跟我說：“你們老師不但文章寫得好，為人也是那樣好。”他們的話都是對的。
沈先生的客人很多，但都是君子之交，言不及利。他總是用一種含蓄的熱情對人，用一種欣賞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對前輩、朋友、學生、家人、保姆，都是這樣。
他是把生活裡的人都當成一個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津津樂道的熟人的一些細節，都是小說化了的細節。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們在沈先生的客座（有時是一張破椅子，一個小板凳）上也就不大好意思談出過於庸俗無聊的話，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閒談一陣，喝一盞清茶，抽幾枝煙，借幾本書和他所需要的資料（沈先生對來藉資料的，都是有求必應），就走了。
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筆來了。
沈先生對曾經幫助過他的前輩是念念不忘的，如林宰平先生、楊今甫（振聲）先生、徐志摩。
林老先生我未見過，只在沈先生處見過他所寫的字。
林宰平
楊先生也是我的老師，這是個非常愛才的人。沈先生在幾個大學教書，大概都是出於楊先生的安排。他是中篇小說《玉君》的作者。我在昆明時曾在我們的系主任羅莘田先生的案上見過他寫的一篇遊戲文章《釋鰥》，是寫聯大的光棍教授的生活的。楊先生多年過著獨身生活。他當過好幾個大學的文學院長，襯衫都是自己洗燙，然而衣履精整，窗明几淨，左圖右史，自得其樂，生活得很瀟灑。他對後進青年的作品是很關心的。他曾經託沈先生帶話，叫我去看看他。我去了，他親自洗壺滌器，為我煮了咖啡，讓我看了沈尹默給他寫的字，說：“尹默的字超過明朝人”；又讓我看了他的藏畫，其中有一套姚茫父的冊頁，每一開的畫芯只有一個火柴盒大，卻都十分蒼翠雄渾，是姚畫的難得的精品。坐了一個多小時，我就告辭出來了。他讓我去，似乎只是想跟我隨便聊聊，看看字畫。沈先生夫婦是常去看楊先生的，想來情形亦當如此。
楊振聲
徐志摩是最初發現沈從文的才能的人。沈先生說過，如果沒有徐志摩，他就不會成為作家，他也許會去當警察，或者隨便在哪條街上倒下來，胡里胡塗地死掉了。沈先生曾和我說過許多這位詩人的佚事。詩人，總是有些倜儻不羈的。沈先生說他有一次上課，講英國詩，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大煙臺蘋果，一邊咬著，說：“中國是有好東西的！”
徐志摩
沈先生常談起的三個朋友是樑思成、林徽因、金嶽霖。
樑思成後來我在北京見過，林徽因一直沒有見著。他們都是學建築的。我因為沈先生的介紹，曾看過《營造法式》之類的書，知道什麼叫“一斗三升”，對趙州橋、定州塔發生很大的興趣。沈先生的好多冊《營造學報》一直在我手裡，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處理”了。從沈先生口中，我知道樑思成有一次為了從一個較遠的距離觀測一座古塔內部的結構，一直往後退，差一點從塔上掉了下去。林徽因對文學藝術的見解是為徐志摩、楊今甫、沈從文等一代名流所傾倒的。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的“沙龍女性”，一箇中國的弗吉尼亞·沃爾芙。她寫的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別具一格，和廢名的《桃園》、《竹林的故事》一樣，都是現代中國文學裡的不可忽視的作品。現在很多人在談論“意識流”，看看林徽因的小說，就知道不但外國有，中國也早就有了。她很會談話，發著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燒，還半躺在客廳裡，和客人劇談文學藝術問題。
"沈從文與汪曾祺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佔領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來的中學讀書，在家閒居了兩年。除了一些舊課本和從祖父的書架上翻出來的《嶺表錄異》之類的雜書，身邊的“新文學”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小說選》。兩年中，我反反覆覆地看著的，就是這兩本書。所以反覆地看，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別的好書看，一方面也因為這兩本書和我的氣質比較接近。我覺得這兩本書某些地方很相似。這兩本書甚至形成了我對文學，對小說的概念。
我的父親見我反覆地看這兩本書，就也拿去看。他是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的。看了這兩本書，問我：“這也是小說嗎？”我看過林琴南翻譯的《說部叢刊》，看過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也看過巴金、郁達夫的小說，看了《獵人日記》和沈先生的小說，發現：哦，原來小說是可以這樣的，是寫這樣一些人和事，是可以這樣寫的。
我在中學時並未有志於文學。在昆明參加大學聯合招生，在報名書上填寫“志願”時，提筆寫下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和讀了《沈從文小說選》有關係的。當時許多學生報考西南聯大都是慕名而來。這裡有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學後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本系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我是都選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過沈先生的課。
“各體文習作”這門課的名稱有點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實的，教學生習作各體文章。有時也出題目。我記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過“我們小庭院有什麼”這樣的題目，要求學生寫景物兼及人事。有幾位老同學用這題目寫出了很清麗的散文，在報刊上發表了，我都讀過。據沈先生自己回憶，他曾給我的下幾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要求他們寫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那一班出過什麼題目，我倒都忘了。為什麼出這樣一些題目呢？沈先生說：先得學會做部件，然後才談得上組裝。大部分時候，是不出題目的，由學生自由選擇，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課每週一次。學生在下面把車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週，沈先生就就這些作業來講課。說實在話，沈先生真不大會講課。看了《八駿圖》，那位教創作的達士先生好像對上課很在行，學期開始之前，就已經定好了十二次演講的內容，你會以為沈先生也是這樣。事實上全不是那回事。他不像聞先生那樣：長髯垂胸，雙目炯炯，富於表情，語言的節奏性很強，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樣：講解很系統，要求很嚴格，上課帶著卡片，語言樸素無華，然而紮紮實實。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因為就學生的文章來談問題，也很難有系統，大都是隨意而談，聲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變，——他能聽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學說得很像，可是自己講話仍然是一口鳳凰話；也因為他的講話內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個思想很流動跳躍的人，常常是才說東，忽而又說西。甚至他寫文章時也是這樣，有時真會離題萬里，不知說到哪裡去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管不住手裡的筆”。他的許多小說，結構很均勻縝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筆的結果。他的思想的跳動，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文體上的靈活，對講課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個長於邏輯思維的人，他從來不講什麼理論。他講的都是自己從刻苦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之談，沒有一句從書本上抄來的話。——很多教授只會抄書。這些經驗之談，如果理解了，是會終身受益的。遺憾的是，很不好理解。比如，他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種深淺不同的理解。這句話是有很豐富的內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對所寫的人物不能用俯視或旁觀的態度。作者要和人物很親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得很緊，和人物一同哀樂，一同感覺周圍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歡用“感覺”這個詞，他老是要學生訓練自己的感覺）。什麼時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離得遠了，你就只好寫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話。一切從屬於人物。寫景、敘事都不能和人物遊離。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得用人物的眼睛來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來聽，人物的鼻子來聞嗅。《丈夫》裡所寫的河上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貴生》裡描寫的秋天，是貴生感到的秋天。寫景和敘事的語言和人物的語言（對話）要相協調。這樣，才能使通篇小說都滲透了人物，使讀者在字裡行間都感覺到人物，——同時也就感覺到作者的風格。風格，是作者對人物的感受。離開了人物，風格就不存在。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處較久，讀了他許多作品之後，才能理解得到的。單是一句“要貼到人物來寫”，誰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又如，他曾經批評過我的一篇小說，說：“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讓一個第三者來聽，他會說：“這是什麼意思？”我是明白的。我這篇小說用了大量的對話，我儘量想把對話寫得深一點，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事實上，沒有人會這樣的說話，就是兩個詩人，也不會這樣的交談。沈先生這句話等於說：這是不真實的。沈先生自己小說裡的對話，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話，但是一樣還是使人感到人物，覺得美。從此，我就儘量把對話寫得樸素一點，真切一點。
沈先生是那種“用手來思索”的人（巴甫連科說作家是用手來思索的）。他用筆寫下的東西比用口講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學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講話，而是他在學生的文章後面所寫的評語。沈先生對學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評語卻寫得很長，有時會比本文還長。這些評語有的是就那篇習作來談的，也有的是由此說開去，談到創作上某個問題。這實在是一些文學隨筆。往往有獨到的見解，文筆也很講究。老一輩作家大都是“執筆則為文”，不論寫什麼，哪怕是寫一個便條，都是當一個“作品”來寫的。——這樣才能隨時鍛鍊文筆。沈先生歷年寫下的這種評語，為數是很不少的，可惜沒有一篇留下來。否則，對今天的文學青年會是很有用處的。
除了評語，沈先生還就學生這篇習作，挑一些與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別人的，——中國的外國的，帶來給學生看。因此，他來上課時都抱了一大堆書。我記得我有一次寫了一篇描寫一家小店鋪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樣人的活動，完全沒有故事的小說，他就介紹我看他自己寫的《腐爛》（這篇東西我過去未看過）。看看自己的習作，再看看別人的作品，比較吸收，收效很好。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說總集叫做《沈從文小說習作選》，說這都是為了給上創作課的學生示範，有意地試驗各種方法而寫的，這是實情，並非故示謙虛。
沈先生這種教寫作的方法，到現在我還認為是一種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倒希望現在的大學中文系教創作的老師也來試試這種方法。可惜願意這樣教的人不多；能夠這樣教的，也很少。
“創作實習”上課和“各體文習作”也差不多，只是有時較有系統地講講作家論。“小說史”使我讀了不少中國古代小說。那時小說史資料不易得，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筆小行書抄錄在昆明所產的竹紙上，分給學生去看。這種竹紙高可一尺，長約半丈，折起來像一個經卷。這些資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輯錄的罕見的資料，輾轉流傳，全都散失了。
沈先生是我見到的一個少有的勤奮的人。他對閒散是幾乎不能容忍的。聯大有些學生，穿著很“摩登”的西服，頭上塗了厚厚的髮蠟，走路模仿克拉克·蓋博（克拉克·蓋博是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美國電影明星），一天喝咖啡、參加舞會，無所事事。沈先生管這種學生叫“火奴魯魯”（火奴魯魯即檀香山。至於沈先生為什麼把這樣的學生叫做“火奴魯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哎，這是個火奴魯魯！”他最反對打撲克，以為把生命這樣的浪費掉，實在不可思議。他曾和幾個作家在井岡山住了一些時候，對他們成天打撲克很不滿意，“一天打撲克，——在井岡山這種地方！哎！”除了陪客人談天，我看到沈先生，都是坐在桌子前面，寫。他這輩子寫了多少字呀。有一次，我和他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排一排的書架前面，他說：“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的書，我真是什麼也不想寫了。”這句話與其說是悲哀的感慨，不如說是對自己的鞭策。
他的文筆很流暢，有一個時期且被稱為多產作家，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十年中他出了四十個集子，你會以為他寫起來很輕易。事實不是那樣。除了《從文自傳》是一揮而就，寫成之後，連看一遍也沒有，就交出去付印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寫得很艱苦。他的《邊城》不過六七萬字，寫了半年。據他自己告訴我，那時住在北京的達子營，巴金住在他家。他那時還有個“客廳”。巴金在客廳裡寫，沈先生在院子裡寫。半年之間，巴金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卻只寫了一個《邊城》。我曾經看過沈先生的原稿（大概是《長河》），他不用稿紙，寫在一個硬麵的練習本上，把橫格豎過來寫。他不用自來水筆，用蘸水鋼筆（他執鋼筆的手勢有點像執毛筆，執毛筆的手勢卻又有點像拿鋼筆）。這原稿真是“一塌糊塗”，勾來劃去，改了又改。他真幹過這樣的事：把原稿一條一條地剪開，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他說他自己的作品是“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出來的”，這不是誇張的話。他早年常流鼻血。大概是因為血小板少，血液不易凝固，流起來很難止住。有時夜裡寫作，鼻血流了一大攤，鄰居發現他伏在血裡，以為他已經完了。我就親見過他的沁著血的手稿。
因為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來轟炸，很多教授都“疏散”到了鄉下。沈先生也把家搬到了呈貢附近的桃源新村。他每個星期到城裡來住幾天，住在文林街教員宿舍樓上把角臨街的一間屋子裡，房屋很簡陋。昆明的房子，大都不蓋望板，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從瓦縫中可見星光、月光。下雨時，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頂一頂，移密就疏，辦法倒也簡便。沈先生一進城，他這間屋子裡就不斷有客人。來客是各色各樣的，有校外的，也有校內的教授和學生。學生也不限於中文系的，文、法、理、工學院的都有。不論是哪個系的學生都對文學有興趣，都看文學書，有很多理工科同學能寫很漂亮的文章，這大概可算是西南聯大的一種學風。這種學風，我以為今天應該大力的提倡。沈先生只要進城，我是一定去的。去還書，借書。沈先生的知識面很廣，他每天都看書。現在也還是這樣。去年，他七十八歲了，我上他家去，沈師母還說：“他一天到晚看書，——還都記得！”他看的書真是五花八門，他叫這是“雜知識”。他的藏書也真是兼收幷蓄。文學書、哲學書、道教史、馬林諾斯基的人類學、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觀賞植物……大概除了《相對論》，在他的書架上都能找到。我每次去，就隨便挑幾本，看一個星期（我在西南聯大幾年，所得到的一點“學問”，大部分是從沈先生的書裡取來的）。他的書除了自己看，買了來，就是準備借人的。聯大很多學生手裡都有一兩本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的書。沈先生看過的書大都做了批註。看一本陶瓷史，鋪天蓋地，全都批滿了，又還粘了許多紙條，密密地寫著字。這些批註比正文的字數還要多。很多書上，做了題記。題記有時與本書無關，或記往事，或抒感慨。有些題記有著只有本人知道的“本事”，別人不懂。比如，有一本書後寫著：“雨季已過，無虹可看矣。”有一本後面題著：“某月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前一條我可以約略知道，後一條則不知所謂了。為什麼這個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十分難過呢？我對這些題記很感興趣，覺得很有意思，而且自成一種文體，所以到現在還記得。他的藏書幾經散失。去年我去看他，書架上的書大都是近年買的，我所熟識的，似只有一函《少室山房全集》了。沈先生對美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對美的東西有著一種熾熱的、生理的、近乎是肉慾的感情。美使他驚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他蒐羅過各種美術品。在北京，他好幾年蒐羅瓷器。待客的茶杯經常變換，也許是一套康熙青花，也許是鷓鴣斑的淺盞，也許是日本的九穀瓷。吃飯的時候，客人會放下筷子，欣賞起他的雍正粉彩大盤，把盤裡的韭黃炒雞蛋都擱涼了。在昆明，他不知怎麼發現了一種竹胎的緬漆的圓盒，黑紅兩色的居多，間或有描金的，盒蓋周圍有極繁複的花紋，大概是用竹筆刮繪出來的，有云龍花草，偶爾也有畫了一圈趺坐著的小人的。這東西原是奩具，不知是什麼年代的，帶有漢代漆器的風格而又有點少數民族的色彩。他每回進城，除了置買雜物，就是到處尋找這東西（很便宜的，一隻圓盒比一個粗竹籃貴不了多少）。他大概前後蒐集了有幾百，而且鑑賞越來越精，到後來，稍一般的，就不要了。我常常隨著他滿城亂跑，去衰貨攤上覓寶。有一次買到一個直徑一尺二的大漆盒，他愛不釋手，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的封面！”有一陣又不知從哪裡找到大批苗族的挑花。白色的土布，用色線（藍線或黑線）挑出精緻而天真的圖案。有客人來，就攤在一張琴案上，大家圍著看，一人手裡捧著一杯茶，不斷髮出驚歎的聲音。抗戰後，回到北京，他又買了很多舊繡貨：扇子套、眼鏡套、檳榔荷包、枕頭頂，乃至帳簷、飄帶……（最初也很便宜，後來就十分昂貴了）後來又搞絲綢，搞服裝。他蒐羅工藝品，是最不功利，最不自私的。他花了大量的錢買這些東西，不是以為奇貨可居，也不是為了裝點風雅，他是為了使別人也能分嚐到美的享受，真是“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的許多藏品都不聲不響地捐獻給國家了。北京大學博物館初成立的時候，玻璃櫃裡的不少展品就是從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昆明的熟人的案上幾乎都有一個兩個沈從文送的緬漆圓盒，用來裝芙蓉糕、薩其馬或郵票、印泥之類雜物。他的那些名貴的瓷器，我近二年去看，已經所剩無幾了，就像那些扉頁上寫著“上官碧”名字的書一樣，都到了別人的手裡。沈從文欣賞的美，也可以換一個字，是“人”。他不把這些工藝品只看成是“物”，他總是把它和人聯繫在一起的。他總是透過“物”看到“人”。對美的驚奇，也是對人的讚歎。這是人的勞績，人的智慧，人的無窮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彌滿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呀！他在稱讚一個美的作品時所用的語言是充滿感情的，也頗特別，比如：“那樣準確，準確得可怕！”他常常對著一幅織錦緞或者一個“七色暈”的繡片驚呼：“真是了不得！”“真不可想象！”他到了杭州，才知道故宮龍袍上的金線，是瞎子在一個極薄的金箔上憑手的感覺割出來的，“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他和我到故宮去看瓷器，有幾個蓮子盅造型極美，我還在流連賞玩，他在我耳邊輕輕地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一個文物專家，國內國外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似乎尚無先例。對我說起來，倒並不認為不可理解。這在沈先生，與其說是改弦更張，不如說是輕車熟路。這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是五十歲改行，總是件冒險的事。我以為沈先生思想缺乏條理，又沒有受過“科學方法”的訓練，他對文物只是一個熱情的欣賞者，不長於冷靜的分析，現在正式“下海”，以此作為專業，究竟能搞出多大成就，最初我是持懷疑態度的。直到前二年，我聽他談了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看到他編纂的《中國服裝史資料》的極小一部分圖片，我才覺得，他鑽了二十年，真把中國的文物鑽通了。他不但鑽得很深，而且，用他自己的說法：解決了一個問題，其他問題也就“頃刻”解決了。服裝史是個拓荒工作。他說現在還是試驗，成不成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填補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空白，對歷史、戲劇等方面將發生很大作用，一個人一輩子做出這樣一件事，也值了！《服裝史》終於將要出版了，這對於沈先生的熟人，都是很大的安慰。因為治服裝史，他又搞了許多副產品。他搞了扇子的發展，馬戲的發展（沈從文這個名字和“馬戲”聯在一起，真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他從人物服裝，斷定號稱故宮藏畫最早的一幅展子虔《遊春圖》不是隋代的而是晚唐的東西。他現在在手的研究專題就有四十個。其中有一些已經完成了（如陶瓷史），有一些正在做。他在去年寫的一篇散文《憶翔鶴》的最後說“一息尚存，即有責任待盡”，不是一句空話。沈先生是一個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時不我與”之感，所以他現在工作加倍地勤奮。沈師母說他常常一坐下來就是十幾個小時。沈先生是從來沒有休息的。他的休息只是寫寫字。是一股什麼力量催著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這樣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地工作著的呢？我以為：是熾熱而深沉的愛國主義。
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了文物專家，對國家來說，孰得孰失，且容歷史去做結論吧。許多人對他放下創作的筆感到惋惜，希望他還能繼續寫文學作品。我對此事已不抱希望了。人老了，駕馭文字的能力就會衰退。他自己也說他越來越“管不住手裡的筆”了。但是看了《憶翔鶴》，改變了我的看法。這篇文章還是寫得那樣流轉自如，毫不枯澀，舊日文風猶在，而且更加爐火純青了。他的詩情沒有枯竭，他對人事的感受還是那樣精細銳敏，他的抒情才分因為世界觀的成熟變得更明淨了。那麼，沈老師，在您的身體條件許可下，興之所至，您也還是寫一點吧。
朱光潛先生在一篇談沈從文的短文中，說沈先生交遊很廣，但朱先生知道，他是一個寂寞的人。吳祖光有一次跟我說：“你們老師不但文章寫得好，為人也是那樣好。”他們的話都是對的。
沈先生的客人很多，但都是君子之交，言不及利。他總是用一種含蓄的熱情對人，用一種欣賞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對前輩、朋友、學生、家人、保姆，都是這樣。
他是把生活裡的人都當成一個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津津樂道的熟人的一些細節，都是小說化了的細節。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們在沈先生的客座（有時是一張破椅子，一個小板凳）上也就不大好意思談出過於庸俗無聊的話，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閒談一陣，喝一盞清茶，抽幾枝煙，借幾本書和他所需要的資料（沈先生對來藉資料的，都是有求必應），就走了。
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筆來了。
沈先生對曾經幫助過他的前輩是念念不忘的，如林宰平先生、楊今甫（振聲）先生、徐志摩。
林老先生我未見過，只在沈先生處見過他所寫的字。
林宰平
楊先生也是我的老師，這是個非常愛才的人。沈先生在幾個大學教書，大概都是出於楊先生的安排。他是中篇小說《玉君》的作者。我在昆明時曾在我們的系主任羅莘田先生的案上見過他寫的一篇遊戲文章《釋鰥》，是寫聯大的光棍教授的生活的。楊先生多年過著獨身生活。他當過好幾個大學的文學院長，襯衫都是自己洗燙，然而衣履精整，窗明几淨，左圖右史，自得其樂，生活得很瀟灑。他對後進青年的作品是很關心的。他曾經託沈先生帶話，叫我去看看他。我去了，他親自洗壺滌器，為我煮了咖啡，讓我看了沈尹默給他寫的字，說：“尹默的字超過明朝人”；又讓我看了他的藏畫，其中有一套姚茫父的冊頁，每一開的畫芯只有一個火柴盒大，卻都十分蒼翠雄渾，是姚畫的難得的精品。坐了一個多小時，我就告辭出來了。他讓我去，似乎只是想跟我隨便聊聊，看看字畫。沈先生夫婦是常去看楊先生的，想來情形亦當如此。
楊振聲
徐志摩是最初發現沈從文的才能的人。沈先生說過，如果沒有徐志摩，他就不會成為作家，他也許會去當警察，或者隨便在哪條街上倒下來，胡里胡塗地死掉了。沈先生曾和我說過許多這位詩人的佚事。詩人，總是有些倜儻不羈的。沈先生說他有一次上課，講英國詩，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大煙臺蘋果，一邊咬著，說：“中國是有好東西的！”
徐志摩
沈先生常談起的三個朋友是樑思成、林徽因、金嶽霖。
樑思成後來我在北京見過，林徽因一直沒有見著。他們都是學建築的。我因為沈先生的介紹，曾看過《營造法式》之類的書，知道什麼叫“一斗三升”，對趙州橋、定州塔發生很大的興趣。沈先生的好多冊《營造學報》一直在我手裡，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處理”了。從沈先生口中，我知道樑思成有一次為了從一個較遠的距離觀測一座古塔內部的結構，一直往後退，差一點從塔上掉了下去。林徽因對文學藝術的見解是為徐志摩、楊今甫、沈從文等一代名流所傾倒的。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的“沙龍女性”，一箇中國的弗吉尼亞·沃爾芙。她寫的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別具一格，和廢名的《桃園》、《竹林的故事》一樣，都是現代中國文學裡的不可忽視的作品。現在很多人在談論“意識流”，看看林徽因的小說，就知道不但外國有，中國也早就有了。她很會談話，發著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燒，還半躺在客廳裡，和客人劇談文學藝術問題。
林徽因、樑思成
金嶽霖是個通人情、有學問的妙人，也是一個怪人。他是我的老師，大學一年級時，教“邏輯”，這是文法學院的共同必修課。教室很大，學生很多。他的眼睛有病，有一個時期戴的眼鏡一邊的鏡片是黑的，一邊是白的。頭上整年戴一頂舊呢帽。每學期上第一課都要首先聲明：“對不起，我的眼睛有病，不能摘下帽子，不是對你們不禮貌。”“邏輯”課有點近似數學，是有習題的。他常常當堂提問，叫學生回答。那指名的方式卻頗為特別。“今天，所有穿紅毛衣的女士回答。”他閉著眼睛用手一指，一個女士就站了起來。“今天，梳兩條辮子的回答。”因為“邏輯”這玩意對乍從中學出來的女士和先生都很新鮮，學生也常提出問題來問他。有一個歸僑學生叫林國達，最愛提問，他的問題往往很奇怪。金先生叫他問得沒有辦法，就反過來問他：“林國達，我問你一個問題：‘林國達先生是垂直於黑板的’，這是什麼意思？”——林國達後來在一次游泳中淹死了。金先生教邏輯，看的小說卻很多，從喬依思的《尤利西斯》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無所不看。沈先生有一次拉他來做了一次演講。有一陣，沈先生曾給聯大的一些寫寫小說、寫寫詩的學生組織過講座，地點在巴金的夫人蕭珊的住處，與座者只有十來個人。金先生講的題目很吸引人，大概是沈先生出的：“小說和哲學”。他的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紅樓夢》裡所講的哲學也不是哲學。那次演講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講著講著，他忽然停了下來，說：“對不起，我身上好像有個小動物。”隨即把手伸進脖領，擒住了這隻小動物，並當場處死了。我們曾問過他，為什麼研究哲學，——在我們看來，哲學很枯燥，尤其是符號哲學。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我覺得它很好玩。”他一個人生活。在昆明曾養過一隻大斗雞。這隻鬥雞極其高大，經常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同吃飯。他又曾到處去買大蘋果、大梨、大石榴，並鼓勵別的教授的孩子也去買，拿來和他的比賽。誰的比他的大，他就照價收買，並把原來較小的一個奉送。他和沈先生的友誼是淡而持久的，直到金先生八十多歲了，還時常坐了平板三輪到沈先生的住處來談談。——因為毛主席告他要接觸社會，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的約好，每天坐著平板車到王府井一帶各處去轉一圈。
"沈從文與汪曾祺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佔領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來的中學讀書，在家閒居了兩年。除了一些舊課本和從祖父的書架上翻出來的《嶺表錄異》之類的雜書，身邊的“新文學”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小說選》。兩年中，我反反覆覆地看著的，就是這兩本書。所以反覆地看，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別的好書看，一方面也因為這兩本書和我的氣質比較接近。我覺得這兩本書某些地方很相似。這兩本書甚至形成了我對文學，對小說的概念。
我的父親見我反覆地看這兩本書，就也拿去看。他是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的。看了這兩本書，問我：“這也是小說嗎？”我看過林琴南翻譯的《說部叢刊》，看過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也看過巴金、郁達夫的小說，看了《獵人日記》和沈先生的小說，發現：哦，原來小說是可以這樣的，是寫這樣一些人和事，是可以這樣寫的。
我在中學時並未有志於文學。在昆明參加大學聯合招生，在報名書上填寫“志願”時，提筆寫下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和讀了《沈從文小說選》有關係的。當時許多學生報考西南聯大都是慕名而來。這裡有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學後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本系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我是都選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過沈先生的課。
“各體文習作”這門課的名稱有點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實的，教學生習作各體文章。有時也出題目。我記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過“我們小庭院有什麼”這樣的題目，要求學生寫景物兼及人事。有幾位老同學用這題目寫出了很清麗的散文，在報刊上發表了，我都讀過。據沈先生自己回憶，他曾給我的下幾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要求他們寫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那一班出過什麼題目，我倒都忘了。為什麼出這樣一些題目呢？沈先生說：先得學會做部件，然後才談得上組裝。大部分時候，是不出題目的，由學生自由選擇，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課每週一次。學生在下面把車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週，沈先生就就這些作業來講課。說實在話，沈先生真不大會講課。看了《八駿圖》，那位教創作的達士先生好像對上課很在行，學期開始之前，就已經定好了十二次演講的內容，你會以為沈先生也是這樣。事實上全不是那回事。他不像聞先生那樣：長髯垂胸，雙目炯炯，富於表情，語言的節奏性很強，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樣：講解很系統，要求很嚴格，上課帶著卡片，語言樸素無華，然而紮紮實實。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因為就學生的文章來談問題，也很難有系統，大都是隨意而談，聲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變，——他能聽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學說得很像，可是自己講話仍然是一口鳳凰話；也因為他的講話內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個思想很流動跳躍的人，常常是才說東，忽而又說西。甚至他寫文章時也是這樣，有時真會離題萬里，不知說到哪裡去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管不住手裡的筆”。他的許多小說，結構很均勻縝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筆的結果。他的思想的跳動，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文體上的靈活，對講課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個長於邏輯思維的人，他從來不講什麼理論。他講的都是自己從刻苦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之談，沒有一句從書本上抄來的話。——很多教授只會抄書。這些經驗之談，如果理解了，是會終身受益的。遺憾的是，很不好理解。比如，他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種深淺不同的理解。這句話是有很豐富的內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對所寫的人物不能用俯視或旁觀的態度。作者要和人物很親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得很緊，和人物一同哀樂，一同感覺周圍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歡用“感覺”這個詞，他老是要學生訓練自己的感覺）。什麼時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離得遠了，你就只好寫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話。一切從屬於人物。寫景、敘事都不能和人物遊離。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得用人物的眼睛來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來聽，人物的鼻子來聞嗅。《丈夫》裡所寫的河上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貴生》裡描寫的秋天，是貴生感到的秋天。寫景和敘事的語言和人物的語言（對話）要相協調。這樣，才能使通篇小說都滲透了人物，使讀者在字裡行間都感覺到人物，——同時也就感覺到作者的風格。風格，是作者對人物的感受。離開了人物，風格就不存在。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處較久，讀了他許多作品之後，才能理解得到的。單是一句“要貼到人物來寫”，誰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又如，他曾經批評過我的一篇小說，說：“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讓一個第三者來聽，他會說：“這是什麼意思？”我是明白的。我這篇小說用了大量的對話，我儘量想把對話寫得深一點，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事實上，沒有人會這樣的說話，就是兩個詩人，也不會這樣的交談。沈先生這句話等於說：這是不真實的。沈先生自己小說裡的對話，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話，但是一樣還是使人感到人物，覺得美。從此，我就儘量把對話寫得樸素一點，真切一點。
沈先生是那種“用手來思索”的人（巴甫連科說作家是用手來思索的）。他用筆寫下的東西比用口講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學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講話，而是他在學生的文章後面所寫的評語。沈先生對學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評語卻寫得很長，有時會比本文還長。這些評語有的是就那篇習作來談的，也有的是由此說開去，談到創作上某個問題。這實在是一些文學隨筆。往往有獨到的見解，文筆也很講究。老一輩作家大都是“執筆則為文”，不論寫什麼，哪怕是寫一個便條，都是當一個“作品”來寫的。——這樣才能隨時鍛鍊文筆。沈先生歷年寫下的這種評語，為數是很不少的，可惜沒有一篇留下來。否則，對今天的文學青年會是很有用處的。
除了評語，沈先生還就學生這篇習作，挑一些與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別人的，——中國的外國的，帶來給學生看。因此，他來上課時都抱了一大堆書。我記得我有一次寫了一篇描寫一家小店鋪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樣人的活動，完全沒有故事的小說，他就介紹我看他自己寫的《腐爛》（這篇東西我過去未看過）。看看自己的習作，再看看別人的作品，比較吸收，收效很好。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說總集叫做《沈從文小說習作選》，說這都是為了給上創作課的學生示範，有意地試驗各種方法而寫的，這是實情，並非故示謙虛。
沈先生這種教寫作的方法，到現在我還認為是一種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倒希望現在的大學中文系教創作的老師也來試試這種方法。可惜願意這樣教的人不多；能夠這樣教的，也很少。
“創作實習”上課和“各體文習作”也差不多，只是有時較有系統地講講作家論。“小說史”使我讀了不少中國古代小說。那時小說史資料不易得，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筆小行書抄錄在昆明所產的竹紙上，分給學生去看。這種竹紙高可一尺，長約半丈，折起來像一個經卷。這些資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輯錄的罕見的資料，輾轉流傳，全都散失了。
沈先生是我見到的一個少有的勤奮的人。他對閒散是幾乎不能容忍的。聯大有些學生，穿著很“摩登”的西服，頭上塗了厚厚的髮蠟，走路模仿克拉克·蓋博（克拉克·蓋博是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美國電影明星），一天喝咖啡、參加舞會，無所事事。沈先生管這種學生叫“火奴魯魯”（火奴魯魯即檀香山。至於沈先生為什麼把這樣的學生叫做“火奴魯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哎，這是個火奴魯魯！”他最反對打撲克，以為把生命這樣的浪費掉，實在不可思議。他曾和幾個作家在井岡山住了一些時候，對他們成天打撲克很不滿意，“一天打撲克，——在井岡山這種地方！哎！”除了陪客人談天，我看到沈先生，都是坐在桌子前面，寫。他這輩子寫了多少字呀。有一次，我和他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排一排的書架前面，他說：“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的書，我真是什麼也不想寫了。”這句話與其說是悲哀的感慨，不如說是對自己的鞭策。
他的文筆很流暢，有一個時期且被稱為多產作家，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十年中他出了四十個集子，你會以為他寫起來很輕易。事實不是那樣。除了《從文自傳》是一揮而就，寫成之後，連看一遍也沒有，就交出去付印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寫得很艱苦。他的《邊城》不過六七萬字，寫了半年。據他自己告訴我，那時住在北京的達子營，巴金住在他家。他那時還有個“客廳”。巴金在客廳裡寫，沈先生在院子裡寫。半年之間，巴金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卻只寫了一個《邊城》。我曾經看過沈先生的原稿（大概是《長河》），他不用稿紙，寫在一個硬麵的練習本上，把橫格豎過來寫。他不用自來水筆，用蘸水鋼筆（他執鋼筆的手勢有點像執毛筆，執毛筆的手勢卻又有點像拿鋼筆）。這原稿真是“一塌糊塗”，勾來劃去，改了又改。他真幹過這樣的事：把原稿一條一條地剪開，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他說他自己的作品是“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出來的”，這不是誇張的話。他早年常流鼻血。大概是因為血小板少，血液不易凝固，流起來很難止住。有時夜裡寫作，鼻血流了一大攤，鄰居發現他伏在血裡，以為他已經完了。我就親見過他的沁著血的手稿。
因為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來轟炸，很多教授都“疏散”到了鄉下。沈先生也把家搬到了呈貢附近的桃源新村。他每個星期到城裡來住幾天，住在文林街教員宿舍樓上把角臨街的一間屋子裡，房屋很簡陋。昆明的房子，大都不蓋望板，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從瓦縫中可見星光、月光。下雨時，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頂一頂，移密就疏，辦法倒也簡便。沈先生一進城，他這間屋子裡就不斷有客人。來客是各色各樣的，有校外的，也有校內的教授和學生。學生也不限於中文系的，文、法、理、工學院的都有。不論是哪個系的學生都對文學有興趣，都看文學書，有很多理工科同學能寫很漂亮的文章，這大概可算是西南聯大的一種學風。這種學風，我以為今天應該大力的提倡。沈先生只要進城，我是一定去的。去還書，借書。沈先生的知識面很廣，他每天都看書。現在也還是這樣。去年，他七十八歲了，我上他家去，沈師母還說：“他一天到晚看書，——還都記得！”他看的書真是五花八門，他叫這是“雜知識”。他的藏書也真是兼收幷蓄。文學書、哲學書、道教史、馬林諾斯基的人類學、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觀賞植物……大概除了《相對論》，在他的書架上都能找到。我每次去，就隨便挑幾本，看一個星期（我在西南聯大幾年，所得到的一點“學問”，大部分是從沈先生的書裡取來的）。他的書除了自己看，買了來，就是準備借人的。聯大很多學生手裡都有一兩本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的書。沈先生看過的書大都做了批註。看一本陶瓷史，鋪天蓋地，全都批滿了，又還粘了許多紙條，密密地寫著字。這些批註比正文的字數還要多。很多書上，做了題記。題記有時與本書無關，或記往事，或抒感慨。有些題記有著只有本人知道的“本事”，別人不懂。比如，有一本書後寫著：“雨季已過，無虹可看矣。”有一本後面題著：“某月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前一條我可以約略知道，後一條則不知所謂了。為什麼這個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十分難過呢？我對這些題記很感興趣，覺得很有意思，而且自成一種文體，所以到現在還記得。他的藏書幾經散失。去年我去看他，書架上的書大都是近年買的，我所熟識的，似只有一函《少室山房全集》了。沈先生對美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對美的東西有著一種熾熱的、生理的、近乎是肉慾的感情。美使他驚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他蒐羅過各種美術品。在北京，他好幾年蒐羅瓷器。待客的茶杯經常變換，也許是一套康熙青花，也許是鷓鴣斑的淺盞，也許是日本的九穀瓷。吃飯的時候，客人會放下筷子，欣賞起他的雍正粉彩大盤，把盤裡的韭黃炒雞蛋都擱涼了。在昆明，他不知怎麼發現了一種竹胎的緬漆的圓盒，黑紅兩色的居多，間或有描金的，盒蓋周圍有極繁複的花紋，大概是用竹筆刮繪出來的，有云龍花草，偶爾也有畫了一圈趺坐著的小人的。這東西原是奩具，不知是什麼年代的，帶有漢代漆器的風格而又有點少數民族的色彩。他每回進城，除了置買雜物，就是到處尋找這東西（很便宜的，一隻圓盒比一個粗竹籃貴不了多少）。他大概前後蒐集了有幾百，而且鑑賞越來越精，到後來，稍一般的，就不要了。我常常隨著他滿城亂跑，去衰貨攤上覓寶。有一次買到一個直徑一尺二的大漆盒，他愛不釋手，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的封面！”有一陣又不知從哪裡找到大批苗族的挑花。白色的土布，用色線（藍線或黑線）挑出精緻而天真的圖案。有客人來，就攤在一張琴案上，大家圍著看，一人手裡捧著一杯茶，不斷髮出驚歎的聲音。抗戰後，回到北京，他又買了很多舊繡貨：扇子套、眼鏡套、檳榔荷包、枕頭頂，乃至帳簷、飄帶……（最初也很便宜，後來就十分昂貴了）後來又搞絲綢，搞服裝。他蒐羅工藝品，是最不功利，最不自私的。他花了大量的錢買這些東西，不是以為奇貨可居，也不是為了裝點風雅，他是為了使別人也能分嚐到美的享受，真是“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的許多藏品都不聲不響地捐獻給國家了。北京大學博物館初成立的時候，玻璃櫃裡的不少展品就是從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昆明的熟人的案上幾乎都有一個兩個沈從文送的緬漆圓盒，用來裝芙蓉糕、薩其馬或郵票、印泥之類雜物。他的那些名貴的瓷器，我近二年去看，已經所剩無幾了，就像那些扉頁上寫著“上官碧”名字的書一樣，都到了別人的手裡。沈從文欣賞的美，也可以換一個字，是“人”。他不把這些工藝品只看成是“物”，他總是把它和人聯繫在一起的。他總是透過“物”看到“人”。對美的驚奇，也是對人的讚歎。這是人的勞績，人的智慧，人的無窮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彌滿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呀！他在稱讚一個美的作品時所用的語言是充滿感情的，也頗特別，比如：“那樣準確，準確得可怕！”他常常對著一幅織錦緞或者一個“七色暈”的繡片驚呼：“真是了不得！”“真不可想象！”他到了杭州，才知道故宮龍袍上的金線，是瞎子在一個極薄的金箔上憑手的感覺割出來的，“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他和我到故宮去看瓷器，有幾個蓮子盅造型極美，我還在流連賞玩，他在我耳邊輕輕地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一個文物專家，國內國外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似乎尚無先例。對我說起來，倒並不認為不可理解。這在沈先生，與其說是改弦更張，不如說是輕車熟路。這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是五十歲改行，總是件冒險的事。我以為沈先生思想缺乏條理，又沒有受過“科學方法”的訓練，他對文物只是一個熱情的欣賞者，不長於冷靜的分析，現在正式“下海”，以此作為專業，究竟能搞出多大成就，最初我是持懷疑態度的。直到前二年，我聽他談了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看到他編纂的《中國服裝史資料》的極小一部分圖片，我才覺得，他鑽了二十年，真把中國的文物鑽通了。他不但鑽得很深，而且，用他自己的說法：解決了一個問題，其他問題也就“頃刻”解決了。服裝史是個拓荒工作。他說現在還是試驗，成不成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填補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空白，對歷史、戲劇等方面將發生很大作用，一個人一輩子做出這樣一件事，也值了！《服裝史》終於將要出版了，這對於沈先生的熟人，都是很大的安慰。因為治服裝史，他又搞了許多副產品。他搞了扇子的發展，馬戲的發展（沈從文這個名字和“馬戲”聯在一起，真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他從人物服裝，斷定號稱故宮藏畫最早的一幅展子虔《遊春圖》不是隋代的而是晚唐的東西。他現在在手的研究專題就有四十個。其中有一些已經完成了（如陶瓷史），有一些正在做。他在去年寫的一篇散文《憶翔鶴》的最後說“一息尚存，即有責任待盡”，不是一句空話。沈先生是一個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時不我與”之感，所以他現在工作加倍地勤奮。沈師母說他常常一坐下來就是十幾個小時。沈先生是從來沒有休息的。他的休息只是寫寫字。是一股什麼力量催著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這樣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地工作著的呢？我以為：是熾熱而深沉的愛國主義。
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了文物專家，對國家來說，孰得孰失，且容歷史去做結論吧。許多人對他放下創作的筆感到惋惜，希望他還能繼續寫文學作品。我對此事已不抱希望了。人老了，駕馭文字的能力就會衰退。他自己也說他越來越“管不住手裡的筆”了。但是看了《憶翔鶴》，改變了我的看法。這篇文章還是寫得那樣流轉自如，毫不枯澀，舊日文風猶在，而且更加爐火純青了。他的詩情沒有枯竭，他對人事的感受還是那樣精細銳敏，他的抒情才分因為世界觀的成熟變得更明淨了。那麼，沈老師，在您的身體條件許可下，興之所至，您也還是寫一點吧。
朱光潛先生在一篇談沈從文的短文中，說沈先生交遊很廣，但朱先生知道，他是一個寂寞的人。吳祖光有一次跟我說：“你們老師不但文章寫得好，為人也是那樣好。”他們的話都是對的。
沈先生的客人很多，但都是君子之交，言不及利。他總是用一種含蓄的熱情對人，用一種欣賞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對前輩、朋友、學生、家人、保姆，都是這樣。
他是把生活裡的人都當成一個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津津樂道的熟人的一些細節，都是小說化了的細節。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們在沈先生的客座（有時是一張破椅子，一個小板凳）上也就不大好意思談出過於庸俗無聊的話，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閒談一陣，喝一盞清茶，抽幾枝煙，借幾本書和他所需要的資料（沈先生對來藉資料的，都是有求必應），就走了。
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筆來了。
沈先生對曾經幫助過他的前輩是念念不忘的，如林宰平先生、楊今甫（振聲）先生、徐志摩。
林老先生我未見過，只在沈先生處見過他所寫的字。
林宰平
楊先生也是我的老師，這是個非常愛才的人。沈先生在幾個大學教書，大概都是出於楊先生的安排。他是中篇小說《玉君》的作者。我在昆明時曾在我們的系主任羅莘田先生的案上見過他寫的一篇遊戲文章《釋鰥》，是寫聯大的光棍教授的生活的。楊先生多年過著獨身生活。他當過好幾個大學的文學院長，襯衫都是自己洗燙，然而衣履精整，窗明几淨，左圖右史，自得其樂，生活得很瀟灑。他對後進青年的作品是很關心的。他曾經託沈先生帶話，叫我去看看他。我去了，他親自洗壺滌器，為我煮了咖啡，讓我看了沈尹默給他寫的字，說：“尹默的字超過明朝人”；又讓我看了他的藏畫，其中有一套姚茫父的冊頁，每一開的畫芯只有一個火柴盒大，卻都十分蒼翠雄渾，是姚畫的難得的精品。坐了一個多小時，我就告辭出來了。他讓我去，似乎只是想跟我隨便聊聊，看看字畫。沈先生夫婦是常去看楊先生的，想來情形亦當如此。
楊振聲
徐志摩是最初發現沈從文的才能的人。沈先生說過，如果沒有徐志摩，他就不會成為作家，他也許會去當警察，或者隨便在哪條街上倒下來，胡里胡塗地死掉了。沈先生曾和我說過許多這位詩人的佚事。詩人，總是有些倜儻不羈的。沈先生說他有一次上課，講英國詩，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大煙臺蘋果，一邊咬著，說：“中國是有好東西的！”
徐志摩
沈先生常談起的三個朋友是樑思成、林徽因、金嶽霖。
樑思成後來我在北京見過，林徽因一直沒有見著。他們都是學建築的。我因為沈先生的介紹，曾看過《營造法式》之類的書，知道什麼叫“一斗三升”，對趙州橋、定州塔發生很大的興趣。沈先生的好多冊《營造學報》一直在我手裡，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處理”了。從沈先生口中，我知道樑思成有一次為了從一個較遠的距離觀測一座古塔內部的結構，一直往後退，差一點從塔上掉了下去。林徽因對文學藝術的見解是為徐志摩、楊今甫、沈從文等一代名流所傾倒的。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的“沙龍女性”，一箇中國的弗吉尼亞·沃爾芙。她寫的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別具一格，和廢名的《桃園》、《竹林的故事》一樣，都是現代中國文學裡的不可忽視的作品。現在很多人在談論“意識流”，看看林徽因的小說，就知道不但外國有，中國也早就有了。她很會談話，發著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燒，還半躺在客廳裡，和客人劇談文學藝術問題。
林徽因、樑思成
金嶽霖是個通人情、有學問的妙人，也是一個怪人。他是我的老師，大學一年級時，教“邏輯”，這是文法學院的共同必修課。教室很大，學生很多。他的眼睛有病，有一個時期戴的眼鏡一邊的鏡片是黑的，一邊是白的。頭上整年戴一頂舊呢帽。每學期上第一課都要首先聲明：“對不起，我的眼睛有病，不能摘下帽子，不是對你們不禮貌。”“邏輯”課有點近似數學，是有習題的。他常常當堂提問，叫學生回答。那指名的方式卻頗為特別。“今天，所有穿紅毛衣的女士回答。”他閉著眼睛用手一指，一個女士就站了起來。“今天，梳兩條辮子的回答。”因為“邏輯”這玩意對乍從中學出來的女士和先生都很新鮮，學生也常提出問題來問他。有一個歸僑學生叫林國達，最愛提問，他的問題往往很奇怪。金先生叫他問得沒有辦法，就反過來問他：“林國達，我問你一個問題：‘林國達先生是垂直於黑板的’，這是什麼意思？”——林國達後來在一次游泳中淹死了。金先生教邏輯，看的小說卻很多，從喬依思的《尤利西斯》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無所不看。沈先生有一次拉他來做了一次演講。有一陣，沈先生曾給聯大的一些寫寫小說、寫寫詩的學生組織過講座，地點在巴金的夫人蕭珊的住處，與座者只有十來個人。金先生講的題目很吸引人，大概是沈先生出的：“小說和哲學”。他的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紅樓夢》裡所講的哲學也不是哲學。那次演講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講著講著，他忽然停了下來，說：“對不起，我身上好像有個小動物。”隨即把手伸進脖領，擒住了這隻小動物，並當場處死了。我們曾問過他，為什麼研究哲學，——在我們看來，哲學很枯燥，尤其是符號哲學。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我覺得它很好玩。”他一個人生活。在昆明曾養過一隻大斗雞。這隻鬥雞極其高大，經常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同吃飯。他又曾到處去買大蘋果、大梨、大石榴，並鼓勵別的教授的孩子也去買，拿來和他的比賽。誰的比他的大，他就照價收買，並把原來較小的一個奉送。他和沈先生的友誼是淡而持久的，直到金先生八十多歲了，還時常坐了平板三輪到沈先生的住處來談談。——因為毛主席告他要接觸社會，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的約好，每天坐著平板車到王府井一帶各處去轉一圈。
金嶽霖
和沈先生不多見面，但多年往還不絕的，還有一個張奚若先生、一個丁西林先生。
張先生是個老同盟會員，曾拒絕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參議會，人矮矮的，上脣留著短髭，風度如一個日本的大藏相，不知道為什麼和沈先生很談得來。
"沈從文與汪曾祺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佔領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來的中學讀書，在家閒居了兩年。除了一些舊課本和從祖父的書架上翻出來的《嶺表錄異》之類的雜書，身邊的“新文學”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小說選》。兩年中，我反反覆覆地看著的，就是這兩本書。所以反覆地看，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別的好書看，一方面也因為這兩本書和我的氣質比較接近。我覺得這兩本書某些地方很相似。這兩本書甚至形成了我對文學，對小說的概念。
我的父親見我反覆地看這兩本書，就也拿去看。他是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的。看了這兩本書，問我：“這也是小說嗎？”我看過林琴南翻譯的《說部叢刊》，看過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也看過巴金、郁達夫的小說，看了《獵人日記》和沈先生的小說，發現：哦，原來小說是可以這樣的，是寫這樣一些人和事，是可以這樣寫的。
我在中學時並未有志於文學。在昆明參加大學聯合招生，在報名書上填寫“志願”時，提筆寫下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和讀了《沈從文小說選》有關係的。當時許多學生報考西南聯大都是慕名而來。這裡有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學後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本系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我是都選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過沈先生的課。
“各體文習作”這門課的名稱有點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實的，教學生習作各體文章。有時也出題目。我記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過“我們小庭院有什麼”這樣的題目，要求學生寫景物兼及人事。有幾位老同學用這題目寫出了很清麗的散文，在報刊上發表了，我都讀過。據沈先生自己回憶，他曾給我的下幾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要求他們寫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那一班出過什麼題目，我倒都忘了。為什麼出這樣一些題目呢？沈先生說：先得學會做部件，然後才談得上組裝。大部分時候，是不出題目的，由學生自由選擇，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課每週一次。學生在下面把車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週，沈先生就就這些作業來講課。說實在話，沈先生真不大會講課。看了《八駿圖》，那位教創作的達士先生好像對上課很在行，學期開始之前，就已經定好了十二次演講的內容，你會以為沈先生也是這樣。事實上全不是那回事。他不像聞先生那樣：長髯垂胸，雙目炯炯，富於表情，語言的節奏性很強，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樣：講解很系統，要求很嚴格，上課帶著卡片，語言樸素無華，然而紮紮實實。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因為就學生的文章來談問題，也很難有系統，大都是隨意而談，聲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變，——他能聽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學說得很像，可是自己講話仍然是一口鳳凰話；也因為他的講話內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個思想很流動跳躍的人，常常是才說東，忽而又說西。甚至他寫文章時也是這樣，有時真會離題萬里，不知說到哪裡去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管不住手裡的筆”。他的許多小說，結構很均勻縝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筆的結果。他的思想的跳動，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文體上的靈活，對講課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個長於邏輯思維的人，他從來不講什麼理論。他講的都是自己從刻苦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之談，沒有一句從書本上抄來的話。——很多教授只會抄書。這些經驗之談，如果理解了，是會終身受益的。遺憾的是，很不好理解。比如，他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種深淺不同的理解。這句話是有很豐富的內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對所寫的人物不能用俯視或旁觀的態度。作者要和人物很親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得很緊，和人物一同哀樂，一同感覺周圍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歡用“感覺”這個詞，他老是要學生訓練自己的感覺）。什麼時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離得遠了，你就只好寫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話。一切從屬於人物。寫景、敘事都不能和人物遊離。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得用人物的眼睛來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來聽，人物的鼻子來聞嗅。《丈夫》裡所寫的河上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貴生》裡描寫的秋天，是貴生感到的秋天。寫景和敘事的語言和人物的語言（對話）要相協調。這樣，才能使通篇小說都滲透了人物，使讀者在字裡行間都感覺到人物，——同時也就感覺到作者的風格。風格，是作者對人物的感受。離開了人物，風格就不存在。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處較久，讀了他許多作品之後，才能理解得到的。單是一句“要貼到人物來寫”，誰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又如，他曾經批評過我的一篇小說，說：“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讓一個第三者來聽，他會說：“這是什麼意思？”我是明白的。我這篇小說用了大量的對話，我儘量想把對話寫得深一點，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事實上，沒有人會這樣的說話，就是兩個詩人，也不會這樣的交談。沈先生這句話等於說：這是不真實的。沈先生自己小說裡的對話，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話，但是一樣還是使人感到人物，覺得美。從此，我就儘量把對話寫得樸素一點，真切一點。
沈先生是那種“用手來思索”的人（巴甫連科說作家是用手來思索的）。他用筆寫下的東西比用口講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學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講話，而是他在學生的文章後面所寫的評語。沈先生對學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評語卻寫得很長，有時會比本文還長。這些評語有的是就那篇習作來談的，也有的是由此說開去，談到創作上某個問題。這實在是一些文學隨筆。往往有獨到的見解，文筆也很講究。老一輩作家大都是“執筆則為文”，不論寫什麼，哪怕是寫一個便條，都是當一個“作品”來寫的。——這樣才能隨時鍛鍊文筆。沈先生歷年寫下的這種評語，為數是很不少的，可惜沒有一篇留下來。否則，對今天的文學青年會是很有用處的。
除了評語，沈先生還就學生這篇習作，挑一些與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別人的，——中國的外國的，帶來給學生看。因此，他來上課時都抱了一大堆書。我記得我有一次寫了一篇描寫一家小店鋪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樣人的活動，完全沒有故事的小說，他就介紹我看他自己寫的《腐爛》（這篇東西我過去未看過）。看看自己的習作，再看看別人的作品，比較吸收，收效很好。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說總集叫做《沈從文小說習作選》，說這都是為了給上創作課的學生示範，有意地試驗各種方法而寫的，這是實情，並非故示謙虛。
沈先生這種教寫作的方法，到現在我還認為是一種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倒希望現在的大學中文系教創作的老師也來試試這種方法。可惜願意這樣教的人不多；能夠這樣教的，也很少。
“創作實習”上課和“各體文習作”也差不多，只是有時較有系統地講講作家論。“小說史”使我讀了不少中國古代小說。那時小說史資料不易得，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筆小行書抄錄在昆明所產的竹紙上，分給學生去看。這種竹紙高可一尺，長約半丈，折起來像一個經卷。這些資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輯錄的罕見的資料，輾轉流傳，全都散失了。
沈先生是我見到的一個少有的勤奮的人。他對閒散是幾乎不能容忍的。聯大有些學生，穿著很“摩登”的西服，頭上塗了厚厚的髮蠟，走路模仿克拉克·蓋博（克拉克·蓋博是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美國電影明星），一天喝咖啡、參加舞會，無所事事。沈先生管這種學生叫“火奴魯魯”（火奴魯魯即檀香山。至於沈先生為什麼把這樣的學生叫做“火奴魯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哎，這是個火奴魯魯！”他最反對打撲克，以為把生命這樣的浪費掉，實在不可思議。他曾和幾個作家在井岡山住了一些時候，對他們成天打撲克很不滿意，“一天打撲克，——在井岡山這種地方！哎！”除了陪客人談天，我看到沈先生，都是坐在桌子前面，寫。他這輩子寫了多少字呀。有一次，我和他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排一排的書架前面，他說：“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的書，我真是什麼也不想寫了。”這句話與其說是悲哀的感慨，不如說是對自己的鞭策。
他的文筆很流暢，有一個時期且被稱為多產作家，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十年中他出了四十個集子，你會以為他寫起來很輕易。事實不是那樣。除了《從文自傳》是一揮而就，寫成之後，連看一遍也沒有，就交出去付印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寫得很艱苦。他的《邊城》不過六七萬字，寫了半年。據他自己告訴我，那時住在北京的達子營，巴金住在他家。他那時還有個“客廳”。巴金在客廳裡寫，沈先生在院子裡寫。半年之間，巴金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卻只寫了一個《邊城》。我曾經看過沈先生的原稿（大概是《長河》），他不用稿紙，寫在一個硬麵的練習本上，把橫格豎過來寫。他不用自來水筆，用蘸水鋼筆（他執鋼筆的手勢有點像執毛筆，執毛筆的手勢卻又有點像拿鋼筆）。這原稿真是“一塌糊塗”，勾來劃去，改了又改。他真幹過這樣的事：把原稿一條一條地剪開，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他說他自己的作品是“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出來的”，這不是誇張的話。他早年常流鼻血。大概是因為血小板少，血液不易凝固，流起來很難止住。有時夜裡寫作，鼻血流了一大攤，鄰居發現他伏在血裡，以為他已經完了。我就親見過他的沁著血的手稿。
因為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來轟炸，很多教授都“疏散”到了鄉下。沈先生也把家搬到了呈貢附近的桃源新村。他每個星期到城裡來住幾天，住在文林街教員宿舍樓上把角臨街的一間屋子裡，房屋很簡陋。昆明的房子，大都不蓋望板，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從瓦縫中可見星光、月光。下雨時，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頂一頂，移密就疏，辦法倒也簡便。沈先生一進城，他這間屋子裡就不斷有客人。來客是各色各樣的，有校外的，也有校內的教授和學生。學生也不限於中文系的，文、法、理、工學院的都有。不論是哪個系的學生都對文學有興趣，都看文學書，有很多理工科同學能寫很漂亮的文章，這大概可算是西南聯大的一種學風。這種學風，我以為今天應該大力的提倡。沈先生只要進城，我是一定去的。去還書，借書。沈先生的知識面很廣，他每天都看書。現在也還是這樣。去年，他七十八歲了，我上他家去，沈師母還說：“他一天到晚看書，——還都記得！”他看的書真是五花八門，他叫這是“雜知識”。他的藏書也真是兼收幷蓄。文學書、哲學書、道教史、馬林諾斯基的人類學、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觀賞植物……大概除了《相對論》，在他的書架上都能找到。我每次去，就隨便挑幾本，看一個星期（我在西南聯大幾年，所得到的一點“學問”，大部分是從沈先生的書裡取來的）。他的書除了自己看，買了來，就是準備借人的。聯大很多學生手裡都有一兩本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的書。沈先生看過的書大都做了批註。看一本陶瓷史，鋪天蓋地，全都批滿了，又還粘了許多紙條，密密地寫著字。這些批註比正文的字數還要多。很多書上，做了題記。題記有時與本書無關，或記往事，或抒感慨。有些題記有著只有本人知道的“本事”，別人不懂。比如，有一本書後寫著：“雨季已過，無虹可看矣。”有一本後面題著：“某月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前一條我可以約略知道，後一條則不知所謂了。為什麼這個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十分難過呢？我對這些題記很感興趣，覺得很有意思，而且自成一種文體，所以到現在還記得。他的藏書幾經散失。去年我去看他，書架上的書大都是近年買的，我所熟識的，似只有一函《少室山房全集》了。沈先生對美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對美的東西有著一種熾熱的、生理的、近乎是肉慾的感情。美使他驚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他蒐羅過各種美術品。在北京，他好幾年蒐羅瓷器。待客的茶杯經常變換，也許是一套康熙青花，也許是鷓鴣斑的淺盞，也許是日本的九穀瓷。吃飯的時候，客人會放下筷子，欣賞起他的雍正粉彩大盤，把盤裡的韭黃炒雞蛋都擱涼了。在昆明，他不知怎麼發現了一種竹胎的緬漆的圓盒，黑紅兩色的居多，間或有描金的，盒蓋周圍有極繁複的花紋，大概是用竹筆刮繪出來的，有云龍花草，偶爾也有畫了一圈趺坐著的小人的。這東西原是奩具，不知是什麼年代的，帶有漢代漆器的風格而又有點少數民族的色彩。他每回進城，除了置買雜物，就是到處尋找這東西（很便宜的，一隻圓盒比一個粗竹籃貴不了多少）。他大概前後蒐集了有幾百，而且鑑賞越來越精，到後來，稍一般的，就不要了。我常常隨著他滿城亂跑，去衰貨攤上覓寶。有一次買到一個直徑一尺二的大漆盒，他愛不釋手，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的封面！”有一陣又不知從哪裡找到大批苗族的挑花。白色的土布，用色線（藍線或黑線）挑出精緻而天真的圖案。有客人來，就攤在一張琴案上，大家圍著看，一人手裡捧著一杯茶，不斷髮出驚歎的聲音。抗戰後，回到北京，他又買了很多舊繡貨：扇子套、眼鏡套、檳榔荷包、枕頭頂，乃至帳簷、飄帶……（最初也很便宜，後來就十分昂貴了）後來又搞絲綢，搞服裝。他蒐羅工藝品，是最不功利，最不自私的。他花了大量的錢買這些東西，不是以為奇貨可居，也不是為了裝點風雅，他是為了使別人也能分嚐到美的享受，真是“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的許多藏品都不聲不響地捐獻給國家了。北京大學博物館初成立的時候，玻璃櫃裡的不少展品就是從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昆明的熟人的案上幾乎都有一個兩個沈從文送的緬漆圓盒，用來裝芙蓉糕、薩其馬或郵票、印泥之類雜物。他的那些名貴的瓷器，我近二年去看，已經所剩無幾了，就像那些扉頁上寫著“上官碧”名字的書一樣，都到了別人的手裡。沈從文欣賞的美，也可以換一個字，是“人”。他不把這些工藝品只看成是“物”，他總是把它和人聯繫在一起的。他總是透過“物”看到“人”。對美的驚奇，也是對人的讚歎。這是人的勞績，人的智慧，人的無窮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彌滿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呀！他在稱讚一個美的作品時所用的語言是充滿感情的，也頗特別，比如：“那樣準確，準確得可怕！”他常常對著一幅織錦緞或者一個“七色暈”的繡片驚呼：“真是了不得！”“真不可想象！”他到了杭州，才知道故宮龍袍上的金線，是瞎子在一個極薄的金箔上憑手的感覺割出來的，“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他和我到故宮去看瓷器，有幾個蓮子盅造型極美，我還在流連賞玩，他在我耳邊輕輕地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一個文物專家，國內國外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似乎尚無先例。對我說起來，倒並不認為不可理解。這在沈先生，與其說是改弦更張，不如說是輕車熟路。這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是五十歲改行，總是件冒險的事。我以為沈先生思想缺乏條理，又沒有受過“科學方法”的訓練，他對文物只是一個熱情的欣賞者，不長於冷靜的分析，現在正式“下海”，以此作為專業，究竟能搞出多大成就，最初我是持懷疑態度的。直到前二年，我聽他談了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看到他編纂的《中國服裝史資料》的極小一部分圖片，我才覺得，他鑽了二十年，真把中國的文物鑽通了。他不但鑽得很深，而且，用他自己的說法：解決了一個問題，其他問題也就“頃刻”解決了。服裝史是個拓荒工作。他說現在還是試驗，成不成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填補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空白，對歷史、戲劇等方面將發生很大作用，一個人一輩子做出這樣一件事，也值了！《服裝史》終於將要出版了，這對於沈先生的熟人，都是很大的安慰。因為治服裝史，他又搞了許多副產品。他搞了扇子的發展，馬戲的發展（沈從文這個名字和“馬戲”聯在一起，真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他從人物服裝，斷定號稱故宮藏畫最早的一幅展子虔《遊春圖》不是隋代的而是晚唐的東西。他現在在手的研究專題就有四十個。其中有一些已經完成了（如陶瓷史），有一些正在做。他在去年寫的一篇散文《憶翔鶴》的最後說“一息尚存，即有責任待盡”，不是一句空話。沈先生是一個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時不我與”之感，所以他現在工作加倍地勤奮。沈師母說他常常一坐下來就是十幾個小時。沈先生是從來沒有休息的。他的休息只是寫寫字。是一股什麼力量催著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這樣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地工作著的呢？我以為：是熾熱而深沉的愛國主義。
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了文物專家，對國家來說，孰得孰失，且容歷史去做結論吧。許多人對他放下創作的筆感到惋惜，希望他還能繼續寫文學作品。我對此事已不抱希望了。人老了，駕馭文字的能力就會衰退。他自己也說他越來越“管不住手裡的筆”了。但是看了《憶翔鶴》，改變了我的看法。這篇文章還是寫得那樣流轉自如，毫不枯澀，舊日文風猶在，而且更加爐火純青了。他的詩情沒有枯竭，他對人事的感受還是那樣精細銳敏，他的抒情才分因為世界觀的成熟變得更明淨了。那麼，沈老師，在您的身體條件許可下，興之所至，您也還是寫一點吧。
朱光潛先生在一篇談沈從文的短文中，說沈先生交遊很廣，但朱先生知道，他是一個寂寞的人。吳祖光有一次跟我說：“你們老師不但文章寫得好，為人也是那樣好。”他們的話都是對的。
沈先生的客人很多，但都是君子之交，言不及利。他總是用一種含蓄的熱情對人，用一種欣賞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對前輩、朋友、學生、家人、保姆，都是這樣。
他是把生活裡的人都當成一個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津津樂道的熟人的一些細節，都是小說化了的細節。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們在沈先生的客座（有時是一張破椅子，一個小板凳）上也就不大好意思談出過於庸俗無聊的話，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閒談一陣，喝一盞清茶，抽幾枝煙，借幾本書和他所需要的資料（沈先生對來藉資料的，都是有求必應），就走了。
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筆來了。
沈先生對曾經幫助過他的前輩是念念不忘的，如林宰平先生、楊今甫（振聲）先生、徐志摩。
林老先生我未見過，只在沈先生處見過他所寫的字。
林宰平
楊先生也是我的老師，這是個非常愛才的人。沈先生在幾個大學教書，大概都是出於楊先生的安排。他是中篇小說《玉君》的作者。我在昆明時曾在我們的系主任羅莘田先生的案上見過他寫的一篇遊戲文章《釋鰥》，是寫聯大的光棍教授的生活的。楊先生多年過著獨身生活。他當過好幾個大學的文學院長，襯衫都是自己洗燙，然而衣履精整，窗明几淨，左圖右史，自得其樂，生活得很瀟灑。他對後進青年的作品是很關心的。他曾經託沈先生帶話，叫我去看看他。我去了，他親自洗壺滌器，為我煮了咖啡，讓我看了沈尹默給他寫的字，說：“尹默的字超過明朝人”；又讓我看了他的藏畫，其中有一套姚茫父的冊頁，每一開的畫芯只有一個火柴盒大，卻都十分蒼翠雄渾，是姚畫的難得的精品。坐了一個多小時，我就告辭出來了。他讓我去，似乎只是想跟我隨便聊聊，看看字畫。沈先生夫婦是常去看楊先生的，想來情形亦當如此。
楊振聲
徐志摩是最初發現沈從文的才能的人。沈先生說過，如果沒有徐志摩，他就不會成為作家，他也許會去當警察，或者隨便在哪條街上倒下來，胡里胡塗地死掉了。沈先生曾和我說過許多這位詩人的佚事。詩人，總是有些倜儻不羈的。沈先生說他有一次上課，講英國詩，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大煙臺蘋果，一邊咬著，說：“中國是有好東西的！”
徐志摩
沈先生常談起的三個朋友是樑思成、林徽因、金嶽霖。
樑思成後來我在北京見過，林徽因一直沒有見著。他們都是學建築的。我因為沈先生的介紹，曾看過《營造法式》之類的書，知道什麼叫“一斗三升”，對趙州橋、定州塔發生很大的興趣。沈先生的好多冊《營造學報》一直在我手裡，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處理”了。從沈先生口中，我知道樑思成有一次為了從一個較遠的距離觀測一座古塔內部的結構，一直往後退，差一點從塔上掉了下去。林徽因對文學藝術的見解是為徐志摩、楊今甫、沈從文等一代名流所傾倒的。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的“沙龍女性”，一箇中國的弗吉尼亞·沃爾芙。她寫的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別具一格，和廢名的《桃園》、《竹林的故事》一樣，都是現代中國文學裡的不可忽視的作品。現在很多人在談論“意識流”，看看林徽因的小說，就知道不但外國有，中國也早就有了。她很會談話，發著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燒，還半躺在客廳裡，和客人劇談文學藝術問題。
林徽因、樑思成
金嶽霖是個通人情、有學問的妙人，也是一個怪人。他是我的老師，大學一年級時，教“邏輯”，這是文法學院的共同必修課。教室很大，學生很多。他的眼睛有病，有一個時期戴的眼鏡一邊的鏡片是黑的，一邊是白的。頭上整年戴一頂舊呢帽。每學期上第一課都要首先聲明：“對不起，我的眼睛有病，不能摘下帽子，不是對你們不禮貌。”“邏輯”課有點近似數學，是有習題的。他常常當堂提問，叫學生回答。那指名的方式卻頗為特別。“今天，所有穿紅毛衣的女士回答。”他閉著眼睛用手一指，一個女士就站了起來。“今天，梳兩條辮子的回答。”因為“邏輯”這玩意對乍從中學出來的女士和先生都很新鮮，學生也常提出問題來問他。有一個歸僑學生叫林國達，最愛提問，他的問題往往很奇怪。金先生叫他問得沒有辦法，就反過來問他：“林國達，我問你一個問題：‘林國達先生是垂直於黑板的’，這是什麼意思？”——林國達後來在一次游泳中淹死了。金先生教邏輯，看的小說卻很多，從喬依思的《尤利西斯》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無所不看。沈先生有一次拉他來做了一次演講。有一陣，沈先生曾給聯大的一些寫寫小說、寫寫詩的學生組織過講座，地點在巴金的夫人蕭珊的住處，與座者只有十來個人。金先生講的題目很吸引人，大概是沈先生出的：“小說和哲學”。他的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紅樓夢》裡所講的哲學也不是哲學。那次演講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講著講著，他忽然停了下來，說：“對不起，我身上好像有個小動物。”隨即把手伸進脖領，擒住了這隻小動物，並當場處死了。我們曾問過他，為什麼研究哲學，——在我們看來，哲學很枯燥，尤其是符號哲學。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我覺得它很好玩。”他一個人生活。在昆明曾養過一隻大斗雞。這隻鬥雞極其高大，經常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同吃飯。他又曾到處去買大蘋果、大梨、大石榴，並鼓勵別的教授的孩子也去買，拿來和他的比賽。誰的比他的大，他就照價收買，並把原來較小的一個奉送。他和沈先生的友誼是淡而持久的，直到金先生八十多歲了，還時常坐了平板三輪到沈先生的住處來談談。——因為毛主席告他要接觸社會，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的約好，每天坐著平板車到王府井一帶各處去轉一圈。
金嶽霖
和沈先生不多見面，但多年往還不絕的，還有一個張奚若先生、一個丁西林先生。
張先生是個老同盟會員，曾拒絕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參議會，人矮矮的，上脣留著短髭，風度如一個日本的大藏相，不知道為什麼和沈先生很談得來。
張奚若
丁西林曾說，要不是沈先生的鼓勵，他這個寫過《一隻馬蜂》的物理研究所所長，就不會再寫出一個《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沈從文與汪曾祺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佔領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來的中學讀書，在家閒居了兩年。除了一些舊課本和從祖父的書架上翻出來的《嶺表錄異》之類的雜書，身邊的“新文學”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小說選》。兩年中，我反反覆覆地看著的，就是這兩本書。所以反覆地看，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別的好書看，一方面也因為這兩本書和我的氣質比較接近。我覺得這兩本書某些地方很相似。這兩本書甚至形成了我對文學，對小說的概念。
我的父親見我反覆地看這兩本書，就也拿去看。他是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的。看了這兩本書，問我：“這也是小說嗎？”我看過林琴南翻譯的《說部叢刊》，看過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也看過巴金、郁達夫的小說，看了《獵人日記》和沈先生的小說，發現：哦，原來小說是可以這樣的，是寫這樣一些人和事，是可以這樣寫的。
我在中學時並未有志於文學。在昆明參加大學聯合招生，在報名書上填寫“志願”時，提筆寫下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和讀了《沈從文小說選》有關係的。當時許多學生報考西南聯大都是慕名而來。這裡有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學後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本系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我是都選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過沈先生的課。
“各體文習作”這門課的名稱有點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實的，教學生習作各體文章。有時也出題目。我記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過“我們小庭院有什麼”這樣的題目，要求學生寫景物兼及人事。有幾位老同學用這題目寫出了很清麗的散文，在報刊上發表了，我都讀過。據沈先生自己回憶，他曾給我的下幾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要求他們寫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那一班出過什麼題目，我倒都忘了。為什麼出這樣一些題目呢？沈先生說：先得學會做部件，然後才談得上組裝。大部分時候，是不出題目的，由學生自由選擇，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課每週一次。學生在下面把車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週，沈先生就就這些作業來講課。說實在話，沈先生真不大會講課。看了《八駿圖》，那位教創作的達士先生好像對上課很在行，學期開始之前，就已經定好了十二次演講的內容，你會以為沈先生也是這樣。事實上全不是那回事。他不像聞先生那樣：長髯垂胸，雙目炯炯，富於表情，語言的節奏性很強，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樣：講解很系統，要求很嚴格，上課帶著卡片，語言樸素無華，然而紮紮實實。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因為就學生的文章來談問題，也很難有系統，大都是隨意而談，聲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變，——他能聽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學說得很像，可是自己講話仍然是一口鳳凰話；也因為他的講話內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個思想很流動跳躍的人，常常是才說東，忽而又說西。甚至他寫文章時也是這樣，有時真會離題萬里，不知說到哪裡去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管不住手裡的筆”。他的許多小說，結構很均勻縝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筆的結果。他的思想的跳動，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文體上的靈活，對講課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個長於邏輯思維的人，他從來不講什麼理論。他講的都是自己從刻苦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之談，沒有一句從書本上抄來的話。——很多教授只會抄書。這些經驗之談，如果理解了，是會終身受益的。遺憾的是，很不好理解。比如，他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種深淺不同的理解。這句話是有很豐富的內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對所寫的人物不能用俯視或旁觀的態度。作者要和人物很親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得很緊，和人物一同哀樂，一同感覺周圍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歡用“感覺”這個詞，他老是要學生訓練自己的感覺）。什麼時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離得遠了，你就只好寫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話。一切從屬於人物。寫景、敘事都不能和人物遊離。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得用人物的眼睛來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來聽，人物的鼻子來聞嗅。《丈夫》裡所寫的河上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貴生》裡描寫的秋天，是貴生感到的秋天。寫景和敘事的語言和人物的語言（對話）要相協調。這樣，才能使通篇小說都滲透了人物，使讀者在字裡行間都感覺到人物，——同時也就感覺到作者的風格。風格，是作者對人物的感受。離開了人物，風格就不存在。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處較久，讀了他許多作品之後，才能理解得到的。單是一句“要貼到人物來寫”，誰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又如，他曾經批評過我的一篇小說，說：“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讓一個第三者來聽，他會說：“這是什麼意思？”我是明白的。我這篇小說用了大量的對話，我儘量想把對話寫得深一點，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事實上，沒有人會這樣的說話，就是兩個詩人，也不會這樣的交談。沈先生這句話等於說：這是不真實的。沈先生自己小說裡的對話，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話，但是一樣還是使人感到人物，覺得美。從此，我就儘量把對話寫得樸素一點，真切一點。
沈先生是那種“用手來思索”的人（巴甫連科說作家是用手來思索的）。他用筆寫下的東西比用口講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學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講話，而是他在學生的文章後面所寫的評語。沈先生對學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評語卻寫得很長，有時會比本文還長。這些評語有的是就那篇習作來談的，也有的是由此說開去，談到創作上某個問題。這實在是一些文學隨筆。往往有獨到的見解，文筆也很講究。老一輩作家大都是“執筆則為文”，不論寫什麼，哪怕是寫一個便條，都是當一個“作品”來寫的。——這樣才能隨時鍛鍊文筆。沈先生歷年寫下的這種評語，為數是很不少的，可惜沒有一篇留下來。否則，對今天的文學青年會是很有用處的。
除了評語，沈先生還就學生這篇習作，挑一些與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別人的，——中國的外國的，帶來給學生看。因此，他來上課時都抱了一大堆書。我記得我有一次寫了一篇描寫一家小店鋪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樣人的活動，完全沒有故事的小說，他就介紹我看他自己寫的《腐爛》（這篇東西我過去未看過）。看看自己的習作，再看看別人的作品，比較吸收，收效很好。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說總集叫做《沈從文小說習作選》，說這都是為了給上創作課的學生示範，有意地試驗各種方法而寫的，這是實情，並非故示謙虛。
沈先生這種教寫作的方法，到現在我還認為是一種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倒希望現在的大學中文系教創作的老師也來試試這種方法。可惜願意這樣教的人不多；能夠這樣教的，也很少。
“創作實習”上課和“各體文習作”也差不多，只是有時較有系統地講講作家論。“小說史”使我讀了不少中國古代小說。那時小說史資料不易得，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筆小行書抄錄在昆明所產的竹紙上，分給學生去看。這種竹紙高可一尺，長約半丈，折起來像一個經卷。這些資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輯錄的罕見的資料，輾轉流傳，全都散失了。
沈先生是我見到的一個少有的勤奮的人。他對閒散是幾乎不能容忍的。聯大有些學生，穿著很“摩登”的西服，頭上塗了厚厚的髮蠟，走路模仿克拉克·蓋博（克拉克·蓋博是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美國電影明星），一天喝咖啡、參加舞會，無所事事。沈先生管這種學生叫“火奴魯魯”（火奴魯魯即檀香山。至於沈先生為什麼把這樣的學生叫做“火奴魯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哎，這是個火奴魯魯！”他最反對打撲克，以為把生命這樣的浪費掉，實在不可思議。他曾和幾個作家在井岡山住了一些時候，對他們成天打撲克很不滿意，“一天打撲克，——在井岡山這種地方！哎！”除了陪客人談天，我看到沈先生，都是坐在桌子前面，寫。他這輩子寫了多少字呀。有一次，我和他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排一排的書架前面，他說：“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的書，我真是什麼也不想寫了。”這句話與其說是悲哀的感慨，不如說是對自己的鞭策。
他的文筆很流暢，有一個時期且被稱為多產作家，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十年中他出了四十個集子，你會以為他寫起來很輕易。事實不是那樣。除了《從文自傳》是一揮而就，寫成之後，連看一遍也沒有，就交出去付印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寫得很艱苦。他的《邊城》不過六七萬字，寫了半年。據他自己告訴我，那時住在北京的達子營，巴金住在他家。他那時還有個“客廳”。巴金在客廳裡寫，沈先生在院子裡寫。半年之間，巴金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卻只寫了一個《邊城》。我曾經看過沈先生的原稿（大概是《長河》），他不用稿紙，寫在一個硬麵的練習本上，把橫格豎過來寫。他不用自來水筆，用蘸水鋼筆（他執鋼筆的手勢有點像執毛筆，執毛筆的手勢卻又有點像拿鋼筆）。這原稿真是“一塌糊塗”，勾來劃去，改了又改。他真幹過這樣的事：把原稿一條一條地剪開，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他說他自己的作品是“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出來的”，這不是誇張的話。他早年常流鼻血。大概是因為血小板少，血液不易凝固，流起來很難止住。有時夜裡寫作，鼻血流了一大攤，鄰居發現他伏在血裡，以為他已經完了。我就親見過他的沁著血的手稿。
因為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來轟炸，很多教授都“疏散”到了鄉下。沈先生也把家搬到了呈貢附近的桃源新村。他每個星期到城裡來住幾天，住在文林街教員宿舍樓上把角臨街的一間屋子裡，房屋很簡陋。昆明的房子，大都不蓋望板，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從瓦縫中可見星光、月光。下雨時，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頂一頂，移密就疏，辦法倒也簡便。沈先生一進城，他這間屋子裡就不斷有客人。來客是各色各樣的，有校外的，也有校內的教授和學生。學生也不限於中文系的，文、法、理、工學院的都有。不論是哪個系的學生都對文學有興趣，都看文學書，有很多理工科同學能寫很漂亮的文章，這大概可算是西南聯大的一種學風。這種學風，我以為今天應該大力的提倡。沈先生只要進城，我是一定去的。去還書，借書。沈先生的知識面很廣，他每天都看書。現在也還是這樣。去年，他七十八歲了，我上他家去，沈師母還說：“他一天到晚看書，——還都記得！”他看的書真是五花八門，他叫這是“雜知識”。他的藏書也真是兼收幷蓄。文學書、哲學書、道教史、馬林諾斯基的人類學、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觀賞植物……大概除了《相對論》，在他的書架上都能找到。我每次去，就隨便挑幾本，看一個星期（我在西南聯大幾年，所得到的一點“學問”，大部分是從沈先生的書裡取來的）。他的書除了自己看，買了來，就是準備借人的。聯大很多學生手裡都有一兩本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的書。沈先生看過的書大都做了批註。看一本陶瓷史，鋪天蓋地，全都批滿了，又還粘了許多紙條，密密地寫著字。這些批註比正文的字數還要多。很多書上，做了題記。題記有時與本書無關，或記往事，或抒感慨。有些題記有著只有本人知道的“本事”，別人不懂。比如，有一本書後寫著：“雨季已過，無虹可看矣。”有一本後面題著：“某月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前一條我可以約略知道，後一條則不知所謂了。為什麼這個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十分難過呢？我對這些題記很感興趣，覺得很有意思，而且自成一種文體，所以到現在還記得。他的藏書幾經散失。去年我去看他，書架上的書大都是近年買的，我所熟識的，似只有一函《少室山房全集》了。沈先生對美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對美的東西有著一種熾熱的、生理的、近乎是肉慾的感情。美使他驚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他蒐羅過各種美術品。在北京，他好幾年蒐羅瓷器。待客的茶杯經常變換，也許是一套康熙青花，也許是鷓鴣斑的淺盞，也許是日本的九穀瓷。吃飯的時候，客人會放下筷子，欣賞起他的雍正粉彩大盤，把盤裡的韭黃炒雞蛋都擱涼了。在昆明，他不知怎麼發現了一種竹胎的緬漆的圓盒，黑紅兩色的居多，間或有描金的，盒蓋周圍有極繁複的花紋，大概是用竹筆刮繪出來的，有云龍花草，偶爾也有畫了一圈趺坐著的小人的。這東西原是奩具，不知是什麼年代的，帶有漢代漆器的風格而又有點少數民族的色彩。他每回進城，除了置買雜物，就是到處尋找這東西（很便宜的，一隻圓盒比一個粗竹籃貴不了多少）。他大概前後蒐集了有幾百，而且鑑賞越來越精，到後來，稍一般的，就不要了。我常常隨著他滿城亂跑，去衰貨攤上覓寶。有一次買到一個直徑一尺二的大漆盒，他愛不釋手，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的封面！”有一陣又不知從哪裡找到大批苗族的挑花。白色的土布，用色線（藍線或黑線）挑出精緻而天真的圖案。有客人來，就攤在一張琴案上，大家圍著看，一人手裡捧著一杯茶，不斷髮出驚歎的聲音。抗戰後，回到北京，他又買了很多舊繡貨：扇子套、眼鏡套、檳榔荷包、枕頭頂，乃至帳簷、飄帶……（最初也很便宜，後來就十分昂貴了）後來又搞絲綢，搞服裝。他蒐羅工藝品，是最不功利，最不自私的。他花了大量的錢買這些東西，不是以為奇貨可居，也不是為了裝點風雅，他是為了使別人也能分嚐到美的享受，真是“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的許多藏品都不聲不響地捐獻給國家了。北京大學博物館初成立的時候，玻璃櫃裡的不少展品就是從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昆明的熟人的案上幾乎都有一個兩個沈從文送的緬漆圓盒，用來裝芙蓉糕、薩其馬或郵票、印泥之類雜物。他的那些名貴的瓷器，我近二年去看，已經所剩無幾了，就像那些扉頁上寫著“上官碧”名字的書一樣，都到了別人的手裡。沈從文欣賞的美，也可以換一個字，是“人”。他不把這些工藝品只看成是“物”，他總是把它和人聯繫在一起的。他總是透過“物”看到“人”。對美的驚奇，也是對人的讚歎。這是人的勞績，人的智慧，人的無窮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彌滿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呀！他在稱讚一個美的作品時所用的語言是充滿感情的，也頗特別，比如：“那樣準確，準確得可怕！”他常常對著一幅織錦緞或者一個“七色暈”的繡片驚呼：“真是了不得！”“真不可想象！”他到了杭州，才知道故宮龍袍上的金線，是瞎子在一個極薄的金箔上憑手的感覺割出來的，“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他和我到故宮去看瓷器，有幾個蓮子盅造型極美，我還在流連賞玩，他在我耳邊輕輕地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一個文物專家，國內國外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似乎尚無先例。對我說起來，倒並不認為不可理解。這在沈先生，與其說是改弦更張，不如說是輕車熟路。這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是五十歲改行，總是件冒險的事。我以為沈先生思想缺乏條理，又沒有受過“科學方法”的訓練，他對文物只是一個熱情的欣賞者，不長於冷靜的分析，現在正式“下海”，以此作為專業，究竟能搞出多大成就，最初我是持懷疑態度的。直到前二年，我聽他談了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看到他編纂的《中國服裝史資料》的極小一部分圖片，我才覺得，他鑽了二十年，真把中國的文物鑽通了。他不但鑽得很深，而且，用他自己的說法：解決了一個問題，其他問題也就“頃刻”解決了。服裝史是個拓荒工作。他說現在還是試驗，成不成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填補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空白，對歷史、戲劇等方面將發生很大作用，一個人一輩子做出這樣一件事，也值了！《服裝史》終於將要出版了，這對於沈先生的熟人，都是很大的安慰。因為治服裝史，他又搞了許多副產品。他搞了扇子的發展，馬戲的發展（沈從文這個名字和“馬戲”聯在一起，真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他從人物服裝，斷定號稱故宮藏畫最早的一幅展子虔《遊春圖》不是隋代的而是晚唐的東西。他現在在手的研究專題就有四十個。其中有一些已經完成了（如陶瓷史），有一些正在做。他在去年寫的一篇散文《憶翔鶴》的最後說“一息尚存，即有責任待盡”，不是一句空話。沈先生是一個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時不我與”之感，所以他現在工作加倍地勤奮。沈師母說他常常一坐下來就是十幾個小時。沈先生是從來沒有休息的。他的休息只是寫寫字。是一股什麼力量催著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這樣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地工作著的呢？我以為：是熾熱而深沉的愛國主義。
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了文物專家，對國家來說，孰得孰失，且容歷史去做結論吧。許多人對他放下創作的筆感到惋惜，希望他還能繼續寫文學作品。我對此事已不抱希望了。人老了，駕馭文字的能力就會衰退。他自己也說他越來越“管不住手裡的筆”了。但是看了《憶翔鶴》，改變了我的看法。這篇文章還是寫得那樣流轉自如，毫不枯澀，舊日文風猶在，而且更加爐火純青了。他的詩情沒有枯竭，他對人事的感受還是那樣精細銳敏，他的抒情才分因為世界觀的成熟變得更明淨了。那麼，沈老師，在您的身體條件許可下，興之所至，您也還是寫一點吧。
朱光潛先生在一篇談沈從文的短文中，說沈先生交遊很廣，但朱先生知道，他是一個寂寞的人。吳祖光有一次跟我說：“你們老師不但文章寫得好，為人也是那樣好。”他們的話都是對的。
沈先生的客人很多，但都是君子之交，言不及利。他總是用一種含蓄的熱情對人，用一種欣賞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對前輩、朋友、學生、家人、保姆，都是這樣。
他是把生活裡的人都當成一個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津津樂道的熟人的一些細節，都是小說化了的細節。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們在沈先生的客座（有時是一張破椅子，一個小板凳）上也就不大好意思談出過於庸俗無聊的話，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閒談一陣，喝一盞清茶，抽幾枝煙，借幾本書和他所需要的資料（沈先生對來藉資料的，都是有求必應），就走了。
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筆來了。
沈先生對曾經幫助過他的前輩是念念不忘的，如林宰平先生、楊今甫（振聲）先生、徐志摩。
林老先生我未見過，只在沈先生處見過他所寫的字。
林宰平
楊先生也是我的老師，這是個非常愛才的人。沈先生在幾個大學教書，大概都是出於楊先生的安排。他是中篇小說《玉君》的作者。我在昆明時曾在我們的系主任羅莘田先生的案上見過他寫的一篇遊戲文章《釋鰥》，是寫聯大的光棍教授的生活的。楊先生多年過著獨身生活。他當過好幾個大學的文學院長，襯衫都是自己洗燙，然而衣履精整，窗明几淨，左圖右史，自得其樂，生活得很瀟灑。他對後進青年的作品是很關心的。他曾經託沈先生帶話，叫我去看看他。我去了，他親自洗壺滌器，為我煮了咖啡，讓我看了沈尹默給他寫的字，說：“尹默的字超過明朝人”；又讓我看了他的藏畫，其中有一套姚茫父的冊頁，每一開的畫芯只有一個火柴盒大，卻都十分蒼翠雄渾，是姚畫的難得的精品。坐了一個多小時，我就告辭出來了。他讓我去，似乎只是想跟我隨便聊聊，看看字畫。沈先生夫婦是常去看楊先生的，想來情形亦當如此。
楊振聲
徐志摩是最初發現沈從文的才能的人。沈先生說過，如果沒有徐志摩，他就不會成為作家，他也許會去當警察，或者隨便在哪條街上倒下來，胡里胡塗地死掉了。沈先生曾和我說過許多這位詩人的佚事。詩人，總是有些倜儻不羈的。沈先生說他有一次上課，講英國詩，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大煙臺蘋果，一邊咬著，說：“中國是有好東西的！”
徐志摩
沈先生常談起的三個朋友是樑思成、林徽因、金嶽霖。
樑思成後來我在北京見過，林徽因一直沒有見著。他們都是學建築的。我因為沈先生的介紹，曾看過《營造法式》之類的書，知道什麼叫“一斗三升”，對趙州橋、定州塔發生很大的興趣。沈先生的好多冊《營造學報》一直在我手裡，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處理”了。從沈先生口中，我知道樑思成有一次為了從一個較遠的距離觀測一座古塔內部的結構，一直往後退，差一點從塔上掉了下去。林徽因對文學藝術的見解是為徐志摩、楊今甫、沈從文等一代名流所傾倒的。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的“沙龍女性”，一箇中國的弗吉尼亞·沃爾芙。她寫的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別具一格，和廢名的《桃園》、《竹林的故事》一樣，都是現代中國文學裡的不可忽視的作品。現在很多人在談論“意識流”，看看林徽因的小說，就知道不但外國有，中國也早就有了。她很會談話，發著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燒，還半躺在客廳裡，和客人劇談文學藝術問題。
林徽因、樑思成
金嶽霖是個通人情、有學問的妙人，也是一個怪人。他是我的老師，大學一年級時，教“邏輯”，這是文法學院的共同必修課。教室很大，學生很多。他的眼睛有病，有一個時期戴的眼鏡一邊的鏡片是黑的，一邊是白的。頭上整年戴一頂舊呢帽。每學期上第一課都要首先聲明：“對不起，我的眼睛有病，不能摘下帽子，不是對你們不禮貌。”“邏輯”課有點近似數學，是有習題的。他常常當堂提問，叫學生回答。那指名的方式卻頗為特別。“今天，所有穿紅毛衣的女士回答。”他閉著眼睛用手一指，一個女士就站了起來。“今天，梳兩條辮子的回答。”因為“邏輯”這玩意對乍從中學出來的女士和先生都很新鮮，學生也常提出問題來問他。有一個歸僑學生叫林國達，最愛提問，他的問題往往很奇怪。金先生叫他問得沒有辦法，就反過來問他：“林國達，我問你一個問題：‘林國達先生是垂直於黑板的’，這是什麼意思？”——林國達後來在一次游泳中淹死了。金先生教邏輯，看的小說卻很多，從喬依思的《尤利西斯》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無所不看。沈先生有一次拉他來做了一次演講。有一陣，沈先生曾給聯大的一些寫寫小說、寫寫詩的學生組織過講座，地點在巴金的夫人蕭珊的住處，與座者只有十來個人。金先生講的題目很吸引人，大概是沈先生出的：“小說和哲學”。他的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紅樓夢》裡所講的哲學也不是哲學。那次演講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講著講著，他忽然停了下來，說：“對不起，我身上好像有個小動物。”隨即把手伸進脖領，擒住了這隻小動物，並當場處死了。我們曾問過他，為什麼研究哲學，——在我們看來，哲學很枯燥，尤其是符號哲學。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我覺得它很好玩。”他一個人生活。在昆明曾養過一隻大斗雞。這隻鬥雞極其高大，經常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同吃飯。他又曾到處去買大蘋果、大梨、大石榴，並鼓勵別的教授的孩子也去買，拿來和他的比賽。誰的比他的大，他就照價收買，並把原來較小的一個奉送。他和沈先生的友誼是淡而持久的，直到金先生八十多歲了，還時常坐了平板三輪到沈先生的住處來談談。——因為毛主席告他要接觸社會，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的約好，每天坐著平板車到王府井一帶各處去轉一圈。
金嶽霖
和沈先生不多見面，但多年往還不絕的，還有一個張奚若先生、一個丁西林先生。
張先生是個老同盟會員，曾拒絕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參議會，人矮矮的，上脣留著短髭，風度如一個日本的大藏相，不知道為什麼和沈先生很談得來。
張奚若
丁西林曾說，要不是沈先生的鼓勵，他這個寫過《一隻馬蜂》的物理研究所所長，就不會再寫出一個《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丁西林
沈先生對於後進的幫助是不遺餘力的。他曾自己出資給初露頭角的青年詩人印過詩集。曹禺的《雷雨》發表後，是沈先生建議《大公報》給他發一筆獎金的。他的學生的作品，很多是經他的潤飾後，寫了熱情揄揚的信，寄到他所熟識的報刊上發表的。單是他代付的郵資，就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前年他收到一封現在在解放軍的知名作家的信，說起他當年喪父，無力葬埋，是沈先生為他寫了好多字，開了一個書法展覽，賣了錢給他，才能回鄉辦了喪事的。此事沈先生久已忘記，看了信想想，才記起彷彿有這樣一回事。
沈先生待人，有一顯著特點，是平等。這種平等，不是政治信念，也不是宗教教條，而是由於對人的尊重而產生的一種極其自然的生活的風格。他在昆明和北京都請過保姆。這兩個保姆和沈家一家都相處得極好。昆明的一個，人胖胖的，沈先生常和她閒談。沈先生曾把她的一生瑣事寫成了一篇親切動人的小說。北京的一個，被稱為王嫂。她離開多年，一直還和沈家來往。她去年在家和兒子慪了一點氣，到沈家來住了幾天，沈師母陪著她出出進進，像陪著一個老姐姐。沈先生的家庭是我所見到的一個最和諧安靜，最富於抒情氣氛的家庭。這個家庭一切民主，完全沒有封建意味，不存在任何家長制。沈先生、沈師母和兒子、兒媳、孫女是和睦而平等的。從他的兒子把板凳當馬騎的時候，沈先生就不對他們的興趣加以干涉，一切聽便。他像欣賞一幅名畫似的欣賞他的兒子、孫女，對他們的“耐煩”表示讚賞。“耐煩”是沈先生愛用的一個詞藻。兒子小時候用一個小釘錘乒乒乓乓敲打一件木器，半天不歇手，沈先生就說：“要算耐煩。”孫女做功課，半天不抬腦袋，他也說：“要算耐煩。”“耐煩”是在沈先生影響下形成的一種家風。他本人不論在創作或從事文物研究，就是由於“耐煩”才取得成績的。有一陣，兒子、兒媳不在身邊，孫女跟著奶奶過。這位祖母對孫女全不像是一個祖母，倒像是一個大姐姐帶著最小的妹妹，對她的一切情緒都尊重。她讀中學了，對政治問題有她自己的看法，祖母就提醒客人，不要在她的面前談教她聽起來不舒服的話。去年春節，孫女要搞猜謎活動，祖母就幫著選擇、抄寫，在屋裡拉了幾條線繩，把謎語一條一條粘掛在線繩上。有客人來，不論是誰，都得受孫女的約束：猜中一條，發糖一塊。有一位爺爺，一條也沒猜著，就只好喝清茶。沈先生對這種約法不但不呵斥，反而熱情贊助，十分欣賞。他說他的孫女“最會管我，一到吃飯，就下命令：‘洗手！’”這個家庭自然也會有痛苦悲哀，油鹽柴米，風風雨雨，彆彆扭扭，然而這一切都無妨於它和諧安靜抒情的氣氛。看了沈先生對周圍的人的態度，你就明白為什麼沈先生能寫出《湘行散記》裡那些栩栩如生的角色，為什麼能在小說裡塑造出那樣多的人物，並且也就明白為什麼沈先生不老，因為他的心不老。去年沈先生編他的選集，我又一次比較集中地看了他的作品。有一箇中年作家一再催促我寫一點關於沈先生的小說的文章。談作品總不可避免要談思想，我曾去問過沈先生：“你的思想到底是什麼？屬於什麼體系？”我說：“你是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
沈先生微笑著，沒有否認。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本文原載《收穫》2009年第三期。收入《汪曾祺散文全編》（全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沈從文與汪曾祺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佔領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來的中學讀書，在家閒居了兩年。除了一些舊課本和從祖父的書架上翻出來的《嶺表錄異》之類的雜書，身邊的“新文學”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雞書店盜印的《沈從文小說選》。兩年中，我反反覆覆地看著的，就是這兩本書。所以反覆地看，一方面是因為沒有別的好書看，一方面也因為這兩本書和我的氣質比較接近。我覺得這兩本書某些地方很相似。這兩本書甚至形成了我對文學，對小說的概念。
我的父親見我反覆地看這兩本書，就也拿去看。他是看過《三國》、《水滸》、《紅樓夢》的。看了這兩本書，問我：“這也是小說嗎？”我看過林琴南翻譯的《說部叢刊》，看過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也看過巴金、郁達夫的小說，看了《獵人日記》和沈先生的小說，發現：哦，原來小說是可以這樣的，是寫這樣一些人和事，是可以這樣寫的。
我在中學時並未有志於文學。在昆明參加大學聯合招生，在報名書上填寫“志願”時，提筆寫下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和讀了《沈從文小說選》有關係的。當時許多學生報考西南聯大都是慕名而來。這裡有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學後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本系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我是都選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過沈先生的課。
“各體文習作”這門課的名稱有點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實的，教學生習作各體文章。有時也出題目。我記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過“我們小庭院有什麼”這樣的題目，要求學生寫景物兼及人事。有幾位老同學用這題目寫出了很清麗的散文，在報刊上發表了，我都讀過。據沈先生自己回憶，他曾給我的下幾班同學出過一個題目，要求他們寫一間屋子裡的空氣。我那一班出過什麼題目，我倒都忘了。為什麼出這樣一些題目呢？沈先生說：先得學會做部件，然後才談得上組裝。大部分時候，是不出題目的，由學生自由選擇，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課每週一次。學生在下面把車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週，沈先生就就這些作業來講課。說實在話，沈先生真不大會講課。看了《八駿圖》，那位教創作的達士先生好像對上課很在行，學期開始之前，就已經定好了十二次演講的內容，你會以為沈先生也是這樣。事實上全不是那回事。他不像聞先生那樣：長髯垂胸，雙目炯炯，富於表情，語言的節奏性很強，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樣：講解很系統，要求很嚴格，上課帶著卡片，語言樸素無華，然而紮紮實實。沈先生的講課可以說是毫無系統，——因為就學生的文章來談問題，也很難有系統，大都是隨意而談，聲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變，——他能聽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學說得很像，可是自己講話仍然是一口鳳凰話；也因為他的講話內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個思想很流動跳躍的人，常常是才說東，忽而又說西。甚至他寫文章時也是這樣，有時真會離題萬里，不知說到哪裡去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管不住手裡的筆”。他的許多小說，結構很均勻縝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筆的結果。他的思想的跳動，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文體上的靈活，對講課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個長於邏輯思維的人，他從來不講什麼理論。他講的都是自己從刻苦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經驗之談，沒有一句從書本上抄來的話。——很多教授只會抄書。這些經驗之談，如果理解了，是會終身受益的。遺憾的是，很不好理解。比如，他經常講的一句話是：“要貼到人物來寫。”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種深淺不同的理解。這句話是有很豐富的內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對所寫的人物不能用俯視或旁觀的態度。作者要和人物很親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貼得很緊，和人物一同哀樂，一同感覺周圍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歡用“感覺”這個詞，他老是要學生訓練自己的感覺）。什麼時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離得遠了，你就只好寫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話。一切從屬於人物。寫景、敘事都不能和人物遊離。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得用人物的眼睛來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來聽，人物的鼻子來聞嗅。《丈夫》裡所寫的河上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貴生》裡描寫的秋天，是貴生感到的秋天。寫景和敘事的語言和人物的語言（對話）要相協調。這樣，才能使通篇小說都滲透了人物，使讀者在字裡行間都感覺到人物，——同時也就感覺到作者的風格。風格，是作者對人物的感受。離開了人物，風格就不存在。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處較久，讀了他許多作品之後，才能理解得到的。單是一句“要貼到人物來寫”，誰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又如，他曾經批評過我的一篇小說，說：“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在打架！”讓一個第三者來聽，他會說：“這是什麼意思？”我是明白的。我這篇小說用了大量的對話，我儘量想把對話寫得深一點，美一點，有詩意，有哲理。事實上，沒有人會這樣的說話，就是兩個詩人，也不會這樣的交談。沈先生這句話等於說：這是不真實的。沈先生自己小說裡的對話，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話，但是一樣還是使人感到人物，覺得美。從此，我就儘量把對話寫得樸素一點，真切一點。
沈先生是那種“用手來思索”的人（巴甫連科說作家是用手來思索的）。他用筆寫下的東西比用口講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學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講話，而是他在學生的文章後面所寫的評語。沈先生對學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評語卻寫得很長，有時會比本文還長。這些評語有的是就那篇習作來談的，也有的是由此說開去，談到創作上某個問題。這實在是一些文學隨筆。往往有獨到的見解，文筆也很講究。老一輩作家大都是“執筆則為文”，不論寫什麼，哪怕是寫一個便條，都是當一個“作品”來寫的。——這樣才能隨時鍛鍊文筆。沈先生歷年寫下的這種評語，為數是很不少的，可惜沒有一篇留下來。否則，對今天的文學青年會是很有用處的。
除了評語，沈先生還就學生這篇習作，挑一些與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別人的，——中國的外國的，帶來給學生看。因此，他來上課時都抱了一大堆書。我記得我有一次寫了一篇描寫一家小店鋪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樣人的活動，完全沒有故事的小說，他就介紹我看他自己寫的《腐爛》（這篇東西我過去未看過）。看看自己的習作，再看看別人的作品，比較吸收，收效很好。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說總集叫做《沈從文小說習作選》，說這都是為了給上創作課的學生示範，有意地試驗各種方法而寫的，這是實情，並非故示謙虛。
沈先生這種教寫作的方法，到現在我還認為是一種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倒希望現在的大學中文系教創作的老師也來試試這種方法。可惜願意這樣教的人不多；能夠這樣教的，也很少。
“創作實習”上課和“各體文習作”也差不多，只是有時較有系統地講講作家論。“小說史”使我讀了不少中國古代小說。那時小說史資料不易得，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筆小行書抄錄在昆明所產的竹紙上，分給學生去看。這種竹紙高可一尺，長約半丈，折起來像一個經卷。這些資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輯錄的罕見的資料，輾轉流傳，全都散失了。
沈先生是我見到的一個少有的勤奮的人。他對閒散是幾乎不能容忍的。聯大有些學生，穿著很“摩登”的西服，頭上塗了厚厚的髮蠟，走路模仿克拉克·蓋博（克拉克·蓋博是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美國電影明星），一天喝咖啡、參加舞會，無所事事。沈先生管這種學生叫“火奴魯魯”（火奴魯魯即檀香山。至於沈先生為什麼把這樣的學生叫做“火奴魯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哎，這是個火奴魯魯！”他最反對打撲克，以為把生命這樣的浪費掉，實在不可思議。他曾和幾個作家在井岡山住了一些時候，對他們成天打撲克很不滿意，“一天打撲克，——在井岡山這種地方！哎！”除了陪客人談天，我看到沈先生，都是坐在桌子前面，寫。他這輩子寫了多少字呀。有一次，我和他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排一排的書架前面，他說：“看到有那麼多人寫了那麼多的書，我真是什麼也不想寫了。”這句話與其說是悲哀的感慨，不如說是對自己的鞭策。
他的文筆很流暢，有一個時期且被稱為多產作家，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十年中他出了四十個集子，你會以為他寫起來很輕易。事實不是那樣。除了《從文自傳》是一揮而就，寫成之後，連看一遍也沒有，就交出去付印之外，其餘的作品都寫得很艱苦。他的《邊城》不過六七萬字，寫了半年。據他自己告訴我，那時住在北京的達子營，巴金住在他家。他那時還有個“客廳”。巴金在客廳裡寫，沈先生在院子裡寫。半年之間，巴金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卻只寫了一個《邊城》。我曾經看過沈先生的原稿（大概是《長河》），他不用稿紙，寫在一個硬麵的練習本上，把橫格豎過來寫。他不用自來水筆，用蘸水鋼筆（他執鋼筆的手勢有點像執毛筆，執毛筆的手勢卻又有點像拿鋼筆）。這原稿真是“一塌糊塗”，勾來劃去，改了又改。他真幹過這樣的事：把原稿一條一條地剪開，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他說他自己的作品是“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出來的”，這不是誇張的話。他早年常流鼻血。大概是因為血小板少，血液不易凝固，流起來很難止住。有時夜裡寫作，鼻血流了一大攤，鄰居發現他伏在血裡，以為他已經完了。我就親見過他的沁著血的手稿。
因為日本飛機經常到昆明來轟炸，很多教授都“疏散”到了鄉下。沈先生也把家搬到了呈貢附近的桃源新村。他每個星期到城裡來住幾天，住在文林街教員宿舍樓上把角臨街的一間屋子裡，房屋很簡陋。昆明的房子，大都不蓋望板，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從瓦縫中可見星光、月光。下雨時，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頂一頂，移密就疏，辦法倒也簡便。沈先生一進城，他這間屋子裡就不斷有客人。來客是各色各樣的，有校外的，也有校內的教授和學生。學生也不限於中文系的，文、法、理、工學院的都有。不論是哪個系的學生都對文學有興趣，都看文學書，有很多理工科同學能寫很漂亮的文章，這大概可算是西南聯大的一種學風。這種學風，我以為今天應該大力的提倡。沈先生只要進城，我是一定去的。去還書，借書。沈先生的知識面很廣，他每天都看書。現在也還是這樣。去年，他七十八歲了，我上他家去，沈師母還說：“他一天到晚看書，——還都記得！”他看的書真是五花八門，他叫這是“雜知識”。他的藏書也真是兼收幷蓄。文學書、哲學書、道教史、馬林諾斯基的人類學、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觀賞植物……大概除了《相對論》，在他的書架上都能找到。我每次去，就隨便挑幾本，看一個星期（我在西南聯大幾年，所得到的一點“學問”，大部分是從沈先生的書裡取來的）。他的書除了自己看，買了來，就是準備借人的。聯大很多學生手裡都有一兩本扉頁上寫著“上官碧”的名字的書。沈先生看過的書大都做了批註。看一本陶瓷史，鋪天蓋地，全都批滿了，又還粘了許多紙條，密密地寫著字。這些批註比正文的字數還要多。很多書上，做了題記。題記有時與本書無關，或記往事，或抒感慨。有些題記有著只有本人知道的“本事”，別人不懂。比如，有一本書後寫著：“雨季已過，無虹可看矣。”有一本後面題著：“某月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前一條我可以約略知道，後一條則不知所謂了。為什麼這個大胖女人使沈先生心中十分難過呢？我對這些題記很感興趣，覺得很有意思，而且自成一種文體，所以到現在還記得。他的藏書幾經散失。去年我去看他，書架上的書大都是近年買的，我所熟識的，似只有一函《少室山房全集》了。沈先生對美有一種特殊的敏感。他對美的東西有著一種熾熱的、生理的、近乎是肉慾的感情。美使他驚奇，使他悲哀，使他沉醉。他蒐羅過各種美術品。在北京，他好幾年蒐羅瓷器。待客的茶杯經常變換，也許是一套康熙青花，也許是鷓鴣斑的淺盞，也許是日本的九穀瓷。吃飯的時候，客人會放下筷子，欣賞起他的雍正粉彩大盤，把盤裡的韭黃炒雞蛋都擱涼了。在昆明，他不知怎麼發現了一種竹胎的緬漆的圓盒，黑紅兩色的居多，間或有描金的，盒蓋周圍有極繁複的花紋，大概是用竹筆刮繪出來的，有云龍花草，偶爾也有畫了一圈趺坐著的小人的。這東西原是奩具，不知是什麼年代的，帶有漢代漆器的風格而又有點少數民族的色彩。他每回進城，除了置買雜物，就是到處尋找這東西（很便宜的，一隻圓盒比一個粗竹籃貴不了多少）。他大概前後蒐集了有幾百，而且鑑賞越來越精，到後來，稍一般的，就不要了。我常常隨著他滿城亂跑，去衰貨攤上覓寶。有一次買到一個直徑一尺二的大漆盒，他愛不釋手，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的封面！”有一陣又不知從哪裡找到大批苗族的挑花。白色的土布，用色線（藍線或黑線）挑出精緻而天真的圖案。有客人來，就攤在一張琴案上，大家圍著看，一人手裡捧著一杯茶，不斷髮出驚歎的聲音。抗戰後，回到北京，他又買了很多舊繡貨：扇子套、眼鏡套、檳榔荷包、枕頭頂，乃至帳簷、飄帶……（最初也很便宜，後來就十分昂貴了）後來又搞絲綢，搞服裝。他蒐羅工藝品，是最不功利，最不自私的。他花了大量的錢買這些東西，不是以為奇貨可居，也不是為了裝點風雅，他是為了使別人也能分嚐到美的享受，真是“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的許多藏品都不聲不響地捐獻給國家了。北京大學博物館初成立的時候，玻璃櫃裡的不少展品就是從中老胡同沈家的架上搬去的。昆明的熟人的案上幾乎都有一個兩個沈從文送的緬漆圓盒，用來裝芙蓉糕、薩其馬或郵票、印泥之類雜物。他的那些名貴的瓷器，我近二年去看，已經所剩無幾了，就像那些扉頁上寫著“上官碧”名字的書一樣，都到了別人的手裡。沈從文欣賞的美，也可以換一個字，是“人”。他不把這些工藝品只看成是“物”，他總是把它和人聯繫在一起的。他總是透過“物”看到“人”。對美的驚奇，也是對人的讚歎。這是人的勞績，人的智慧，人的無窮的想象，人的天才的、精力彌滿的雙手所創造出來的呀！他在稱讚一個美的作品時所用的語言是充滿感情的，也頗特別，比如：“那樣準確，準確得可怕！”他常常對著一幅織錦緞或者一個“七色暈”的繡片驚呼：“真是了不得！”“真不可想象！”他到了杭州，才知道故宮龍袍上的金線，是瞎子在一個極薄的金箔上憑手的感覺割出來的，“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他和我到故宮去看瓷器，有幾個蓮子盅造型極美，我還在流連賞玩，他在我耳邊輕輕地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一個文物專家，國內國外許多人都覺得難以置信。這在世界文學史上似乎尚無先例。對我說起來，倒並不認為不可理解。這在沈先生，與其說是改弦更張，不如說是輕車熟路。這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是五十歲改行，總是件冒險的事。我以為沈先生思想缺乏條理，又沒有受過“科學方法”的訓練，他對文物只是一個熱情的欣賞者，不長於冷靜的分析，現在正式“下海”，以此作為專業，究竟能搞出多大成就，最初我是持懷疑態度的。直到前二年，我聽他談了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看到他編纂的《中國服裝史資料》的極小一部分圖片，我才覺得，他鑽了二十年，真把中國的文物鑽通了。他不但鑽得很深，而且，用他自己的說法：解決了一個問題，其他問題也就“頃刻”解決了。服裝史是個拓荒工作。他說現在還是試驗，成不成還不知道。但是我覺得：填補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空白，對歷史、戲劇等方面將發生很大作用，一個人一輩子做出這樣一件事，也值了！《服裝史》終於將要出版了，這對於沈先生的熟人，都是很大的安慰。因為治服裝史，他又搞了許多副產品。他搞了扇子的發展，馬戲的發展（沈從文這個名字和“馬戲”聯在一起，真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他從人物服裝，斷定號稱故宮藏畫最早的一幅展子虔《遊春圖》不是隋代的而是晚唐的東西。他現在在手的研究專題就有四十個。其中有一些已經完成了（如陶瓷史），有一些正在做。他在去年寫的一篇散文《憶翔鶴》的最後說“一息尚存，即有責任待盡”，不是一句空話。沈先生是一個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時不我與”之感，所以他現在工作加倍地勤奮。沈師母說他常常一坐下來就是十幾個小時。沈先生是從來沒有休息的。他的休息只是寫寫字。是一股什麼力量催著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這樣孜孜矻矻，不知疲倦地工作著的呢？我以為：是熾熱而深沉的愛國主義。
沈從文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了文物專家，對國家來說，孰得孰失，且容歷史去做結論吧。許多人對他放下創作的筆感到惋惜，希望他還能繼續寫文學作品。我對此事已不抱希望了。人老了，駕馭文字的能力就會衰退。他自己也說他越來越“管不住手裡的筆”了。但是看了《憶翔鶴》，改變了我的看法。這篇文章還是寫得那樣流轉自如，毫不枯澀，舊日文風猶在，而且更加爐火純青了。他的詩情沒有枯竭，他對人事的感受還是那樣精細銳敏，他的抒情才分因為世界觀的成熟變得更明淨了。那麼，沈老師，在您的身體條件許可下，興之所至，您也還是寫一點吧。
朱光潛先生在一篇談沈從文的短文中，說沈先生交遊很廣，但朱先生知道，他是一個寂寞的人。吳祖光有一次跟我說：“你們老師不但文章寫得好，為人也是那樣好。”他們的話都是對的。
沈先生的客人很多，但都是君子之交，言不及利。他總是用一種含蓄的熱情對人，用一種欣賞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對前輩、朋友、學生、家人、保姆，都是這樣。
他是把生活裡的人都當成一個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津津樂道的熟人的一些細節，都是小說化了的細節。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覺到這一點，他們在沈先生的客座（有時是一張破椅子，一個小板凳）上也就不大好意思談出過於庸俗無聊的話，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閒談一陣，喝一盞清茶，抽幾枝煙，借幾本書和他所需要的資料（沈先生對來藉資料的，都是有求必應），就走了。
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筆來了。
沈先生對曾經幫助過他的前輩是念念不忘的，如林宰平先生、楊今甫（振聲）先生、徐志摩。
林老先生我未見過，只在沈先生處見過他所寫的字。
林宰平
楊先生也是我的老師，這是個非常愛才的人。沈先生在幾個大學教書，大概都是出於楊先生的安排。他是中篇小說《玉君》的作者。我在昆明時曾在我們的系主任羅莘田先生的案上見過他寫的一篇遊戲文章《釋鰥》，是寫聯大的光棍教授的生活的。楊先生多年過著獨身生活。他當過好幾個大學的文學院長，襯衫都是自己洗燙，然而衣履精整，窗明几淨，左圖右史，自得其樂，生活得很瀟灑。他對後進青年的作品是很關心的。他曾經託沈先生帶話，叫我去看看他。我去了，他親自洗壺滌器，為我煮了咖啡，讓我看了沈尹默給他寫的字，說：“尹默的字超過明朝人”；又讓我看了他的藏畫，其中有一套姚茫父的冊頁，每一開的畫芯只有一個火柴盒大，卻都十分蒼翠雄渾，是姚畫的難得的精品。坐了一個多小時，我就告辭出來了。他讓我去，似乎只是想跟我隨便聊聊，看看字畫。沈先生夫婦是常去看楊先生的，想來情形亦當如此。
楊振聲
徐志摩是最初發現沈從文的才能的人。沈先生說過，如果沒有徐志摩，他就不會成為作家，他也許會去當警察，或者隨便在哪條街上倒下來，胡里胡塗地死掉了。沈先生曾和我說過許多這位詩人的佚事。詩人，總是有些倜儻不羈的。沈先生說他有一次上課，講英國詩，從口袋裡摸出一個大煙臺蘋果，一邊咬著，說：“中國是有好東西的！”
徐志摩
沈先生常談起的三個朋友是樑思成、林徽因、金嶽霖。
樑思成後來我在北京見過，林徽因一直沒有見著。他們都是學建築的。我因為沈先生的介紹，曾看過《營造法式》之類的書，知道什麼叫“一斗三升”，對趙州橋、定州塔發生很大的興趣。沈先生的好多冊《營造學報》一直在我手裡，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處理”了。從沈先生口中，我知道樑思成有一次為了從一個較遠的距離觀測一座古塔內部的結構，一直往後退，差一點從塔上掉了下去。林徽因對文學藝術的見解是為徐志摩、楊今甫、沈從文等一代名流所傾倒的。這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的“沙龍女性”，一箇中國的弗吉尼亞·沃爾芙。她寫的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別具一格，和廢名的《桃園》、《竹林的故事》一樣，都是現代中國文學裡的不可忽視的作品。現在很多人在談論“意識流”，看看林徽因的小說，就知道不但外國有，中國也早就有了。她很會談話，發著三十九度以上的高燒，還半躺在客廳裡，和客人劇談文學藝術問題。
林徽因、樑思成
金嶽霖是個通人情、有學問的妙人，也是一個怪人。他是我的老師，大學一年級時，教“邏輯”，這是文法學院的共同必修課。教室很大，學生很多。他的眼睛有病，有一個時期戴的眼鏡一邊的鏡片是黑的，一邊是白的。頭上整年戴一頂舊呢帽。每學期上第一課都要首先聲明：“對不起，我的眼睛有病，不能摘下帽子，不是對你們不禮貌。”“邏輯”課有點近似數學，是有習題的。他常常當堂提問，叫學生回答。那指名的方式卻頗為特別。“今天，所有穿紅毛衣的女士回答。”他閉著眼睛用手一指，一個女士就站了起來。“今天，梳兩條辮子的回答。”因為“邏輯”這玩意對乍從中學出來的女士和先生都很新鮮，學生也常提出問題來問他。有一個歸僑學生叫林國達，最愛提問，他的問題往往很奇怪。金先生叫他問得沒有辦法，就反過來問他：“林國達，我問你一個問題：‘林國達先生是垂直於黑板的’，這是什麼意思？”——林國達後來在一次游泳中淹死了。金先生教邏輯，看的小說卻很多，從喬依思的《尤利西斯》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無所不看。沈先生有一次拉他來做了一次演講。有一陣，沈先生曾給聯大的一些寫寫小說、寫寫詩的學生組織過講座，地點在巴金的夫人蕭珊的住處，與座者只有十來個人。金先生講的題目很吸引人，大概是沈先生出的：“小說和哲學”。他的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紅樓夢》裡所講的哲學也不是哲學。那次演講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講著講著，他忽然停了下來，說：“對不起，我身上好像有個小動物。”隨即把手伸進脖領，擒住了這隻小動物，並當場處死了。我們曾問過他，為什麼研究哲學，——在我們看來，哲學很枯燥，尤其是符號哲學。金先生想了一想，說：“我覺得它很好玩。”他一個人生活。在昆明曾養過一隻大斗雞。這隻鬥雞極其高大，經常把脖子伸到桌上來，和金先生一同吃飯。他又曾到處去買大蘋果、大梨、大石榴，並鼓勵別的教授的孩子也去買，拿來和他的比賽。誰的比他的大，他就照價收買，並把原來較小的一個奉送。他和沈先生的友誼是淡而持久的，直到金先生八十多歲了，還時常坐了平板三輪到沈先生的住處來談談。——因為毛主席告他要接觸社會，他就和一個蹬平板三輪的約好，每天坐著平板車到王府井一帶各處去轉一圈。
金嶽霖
和沈先生不多見面，但多年往還不絕的，還有一個張奚若先生、一個丁西林先生。
張先生是個老同盟會員，曾拒絕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參議會，人矮矮的，上脣留著短髭，風度如一個日本的大藏相，不知道為什麼和沈先生很談得來。
張奚若
丁西林曾說，要不是沈先生的鼓勵，他這個寫過《一隻馬蜂》的物理研究所所長，就不會再寫出一個《等太太回來的時候》。
丁西林
沈先生對於後進的幫助是不遺餘力的。他曾自己出資給初露頭角的青年詩人印過詩集。曹禺的《雷雨》發表後，是沈先生建議《大公報》給他發一筆獎金的。他的學生的作品，很多是經他的潤飾後，寫了熱情揄揚的信，寄到他所熟識的報刊上發表的。單是他代付的郵資，就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前年他收到一封現在在解放軍的知名作家的信，說起他當年喪父，無力葬埋，是沈先生為他寫了好多字，開了一個書法展覽，賣了錢給他，才能回鄉辦了喪事的。此事沈先生久已忘記，看了信想想，才記起彷彿有這樣一回事。
沈先生待人，有一顯著特點，是平等。這種平等，不是政治信念，也不是宗教教條，而是由於對人的尊重而產生的一種極其自然的生活的風格。他在昆明和北京都請過保姆。這兩個保姆和沈家一家都相處得極好。昆明的一個，人胖胖的，沈先生常和她閒談。沈先生曾把她的一生瑣事寫成了一篇親切動人的小說。北京的一個，被稱為王嫂。她離開多年，一直還和沈家來往。她去年在家和兒子慪了一點氣，到沈家來住了幾天，沈師母陪著她出出進進，像陪著一個老姐姐。沈先生的家庭是我所見到的一個最和諧安靜，最富於抒情氣氛的家庭。這個家庭一切民主，完全沒有封建意味，不存在任何家長制。沈先生、沈師母和兒子、兒媳、孫女是和睦而平等的。從他的兒子把板凳當馬騎的時候，沈先生就不對他們的興趣加以干涉，一切聽便。他像欣賞一幅名畫似的欣賞他的兒子、孫女，對他們的“耐煩”表示讚賞。“耐煩”是沈先生愛用的一個詞藻。兒子小時候用一個小釘錘乒乒乓乓敲打一件木器，半天不歇手，沈先生就說：“要算耐煩。”孫女做功課，半天不抬腦袋，他也說：“要算耐煩。”“耐煩”是在沈先生影響下形成的一種家風。他本人不論在創作或從事文物研究，就是由於“耐煩”才取得成績的。有一陣，兒子、兒媳不在身邊，孫女跟著奶奶過。這位祖母對孫女全不像是一個祖母，倒像是一個大姐姐帶著最小的妹妹，對她的一切情緒都尊重。她讀中學了，對政治問題有她自己的看法，祖母就提醒客人，不要在她的面前談教她聽起來不舒服的話。去年春節，孫女要搞猜謎活動，祖母就幫著選擇、抄寫，在屋裡拉了幾條線繩，把謎語一條一條粘掛在線繩上。有客人來，不論是誰，都得受孫女的約束：猜中一條，發糖一塊。有一位爺爺，一條也沒猜著，就只好喝清茶。沈先生對這種約法不但不呵斥，反而熱情贊助，十分欣賞。他說他的孫女“最會管我，一到吃飯，就下命令：‘洗手！’”這個家庭自然也會有痛苦悲哀，油鹽柴米，風風雨雨，彆彆扭扭，然而這一切都無妨於它和諧安靜抒情的氣氛。看了沈先生對周圍的人的態度，你就明白為什麼沈先生能寫出《湘行散記》裡那些栩栩如生的角色，為什麼能在小說裡塑造出那樣多的人物，並且也就明白為什麼沈先生不老，因為他的心不老。去年沈先生編他的選集，我又一次比較集中地看了他的作品。有一箇中年作家一再催促我寫一點關於沈先生的小說的文章。談作品總不可避免要談思想，我曾去問過沈先生：“你的思想到底是什麼？屬於什麼體系？”我說：“你是一個抒情的人道主義者。”
沈先生微笑著，沒有否認。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本文原載《收穫》2009年第三期。收入《汪曾祺散文全編》（全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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