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斯堡帝國的擴張。左上圖示自上而下依次為：1525年世襲領地；1526至1648年取得；1648至1699年取得；1699年至1772年取得；1772至1805年取得；1789年神聖羅馬帝國疆界；軍事前沿。圖片出處：www.josefkolbe.com
1905年前後的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1830—1916）。圖片來源：英文維基百科
我們中間有些人也許還記得一部奧地利上世紀五十年代出品的老電影——《茜茜公主》（Sissi）。這部電影講的是，十九世紀中葉，巴伐利亞的貴族之女茜茜巧遇奧地利王子弗朗茨，即後來的弗朗茨·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I，1830—1916），因愛成婚並克服諸多皇家文化禮儀障礙，度過宮廷歲月的故事。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美人用自己的風采征服並安撫王子、宮廷、異國與屬民，自然是這部片子的亮點。但是，它在不經意間也給我們展示了一幅哈布斯堡王朝及其帝國（以下簡稱哈布斯堡帝國）的風貌：任何一個對那段歷史毫無所知的人都能在電影中看到，宮廷內矛盾重重，帝國內部民族糾紛複雜、黨爭不斷（茜茜公主本人就偏愛匈牙利人）。
一、拼湊氣質與帝國認同
在歷史上這確是實情，當時的帝國下轄若干人群，其領土涵蓋今日的中歐、東歐與東南歐的一大片地方。1913年，該帝國五千兩百萬人口中，只有一千兩百萬德意志人，其餘則是一千萬匈牙利人，八百五十萬捷克人與斯洛伐克人，五百五十萬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五百萬波蘭人，四百萬烏克蘭人以及一百三十萬斯洛文尼亞人。這些民族之間怎麼相處，自然是一件難事。
一個初來乍到的人觀察這個帝國，大概會覺得它是一件百衲衣，其政制、宗教、經濟與社會都有很強的拼湊氣質。“有個1902年來過奧匈帝國的法國人論到，在這帝國裡，樣樣東西，包括鈔票，都是‘二元並立’。奧匈帝國的克朗紙鈔的正反兩面以不同文字印行：奧地利那一面以德文和內萊塔尼亞其他八種語言（波蘭語、意大利語、捷克語、塞爾維亞語、克羅地亞語、斯洛文尼亞語、羅馬尼亞語、烏克蘭語）的文字標出幣值；匈牙利那一面，則只以馬扎爾語標出幣值。”在軍隊裡面，“參謀快馬馳抵前線部隊，用德語厲聲質問（‘敵人在哪裡，兵力如何？’），前線部隊一臉茫然的盯著參謀。”這是由於語言不通。這種例子實在太多了，就不贅述了。[內萊塔尼亞（Cisleithania），是對奧匈帝國北部與西部領土的泛稱，由奧地利擁有。馬扎爾人，是匈牙利人舊稱。——編注]
由於這種百衲衣特徵，更由於哈布斯堡帝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明顯的窩囊與衰敗，以及它在一戰中的無能與戰後解體之徹底，使得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有許多人對它心懷藐視，稱之為“中世紀殘留的帝國古董”。
但如果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無論是現在，還是當時，都還是有很多人覺得這個帝國並不是一無可取。一般他們都會指出，這個帝國並非是“各民族的監獄”，帝國屬下的各民族並不是那麼急著想脫離帝國。
比如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在《帝國的年代》一書中指出：“在20世紀最初10年，雖然帝國中絕大多數人民毫無疑問已經意識到自己屬於某個民族，但他們之中卻很少有人認為這一點和對哈布斯堡君主政體的支持有任何矛盾。”匈牙利歷史學家雅西（Jászi Oszkár，1875—1957）在一戰後反思帝國的分裂，在《哈布斯堡王朝的解體》（The Dissolution of the Habsburg Monarch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9）一書中也指出，從客觀條件上來說，帝國東西部之間的經濟結構是互補的（西部工業/東部農業），帝國內的宗教信仰矛盾也並不大，因為都以天主教為主。在匈牙利、波蘭和克羅地亞等民族中有大量貴族階層心向帝國。還有一些人指出，由於帝國的經濟繁榮，帝國中的若干小民族，如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其實並沒有強烈迴歸境外民族國家的願望。
這些說法並不只是後來者的馬後炮，因為當帝國還在的時候，有很多當事者也是這麼想的，比如捷克人帕拉斯基（František Palacký，1798— 1876；捷克民族主義運動的發起者，在捷克被認為是本民族三位偉大人物之一）。他在1848年致信給德意志聯邦法蘭克福議會，說道：“（奧地利帝國）的存在、完整和鞏固極其重要，這不僅僅對於我的人民是如此，對於整個歐洲、人類和文明來說都是如此。”這是因為，只有奧地利能夠抵擋俄羅斯這個專制君主國家，後者是對所有西方小斯拉夫民族自由的威脅。“從性質和歷史來看，它註定成為歐洲的堡壘和守護者……如果奧地利國家這麼多年並不存在，我們就必須為了歐洲甚至人類的利益而努力盡可能快地創造它”。二十年後在另一處，他也說道：“我們在其他地方不會比在奧地利可以更好地保存我們的歷史-政治實體、我們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和我們的經濟生活……我們沒有願望，也沒有政治企圖來超越奧地利。”“三百年前，如此不同的人群締結自由協定，形成了奧地利帝國，我認為這是天意在祝福所有的人。”
他認為奧地利這個國家既不屬於德意志人，也非馬扎爾人、斯拉夫人和拉丁人，而是在一般意義上的奧地利人。
這裡還有一個顯著的例子，能夠表明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大多數人也具有一定的帝國認同，那就是在1848年革命中，除了匈牙利之外，其他地區都保持著相對穩定，沒有乘機謀求分離。並不是因為這些地方沒有被革命波及，無論是在波希米亞、克羅地亞還是蒂羅爾，都發生了革命，但革命者的目標都是憲政意義上的，而非地方獨立自主。一份捷克語的革命小冊子這樣宣稱道：“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為了更高的共同事業，倒在維也納的土地上。讓我們跟隨先烈的步伐，讓他們的鮮血成為我等手足情的紐帶。”一份維也納的刊物也這樣建議讀者：“告訴你們的讀者，他們不只是匈牙利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或者意大利人，他們還是一個奧地利憲政國家的公民。”[蒂羅爾（Tyrol），是今天奧地利西部的一個州。——編注]
那就奇怪了，既然如此，那在什麼時候帝國中的居民放棄了他們共同的帝國認同，爭先恐後地拋棄了這個帝國了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首先回顧一下歷史。
二、從三頭並立到兩元對抗
美國曆史學者史蒂芬·貝萊爾（Steven Beller）在其所著《奧地利史》（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一書的一開始就寫道：“奧地利人可以說是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奧地利歷史則是一段沒有民族的歷史。”
這可以說相當恰如其分地還原了歷史真實：直到1918年之前，居住在阿爾卑斯山區哈布斯堡王朝世襲領地（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奧地利）的日耳曼人只是奧地利人中的一支，他們與其他奧地利人（捷克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克羅地亞人等等）的關係也不是純粹等級性、主體性的。費孝通先生用來形容中華民族格局的“一體多元”描述，用在奧地利身上可能更為合適一點。
1278年，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他們的老家在今天的瑞士）奪得了對（現有的）奧地利地區的統治權。在接下來的三四百年間，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們通過王朝聯姻的手段獲得了大片領地，一度涵蓋西班牙、勃艮第和意大利，又通過選舉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到了1521年，其所要治理的領域是如此寬廣，不得不在家族內部進行分割。現在的奧地利（加上部分的意大利與斯洛文尼亞地區）被當時的家長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當作安慰獎交給了家族的一個分支（查理五世的弟弟費迪南[Ferdinand I，1503— 1564]）。這個分支相對專注於對中歐的統治，人們在講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時候，一般指的就是這個分支。
1526年，匈牙利國王（同時身兼波希米亞王國國王）路易二世（Louis II，1506 —1526）在與奧斯曼土耳其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由於其家與哈布斯堡有雙重聯姻關係與協議，費迪南宣佈繼承路易二世的兩個王位。當時兩國都面臨土耳其的嚴重威脅，所以大部分貴族都心甘情願接受了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在之後的選舉過程中確認了這兩國的歸屬（按傳統，匈牙利和波希米亞的王位要得到貴族選舉會議的認可）。
一開始，哈布斯堡在這兩國的統治，幾乎完全仰仗地方貴族的配合。哈布斯堡君主似乎也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德語人群的君主，在一段時間裡，他們乾脆把首都遷到了布拉格（這多半是因為波希米亞是帝國中最富庶的地方）。使事情起變化的是中世紀末期在歐洲各地興起的宗教衝突。波希米亞一方多信奉基督教新教，而哈布斯堡家族一方是天主教。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中，新教諸侯與天主教諸侯互相攻伐，哈布斯堡在西班牙的幫助下對波希米亞進行了一場征服戰爭，其結果是波希米亞一方徹底屈從於帝國。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也許不是什麼好事，因為從此這個君主國就從三頭變成了兩頭。
請允許我暫時偏離敘事主線，對此討論一二。一般認為，哈布斯堡君主國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是奧地利本部，很多地方的地勢跟瑞士差不多，阿爾卑斯山貫穿它的西部和南部。山地佔國土面積的70%，唯一的一塊平原盆地在東北部維也納附近。這個地方可能是好的旅遊勝地，但在古代條件下，養不了太多人。第二部分是波希米亞（今捷克）地區（包括摩拉維亞和部分西里西亞）。這個地方群山環抱，中間就是肥沃的丘陵盆地，加上河流縱橫，自古就是北歐和南歐間的通商要道。這種優越的地理條件使它成為重要的經濟基地（稅賦之要在），甚至到了十九世紀，整個帝國80%的工業都集中在此地。第三個部分是匈牙利（包括斯洛伐克、部分羅馬利亞和克羅地亞），基本上是一馬平川，佔地極廣（到十八世紀約佔整個帝國領土的45%）。在相當長時間內（直到十八世紀初），這個地方都是與奧斯曼土耳其直接衝突的軍事前線，遍佈邊地尚武的軍事貴族。日後（1741年）特蕾莎女王（Maria Theresia，1717—1780）遭到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I，1712—1786）的猛擊，險些失位，是懷抱嬰兒逃到匈牙利（在匈牙利議會上上演了一出“哭秦廷”），向匈牙利貴族們懇求經濟與軍事支援才得以轉危為安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個地方各自有各自的優勢。在一個帝國裡，假如本部十分強大，分支不過是可有可無，那自然用不著講究平衡。但是在哈布斯堡君主國這個例子裡，情況卻並非如此。對政治學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兩元體制是不如多元體制穩定的。這是因為兩元體制很容易陷入僵局與對抗之中，而多元則往往存在著動態均衡。但自從波希米亞被征服之後，哈布斯堡君主國就隱隱約約有兩元對立的先兆，其弊病在十九世紀大眾民族主義時代出現之後就越來越明顯。
好，再回到歷史。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哈布斯堡對其君主國各領地的統治都是封建私人性質的（擔任奧地利國王與匈牙利國王的只是恰好是同一個人，並不代表奧地利和匈牙利有什麼關係），直到十八世紀早期，人們才意識到帝國各部分的聯合需要有一個法律基礎，匈牙利最不情願這麼做，直到1722年，匈牙利議會才投票通過了一份文件（被稱為《國是詔書》），承認哈布斯堡君主國的聯合王國性質。
哈布斯堡君主國的開明專制君主時代是特蕾莎女王和她的兒子約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所開啟的。他們的手段跟其他地方的絕對主義君主沒有兩樣：推行法治，建立中央集權官僚機構，削弱地方貴族勢力，直接插手社會，普及教育，進行經濟改革。地方貴族自然不滿，在抵抗中央集權的過程中，他們逐漸發現地方的民族認同可以成為一種政治工具。在特蕾莎和約瑟夫二世一方，也相應推出了超民族的“祖國”概念。
圖片來源：《奧地利史》，史蒂芬·貝萊爾著，黃豔紅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頁188。
德意志人自然是哈布斯堡帝國中最大的單一人群。到1910年，他們佔總人口的23%。在帝國中，德意志文化發揮著首要影響力。德語是宮廷、軍隊高級軍官和市鎮人民的語言，各地的商人、知識分子和貴族通常也會講德語。不過，英國學者克里山·庫馬爾（Krishan Kumar）在其《帝國雄圖》（Visions of Empire：How Five Imperial Regimes Shaped the World）一書中指出，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在哈布斯堡帝國，“德意志人”基本上是文化定義的（而非血緣、種族），誰能講德語、熟悉德意志文化，就能歸化為德意志人。而且，直到十九世紀末，德意志人在看待自己與其他人群差別的時候，通常認為這是一個文明發展問題，而不是種族特性問題。正是由於德意志人這種“帝國民族”的特性，使得帝國具有了一定的包容性。
匈牙利人在1910年佔帝國總人口的19%，是第二大的民族。正如前所述，匈牙利貴族發達，他們對帝國的感情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貴族們有自己驕傲的歷史傳承，掌握著地方的治理，而這越來越受到維也納中央集權和理性行政的壓力；另一方面，匈牙利的高層貴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哈布斯堡家族一手扶植起來的，他們與帝國宮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茜茜公主》這部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匈牙利貴族對於宮廷的影響力），常常出任帝國高級官吏。1843年，匈牙利貴族、自由派領導人韋塞萊尼·米克洛什（Wesselényi Miklós，1796— 1850）發表宣言，他的說法跟後來帕拉斯基幾乎一模一樣：如果不存在哈布斯堡帝國的話，就有迫切的需要馬上創造一個。
帝國中剩下的58%的人口主要是其他斯拉夫人，包括捷克人、克羅地亞人、波蘭人、斯洛文尼亞人、羅馬尼亞人和魯塞尼亞人等等。大體來說，這些人群雖然分佈不同，但並不生活在地理隔離狀態中，彼此之間的差異也並不比他們的共性少多少。到十九世紀時，由於中央/地方衝突的刺激，它們也出現了各種地方民族主義（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捷克民族主義），但是在這些地方民族主義者心中，哈布斯堡帝國之外的選擇並不多（他們對俄國和奧斯曼土耳其持相當負面的態度，認為哈布斯堡帝國雖然是種束縛，但也是一種保護力量），因此他們的民族認同與帝國認同之間都沒有什麼大的衝突。前述帕拉斯基的言論可為一例。
在統治者一方，哈布斯堡的君主們也有相當的超民族自覺。其中一位成員，阿爾伯特大公（Archduke Albrecht，1817—1895），他是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堂兄，曾經說道：“在一個由許多種族和民族居住的多重帝國中，王朝絕不允許將自己專門分配給其中一個。就像一個好母親一樣，它必須對所有孩子表現出同等的愛，不去疏離任何一方。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 ”。（當然這句話說的比較晚，但我們比較有把握認為，這代表了哈布斯堡家族一以貫之的想法）
正是這幾方面的合拍，使得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即使面對地方民族主義的興起，哈布斯堡帝國並沒有出現大的民族問題。
三、1848年革命的失敗及其影響
但是，如果說各人群對帝國沒有什麼太大的不滿，但是它們對王朝本身則有很多意見。這是因為在法國大革命結束後，奧地利力行的是保守主義政治，官僚絕對主義窒息著整個國家。1821年，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cis II，1768—1835）對一個教師說道：“周圍的新觀念是我不能，也絕不會贊同的。……任何為我服務的人都要按我的命令從事教育，任何不能這樣做的人，或者與新觀念有牽連的人，都可以離開，否則我就安排他離開。”政府雖然允許各地的“文化生活”繼續存在，但卻取締和壓制各種“政治生活”。著名外交家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1773—1859）擔任奧地利首相的時代（1821—1848）是一個鴉雀無聲的年代。
史蒂芬·貝萊爾指出，梅特涅的主要打擊目標是“革命”，而自由主義革命的中心是城市中產階級，這個階層是最容易形成統一的、超民族的、全國範圍內的公民政治文化的。對他們進行打壓的結果是，一個本來可以在文化層次上掌握領導權、話語權的公民社會無法形成，而他們，在一個即將到來的大眾政治年代，本來是能起到一定統合作用的。
帝國浪費的另一個機會是1848年革命。1848年3月13日，一群學生在維也納向政府提交改革請願書，遭到軍隊鎮壓，抗議隨即變成了一場革命，這場革命又迅速蔓延到了帝國其他地方。帝國各人群對革命持相當歡迎態度，據貝萊爾描述：“當時瀰漫著高漲的樂觀主義，幾乎所有的群體都期待著自己的解放，並認為這是全人類解放的一部分。”各人群都主張革命兄弟情誼。一個波蘭革命者後來在回憶錄中描述了該年4月維也納的各民族慶祝活動，波蘭、德意志和匈牙利的旗幟並肩而立，“我們都彷彿活在一個美麗的夢裡”。
當時帝國各地人群的目標是要把哈布斯堡君主國改造成一個君主立憲的聯邦國家，而不是要分解它（匈牙利除外）。革命後成立的第一屆民選議會在制憲的時候，提出權力將由三個層次分享：中央政府、歷史上形成的省，以及省內根據族裔原則劃分出的區（Kreise）。這裡要注意的是，制憲會議拒絕了按照語言標準將帝國分成八個自治區的建議，還是按照傳統的地方劃分來建立聯邦單位。比方說摩拉維亞人雖然和波希米亞人同為捷克語族，但是摩拉維亞議會派出代表的時候，堅決反對摩拉維亞與波希米亞合併，而是要堅持自己獨立行政州的地位。（摩拉維亞[Moravia]在今天的捷克共和國東部地區。——編注）
奧地利1848年革命最終在保守勢力（就是茜茜公主的丈夫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反撲下失敗了，聯邦憲法被廢棄。這對奧地利來說，真是不幸的時刻。因為奧地利因此錯失了一個機會窗口——有些多民族國家在從舊時代向新時代的轉型過程中，會有一個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裡，人們投入大眾政治的單位尚未定型。如果在這個時候就實現民主政治，搞聯邦分權，那麼人們就不太會以民族為單位凝結起來彼此爭鬥，從而撕裂國家。
我們拿奧地利的鄰居瑞士為例來說明一下這個道理。
瑞士，在歷史和現狀上，都是一個多族群的國家，講不同的語言，信奉多種宗教教派（天主教與新教）。根據2000年的資料，德語人口占總其人口的63.7%，法語人口占20.4%，意大利語人口占6.5%，羅曼什語（Romansh，一種土著語言）人口占0.5%。持這四種語言和兩種教派的族群分佈在26個州（Canton）之內。在民族身份龐雜這一點上，瑞士其實也是中世紀遺產的殘餘。那為什麼瑞士為什麼能活過民族主義時代，沒有被同時代在其他國家肆虐的種族民族主義撕裂呢？一個非常可能的答案是，它很幸運，在奧地利失敗的1848年革命在這個國家成功了。
如果我們看瑞士的地圖，我們會發現，瑞士各州的邊界，有時是按照宗教劃定，如瓦萊州（Valais）和弗裡堡州（Fribourg）；有時候是按照語群劃定，如提契諾州（Tessin）。同一個族群，會同時分佈在好幾個州里。這其實是中世紀的遺留。瑞士人幸運的地方在於，他們就是以這麼一種中世紀遺留的姿態直接建立了一個聯邦共和國，其國內較小、分散的多元成分還沒來得及凝聚成以幾個較大的語言、血緣劃分的政治團體，就以地域認同為主（也就是各州）進入了公共政治，從而很幸運地避免了民主化過程中通常會發生的族群政治撕裂公共領域的傾向。人們常常說，瑞士人只有地區概念，而沒有什麼民族概念，就是這種政治過程的體現。
在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了，同時期在哈布斯堡帝國其實也有相似的形勢，但是由於奧地利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鎮壓了1848年革命，這就錯過了這樣一個歷史窗口期。之後的帝國曆史將說明，這種錯過是非常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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