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西方國家近年來這麼推崇“道”？而我們自己則視為“糟粕”'
中華道學文化自三皇五帝起始，延續、傳承直至東周（春秋）時期，老子撮其精要，集其大成，所著一部令世人歎羨的《道德經》之後，諸子百家無不環繞而敬仰之。至此，“道家”思想成了先秦“百家爭鳴”局面中的主流。這正如著名學者楊憲邦先生所說：“老子創立的道家文化一直在中華悠久文化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大主幹作用”。
當今世界，本應是文化、種族等多元的、二十一世紀文明的，共同發展的社會。可是事實證明，世界不太平。諸如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種族歧視、軍備競賽。民族、宗教、文化之間相互攻擊、詆譭，甚至戰爭。無節制的對自然、資源進行浪費、開採，引發的生態惡化、空氣汙染，以此誘發的乾旱、洪澇頻現，疾病、瘟疫盛行……。
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國際學者，都把關注人類、關注自然的目光轉向了東方，轉向了道教。如黎明大學陳水德教授說：“老子是人類能夠參與自然和諧過程的導師，是人類命運日趨衰落的救星，老子思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同時是人類剷除邪惡破壞自然完美的有效利器。”美籍奧地利物理學家卡普拉在他的《非凡的智慧》一文中指出：“在偉大的諸傳統中，據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並且最完善的生態智慧。”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在他的（《創造力和直覺—一個物理學家對東西方的考察》）一文中則說：“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經預見到了今天人類文明的狀況，甚至已經預見到了未來人類文明所將達到的狀況。”
隨著西方工業化的進程和文藝復興的思潮，國人紛紛以奔赴海外留洋為榮耀（誠然，借鑑、學習新的知識、事物很好，但不能“數典忘祖”）。回國後，穿起來的是洋裝、說的是洋話、擺的是洋譜，連吃飯都不會用筷子而必須更換刀、叉了。同時視西方文化為旨歸，崇拜西方人最文明、連西方的月亮都覺得比中國的圓。相反，把中華文化、中華文明視為糟粕、落後、迷信，把百姓視為愚昧、無知。故已故國學大師陳攖寧老先生曾針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這一思潮，深刻指出：“吾人今日談及道教，必須遠溯黃老，兼綜百家，確認道教為中華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切不可妄自菲薄，毀我珠玉，而夸人瓦礫。”
中華道學文化自三皇五帝起始，延續、傳承直至東周（春秋）時期，老子撮其精要，集其大成，所著一部令世人歎羨的《道德經》之後，諸子百家無不環繞而敬仰之。至此，“道家”思想成了先秦“百家爭鳴”局面中的主流。這正如著名學者楊憲邦先生所說：“老子創立的道家文化一直在中華悠久文化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大主幹作用”。
當今世界，本應是文化、種族等多元的、二十一世紀文明的，共同發展的社會。可是事實證明，世界不太平。諸如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種族歧視、軍備競賽。民族、宗教、文化之間相互攻擊、詆譭，甚至戰爭。無節制的對自然、資源進行浪費、開採，引發的生態惡化、空氣汙染，以此誘發的乾旱、洪澇頻現，疾病、瘟疫盛行……。
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國際學者，都把關注人類、關注自然的目光轉向了東方，轉向了道教。如黎明大學陳水德教授說：“老子是人類能夠參與自然和諧過程的導師，是人類命運日趨衰落的救星，老子思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同時是人類剷除邪惡破壞自然完美的有效利器。”美籍奧地利物理學家卡普拉在他的《非凡的智慧》一文中指出：“在偉大的諸傳統中，據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並且最完善的生態智慧。”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在他的（《創造力和直覺—一個物理學家對東西方的考察》）一文中則說：“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經預見到了今天人類文明的狀況，甚至已經預見到了未來人類文明所將達到的狀況。”
隨著西方工業化的進程和文藝復興的思潮，國人紛紛以奔赴海外留洋為榮耀（誠然，借鑑、學習新的知識、事物很好，但不能“數典忘祖”）。回國後，穿起來的是洋裝、說的是洋話、擺的是洋譜，連吃飯都不會用筷子而必須更換刀、叉了。同時視西方文化為旨歸，崇拜西方人最文明、連西方的月亮都覺得比中國的圓。相反，把中華文化、中華文明視為糟粕、落後、迷信，把百姓視為愚昧、無知。故已故國學大師陳攖寧老先生曾針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這一思潮，深刻指出：“吾人今日談及道教，必須遠溯黃老，兼綜百家，確認道教為中華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切不可妄自菲薄，毀我珠玉，而夸人瓦礫。”
八十年代，在我國研究道教的部分學者當中，“崇洋媚外”的死灰又有復燃之勢。有的視“洋文化”哪怕是別人不用的“洋垃圾”也捧著、供著，還“洋洋得意”不可一世。也有的僅靠“一把剪刀，一瓶漿糊”相互抄襲（文章）、大肆鼓吹；有的不懂歷史、有的不懂道教，僅憑“個人好惡、主觀臆斷”，做出所謂的“專家論斷”。
相反，當西方的工業文明走到死衚衕的時候（認為“物質、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300年的黑色文明，最終導致了世界性的資源枯竭、環境惡化、耕地銳減、糧食短缺、水荒、乾旱威逼、森林消失、草原萎縮，以及兩極冰帽融化、地球加劇升溫，以致疾病、瘟疫盛行……）此時，西方學者都轉過身來，重新審視東方、認識中國。並說：“要想了解東方文化，就必須瞭解中國文化；要想了解中國文化，必須先了解道教文化”。並一致認為“二十一世紀必將是中國人的世紀”。如英國天文學家沙里斯在他的《新科學的誕生》一文中說：“前進的唯一道路是轉過身來重新面向東方，帶著對它的興趣以及對其深遠意義的理解離開西方的汙穢，朝著神聖的東方前進。”英國皇家學者、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先生則更從老子智慧中發現其偉大的世界意義，那就是“天人合一”的整體和諧對於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性。
至此，我國學界才真正意義上的認識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及世界性。
在老子的眼裡，是沒有大、小、貴、賤之分；男、女、老、幼之別；高、低、前、後之嫌，更沒有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人與人之不同。在"道"的視野中，天下萬物是沒有區別的，本是一體的（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同屬於宇宙、自然的一份子。
道教承襲了這一教義，並視這一教義為準則，加以踐行和發揮。兩千年來，“道”這一命題，已成為了人類對陰與陽（觀察世界、事物的兩面性）及其最高標準和最低界限的兩個明顯的衡量標準。
如：常把好的帝王，稱為“有道”的明君；相反則為“無道”的昏君。治國稱“治國之道”；軍事則稱“用兵之道”。當官稱“為官之道”；經營則稱“經商之道”。常言，對人要“厚道”；對老人要“孝道”。男人要行“正道”、女人則守“婦道”，千萬不能走“邪門歪道”等。創事業有一套，稱他懂“致富之道”；勸窮人不要氣餒，應“安貧樂道”、多學一點“門道”等等。做人要講“道德”，辦事要講“道理”，處事則講“處世之道”。鼓勵別人說“天道酬勤”；勸人則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幹事業應放眼長遠，要有“發展之道”；管理要會“用人之道”。宇宙間有“天體軌道”、天地間有“陰陽之道”，人世間則講“和諧之道”。
世界上除語言的發音表述不同外，其對某一事物的認識和看法均是相同的。就連各大宗教（具有一定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著這一致性。如：無不把修行好、德行高的人稱之為“有道”。“有道”的人“仙逝”後（指去世），往往則又稱為“得道”或“成道”。同時都又把宣經傳教活動稱為“佈道”、“傳道”等。
在武術方面也是如此，如把摔跤稱之為“柔道”，散打稱之為“空手道”、“跆拳道”等。李小龍則根據道教的陰陽學說，創造了一套威震世界的功夫，“截拳道”。人們又善於把鍛鍊身體，氣功等稱之為“養生之道”。把行俠仗義、打抱不平的則稱之為“替天行道”。同樣，喝茶的稱“茶道”，彈琴的稱“琴道”、行醫的稱“醫道”……等。
“道”是衡量善與惡、是與非、真與假、美與醜。它既是人類對真、善、美的最高尊稱及信仰，同時又是鑑別惡、假、醜的唯一標準和評價。故說：“道”人人都需用，而且都在用。所以要想堂堂正正、風風光光的做人、處世、成事，那就必須“信道、守道、用道”，“依道而行”、“尊道而貴德”。唯知“是道則進，非道則退”才能完善品格、完善人生！
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有人要問我們應該去學什麼、做什麼？中國科學院院士楊叔子教授在他的《想戴博士帽先過一關》中說到：“基督教國家的學生要求讀《聖經》，伊斯蘭國家學生要讀《古蘭經》，中國學生要讀什麼？應該讀《道德經》和《論語》。讓博士生讀《道德經》、《論語》，有三個好處：培育民族責任感、鍛鍊形象思維能力和學會如何做人。”
中華道學文化自三皇五帝起始，延續、傳承直至東周（春秋）時期，老子撮其精要，集其大成，所著一部令世人歎羨的《道德經》之後，諸子百家無不環繞而敬仰之。至此，“道家”思想成了先秦“百家爭鳴”局面中的主流。這正如著名學者楊憲邦先生所說：“老子創立的道家文化一直在中華悠久文化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大主幹作用”。
當今世界，本應是文化、種族等多元的、二十一世紀文明的，共同發展的社會。可是事實證明，世界不太平。諸如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種族歧視、軍備競賽。民族、宗教、文化之間相互攻擊、詆譭，甚至戰爭。無節制的對自然、資源進行浪費、開採，引發的生態惡化、空氣汙染，以此誘發的乾旱、洪澇頻現，疾病、瘟疫盛行……。
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國際學者，都把關注人類、關注自然的目光轉向了東方，轉向了道教。如黎明大學陳水德教授說：“老子是人類能夠參與自然和諧過程的導師，是人類命運日趨衰落的救星，老子思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同時是人類剷除邪惡破壞自然完美的有效利器。”美籍奧地利物理學家卡普拉在他的《非凡的智慧》一文中指出：“在偉大的諸傳統中，據我看，道家提供了最深刻並且最完善的生態智慧。”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在他的（《創造力和直覺—一個物理學家對東西方的考察》）一文中則說：“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經預見到了今天人類文明的狀況，甚至已經預見到了未來人類文明所將達到的狀況。”
隨著西方工業化的進程和文藝復興的思潮，國人紛紛以奔赴海外留洋為榮耀（誠然，借鑑、學習新的知識、事物很好，但不能“數典忘祖”）。回國後，穿起來的是洋裝、說的是洋話、擺的是洋譜，連吃飯都不會用筷子而必須更換刀、叉了。同時視西方文化為旨歸，崇拜西方人最文明、連西方的月亮都覺得比中國的圓。相反，把中華文化、中華文明視為糟粕、落後、迷信，把百姓視為愚昧、無知。故已故國學大師陳攖寧老先生曾針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這一思潮，深刻指出：“吾人今日談及道教，必須遠溯黃老，兼綜百家，確認道教為中華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切不可妄自菲薄，毀我珠玉，而夸人瓦礫。”
八十年代，在我國研究道教的部分學者當中，“崇洋媚外”的死灰又有復燃之勢。有的視“洋文化”哪怕是別人不用的“洋垃圾”也捧著、供著，還“洋洋得意”不可一世。也有的僅靠“一把剪刀，一瓶漿糊”相互抄襲（文章）、大肆鼓吹；有的不懂歷史、有的不懂道教，僅憑“個人好惡、主觀臆斷”，做出所謂的“專家論斷”。
相反，當西方的工業文明走到死衚衕的時候（認為“物質、資源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300年的黑色文明，最終導致了世界性的資源枯竭、環境惡化、耕地銳減、糧食短缺、水荒、乾旱威逼、森林消失、草原萎縮，以及兩極冰帽融化、地球加劇升溫，以致疾病、瘟疫盛行……）此時，西方學者都轉過身來，重新審視東方、認識中國。並說：“要想了解東方文化，就必須瞭解中國文化；要想了解中國文化，必須先了解道教文化”。並一致認為“二十一世紀必將是中國人的世紀”。如英國天文學家沙里斯在他的《新科學的誕生》一文中說：“前進的唯一道路是轉過身來重新面向東方，帶著對它的興趣以及對其深遠意義的理解離開西方的汙穢，朝著神聖的東方前進。”英國皇家學者、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先生則更從老子智慧中發現其偉大的世界意義，那就是“天人合一”的整體和諧對於全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性。
至此，我國學界才真正意義上的認識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及世界性。
在老子的眼裡，是沒有大、小、貴、賤之分；男、女、老、幼之別；高、低、前、後之嫌，更沒有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人與人之不同。在"道"的視野中，天下萬物是沒有區別的，本是一體的（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同屬於宇宙、自然的一份子。
道教承襲了這一教義，並視這一教義為準則，加以踐行和發揮。兩千年來，“道”這一命題，已成為了人類對陰與陽（觀察世界、事物的兩面性）及其最高標準和最低界限的兩個明顯的衡量標準。
如：常把好的帝王，稱為“有道”的明君；相反則為“無道”的昏君。治國稱“治國之道”；軍事則稱“用兵之道”。當官稱“為官之道”；經營則稱“經商之道”。常言，對人要“厚道”；對老人要“孝道”。男人要行“正道”、女人則守“婦道”，千萬不能走“邪門歪道”等。創事業有一套，稱他懂“致富之道”；勸窮人不要氣餒，應“安貧樂道”、多學一點“門道”等等。做人要講“道德”，辦事要講“道理”，處事則講“處世之道”。鼓勵別人說“天道酬勤”；勸人則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幹事業應放眼長遠，要有“發展之道”；管理要會“用人之道”。宇宙間有“天體軌道”、天地間有“陰陽之道”，人世間則講“和諧之道”。
世界上除語言的發音表述不同外，其對某一事物的認識和看法均是相同的。就連各大宗教（具有一定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著這一致性。如：無不把修行好、德行高的人稱之為“有道”。“有道”的人“仙逝”後（指去世），往往則又稱為“得道”或“成道”。同時都又把宣經傳教活動稱為“佈道”、“傳道”等。
在武術方面也是如此，如把摔跤稱之為“柔道”，散打稱之為“空手道”、“跆拳道”等。李小龍則根據道教的陰陽學說，創造了一套威震世界的功夫，“截拳道”。人們又善於把鍛鍊身體，氣功等稱之為“養生之道”。把行俠仗義、打抱不平的則稱之為“替天行道”。同樣，喝茶的稱“茶道”，彈琴的稱“琴道”、行醫的稱“醫道”……等。
“道”是衡量善與惡、是與非、真與假、美與醜。它既是人類對真、善、美的最高尊稱及信仰，同時又是鑑別惡、假、醜的唯一標準和評價。故說：“道”人人都需用，而且都在用。所以要想堂堂正正、風風光光的做人、處世、成事，那就必須“信道、守道、用道”，“依道而行”、“尊道而貴德”。唯知“是道則進，非道則退”才能完善品格、完善人生！
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有人要問我們應該去學什麼、做什麼？中國科學院院士楊叔子教授在他的《想戴博士帽先過一關》中說到：“基督教國家的學生要求讀《聖經》，伊斯蘭國家學生要讀《古蘭經》，中國學生要讀什麼？應該讀《道德經》和《論語》。讓博士生讀《道德經》、《論語》，有三個好處：培育民族責任感、鍛鍊形象思維能力和學會如何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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