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曼預言：後現代時代不出大師，這就對了'

（之前），你為謀生所做的就是你的身份，而在後現代棲息地，你購買的東西就是你的身份。

——齊格蒙特·鮑曼

後現代時代不出大師，這就對了

九鴉

經常看到有人問現在為什麼不出大師，也常有回答，但我覺得那基本是來混分數的。

因為人是社會性動物，這根本是一個社會學問題，離開基礎談什麼道德、精神、風骨，就像是拿不落地的鳥說事。

現代社會學大師中，我最為佩服的是齊格蒙特·鮑曼，因為他在上個世紀，就成功地預言了現在的種種，就彷彿寫回憶錄一般。

一個人有此等本事，很令我羨慕嫉妒恨，但恨的不是他，而是自己。人的差距為什麼這麼大呢？

於是只好拾人牙慧。

鮑曼以後現代稱今天的世界，以區別於他所身處的世界，而現代社會又被他稱之為“保姆時代”，這是極形象的。

因為今天之前的世界，正表現為道德行為的規範性，我們應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什麼可以做，什麼可以不做，什麼必須做，大體瞭然，那裡有一張清單。

目的地如此明確、秩序，基本可以預見，直接奔向它就是，這當然不但能幫助我們擺脫選擇的痛苦，也會讓我們活得相對安全、簡單。

因此它就不但是現代社會的特徵，也似乎是之前所有時代的特徵，就像孔子對我們的作用。

但是人生處處雙刃劍，這種普遍法則和絕對真理，總難免有濃重的霸權意味。它們不僅可能是假想的、虛幻的、錯誤的設定和制定，還可能過於沉重，成為枷鎖。

我們的道德行為規範，已不知幾多變遷，但它在某一階段，卻總會跟聖旨一般。

於是我們今天就迎來了一個自由的時代，也就是後現代時代。我們靠法律解決善惡，靠市場決定倫理，行為更多取決於利益權衡，和個人策略。

自由了哦，然而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自由呢？

統一的倫理道德行為規範沒有了，所有的人瞬間失衡，一切都模糊不清。

自由多，意味著選擇多，更多的自由並沒有帶來選擇容易，而是增加了選擇的困難。

選擇的增加，意味著結果的難以控制、預測，風險增加，自由成了負擔。

規範的世界是安全的，但不自由，開放的世界是自由的，但不安全，“最大的自由與最大的安全不會在同一個郵包寄出”，為鮑曼寫傳的尼斯·斯密斯如此說。

於是鮑曼預言：“後現代性的文化充滿了焦慮。”人們對現在把握不定，對未來失去信心，並不企圖考慮或關心更多的東西，他們將按照“漠不關心”的時尚行動。

也就是越發關注自身，關注眼前，不斷地靠被帶走，來解決困難，尋找舒適。我們只好換一種方式，把腦子交給別人。

陳丹青有一次也曾談到我們的時代為什麼沒有大師，為什麼休想出大師，他以徐悲鴻為例，談了一個天時地利人和。他好像對某個時代的政治頗有怨言，但是我認為天時地利人和，其實更應是鮑曼所說的文化。

這就像葛蘭西所說的：“文化是最具決定性的戰場”。

那麼我們現在是怎樣一種文化呢？

這是一種資本文化，商品文化、市場文化、娛樂文化、世界文化，是葛蘭西所說的，滲透力、統治力異常強大，深深嵌入市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已經被視作理所當然的習慣和價值觀，而不加思考地接受的一種文化。

它成了常識，成了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成了進行一切的正確方法，它就是倫理。

“市場猶如一個勾人的女子，她在迷人的花園裡使我們落入陷阱，同時告訴我們：我們是自由的。”鮑曼說。

陷阱裡的自由，這就是我們今天所得到的自由的本質，那麼我們到底是如何解決破碎和焦慮，精英人士、專家們又是如何幫助我們解決破碎和焦慮的呢？

我們必然有自發解決，但我們更多是被這些所操縱：

電視、傳媒、廣告、商人，等等等等，都在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幫助我們，發現、找到自己更慾望、更物質的一面，他們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就是快樂的源泉。

各類專家、顧問、精英，都在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他們發現我們的需求或渴望，激發更大的焦慮與需求，不斷地告訴我們，他們的提供，就是解決和滿足的選擇，信他們，得永生。

你可以成為最快樂、最現代、最自由的人。

你可以成為最理性、最會理財、最會生活的人。

你可以最成功、最自信、最無情，就像那些巨頭。

你可以最技巧、最可愛、最幸福。

你可以最健康、最男人、最女人。

你可以成為全能冠軍。

而這一切最終的指向又是什麼呢？是妥協，是購買。接受一切市場文化、商品文化的妥協，以購買解決一切，重塑一切的購買。

消費美學統治著一切，我們實際從打開電視、手機，走上大街的那一刻起，就已被誘惑成購物者，就已被訓練著按照消費美學思考，而其結果，當然就是鮑曼的這句話：

“（之前），你為謀生所做的就是你的身份，而在後現代棲息地，你購買的東西就是你的身份。”

過去的世界，每一個人，不管是學者、詩人、畫家、工人、士兵，還是什麼，你所從事的，就是你的身份，就是你社會關係、社會職責、生存條件的總和，你所得到的尊重與承認，及相反，都會在這裡體現。這雖然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我們對於學問、職責、精神、道德等方面，到底是認可的、鼓勵的、尊重的、給予的。

而現在，“你購買的東西就是你的身份”，你的購買力就是你的能力，你的自由度決定於你的信用卡和銀行卡，你想，我們還怎麼能造就大師？

說後現代時代窮人缺少自由，這當然不是指國家行為，而是指市場行為，整體文化行為，整個消費狂歡所決定的行為。既然是，“我站在這裡，我責無旁貸”（鮑曼），沒一個人能夠置身事外；我們的日常，是一種道德淡化，崇尚審美的日常；窮，就無法加入狂歡，就將被邊緣——那麼，我們還憑什麼想要大師？

我們對大師的渴望，只怕不過是一種內心的幻象而已，民國的大師們若穿越而來，只怕也不合時宜。

只不過，無論是將一切簡化為服從的過去，還是試圖製造出多樣化順從的現在，人類都不免會有一種原始的疼痛，那就是絕不會放棄善惡的選擇。

沒有善惡的選擇，就絕無道德可言，而這善惡，在今天，當然更體現為利益、安全為主的善惡，所以，一盤散沙的複雜局面下，更多關注自身的我們，面臨的選擇其實倒遠比過去更加重要、急迫。

我們大部分的焦慮根源於此，我們時不時發作的“朝聖”心理，其實也根源於此，我們真正的內心，真正的人性，其實還是未變，只是我們經常察覺不到，會被騙過而已。

一個時代的種種，要以簡單的好壞來界定是不可能的，也必然錯誤，過渡時期，整合時期，重塑時期，難免會有陣痛，只不知，那新的結構，什麼時候能夠出現。

我們最後會是什麼樣子呢？新秩序產生之後的大師會是什麼樣子？很可惜，鮑曼已去 ，新的鮑曼還未出現，我連想象都想象不出。

文/九鴉

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