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的瀟灑和別人的瀟灑不一樣。別人的瀟灑是一種肆意妄為的灑脫，一旦瀟灑起來就離現實非常遙遠。所以我們通常覺得瀟灑可望而不可即。畢竟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很難不顧現實一切，完全過從心所欲的生活。
但是汪曾祺先生的瀟灑是一種世俗生活裡的小任性，是能兼顧生活又不被生活禁錮的悠然狀態。
汪先生最早在考大學的時候說：當年報考西南聯大的莘莘學子，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下，用各種方式來到聯大，有的同學自己挑擔子從河南一步一步走過來，有的同學買了一頭毛驢，一路騎到昆明。
他們大多數過來是為了尋求真理和智慧。但是汪曾祺尋求什麼呢？他尋求北大自由的學風，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可以吊兒郎當。他是衝著吊兒郎當去的。
他尋求瀟灑。
瀟灑很早就被汪先生定為生活的基調。自由的學風、吊兒郎當的樣子，透露著這種瀟灑和不經意的生活。但是汪先生的瀟灑遠不止表象描述的幾句話。
瀟灑還是必須牢牢和現實生活聯繫在一起，但又跳脫與現實之外。
汪曾祺先生的瀟灑和別人的瀟灑不一樣。別人的瀟灑是一種肆意妄為的灑脫，一旦瀟灑起來就離現實非常遙遠。所以我們通常覺得瀟灑可望而不可即。畢竟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很難不顧現實一切，完全過從心所欲的生活。
但是汪曾祺先生的瀟灑是一種世俗生活裡的小任性，是能兼顧生活又不被生活禁錮的悠然狀態。
汪先生最早在考大學的時候說：當年報考西南聯大的莘莘學子，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下，用各種方式來到聯大，有的同學自己挑擔子從河南一步一步走過來，有的同學買了一頭毛驢，一路騎到昆明。
他們大多數過來是為了尋求真理和智慧。但是汪曾祺尋求什麼呢？他尋求北大自由的學風，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可以吊兒郎當。他是衝著吊兒郎當去的。
他尋求瀟灑。
瀟灑很早就被汪先生定為生活的基調。自由的學風、吊兒郎當的樣子，透露著這種瀟灑和不經意的生活。但是汪先生的瀟灑遠不止表象描述的幾句話。
瀟灑還是必須牢牢和現實生活聯繫在一起，但又跳脫與現實之外。
這在汪先生談文學創造裡面有體現。在創造的時候，他反覆觀察生活中的原型，等到現實生活的場景爛熟於心才敢下筆。他一直遵從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話“貼著生活寫”。但是在貼著生活的同時卻又不完全照搬生活，現實之外還有趣味。
就如他《人間草木》中對植物的描寫一樣。
汪曾祺先生說香瓜有牛角酥、梨瓜。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種較大，皮色如蝦蟆，不甚甜，而極“面”，孩子們稱之為“奶奶哼”，說奶奶一邊吃，一邊“哼”。
又說梔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處微綠，極香，香氣簡直有點叫人受不了，我的家鄉人說是：“碰鼻子香。”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的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的著嗎！”
植物的語言是汪先生的語言，是他不拘一格、一顆頑童心的體現。
這種童心不僅在文章的撰寫上體現，在家庭生活中也是一樣。
汪曾祺先生的瀟灑和別人的瀟灑不一樣。別人的瀟灑是一種肆意妄為的灑脫，一旦瀟灑起來就離現實非常遙遠。所以我們通常覺得瀟灑可望而不可即。畢竟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很難不顧現實一切，完全過從心所欲的生活。
但是汪曾祺先生的瀟灑是一種世俗生活裡的小任性，是能兼顧生活又不被生活禁錮的悠然狀態。
汪先生最早在考大學的時候說：當年報考西南聯大的莘莘學子，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下，用各種方式來到聯大，有的同學自己挑擔子從河南一步一步走過來，有的同學買了一頭毛驢，一路騎到昆明。
他們大多數過來是為了尋求真理和智慧。但是汪曾祺尋求什麼呢？他尋求北大自由的學風，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可以吊兒郎當。他是衝著吊兒郎當去的。
他尋求瀟灑。
瀟灑很早就被汪先生定為生活的基調。自由的學風、吊兒郎當的樣子，透露著這種瀟灑和不經意的生活。但是汪先生的瀟灑遠不止表象描述的幾句話。
瀟灑還是必須牢牢和現實生活聯繫在一起，但又跳脫與現實之外。
這在汪先生談文學創造裡面有體現。在創造的時候，他反覆觀察生活中的原型，等到現實生活的場景爛熟於心才敢下筆。他一直遵從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話“貼著生活寫”。但是在貼著生活的同時卻又不完全照搬生活，現實之外還有趣味。
就如他《人間草木》中對植物的描寫一樣。
汪曾祺先生說香瓜有牛角酥、梨瓜。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種較大，皮色如蝦蟆，不甚甜，而極“面”，孩子們稱之為“奶奶哼”，說奶奶一邊吃，一邊“哼”。
又說梔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處微綠，極香，香氣簡直有點叫人受不了，我的家鄉人說是：“碰鼻子香。”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的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的著嗎！”
植物的語言是汪先生的語言，是他不拘一格、一顆頑童心的體現。
這種童心不僅在文章的撰寫上體現，在家庭生活中也是一樣。
汪先生說他自己從不管兒子談戀愛的事情，對於這樣的事情經常採取的態度是“聞而不問”，瞭解，但不干涉。回來兒子悄悄和小學時期的女同學好上了，結了婚。有一個女兒，已近七歲。
他的孩子有時叫他“爸”，有時叫他“老頭子”，後來連孫女也這麼叫他。親家母是孩子“沒大沒小”。但他覺得做父母叫子女吧敬畏，孩子“筆桿條直”最沒意思。
孩子的未來屬於他們自己，應該由他們自己設計，做父親應該保留一點童心。
瀟灑是知規矩，但不死守規矩。梭羅說：那些老人對並不知道多少有用的道理。懂變通，善於與時俱進是汪先生的瀟灑。
家庭教育、文章風格是汪先生對規則的對抗，但打破固有的規則還不足以全面解釋汪先生的瀟灑。對於挫折、困境的戲謔和不在意，我的精神由我掌控的完全精神自主才是汪先生瀟灑的高級境界。
就像在西南聯大時期，雲南一直處於被日本轟炸狀態。我們能瞭解這種生活狀態下的無助、恐懼和悲慘。這是大部分文學作品展示給我們的狀態，但是汪先生卻展示另外一種狀態，一種逆境中不屈服反而還有風度、帶從容的狀態。
就說日本轟炸一來，學校就要拉起警報，學生和市民要趕緊躲到郊區外的防空洞中。這原本應該是一件嚴肅且悲慘的事情。但汪先生描述當時的場景說，警報一來，大家逃跑不叫“逃警報”、“”躲警報“而叫”跑警報“。因為”跑警報“聽起來不狼狽，有風度和從容。
汪曾祺先生的瀟灑和別人的瀟灑不一樣。別人的瀟灑是一種肆意妄為的灑脫，一旦瀟灑起來就離現實非常遙遠。所以我們通常覺得瀟灑可望而不可即。畢竟我們生活在現實世界，很難不顧現實一切，完全過從心所欲的生活。
但是汪曾祺先生的瀟灑是一種世俗生活裡的小任性，是能兼顧生活又不被生活禁錮的悠然狀態。
汪先生最早在考大學的時候說：當年報考西南聯大的莘莘學子，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下，用各種方式來到聯大，有的同學自己挑擔子從河南一步一步走過來，有的同學買了一頭毛驢，一路騎到昆明。
他們大多數過來是為了尋求真理和智慧。但是汪曾祺尋求什麼呢？他尋求北大自由的學風，學生上課、考試，都很隨便，可以吊兒郎當。他是衝著吊兒郎當去的。
他尋求瀟灑。
瀟灑很早就被汪先生定為生活的基調。自由的學風、吊兒郎當的樣子，透露著這種瀟灑和不經意的生活。但是汪先生的瀟灑遠不止表象描述的幾句話。
瀟灑還是必須牢牢和現實生活聯繫在一起，但又跳脫與現實之外。
這在汪先生談文學創造裡面有體現。在創造的時候，他反覆觀察生活中的原型，等到現實生活的場景爛熟於心才敢下筆。他一直遵從他的老師沈從文先生的話“貼著生活寫”。但是在貼著生活的同時卻又不完全照搬生活，現實之外還有趣味。
就如他《人間草木》中對植物的描寫一樣。
汪曾祺先生說香瓜有牛角酥、梨瓜。梨瓜大如拳，白皮，白瓤，生脆有梨香，有一種較大，皮色如蝦蟆，不甚甜，而極“面”，孩子們稱之為“奶奶哼”，說奶奶一邊吃，一邊“哼”。
又說梔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處微綠，極香，香氣簡直有點叫人受不了，我的家鄉人說是：“碰鼻子香。”梔子花粗粗大大，又香的撣都撣不開，於是為文雅人不取，以為品格不高。梔子花說：“去你媽的，我就是要這樣香，香得痛痛快快，你們他媽的管的著嗎！”
植物的語言是汪先生的語言，是他不拘一格、一顆頑童心的體現。
這種童心不僅在文章的撰寫上體現，在家庭生活中也是一樣。
汪先生說他自己從不管兒子談戀愛的事情，對於這樣的事情經常採取的態度是“聞而不問”，瞭解，但不干涉。回來兒子悄悄和小學時期的女同學好上了，結了婚。有一個女兒，已近七歲。
他的孩子有時叫他“爸”，有時叫他“老頭子”，後來連孫女也這麼叫他。親家母是孩子“沒大沒小”。但他覺得做父母叫子女吧敬畏，孩子“筆桿條直”最沒意思。
孩子的未來屬於他們自己，應該由他們自己設計，做父親應該保留一點童心。
瀟灑是知規矩，但不死守規矩。梭羅說：那些老人對並不知道多少有用的道理。懂變通，善於與時俱進是汪先生的瀟灑。
家庭教育、文章風格是汪先生對規則的對抗，但打破固有的規則還不足以全面解釋汪先生的瀟灑。對於挫折、困境的戲謔和不在意，我的精神由我掌控的完全精神自主才是汪先生瀟灑的高級境界。
就像在西南聯大時期，雲南一直處於被日本轟炸狀態。我們能瞭解這種生活狀態下的無助、恐懼和悲慘。這是大部分文學作品展示給我們的狀態，但是汪先生卻展示另外一種狀態，一種逆境中不屈服反而還有風度、帶從容的狀態。
就說日本轟炸一來，學校就要拉起警報，學生和市民要趕緊躲到郊區外的防空洞中。這原本應該是一件嚴肅且悲慘的事情。但汪先生描述當時的場景說，警報一來，大家逃跑不叫“逃警報”、“”躲警報“而叫”跑警報“。因為”跑警報“聽起來不狼狽，有風度和從容。
人在困境的時候最能體現一個人的胸襟、氣度。明朝時期金聖嘆臨刑前給兒子寫信說：“字諭大兒知悉，花生米與豆腐乾同嚼，有火腿滋味。”汪先生說他以前不明白臨刑前怎麼會有人開這種玩笑，但是後來他自己也遭遇了困境，玩笑開的也不比金聖嘆差。
汪先生被下放至農工業研究所幹活，有一陣子在馬鈴薯站畫《圖譜》，馬鈴薯剛長出來的時候，畫馬鈴薯的葉子，等到天漸漸涼了，馬鈴薯陸續成熟，就開始畫馬鈴薯塊。畫一整個薯，還要切開來畫一個剖面，一塊馬鈴薯畫完了，薯塊沒有用處，就隨手埋進牛糞火裡，烤烤，吃掉。“我敢說，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的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
後來，這一段艱難的歲月終於過去了。很多當年被下放的人也都回來了。有人問起作家金玲，怎麼度過那一段歲月的。金玲說“逆來順受”。但是汪先生不這麼覺得，他覺得自己是“隨遇而安“。這樣更輕鬆一些。生活是要自己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這是汪先生對生活的總結，無論是跑警報的時候，還是農村幹活的時候，又或者是剛報考西南聯大的時候。
所謂瀟灑大概也就是這種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