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啟蒙、授業恩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至為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和畢生成就，大師也不例外。來看看大師眼中的老師們：
壽懷鑑 魯迅
魯迅的啟蒙恩師壽懷鑑(1849~1930年)，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書認真，一生厭惡功名。
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與洋人訂立不平等條約，絕意抵制洋貨，仕途，在家中三味書屋設館收徒。為啟發學生思路，提高文學修養，選授課文注重文采，因其異於傳統，被人譏為“離經叛道”。
魯迅11歲時到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斷斷續續達5年之久。三味的意壽鏡吾思，按壽鏡吾先生的兒子壽洙鄰後來的解釋是：經書之味，史書之味，子書之味。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情況：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啟蒙、授業恩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至為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和畢生成就，大師也不例外。來看看大師眼中的老師們：
壽懷鑑 魯迅
魯迅的啟蒙恩師壽懷鑑(1849~1930年)，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書認真，一生厭惡功名。
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與洋人訂立不平等條約，絕意抵制洋貨，仕途，在家中三味書屋設館收徒。為啟發學生思路，提高文學修養，選授課文注重文采，因其異於傳統，被人譏為“離經叛道”。
魯迅11歲時到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斷斷續續達5年之久。三味的意壽鏡吾思，按壽鏡吾先生的兒子壽洙鄰後來的解釋是：經書之味，史書之味，子書之味。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情況：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三味書屋
作為“全城中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的主人，壽先生其實是很溫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不常用，有罰跪的規則，也不常用，管教起學生來還有點萌。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了。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人都到哪裡去了！”
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讀書！”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啟蒙、授業恩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至為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和畢生成就，大師也不例外。來看看大師眼中的老師們：
壽懷鑑 魯迅
魯迅的啟蒙恩師壽懷鑑(1849~1930年)，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書認真，一生厭惡功名。
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與洋人訂立不平等條約，絕意抵制洋貨，仕途，在家中三味書屋設館收徒。為啟發學生思路，提高文學修養，選授課文注重文采，因其異於傳統，被人譏為“離經叛道”。
魯迅11歲時到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斷斷續續達5年之久。三味的意壽鏡吾思，按壽鏡吾先生的兒子壽洙鄰後來的解釋是：經書之味，史書之味，子書之味。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情況：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三味書屋
作為“全城中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的主人，壽先生其實是很溫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不常用，有罰跪的規則，也不常用，管教起學生來還有點萌。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了。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人都到哪裡去了！”
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讀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手稿
魯迅18歲到南京讀書，每當放假回紹興時，總要抽空看望壽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東渡日本留學的8年間，他經常寫信向壽老師彙報自己在異國的學習情況。
1906年他奉母命從日本回紹興與朱安成親，僅在家四天，但他仍抽時間專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壽先生。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分為二來看待的，儘管他常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但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如敬老、尊師重教卻身體力行。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啟蒙、授業恩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至為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和畢生成就，大師也不例外。來看看大師眼中的老師們：
壽懷鑑 魯迅
魯迅的啟蒙恩師壽懷鑑(1849~1930年)，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書認真，一生厭惡功名。
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與洋人訂立不平等條約，絕意抵制洋貨，仕途，在家中三味書屋設館收徒。為啟發學生思路，提高文學修養，選授課文注重文采，因其異於傳統，被人譏為“離經叛道”。
魯迅11歲時到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斷斷續續達5年之久。三味的意壽鏡吾思，按壽鏡吾先生的兒子壽洙鄰後來的解釋是：經書之味，史書之味，子書之味。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情況：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三味書屋
作為“全城中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的主人，壽先生其實是很溫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不常用，有罰跪的規則，也不常用，管教起學生來還有點萌。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了。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人都到哪裡去了！”
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讀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手稿
魯迅18歲到南京讀書，每當放假回紹興時，總要抽空看望壽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東渡日本留學的8年間，他經常寫信向壽老師彙報自己在異國的學習情況。
1906年他奉母命從日本回紹興與朱安成親，僅在家四天，但他仍抽時間專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壽先生。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分為二來看待的，儘管他常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但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如敬老、尊師重教卻身體力行。
沈從文 汪曾祺
汪曾祺：我好像命中註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成為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啟蒙、授業恩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至為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和畢生成就，大師也不例外。來看看大師眼中的老師們：
壽懷鑑 魯迅
魯迅的啟蒙恩師壽懷鑑(1849~1930年)，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書認真，一生厭惡功名。
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與洋人訂立不平等條約，絕意抵制洋貨，仕途，在家中三味書屋設館收徒。為啟發學生思路，提高文學修養，選授課文注重文采，因其異於傳統，被人譏為“離經叛道”。
魯迅11歲時到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斷斷續續達5年之久。三味的意壽鏡吾思，按壽鏡吾先生的兒子壽洙鄰後來的解釋是：經書之味，史書之味，子書之味。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情況：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三味書屋
作為“全城中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的主人，壽先生其實是很溫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不常用，有罰跪的規則，也不常用，管教起學生來還有點萌。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了。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人都到哪裡去了！”
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讀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手稿
魯迅18歲到南京讀書，每當放假回紹興時，總要抽空看望壽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東渡日本留學的8年間，他經常寫信向壽老師彙報自己在異國的學習情況。
1906年他奉母命從日本回紹興與朱安成親，僅在家四天，但他仍抽時間專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壽先生。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分為二來看待的，儘管他常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但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如敬老、尊師重教卻身體力行。
沈從文 汪曾祺
汪曾祺：我好像命中註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成為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右一為沈從文
汪曾祺在讀高二的時候，日本人打了鄰縣，隨家人到鄉下“逃難”的汪曾祺，除了高中教科書，只帶了兩本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本《沈從文小說選》。
汪曾祺在後來回憶沈從文先生的文章《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寫道：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麼都寫得講究。
……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1946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啟蒙、授業恩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至為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和畢生成就，大師也不例外。來看看大師眼中的老師們：
壽懷鑑 魯迅
魯迅的啟蒙恩師壽懷鑑(1849~1930年)，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書認真，一生厭惡功名。
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與洋人訂立不平等條約，絕意抵制洋貨，仕途，在家中三味書屋設館收徒。為啟發學生思路，提高文學修養，選授課文注重文采，因其異於傳統，被人譏為“離經叛道”。
魯迅11歲時到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斷斷續續達5年之久。三味的意壽鏡吾思，按壽鏡吾先生的兒子壽洙鄰後來的解釋是：經書之味，史書之味，子書之味。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情況：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三味書屋
作為“全城中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的主人，壽先生其實是很溫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不常用，有罰跪的規則，也不常用，管教起學生來還有點萌。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了。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人都到哪裡去了！”
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讀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手稿
魯迅18歲到南京讀書，每當放假回紹興時，總要抽空看望壽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東渡日本留學的8年間，他經常寫信向壽老師彙報自己在異國的學習情況。
1906年他奉母命從日本回紹興與朱安成親，僅在家四天，但他仍抽時間專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壽先生。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分為二來看待的，儘管他常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但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如敬老、尊師重教卻身體力行。
沈從文 汪曾祺
汪曾祺：我好像命中註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成為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右一為沈從文
汪曾祺在讀高二的時候，日本人打了鄰縣，隨家人到鄉下“逃難”的汪曾祺，除了高中教科書，只帶了兩本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本《沈從文小說選》。
汪曾祺在後來回憶沈從文先生的文章《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寫道：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麼都寫得講究。
……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1946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對學生如此慷慨的沈先生，對自己卻是敷衍隨意。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閒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裡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恩師沈從文寫信把他大罵一頓：“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筆，怕什麼！”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啟蒙、授業恩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至為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和畢生成就，大師也不例外。來看看大師眼中的老師們：
壽懷鑑 魯迅
魯迅的啟蒙恩師壽懷鑑(1849~1930年)，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書認真，一生厭惡功名。
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與洋人訂立不平等條約，絕意抵制洋貨，仕途，在家中三味書屋設館收徒。為啟發學生思路，提高文學修養，選授課文注重文采，因其異於傳統，被人譏為“離經叛道”。
魯迅11歲時到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斷斷續續達5年之久。三味的意壽鏡吾思，按壽鏡吾先生的兒子壽洙鄰後來的解釋是：經書之味，史書之味，子書之味。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情況：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三味書屋
作為“全城中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的主人，壽先生其實是很溫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不常用，有罰跪的規則，也不常用，管教起學生來還有點萌。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了。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人都到哪裡去了！”
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讀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手稿
魯迅18歲到南京讀書，每當放假回紹興時，總要抽空看望壽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東渡日本留學的8年間，他經常寫信向壽老師彙報自己在異國的學習情況。
1906年他奉母命從日本回紹興與朱安成親，僅在家四天，但他仍抽時間專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壽先生。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分為二來看待的，儘管他常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但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如敬老、尊師重教卻身體力行。
沈從文 汪曾祺
汪曾祺：我好像命中註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成為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右一為沈從文
汪曾祺在讀高二的時候，日本人打了鄰縣，隨家人到鄉下“逃難”的汪曾祺，除了高中教科書，只帶了兩本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本《沈從文小說選》。
汪曾祺在後來回憶沈從文先生的文章《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寫道：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麼都寫得講究。
……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1946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對學生如此慷慨的沈先生，對自己卻是敷衍隨意。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閒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裡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恩師沈從文寫信把他大罵一頓：“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筆，怕什麼！”
汪曾祺（左）和沈從文（右）
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眯眯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淨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沈先生還是那樣，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長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挾著一摞書，神情溫和而執著。”汪曾祺在去世前，曾夢到老師沈從文，他還是學生初見時的模樣。
李叔同 豐子愷
李叔同是豐子愷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導師，他不僅教音樂、繪畫，還教做人。豐子愷17歲時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李叔同是他的音樂老師。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形容對老師李叔同的第一印象是“溫而厲”。
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樑，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脣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愛的表情。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啟蒙、授業恩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至為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和畢生成就，大師也不例外。來看看大師眼中的老師們：
壽懷鑑 魯迅
魯迅的啟蒙恩師壽懷鑑(1849~1930年)，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書認真，一生厭惡功名。
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與洋人訂立不平等條約，絕意抵制洋貨，仕途，在家中三味書屋設館收徒。為啟發學生思路，提高文學修養，選授課文注重文采，因其異於傳統，被人譏為“離經叛道”。
魯迅11歲時到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斷斷續續達5年之久。三味的意壽鏡吾思，按壽鏡吾先生的兒子壽洙鄰後來的解釋是：經書之味，史書之味，子書之味。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情況：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三味書屋
作為“全城中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的主人，壽先生其實是很溫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不常用，有罰跪的規則，也不常用，管教起學生來還有點萌。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了。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人都到哪裡去了！”
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讀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手稿
魯迅18歲到南京讀書，每當放假回紹興時，總要抽空看望壽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東渡日本留學的8年間，他經常寫信向壽老師彙報自己在異國的學習情況。
1906年他奉母命從日本回紹興與朱安成親，僅在家四天，但他仍抽時間專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壽先生。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分為二來看待的，儘管他常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但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如敬老、尊師重教卻身體力行。
沈從文 汪曾祺
汪曾祺：我好像命中註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成為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右一為沈從文
汪曾祺在讀高二的時候，日本人打了鄰縣，隨家人到鄉下“逃難”的汪曾祺，除了高中教科書，只帶了兩本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本《沈從文小說選》。
汪曾祺在後來回憶沈從文先生的文章《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寫道：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麼都寫得講究。
……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1946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對學生如此慷慨的沈先生，對自己卻是敷衍隨意。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閒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裡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恩師沈從文寫信把他大罵一頓：“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筆，怕什麼！”
汪曾祺（左）和沈從文（右）
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眯眯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淨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沈先生還是那樣，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長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挾著一摞書，神情溫和而執著。”汪曾祺在去世前，曾夢到老師沈從文，他還是學生初見時的模樣。
李叔同 豐子愷
李叔同是豐子愷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導師，他不僅教音樂、繪畫，還教做人。豐子愷17歲時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李叔同是他的音樂老師。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形容對老師李叔同的第一印象是“溫而厲”。
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樑，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脣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愛的表情。
豐子愷（法號嬰行）繪弘一法師李叔同
豐子愷受李叔同最深的影響就是“認真”兩個字，他在《懷念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寫道：
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上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於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那時的學校，首重的是所謂“英、國、算”即英文、國文和算學。在別的學校裡，這三門功課的教師最有權威，而在我們這師範學校裡，音樂教師最有權威，因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緣故。
李叔同先生為甚麼能有這種權威呢？不僅為了他學問好，不僅為了他音樂好，主要的還是為了他態度認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認真”。他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
後來豐子愷連一些小習慣也要模仿李叔同，比方說寫信時先寫信封，邊寫邊說：“弘一法師就是這樣子的。”可見恩師對他的影響之大。
李叔同皈依佛門，出家成了弘一法師，對豐子愷思想的影響是巨大而持久的。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啟蒙、授業恩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至為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和畢生成就，大師也不例外。來看看大師眼中的老師們：
壽懷鑑 魯迅
魯迅的啟蒙恩師壽懷鑑(1849~1930年)，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書認真，一生厭惡功名。
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與洋人訂立不平等條約，絕意抵制洋貨，仕途，在家中三味書屋設館收徒。為啟發學生思路，提高文學修養，選授課文注重文采，因其異於傳統，被人譏為“離經叛道”。
魯迅11歲時到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斷斷續續達5年之久。三味的意壽鏡吾思，按壽鏡吾先生的兒子壽洙鄰後來的解釋是：經書之味，史書之味，子書之味。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情況：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三味書屋
作為“全城中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的主人，壽先生其實是很溫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不常用，有罰跪的規則，也不常用，管教起學生來還有點萌。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了。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人都到哪裡去了！”
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讀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手稿
魯迅18歲到南京讀書，每當放假回紹興時，總要抽空看望壽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東渡日本留學的8年間，他經常寫信向壽老師彙報自己在異國的學習情況。
1906年他奉母命從日本回紹興與朱安成親，僅在家四天，但他仍抽時間專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壽先生。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分為二來看待的，儘管他常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但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如敬老、尊師重教卻身體力行。
沈從文 汪曾祺
汪曾祺：我好像命中註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成為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右一為沈從文
汪曾祺在讀高二的時候，日本人打了鄰縣，隨家人到鄉下“逃難”的汪曾祺，除了高中教科書，只帶了兩本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本《沈從文小說選》。
汪曾祺在後來回憶沈從文先生的文章《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寫道：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麼都寫得講究。
……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1946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對學生如此慷慨的沈先生，對自己卻是敷衍隨意。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閒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裡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恩師沈從文寫信把他大罵一頓：“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筆，怕什麼！”
汪曾祺（左）和沈從文（右）
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眯眯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淨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沈先生還是那樣，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長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挾著一摞書，神情溫和而執著。”汪曾祺在去世前，曾夢到老師沈從文，他還是學生初見時的模樣。
李叔同 豐子愷
李叔同是豐子愷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導師，他不僅教音樂、繪畫，還教做人。豐子愷17歲時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李叔同是他的音樂老師。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形容對老師李叔同的第一印象是“溫而厲”。
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樑，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脣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愛的表情。
豐子愷（法號嬰行）繪弘一法師李叔同
豐子愷受李叔同最深的影響就是“認真”兩個字，他在《懷念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寫道：
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上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於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那時的學校，首重的是所謂“英、國、算”即英文、國文和算學。在別的學校裡，這三門功課的教師最有權威，而在我們這師範學校裡，音樂教師最有權威，因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緣故。
李叔同先生為甚麼能有這種權威呢？不僅為了他學問好，不僅為了他音樂好，主要的還是為了他態度認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認真”。他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
後來豐子愷連一些小習慣也要模仿李叔同，比方說寫信時先寫信封，邊寫邊說：“弘一法師就是這樣子的。”可見恩師對他的影響之大。
李叔同皈依佛門，出家成了弘一法師，對豐子愷思想的影響是巨大而持久的。
弘一法師與學生豐子愷（右）、劉質平（左）
1927年秋，已經出家的李叔同在上海豐子愷家中住了一段時間，此間，師生二人萌生一個想法：由豐子愷作畫，李叔同撰文，創作一部詩畫集，以宣揚愛護眾生、守護善心的理念。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裡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極度認真的表示。
1942年，63歲的弘一法師留下“悲欣交集”四字，從容圓寂。臨終前，他囑咐弟子在火化遺體之後，記得在骨灰罈的架子下面放一缽清水，以免將路過的蟲蟻燙死。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啟蒙、授業恩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至為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和畢生成就，大師也不例外。來看看大師眼中的老師們：
壽懷鑑 魯迅
魯迅的啟蒙恩師壽懷鑑(1849~1930年)，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書認真，一生厭惡功名。
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與洋人訂立不平等條約，絕意抵制洋貨，仕途，在家中三味書屋設館收徒。為啟發學生思路，提高文學修養，選授課文注重文采，因其異於傳統，被人譏為“離經叛道”。
魯迅11歲時到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斷斷續續達5年之久。三味的意壽鏡吾思，按壽鏡吾先生的兒子壽洙鄰後來的解釋是：經書之味，史書之味，子書之味。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情況：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三味書屋
作為“全城中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的主人，壽先生其實是很溫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不常用，有罰跪的規則，也不常用，管教起學生來還有點萌。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了。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人都到哪裡去了！”
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讀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手稿
魯迅18歲到南京讀書，每當放假回紹興時，總要抽空看望壽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東渡日本留學的8年間，他經常寫信向壽老師彙報自己在異國的學習情況。
1906年他奉母命從日本回紹興與朱安成親，僅在家四天，但他仍抽時間專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壽先生。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分為二來看待的，儘管他常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但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如敬老、尊師重教卻身體力行。
沈從文 汪曾祺
汪曾祺：我好像命中註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成為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右一為沈從文
汪曾祺在讀高二的時候，日本人打了鄰縣，隨家人到鄉下“逃難”的汪曾祺，除了高中教科書，只帶了兩本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本《沈從文小說選》。
汪曾祺在後來回憶沈從文先生的文章《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寫道：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麼都寫得講究。
……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1946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對學生如此慷慨的沈先生，對自己卻是敷衍隨意。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閒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裡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恩師沈從文寫信把他大罵一頓：“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筆，怕什麼！”
汪曾祺（左）和沈從文（右）
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眯眯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淨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沈先生還是那樣，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長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挾著一摞書，神情溫和而執著。”汪曾祺在去世前，曾夢到老師沈從文，他還是學生初見時的模樣。
李叔同 豐子愷
李叔同是豐子愷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導師，他不僅教音樂、繪畫，還教做人。豐子愷17歲時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李叔同是他的音樂老師。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形容對老師李叔同的第一印象是“溫而厲”。
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樑，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脣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愛的表情。
豐子愷（法號嬰行）繪弘一法師李叔同
豐子愷受李叔同最深的影響就是“認真”兩個字，他在《懷念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寫道：
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上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於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那時的學校，首重的是所謂“英、國、算”即英文、國文和算學。在別的學校裡，這三門功課的教師最有權威，而在我們這師範學校裡，音樂教師最有權威，因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緣故。
李叔同先生為甚麼能有這種權威呢？不僅為了他學問好，不僅為了他音樂好，主要的還是為了他態度認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認真”。他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
後來豐子愷連一些小習慣也要模仿李叔同，比方說寫信時先寫信封，邊寫邊說：“弘一法師就是這樣子的。”可見恩師對他的影響之大。
李叔同皈依佛門，出家成了弘一法師，對豐子愷思想的影響是巨大而持久的。
弘一法師與學生豐子愷（右）、劉質平（左）
1927年秋，已經出家的李叔同在上海豐子愷家中住了一段時間，此間，師生二人萌生一個想法：由豐子愷作畫，李叔同撰文，創作一部詩畫集，以宣揚愛護眾生、守護善心的理念。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裡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極度認真的表示。
1942年，63歲的弘一法師留下“悲欣交集”四字，從容圓寂。臨終前，他囑咐弟子在火化遺體之後，記得在骨灰罈的架子下面放一缽清水，以免將路過的蟲蟻燙死。
弘一法師圓寂
豐子愷多次對子女說：“李先生給我的是父親的教育，他像慈父一般關懷每一個學生。”豐子愷的教育方法也受到老師的影響，他教育孩子：如果碰到螞蟻搬家，不能傷害它們，還要用小凳子放在螞蟻搬家的路上請行人繞行。這叫“護生”。
他們師生二人共同創辦的詩畫集《護生畫集》就是這個意思，宣揚愛護眾生、守護善心的理念。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憑老幹為扶持。”啟蒙、授業恩師在一個人的一生中至為重要，有時甚至能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和畢生成就，大師也不例外。來看看大師眼中的老師們：
壽懷鑑 魯迅
魯迅的啟蒙恩師壽懷鑑(1849~1930年)，字鏡吾，晚號菊叟，紹興城內都昌坊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教書認真，一生厭惡功名。
因不滿清廷喪權辱國，與洋人訂立不平等條約，絕意抵制洋貨，仕途，在家中三味書屋設館收徒。為啟發學生思路，提高文學修養，選授課文注重文采，因其異於傳統，被人譏為“離經叛道”。
魯迅11歲時到三味書屋從壽鏡吾先生讀書，斷斷續續達5年之久。三味的意壽鏡吾思，按壽鏡吾先生的兒子壽洙鄰後來的解釋是：經書之味，史書之味，子書之味。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書屋中讀書的情況：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匾道：三味書屋；匾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匾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三味書屋
作為“全城中最嚴厲的書塾”——三味書屋的主人，壽先生其實是很溫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不常用，有罰跪的規則，也不常用，管教起學生來還有點萌。
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了。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裡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裡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裡便大叫起來：“人都到哪裡去了！”
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讀書！”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魯迅手稿
魯迅18歲到南京讀書，每當放假回紹興時，總要抽空看望壽先生。1902年至1909年，在東渡日本留學的8年間，他經常寫信向壽老師彙報自己在異國的學習情況。
1906年他奉母命從日本回紹興與朱安成親，僅在家四天，但他仍抽時間專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壽先生。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分為二來看待的，儘管他常抨擊吃人的封建禮教，但對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如敬老、尊師重教卻身體力行。
沈從文 汪曾祺
汪曾祺：我好像命中註定要當沈從文先生的學生。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成為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1946年5月3日，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二排右一為沈從文
汪曾祺在讀高二的時候，日本人打了鄰縣，隨家人到鄉下“逃難”的汪曾祺，除了高中教科書，只帶了兩本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一本《沈從文小說選》。
汪曾祺在後來回憶沈從文先生的文章《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寫道：
沈先生教寫作，寫的比說的多，他常常在學生的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也有時從這篇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見解精到，文筆講究——一個作家應該不論寫什麼都寫得講究。
……
沈先生教創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後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
……
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上發表。這對學生是很大的鼓勵。多年以來，沈先生就幹著給別人的作品找地方發表這種事。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了。我在1946年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這輩子為別人寄稿子用去的郵費也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對學生如此慷慨的沈先生，對自己卻是敷衍隨意。
沈先生在生活上極不講究。他進城沒有正經吃過飯，大都是在文林街二十號對面一家小米線鋪吃一碗米線。有時加一個西紅柿，打一個雞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閒逛，到玉溪街，他在一個米線攤上要了一盤涼雞，還到附近茶館裡借了一個蓋碗，打了一碗酒。他用蓋碗蓋子喝了一點，其餘的都叫我一個人喝了。
汪曾祺1946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恩師沈從文寫信把他大罵一頓：“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枝筆，怕什麼！”
汪曾祺（左）和沈從文（右）
沈先生也有生氣的時候，也有極度煩惱痛苦的時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見到過，但多數時候都是笑眯眯的。他總是用一種善意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歡放聲大笑，笑得合不攏嘴，且擺動雙手作勢，真像一個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榮辱，全置度外，心地明淨無渣滓的人，才能這樣暢快地大笑。
“沈先生還是那樣，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長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挾著一摞書，神情溫和而執著。”汪曾祺在去世前，曾夢到老師沈從文，他還是學生初見時的模樣。
李叔同 豐子愷
李叔同是豐子愷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導師，他不僅教音樂、繪畫，還教做人。豐子愷17歲時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李叔同是他的音樂老師。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形容對老師李叔同的第一印象是“溫而厲”。
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樑，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脣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愛的表情。
豐子愷（法號嬰行）繪弘一法師李叔同
豐子愷受李叔同最深的影響就是“認真”兩個字，他在《懷念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寫道：
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上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於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那時的學校，首重的是所謂“英、國、算”即英文、國文和算學。在別的學校裡，這三門功課的教師最有權威，而在我們這師範學校裡，音樂教師最有權威，因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緣故。
李叔同先生為甚麼能有這種權威呢？不僅為了他學問好，不僅為了他音樂好，主要的還是為了他態度認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認真”。他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
後來豐子愷連一些小習慣也要模仿李叔同，比方說寫信時先寫信封，邊寫邊說：“弘一法師就是這樣子的。”可見恩師對他的影響之大。
李叔同皈依佛門，出家成了弘一法師，對豐子愷思想的影響是巨大而持久的。
弘一法師與學生豐子愷（右）、劉質平（左）
1927年秋，已經出家的李叔同在上海豐子愷家中住了一段時間，此間，師生二人萌生一個想法：由豐子愷作畫，李叔同撰文，創作一部詩畫集，以宣揚愛護眾生、守護善心的理念。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裡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極度認真的表示。
1942年，63歲的弘一法師留下“悲欣交集”四字，從容圓寂。臨終前，他囑咐弟子在火化遺體之後，記得在骨灰罈的架子下面放一缽清水，以免將路過的蟲蟻燙死。
弘一法師圓寂
豐子愷多次對子女說：“李先生給我的是父親的教育，他像慈父一般關懷每一個學生。”豐子愷的教育方法也受到老師的影響，他教育孩子：如果碰到螞蟻搬家，不能傷害它們，還要用小凳子放在螞蟻搬家的路上請行人繞行。這叫“護生”。
他們師生二人共同創辦的詩畫集《護生畫集》就是這個意思，宣揚愛護眾生、守護善心的理念。
豐子愷創作的6集《護生畫集》封面
弘一法師圓寂後，豐子愷在他餘生30多年中，通過對弘一法師的回憶與思考，總結出人生的真諦——即“人生三層樓”：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