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與土耳其這對傳統盟友，因後者購買俄羅斯S-400防空系統引發的外交危機不斷升級。美國在宣佈停止向土耳其交付F-35戰機後，25日國務卿蓬佩奧還警告土耳其“最好將S-400封存，否則將面臨更多制裁”。
事態發展表明，土耳其與美國的外交危機已經到了一個關鍵節點，雙方的矛盾已經超出輿論鬥爭，對盟友合作關係產生了實質性衝擊。這不僅意味著土美同盟關係將因此發生嚴重倒退，土耳其作為“西方盟友”的身份也面臨著嚴重危機。
土耳其與美國和西方關係的複雜態勢，既反映了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簡稱“正發黨”)執政以來土耳其與美西方漸行漸遠的歷史軌跡，也反映自奧斯曼帝國崩塌以來土耳其所處地緣政治處境及土耳其自身戰略定位困境。
從對外戰略定位的角度看，圍繞S-400的紛爭是新世紀正發黨執政以來土耳其對外戰略調整的必然產物。20餘年前，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就在《大棋局》一書中指出，奧斯曼帝國之後，土耳其始終面臨三個方向的選擇，即現代主義的西方化方向，伊斯蘭主義的向南方穆斯林大家庭傾斜的伊斯蘭化方向，泛突厥主義的面向中亞突厥民族的東方化方向。當前土耳其與美西方的紛爭仍然是其戰略方向選擇困境的反映，但其複雜性卻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
自凱末爾革命至冷戰結束前，西方化成為土耳其堅定不移的選擇，土耳其也因其中東“民主燈塔”的地位成為西方的忠實盟友，並把加入歐盟作為其戰略追求。冷戰結束後，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誘惑一度上升，但限於上世紀90年代土耳其國內政治動盪和經濟危機，土耳其推行南向和東向政策的能力和效果都十分有限。自2002年以來，土耳其創造了十年經濟快速發展的奇蹟，其成為地區大國乃至全球大國的對外戰略抱負也日趨凸顯。總統埃爾多安多次明確強調，土耳其不僅要成為地區大國，更要追求成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
從正發黨的戰略定位看，事實上它是要在西方、伊斯蘭、突厥三個方向發展，進而成為兼具西方、伊斯蘭和突厥屬性的全球大國，甚至表示要“重建奧斯曼的輝煌和重新領導伊斯蘭世界”，這也是正發黨意識形態混合性在對外戰略上的反映。但是，土耳其執行這一戰略並不順利，尤其在西化方向上加入歐盟已基本無望，在伊斯蘭方向上重返中東同樣嚴重受挫，甚至陷入了嚴重的身份危機和選擇困境。從這種意義上看，通過購買S-400向西方施壓，凸顯自身處於東西方之間的戰略重要性，或許是土耳其做出選擇的地緣政治根源。但這是一種十分矛盾的危險選擇，尤其倒向與西方全面對抗的俄羅斯，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其“不東不西”的身份困境。
土耳其與美西方的關係，在正發黨執政以來經歷了漸趨惡化的過程，而美土圍繞S-400的紛爭可謂雙方矛盾激化的又一高潮。從深層次原因來說，美西方對正發黨伊斯蘭化的意識形態、發展模式、地區擴張政策存在深刻的憂慮，這是土耳其入盟嚴重受挫，美土圍繞“居倫運動”和庫爾德問題紛爭不斷的深刻根源。從具體的政策層面，土美在敘利亞、伊朗核問題、庫爾德問題上的分歧，以及雙方的政策混亂，都進一步加劇了兩國關係的矛盾紛爭。(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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