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中國歷史中儒家與法家的德治與法治之爭的淵源和本質'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普遍中國老百姓都認為，在中國古代，德治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法治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種看法也不為錯，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起源甚至理念。
在諸子百家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提出並奉行德治與法治概念的，是東周春秋後期鄭國的子產。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普遍中國老百姓都認為，在中國古代，德治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法治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種看法也不為錯，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起源甚至理念。
在諸子百家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提出並奉行德治與法治概念的，是東周春秋後期鄭國的子產。
子產（？—公元前522年），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 。他是鄭穆公之孫，前554年為卿，前543年執政，先後輔佐鄭簡公、鄭定公，卒於前522年。子產去世後，孔子聞訊而泣，評價子產道：“古之遺愛也。”
子產“擇能而使”的用人觀、“不毀鄉校”體現的民本思想 、“寬猛相濟”的治國理念等均傳之後世。所謂“寬”、“猛”相濟（子產論政寬猛，見於《左傳》，類似內容亦載於《韓非子》），“寬”即強調道德教化和懷柔；“猛”即嚴刑峻法和暴力鎮壓。在治理鄭國時，子產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思想，一方面子產不毀鄉校、給民眾以議政空間，另一面又不輕易為民意及同僚的異議而動搖，堅決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還曾明確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並率先“鑄刑書”，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正式公佈成文法。
這種寬猛相濟的思想得到了孔子的稱讚，他也和管仲一起被視作法家先驅，甚至被某些學者認為是“法家思想之始”。後來，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寬服民”，法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猛服民”。
不難看出，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其實都是繼承了子產的部分治國理念和思想，那麼，他們是如何“分道揚鑣”的呢？
這就要說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以及法家兩個代表人物韓非子和李斯的淵源了。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普遍中國老百姓都認為，在中國古代，德治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法治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種看法也不為錯，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起源甚至理念。
在諸子百家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提出並奉行德治與法治概念的，是東周春秋後期鄭國的子產。
子產（？—公元前522年），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 。他是鄭穆公之孫，前554年為卿，前543年執政，先後輔佐鄭簡公、鄭定公，卒於前522年。子產去世後，孔子聞訊而泣，評價子產道：“古之遺愛也。”
子產“擇能而使”的用人觀、“不毀鄉校”體現的民本思想 、“寬猛相濟”的治國理念等均傳之後世。所謂“寬”、“猛”相濟（子產論政寬猛，見於《左傳》，類似內容亦載於《韓非子》），“寬”即強調道德教化和懷柔；“猛”即嚴刑峻法和暴力鎮壓。在治理鄭國時，子產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思想，一方面子產不毀鄉校、給民眾以議政空間，另一面又不輕易為民意及同僚的異議而動搖，堅決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還曾明確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並率先“鑄刑書”，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正式公佈成文法。
這種寬猛相濟的思想得到了孔子的稱讚，他也和管仲一起被視作法家先驅，甚至被某些學者認為是“法家思想之始”。後來，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寬服民”，法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猛服民”。
不難看出，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其實都是繼承了子產的部分治國理念和思想，那麼，他們是如何“分道揚鑣”的呢？
這就要說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以及法家兩個代表人物韓非子和李斯的淵源了。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
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後提出“禮”、“法”，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範。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普遍中國老百姓都認為，在中國古代，德治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法治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種看法也不為錯，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起源甚至理念。
在諸子百家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提出並奉行德治與法治概念的，是東周春秋後期鄭國的子產。
子產（？—公元前522年），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 。他是鄭穆公之孫，前554年為卿，前543年執政，先後輔佐鄭簡公、鄭定公，卒於前522年。子產去世後，孔子聞訊而泣，評價子產道：“古之遺愛也。”
子產“擇能而使”的用人觀、“不毀鄉校”體現的民本思想 、“寬猛相濟”的治國理念等均傳之後世。所謂“寬”、“猛”相濟（子產論政寬猛，見於《左傳》，類似內容亦載於《韓非子》），“寬”即強調道德教化和懷柔；“猛”即嚴刑峻法和暴力鎮壓。在治理鄭國時，子產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思想，一方面子產不毀鄉校、給民眾以議政空間，另一面又不輕易為民意及同僚的異議而動搖，堅決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還曾明確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並率先“鑄刑書”，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正式公佈成文法。
這種寬猛相濟的思想得到了孔子的稱讚，他也和管仲一起被視作法家先驅，甚至被某些學者認為是“法家思想之始”。後來，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寬服民”，法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猛服民”。
不難看出，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其實都是繼承了子產的部分治國理念和思想，那麼，他們是如何“分道揚鑣”的呢？
這就要說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以及法家兩個代表人物韓非子和李斯的淵源了。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
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後提出“禮”、“法”，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範。
孟子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就是”仁義“，而支撐這種“以仁為本”思想的，究其根源，還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重要的德治思想，發展出了中國後世“德治”的治國理論，並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普遍中國老百姓都認為，在中國古代，德治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法治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種看法也不為錯，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起源甚至理念。
在諸子百家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提出並奉行德治與法治概念的，是東周春秋後期鄭國的子產。
子產（？—公元前522年），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 。他是鄭穆公之孫，前554年為卿，前543年執政，先後輔佐鄭簡公、鄭定公，卒於前522年。子產去世後，孔子聞訊而泣，評價子產道：“古之遺愛也。”
子產“擇能而使”的用人觀、“不毀鄉校”體現的民本思想 、“寬猛相濟”的治國理念等均傳之後世。所謂“寬”、“猛”相濟（子產論政寬猛，見於《左傳》，類似內容亦載於《韓非子》），“寬”即強調道德教化和懷柔；“猛”即嚴刑峻法和暴力鎮壓。在治理鄭國時，子產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思想，一方面子產不毀鄉校、給民眾以議政空間，另一面又不輕易為民意及同僚的異議而動搖，堅決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還曾明確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並率先“鑄刑書”，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正式公佈成文法。
這種寬猛相濟的思想得到了孔子的稱讚，他也和管仲一起被視作法家先驅，甚至被某些學者認為是“法家思想之始”。後來，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寬服民”，法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猛服民”。
不難看出，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其實都是繼承了子產的部分治國理念和思想，那麼，他們是如何“分道揚鑣”的呢？
這就要說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以及法家兩個代表人物韓非子和李斯的淵源了。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
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後提出“禮”、“法”，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範。
孟子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就是”仁義“，而支撐這種“以仁為本”思想的，究其根源，還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重要的德治思想，發展出了中國後世“德治”的治國理論，並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於經驗以及人事方面，是從社會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祕主義的思想，重視人為的努力。以孔子為聖人，但反對孟子和子思為首的“思孟學派”哲學思想，認為子弓與自己才是繼承孔子思想的學者。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有惡，需要由聖王及禮法的教化，來“化性起偽”使人格提高，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具有很大的社會意義。
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他在重視禮義道德教育的同時，也強調了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
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法家學派的兩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居然是儒家集大成者後聖荀子的弟子吧？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普遍中國老百姓都認為，在中國古代，德治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法治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種看法也不為錯，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起源甚至理念。
在諸子百家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提出並奉行德治與法治概念的，是東周春秋後期鄭國的子產。
子產（？—公元前522年），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 。他是鄭穆公之孫，前554年為卿，前543年執政，先後輔佐鄭簡公、鄭定公，卒於前522年。子產去世後，孔子聞訊而泣，評價子產道：“古之遺愛也。”
子產“擇能而使”的用人觀、“不毀鄉校”體現的民本思想 、“寬猛相濟”的治國理念等均傳之後世。所謂“寬”、“猛”相濟（子產論政寬猛，見於《左傳》，類似內容亦載於《韓非子》），“寬”即強調道德教化和懷柔；“猛”即嚴刑峻法和暴力鎮壓。在治理鄭國時，子產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思想，一方面子產不毀鄉校、給民眾以議政空間，另一面又不輕易為民意及同僚的異議而動搖，堅決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還曾明確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並率先“鑄刑書”，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正式公佈成文法。
這種寬猛相濟的思想得到了孔子的稱讚，他也和管仲一起被視作法家先驅，甚至被某些學者認為是“法家思想之始”。後來，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寬服民”，法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猛服民”。
不難看出，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其實都是繼承了子產的部分治國理念和思想，那麼，他們是如何“分道揚鑣”的呢？
這就要說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以及法家兩個代表人物韓非子和李斯的淵源了。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
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後提出“禮”、“法”，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範。
孟子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就是”仁義“，而支撐這種“以仁為本”思想的，究其根源，還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重要的德治思想，發展出了中國後世“德治”的治國理論，並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於經驗以及人事方面，是從社會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祕主義的思想，重視人為的努力。以孔子為聖人，但反對孟子和子思為首的“思孟學派”哲學思想，認為子弓與自己才是繼承孔子思想的學者。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有惡，需要由聖王及禮法的教化，來“化性起偽”使人格提高，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具有很大的社會意義。
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他在重視禮義道德教育的同時，也強調了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
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法家學派的兩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居然是儒家集大成者後聖荀子的弟子吧？
韓非子和李斯，正是荀子的弟子。韓非子可以說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則是法家學說實踐的最高成就者。
可以這麼說，後世關於德治與法治的爭論，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中國古代德治與法治之爭，根源上來說，就是孟子與荀子對於人性看法上的根本分歧。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普遍中國老百姓都認為，在中國古代，德治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法治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種看法也不為錯，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起源甚至理念。
在諸子百家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提出並奉行德治與法治概念的，是東周春秋後期鄭國的子產。
子產（？—公元前522年），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 。他是鄭穆公之孫，前554年為卿，前543年執政，先後輔佐鄭簡公、鄭定公，卒於前522年。子產去世後，孔子聞訊而泣，評價子產道：“古之遺愛也。”
子產“擇能而使”的用人觀、“不毀鄉校”體現的民本思想 、“寬猛相濟”的治國理念等均傳之後世。所謂“寬”、“猛”相濟（子產論政寬猛，見於《左傳》，類似內容亦載於《韓非子》），“寬”即強調道德教化和懷柔；“猛”即嚴刑峻法和暴力鎮壓。在治理鄭國時，子產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思想，一方面子產不毀鄉校、給民眾以議政空間，另一面又不輕易為民意及同僚的異議而動搖，堅決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還曾明確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並率先“鑄刑書”，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正式公佈成文法。
這種寬猛相濟的思想得到了孔子的稱讚，他也和管仲一起被視作法家先驅，甚至被某些學者認為是“法家思想之始”。後來，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寬服民”，法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猛服民”。
不難看出，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其實都是繼承了子產的部分治國理念和思想，那麼，他們是如何“分道揚鑣”的呢？
這就要說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以及法家兩個代表人物韓非子和李斯的淵源了。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
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後提出“禮”、“法”，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範。
孟子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就是”仁義“，而支撐這種“以仁為本”思想的，究其根源，還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重要的德治思想，發展出了中國後世“德治”的治國理論，並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於經驗以及人事方面，是從社會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祕主義的思想，重視人為的努力。以孔子為聖人，但反對孟子和子思為首的“思孟學派”哲學思想，認為子弓與自己才是繼承孔子思想的學者。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有惡，需要由聖王及禮法的教化，來“化性起偽”使人格提高，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具有很大的社會意義。
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他在重視禮義道德教育的同時，也強調了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
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法家學派的兩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居然是儒家集大成者後聖荀子的弟子吧？
韓非子和李斯，正是荀子的弟子。韓非子可以說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則是法家學說實踐的最高成就者。
可以這麼說，後世關於德治與法治的爭論，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中國古代德治與法治之爭，根源上來說，就是孟子與荀子對於人性看法上的根本分歧。
人性本善，自然可以用德行感化、勸誡人民，治國以德；人性本惡，自然需要用刑罰懲戒、警示人民，治國以法。
受到“性本善”和“性本惡”理論的影響，後世儒家選擇了“以寬服民”，而後世法家選擇了“以猛服民”。
那麼，到底是”人之初，性本善“還是”人之初，性本惡“呢？
對於這個問題，恐怕至今也沒有明確的答案。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解決或者說調和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普遍中國老百姓都認為，在中國古代，德治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法治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種看法也不為錯，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起源甚至理念。
在諸子百家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提出並奉行德治與法治概念的，是東周春秋後期鄭國的子產。
子產（？—公元前522年），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 。他是鄭穆公之孫，前554年為卿，前543年執政，先後輔佐鄭簡公、鄭定公，卒於前522年。子產去世後，孔子聞訊而泣，評價子產道：“古之遺愛也。”
子產“擇能而使”的用人觀、“不毀鄉校”體現的民本思想 、“寬猛相濟”的治國理念等均傳之後世。所謂“寬”、“猛”相濟（子產論政寬猛，見於《左傳》，類似內容亦載於《韓非子》），“寬”即強調道德教化和懷柔；“猛”即嚴刑峻法和暴力鎮壓。在治理鄭國時，子產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思想，一方面子產不毀鄉校、給民眾以議政空間，另一面又不輕易為民意及同僚的異議而動搖，堅決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還曾明確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並率先“鑄刑書”，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正式公佈成文法。
這種寬猛相濟的思想得到了孔子的稱讚，他也和管仲一起被視作法家先驅，甚至被某些學者認為是“法家思想之始”。後來，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寬服民”，法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猛服民”。
不難看出，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其實都是繼承了子產的部分治國理念和思想，那麼，他們是如何“分道揚鑣”的呢？
這就要說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以及法家兩個代表人物韓非子和李斯的淵源了。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
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後提出“禮”、“法”，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範。
孟子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就是”仁義“，而支撐這種“以仁為本”思想的，究其根源，還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重要的德治思想，發展出了中國後世“德治”的治國理論，並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於經驗以及人事方面，是從社會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祕主義的思想，重視人為的努力。以孔子為聖人，但反對孟子和子思為首的“思孟學派”哲學思想，認為子弓與自己才是繼承孔子思想的學者。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有惡，需要由聖王及禮法的教化，來“化性起偽”使人格提高，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具有很大的社會意義。
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他在重視禮義道德教育的同時，也強調了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
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法家學派的兩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居然是儒家集大成者後聖荀子的弟子吧？
韓非子和李斯，正是荀子的弟子。韓非子可以說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則是法家學說實踐的最高成就者。
可以這麼說，後世關於德治與法治的爭論，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中國古代德治與法治之爭，根源上來說，就是孟子與荀子對於人性看法上的根本分歧。
人性本善，自然可以用德行感化、勸誡人民，治國以德；人性本惡，自然需要用刑罰懲戒、警示人民，治國以法。
受到“性本善”和“性本惡”理論的影響，後世儒家選擇了“以寬服民”，而後世法家選擇了“以猛服民”。
那麼，到底是”人之初，性本善“還是”人之初，性本惡“呢？
對於這個問題，恐怕至今也沒有明確的答案。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解決或者說調和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指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論語·庸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人為什麼不能同時具有善和惡兩種本性；國家為什麼不能同時推行德治和法治兩種治國理念？
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雖然，法家隨著秦朝的滅亡而勢衰，儒家隨著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議而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但是後世的中華文明，其實一直都是用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理念來治國的，只不過古代是德治大於法治，而現代是法治大於德治。
子產提出“寬猛相濟”的治國之路並被孔子稱讚，孟子和荀子因為在看待人性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儒家和法家分別走上了”寬“、”猛“兩條不同治國道路，但是又因為儒家中庸思想的調和，兩條治國之路雖然分出了主次但是一直並道同行，這可能就是中國從古至今關於德治和法治問題的全部真相。
簡而言之，人性善與惡的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關係，決定了德治和法治的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的關係。
它們的矛盾之處顯而易見，那麼統一又體現在哪裡？
其實孟子和荀子，已經給出了答案。”性善論“和”性惡論“關於人性的本質看法當然是對立的矛盾的，但是，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他們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
梁啟超認為孟子的“性善論”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惡論”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普遍中國老百姓都認為，在中國古代，德治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法治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種看法也不為錯，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起源甚至理念。
在諸子百家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提出並奉行德治與法治概念的，是東周春秋後期鄭國的子產。
子產（？—公元前522年），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 。他是鄭穆公之孫，前554年為卿，前543年執政，先後輔佐鄭簡公、鄭定公，卒於前522年。子產去世後，孔子聞訊而泣，評價子產道：“古之遺愛也。”
子產“擇能而使”的用人觀、“不毀鄉校”體現的民本思想 、“寬猛相濟”的治國理念等均傳之後世。所謂“寬”、“猛”相濟（子產論政寬猛，見於《左傳》，類似內容亦載於《韓非子》），“寬”即強調道德教化和懷柔；“猛”即嚴刑峻法和暴力鎮壓。在治理鄭國時，子產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思想，一方面子產不毀鄉校、給民眾以議政空間，另一面又不輕易為民意及同僚的異議而動搖，堅決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還曾明確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並率先“鑄刑書”，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正式公佈成文法。
這種寬猛相濟的思想得到了孔子的稱讚，他也和管仲一起被視作法家先驅，甚至被某些學者認為是“法家思想之始”。後來，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寬服民”，法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猛服民”。
不難看出，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其實都是繼承了子產的部分治國理念和思想，那麼，他們是如何“分道揚鑣”的呢？
這就要說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以及法家兩個代表人物韓非子和李斯的淵源了。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
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後提出“禮”、“法”，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範。
孟子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就是”仁義“，而支撐這種“以仁為本”思想的，究其根源，還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重要的德治思想，發展出了中國後世“德治”的治國理論，並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於經驗以及人事方面，是從社會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祕主義的思想，重視人為的努力。以孔子為聖人，但反對孟子和子思為首的“思孟學派”哲學思想，認為子弓與自己才是繼承孔子思想的學者。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有惡，需要由聖王及禮法的教化，來“化性起偽”使人格提高，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具有很大的社會意義。
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他在重視禮義道德教育的同時，也強調了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
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法家學派的兩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居然是儒家集大成者後聖荀子的弟子吧？
韓非子和李斯，正是荀子的弟子。韓非子可以說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則是法家學說實踐的最高成就者。
可以這麼說，後世關於德治與法治的爭論，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中國古代德治與法治之爭，根源上來說，就是孟子與荀子對於人性看法上的根本分歧。
人性本善，自然可以用德行感化、勸誡人民，治國以德；人性本惡，自然需要用刑罰懲戒、警示人民，治國以法。
受到“性本善”和“性本惡”理論的影響，後世儒家選擇了“以寬服民”，而後世法家選擇了“以猛服民”。
那麼，到底是”人之初，性本善“還是”人之初，性本惡“呢？
對於這個問題，恐怕至今也沒有明確的答案。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解決或者說調和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指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論語·庸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人為什麼不能同時具有善和惡兩種本性；國家為什麼不能同時推行德治和法治兩種治國理念？
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雖然，法家隨著秦朝的滅亡而勢衰，儒家隨著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議而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但是後世的中華文明，其實一直都是用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理念來治國的，只不過古代是德治大於法治，而現代是法治大於德治。
子產提出“寬猛相濟”的治國之路並被孔子稱讚，孟子和荀子因為在看待人性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儒家和法家分別走上了”寬“、”猛“兩條不同治國道路，但是又因為儒家中庸思想的調和，兩條治國之路雖然分出了主次但是一直並道同行，這可能就是中國從古至今關於德治和法治問題的全部真相。
簡而言之，人性善與惡的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關係，決定了德治和法治的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的關係。
它們的矛盾之處顯而易見，那麼統一又體現在哪裡？
其實孟子和荀子，已經給出了答案。”性善論“和”性惡論“關於人性的本質看法當然是對立的矛盾的，但是，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他們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
梁啟超認為孟子的“性善論”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惡論”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
我非常認同這個觀點，其實無論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都是強調了學習和教化的作用和意義，提出和支持了社會教育這一概念和理念。
王陽明的“心學”提出：“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普遍中國老百姓都認為，在中國古代，德治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法治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種看法也不為錯，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起源甚至理念。
在諸子百家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提出並奉行德治與法治概念的，是東周春秋後期鄭國的子產。
子產（？—公元前522年），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 。他是鄭穆公之孫，前554年為卿，前543年執政，先後輔佐鄭簡公、鄭定公，卒於前522年。子產去世後，孔子聞訊而泣，評價子產道：“古之遺愛也。”
子產“擇能而使”的用人觀、“不毀鄉校”體現的民本思想 、“寬猛相濟”的治國理念等均傳之後世。所謂“寬”、“猛”相濟（子產論政寬猛，見於《左傳》，類似內容亦載於《韓非子》），“寬”即強調道德教化和懷柔；“猛”即嚴刑峻法和暴力鎮壓。在治理鄭國時，子產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思想，一方面子產不毀鄉校、給民眾以議政空間，另一面又不輕易為民意及同僚的異議而動搖，堅決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還曾明確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並率先“鑄刑書”，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正式公佈成文法。
這種寬猛相濟的思想得到了孔子的稱讚，他也和管仲一起被視作法家先驅，甚至被某些學者認為是“法家思想之始”。後來，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寬服民”，法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猛服民”。
不難看出，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其實都是繼承了子產的部分治國理念和思想，那麼，他們是如何“分道揚鑣”的呢？
這就要說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以及法家兩個代表人物韓非子和李斯的淵源了。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
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後提出“禮”、“法”，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範。
孟子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就是”仁義“，而支撐這種“以仁為本”思想的，究其根源，還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重要的德治思想，發展出了中國後世“德治”的治國理論，並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於經驗以及人事方面，是從社會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祕主義的思想，重視人為的努力。以孔子為聖人，但反對孟子和子思為首的“思孟學派”哲學思想，認為子弓與自己才是繼承孔子思想的學者。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有惡，需要由聖王及禮法的教化，來“化性起偽”使人格提高，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具有很大的社會意義。
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他在重視禮義道德教育的同時，也強調了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
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法家學派的兩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居然是儒家集大成者後聖荀子的弟子吧？
韓非子和李斯，正是荀子的弟子。韓非子可以說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則是法家學說實踐的最高成就者。
可以這麼說，後世關於德治與法治的爭論，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中國古代德治與法治之爭，根源上來說，就是孟子與荀子對於人性看法上的根本分歧。
人性本善，自然可以用德行感化、勸誡人民，治國以德；人性本惡，自然需要用刑罰懲戒、警示人民，治國以法。
受到“性本善”和“性本惡”理論的影響，後世儒家選擇了“以寬服民”，而後世法家選擇了“以猛服民”。
那麼，到底是”人之初，性本善“還是”人之初，性本惡“呢？
對於這個問題，恐怕至今也沒有明確的答案。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解決或者說調和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指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論語·庸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人為什麼不能同時具有善和惡兩種本性；國家為什麼不能同時推行德治和法治兩種治國理念？
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雖然，法家隨著秦朝的滅亡而勢衰，儒家隨著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議而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但是後世的中華文明，其實一直都是用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理念來治國的，只不過古代是德治大於法治，而現代是法治大於德治。
子產提出“寬猛相濟”的治國之路並被孔子稱讚，孟子和荀子因為在看待人性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儒家和法家分別走上了”寬“、”猛“兩條不同治國道路，但是又因為儒家中庸思想的調和，兩條治國之路雖然分出了主次但是一直並道同行，這可能就是中國從古至今關於德治和法治問題的全部真相。
簡而言之，人性善與惡的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關係，決定了德治和法治的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的關係。
它們的矛盾之處顯而易見，那麼統一又體現在哪裡？
其實孟子和荀子，已經給出了答案。”性善論“和”性惡論“關於人性的本質看法當然是對立的矛盾的，但是，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他們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
梁啟超認為孟子的“性善論”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惡論”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
我非常認同這個觀點，其實無論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都是強調了學習和教化的作用和意義，提出和支持了社會教育這一概念和理念。
王陽明的“心學”提出：“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他認為人心本無善無惡，待到事情發展跟切身利益相關時，心隨意動，就有了善惡。人是有良知的，它會告訴人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至於人最後有沒有按照良知指引去做，則又要看人格物的水平了。
簡而言之，人行善還是作惡，取決於他接受的社會教育水平。
所以，無論是德治還是法治，起到的都是教化民眾的作用，重點還是要提高社會教育水平。
而一個國家社會教育水平的高低，就決定了“寬猛相濟”這種治國理念中“寬”與“猛” 的分寸。
根據對中國歷史社會發展的觀察，德治和法治在治國中的比重和社會教育水平的關係大概是這樣的：
如果說起中國歷史中的德治與法治，大家第一個想起來的肯定是儒家與法家。
普遍中國老百姓都認為，在中國古代，德治是儒家的治國理念，而法治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當然，這種看法也不為錯，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探究歷史，就會發現他們之間有著相同的起源甚至理念。
在諸子百家盛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最早提出並奉行德治與法治概念的，是東周春秋後期鄭國的子產。
子產（？—公元前522年），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諡成 。他是鄭穆公之孫，前554年為卿，前543年執政，先後輔佐鄭簡公、鄭定公，卒於前522年。子產去世後，孔子聞訊而泣，評價子產道：“古之遺愛也。”
子產“擇能而使”的用人觀、“不毀鄉校”體現的民本思想 、“寬猛相濟”的治國理念等均傳之後世。所謂“寬”、“猛”相濟（子產論政寬猛，見於《左傳》，類似內容亦載於《韓非子》），“寬”即強調道德教化和懷柔；“猛”即嚴刑峻法和暴力鎮壓。在治理鄭國時，子產也確實貫徹了這一思想，一方面子產不毀鄉校、給民眾以議政空間，另一面又不輕易為民意及同僚的異議而動搖，堅決推行自己的經濟改革，還曾明確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並率先“鑄刑書”，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正式公佈成文法。
這種寬猛相濟的思想得到了孔子的稱讚，他也和管仲一起被視作法家先驅，甚至被某些學者認為是“法家思想之始”。後來，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寬服民”，法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以猛服民”。
不難看出，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其實都是繼承了子產的部分治國理念和思想，那麼，他們是如何“分道揚鑣”的呢？
這就要說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以及法家兩個代表人物韓非子和李斯的淵源了。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之後延綿不斷，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學術流派。
孔子中心思想為“仁”，孟子中心思想為“義”，荀子繼二人後提出“禮”、“法”，重視社會上人們行為的規範。
孟子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就是”仁義“，而支撐這種“以仁為本”思想的，究其根源，還是孟子的”性善論“。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於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孟子宣揚“仁政”，最早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重要的德治思想，發展出了中國後世“德治”的治國理論，並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於經驗以及人事方面，是從社會脈絡方面出發，重視社會秩序，反對神祕主義的思想，重視人為的努力。以孔子為聖人，但反對孟子和子思為首的“思孟學派”哲學思想，認為子弓與自己才是繼承孔子思想的學者。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有惡，需要由聖王及禮法的教化，來“化性起偽”使人格提高，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具有很大的社會意義。
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則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他在重視禮義道德教育的同時，也強調了政法制度的懲罰作用。
恐怕很少有人會想到，法家學派的兩個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居然是儒家集大成者後聖荀子的弟子吧？
韓非子和李斯，正是荀子的弟子。韓非子可以說是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而李斯則是法家學說實踐的最高成就者。
可以這麼說，後世關於德治與法治的爭論，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中國古代德治與法治之爭，根源上來說，就是孟子與荀子對於人性看法上的根本分歧。
人性本善，自然可以用德行感化、勸誡人民，治國以德；人性本惡，自然需要用刑罰懲戒、警示人民，治國以法。
受到“性本善”和“性本惡”理論的影響，後世儒家選擇了“以寬服民”，而後世法家選擇了“以猛服民”。
那麼，到底是”人之初，性本善“還是”人之初，性本惡“呢？
對於這個問題，恐怕至今也沒有明確的答案。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認為，解決或者說調和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指不偏不倚，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論語·庸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人為什麼不能同時具有善和惡兩種本性；國家為什麼不能同時推行德治和法治兩種治國理念？
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雖然，法家隨著秦朝的滅亡而勢衰，儒家隨著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議而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但是後世的中華文明，其實一直都是用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理念來治國的，只不過古代是德治大於法治，而現代是法治大於德治。
子產提出“寬猛相濟”的治國之路並被孔子稱讚，孟子和荀子因為在看待人性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儒家和法家分別走上了”寬“、”猛“兩條不同治國道路，但是又因為儒家中庸思想的調和，兩條治國之路雖然分出了主次但是一直並道同行，這可能就是中國從古至今關於德治和法治問題的全部真相。
簡而言之，人性善與惡的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關係，決定了德治和法治的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的關係。
它們的矛盾之處顯而易見，那麼統一又體現在哪裡？
其實孟子和荀子，已經給出了答案。”性善論“和”性惡論“關於人性的本質看法當然是對立的矛盾的，但是，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他們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
梁啟超認為孟子的“性善論”強調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惡論”強調了教育的必要性。
我非常認同這個觀點，其實無論是“性善論”還是“性惡論”，都是強調了學習和教化的作用和意義，提出和支持了社會教育這一概念和理念。
王陽明的“心學”提出：“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他認為人心本無善無惡，待到事情發展跟切身利益相關時，心隨意動，就有了善惡。人是有良知的，它會告訴人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至於人最後有沒有按照良知指引去做，則又要看人格物的水平了。
簡而言之，人行善還是作惡，取決於他接受的社會教育水平。
所以，無論是德治還是法治，起到的都是教化民眾的作用，重點還是要提高社會教育水平。
而一個國家社會教育水平的高低，就決定了“寬猛相濟”這種治國理念中“寬”與“猛” 的分寸。
根據對中國歷史社會發展的觀察，德治和法治在治國中的比重和社會教育水平的關係大概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