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價值不等於你的生產力。按照別人的規則來“玩”學術遊戲並不一定會給你帶來價值——所以你也可以自己玩。
撰文 | L.M. Walkowicz
編譯 | 一塊肉餅
2017年秋，我受邀在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舉辦的天文和天體物理學博士後研討會（AAPF Symposium）上進行一次開放式演講。這事碰巧發生在對我來說很有意思的一個時候——那一年我搬到了國家圖書館工作，在那裡我可以全身心地研究關於火星探索的倫理學問題（在並不充裕的空閒裡，我思考這個問題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因此我暫時從之前在芝加哥從事的研究中脫離了出來，但並未準備好就當時手頭上的工作做正式演講。AAPF研討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場合，能在一群博士後和專注於博士後的組織面前講話，這樣的機會並不常有。我開始思考，許多年前那個博士後的自己會希望聽到怎樣的演講呢？
即便是老生常談，我仍然想要談一談“成功”——我所說的成功，其定義取決於你，而不是來自外界的標杆。身處學術界，我們中許多人都會拿這樣的標杆丈量自己。與其說用成功二字，在這裡我們不如換一個更恰當的詞，“實現（Fulfillment)”。它旨在描述你所走的道路，而不是你能到達的目的地。更確切地說，你只能控制它的一部分。因為它不僅由你的選擇決定，還要由你的處境決定。
我認為，實現源於職業道路與個人價值觀的契合。生活中相當一部分的不愉快，都來自於人們自我評價的方式和他們在世界上創造價值的方式無法匹配。當然，我無法告訴你，你的價值觀是什麼，或者你應該做出什麼樣的選擇——但我希望提供一種思考選擇的方式：制定決策的框架，並優先考慮能夠對你的生活起作用的事情。
先講一個小故事：我那時在伯克利做博士後，去聽了一場馬修·貝爾斯（Matthew Bailes，澳大利亞天文物理學教授，來自斯威本科技大學）的座談會。他說，即便我們（聽眾多為博士後）現在看起來前途都十分光明，但其中大多數人在幾年後將不再是天文學家。他展示了一些很有說服力的數據：我們的專業有多少畢業生，有多少博士後，又有多少終身教職——許多人將不會拿到教職。雖然你可以認為這是貝爾斯的一點直男幽默——但沒人想聽真話，即便我們知道那是事實！
在暴擊之後，貝爾斯說，其實他發現自己的職業生涯也並不總是如他所願。他講述了自己的歷程，他是怎樣一步步來到了現在就職的部門（貝爾斯已在此擔任了十多年的主管）。他的談話讓那時的我十分困惑。因為在那時的我看來，每個走到科研生涯尖端的人都會在伯克利舉行座談會，而他們看上去很輕鬆就做到這些。我從來沒有聽過任何一個人承認他們曾經掙扎過，從來沒有聽過任何人表達過他們的脆弱，也從來沒有聽過任何關於這些事情的討論。在會議結束後，我們這些博士後聽眾對貝爾斯的經歷進行了討論。至今我仍然認為，他職業生涯之所以能夠“實現”，靠的是自主選擇和時機得當的共同作用。
不久在這次座談會之後，我申請成為了TED的會員（TED fellowship）。成為TED會員對我最重要的影響是，我在這裡認識了我的導師簡·謝爾斯（Jen Shellers）。她耐心地支持我度過了將近五六年的時間，帶我穿過充滿不安的黑暗森林——“做有生命力的人。在此之上，要做一個有生命力的博士後。”在這篇文章裡，我希望告訴博士後和青年研究人員們，一些簡曾經教給我的東西。
起點（Starting points)
這篇文章所提供的指導基於我的個人經驗，並不是萬能的解決方案：這些事情對我有用，但並不一定完全正確。也不意味著你也應該照著做，更不代表這些事情永遠都是好的。它們旨在說明而不是確定。
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看上去比很多人都過得“容易”。但有一樣東西對我來說十分掙扎，它甚至幫助了我面對學術界的困難。我從小在一個充滿不穩定性的環境中長大。我的家人要求我一定要上大學。但同時我也在通過上大學來逃離這個破碎的家庭。我讀博一方面是因為我想當天文學家，但更重要的是，我沒有退路。在成長的過程中，我沒有安全的港灣。但久而久之我也習慣了。回憶起一生中中所做的那些選擇，我認為有兩件事情深刻地影響了我的決策機制。
第一件事是發生在我四歲的時候，父親突然去世了。他早上如往常一樣去上班，可我再見到他時，父親已經躺在了棺材裡。我雖然還小，但那一幕歷歷在目。它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工作，有可能是你在生命的最後一天裡做的最後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發生在我讀大一時。在例行的體檢中，我被診斷出患有垂體瘤（這個腫瘤位於大腦中部）。就像父親過世給我的衝擊一樣，我發現環境的變化比自己預期的要快得多。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從中得到教訓：你需要優先考慮並保護你的健康。
決定你的價值觀
讓我們談點正能量的東西吧——我之前說過，你的“實現（Fulfillment，作者用該詞替換了廣義上成功的概念）”只有一部分能被你掌控。那我們該如何去和這樣一些不完整的事物搏鬥呢？
首先，行為和價值觀的自洽是至關重要的。有意識地自我審問你的價值觀——同樣，這取決於你的具體情況——並根據價值觀評估決策。但有兩件事我要說清楚：其一，以這種方式做出的決定可能不會讓你走上天文學（作者為天文學家，以此泛指某一具體領域）的職業生涯。其二，即便這麼做了，你可能仍然會發現，天文學並非你最終要實現的夢想。
我們可以用學術道路的規劃做一個小練習：在讀博的時候，選擇一個研究課題，看看你必須採取什麼的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並完成一個明確的任務（拿到學位）。然而，一旦離開學校，我們的目標就會改變（在學術層面上你所認定的價值觀也會發生改變）。作為一個博士後，你知道你應該發表論文，使你在申請下一個博士後或者教職中更有競爭力。開始做下一個博士後時，如果您在第二個博士後，由於同樣的原因，你應該繼續發表論文。如果你要開始擔任初級教職，你也應該發表論文，從而獲得資金，開展教學工作和指導學生。這也難怪人們會將論文的發表數量等同於生產力的——這是一個可以快速量化的指標。相比之下，其他的活動的影響可能看起來更加模糊，也更復雜。
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是：許多新人天文學家對他們領域的科普和公共活動很感興趣。但這些活動要麼得不到，要麼被認為是“不務正業”而被勸阻。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是，人們對軟件開發也並不重視，即便電腦軟件與光譜儀等硬件儀器一樣廣泛使用（甚至更有用！）。各種外延活動的相對價值只是“衡量標杆”的其中一個例子，如上文所述，這是一種外界強加給我們的標杆，無論它是否與我們的價值觀保持一致。你不能阻止人們根據他們的價值來衡量你，但你可以確保你所做的與你的價值觀一致。
記住：工作可能就是你生命中最後一天裡做的最後一件事情。
搭建自我體系的實用建議
列一張任務清單
識別和闡明你的價值觀只是一個過程，你可以使用這個過程來創建一個更宏大的航標，一項使命宣言。舉個例子，“阿德勒天文館的使命是激發對宇宙的探索和理解。”雖然把使命宣言用在個人身上有點奇怪，不要緊，它只不過是一次自我的進一步審視——什麼樣的事情對你來說才是重要的（什麼樣的事情應該被列入你的價值觀中）。你需要想想以下這些問題：
- 想想你所欽佩的人，以及他們身上值得你欽佩的品質：他們可能是著名科學家，也可能是你的家人，朋友或同事。他們欽佩的又是什麼？這些人不一定是完美的人，也不必百分百代表你想成為的樣子——重要的是思考你為什麼欽佩他們。
- 你認為你的目的是什麼？當你對一件事抱有成就感時，成就感從何而來？比如，你喜歡公開演講，也許是因為你覺得你正在幫助人們瞭解宇宙；也許是因為你喜歡在舞臺上為人群表演。前者是出於幫助他人的願望，後者是出於自我的滿足。重要的是去分析這兩個原因是否都在起作用——這反思的過程當中，請儘可能地對自己誠實，不要抱有批判的心態。你也可以做做頭腦風暴：你認為自己擅長什麼？你真的喜歡做什麼？最近一次感覺“身心俱疲”時，你做了什麼？
- 除此之外，你想留下什麼（有時候，我們也會說，你希望你的“遺產”是什麼）？你希望你的同事，朋友和家人對你做出怎樣的評價
- 困難的部分在於，你必須把這個練習的結果轉化為具體表達。用兩三句話而不是兩三頁紙來描述。有時短語會很有用——我個人認為用“我的使命是......”來寫這些句子實在太誇張了。所以我更傾向於以“我想要......”來開頭。
- 而最困難的部分是讓其他人來閱讀你的清單。雖然你的任務清單是給你自己用的，不必把它po到網上。但如果你可以讓別人也讀懂，就能更深入地理解它——你自己明白你所描述的事物麼？因此，請嘗試與親密的朋友或同事分享你所寫的內容，共同努力。
- 請記住，這些任務可以改變，可以發展。讓你所寫的內容引導你，而不是限制你。你的使命宣言應該是燈塔，而不是錨。
做出合理的選擇
博士後生活裡充斥著機會、決策以及伴隨著兩者的巨大壓力。你可能比當研究生時有更多的自由：你在做什麼，與誰合作，參加什麼樣的會議，以及日後從事的職業。但缺點是，自由和選擇也可能是壓倒性的，尤其當你陷入困境，試圖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大量的工作時。
根據我的經驗，讀博後期和博士後早期是一個絕望的時期。我們都知道在學術界想要獲得一個工作有多麼難。我早年也曾經嘗試過海投簡歷，瞄準一切我認為可行的崗位——結果不僅讓我自己精疲力盡，還浪費了很多時間。我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人，我所在的領域裡，有超過三百位候選人，提交了重複的工作申請，只因在投遞前未做仔細評估。你沒法責怪他們，似乎並沒有人手把手地教他們如何決定一份工作是否適合自己——但請不要這樣做！
“廣撒網”有利也有弊。當你開始投簡歷時，這種辦法最初可能有用，因為你無法分辨哪些機會能夠“生根發芽”。然而，另一方面，你會陷入一個沒有焦點的循環中，追尋看上去幾乎一樣的事物。因此，我提出以下幾個問題供你在評估機會時思考：
- 這個機會與我的使命和價值觀有多大關係？這個問題很重要。你的時間應該服務於你的使命和與之相關的目標。
- 這個機會有什麼新鮮之處？它與我正在做的事有重疊或重複嗎？藉此機會，我希望獲得什麼新到你？比如說，假設你被邀請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如果你正在尋找機會曝光新的成果，你會考慮讓哪些人將成為你的聽眾？如果你正在尋求新的合作機會，你會考慮與什麼樣的人交談？作為一個博士後，儘可能讓自己出去看看是有用的。我想說的是，你最終被僱傭的機會往往來自於你的小領域之外。因此，雖然參加有針對性的會議對於開始新合作或尋找未來的同事/僱主非常有用，但也要去看看範圍更寬泛的會議，將你的工作暴露給更多的人群。
- 我認為完成這一任務需要多長時間，或者這個機會需要多長時間？比如說，如果您希望加入某個委員會，假設你的合同是三年，那麼他們需要你參加多少次會議，這些會議為期多久，可以被精細化到幾天，以及是否必須出遠門。我會建議將你預估的時間乘以2-3倍作為參考。與此同時，你要更多地瞭解自己，知道自己會犯下什麼常規錯誤，不要低估了做事的時間成本。
- 我願意為這個機會放棄什麼？這個問題很苦澀，但你必須問自己這個問題。從博士生到博士後或研究者，你會反覆發現想做的事比能做的事要多得多。接受一個新的機會時，大多數情況都會有代價。但大多數人都不清楚他們需要付出什麼，或者會以哪種形式來付出代價——它可能是很簡單的事情，比如說每天必須加班一小時。但通常這些簡單的事情並不像它們看起來那樣：這是否意味著與你的朋友，伴侶或家人相處的時間減少了一小時。又或者這是否意味著你得少睡一小時？這些可能是難以量化的事情。當思考代價時，滋味並不好受，但你必須要睜大眼睛看仔細了。
實踐你所搭建的體系
此前我們都在討論如何構建個人的決策體系。當你確定了自己的價值觀，並列舉了一系列可以幫助你分析和反思的問題後，你就可以開始實踐這個體系了。下面，我將利用之前我所談論的東西，來討論兩個簡短的例子。
1）我該申請怎樣的工作？
我提到過我早年的職業困境——那時我不顧一切地申請了能找到的所有工作。直到上一次找工作，才決定採用不同的策略。我的上一次工作申請是在第二次博士後的第二年。我用上述辦法列出了問題清單，排除了許多並非那麼必要的機會，將選擇的重心放在了“我需要多少時間來完成（我需要做什麼樣犧牲）”上。我僅僅申請了那些我認為自己能做到的工作，對它們做了簡單的背景調查，並在申請中簡短陳述了自己適合這份工作的原因：“為什麼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好的機會。”畢竟，找工作就是在申論，在闡述對特定職位的適應性。如果我覺得我不能自圓其說，就趕緊尋找下一個機會。
2）我該怎樣評估一個offer?
在思考應該申請何種工作的同時，我也逐漸瞭解到自己希望在怎樣的環境中工作。我認為自己能夠勝任多種多樣的環境，譬如以教學為重且只有本科的學校，傳統的研究型大學，或者注重公眾事業的機構（如阿德勒天文館）。我最終得到了兩個offer，一個來自阿德勒，另一個來自某大學的物理和天文學系，以下我將其稱為“研究大學”。我必須要承認的是，你無法改變學界的“規範”——在研究型大學獲得終身教職應該是一個天文學家學術生涯的頂峰。
但面對這兩個offer，我不得不去關注我內在的需求和願望，而不是來自社會壓力的喧囂。這兩個機會都是全新的且截然不同的，因此“能不能得到新東西”並非一個很好的判斷標準。它們都需要我全力投入，且無論選擇哪個，都代表了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個階段性的變化。然而，它們需要我付出的代價是不同的。在“研究大學”，我應該做傳統教師所做的事情：進行研究，指導學生，教授課程，申請資金，以及為大學提供可能的服務工作等等。
拿到offer後，我到訪了那所大學，我詢問他們是如何定義成功的。他們回答說：“做研究，發文章，別把教學搞砸。等拿到教職了以後（可能要到六年以後再說了），你就可以去做點別的東西了（指外延活動或科普等公共事業）。”這意味著我需要花費至少6年的時間，遠離我熱愛的公共事業——我想，“如果我在第五年的時候就被公共汽車撞死了，那該怎麼辦？”
另一方面，在阿德勒天文館工作也有其代價：雖然職位不受期限限制，但並非終身職位。它是一個非營利性機構，我需要工作12個月而非9個月，工作不穩定，薪水低於我在大學可能獲得的工資。人們普遍認為，起薪是對人收入的最大影響之一。因此選擇阿德勒天文館也意味著我整體的終身收入會降低。
那麼問題來了，到底是願意犧牲那個渴望向大眾傳播科學知識的我，還是犧牲那個害怕不穩定，再也不想體驗被人驅逐的我？這種必須要抉擇的感覺糟透了。但最終，我的決定取決於我的價值觀。我決定用我大部分的時間來讓儘可能多的人走近科學，獲得知識；而不是通過通過研究項目來培養新的天文學家。阿德勒顯然讓我有機會不僅與更廣泛的公眾交流，而且讓我能夠和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合作，吸引許多年輕學生來進行實地考察，在我們的城市內拓展天文事業。最重要的是，我在阿德勒的“成功”將按照我對自己的標準進行評估。它所展現的價值觀與我自己的價值觀是一致的。
評估你的進步
正如我之前所說，發表論文的數量已經變成衡量一個人是否在某領域成功的標準：它是一個數字，可以量化你的研究成果及其影響。它足夠簡單，可以由Google學術搜索或任何在線工具計算，然後和不同的子領域中的研究者們進行交叉比較。我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之一是，學術論文可能是天文學裡我最不喜歡的東西——雖然我認為論文很重要。我喜歡做研究，我喜歡寫作，但我不善於完成論文。幸運的是，我有很擅長寫論文的合作伙伴。H-index或I-index無法捕捉到諸如科普寫作或演講，組織公共科學項目，開展研討會，指導學生等事物上，即便我在這些事情上花去了絕大多數的時間內。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感到自己很失敗。無論是作為博士後還是研究者，因為我沒有發表“足夠多”的論文。雖然我的確很享受我在做的事情，但內疚和恐懼還是籠罩著我。
在過去一年左右裡，我意識到了，雖然我有方法在做行動之前通過我的價值導向體系做出決定，但我無法在保證我的後續行動能夠和它保持一致。相比之下，一個上升的H-index數卻有辦法告訴你，你做得對，你做得很好——以簡而言之，我怎麼知道我做得很好？
進度指標的創建的確困難的。一部分因為，成功和實現都是不斷髮展的“量”，而不是目的地或固定結果。因此，評估指標可以是一個具體的結果。比如，發佈一定數量的論文，或者參加一定數量的會議。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是任何類型的價值體系的外在表現。除了發論文之外，你可以把擁有一定數量的資金當做指標。或者，把資金的申請成功率也算進來。以及那些在傳統意義之外的其他指標。
我根據自己的經歷，列舉了一些可能的評價指標：
- 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幫助（通常是學生）：在過去的幾年裡，人們開始向我尋求建議。實際上，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寫這篇文章。對我而言，一個重要的職業健康指標是，人們不僅經常向我尋求幫助，而且他們經常把別人推薦給我。人們重視我的專業知識，是對我做出貢獻的認可。
- 輔導學生：最初在阿德勒擔任職務時，我以為自己犧牲了與本科生和研究生密切合作的機會。然而，事實並非完全如此。我與一位來自伊利諾伊理工學院的的研究所開展了合作，並通過LSSTC數據研究生科學獎學金計劃向他提供資助。我還像簡•謝爾斯那樣，成為了非正式的導師，幫助那些面臨特定危機的人。
- 推動公民教育：我工作中一個重要動力，是幫助各種各樣的人蔘與和接觸STEM教育（STEM為科學、技術、數學和工程四門學科的統稱，是一種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在美國發展的跨學科教學法）——科學家，非科學家，想成為科學家的人，甚至不想成為科學家的人。天文學界中的許多人都注重以一種易於理解的方式向人們傳播信息，這是一件好事。然而，單向的交流形式並容易讓人們意識到，自己也有權利對周圍的世界提出質疑。作為科學家，單向交流形式也不能讓我們傾聽和了解人們真正需要的東西。我的目標之一在於更好地瞭解如何“製作”天文學（編者：作者在這裡的意思應為，向公眾從無到有介紹天文學，尤其是運用STEM教學法，就好像在製作某件東西一樣）。與其問“我們如何在STEM中獲得更多的多樣性”，我們應該問我們能夠提供什麼。
- 受眾範圍：受眾範圍看似“模糊”，實際上很容易量化：你可以計算你所接觸人群的數量，無論是同行間的交流，還是面向公眾的交流。你還可以問自己：“多少？”“多久？”“和誰？”。以這種方式思考每個指標不僅可以幫助你瞭解自己的表現如何，更重要的是，您可以通過提前考慮交流所帶來的影響來做選擇從：根據重要的指標考慮行動的可能最終結果。
在學術生涯中，失控感永遠存在。話雖如此，重要的是，記住你有辦法去處理。更重要的是，你的價值不等於你的生產力。按照別人的規則來“玩”學術遊戲並不一定會給你帶來價值——所以你也可以自己玩。
此外，遊戲的“規則”可以改變。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極少有事物是安全和穩定的。你可以為自己制定使命宣言，成功標準或個人指標，然而，儘管你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仍然有無法達到目標的可能。沒關係，失敗是很種糟糕的體驗，但它確實會發生。如果發生了，請記住你所構造的體系是靈活的，可以而且應該隨著時間的推移被重新審視和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