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修築長城，端賴“舉國體制”。“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能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桓譚《新論》)“可變資本”四十萬，“不變資本”有多少?秦代以降，漢、隋及其間的北魏、北齊、北周等朝，都有興建，逮至明代，又一次創造了修築長城之高潮，存留於世的就是明長城。“舉國體制”往往與專制政體相聯繫。以“舉國體制”修築長城，就與帝王脫不了干係。國人談及史上有為之君，往往引用毛澤東詩句裡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在修築長城問題上，“秦皇”、“漢武”都是積極的推動者，至於“宋祖”，疆域不及幽燕，無險可憑，倒是挖了一些“地下長城”(二○○八年五月十八日《保定日報》)。倒是“唐宗”，在修築長城問題上，別具隻眼，特立獨行。
長城既然是帝王的“保留項目”，讚頌長城也就成為官家的“專利”。只有作為社會良心的文人，才是批評貶低長城的主要群體。胡曾《長城》詩云：“祖舜宗堯致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牆內，虛築防胡萬里城。”王翰著名的《飲馬長城窟行》有：“歸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傍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雲是秦王築城卒。”大抵代表了民意的聲音。
其實，貶低長城的並非都是在野的士人，被稱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就覺得長城無用，大唐帝國是在隋朝廢墟上建立的，李世民執政之初，鑑於隋煬帝楊廣“興眾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亙千餘里，死者太半”(《隋書》卷二十四)，大肆營造，虛耗民力的弊端，李世民告誡手下：“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唯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新唐書.李勣傳》)可見，李世民並未將長城看作中華民族的偉大象徵，他對長城的作用與意義評價並不積極。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突厥屢犯，邊患日亟，鑑於秦漢以來防禦匈奴的歷史經驗，朝廷官員不止一人，不止一次地向其建言，“請修古長城”。
李世民認為：“朕方為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資治通鑑》唐紀九)在他看來，掃清外寇，消除邊患，締造和平，修築長城並不是正確選擇。他對群臣說：“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幷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新唐書·李勣傳》)委派李勣，他看重的是“人才”;避免“勞民”，他重視的是“人心”。在他看來，人才與人心，與長城相比，作用更加強大而持久。事實也是如此，唐朝政權經過“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成為當時世界上最開放、最強大的國家，“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況，中古時代的中國，也只在唐朝首都長安呈現過。外敵的消除，國勢的昌盛，其所依靠的恰恰不是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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