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盛世為君臣協作典範，唐太宗李世民為何沒能善始善終？

唐朝，幾乎是中華歷史五千年中最重要朝代之一，甚至要算一張古代名片。整個唐朝近300年，總體顯得包容開放，多元的民族和文化都在其中孕育，成就最輝煌的一段時光。

正因為唐朝光芒耀眼，帶給後人的迷惑也多。好比古人對唐太宗李世民充滿崇拜，今天的人們大多也對李世民充滿景仰和好感。究竟太原起兵時，到底是李淵本人意願還是出於李世民的謀劃？李建成、李元吉到底是不是如史書形容的那樣一直對李世民充滿敵意？探索唐朝初期歷史已經成為後人非常困難的一幕。

唐太宗李世民的畫像

如果剔除史書本紀的矇蔽，梳理一些個別人物的傳記，也許能夠看到接近真實的一些脈絡。《新唐書》記載，楊玄感起兵時，鷹揚府司馬許世緒對李淵說："今攬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奇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英俊，為天下倡，帝王業也。"許世緒當時就勸李淵把握時機起兵，李淵聽後的反應是“公奇之，顧倚親密。”將許世緒引為心腹，其兄弟許洛仁後來也一起成為唐朝功臣。《舊唐書·劉文靜傳》也記“及高祖鎮太原，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結托。”要說李世民、劉文靜和裴寂設計前，李淵沒有奪取天下之心的說法是顯然不成立的。包括李淵起初在西北弘化郡結交四方豪傑，雖然可以說李淵性格一貫如此，但說他完全沒有收攬人才壯大實力的打算，也難以讓人相信。

為何李淵前期遲遲不行動？實際上在河東太原地區的形勢無法使他提前起兵。大業後期，隋煬帝北巡出雁門郡遇困，李淵已經在河東聯合王仁恭救駕。但他在河東的地位並不穩固，且突厥後期對隋朝隨時威脅邊關。李淵不敢輕舉妄動，出任太原留守是大業十三年，當時太原郡丞王威、武牙郎將高君雅還在身邊時刻監視，李淵擁有的兵馬也有限，如果貿然加入各地烽煙之中，毫無疑問將面臨腹背受敵，也容易成為隋煬帝主要打擊目標，楊玄感的前車之鑑已經說明問題。這就是李淵前面一直表現低調的根本原因，並不是李淵沒有起兵打算，而是一種對客觀形勢的理性表現。正因為李淵為此深思熟慮，起兵是關係家族安危的大事，要說年紀輕輕的李世民在主導起兵經過，那是說不過去的。

李淵入長安登位，嫡長子李建成就有了太子身份，就以留在長安為主了。之後平定地方，以軍事能力有優勢的李世民為主，李元吉也一度追隨李世民，這時對付西北河西的薛舉、薛仁果父子，以及涼州李軌，的確是李世民的功勞。

武德二年，北方劉武周和宋金剛聯絡突厥一起南下，李元吉和裴寂坐鎮河東太原，沒能抵擋逃回長安。李世民大展謀略收復河東，趕走劉武周宋金剛，唐朝從關中將西北與河東連在一起，與竇建德的河北夏，王世充的河南鄭並列為北方最大的勢力。這時，竇建德與王世充聯合自保，又是李世民一舉挫敗竇建德，圍攻洛陽令王世充投降，李世民的威望就如日中天了。

影視劇中的李世民形象

太子李建成在長安開始坐不住，趁山東、河西陸續有一些人不服，李建成也出馬去平定，但小規模的軍功不能同李世民相比。像武德三年劉武周逃亡漠北，李淵還是讓李世民去追擊，僅讓李建成留守蒲州，這種對儲君的保護無形中讓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功勞差距越來越大，漸漸增長李建成對弟弟的忌妒和警惕心理。

武德五年（622），又是李世民擊敗劉黑闥，魏徵都認為不能長此下去，終於把追擊劉黑闥的任務爭取過來，李元吉已經和李建成一條陣線，兩人順利在魏州斬殺劉黑闥，為李建成挽回一些分數。

武德七年，江淮一帶的輔公祏被殺，江淮及江浙基本納入唐朝範圍，天下初步一統。李建成、李元吉趁著鎮守河東，想要接管李世民的部將和兵力，於是利用突厥進犯的消息，對李世民展開行動。

李世民並沒有坐以待斃，以唐朝人劉餗《隋唐嘉話》的說法，秦王府也使人誣告太子勾結邊將圖變。儘管這是筆記小說，但劉餗是著名史學家劉知幾的兒子，距離唐初也不超過百年，實際上他這是當時真實的楊文幹事件。

玄武門前夕，史書一再宣稱李建成、李元吉收買不少後宮妃嬪經常說李世民壞話。李世民同樣沒有閒著，妻子長孫氏也在後宮活動。在李淵跟前殷勤侍奉，還帶兒子李泰討李淵歡心。雖然長孫氏顯得勢單力孤，但為李世民爭取了不少時間。

新舊唐書都認為是李建成、李元吉預先定下昆明池埋伏的計劃，被一個率更丞王晊探聽到消息，祕密告知秦王府。這時、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等都建議李世民做出反擊。就在這一群男人要生死搏殺之際，《舊唐書·長孫皇后傳》專門提到一筆，長孫氏也參加壯行一一撫慰鼓勵秦王府將士，史書稱“左右莫不感激”。假如繞開大量渲染李世民被動無辜的形象，可見在爭位過程中，恰恰是李世民進行“全家總動員”：小到年紀不大的孩子李泰哄爺爺李淵高興；他的女人長孫氏雙管齊下：一方面在宮廷內籠絡人心，儘量化解矛盾爭取時間；另一方面又出面鼓舞人心，激勵士氣。所以，不論新舊唐書如何修正李世民的迫不得已，大體仍然看得出，李世民為奪位花的心思真不小，而且軍事謀略上很有能力的李世民根本沒有“被動挨打”的感覺，要說他一直為此積極主動都不算過分。

關於唐太宗的傳記

整個玄武門過程前後有三天，具體經過就無需多說了，陳寅恪、黃永年等眾多唐史前輩學者都曾為此反覆辨析，不管怎樣三天後，李世民成了太子儲君，跟著就當皇帝了，父親李淵成了太上皇。從此李淵被軟禁老死，除了參加過貞觀年間兩三次大型宮廷聚會，基本他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

李世民登位，除了對李建成、李元吉家人嚴酷外，像魏徵、王珪等原來太子身邊的人都大膽啟用，原來秦王府的文臣武將，大部分人都在貞觀盛世留下重要的印記，如著名的凌煙閣上就號稱有二十四人，整個貞觀盛世一直被形容為古代最理想完美的時代，取得輝煌的成就。

今天人們都耳熟能詳，李世民鼓勵大臣進諫，勵精圖治，知人善任。對地方官員的選用基本親自過問，還派李靖等十幾個黜陟大使經常巡察，為此有了監察區概念，這就是唐代的道。行政上推行三省制，任用多名宰相分化職權。由中書省發佈，門下省審核，尚書省執行。一個詔令的形成，一般先由多名宰相在中書省政事堂舉行會議，形成決議後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佈詔書。經過門下省核實，再由尚書省安排各部執行，如軍事交給兵部、人事安排交給吏部、法律事務交給刑部、禮儀事務交給禮部等等。貞觀時期的優點在於，即便李世民的“金口玉言”也會過三省宰相討論，尤其門下省有權對皇帝命令進行批駁，防止李世民“頭腦發熱”做出一些不當舉動。

貞觀前期，為了恢復民生，多次開倉賑濟災民，准許百姓就食他州；拿出皇宮金帛，為災民贖回賣出子女，使災民度過荒年。各州縣獎勵生產，扶持民眾經商，所以短短數年就基本安定下來。各地幾乎沒有貪汙腐敗，犯罪率史上最低，如貞觀七年釋放死刑犯回家善後，到秋季，全都回來受刑，沒有一個罪犯逃逸，堪稱歷史上的奇蹟。

文化方面，在弘文殿聚四部群書20餘萬卷，如中華官方古史歷來號稱“二十四史”，單單李世民一朝就編撰了八部，分別是《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和《南史》《北史》，達三分之一。

最重要的邊疆事務和一些軍事行動基本是從貞觀中期開始，漸漸影響貞觀盛世發生一些轉變。

侯君集、薛萬徹消滅麴氏高昌，在著名的交河古城設立都督府，唐朝管轄權進入西域範圍，籠絡薛延陀為重要盟友。薛延陀的汗庭在金山（今新疆和外蒙古阿爾泰山一帶），整個部族居於東西突厥之間，所以唐朝密切聯合薛延陀為挫敗突厥的重要一招，唐朝聲望漸漸遠播西域，大量昭武九姓諸國前來長安成為藩屬。之後，李世民又東征高句麗，作為隋煬帝事業的繼續。

第一次東征之後，唐朝對薛延陀悔婚，雙方關係由好變壞，發生真若水之戰。《新唐書》稱位於夏州塞外，大概今內蒙古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境內百靈廟鎮艾不蓋河流域。這一戰薛延陀失敗是事實，但史書對唐軍的勝利也有一些誇大。唐軍又扶持其附屬，原居漠北的回紇部出兵，最後將薛延陀汗國消滅。在漠北設立安北都護府，在漠南設立單于都護府，另外包括羅伏州（今越南河靜）、玄闕州（後改名餘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區）、安息州（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等涉及東南西北四面邊疆的羈縻州府，地域空前廣大。

高昌交河古城遺址

伴隨唐太宗李世民在邊疆方面的赫赫功業，歷來都稱頌唐朝的開放交流和興盛繁榮。從貞觀到開元，源源不斷來唐朝的各部族、各遠方邦國的人很多，以至於長安洛陽成為外族雜居的國際性大都會，文化空前多元，令後人著迷。

今天都容易被唐朝的興盛迷惑，忽視當時仍然是古代社會。像玄奘、鑑真這些卓有貢獻的文化使者，歷史上卻是冒著違反法律、冒著生命危險去完成的事業，如果不是九死一生創造了巨大名聲，作為私下出境者，不知道被處死多少回了。

唐朝內部的一般百姓根本不允許隨便跨州過府，假如想到別的地方進行走訪探親或經商買賣，需要到官府開具文件。邊疆的管理更為嚴格，所以，唐朝詩人營造的山水浪漫和到處漫遊大多是“文學語言”，他們往往通過趕考、公務、探親等方式漫遊各地，要麼就是動盪局勢下的輾轉漂泊，實際他們寫的是唐朝社會的一個側面，而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除了在自己戶籍所在，生平活動的範圍實在有限。

唐朝前期不說主動與外邦交流，哪怕“做回訪”的情形也非常少，不論西域還是新羅、高麗、日本。好比貞觀時期作為官方使者貢獻非常大的王玄策，史書居然沒有傳記，出生和死亡都沒有記錄，到底出使了幾次也說不清楚。對他的事蹟也只有零星記載，以至於長期都懷疑他事蹟的真偽。其實目前為止，能夠對王玄策稍加研究的資料都不是正式史書，而是個別佛教書籍，難免有傳說和野史性質。

從李世民到李隆基，對邊疆屬國的重視和交流遠遠不夠。大食崛起不斷向東方蠶食，一度與吐蕃聯合，導致唐朝中期基本失去波斯和昭武九部，在《新舊唐書》《唐會要》清楚記錄著波斯、昭武九部在百年間對唐朝不斷上書希望支援救助，唐朝對他們只是安撫，除了張孝嵩、高仙芝個別主動應對，大多長安方面對此是無動於衷的，而且張孝嵩和高仙芝處理西域事務的結果，最終是批評和處罰居多。

今天再綜合看待李世民和貞觀之治，李世民從一開始就有不亞於楊廣的急於求成的功利心，李世民對功業與成就的渴求，以及對那些大臣的態度前後更是並不一致。

一代名臣魏徵塑像

如有口皆碑的魏徵，對李世民進行200多次諍諫，大多有的放矢，李世民已經有不耐煩的時候，甚至一時氣憤說要殺魏徵，證明他對納諫的態度有反覆。魏徵死後，王珪、馬周等人也多次諫言，李世民當面也接受意見，可沒有誰會像魏徵那樣冒死逼著李世民落實諫言，因此就往往沒有什麼效果。皇帝想去遊獵仍然會去，想修別宮仍然會修，納諫就成了一種君臣之間的表演。

事實上，早在貞觀八年（634）就有轉變預兆。當時中牟縣丞（今河南鄭州市中牟縣）皇甫德參進諫：“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裡學的。”李世民大怒：“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朕的宮女們都剃光頭，他才滿意？”正是這一年，魏徵覺察出天下大治後，皇帝心理有了變化，他說：“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魏徵開始以“目疾”為藉口屢屢“求為散官”。

貞觀十三年（639），魏徵寫下反思貞觀之治開始中衰的《十漸不克終疏》：“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大膽批評唐太宗說“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這種不當言語。在用人方面“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眾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信之，或一朝疑而遠之……”魏徵於貞觀十七年病故，這樣正直的聲音就更少了。

再到貞觀二十二年（648），充容徐氏（名徐惠，南樑大臣徐文整四世孫。充容為後宮妃嬪等級，比昭容低。年僅二十四歲憂鬱而死，永徽初陪葬昭陵）批評當時情況：“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等。通過這些不同的聲音和現象，才能全面瞭解被後人一再推崇的貞觀之治。

正因為需要全面冷靜的分析歷史，呂思勉先生後來在《隋唐五代史》評價李世民其實是一個“中材之主”，許多專家學者都感覺過於嚴苛。當然，李世民的個人能力並不算差，但他為人過於隨性，發揮極不穩定。貞觀之治的巨大成就還不好說李世民佔“主要”一面。李世民前期當皇帝很謙虛，不像其他皇帝那麼賣弄權力，在內有長孫皇后的幫助，在朝有房杜，魏徵、長孫無忌、李靖、李績、王珪、馬周等等一大批文臣武將，連比較“小人”的宇文士及、許敬宗都是很有才的，加上貞觀制度對君權的制衡，整個時代生氣勃勃，作為皇帝的李世民本身發揮很有限，整個貞觀之治之所以傑出，的確是標誌著集體的能量和成就更明顯。

唐朝前期疆域和邊疆形勢

通過實現貞觀之治，李世民後期有些飄飄然，他的皇帝意志漸漸體現出來，軍事行動增多，雖然憑藉強大實力繼續取得一系列成功，但他的行事不見得服眾，的確能夠體現呂思勉先生所言的“中材”特質，好比對薛延陀的打擊就是過河拆橋，出爾反爾；好比滅高昌時的確意氣用事，對高句麗的行動難免有號稱“天可汗”的上國心態。雖然這些行動對唐朝鞏固邊疆和擴大聲望有積極一面，但李世民抬出的理由實際不比楊廣顯得“高大上”。

俗話說，以小見大也能以大見小，不論大事小事，最終還原李世民作為一個人，是可以剔除他的光環的。包括他對待身邊的大臣也一樣不盡人意。

第一個就是最重要的魏徵，幫助李世民獲得貞觀之治以及塑造他納諫的形象，魏徵於公於私對李世民都堪稱功勞最大，臨終時李世民的表現肝腸寸斷，還拉著最疼愛的小女衡山公主要嫁給魏徵兒子魏叔玉，場面相當感人。可魏徵死後沒多久，李世民就取消了這門親事，他居然誤會魏徵生前其實與侯君集勾結，還對史官褚遂良以那些諫言的奏疏邀名，這不僅是對魏徵品質的懷疑，還由此對衡山公主一生都造成意想不到的波折。李世民沒有作為君主“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嚴謹，甚至連民間“重然諾”的豪傑氣概似乎也都不具備。

衡山公主是長孫皇后和李世民最小的女兒，李世民悔婚以後，另外為她挑選女婿，嫁長孫無忌和長孫皇后的族兄弟長孫詮（算是嫁給了一個舅父長輩）。高宗時長孫家全體遭難，長孫詮被貶巂州（古為越巂郡，巂的讀音有爭議，但今天四川涼山州北部還有越西縣，就是沿襲古代稱呼，所以巂讀音xi比較合理，州治為邛都縣，今西昌市東南）還死於非命，公主對皇兄李治十分怨恨。再嫁韋氏韋正矩，夫婦經常爭吵，傳言還有家暴嫌疑，可能沒有那麼誇張，但兩人感情不大好應是事實，公主死時才剛剛三十歲。

再如另一個大功臣李績。很多人都知道李績病重時，李世民剪鬍鬚為他做藥引的故事，經常用來形容李世民愛惜功臣的佳話。事實上都知道李世民對李績的態度主要是“耍心機”，一方面倚重用李績平高句麗以後壓制他，避免過於抬高他的功勞，另一方面是為了太子李治將來再啟用他，讓李績感受到李治對他的倚重。《舊唐書》和《資治通鑑》都寫李世民的託孤之言：“公往不負李密，今豈負朕乎？”君臣之間的感情與信任不能說沒有，但往往是居於次要的。

還有像劉洎、侯君集、張亮、李君羨、羅藝等文武大臣全都被殺，李世民也沒有史書形容的寬柔仁德。

劉洎是貞觀時期有貢獻的宰相之一。貞觀十一年（637）還在御史任上，他尖銳指出尚書省執行詔命敷衍推諉，效率低下，建議精心選任尚書左右丞及兩司郎中，以此督促提高工作效率。貞觀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被廢，劉洎進言新太子李治學業不佳，大臣侍奉太子學習不夠勤勉，李世民就讓劉洎、岑文本、褚遂良、馬周等輪流前往東宮，督導學習。

之後李世民親征高句麗，劉洎與馬周輔佐太子李治。李世民回來在定州養病（當時設有定州大總管府，今河北定州市），劉洎與中書令馬周前去探視，褚遂良在覲見李世民時誣告劉洎不關心皇帝安危，還說依照當年伊尹霍光的方式輔佐太子，朝廷上下沒什麼可擔心的。李世民病好以後傳劉洎問話，馬周還為他作證，但李世民堅持將劉洎下獄賜死。十年後的高宗顯慶元年（656），劉洎之子劉弘業還上疏為父親伸冤，稱被褚遂良誣陷。唐高宗詢問近臣意見，給事中樂彥瑋道：“如果洗雪劉洎的罪責，豈不是說先帝濫用刑罰。”唐高宗將此議壓下不再提及，可見都知道劉洎是被冤殺，卻為了維護李世民的形象不為劉洎洗雪冤屈。

影視劇中的侯君集

侯君集是參加玄武門的重要功臣，算是李世民的親信了（可見被殺時李世民不捨的態度）。早年跟李靖、李道宗等名將西征吐谷渾，向李靖請教討論兵法，進步很快。貞觀十三年（639），侯君集獨挑大樑，與薛萬徹西征高昌立下大功。當時侯君集縱容軍士蒐集珍寶，表現出嚴重的缺點。回來以後被彈劾下獄，岑文本認為侯君集功大於過，不應過分處罰，侯君集為此心懷怨憤。

這事的真實性存疑。侯君集攻高昌前，國主麴文泰病死，其子麴智盛繼承王位。侯君集率兵行至柳谷（有說是田地城東，唐代設柳中縣附近。有說大約是今吐魯番東北靠近沙漠某處），得到消息麴文泰將被安葬。諸將勸說侯君集趁安葬國主時突然襲擊，可大獲全勝。侯君集沒有同意，他認為趁對方舉行國葬時偷襲太不講道義，不是正義之師。侯君集能夠拒絕偷襲，光明正大行事，攻下高昌後卻偷搶高昌各地珍寶斂財，感覺有些判若兩人，即便有一些金銀珠寶收穫，也不至於像史書形容那樣不堪。

侯君集女婿賀蘭楚石在東宮任職，太子李承乾感覺地位不穩，聯絡侯君集希望得到扶持，侯君集認為可以利用太子謀劃行動，賀蘭楚石卻非常憂懼，居然將太子與侯君集的事情向皇帝通報，最後太子被廢，侯君集被殺，妻子流放嶺南。

到底侯君集有沒有謀叛？其實也是一個疑團。《舊唐書》寫侯君集被殺，唐太宗李世民痛哭失聲：“與公長訣矣，而今爾後，但見公遺像耳！”非常煽情，從高昌回來，同僚張亮彈劾他，張亮也是凌煙閣功臣，還排在侯君集前一位。侯君集找過張亮發牢騷，一種情況可能說過氣話，二就是張亮對侯君集不滿，故意誆他入彀。當時就他二人密談，張亮的話也只是一面之詞。

最根本的要害還是牽連太子李承乾。李承乾有被廢的危機，希望拉攏侯君集這樣一個有威望的功臣扶持應該不假，但是否真的在謀劃起事？其實沒有明顯證據。主要是賀蘭楚石的揭發，侯君集進出東宮沒有什麼問題，包括說為太子效力的話，也不算什麼嚴重把柄，好歹太子是儲君，臣子為其效力也是本分。

關鍵他們真要有什麼祕密，似乎沒必要摻和賀蘭楚石充作“媒介”，賀蘭楚石的舉報本就帶著疑點，主要還是李承乾已經地位堪憂，以侯君集新近立功的聲望，與李承乾關係密切，難免不會再來一出玄武門啊。雖然不能說侯君集完全清白，但作為一個功臣，在李世民手中死的不明不白卻是沒有懸念，這也側面能證明《舊唐書》寫李世民對侯君集死前那一段煽情文字的確事出有因，大有弦外之音。

包括摻和侯君集之事的張亮，早年在瓦崗軍是徐世績（就是李績）部下。投靠唐朝以後，得到房玄齡舉薦，加上李績照應，儘管能力不算多強，就像今天說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在侯君集問題上，張亮表面出於忠心而舉報侯君集，實際張亮過去就是情報工作者，一貫風聞奏事，對侯君集的事情可能就出於自保（以史書記載似乎兩人關係原本不錯），並沒有掌握確切證據。當侯君集死後，他跟隨李績去高句麗，到戰場上表現怯懦，所以，貞觀二十年也被他人以養子五百，意圖不軌舉報被殺。

之前還有羅藝、李孝常（為武士彠之前的利州都督，曾開糧倉幫助李淵入長安，受封為王的元老功臣）等人，都在貞觀前期死於非命。

影視劇中的李君羨往往和武則天牽扯一起

當年李世民、李建成攻劉黑闥，羅藝帶兵救助過李世民，之後與李建成似乎更親近。李世民登位時，羅藝在北邊素來威望很高，受封1200戶坐鎮北方。剛貞觀元年，李世民就翻臉，找藉口說他在幽州謀變，長孫無忌和尉遲恭奉命去攻打，羅藝逃奔突厥途中被殺。

羅藝謀變肯定是冤枉，一種可能是羅藝的確與李建成的關係更親近，李世民十分忌諱而容不下他；另一種可能不牽扯李建成，純粹是羅藝與李世民關係疏遠，又佔據幽州邊關，在河北很有威望，李世民也是不放心，設法要找理由除掉。不論出於什麼原因，都顯出李世民的心胸寬容其實很有“尺度”。

另一個側面證據是溫彥博在羅藝府上供職。此人就是《大唐創業起居注》作者溫大雅的弟弟，作為太原起兵見證者之一的溫大雅，武德時期寫的起居注正是給李淵和李建成說好話的，多少說明羅藝對李世民登位前後的一種態度。但溫彥博是一個文人，後來繼續被李世民任用，還升為宰相，最終投靠李世民了（溫大雅死於貞觀三年，加上後來溫彥博受太宗禮遇，創業起居注算是流傳下來），死後陪葬昭陵。

還有李君羨，也是參加玄武門的重要猛將，只因酒宴上一時胡言亂語就被去職貶官，李世民還不放心，將其全家問罪致死。一千年後另一明君康熙帝還在《閱史緒論》中說：“讖緯之說本不足據，如唐太宗以疑誅李君羨，既失為政之體而又無益於事，可為信讖者之戒。” 稍微清醒一點都能看出李君羨雖有過錯，但罪不至死，更不該讓其全家遇害，在這問題上簡直稱得上昏庸糊塗了。

今天都知道，世間本沒有完美的人，不論作為李世民還是那些文武大臣。即便是功臣也不一定全都賢臣良將。然而貞觀之治是唐朝最重要，也影響最大的輝煌時期，尤其李世民不論在唐朝還是在後世，幾乎被形容成最傑出的皇帝。但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完美無瑕的人和事，李世民不可能例外，遑論李世民在家族恩怨中還有另外一番形象，對父親，對兄弟，對侄兒，甚至對自己子女都不算什麼仁德寬厚，除了軍事上他頗有建樹，不論品德還是才幹，李世民都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凡夫俗子，呂思勉先生當年評價他“中材”也許並不算過分苛刻。

但是歷來的史書卻在不斷製造另外一個唐太宗，粉飾他如何寬容賢明，如何氣量博大。儘管從大方向來說，貞觀之治和李世民的確取得較大成就，但史書描繪稱道的那種景象，與歷史真實顯然還有不小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