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宦官是如何從掌握兵權，最後演變成控制皇權的？

宦官

唐朝的中後期，宦官的專權已成了普遍現象，許多宦官的權力之大，已經到了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宦官逼宮弒帝的悲劇屢屢發生，簡直是專權橫行，無惡不作。

這裡有自號稱“欺壓皇上的老奴”李輔國、有逼宮弒帝的俱文珍與王守澄、經歷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稱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時的權閹楊復恭、劉季述等人。這些人個個都是生前顯赫無比，死後臭名昭著的大宦官。

為什麼這個時期的太監們，能達到如此猖狂的地步？最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太監們手裡有兵權。他們手裡的兵權不是一天兩天取得的，而是有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

韋皇后

（一）最早接觸兵權的太監

公元710年六月，韋后與李裹兒合謀下毒，唐中宗李顯中毒去世。韋皇后殺害李顯後，自知犯下了滔天大罪，所以祕不發喪，調集重兵把守長安，以防發生意外。

同時還命令左監門大將軍薛思簡等人帶領五百名士前往均州，以防範均州刺史譙王李重福起兵叛亂。

之後上官婉兒與太平公主起草了一份遺詔，立李重茂為皇太子，李顯的弟弟李旦輔政，韋后為皇太后攝政，以平衡各方勢力。

薛思簡帶兵，是太監接觸軍隊的開始。

安史之亂

（二）任命李輔國為元帥府行軍司馬

安史之亂爆發後，皇帝就對手上握有兵權的大將們產生戒心。由於李輔國（704年-762年）在靈武勸說太子李亨繼承帝位有功，唐肅宗即位後，加封其為元帥府行軍司馬，開始掌握兵權。宦官正式掌握兵權，就發軔於此。

行軍司馬是個什麼職務，具體管些什麼呢？

既協理軍政戎務，練甲兵，修軍備，預軍機，掌軍法，也掌管軍資糧餉的分配。而唐朝後期，由於節度使的職權擴大，總攬轄區內的軍民財政，作為重要佐屬的行軍司馬，其職權也涉及到地方行政管理 。（《唐代藩鎮使府節度行軍司馬考論》李顯輝）

由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其權力非常大。按照今天的職務來類比，就相當於總參謀長的角色。這是一個相當有實權的職務。

李輔國

（三）神策軍職能的轉變

唐玄宗時期，曾經派太監到軍隊中擔任監軍職務。雖然這是臨時性的任命，但習慣成自然，慢慢的就見怪不怪了。

公元754年七月十七日，哥舒翰請立澆河、洮陽兩郡並建立寧邊、威勝、金天、武寧、耀武、天成、振威、神策八軍。 至此，唐軍在西北邊境取得了對吐蕃的相對優勢，形成了網式的防禦鏈條。

神策軍設置於臨洮以西二百餘里的磨環川，位於洮水南岸，與洮陽郡隔水相望。擬洮陽太守成如繆充任首任神策軍使，自此，神策軍這支部隊正式登上了唐朝的歷史舞臺。

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令西北邊境的軍隊馳援內地：

“其河西、隴右、朔方，除先發蕃漢將士，及守軍郡城堡之外，自餘馬步軍將兵健等，一切並附行營。各委節度使統領，仍限今月二十日齊到。” （《唐大詔令集》卷119，第626頁）

公元758，宦官魚朝恩，被皇帝任命了一個很新穎的職務——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負責監領九個節度使的數十萬大軍，進行攻圍安慶緒的相州之戰，其中魚朝恩直接統領神策軍。

李光弼

當時的功勳戰將郭子儀、李光弼等人都在他的領導之下。唐軍收復洛陽後，魚朝恩被封為馮翊郡公，開府儀同三司。

公元759年，魚朝恩把陝州節度使所轄軍隊併入神策軍，使其擴大為萬人以上的大軍。

公元763年，吐蕃進犯長安，禁軍潰敗，唐代宗奔放棄都城，逃往陝州，魚朝恩率此神策軍護衛唐代宗，不離左右。京師光復後，魚朝恩便率神策軍歸於禁中。

公元765年，吐蕃軍隊再次進攻關中，神策軍於是屯苑中，分為左、右廂，正式成為天子禁軍。

魚朝恩後來尾大不掉，輕慢皇帝，被唐代宗派人暗殺，但神策軍的統帥一直由原來魚朝恩所提拔的部將擔任。

唐德宗

神策軍是唐王朝自安史之亂以來得以繼續維持100多年統治的重要保證。唐文宗時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圓仁說：

“左右神策軍，天子護軍也，每年有十萬軍。自古君王，頻有臣叛之難，唯置此軍以來，無人敢奪國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日本·圓仁）

唐敬宗

唐德宗即位後本來想削弱宦官的權力，任命不是神策軍出身的司衣卿白志貞擔任神策軍統帥。但不成想，公元783年，爆發了“涇原兵變”，唐德宗被一群亂兵趕出了長安，在逃亡時還差點丟了性命。

“涇原兵變”的發生，讓唐德宗從此不再信任外臣，將神策軍的指揮權完全交給了宦官，同時將神策軍完全提升為地位最高、距離皇帝最近的禁軍主力部隊，所給的待遇遠遠高於其他的軍隊，具體如下：

第一是給養三倍於其他軍隊，以及經常性的額外賞賜。

第二是在其將吏遷轉升任方面有優先權。

第三是法律上享有特權。

廢帝

自唐穆宗以後，唐朝還經歷了九帝。在這九帝中，只有唐敬宗、唐哀帝是正常繼承皇權，其他的皇帝，都是在宦官的操縱下來完成皇位繼承的。而唐敬宗雖不是由宦官擁立，但他最終還是被宦官劉克明所弒。

唐朝後期，宦官集團之所以能掌握皇帝的生、死、廢立大權，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完全掌握了神策軍兵權，以神策軍為工具進而控制皇權。

正是這種宦官的亂政，成為唐朝最後滅亡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參考資料：

《新唐書》宋·歐陽修

《資治通鑑》宋·司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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