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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元單價的房子你敢買嗎？
最低28元單價，一套房子總價不過兩三千元。當然這是極端價格。大部分房子標價在5、6萬/套，有的直接標一萬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單價最低不過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東表示“房價怎麼定，看心情”。
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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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28元單價，一套房子總價不過兩三千元。當然這是極端價格。大部分房子標價在5、6萬/套，有的直接標一萬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單價最低不過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東表示“房價怎麼定，看心情”。
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資源的詛咒”
從鶴崗到玉門，正是目前中國“收縮型城市”的一個縮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縮型城市”的說法。媒體總結了“收縮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結構危機、大城市周邊衛星城、欠發達城市、邊境偏遠。
儘管目前只有80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但同樣在中國，還有262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二者存在數據的重疊。可以說，大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正面臨“收縮”的尷尬。這符合經濟學上說的“資源的詛咒”，也叫“荷蘭病”。
關於礦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也帶來“新興都市”效應，但更多引發了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叫做“資源的詛咒”。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其他產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荷蘭病”。
城市資源枯竭、經濟蕭條、人口流失這些現象在歐美也很常見。在美國，有一個 “鐵鏽地帶”的統稱，特指美國五大湖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那裡最出名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汽車之城，也是“美國最大的破產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轉型仍在艱難蹣跚。而我國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也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城市化在發生著什麼？一邊是大城市的擴張，一邊是小城鎮的萎縮。二者彼此相關，互為因果。這些資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鎮，還有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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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資源的詛咒”
從鶴崗到玉門，正是目前中國“收縮型城市”的一個縮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縮型城市”的說法。媒體總結了“收縮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結構危機、大城市周邊衛星城、欠發達城市、邊境偏遠。
儘管目前只有80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但同樣在中國，還有262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二者存在數據的重疊。可以說，大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正面臨“收縮”的尷尬。這符合經濟學上說的“資源的詛咒”，也叫“荷蘭病”。
關於礦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也帶來“新興都市”效應，但更多引發了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叫做“資源的詛咒”。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其他產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荷蘭病”。
城市資源枯竭、經濟蕭條、人口流失這些現象在歐美也很常見。在美國，有一個 “鐵鏽地帶”的統稱，特指美國五大湖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那裡最出名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汽車之城，也是“美國最大的破產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轉型仍在艱難蹣跚。而我國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也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城市化在發生著什麼？一邊是大城市的擴張，一邊是小城鎮的萎縮。二者彼此相關，互為因果。這些資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鎮，還有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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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28元單價，一套房子總價不過兩三千元。當然這是極端價格。大部分房子標價在5、6萬/套，有的直接標一萬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單價最低不過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東表示“房價怎麼定，看心情”。
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資源的詛咒”
從鶴崗到玉門，正是目前中國“收縮型城市”的一個縮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縮型城市”的說法。媒體總結了“收縮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結構危機、大城市周邊衛星城、欠發達城市、邊境偏遠。
儘管目前只有80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但同樣在中國，還有262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二者存在數據的重疊。可以說，大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正面臨“收縮”的尷尬。這符合經濟學上說的“資源的詛咒”，也叫“荷蘭病”。
關於礦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也帶來“新興都市”效應，但更多引發了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叫做“資源的詛咒”。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其他產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荷蘭病”。
城市資源枯竭、經濟蕭條、人口流失這些現象在歐美也很常見。在美國，有一個 “鐵鏽地帶”的統稱，特指美國五大湖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那裡最出名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汽車之城，也是“美國最大的破產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轉型仍在艱難蹣跚。而我國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也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城市化在發生著什麼？一邊是大城市的擴張，一邊是小城鎮的萎縮。二者彼此相關，互為因果。這些資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鎮，還有沒有機會？
蘇聯模式 PK 美國模式
著有《城市的精神》一書的貝淡寧教授，曾這樣說過：“中國的城市很不幸，1949年後的前30年採用蘇聯式的現代化，後30年採用美國式的現代化，而且保留了二者最糟糕的部分。”
這句話也可以從“空間”上去理解——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二線大城市，目前走著美國的現代化道路；而廣大的西部內陸三四線小城市，仍保留著“蘇聯模式”。二者的摺疊程度，不亞於在平行宇宙裡。
“美國模式”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沿海一二線繁華大城市的樣子：摩天大樓林立、百貨公司雲集、數不清的咖啡館和數不清的科創公司，星巴克裡不是談PC就是談VC，有中產階級社區，人們文明有禮。
國內大部分城市都殘存著“蘇聯模式”規劃上的共性，如：
- 強調利於汽車駕駛的大馬路，而不是步行街道的縱橫；
- 實行分區制把居住區和工業區、商業區分開；
- 在人口暴增時採用“攤大餅”的方式向外擴張。……
舉個例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各大城市興起的“工人新村”，就是“蘇聯模式”的產物。從選址到社區規劃、再到戶型設計，工人新村集中體現了當年生產生活的風貌，以及濃厚的集體意識。這些新村有自給自足的菜場、商店、學校等，同一個新村住的也多是同事、熟人，類似一個“熟人社會”。
比“新村”更極端的是“國企大廠”。當年一些以鋼鐵煤炭為主的大型國企廠區自辦託兒所、小學，甚至還有廠區書店、醫院、影院等等，一座廠區就是一個社會，一座小城市。很多70、80後的童年，都是一段有關“大廠”的集體意識。
“蘇聯模式”的優點，是對“集體”的強調與歸屬。這份濃厚的歸屬感，恰恰是現代大都市所缺失的，現在也顯得異常珍貴。這也就可以理解，當媒體對這些資源城市一片唱衰時，為什麼還會有一些當地油田、礦業工人在網上發帖，捍衛廠區，要與它榮辱與共。
這份“集體意識”正伴隨我們的“大城市化”“生人社會”日漸消解。
“美國模式”、“蘇聯模式”都有其合理之處。各有利弊，理應互相尊重。就像大城市與小城市，但能否獨立存在，各自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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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28元單價，一套房子總價不過兩三千元。當然這是極端價格。大部分房子標價在5、6萬/套，有的直接標一萬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單價最低不過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東表示“房價怎麼定，看心情”。
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資源的詛咒”
從鶴崗到玉門，正是目前中國“收縮型城市”的一個縮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縮型城市”的說法。媒體總結了“收縮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結構危機、大城市周邊衛星城、欠發達城市、邊境偏遠。
儘管目前只有80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但同樣在中國，還有262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二者存在數據的重疊。可以說，大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正面臨“收縮”的尷尬。這符合經濟學上說的“資源的詛咒”，也叫“荷蘭病”。
關於礦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也帶來“新興都市”效應，但更多引發了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叫做“資源的詛咒”。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其他產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荷蘭病”。
城市資源枯竭、經濟蕭條、人口流失這些現象在歐美也很常見。在美國，有一個 “鐵鏽地帶”的統稱，特指美國五大湖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那裡最出名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汽車之城，也是“美國最大的破產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轉型仍在艱難蹣跚。而我國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也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城市化在發生著什麼？一邊是大城市的擴張，一邊是小城鎮的萎縮。二者彼此相關，互為因果。這些資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鎮，還有沒有機會？
蘇聯模式 PK 美國模式
著有《城市的精神》一書的貝淡寧教授，曾這樣說過：“中國的城市很不幸，1949年後的前30年採用蘇聯式的現代化，後30年採用美國式的現代化，而且保留了二者最糟糕的部分。”
這句話也可以從“空間”上去理解——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二線大城市，目前走著美國的現代化道路；而廣大的西部內陸三四線小城市，仍保留著“蘇聯模式”。二者的摺疊程度，不亞於在平行宇宙裡。
“美國模式”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沿海一二線繁華大城市的樣子：摩天大樓林立、百貨公司雲集、數不清的咖啡館和數不清的科創公司，星巴克裡不是談PC就是談VC，有中產階級社區，人們文明有禮。
國內大部分城市都殘存著“蘇聯模式”規劃上的共性，如：
- 強調利於汽車駕駛的大馬路，而不是步行街道的縱橫；
- 實行分區制把居住區和工業區、商業區分開；
- 在人口暴增時採用“攤大餅”的方式向外擴張。……
舉個例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各大城市興起的“工人新村”，就是“蘇聯模式”的產物。從選址到社區規劃、再到戶型設計，工人新村集中體現了當年生產生活的風貌，以及濃厚的集體意識。這些新村有自給自足的菜場、商店、學校等，同一個新村住的也多是同事、熟人，類似一個“熟人社會”。
比“新村”更極端的是“國企大廠”。當年一些以鋼鐵煤炭為主的大型國企廠區自辦託兒所、小學，甚至還有廠區書店、醫院、影院等等，一座廠區就是一個社會，一座小城市。很多70、80後的童年，都是一段有關“大廠”的集體意識。
“蘇聯模式”的優點，是對“集體”的強調與歸屬。這份濃厚的歸屬感，恰恰是現代大都市所缺失的，現在也顯得異常珍貴。這也就可以理解，當媒體對這些資源城市一片唱衰時，為什麼還會有一些當地油田、礦業工人在網上發帖，捍衛廠區，要與它榮辱與共。
這份“集體意識”正伴隨我們的“大城市化”“生人社會”日漸消解。
“美國模式”、“蘇聯模式”都有其合理之處。各有利弊，理應互相尊重。就像大城市與小城市，但能否獨立存在，各自安好？
·這是第2786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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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元單價的房子你敢買嗎？
最低28元單價，一套房子總價不過兩三千元。當然這是極端價格。大部分房子標價在5、6萬/套，有的直接標一萬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單價最低不過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東表示“房價怎麼定，看心情”。
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資源的詛咒”
從鶴崗到玉門，正是目前中國“收縮型城市”的一個縮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縮型城市”的說法。媒體總結了“收縮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結構危機、大城市周邊衛星城、欠發達城市、邊境偏遠。
儘管目前只有80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但同樣在中國，還有262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二者存在數據的重疊。可以說，大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正面臨“收縮”的尷尬。這符合經濟學上說的“資源的詛咒”，也叫“荷蘭病”。
關於礦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也帶來“新興都市”效應，但更多引發了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叫做“資源的詛咒”。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其他產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荷蘭病”。
城市資源枯竭、經濟蕭條、人口流失這些現象在歐美也很常見。在美國，有一個 “鐵鏽地帶”的統稱，特指美國五大湖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那裡最出名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汽車之城，也是“美國最大的破產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轉型仍在艱難蹣跚。而我國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也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城市化在發生著什麼？一邊是大城市的擴張，一邊是小城鎮的萎縮。二者彼此相關，互為因果。這些資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鎮，還有沒有機會？
蘇聯模式 PK 美國模式
著有《城市的精神》一書的貝淡寧教授，曾這樣說過：“中國的城市很不幸，1949年後的前30年採用蘇聯式的現代化，後30年採用美國式的現代化，而且保留了二者最糟糕的部分。”
這句話也可以從“空間”上去理解——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二線大城市，目前走著美國的現代化道路；而廣大的西部內陸三四線小城市，仍保留著“蘇聯模式”。二者的摺疊程度，不亞於在平行宇宙裡。
“美國模式”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沿海一二線繁華大城市的樣子：摩天大樓林立、百貨公司雲集、數不清的咖啡館和數不清的科創公司，星巴克裡不是談PC就是談VC，有中產階級社區，人們文明有禮。
國內大部分城市都殘存著“蘇聯模式”規劃上的共性，如：
- 強調利於汽車駕駛的大馬路，而不是步行街道的縱橫；
- 實行分區制把居住區和工業區、商業區分開；
- 在人口暴增時採用“攤大餅”的方式向外擴張。……
舉個例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各大城市興起的“工人新村”，就是“蘇聯模式”的產物。從選址到社區規劃、再到戶型設計，工人新村集中體現了當年生產生活的風貌，以及濃厚的集體意識。這些新村有自給自足的菜場、商店、學校等，同一個新村住的也多是同事、熟人，類似一個“熟人社會”。
比“新村”更極端的是“國企大廠”。當年一些以鋼鐵煤炭為主的大型國企廠區自辦託兒所、小學，甚至還有廠區書店、醫院、影院等等，一座廠區就是一個社會，一座小城市。很多70、80後的童年，都是一段有關“大廠”的集體意識。
“蘇聯模式”的優點，是對“集體”的強調與歸屬。這份濃厚的歸屬感，恰恰是現代大都市所缺失的，現在也顯得異常珍貴。這也就可以理解，當媒體對這些資源城市一片唱衰時，為什麼還會有一些當地油田、礦業工人在網上發帖，捍衛廠區，要與它榮辱與共。
這份“集體意識”正伴隨我們的“大城市化”“生人社會”日漸消解。
“美國模式”、“蘇聯模式”都有其合理之處。各有利弊，理應互相尊重。就像大城市與小城市，但能否獨立存在，各自安好？
大城越大，小城越小
獨立存在，好像很難。
與玉門小城人口收縮截然相反的，是西北大城市的擴張。
在“地廣人稀”的西北，五省人口約一億左右，與一個河南省相當。五省之間的人口流動，是一場此起彼伏的“零和遊戲”。哪座城市最強大，人就會往哪裡去。於是省會之間，搶人大戰愈演愈烈。
2019年4月蘭州落戶發佈了新規定：凡中專以上學歷或相應專業技術職稱人員，可到蘭州任一派出所辦理落戶。中專落戶，幾乎等同於全面放開戶口了。蘭州，作為甘肅的省會，為什麼設立如此低的門檻？因為蘭州人口實在太少——375萬，不及長三角一個地級市。
這和西北的“超級明星城市”相比，數字有點難看了。2019年3月，西安市統計局發表公報顯示：西安市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萬。雖然前不久杭州也有破千萬的官宣，但西安的意義更大——目前整個陝西省常住人口總量3864.4萬（2018年），不足4000萬，西安一座城市就佔了全省的1/4，西北五省的1/10。
西安不僅面向省內，虹吸效應還會體現在對周邊省份的人口吸附。就像杭州、南京具有對安徽、江西、山東等周邊外省有強大的城市吸附力一樣。周邊即使是省會，也容易“人口失血”。因此，西安獲批國家中心城市，是其在西北五省間的地位確定的。今後難免“一家獨大”。
“小城越小，大城越大”，是一個全球現象。美國有學者提出“贏者通吃”的超級城市化現象：超級城市就像那些收入超高的明星一樣，輕鬆凌駕於普通城市之上。它們擁有最強的創新實力，控制著全球最大份額的資本和投資，並聚集了業界頂尖的金融、媒體、娛樂等創新驅動的高附加值產業。（[美] 理查德·佛羅里達《新城市危機》）
就像公司之間兼併重組，很多無聞的地級市、縣級市之間也正在進行“併購”撤市的歷程，這些“小城”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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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28元單價，一套房子總價不過兩三千元。當然這是極端價格。大部分房子標價在5、6萬/套，有的直接標一萬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單價最低不過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東表示“房價怎麼定，看心情”。
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資源的詛咒”
從鶴崗到玉門，正是目前中國“收縮型城市”的一個縮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縮型城市”的說法。媒體總結了“收縮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結構危機、大城市周邊衛星城、欠發達城市、邊境偏遠。
儘管目前只有80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但同樣在中國，還有262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二者存在數據的重疊。可以說，大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正面臨“收縮”的尷尬。這符合經濟學上說的“資源的詛咒”，也叫“荷蘭病”。
關於礦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也帶來“新興都市”效應，但更多引發了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叫做“資源的詛咒”。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其他產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荷蘭病”。
城市資源枯竭、經濟蕭條、人口流失這些現象在歐美也很常見。在美國，有一個 “鐵鏽地帶”的統稱，特指美國五大湖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那裡最出名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汽車之城，也是“美國最大的破產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轉型仍在艱難蹣跚。而我國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也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城市化在發生著什麼？一邊是大城市的擴張，一邊是小城鎮的萎縮。二者彼此相關，互為因果。這些資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鎮，還有沒有機會？
蘇聯模式 PK 美國模式
著有《城市的精神》一書的貝淡寧教授，曾這樣說過：“中國的城市很不幸，1949年後的前30年採用蘇聯式的現代化，後30年採用美國式的現代化，而且保留了二者最糟糕的部分。”
這句話也可以從“空間”上去理解——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二線大城市，目前走著美國的現代化道路；而廣大的西部內陸三四線小城市，仍保留著“蘇聯模式”。二者的摺疊程度，不亞於在平行宇宙裡。
“美國模式”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沿海一二線繁華大城市的樣子：摩天大樓林立、百貨公司雲集、數不清的咖啡館和數不清的科創公司，星巴克裡不是談PC就是談VC，有中產階級社區，人們文明有禮。
國內大部分城市都殘存著“蘇聯模式”規劃上的共性，如：
- 強調利於汽車駕駛的大馬路，而不是步行街道的縱橫；
- 實行分區制把居住區和工業區、商業區分開；
- 在人口暴增時採用“攤大餅”的方式向外擴張。……
舉個例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各大城市興起的“工人新村”，就是“蘇聯模式”的產物。從選址到社區規劃、再到戶型設計，工人新村集中體現了當年生產生活的風貌，以及濃厚的集體意識。這些新村有自給自足的菜場、商店、學校等，同一個新村住的也多是同事、熟人，類似一個“熟人社會”。
比“新村”更極端的是“國企大廠”。當年一些以鋼鐵煤炭為主的大型國企廠區自辦託兒所、小學，甚至還有廠區書店、醫院、影院等等，一座廠區就是一個社會，一座小城市。很多70、80後的童年，都是一段有關“大廠”的集體意識。
“蘇聯模式”的優點，是對“集體”的強調與歸屬。這份濃厚的歸屬感，恰恰是現代大都市所缺失的，現在也顯得異常珍貴。這也就可以理解，當媒體對這些資源城市一片唱衰時，為什麼還會有一些當地油田、礦業工人在網上發帖，捍衛廠區，要與它榮辱與共。
這份“集體意識”正伴隨我們的“大城市化”“生人社會”日漸消解。
“美國模式”、“蘇聯模式”都有其合理之處。各有利弊，理應互相尊重。就像大城市與小城市，但能否獨立存在，各自安好？
大城越大，小城越小
獨立存在，好像很難。
與玉門小城人口收縮截然相反的，是西北大城市的擴張。
在“地廣人稀”的西北，五省人口約一億左右，與一個河南省相當。五省之間的人口流動，是一場此起彼伏的“零和遊戲”。哪座城市最強大，人就會往哪裡去。於是省會之間，搶人大戰愈演愈烈。
2019年4月蘭州落戶發佈了新規定：凡中專以上學歷或相應專業技術職稱人員，可到蘭州任一派出所辦理落戶。中專落戶，幾乎等同於全面放開戶口了。蘭州，作為甘肅的省會，為什麼設立如此低的門檻？因為蘭州人口實在太少——375萬，不及長三角一個地級市。
這和西北的“超級明星城市”相比，數字有點難看了。2019年3月，西安市統計局發表公報顯示：西安市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萬。雖然前不久杭州也有破千萬的官宣，但西安的意義更大——目前整個陝西省常住人口總量3864.4萬（2018年），不足4000萬，西安一座城市就佔了全省的1/4，西北五省的1/10。
西安不僅面向省內，虹吸效應還會體現在對周邊省份的人口吸附。就像杭州、南京具有對安徽、江西、山東等周邊外省有強大的城市吸附力一樣。周邊即使是省會，也容易“人口失血”。因此，西安獲批國家中心城市，是其在西北五省間的地位確定的。今後難免“一家獨大”。
“小城越小，大城越大”，是一個全球現象。美國有學者提出“贏者通吃”的超級城市化現象：超級城市就像那些收入超高的明星一樣，輕鬆凌駕於普通城市之上。它們擁有最強的創新實力，控制著全球最大份額的資本和投資，並聚集了業界頂尖的金融、媒體、娛樂等創新驅動的高附加值產業。（[美] 理查德·佛羅里達《新城市危機》）
就像公司之間兼併重組，很多無聞的地級市、縣級市之間也正在進行“併購”撤市的歷程，這些“小城”何去何從？
·這是第2786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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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元單價的房子你敢買嗎？
最低28元單價，一套房子總價不過兩三千元。當然這是極端價格。大部分房子標價在5、6萬/套，有的直接標一萬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單價最低不過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東表示“房價怎麼定，看心情”。
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資源的詛咒”
從鶴崗到玉門，正是目前中國“收縮型城市”的一個縮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縮型城市”的說法。媒體總結了“收縮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結構危機、大城市周邊衛星城、欠發達城市、邊境偏遠。
儘管目前只有80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但同樣在中國，還有262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二者存在數據的重疊。可以說，大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正面臨“收縮”的尷尬。這符合經濟學上說的“資源的詛咒”，也叫“荷蘭病”。
關於礦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也帶來“新興都市”效應，但更多引發了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叫做“資源的詛咒”。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其他產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荷蘭病”。
城市資源枯竭、經濟蕭條、人口流失這些現象在歐美也很常見。在美國，有一個 “鐵鏽地帶”的統稱，特指美國五大湖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那裡最出名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汽車之城，也是“美國最大的破產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轉型仍在艱難蹣跚。而我國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也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城市化在發生著什麼？一邊是大城市的擴張，一邊是小城鎮的萎縮。二者彼此相關，互為因果。這些資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鎮，還有沒有機會？
蘇聯模式 PK 美國模式
著有《城市的精神》一書的貝淡寧教授，曾這樣說過：“中國的城市很不幸，1949年後的前30年採用蘇聯式的現代化，後30年採用美國式的現代化，而且保留了二者最糟糕的部分。”
這句話也可以從“空間”上去理解——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二線大城市，目前走著美國的現代化道路；而廣大的西部內陸三四線小城市，仍保留著“蘇聯模式”。二者的摺疊程度，不亞於在平行宇宙裡。
“美國模式”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沿海一二線繁華大城市的樣子：摩天大樓林立、百貨公司雲集、數不清的咖啡館和數不清的科創公司，星巴克裡不是談PC就是談VC，有中產階級社區，人們文明有禮。
國內大部分城市都殘存著“蘇聯模式”規劃上的共性，如：
- 強調利於汽車駕駛的大馬路，而不是步行街道的縱橫；
- 實行分區制把居住區和工業區、商業區分開；
- 在人口暴增時採用“攤大餅”的方式向外擴張。……
舉個例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各大城市興起的“工人新村”，就是“蘇聯模式”的產物。從選址到社區規劃、再到戶型設計，工人新村集中體現了當年生產生活的風貌，以及濃厚的集體意識。這些新村有自給自足的菜場、商店、學校等，同一個新村住的也多是同事、熟人，類似一個“熟人社會”。
比“新村”更極端的是“國企大廠”。當年一些以鋼鐵煤炭為主的大型國企廠區自辦託兒所、小學，甚至還有廠區書店、醫院、影院等等，一座廠區就是一個社會，一座小城市。很多70、80後的童年，都是一段有關“大廠”的集體意識。
“蘇聯模式”的優點，是對“集體”的強調與歸屬。這份濃厚的歸屬感，恰恰是現代大都市所缺失的，現在也顯得異常珍貴。這也就可以理解，當媒體對這些資源城市一片唱衰時，為什麼還會有一些當地油田、礦業工人在網上發帖，捍衛廠區，要與它榮辱與共。
這份“集體意識”正伴隨我們的“大城市化”“生人社會”日漸消解。
“美國模式”、“蘇聯模式”都有其合理之處。各有利弊，理應互相尊重。就像大城市與小城市，但能否獨立存在，各自安好？
大城越大，小城越小
獨立存在，好像很難。
與玉門小城人口收縮截然相反的，是西北大城市的擴張。
在“地廣人稀”的西北，五省人口約一億左右，與一個河南省相當。五省之間的人口流動，是一場此起彼伏的“零和遊戲”。哪座城市最強大，人就會往哪裡去。於是省會之間，搶人大戰愈演愈烈。
2019年4月蘭州落戶發佈了新規定：凡中專以上學歷或相應專業技術職稱人員，可到蘭州任一派出所辦理落戶。中專落戶，幾乎等同於全面放開戶口了。蘭州，作為甘肅的省會，為什麼設立如此低的門檻？因為蘭州人口實在太少——375萬，不及長三角一個地級市。
這和西北的“超級明星城市”相比，數字有點難看了。2019年3月，西安市統計局發表公報顯示：西安市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萬。雖然前不久杭州也有破千萬的官宣，但西安的意義更大——目前整個陝西省常住人口總量3864.4萬（2018年），不足4000萬，西安一座城市就佔了全省的1/4，西北五省的1/10。
西安不僅面向省內，虹吸效應還會體現在對周邊省份的人口吸附。就像杭州、南京具有對安徽、江西、山東等周邊外省有強大的城市吸附力一樣。周邊即使是省會，也容易“人口失血”。因此，西安獲批國家中心城市，是其在西北五省間的地位確定的。今後難免“一家獨大”。
“小城越小，大城越大”，是一個全球現象。美國有學者提出“贏者通吃”的超級城市化現象：超級城市就像那些收入超高的明星一樣，輕鬆凌駕於普通城市之上。它們擁有最強的創新實力，控制著全球最大份額的資本和投資，並聚集了業界頂尖的金融、媒體、娛樂等創新驅動的高附加值產業。（[美] 理查德·佛羅里達《新城市危機》）
就像公司之間兼併重組，很多無聞的地級市、縣級市之間也正在進行“併購”撤市的歷程，這些“小城”何去何從？
小城故事 “小而美”
幾家歡樂幾家愁。
和玉門同屬酒泉縣級市的敦煌，儼然成為了旅遊界的“超級明星”。2018年，敦煌市全年共接待中外遊客1077.3萬人次，同比增長19.64%；實現旅遊收入115億元，同比增長25.92%，旅遊綜合效益又創新高。而且敦煌文創也聲名遠播。僅 2017年，敦煌研究院全年文創產品銷售額達1708.3萬元。這也是繼“故宮文創”之後又一網紅文創平臺。
敦煌與玉門，同屬河西走廊的重要節點，如今命運殊途。其實，玉門也是一座很有故事的城市，只是名氣比不上敦煌、張掖。又因一度油田的光環太大太久，掩蓋了歷史底蘊：始於漢代的玉門縣，與敦煌相距200多公里（在西北不算遠）、擁有雅丹地貌魔鬼城、大型油田礦井、工業遺存……玉門本身資源條件並不差。未來如何整合資源打好這張牌？
對於資源枯竭城市轉型，國際上有一些先進經驗，比如德國魯爾、美國匹茲堡、法國洛林等案例，通過環境整治，工業遺存轉變為公園，發展旅遊業、農業、文旅等等。
有一個畢爾巴鄂的城市復興案例，被建築界贊為“一座博物館，挽救一座城”：該市坐落西班牙西北部，曾是一座冶金和化工業城市，進入20世紀中葉以後，伴隨礦產資源日漸枯竭，畢爾巴鄂的發展陷入困境。經濟蕭條，流經市區的內維隆河被嚴重汙染，陷入深重的危機。該市利用原來河濱廢棄的工業用地，開發了古根海姆博物館，利用城市門戶的地段——舊城區邊緣，和內維隆河南岸，與鄰近的美術館、德烏斯托大學及阿里亞加歌劇院共同組成了畢爾巴鄂城的文化中心。它的誕生，改變了一座城市的命運，開創了“以文化帶動城市發展”的成功典範。
筆者的意思，不是想讓剛摘了貧困縣帽子的縣級市，去興建藝術館、博物館，照搬照抄沒有意義。只是在思考，大城市走科創，小城市走文旅，這條路可行嗎？至少玉門有這個機會。
筆者認為玉門的轉型至少可以走以下幾步：
- 主動納入“大敦煌”文旅系統，為敦煌做好文旅配套，利用玉門的昌馬石窟和莫高窟產生景點聯動；
- 承接“大敦煌”下屬大型節日會展分會場等，做好配套服務；
- 利用特殊地貌風景，開發影視基地，打造影視產業；
- 利用老城區的工業區、生活區遺存，以低租甚至免租方式邀請新銳藝術家進行工作室、策展改造進駐，打造類似日本“越後妻有”鄉村的大型藝術節，和敦煌會展遙相呼應，彼此幫襯。
總之，小城市轉型越來越難“單打獨鬥”，越來越要“抱團取暖”，優勢互補，差異共存，合作大於競爭，才有好的出路。
·這是第2786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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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元單價的房子你敢買嗎？
最低28元單價，一套房子總價不過兩三千元。當然這是極端價格。大部分房子標價在5、6萬/套，有的直接標一萬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單價最低不過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東表示“房價怎麼定，看心情”。
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資源的詛咒”
從鶴崗到玉門，正是目前中國“收縮型城市”的一個縮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縮型城市”的說法。媒體總結了“收縮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結構危機、大城市周邊衛星城、欠發達城市、邊境偏遠。
儘管目前只有80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但同樣在中國，還有262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二者存在數據的重疊。可以說，大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正面臨“收縮”的尷尬。這符合經濟學上說的“資源的詛咒”，也叫“荷蘭病”。
關於礦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也帶來“新興都市”效應，但更多引發了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叫做“資源的詛咒”。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其他產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荷蘭病”。
城市資源枯竭、經濟蕭條、人口流失這些現象在歐美也很常見。在美國，有一個 “鐵鏽地帶”的統稱，特指美國五大湖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那裡最出名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汽車之城，也是“美國最大的破產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轉型仍在艱難蹣跚。而我國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也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城市化在發生著什麼？一邊是大城市的擴張，一邊是小城鎮的萎縮。二者彼此相關，互為因果。這些資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鎮，還有沒有機會？
蘇聯模式 PK 美國模式
著有《城市的精神》一書的貝淡寧教授，曾這樣說過：“中國的城市很不幸，1949年後的前30年採用蘇聯式的現代化，後30年採用美國式的現代化，而且保留了二者最糟糕的部分。”
這句話也可以從“空間”上去理解——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二線大城市，目前走著美國的現代化道路；而廣大的西部內陸三四線小城市，仍保留著“蘇聯模式”。二者的摺疊程度，不亞於在平行宇宙裡。
“美國模式”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沿海一二線繁華大城市的樣子：摩天大樓林立、百貨公司雲集、數不清的咖啡館和數不清的科創公司，星巴克裡不是談PC就是談VC，有中產階級社區，人們文明有禮。
國內大部分城市都殘存著“蘇聯模式”規劃上的共性，如：
- 強調利於汽車駕駛的大馬路，而不是步行街道的縱橫；
- 實行分區制把居住區和工業區、商業區分開；
- 在人口暴增時採用“攤大餅”的方式向外擴張。……
舉個例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各大城市興起的“工人新村”，就是“蘇聯模式”的產物。從選址到社區規劃、再到戶型設計，工人新村集中體現了當年生產生活的風貌，以及濃厚的集體意識。這些新村有自給自足的菜場、商店、學校等，同一個新村住的也多是同事、熟人，類似一個“熟人社會”。
比“新村”更極端的是“國企大廠”。當年一些以鋼鐵煤炭為主的大型國企廠區自辦託兒所、小學，甚至還有廠區書店、醫院、影院等等，一座廠區就是一個社會，一座小城市。很多70、80後的童年，都是一段有關“大廠”的集體意識。
“蘇聯模式”的優點，是對“集體”的強調與歸屬。這份濃厚的歸屬感，恰恰是現代大都市所缺失的，現在也顯得異常珍貴。這也就可以理解，當媒體對這些資源城市一片唱衰時，為什麼還會有一些當地油田、礦業工人在網上發帖，捍衛廠區，要與它榮辱與共。
這份“集體意識”正伴隨我們的“大城市化”“生人社會”日漸消解。
“美國模式”、“蘇聯模式”都有其合理之處。各有利弊，理應互相尊重。就像大城市與小城市，但能否獨立存在，各自安好？
大城越大，小城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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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玉門小城人口收縮截然相反的，是西北大城市的擴張。
在“地廣人稀”的西北，五省人口約一億左右，與一個河南省相當。五省之間的人口流動，是一場此起彼伏的“零和遊戲”。哪座城市最強大，人就會往哪裡去。於是省會之間，搶人大戰愈演愈烈。
2019年4月蘭州落戶發佈了新規定：凡中專以上學歷或相應專業技術職稱人員，可到蘭州任一派出所辦理落戶。中專落戶，幾乎等同於全面放開戶口了。蘭州，作為甘肅的省會，為什麼設立如此低的門檻？因為蘭州人口實在太少——375萬，不及長三角一個地級市。
這和西北的“超級明星城市”相比，數字有點難看了。2019年3月，西安市統計局發表公報顯示：西安市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萬。雖然前不久杭州也有破千萬的官宣，但西安的意義更大——目前整個陝西省常住人口總量3864.4萬（2018年），不足4000萬，西安一座城市就佔了全省的1/4，西北五省的1/10。
西安不僅面向省內，虹吸效應還會體現在對周邊省份的人口吸附。就像杭州、南京具有對安徽、江西、山東等周邊外省有強大的城市吸附力一樣。周邊即使是省會，也容易“人口失血”。因此，西安獲批國家中心城市，是其在西北五省間的地位確定的。今後難免“一家獨大”。
“小城越小，大城越大”，是一個全球現象。美國有學者提出“贏者通吃”的超級城市化現象：超級城市就像那些收入超高的明星一樣，輕鬆凌駕於普通城市之上。它們擁有最強的創新實力，控制著全球最大份額的資本和投資，並聚集了業界頂尖的金融、媒體、娛樂等創新驅動的高附加值產業。（[美] 理查德·佛羅里達《新城市危機》）
就像公司之間兼併重組，很多無聞的地級市、縣級市之間也正在進行“併購”撤市的歷程，這些“小城”何去何從？
小城故事 “小而美”
幾家歡樂幾家愁。
和玉門同屬酒泉縣級市的敦煌，儼然成為了旅遊界的“超級明星”。2018年，敦煌市全年共接待中外遊客1077.3萬人次，同比增長19.64%；實現旅遊收入115億元，同比增長25.92%，旅遊綜合效益又創新高。而且敦煌文創也聲名遠播。僅 2017年，敦煌研究院全年文創產品銷售額達1708.3萬元。這也是繼“故宮文創”之後又一網紅文創平臺。
敦煌與玉門，同屬河西走廊的重要節點，如今命運殊途。其實，玉門也是一座很有故事的城市，只是名氣比不上敦煌、張掖。又因一度油田的光環太大太久，掩蓋了歷史底蘊：始於漢代的玉門縣，與敦煌相距200多公里（在西北不算遠）、擁有雅丹地貌魔鬼城、大型油田礦井、工業遺存……玉門本身資源條件並不差。未來如何整合資源打好這張牌？
對於資源枯竭城市轉型，國際上有一些先進經驗，比如德國魯爾、美國匹茲堡、法國洛林等案例，通過環境整治，工業遺存轉變為公園，發展旅遊業、農業、文旅等等。
有一個畢爾巴鄂的城市復興案例，被建築界贊為“一座博物館，挽救一座城”：該市坐落西班牙西北部，曾是一座冶金和化工業城市，進入20世紀中葉以後，伴隨礦產資源日漸枯竭，畢爾巴鄂的發展陷入困境。經濟蕭條，流經市區的內維隆河被嚴重汙染，陷入深重的危機。該市利用原來河濱廢棄的工業用地，開發了古根海姆博物館，利用城市門戶的地段——舊城區邊緣，和內維隆河南岸，與鄰近的美術館、德烏斯托大學及阿里亞加歌劇院共同組成了畢爾巴鄂城的文化中心。它的誕生，改變了一座城市的命運，開創了“以文化帶動城市發展”的成功典範。
筆者的意思，不是想讓剛摘了貧困縣帽子的縣級市，去興建藝術館、博物館，照搬照抄沒有意義。只是在思考，大城市走科創，小城市走文旅，這條路可行嗎？至少玉門有這個機會。
筆者認為玉門的轉型至少可以走以下幾步：
- 主動納入“大敦煌”文旅系統，為敦煌做好文旅配套，利用玉門的昌馬石窟和莫高窟產生景點聯動；
- 承接“大敦煌”下屬大型節日會展分會場等，做好配套服務；
- 利用特殊地貌風景，開發影視基地，打造影視產業；
- 利用老城區的工業區、生活區遺存，以低租甚至免租方式邀請新銳藝術家進行工作室、策展改造進駐，打造類似日本“越後妻有”鄉村的大型藝術節，和敦煌會展遙相呼應，彼此幫襯。
總之，小城市轉型越來越難“單打獨鬥”，越來越要“抱團取暖”，優勢互補，差異共存，合作大於競爭，才有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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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元單價的房子你敢買嗎？
最低28元單價，一套房子總價不過兩三千元。當然這是極端價格。大部分房子標價在5、6萬/套，有的直接標一萬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單價最低不過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東表示“房價怎麼定，看心情”。
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資源的詛咒”
從鶴崗到玉門，正是目前中國“收縮型城市”的一個縮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縮型城市”的說法。媒體總結了“收縮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結構危機、大城市周邊衛星城、欠發達城市、邊境偏遠。
儘管目前只有80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但同樣在中國，還有262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二者存在數據的重疊。可以說，大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正面臨“收縮”的尷尬。這符合經濟學上說的“資源的詛咒”，也叫“荷蘭病”。
關於礦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也帶來“新興都市”效應，但更多引發了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叫做“資源的詛咒”。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其他產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荷蘭病”。
城市資源枯竭、經濟蕭條、人口流失這些現象在歐美也很常見。在美國，有一個 “鐵鏽地帶”的統稱，特指美國五大湖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那裡最出名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汽車之城，也是“美國最大的破產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轉型仍在艱難蹣跚。而我國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也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城市化在發生著什麼？一邊是大城市的擴張，一邊是小城鎮的萎縮。二者彼此相關，互為因果。這些資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鎮，還有沒有機會？
蘇聯模式 PK 美國模式
著有《城市的精神》一書的貝淡寧教授，曾這樣說過：“中國的城市很不幸，1949年後的前30年採用蘇聯式的現代化，後30年採用美國式的現代化，而且保留了二者最糟糕的部分。”
這句話也可以從“空間”上去理解——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二線大城市，目前走著美國的現代化道路；而廣大的西部內陸三四線小城市，仍保留著“蘇聯模式”。二者的摺疊程度，不亞於在平行宇宙裡。
“美國模式”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沿海一二線繁華大城市的樣子：摩天大樓林立、百貨公司雲集、數不清的咖啡館和數不清的科創公司，星巴克裡不是談PC就是談VC，有中產階級社區，人們文明有禮。
國內大部分城市都殘存著“蘇聯模式”規劃上的共性，如：
- 強調利於汽車駕駛的大馬路，而不是步行街道的縱橫；
- 實行分區制把居住區和工業區、商業區分開；
- 在人口暴增時採用“攤大餅”的方式向外擴張。……
舉個例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各大城市興起的“工人新村”，就是“蘇聯模式”的產物。從選址到社區規劃、再到戶型設計，工人新村集中體現了當年生產生活的風貌，以及濃厚的集體意識。這些新村有自給自足的菜場、商店、學校等，同一個新村住的也多是同事、熟人，類似一個“熟人社會”。
比“新村”更極端的是“國企大廠”。當年一些以鋼鐵煤炭為主的大型國企廠區自辦託兒所、小學，甚至還有廠區書店、醫院、影院等等，一座廠區就是一個社會，一座小城市。很多70、80後的童年，都是一段有關“大廠”的集體意識。
“蘇聯模式”的優點，是對“集體”的強調與歸屬。這份濃厚的歸屬感，恰恰是現代大都市所缺失的，現在也顯得異常珍貴。這也就可以理解，當媒體對這些資源城市一片唱衰時，為什麼還會有一些當地油田、礦業工人在網上發帖，捍衛廠區，要與它榮辱與共。
這份“集體意識”正伴隨我們的“大城市化”“生人社會”日漸消解。
“美國模式”、“蘇聯模式”都有其合理之處。各有利弊，理應互相尊重。就像大城市與小城市，但能否獨立存在，各自安好？
大城越大，小城越小
獨立存在，好像很難。
與玉門小城人口收縮截然相反的，是西北大城市的擴張。
在“地廣人稀”的西北，五省人口約一億左右，與一個河南省相當。五省之間的人口流動，是一場此起彼伏的“零和遊戲”。哪座城市最強大，人就會往哪裡去。於是省會之間，搶人大戰愈演愈烈。
2019年4月蘭州落戶發佈了新規定：凡中專以上學歷或相應專業技術職稱人員，可到蘭州任一派出所辦理落戶。中專落戶，幾乎等同於全面放開戶口了。蘭州，作為甘肅的省會，為什麼設立如此低的門檻？因為蘭州人口實在太少——375萬，不及長三角一個地級市。
這和西北的“超級明星城市”相比，數字有點難看了。2019年3月，西安市統計局發表公報顯示：西安市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萬。雖然前不久杭州也有破千萬的官宣，但西安的意義更大——目前整個陝西省常住人口總量3864.4萬（2018年），不足4000萬，西安一座城市就佔了全省的1/4，西北五省的1/10。
西安不僅面向省內，虹吸效應還會體現在對周邊省份的人口吸附。就像杭州、南京具有對安徽、江西、山東等周邊外省有強大的城市吸附力一樣。周邊即使是省會，也容易“人口失血”。因此，西安獲批國家中心城市，是其在西北五省間的地位確定的。今後難免“一家獨大”。
“小城越小，大城越大”，是一個全球現象。美國有學者提出“贏者通吃”的超級城市化現象：超級城市就像那些收入超高的明星一樣，輕鬆凌駕於普通城市之上。它們擁有最強的創新實力，控制著全球最大份額的資本和投資，並聚集了業界頂尖的金融、媒體、娛樂等創新驅動的高附加值產業。（[美] 理查德·佛羅里達《新城市危機》）
就像公司之間兼併重組，很多無聞的地級市、縣級市之間也正在進行“併購”撤市的歷程，這些“小城”何去何從？
小城故事 “小而美”
幾家歡樂幾家愁。
和玉門同屬酒泉縣級市的敦煌，儼然成為了旅遊界的“超級明星”。2018年，敦煌市全年共接待中外遊客1077.3萬人次，同比增長19.64%；實現旅遊收入115億元，同比增長25.92%，旅遊綜合效益又創新高。而且敦煌文創也聲名遠播。僅 2017年，敦煌研究院全年文創產品銷售額達1708.3萬元。這也是繼“故宮文創”之後又一網紅文創平臺。
敦煌與玉門，同屬河西走廊的重要節點，如今命運殊途。其實，玉門也是一座很有故事的城市，只是名氣比不上敦煌、張掖。又因一度油田的光環太大太久，掩蓋了歷史底蘊：始於漢代的玉門縣，與敦煌相距200多公里（在西北不算遠）、擁有雅丹地貌魔鬼城、大型油田礦井、工業遺存……玉門本身資源條件並不差。未來如何整合資源打好這張牌？
對於資源枯竭城市轉型，國際上有一些先進經驗，比如德國魯爾、美國匹茲堡、法國洛林等案例，通過環境整治，工業遺存轉變為公園，發展旅遊業、農業、文旅等等。
有一個畢爾巴鄂的城市復興案例，被建築界贊為“一座博物館，挽救一座城”：該市坐落西班牙西北部，曾是一座冶金和化工業城市，進入20世紀中葉以後，伴隨礦產資源日漸枯竭，畢爾巴鄂的發展陷入困境。經濟蕭條，流經市區的內維隆河被嚴重汙染，陷入深重的危機。該市利用原來河濱廢棄的工業用地，開發了古根海姆博物館，利用城市門戶的地段——舊城區邊緣，和內維隆河南岸，與鄰近的美術館、德烏斯托大學及阿里亞加歌劇院共同組成了畢爾巴鄂城的文化中心。它的誕生，改變了一座城市的命運，開創了“以文化帶動城市發展”的成功典範。
筆者的意思，不是想讓剛摘了貧困縣帽子的縣級市，去興建藝術館、博物館，照搬照抄沒有意義。只是在思考，大城市走科創，小城市走文旅，這條路可行嗎？至少玉門有這個機會。
筆者認為玉門的轉型至少可以走以下幾步：
- 主動納入“大敦煌”文旅系統，為敦煌做好文旅配套，利用玉門的昌馬石窟和莫高窟產生景點聯動；
- 承接“大敦煌”下屬大型節日會展分會場等，做好配套服務；
- 利用特殊地貌風景，開發影視基地，打造影視產業；
- 利用老城區的工業區、生活區遺存，以低租甚至免租方式邀請新銳藝術家進行工作室、策展改造進駐，打造類似日本“越後妻有”鄉村的大型藝術節，和敦煌會展遙相呼應，彼此幫襯。
總之，小城市轉型越來越難“單打獨鬥”，越來越要“抱團取暖”，優勢互補，差異共存，合作大於競爭，才有好的出路。
善待弱勢的城市之美
城市之美，不僅在乎自然，更在意人文。城市轉型，前提是要有優良的治安、生活、人文環境。政府班子不能只盯經濟，更要有人文關懷。
我想玉門當地政府邁出的第一步，可以是重新給予老城區留守人員一份新型、安全的歸屬感。比如：
- 對弱勢群體重新進行居住、就業安置；
- 對盜竊犯罪等加大治安治理；
- 提供免費的就業培訓；
- 鼓勵個人脫貧創業；
- 給予相關的保障支持等等。
不是讓人們遷出老城，而是復興老城，復興個人。讓城市用賦能的態度，創建良善、積極的精神氛圍。
讓“老市民”用“新態度”，去擁抱城市這座“大集體”，而不是讓貧窮隔離隱遁在某個區，某條街，某個灰敗的角落裡。因為城市之美，首先是善待弱勢，再是榜樣強者。
·這是第2786篇原創首發文章 字數 4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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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元單價的房子你敢買嗎？
最低28元單價，一套房子總價不過兩三千元。當然這是極端價格。大部分房子標價在5、6萬/套，有的直接標一萬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單價最低不過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東表示“房價怎麼定，看心情”。
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資源的詛咒”
從鶴崗到玉門，正是目前中國“收縮型城市”的一個縮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縮型城市”的說法。媒體總結了“收縮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結構危機、大城市周邊衛星城、欠發達城市、邊境偏遠。
儘管目前只有80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但同樣在中國，還有262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二者存在數據的重疊。可以說，大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正面臨“收縮”的尷尬。這符合經濟學上說的“資源的詛咒”，也叫“荷蘭病”。
關於礦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也帶來“新興都市”效應，但更多引發了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叫做“資源的詛咒”。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其他產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荷蘭病”。
城市資源枯竭、經濟蕭條、人口流失這些現象在歐美也很常見。在美國，有一個 “鐵鏽地帶”的統稱，特指美國五大湖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那裡最出名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汽車之城，也是“美國最大的破產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轉型仍在艱難蹣跚。而我國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也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城市化在發生著什麼？一邊是大城市的擴張，一邊是小城鎮的萎縮。二者彼此相關，互為因果。這些資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鎮，還有沒有機會？
蘇聯模式 PK 美國模式
著有《城市的精神》一書的貝淡寧教授，曾這樣說過：“中國的城市很不幸，1949年後的前30年採用蘇聯式的現代化，後30年採用美國式的現代化，而且保留了二者最糟糕的部分。”
這句話也可以從“空間”上去理解——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二線大城市，目前走著美國的現代化道路；而廣大的西部內陸三四線小城市，仍保留著“蘇聯模式”。二者的摺疊程度，不亞於在平行宇宙裡。
“美國模式”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沿海一二線繁華大城市的樣子：摩天大樓林立、百貨公司雲集、數不清的咖啡館和數不清的科創公司，星巴克裡不是談PC就是談VC，有中產階級社區，人們文明有禮。
國內大部分城市都殘存著“蘇聯模式”規劃上的共性，如：
- 強調利於汽車駕駛的大馬路，而不是步行街道的縱橫；
- 實行分區制把居住區和工業區、商業區分開；
- 在人口暴增時採用“攤大餅”的方式向外擴張。……
舉個例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各大城市興起的“工人新村”，就是“蘇聯模式”的產物。從選址到社區規劃、再到戶型設計，工人新村集中體現了當年生產生活的風貌，以及濃厚的集體意識。這些新村有自給自足的菜場、商店、學校等，同一個新村住的也多是同事、熟人，類似一個“熟人社會”。
比“新村”更極端的是“國企大廠”。當年一些以鋼鐵煤炭為主的大型國企廠區自辦託兒所、小學，甚至還有廠區書店、醫院、影院等等，一座廠區就是一個社會，一座小城市。很多70、80後的童年，都是一段有關“大廠”的集體意識。
“蘇聯模式”的優點，是對“集體”的強調與歸屬。這份濃厚的歸屬感，恰恰是現代大都市所缺失的，現在也顯得異常珍貴。這也就可以理解，當媒體對這些資源城市一片唱衰時，為什麼還會有一些當地油田、礦業工人在網上發帖，捍衛廠區，要與它榮辱與共。
這份“集體意識”正伴隨我們的“大城市化”“生人社會”日漸消解。
“美國模式”、“蘇聯模式”都有其合理之處。各有利弊，理應互相尊重。就像大城市與小城市，但能否獨立存在，各自安好？
大城越大，小城越小
獨立存在，好像很難。
與玉門小城人口收縮截然相反的，是西北大城市的擴張。
在“地廣人稀”的西北，五省人口約一億左右，與一個河南省相當。五省之間的人口流動，是一場此起彼伏的“零和遊戲”。哪座城市最強大，人就會往哪裡去。於是省會之間，搶人大戰愈演愈烈。
2019年4月蘭州落戶發佈了新規定：凡中專以上學歷或相應專業技術職稱人員，可到蘭州任一派出所辦理落戶。中專落戶，幾乎等同於全面放開戶口了。蘭州，作為甘肅的省會，為什麼設立如此低的門檻？因為蘭州人口實在太少——375萬，不及長三角一個地級市。
這和西北的“超級明星城市”相比，數字有點難看了。2019年3月，西安市統計局發表公報顯示：西安市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萬。雖然前不久杭州也有破千萬的官宣，但西安的意義更大——目前整個陝西省常住人口總量3864.4萬（2018年），不足4000萬，西安一座城市就佔了全省的1/4，西北五省的1/10。
西安不僅面向省內，虹吸效應還會體現在對周邊省份的人口吸附。就像杭州、南京具有對安徽、江西、山東等周邊外省有強大的城市吸附力一樣。周邊即使是省會，也容易“人口失血”。因此，西安獲批國家中心城市，是其在西北五省間的地位確定的。今後難免“一家獨大”。
“小城越小，大城越大”，是一個全球現象。美國有學者提出“贏者通吃”的超級城市化現象：超級城市就像那些收入超高的明星一樣，輕鬆凌駕於普通城市之上。它們擁有最強的創新實力，控制著全球最大份額的資本和投資，並聚集了業界頂尖的金融、媒體、娛樂等創新驅動的高附加值產業。（[美] 理查德·佛羅里達《新城市危機》）
就像公司之間兼併重組，很多無聞的地級市、縣級市之間也正在進行“併購”撤市的歷程，這些“小城”何去何從？
小城故事 “小而美”
幾家歡樂幾家愁。
和玉門同屬酒泉縣級市的敦煌，儼然成為了旅遊界的“超級明星”。2018年，敦煌市全年共接待中外遊客1077.3萬人次，同比增長19.64%；實現旅遊收入115億元，同比增長25.92%，旅遊綜合效益又創新高。而且敦煌文創也聲名遠播。僅 2017年，敦煌研究院全年文創產品銷售額達1708.3萬元。這也是繼“故宮文創”之後又一網紅文創平臺。
敦煌與玉門，同屬河西走廊的重要節點，如今命運殊途。其實，玉門也是一座很有故事的城市，只是名氣比不上敦煌、張掖。又因一度油田的光環太大太久，掩蓋了歷史底蘊：始於漢代的玉門縣，與敦煌相距200多公里（在西北不算遠）、擁有雅丹地貌魔鬼城、大型油田礦井、工業遺存……玉門本身資源條件並不差。未來如何整合資源打好這張牌？
對於資源枯竭城市轉型，國際上有一些先進經驗，比如德國魯爾、美國匹茲堡、法國洛林等案例，通過環境整治，工業遺存轉變為公園，發展旅遊業、農業、文旅等等。
有一個畢爾巴鄂的城市復興案例，被建築界贊為“一座博物館，挽救一座城”：該市坐落西班牙西北部，曾是一座冶金和化工業城市，進入20世紀中葉以後，伴隨礦產資源日漸枯竭，畢爾巴鄂的發展陷入困境。經濟蕭條，流經市區的內維隆河被嚴重汙染，陷入深重的危機。該市利用原來河濱廢棄的工業用地，開發了古根海姆博物館，利用城市門戶的地段——舊城區邊緣，和內維隆河南岸，與鄰近的美術館、德烏斯托大學及阿里亞加歌劇院共同組成了畢爾巴鄂城的文化中心。它的誕生，改變了一座城市的命運，開創了“以文化帶動城市發展”的成功典範。
筆者的意思，不是想讓剛摘了貧困縣帽子的縣級市，去興建藝術館、博物館，照搬照抄沒有意義。只是在思考，大城市走科創，小城市走文旅，這條路可行嗎？至少玉門有這個機會。
筆者認為玉門的轉型至少可以走以下幾步：
- 主動納入“大敦煌”文旅系統，為敦煌做好文旅配套，利用玉門的昌馬石窟和莫高窟產生景點聯動；
- 承接“大敦煌”下屬大型節日會展分會場等，做好配套服務；
- 利用特殊地貌風景，開發影視基地，打造影視產業；
- 利用老城區的工業區、生活區遺存，以低租甚至免租方式邀請新銳藝術家進行工作室、策展改造進駐，打造類似日本“越後妻有”鄉村的大型藝術節，和敦煌會展遙相呼應，彼此幫襯。
總之，小城市轉型越來越難“單打獨鬥”，越來越要“抱團取暖”，優勢互補，差異共存，合作大於競爭，才有好的出路。
善待弱勢的城市之美
城市之美，不僅在乎自然，更在意人文。城市轉型，前提是要有優良的治安、生活、人文環境。政府班子不能只盯經濟，更要有人文關懷。
我想玉門當地政府邁出的第一步，可以是重新給予老城區留守人員一份新型、安全的歸屬感。比如：
- 對弱勢群體重新進行居住、就業安置；
- 對盜竊犯罪等加大治安治理；
- 提供免費的就業培訓；
- 鼓勵個人脫貧創業；
- 給予相關的保障支持等等。
不是讓人們遷出老城，而是復興老城，復興個人。讓城市用賦能的態度，創建良善、積極的精神氛圍。
讓“老市民”用“新態度”，去擁抱城市這座“大集體”，而不是讓貧窮隔離隱遁在某個區，某條街，某個灰敗的角落裡。因為城市之美，首先是善待弱勢，再是榜樣強者。
- 本文參考：
《探訪“棄城”玉門：房價低至200元/平米》
《曾經的油城如今房價200元/㎡ 甘肅玉門經歷了什麼？》
《歐洲的文藝青年，用一間博物館救了一座城》
- 美的經濟學專欄：
中國房子，“從猛烈到美”
火鍋的勝利，蘇幫菜的圍城
瘋狂的優衣庫，失落的Forever 21
看高島屋謝幕：數學與美學的徘徊
杭州良渚，一場五千年的詩意“復興”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 圖片 | 視覺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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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28元單價，一套房子總價不過兩三千元。當然這是極端價格。大部分房子標價在5、6萬/套，有的直接標一萬元。按照70平方米的面積計算，單價最低不過一二百元，最高五六百元。甚至有房東表示“房價怎麼定，看心情”。
這樣的魔幻現實發生在甘肅玉門。
玉門隸屬於酒泉下的一個縣級市，和著名的玉門關距離甚遠，是依託油田開發的資源性城市。
伴隨著油田耗盡，在2009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第二批資源枯竭轉型城市。曾經的玉門，誕生了新中國第一座油田、第一座石化基地，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裡，輝煌一時。還曾有人賦詩盛讚玉門：“蘇聯有巴庫，中國有玉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人”。
如今的玉門有兩座城區，當地政府主力發展新城區。傳聞中的房子集中在老城區。因油田枯竭、石油企業遷移，老城的常住人口從13.5萬下降到1.5萬，留守的多是老弱病殘和下崗失業人員。整座老城區只剩下一盞紅綠燈。網上的照片觸目驚心：到處是殘破的大樓，曾經的百貨商場、新華書店也關閉了，公共基礎服務幾乎不再。據說這裡最紅火的兩個職業，一是收廢品，二是替人看管空房間。老城區房屋以每套20到50元“廉租”給留守居民。這些房屋產權不明晰，很多歸屬於已經搬走的石油管理局，當地居民和政府僅有使用權。這也是房屋“賤賣”的很大原因。
一座千年古城，劃分新舊兩大城區。一面是現代化的發展成果，一面是計劃經濟遺留的結果。這樣的城市語境，顯示了我們當今時代的印跡與隔閡。
“資源的詛咒”
從鶴崗到玉門，正是目前中國“收縮型城市”的一個縮影。
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首次提到了“收縮型城市”的說法。媒體總結了“收縮型城市”的四大共性：結構危機、大城市周邊衛星城、欠發達城市、邊境偏遠。
儘管目前只有80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收縮，但同樣在中國，還有262個資源枯竭型城市，這二者存在數據的重疊。可以說，大部分資源枯竭型城市正面臨“收縮”的尷尬。這符合經濟學上說的“資源的詛咒”，也叫“荷蘭病”。
關於礦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雖然也帶來“新興都市”效應，但更多引發了與礦業資源相關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叫做“資源的詛咒”。
荷蘭上世紀50年代因發現海岸線盛藏巨量天然氣，迅速成為以出口天然氣為主的國家，其他工業逐步萎縮。資源帶來的財富使荷蘭國內創新動力萎縮，其他產業失去競爭力。以至於上世紀80年代初期，荷蘭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這就是“荷蘭病”。
城市資源枯竭、經濟蕭條、人口流失這些現象在歐美也很常見。在美國，有一個 “鐵鏽地帶”的統稱，特指美國五大湖傳統工業衰退的地區，那裡最出名的城市，就是當年的汽車之城，也是“美國最大的破產城市”——底特律。
目前，底特律的轉型仍在艱難蹣跚。而我國對資源枯竭城市的轉型也在探索之中。我們的城市化在發生著什麼？一邊是大城市的擴張，一邊是小城鎮的萎縮。二者彼此相關，互為因果。這些資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小城鎮，還有沒有機會？
蘇聯模式 PK 美國模式
著有《城市的精神》一書的貝淡寧教授，曾這樣說過：“中國的城市很不幸，1949年後的前30年採用蘇聯式的現代化，後30年採用美國式的現代化，而且保留了二者最糟糕的部分。”
這句話也可以從“空間”上去理解——在中國沿海發達地區二線大城市，目前走著美國的現代化道路；而廣大的西部內陸三四線小城市，仍保留著“蘇聯模式”。二者的摺疊程度，不亞於在平行宇宙裡。
“美國模式”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沿海一二線繁華大城市的樣子：摩天大樓林立、百貨公司雲集、數不清的咖啡館和數不清的科創公司，星巴克裡不是談PC就是談VC，有中產階級社區，人們文明有禮。
國內大部分城市都殘存著“蘇聯模式”規劃上的共性，如：
- 強調利於汽車駕駛的大馬路，而不是步行街道的縱橫；
- 實行分區制把居住區和工業區、商業區分開；
- 在人口暴增時採用“攤大餅”的方式向外擴張。……
舉個例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各大城市興起的“工人新村”，就是“蘇聯模式”的產物。從選址到社區規劃、再到戶型設計，工人新村集中體現了當年生產生活的風貌，以及濃厚的集體意識。這些新村有自給自足的菜場、商店、學校等，同一個新村住的也多是同事、熟人，類似一個“熟人社會”。
比“新村”更極端的是“國企大廠”。當年一些以鋼鐵煤炭為主的大型國企廠區自辦託兒所、小學，甚至還有廠區書店、醫院、影院等等，一座廠區就是一個社會，一座小城市。很多70、80後的童年，都是一段有關“大廠”的集體意識。
“蘇聯模式”的優點，是對“集體”的強調與歸屬。這份濃厚的歸屬感，恰恰是現代大都市所缺失的，現在也顯得異常珍貴。這也就可以理解，當媒體對這些資源城市一片唱衰時，為什麼還會有一些當地油田、礦業工人在網上發帖，捍衛廠區，要與它榮辱與共。
這份“集體意識”正伴隨我們的“大城市化”“生人社會”日漸消解。
“美國模式”、“蘇聯模式”都有其合理之處。各有利弊，理應互相尊重。就像大城市與小城市，但能否獨立存在，各自安好？
大城越大，小城越小
獨立存在，好像很難。
與玉門小城人口收縮截然相反的，是西北大城市的擴張。
在“地廣人稀”的西北，五省人口約一億左右，與一個河南省相當。五省之間的人口流動，是一場此起彼伏的“零和遊戲”。哪座城市最強大，人就會往哪裡去。於是省會之間，搶人大戰愈演愈烈。
2019年4月蘭州落戶發佈了新規定：凡中專以上學歷或相應專業技術職稱人員，可到蘭州任一派出所辦理落戶。中專落戶，幾乎等同於全面放開戶口了。蘭州，作為甘肅的省會，為什麼設立如此低的門檻？因為蘭州人口實在太少——375萬，不及長三角一個地級市。
這和西北的“超級明星城市”相比，數字有點難看了。2019年3月，西安市統計局發表公報顯示：西安市常住人口正式突破千萬。雖然前不久杭州也有破千萬的官宣，但西安的意義更大——目前整個陝西省常住人口總量3864.4萬（2018年），不足4000萬，西安一座城市就佔了全省的1/4，西北五省的1/10。
西安不僅面向省內，虹吸效應還會體現在對周邊省份的人口吸附。就像杭州、南京具有對安徽、江西、山東等周邊外省有強大的城市吸附力一樣。周邊即使是省會，也容易“人口失血”。因此，西安獲批國家中心城市，是其在西北五省間的地位確定的。今後難免“一家獨大”。
“小城越小，大城越大”，是一個全球現象。美國有學者提出“贏者通吃”的超級城市化現象：超級城市就像那些收入超高的明星一樣，輕鬆凌駕於普通城市之上。它們擁有最強的創新實力，控制著全球最大份額的資本和投資，並聚集了業界頂尖的金融、媒體、娛樂等創新驅動的高附加值產業。（[美] 理查德·佛羅里達《新城市危機》）
就像公司之間兼併重組，很多無聞的地級市、縣級市之間也正在進行“併購”撤市的歷程，這些“小城”何去何從？
小城故事 “小而美”
幾家歡樂幾家愁。
和玉門同屬酒泉縣級市的敦煌，儼然成為了旅遊界的“超級明星”。2018年，敦煌市全年共接待中外遊客1077.3萬人次，同比增長19.64%；實現旅遊收入115億元，同比增長25.92%，旅遊綜合效益又創新高。而且敦煌文創也聲名遠播。僅 2017年，敦煌研究院全年文創產品銷售額達1708.3萬元。這也是繼“故宮文創”之後又一網紅文創平臺。
敦煌與玉門，同屬河西走廊的重要節點，如今命運殊途。其實，玉門也是一座很有故事的城市，只是名氣比不上敦煌、張掖。又因一度油田的光環太大太久，掩蓋了歷史底蘊：始於漢代的玉門縣，與敦煌相距200多公里（在西北不算遠）、擁有雅丹地貌魔鬼城、大型油田礦井、工業遺存……玉門本身資源條件並不差。未來如何整合資源打好這張牌？
對於資源枯竭城市轉型，國際上有一些先進經驗，比如德國魯爾、美國匹茲堡、法國洛林等案例，通過環境整治，工業遺存轉變為公園，發展旅遊業、農業、文旅等等。
有一個畢爾巴鄂的城市復興案例，被建築界贊為“一座博物館，挽救一座城”：該市坐落西班牙西北部，曾是一座冶金和化工業城市，進入20世紀中葉以後，伴隨礦產資源日漸枯竭，畢爾巴鄂的發展陷入困境。經濟蕭條，流經市區的內維隆河被嚴重汙染，陷入深重的危機。該市利用原來河濱廢棄的工業用地，開發了古根海姆博物館，利用城市門戶的地段——舊城區邊緣，和內維隆河南岸，與鄰近的美術館、德烏斯托大學及阿里亞加歌劇院共同組成了畢爾巴鄂城的文化中心。它的誕生，改變了一座城市的命運，開創了“以文化帶動城市發展”的成功典範。
筆者的意思，不是想讓剛摘了貧困縣帽子的縣級市，去興建藝術館、博物館，照搬照抄沒有意義。只是在思考，大城市走科創，小城市走文旅，這條路可行嗎？至少玉門有這個機會。
筆者認為玉門的轉型至少可以走以下幾步：
- 主動納入“大敦煌”文旅系統，為敦煌做好文旅配套，利用玉門的昌馬石窟和莫高窟產生景點聯動；
- 承接“大敦煌”下屬大型節日會展分會場等，做好配套服務；
- 利用特殊地貌風景，開發影視基地，打造影視產業；
- 利用老城區的工業區、生活區遺存，以低租甚至免租方式邀請新銳藝術家進行工作室、策展改造進駐，打造類似日本“越後妻有”鄉村的大型藝術節，和敦煌會展遙相呼應，彼此幫襯。
總之，小城市轉型越來越難“單打獨鬥”，越來越要“抱團取暖”，優勢互補，差異共存，合作大於競爭，才有好的出路。
善待弱勢的城市之美
城市之美，不僅在乎自然，更在意人文。城市轉型，前提是要有優良的治安、生活、人文環境。政府班子不能只盯經濟，更要有人文關懷。
我想玉門當地政府邁出的第一步，可以是重新給予老城區留守人員一份新型、安全的歸屬感。比如：
- 對弱勢群體重新進行居住、就業安置；
- 對盜竊犯罪等加大治安治理；
- 提供免費的就業培訓；
- 鼓勵個人脫貧創業；
- 給予相關的保障支持等等。
不是讓人們遷出老城，而是復興老城，復興個人。讓城市用賦能的態度，創建良善、積極的精神氛圍。
讓“老市民”用“新態度”，去擁抱城市這座“大集體”，而不是讓貧窮隔離隱遁在某個區，某條街，某個灰敗的角落裡。因為城市之美，首先是善待弱勢，再是榜樣強者。
- 本文參考：
《探訪“棄城”玉門：房價低至200元/平米》
《曾經的油城如今房價200元/㎡ 甘肅玉門經歷了什麼？》
《歐洲的文藝青年，用一間博物館救了一座城》
- 美的經濟學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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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高島屋謝幕：數學與美學的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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