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自建立後，改革的次數很多，但每次改革都沒有成功。這或許就是北宋滅亡的“根源”，既然北宋沒有改革成功，宋人南遷後，南宋也不可能繼續改革，這就是宋朝的命運。

宋朝歷次改革中，最為關鍵一次改革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在位時的一次改革。這項改革找準了“短板”，也找對了改革的切入點，但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

背景

1022年，宋乾興元年，趙恆駕崩，其子趙禎即位，這就是歷史上的宋仁宗。但宋仁宗繼位之初的大權並未掌握在他的手裡，而是由宋真宗的劉皇后控制。宋朝女人當權也不少，但沒有一個有武則天那樣的能力。

劉皇后把握大權後，任用了王曾、王欽若、張知白、張士遜、呂夷簡等人為宰相，朝政依舊按以往的舊例進行。但舊政弊端顯露出來，那就是“守內虛外”，這項決策讓宋朝矛盾加劇。因為“守內”致使宋朝官僚階層不斷增加，官員數量多，辦事效率低下。最為要命的是軍隊將與兵比例拉大，將官增加，導致作戰能力低下，而朝廷要養活這些官員需要花費大量的銀兩，導致國庫吃緊。

都說宋朝富有，但也擱不住如此大量花銷。為了解決“積貧積弱”的問題，宋朝不得不增加賦稅，這就加重了民眾的負擔，老百姓怨聲載道，反抗鬥爭不斷髮生。而此時遼與西夏互相呼應，嚴重威脅了宋朝北部和西北的邊境穩定，此時宋朝陷入內憂外患的境地。

1033年，劉太后死後，仁宗才正式控制朝政，但此時宋朝內部矛盾十分突出，而且有激化趨勢。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宋朝南京（商丘）、京東、鄭州、許州、滑州、解州、池州、清平軍（山東章丘）、臨江軍（江西清江西）、建昌軍（江西南城）、桂陽監（今湖南桂陽）及夔州、峽州等地，先後爆發了不同形式的起義，規模有大有小。其中最大的反抗鬥爭就是慶曆三年沂州虎翼軍卒王倫率眾譁變，殺了巡檢使朱進，“轉鬥千餘里”，“如履無人之境”。

同年，京西、陝西兩路又發生了張海、郭貌山領導的農民起義，於黃河至漢水流域殺戮貪官汙吏，“散錢帛與其黨及貧民”。隨後在荊糊南路瑤、漢百姓的起義，“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還有河北王則的起義。

這一系列的起義震動了北宋朝野，《歐陽文公集》記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形容此時的宋朝起義很貼切。此時宋朝官僚階層當然看到社會的不滿，也意識到危機，於是就建議仁宗改革。

序幕

對於宋朝存在的問題，在起義之前，一些地方官僚中的有識之士就已經進行了局部改革，比如大理寺丞郭諮和祕書丞孫琳在沼州肥鄉縣就試著推行“千步方田法”，基本上改變了“田賦不父親，歲久莫能治”的局面。但更多的官僚則是觀望，希望朝廷能有所動作。

慶曆三年，仁宗下令罷免樞密使呂夷簡的職務，隨後提拔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韓琦為樞密使，富弼為樞密副使。讓三人同時以宰相之職執政。又任使歐修、蔡襄、王素、餘靖為諫官。為掃除天下大亂，仁宗讓新任職的官員，儘快拿出改革方案。

范仲淹是江蘇吳縣人，宋大中八年的進士，他對宋朝的弊端看得很透徹，也到實踐中感受到宋朝積弊。

1025年時，范仲淹任大理寺丞時，就向守仁宗建議改革“恩蔭冗濫之弊”。但宋仁宗沒有親政，不敢做這樣大的改革決心。1027年，范仲淹再次向宋仁宗提出《上執政書》，他批評了宋朝存的粉飾太平的剖一，他認為“兵久不用，武備不堅，內外奢侈，國用不棄，賢才乏匱”等問題。但宋仁宗也沒在意。

1030年，范仲淹到河中府任職，他依舊沒有忘記改革，他再次上疏請示裁併州縣，減輕差役，為老百姓減輕養這些官僚的稅賦。但這次建議依舊沒能引起朝廷的重視，但隨著宋朝各地起義不斷，一些大臣才轉而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他們認為范仲淹：“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文”。這是《歐陽文公文集》記載。

歐陽修、富弼、餘靖等年輕官員，對范仲淹的改革表示支持，他們不滿呂夷得等人守舊做法。

1035年，范仲淹升任權知開封府，他再次向仁宗改革，但他反對呂夷簡擅權，遭到降職，出知江西饒州、潤州、越州（浙江紹興）。1036年，呂夷簡等守舊權臣，又把范仲淹、歐陽修、尹洙等人定性為“朋黨”，以此打壓朝廷內要求改革的聲音。一些大臣不敢說話。直到慶曆初年，宋朝內外問題太多了，呂夷簡根本應付不過來，但此時朝廷中要求改革聲音很多，仁宗下令重新起用范仲淹為宰相。從此拉開改革的序幕。

改革

1041年9月，仁宗招大臣到天章閣議事，范仲淹、富弼兩人聯名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一套改革的最初藍本：“一曰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績決定升遷罷黜。二曰抑僥倖，限制官僚子弟依據恩蔭充官。三曰精貢舉，變更學校傳習之業及科舉取士之法，應‘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四曰擇長官，重視對地方官吏的擇選，而使政令下達，杜絕擾民。五曰均公田，均定官所佔職田的收入。六曰厚農桑，主張重視農業生產，修復水利，以利財政收入。七曰修武備，建議招募強壯之丁，以充京畿衛士，令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既可省兵費，又益京師防衛。八曰減徭役，提出合併州縣，以利減輕戶少之州縣百姓的賦役負擔。九曰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官員要恪守職責，嚴格執行皇帝及朝廷所頒大赦等恩惠，以取信於民。十曰重命令，即慎重訂立條法，一經頒行，各級官吏必須照章遵守執行。”

范仲淹提出這10條改革方案，包括各個方面，很實用。慶曆三年仁宗下詔書全國實行，這就是歷史上“慶曆新政”。在新政實施中，富弼還上書當事之條10多條及安邊13策，韓琦也前後上書陳述了改革中的15件事，這些都是范仲淹改革方案的補充。

其實慶曆新政改革的核心就是整頓吏治，緩和社會矛盾，穩定宋朝秩序。慶曆三年10月開始，宋朝就著手對吏治進行整頓，先是中書省、樞密院長官選配的各路轉運使。范仲淹在選配轉運使上很慎重，他制定嚴格的條件“凡是庸碌無能之輩，一律免去，最後選定張溫之到河北、王素到淮南、沈邈到京東、施昌言到河東、李絢到京西，實地考察各地的政績。”

對於范仲淹的改革，富弼最初有疑慮，他認為把庸才免官，會不會出現悲泣之感。范仲淹則堅持認為，如果任由這些官員貪贓枉法，則本路百姓將受其剝削。

不久皇帝下令由中書省、樞密院共同選配各路轉運使和提刑按察使，重新恢復設置各路轉運使司判官。又過段時間，再次讓兩部門發佈施行“新定磨勘式”，作為考核官員及官吏的依據。還定了“蔭補法”，下令限制職田數額。

失敗

但慶曆新政觸動了官僚地主階層的特權及利益，他們必然要反對。部分守舊官員指責改革，並暗中刁難，有的甚至公開反對。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得象對新政極為不滿，他支持部分御史臺諫官，攻擊和誹謗范仲淹等改革派及新政推行，甚至又誣陷改革派為朋黨，“欺罔擅權”、“懷奸不忠”等都用上了。

樞密使夏竦則令其女僕偽造石介為富弼撰寫的廢立皇帝的詔書，誣衊富弼要廢仁宗，另立為帝。守舊勢力的破壞，讓范仲淹的改革遭到阻力，難以推行。

慶曆四年，范仲淹借“秋防”之名離開進行，宣撫陝西、河東兩地。同年八月富弼宣撫河北。兩個改革先鋒離開朝廷後，成了守舊派的天下，他們想盡辦法反對改革，還編織各種罪名，把支持新政的官員貶出朝廷。

此時宋仁宗也受到來自守舊派的壓力，他不得不向守舊派妥協，下令“試朋黨相訐，及按察恣為苛刻、文人肆言行怪者。”慶曆五年，范仲淹被罷相，不久皇帝下令罷“京朝官用保任敘遷法”，又罷“蔭補限年法”。韓琦也遭罷相，歐陽修等人也被貶出朝廷。又以苛刻之名，把各路轉運使、司判官、按察使等取消罷免。懲治貪官有成效的江南轉運使楊紱、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被誣衊為“江東三虎”也被貶官。

後果

在守舊勢力的陷害打擊下，改革派官員人人自危，“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守舊派官員再次控制朝政，基本上廢止了新政措施，依舊奉行“守內虛外”的政策。為解決朝廷龐大的開支，滿足皇室及官員的揮霍浪費，守舊派拼命搜刮百姓，根本不顧百姓的死活。結果是府庫仍舊空空如也，社會矛盾繼續派化。

皇祐四年，范仲淹病逝，此後不久，原來參與改革的官員雖然大部分被啟用，比如富弼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任樞農牧民使。不過兩人再次升官，歐陽修也被任命為樞官副使，但雖然改革派官員再度復官，卻已經沒有改革的動力，他們處於守舊與保守之中，不敢再提改革之事。

宋朝這次改革失敗，為後來熙寧變法帶來前奏，但卻帶來嚴重後果。因為改革沒成功，宋朝沒有養兵的錢，致使軍隊訓練荒廢，長此以往軍隊沒有錢訓練，而且軍士薪酬低，打仗根本沒有動力，為後來北宋滅亡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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