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狂飆突進的王安石相比，司馬光是個持正平穩的人，這被後人視為宋代最大的保守派，其實這是歷史的誤解。司馬光不反對改革，但希望改革要平穩地進行。對於改革，他有一套著名的“破屋”理論。他認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近代法國人托克維爾寫了一本《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改革的後果是引起人們要求進一步改革，但改革卻又無法滿足無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眾不滿情緒加劇，最終可能釀成革命。也就是說，改革既要大膽又要審慎。看來，托克維爾頗得司馬光“破屋”理論的精髓。在這種“破屋”理論的指導下，司馬光和王安石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辯論和拉鋸，王安石是個雄辯的演說家，而司馬光在這方面實非王安石的對手。但司馬光有著與王安石一樣的執拗與耐力，反正這輩子和王安石幹上了。
司馬光與王安石所代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鬥爭十分慘烈。但司馬光和王安石的鬥爭，是君子之爭，是“費厄潑賴”的，不摻雜任何的感情和私利因素。君子之間能像小人一樣大打出手嗎？孔子說“其爭也君子”，表明謙謙君子也有鬥爭。但與小人之爭不同，君子爭的是是非曲直，遵循著一定的規則。事實上，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私人關係不錯，是互相仰慕的好朋友、好文友。他們之間的鬥爭，就像兩大絕頂高手之間的過招，比拼的是內力和品質，任何一方都不會冷不丁地施放暗器。先是王安石鬥敗了司馬光為首的“舊黨”，舊黨一干人等全被貶往各地涼快去了，在全國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法，最後，司馬光的舊黨戰勝了王安石的新黨，在遠離權力核心十多年之後，眾望所歸的司馬光出任宰相，將王安石的新法盡數廢除，活活把王安石給氣死。在王安石去世半年之後，司馬光感覺完成了歷史使命，溘然離世。
王安石也是君子，他變法的著眼點在於使國家富強、民眾安樂，但他狂風暴雨般的變法，出現了大量政策執行上的偏差，培養了一批不謀國只謀私的小人，出現了與王安石變法的初衷事與願違的情況。從這一點來說，雖然司馬光辯論才能和魄力比不上王安石，但他的“破屋”理論還是有可取之處，在政治上是成熟穩健的。北宋若能將司馬光、王安石這兩位君子的才能加以綜合使用，讓王安石主導變法，讓司馬光負責監督和執行，或許歷史將會是另外一番天地。
君子乃國之棟樑，是敢於擔當的猛士，頂起的是國家的天空，絕不會在國家和民族處於危難時刻而轟然倒塌，司馬光就是個敢於擔責的君子。他在擔任幷州通判時，曾經向自己的恩師龐籍提出了一條計策。為了防止西夏人的入侵，他建議修築城堡來控制西夏人，然後招募百姓來此地耕種。龐籍聽從了他的建議，派手下郭恩去辦理此事。郭恩在執行命令的時候，因為不注意設防，部隊被敵人消滅。龐籍因為此事被撤職。司馬光始終認為此事因他而起，三次上書朝廷自責，並要求引咎辭職，沒得到允許。龐籍死後，司馬光便把恩師的妻子拜為自己的母親，撫養龐籍的兒子像撫養自己的親兄弟一樣。在朋友出了事就急於撇清關係的今天，司馬光這種勇於擔責的精神，就顯得難能可貴了。
洪應明在《菜根譚》中說，“退即是進，與即是得”，教我們為人處事以遇事都要讓一步的態度為高明，因為讓一步就等於是為進一步留下了餘地。司馬光就是如此，他懂得人生進退的道理。在王安石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就以退為進，請求辭職，自己躲到洛陽去。在洛陽的十五年，司馬光專心著述，編著了與司馬遷的《史記》雙星閃耀的《資治通鑑》。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編書的條件實在艱苦，他買不起高宅大院，住的是低矮窄小的房子，夏天悶熱難耐，他請人在書房裡挖了一個大深坑，砌上磚，修成一間“地下室”，他就在這個冬暖夏涼的“空調房”裡專心致志地埋頭編書。司馬光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將歷代執政的得失全部融進這部鉅著之中，讓皇帝學習。宋神宗看了之後大加讚賞，說它“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書名為《資治通鑑》。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的著述意義己遠遠超過了他的本意，清代學者王鳴成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