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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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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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 被劫持在銀行金庫的人質們
人質Kristin則說，她做了噩夢，歐洛夫森會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她還從劫犯那裡得到了一顆子彈作為紀念品。
奧爾森還讓人質用銀行裡的一部電話聯繫並安慰家人，31歲的Birgitta Lundblad家裡只有保姆陪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因為聯繫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奧爾森摸了摸她的臉頰說：「再打一次，不要放棄。」
事實上，奧爾森對人質並非一味善良，他同樣會掐著Elisabeth脖子威脅警察要殺死人質，還把她當作人盾來防範警察突襲，用Elisabeth的話說：「他是殘暴和溫柔的結合體。」
這些細節更加強化了人們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認知：凶殘的罪犯只要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們結成「奇怪的夥伴關係」。
被營救出來後，Kristin問她的精神科醫生：「我有什麼問題嗎？我為什麼不恨他們？」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 被劫持在銀行金庫的人質們
人質Kristin則說，她做了噩夢，歐洛夫森會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她還從劫犯那裡得到了一顆子彈作為紀念品。
奧爾森還讓人質用銀行裡的一部電話聯繫並安慰家人，31歲的Birgitta Lundblad家裡只有保姆陪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因為聯繫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奧爾森摸了摸她的臉頰說：「再打一次，不要放棄。」
事實上，奧爾森對人質並非一味善良，他同樣會掐著Elisabeth脖子威脅警察要殺死人質，還把她當作人盾來防範警察突襲，用Elisabeth的話說：「他是殘暴和溫柔的結合體。」
這些細節更加強化了人們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認知：凶殘的罪犯只要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們結成「奇怪的夥伴關係」。
被營救出來後，Kristin問她的精神科醫生：「我有什麼問題嗎？我為什麼不恨他們？」
· 被解救時坐在擔架上的Kristin
一年後接受採訪時，她更是來了句：「我們在金庫中為了共同呼吸，生存，誰威脅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她豈不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患者？
但這背後還存在另一些細節和另一種解釋：人質們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發生不久，她們就意識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關係，自己就能保住命。換言之，她們的表現是一種生存策略。
這種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壞現狀，相比劫犯，人質們更恐懼警察，他們擔心警察的行動會使得暴力升級從而威脅自己的生命。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 被劫持在銀行金庫的人質們
人質Kristin則說，她做了噩夢，歐洛夫森會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她還從劫犯那裡得到了一顆子彈作為紀念品。
奧爾森還讓人質用銀行裡的一部電話聯繫並安慰家人，31歲的Birgitta Lundblad家裡只有保姆陪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因為聯繫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奧爾森摸了摸她的臉頰說：「再打一次，不要放棄。」
事實上，奧爾森對人質並非一味善良，他同樣會掐著Elisabeth脖子威脅警察要殺死人質，還把她當作人盾來防範警察突襲，用Elisabeth的話說：「他是殘暴和溫柔的結合體。」
這些細節更加強化了人們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認知：凶殘的罪犯只要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們結成「奇怪的夥伴關係」。
被營救出來後，Kristin問她的精神科醫生：「我有什麼問題嗎？我為什麼不恨他們？」
· 被解救時坐在擔架上的Kristin
一年後接受採訪時，她更是來了句：「我們在金庫中為了共同呼吸，生存，誰威脅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她豈不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患者？
但這背後還存在另一些細節和另一種解釋：人質們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發生不久，她們就意識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關係，自己就能保住命。換言之，她們的表現是一種生存策略。
這種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壞現狀，相比劫犯，人質們更恐懼警察，他們擔心警察的行動會使得暴力升級從而威脅自己的生命。
· 埋伏在一輛警車後的警察
警察的一些做法和當時的流行心態也都助長了她們的想法。人質可以看到的幾次局勢緊張都跟警方主動行動有關，包括警方偷偷潛入銀行並被劫犯發現，警方承諾不使用催淚瓦斯卻把它用作了最終的解救方案，以及警方中途切斷了銀行對外聯絡的電話線——這激怒了人質們。
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為流行之時，年輕人普遍不相信體制，認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們自己，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義。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 被劫持在銀行金庫的人質們
人質Kristin則說，她做了噩夢，歐洛夫森會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她還從劫犯那裡得到了一顆子彈作為紀念品。
奧爾森還讓人質用銀行裡的一部電話聯繫並安慰家人，31歲的Birgitta Lundblad家裡只有保姆陪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因為聯繫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奧爾森摸了摸她的臉頰說：「再打一次，不要放棄。」
事實上，奧爾森對人質並非一味善良，他同樣會掐著Elisabeth脖子威脅警察要殺死人質，還把她當作人盾來防範警察突襲，用Elisabeth的話說：「他是殘暴和溫柔的結合體。」
這些細節更加強化了人們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認知：凶殘的罪犯只要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們結成「奇怪的夥伴關係」。
被營救出來後，Kristin問她的精神科醫生：「我有什麼問題嗎？我為什麼不恨他們？」
· 被解救時坐在擔架上的Kristin
一年後接受採訪時，她更是來了句：「我們在金庫中為了共同呼吸，生存，誰威脅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她豈不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患者？
但這背後還存在另一些細節和另一種解釋：人質們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發生不久，她們就意識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關係，自己就能保住命。換言之，她們的表現是一種生存策略。
這種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壞現狀，相比劫犯，人質們更恐懼警察，他們擔心警察的行動會使得暴力升級從而威脅自己的生命。
· 埋伏在一輛警車後的警察
警察的一些做法和當時的流行心態也都助長了她們的想法。人質可以看到的幾次局勢緊張都跟警方主動行動有關，包括警方偷偷潛入銀行並被劫犯發現，警方承諾不使用催淚瓦斯卻把它用作了最終的解救方案，以及警方中途切斷了銀行對外聯絡的電話線——這激怒了人質們。
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為流行之時，年輕人普遍不相信體制，認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們自己，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義。
· 巧合的是，最後一位擁有名義政治權力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恰恰在這一年去世，他被很多老派瑞典人視為秩序與傳統的象徵，在其彌留之際發生的這起震驚世界的大案也被當做是一種諷刺
另一方面，奧爾森自己也是這種反叛心理的俘虜，他想做犯罪英雄，把歐洛夫森視為偶像。為履行理念，之前在監獄服刑期間還拿刀捅過一名孌童犯人。此次作案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瑞典大選在即，選民厭惡暴力，政府肯定不敢採取強硬手段。
性道德在奧爾森的犯罪倫理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警方在事後調查發現了地毯上的精斑，一度判斷有強姦發生，但一名女人質告訴她們，奧爾森經過自己同意摸了她的乳房和臀部（其中當然有女方計算形勢的成分），激發性慾後，他進一步提出性交請求，這次她拒絕了，劫犯也沒有強來，選擇了自行解決。
六天對峙中，劫犯一直努力表現得像一個犯罪紳士，三名女人質與之不謀而合，選擇了有效的自保策略。事實上，奧爾森作案失敗入獄後，還跟來採訪的媒體抱怨過，怪這些人質跟他套上了近乎，扭曲了他的犯罪策略。
人質們並非惶然不知事態。Kristin多年後還坦白，她甚至充當過劫犯的「幫凶」，勸說唯一一個男人質Sven Safstrom鼓起勇氣讓奧爾森槍擊他的腿，以便向警察展示「事態的危險」，在Sven表現出膽怯後，她還罵他是膽小鬼。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 被劫持在銀行金庫的人質們
人質Kristin則說，她做了噩夢，歐洛夫森會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她還從劫犯那裡得到了一顆子彈作為紀念品。
奧爾森還讓人質用銀行裡的一部電話聯繫並安慰家人，31歲的Birgitta Lundblad家裡只有保姆陪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因為聯繫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奧爾森摸了摸她的臉頰說：「再打一次，不要放棄。」
事實上，奧爾森對人質並非一味善良，他同樣會掐著Elisabeth脖子威脅警察要殺死人質，還把她當作人盾來防範警察突襲，用Elisabeth的話說：「他是殘暴和溫柔的結合體。」
這些細節更加強化了人們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認知：凶殘的罪犯只要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們結成「奇怪的夥伴關係」。
被營救出來後，Kristin問她的精神科醫生：「我有什麼問題嗎？我為什麼不恨他們？」
· 被解救時坐在擔架上的Kristin
一年後接受採訪時，她更是來了句：「我們在金庫中為了共同呼吸，生存，誰威脅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她豈不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患者？
但這背後還存在另一些細節和另一種解釋：人質們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發生不久，她們就意識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關係，自己就能保住命。換言之，她們的表現是一種生存策略。
這種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壞現狀，相比劫犯，人質們更恐懼警察，他們擔心警察的行動會使得暴力升級從而威脅自己的生命。
· 埋伏在一輛警車後的警察
警察的一些做法和當時的流行心態也都助長了她們的想法。人質可以看到的幾次局勢緊張都跟警方主動行動有關，包括警方偷偷潛入銀行並被劫犯發現，警方承諾不使用催淚瓦斯卻把它用作了最終的解救方案，以及警方中途切斷了銀行對外聯絡的電話線——這激怒了人質們。
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為流行之時，年輕人普遍不相信體制，認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們自己，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義。
· 巧合的是，最後一位擁有名義政治權力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恰恰在這一年去世，他被很多老派瑞典人視為秩序與傳統的象徵，在其彌留之際發生的這起震驚世界的大案也被當做是一種諷刺
另一方面，奧爾森自己也是這種反叛心理的俘虜，他想做犯罪英雄，把歐洛夫森視為偶像。為履行理念，之前在監獄服刑期間還拿刀捅過一名孌童犯人。此次作案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瑞典大選在即，選民厭惡暴力，政府肯定不敢採取強硬手段。
性道德在奧爾森的犯罪倫理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警方在事後調查發現了地毯上的精斑，一度判斷有強姦發生，但一名女人質告訴她們，奧爾森經過自己同意摸了她的乳房和臀部（其中當然有女方計算形勢的成分），激發性慾後，他進一步提出性交請求，這次她拒絕了，劫犯也沒有強來，選擇了自行解決。
六天對峙中，劫犯一直努力表現得像一個犯罪紳士，三名女人質與之不謀而合，選擇了有效的自保策略。事實上，奧爾森作案失敗入獄後，還跟來採訪的媒體抱怨過，怪這些人質跟他套上了近乎，扭曲了他的犯罪策略。
人質們並非惶然不知事態。Kristin多年後還坦白，她甚至充當過劫犯的「幫凶」，勸說唯一一個男人質Sven Safstrom鼓起勇氣讓奧爾森槍擊他的腿，以便向警察展示「事態的危險」，在Sven表現出膽怯後，她還罵他是膽小鬼。
· 今天的Kristin是一名心理諮詢師，她出版事件回憶錄，記述了案發經歷以及後續的感情發展
受性別所累，Sven無疑是人質中的最底層，劫犯對他並不友善，還處處提防，使他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只能跟從現狀，儘量對劫犯表示友好。但他的策略同樣是有效的，劫犯從一度表示要率先射殺他來跟警察攤牌，轉向與之談判，說改為只射他的腿，而直到投降，那顆預定的子彈也沒有打向他。
受犯罪浪漫主義影響的，並不只有案發現場那些「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奧爾森入獄後收到大量女性的求愛信——她們都是通過電視報道感受的這名罪犯的「魅力」，最終他與其中一人結婚。這一事蹟時常被謠傳為他與人質結婚。
不過與劫犯相戀的人質也確有其人，Kristin與歐洛夫森曾有過一段戀情。但她專門澄清過：儘管歐洛夫森在銀行劫案時對她很照顧，她絕對沒有在那會愛上歐洛夫森。
人質解救成功後，奧爾森被判有罪，入獄服刑；歐洛夫森無罪，但仍需服完之前的刑期，在這期間他開始主動給Kristin寫信，二人一來二去，逐漸從友情滋生出愛情。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 被劫持在銀行金庫的人質們
人質Kristin則說，她做了噩夢，歐洛夫森會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她還從劫犯那裡得到了一顆子彈作為紀念品。
奧爾森還讓人質用銀行裡的一部電話聯繫並安慰家人，31歲的Birgitta Lundblad家裡只有保姆陪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因為聯繫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奧爾森摸了摸她的臉頰說：「再打一次，不要放棄。」
事實上，奧爾森對人質並非一味善良，他同樣會掐著Elisabeth脖子威脅警察要殺死人質，還把她當作人盾來防範警察突襲，用Elisabeth的話說：「他是殘暴和溫柔的結合體。」
這些細節更加強化了人們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認知：凶殘的罪犯只要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們結成「奇怪的夥伴關係」。
被營救出來後，Kristin問她的精神科醫生：「我有什麼問題嗎？我為什麼不恨他們？」
· 被解救時坐在擔架上的Kristin
一年後接受採訪時，她更是來了句：「我們在金庫中為了共同呼吸，生存，誰威脅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她豈不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患者？
但這背後還存在另一些細節和另一種解釋：人質們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發生不久，她們就意識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關係，自己就能保住命。換言之，她們的表現是一種生存策略。
這種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壞現狀，相比劫犯，人質們更恐懼警察，他們擔心警察的行動會使得暴力升級從而威脅自己的生命。
· 埋伏在一輛警車後的警察
警察的一些做法和當時的流行心態也都助長了她們的想法。人質可以看到的幾次局勢緊張都跟警方主動行動有關，包括警方偷偷潛入銀行並被劫犯發現，警方承諾不使用催淚瓦斯卻把它用作了最終的解救方案，以及警方中途切斷了銀行對外聯絡的電話線——這激怒了人質們。
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為流行之時，年輕人普遍不相信體制，認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們自己，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義。
· 巧合的是，最後一位擁有名義政治權力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恰恰在這一年去世，他被很多老派瑞典人視為秩序與傳統的象徵，在其彌留之際發生的這起震驚世界的大案也被當做是一種諷刺
另一方面，奧爾森自己也是這種反叛心理的俘虜，他想做犯罪英雄，把歐洛夫森視為偶像。為履行理念，之前在監獄服刑期間還拿刀捅過一名孌童犯人。此次作案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瑞典大選在即，選民厭惡暴力，政府肯定不敢採取強硬手段。
性道德在奧爾森的犯罪倫理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警方在事後調查發現了地毯上的精斑，一度判斷有強姦發生，但一名女人質告訴她們，奧爾森經過自己同意摸了她的乳房和臀部（其中當然有女方計算形勢的成分），激發性慾後，他進一步提出性交請求，這次她拒絕了，劫犯也沒有強來，選擇了自行解決。
六天對峙中，劫犯一直努力表現得像一個犯罪紳士，三名女人質與之不謀而合，選擇了有效的自保策略。事實上，奧爾森作案失敗入獄後，還跟來採訪的媒體抱怨過，怪這些人質跟他套上了近乎，扭曲了他的犯罪策略。
人質們並非惶然不知事態。Kristin多年後還坦白，她甚至充當過劫犯的「幫凶」，勸說唯一一個男人質Sven Safstrom鼓起勇氣讓奧爾森槍擊他的腿，以便向警察展示「事態的危險」，在Sven表現出膽怯後，她還罵他是膽小鬼。
· 今天的Kristin是一名心理諮詢師，她出版事件回憶錄，記述了案發經歷以及後續的感情發展
受性別所累，Sven無疑是人質中的最底層，劫犯對他並不友善，還處處提防，使他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只能跟從現狀，儘量對劫犯表示友好。但他的策略同樣是有效的，劫犯從一度表示要率先射殺他來跟警察攤牌，轉向與之談判，說改為只射他的腿，而直到投降，那顆預定的子彈也沒有打向他。
受犯罪浪漫主義影響的，並不只有案發現場那些「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奧爾森入獄後收到大量女性的求愛信——她們都是通過電視報道感受的這名罪犯的「魅力」，最終他與其中一人結婚。這一事蹟時常被謠傳為他與人質結婚。
不過與劫犯相戀的人質也確有其人，Kristin與歐洛夫森曾有過一段戀情。但她專門澄清過：儘管歐洛夫森在銀行劫案時對她很照顧，她絕對沒有在那會愛上歐洛夫森。
人質解救成功後，奧爾森被判有罪，入獄服刑；歐洛夫森無罪，但仍需服完之前的刑期，在這期間他開始主動給Kristin寫信，二人一來二去，逐漸從友情滋生出愛情。
· 歐洛夫森的照片，可能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他能成功追求自己的人質
他們之後的關係並不穩固，也沒能走向傳統的婚姻。Kristin 30歲時曾渴望一個孩子，在歐洛夫森承諾經濟上支持的情況下懷了孕，但這次妊娠沒能成功，歐洛夫森也因為嚴重的毒品罪行在比利時被捕入獄。
一個媒體術語
Nils Bejerot作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著名論斷時，並未對人質進行細緻的診療，他的判斷直接由電視廣播傳遍全球。
而警方營救成功後，人質們被送到精神病診所接受治療，為期十天。他們接受的是「心理急救」，主要是讓他們消除緊張感，確定死亡威脅已經遠去，針對的病症主要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根據當時的照顧人質的兩位醫生回憶，人質「狀態良好」。
直到今天，「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沒被醫學界接受為一種真正的疾病。
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診斷精神疾病的權威指導《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從來沒有收錄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雖然在第五版（2013年）發佈之前，它曾被考慮列入PTSD的一個亞類。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 被劫持在銀行金庫的人質們
人質Kristin則說，她做了噩夢，歐洛夫森會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她還從劫犯那裡得到了一顆子彈作為紀念品。
奧爾森還讓人質用銀行裡的一部電話聯繫並安慰家人，31歲的Birgitta Lundblad家裡只有保姆陪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因為聯繫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奧爾森摸了摸她的臉頰說：「再打一次，不要放棄。」
事實上，奧爾森對人質並非一味善良，他同樣會掐著Elisabeth脖子威脅警察要殺死人質，還把她當作人盾來防範警察突襲，用Elisabeth的話說：「他是殘暴和溫柔的結合體。」
這些細節更加強化了人們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認知：凶殘的罪犯只要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們結成「奇怪的夥伴關係」。
被營救出來後，Kristin問她的精神科醫生：「我有什麼問題嗎？我為什麼不恨他們？」
· 被解救時坐在擔架上的Kristin
一年後接受採訪時，她更是來了句：「我們在金庫中為了共同呼吸，生存，誰威脅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她豈不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患者？
但這背後還存在另一些細節和另一種解釋：人質們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發生不久，她們就意識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關係，自己就能保住命。換言之，她們的表現是一種生存策略。
這種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壞現狀，相比劫犯，人質們更恐懼警察，他們擔心警察的行動會使得暴力升級從而威脅自己的生命。
· 埋伏在一輛警車後的警察
警察的一些做法和當時的流行心態也都助長了她們的想法。人質可以看到的幾次局勢緊張都跟警方主動行動有關，包括警方偷偷潛入銀行並被劫犯發現，警方承諾不使用催淚瓦斯卻把它用作了最終的解救方案，以及警方中途切斷了銀行對外聯絡的電話線——這激怒了人質們。
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為流行之時，年輕人普遍不相信體制，認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們自己，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義。
· 巧合的是，最後一位擁有名義政治權力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恰恰在這一年去世，他被很多老派瑞典人視為秩序與傳統的象徵，在其彌留之際發生的這起震驚世界的大案也被當做是一種諷刺
另一方面，奧爾森自己也是這種反叛心理的俘虜，他想做犯罪英雄，把歐洛夫森視為偶像。為履行理念，之前在監獄服刑期間還拿刀捅過一名孌童犯人。此次作案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瑞典大選在即，選民厭惡暴力，政府肯定不敢採取強硬手段。
性道德在奧爾森的犯罪倫理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警方在事後調查發現了地毯上的精斑，一度判斷有強姦發生，但一名女人質告訴她們，奧爾森經過自己同意摸了她的乳房和臀部（其中當然有女方計算形勢的成分），激發性慾後，他進一步提出性交請求，這次她拒絕了，劫犯也沒有強來，選擇了自行解決。
六天對峙中，劫犯一直努力表現得像一個犯罪紳士，三名女人質與之不謀而合，選擇了有效的自保策略。事實上，奧爾森作案失敗入獄後，還跟來採訪的媒體抱怨過，怪這些人質跟他套上了近乎，扭曲了他的犯罪策略。
人質們並非惶然不知事態。Kristin多年後還坦白，她甚至充當過劫犯的「幫凶」，勸說唯一一個男人質Sven Safstrom鼓起勇氣讓奧爾森槍擊他的腿，以便向警察展示「事態的危險」，在Sven表現出膽怯後，她還罵他是膽小鬼。
· 今天的Kristin是一名心理諮詢師，她出版事件回憶錄，記述了案發經歷以及後續的感情發展
受性別所累，Sven無疑是人質中的最底層，劫犯對他並不友善，還處處提防，使他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只能跟從現狀，儘量對劫犯表示友好。但他的策略同樣是有效的，劫犯從一度表示要率先射殺他來跟警察攤牌，轉向與之談判，說改為只射他的腿，而直到投降，那顆預定的子彈也沒有打向他。
受犯罪浪漫主義影響的，並不只有案發現場那些「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奧爾森入獄後收到大量女性的求愛信——她們都是通過電視報道感受的這名罪犯的「魅力」，最終他與其中一人結婚。這一事蹟時常被謠傳為他與人質結婚。
不過與劫犯相戀的人質也確有其人，Kristin與歐洛夫森曾有過一段戀情。但她專門澄清過：儘管歐洛夫森在銀行劫案時對她很照顧，她絕對沒有在那會愛上歐洛夫森。
人質解救成功後，奧爾森被判有罪，入獄服刑；歐洛夫森無罪，但仍需服完之前的刑期，在這期間他開始主動給Kristin寫信，二人一來二去，逐漸從友情滋生出愛情。
· 歐洛夫森的照片，可能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他能成功追求自己的人質
他們之後的關係並不穩固，也沒能走向傳統的婚姻。Kristin 30歲時曾渴望一個孩子，在歐洛夫森承諾經濟上支持的情況下懷了孕，但這次妊娠沒能成功，歐洛夫森也因為嚴重的毒品罪行在比利時被捕入獄。
一個媒體術語
Nils Bejerot作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著名論斷時，並未對人質進行細緻的診療，他的判斷直接由電視廣播傳遍全球。
而警方營救成功後，人質們被送到精神病診所接受治療，為期十天。他們接受的是「心理急救」，主要是讓他們消除緊張感，確定死亡威脅已經遠去，針對的病症主要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根據當時的照顧人質的兩位醫生回憶，人質「狀態良好」。
直到今天，「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沒被醫學界接受為一種真正的疾病。
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診斷精神疾病的權威指導《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從來沒有收錄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雖然在第五版（2013年）發佈之前，它曾被考慮列入PTSD的一個亞類。
· 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簡稱DSM-5
醫學上對 PTSD 的定義是一種對創傷事件反覆的闖入性的回憶，意思是 PTSD 患者不愉快的記憶會反覆出現，不斷重現創傷性事件。每位 PTSD 患者的症狀可能都會不同，噩夢是最常見的症狀之一。
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公認的特徵包括：人質對警方的負面情緒；人質對劫犯的正面情緒；以及劫犯對人質的正面情緒。
人們確實發現，一些PTSD患者存在上述表現，但有此特徵的比例太低了：根據2007年聯邦調查局執法公告，只有不到5%的綁架受害者會發展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特徵。
因為定義模糊、案例罕見，與之相關的正經研究也就很少。Namnyak M等學者搜索相關數據庫（PubMED, EMBASE, PsycINFO, CINAHL）收錄的結果顯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詞極少使用在需同行評審的學術研究中。
關於這個「疾病」的絕大多數討論，都發生在大眾媒體。
參考紐約時報每年提及「 Stockholm Syndrome」頻次，可以看到這個詞 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流行。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 被劫持在銀行金庫的人質們
人質Kristin則說，她做了噩夢，歐洛夫森會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她還從劫犯那裡得到了一顆子彈作為紀念品。
奧爾森還讓人質用銀行裡的一部電話聯繫並安慰家人，31歲的Birgitta Lundblad家裡只有保姆陪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因為聯繫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奧爾森摸了摸她的臉頰說：「再打一次，不要放棄。」
事實上，奧爾森對人質並非一味善良，他同樣會掐著Elisabeth脖子威脅警察要殺死人質，還把她當作人盾來防範警察突襲，用Elisabeth的話說：「他是殘暴和溫柔的結合體。」
這些細節更加強化了人們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認知：凶殘的罪犯只要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們結成「奇怪的夥伴關係」。
被營救出來後，Kristin問她的精神科醫生：「我有什麼問題嗎？我為什麼不恨他們？」
· 被解救時坐在擔架上的Kristin
一年後接受採訪時，她更是來了句：「我們在金庫中為了共同呼吸，生存，誰威脅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她豈不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患者？
但這背後還存在另一些細節和另一種解釋：人質們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發生不久，她們就意識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關係，自己就能保住命。換言之，她們的表現是一種生存策略。
這種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壞現狀，相比劫犯，人質們更恐懼警察，他們擔心警察的行動會使得暴力升級從而威脅自己的生命。
· 埋伏在一輛警車後的警察
警察的一些做法和當時的流行心態也都助長了她們的想法。人質可以看到的幾次局勢緊張都跟警方主動行動有關，包括警方偷偷潛入銀行並被劫犯發現，警方承諾不使用催淚瓦斯卻把它用作了最終的解救方案，以及警方中途切斷了銀行對外聯絡的電話線——這激怒了人質們。
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為流行之時，年輕人普遍不相信體制，認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們自己，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義。
· 巧合的是，最後一位擁有名義政治權力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恰恰在這一年去世，他被很多老派瑞典人視為秩序與傳統的象徵，在其彌留之際發生的這起震驚世界的大案也被當做是一種諷刺
另一方面，奧爾森自己也是這種反叛心理的俘虜，他想做犯罪英雄，把歐洛夫森視為偶像。為履行理念，之前在監獄服刑期間還拿刀捅過一名孌童犯人。此次作案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瑞典大選在即，選民厭惡暴力，政府肯定不敢採取強硬手段。
性道德在奧爾森的犯罪倫理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警方在事後調查發現了地毯上的精斑，一度判斷有強姦發生，但一名女人質告訴她們，奧爾森經過自己同意摸了她的乳房和臀部（其中當然有女方計算形勢的成分），激發性慾後，他進一步提出性交請求，這次她拒絕了，劫犯也沒有強來，選擇了自行解決。
六天對峙中，劫犯一直努力表現得像一個犯罪紳士，三名女人質與之不謀而合，選擇了有效的自保策略。事實上，奧爾森作案失敗入獄後，還跟來採訪的媒體抱怨過，怪這些人質跟他套上了近乎，扭曲了他的犯罪策略。
人質們並非惶然不知事態。Kristin多年後還坦白，她甚至充當過劫犯的「幫凶」，勸說唯一一個男人質Sven Safstrom鼓起勇氣讓奧爾森槍擊他的腿，以便向警察展示「事態的危險」，在Sven表現出膽怯後，她還罵他是膽小鬼。
· 今天的Kristin是一名心理諮詢師，她出版事件回憶錄，記述了案發經歷以及後續的感情發展
受性別所累，Sven無疑是人質中的最底層，劫犯對他並不友善，還處處提防，使他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只能跟從現狀，儘量對劫犯表示友好。但他的策略同樣是有效的，劫犯從一度表示要率先射殺他來跟警察攤牌，轉向與之談判，說改為只射他的腿，而直到投降，那顆預定的子彈也沒有打向他。
受犯罪浪漫主義影響的，並不只有案發現場那些「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奧爾森入獄後收到大量女性的求愛信——她們都是通過電視報道感受的這名罪犯的「魅力」，最終他與其中一人結婚。這一事蹟時常被謠傳為他與人質結婚。
不過與劫犯相戀的人質也確有其人，Kristin與歐洛夫森曾有過一段戀情。但她專門澄清過：儘管歐洛夫森在銀行劫案時對她很照顧，她絕對沒有在那會愛上歐洛夫森。
人質解救成功後，奧爾森被判有罪，入獄服刑；歐洛夫森無罪，但仍需服完之前的刑期，在這期間他開始主動給Kristin寫信，二人一來二去，逐漸從友情滋生出愛情。
· 歐洛夫森的照片，可能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他能成功追求自己的人質
他們之後的關係並不穩固，也沒能走向傳統的婚姻。Kristin 30歲時曾渴望一個孩子，在歐洛夫森承諾經濟上支持的情況下懷了孕，但這次妊娠沒能成功，歐洛夫森也因為嚴重的毒品罪行在比利時被捕入獄。
一個媒體術語
Nils Bejerot作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著名論斷時，並未對人質進行細緻的診療，他的判斷直接由電視廣播傳遍全球。
而警方營救成功後，人質們被送到精神病診所接受治療，為期十天。他們接受的是「心理急救」，主要是讓他們消除緊張感，確定死亡威脅已經遠去，針對的病症主要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根據當時的照顧人質的兩位醫生回憶，人質「狀態良好」。
直到今天，「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沒被醫學界接受為一種真正的疾病。
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診斷精神疾病的權威指導《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從來沒有收錄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雖然在第五版（2013年）發佈之前，它曾被考慮列入PTSD的一個亞類。
· 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簡稱DSM-5
醫學上對 PTSD 的定義是一種對創傷事件反覆的闖入性的回憶，意思是 PTSD 患者不愉快的記憶會反覆出現，不斷重現創傷性事件。每位 PTSD 患者的症狀可能都會不同，噩夢是最常見的症狀之一。
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公認的特徵包括：人質對警方的負面情緒；人質對劫犯的正面情緒；以及劫犯對人質的正面情緒。
人們確實發現，一些PTSD患者存在上述表現，但有此特徵的比例太低了：根據2007年聯邦調查局執法公告，只有不到5%的綁架受害者會發展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特徵。
因為定義模糊、案例罕見，與之相關的正經研究也就很少。Namnyak M等學者搜索相關數據庫（PubMED, EMBASE, PsycINFO, CINAHL）收錄的結果顯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詞極少使用在需同行評審的學術研究中。
關於這個「疾病」的絕大多數討論，都發生在大眾媒體。
參考紐約時報每年提及「 Stockholm Syndrome」頻次，可以看到這個詞 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流行。
在早期，使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詞的情景還只限於描述綁架和劫持人質的案件，後來，它逐漸演變為一個任人演繹的媒體術語。
從小甜甜布蘭妮對狗仔隊忍無可忍地使用暴力到弱國對強國的外交關係，都可以用「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 被劫持在銀行金庫的人質們
人質Kristin則說，她做了噩夢，歐洛夫森會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她還從劫犯那裡得到了一顆子彈作為紀念品。
奧爾森還讓人質用銀行裡的一部電話聯繫並安慰家人，31歲的Birgitta Lundblad家裡只有保姆陪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因為聯繫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奧爾森摸了摸她的臉頰說：「再打一次，不要放棄。」
事實上，奧爾森對人質並非一味善良，他同樣會掐著Elisabeth脖子威脅警察要殺死人質，還把她當作人盾來防範警察突襲，用Elisabeth的話說：「他是殘暴和溫柔的結合體。」
這些細節更加強化了人們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認知：凶殘的罪犯只要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們結成「奇怪的夥伴關係」。
被營救出來後，Kristin問她的精神科醫生：「我有什麼問題嗎？我為什麼不恨他們？」
· 被解救時坐在擔架上的Kristin
一年後接受採訪時，她更是來了句：「我們在金庫中為了共同呼吸，生存，誰威脅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她豈不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患者？
但這背後還存在另一些細節和另一種解釋：人質們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發生不久，她們就意識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關係，自己就能保住命。換言之，她們的表現是一種生存策略。
這種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壞現狀，相比劫犯，人質們更恐懼警察，他們擔心警察的行動會使得暴力升級從而威脅自己的生命。
· 埋伏在一輛警車後的警察
警察的一些做法和當時的流行心態也都助長了她們的想法。人質可以看到的幾次局勢緊張都跟警方主動行動有關，包括警方偷偷潛入銀行並被劫犯發現，警方承諾不使用催淚瓦斯卻把它用作了最終的解救方案，以及警方中途切斷了銀行對外聯絡的電話線——這激怒了人質們。
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為流行之時，年輕人普遍不相信體制，認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們自己，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義。
· 巧合的是，最後一位擁有名義政治權力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恰恰在這一年去世，他被很多老派瑞典人視為秩序與傳統的象徵，在其彌留之際發生的這起震驚世界的大案也被當做是一種諷刺
另一方面，奧爾森自己也是這種反叛心理的俘虜，他想做犯罪英雄，把歐洛夫森視為偶像。為履行理念，之前在監獄服刑期間還拿刀捅過一名孌童犯人。此次作案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瑞典大選在即，選民厭惡暴力，政府肯定不敢採取強硬手段。
性道德在奧爾森的犯罪倫理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警方在事後調查發現了地毯上的精斑，一度判斷有強姦發生，但一名女人質告訴她們，奧爾森經過自己同意摸了她的乳房和臀部（其中當然有女方計算形勢的成分），激發性慾後，他進一步提出性交請求，這次她拒絕了，劫犯也沒有強來，選擇了自行解決。
六天對峙中，劫犯一直努力表現得像一個犯罪紳士，三名女人質與之不謀而合，選擇了有效的自保策略。事實上，奧爾森作案失敗入獄後，還跟來採訪的媒體抱怨過，怪這些人質跟他套上了近乎，扭曲了他的犯罪策略。
人質們並非惶然不知事態。Kristin多年後還坦白，她甚至充當過劫犯的「幫凶」，勸說唯一一個男人質Sven Safstrom鼓起勇氣讓奧爾森槍擊他的腿，以便向警察展示「事態的危險」，在Sven表現出膽怯後，她還罵他是膽小鬼。
· 今天的Kristin是一名心理諮詢師，她出版事件回憶錄，記述了案發經歷以及後續的感情發展
受性別所累，Sven無疑是人質中的最底層，劫犯對他並不友善，還處處提防，使他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只能跟從現狀，儘量對劫犯表示友好。但他的策略同樣是有效的，劫犯從一度表示要率先射殺他來跟警察攤牌，轉向與之談判，說改為只射他的腿，而直到投降，那顆預定的子彈也沒有打向他。
受犯罪浪漫主義影響的，並不只有案發現場那些「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奧爾森入獄後收到大量女性的求愛信——她們都是通過電視報道感受的這名罪犯的「魅力」，最終他與其中一人結婚。這一事蹟時常被謠傳為他與人質結婚。
不過與劫犯相戀的人質也確有其人，Kristin與歐洛夫森曾有過一段戀情。但她專門澄清過：儘管歐洛夫森在銀行劫案時對她很照顧，她絕對沒有在那會愛上歐洛夫森。
人質解救成功後，奧爾森被判有罪，入獄服刑；歐洛夫森無罪，但仍需服完之前的刑期，在這期間他開始主動給Kristin寫信，二人一來二去，逐漸從友情滋生出愛情。
· 歐洛夫森的照片，可能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他能成功追求自己的人質
他們之後的關係並不穩固，也沒能走向傳統的婚姻。Kristin 30歲時曾渴望一個孩子，在歐洛夫森承諾經濟上支持的情況下懷了孕，但這次妊娠沒能成功，歐洛夫森也因為嚴重的毒品罪行在比利時被捕入獄。
一個媒體術語
Nils Bejerot作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著名論斷時，並未對人質進行細緻的診療，他的判斷直接由電視廣播傳遍全球。
而警方營救成功後，人質們被送到精神病診所接受治療，為期十天。他們接受的是「心理急救」，主要是讓他們消除緊張感，確定死亡威脅已經遠去，針對的病症主要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根據當時的照顧人質的兩位醫生回憶，人質「狀態良好」。
直到今天，「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沒被醫學界接受為一種真正的疾病。
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診斷精神疾病的權威指導《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從來沒有收錄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雖然在第五版（2013年）發佈之前，它曾被考慮列入PTSD的一個亞類。
· 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簡稱DSM-5
醫學上對 PTSD 的定義是一種對創傷事件反覆的闖入性的回憶，意思是 PTSD 患者不愉快的記憶會反覆出現，不斷重現創傷性事件。每位 PTSD 患者的症狀可能都會不同，噩夢是最常見的症狀之一。
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公認的特徵包括：人質對警方的負面情緒；人質對劫犯的正面情緒；以及劫犯對人質的正面情緒。
人們確實發現，一些PTSD患者存在上述表現，但有此特徵的比例太低了：根據2007年聯邦調查局執法公告，只有不到5%的綁架受害者會發展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特徵。
因為定義模糊、案例罕見，與之相關的正經研究也就很少。Namnyak M等學者搜索相關數據庫（PubMED, EMBASE, PsycINFO, CINAHL）收錄的結果顯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詞極少使用在需同行評審的學術研究中。
關於這個「疾病」的絕大多數討論，都發生在大眾媒體。
參考紐約時報每年提及「 Stockholm Syndrome」頻次，可以看到這個詞 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流行。
在早期，使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詞的情景還只限於描述綁架和劫持人質的案件，後來，它逐漸演變為一個任人演繹的媒體術語。
從小甜甜布蘭妮對狗仔隊忍無可忍地使用暴力到弱國對強國的外交關係，都可以用「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
· 圖片文字：小甜甜和狗仔隊 ，歌手是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嗎？
這一趨勢與90年代開始的強調「權力結構」的潮流不無關係，這一時期正是各種平權運動興起的時刻，在「地位不對等」時，弱勢的一方對強權示好，就成了一種「反常」。
搜索紐約時報從2000年至今的內容，Stockholm Syndrome 有290個結果，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內容都提及了「power（權力）」。
只要形形色色的「權力結構」一直存在且遭到批判，「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應用就必然歷久彌新。而其中最受歡迎的應用場景，大概就如這一論題中最廣為引用的女權學者 Dee Graham 所言：「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存在於社會層面的男女關係中。」
參考文獻：
1.Dwayne Fuselier, Placing the Stockholm Syndrome in Perspective,1999
2.Graham DL, Rawlings EI, Hacker R.A scale for identifying "Stockholm syndrome" reactions in young dating women: factor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1995
3.M. Namnyak, N. Tufton, Stockholm syndrome: psychiatric diagnosis or urban myth?，2007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 被劫持在銀行金庫的人質們
人質Kristin則說，她做了噩夢，歐洛夫森會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她還從劫犯那裡得到了一顆子彈作為紀念品。
奧爾森還讓人質用銀行裡的一部電話聯繫並安慰家人，31歲的Birgitta Lundblad家裡只有保姆陪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因為聯繫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奧爾森摸了摸她的臉頰說：「再打一次，不要放棄。」
事實上，奧爾森對人質並非一味善良，他同樣會掐著Elisabeth脖子威脅警察要殺死人質，還把她當作人盾來防範警察突襲，用Elisabeth的話說：「他是殘暴和溫柔的結合體。」
這些細節更加強化了人們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認知：凶殘的罪犯只要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們結成「奇怪的夥伴關係」。
被營救出來後，Kristin問她的精神科醫生：「我有什麼問題嗎？我為什麼不恨他們？」
· 被解救時坐在擔架上的Kristin
一年後接受採訪時，她更是來了句：「我們在金庫中為了共同呼吸，生存，誰威脅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她豈不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患者？
但這背後還存在另一些細節和另一種解釋：人質們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發生不久，她們就意識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關係，自己就能保住命。換言之，她們的表現是一種生存策略。
這種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壞現狀，相比劫犯，人質們更恐懼警察，他們擔心警察的行動會使得暴力升級從而威脅自己的生命。
· 埋伏在一輛警車後的警察
警察的一些做法和當時的流行心態也都助長了她們的想法。人質可以看到的幾次局勢緊張都跟警方主動行動有關，包括警方偷偷潛入銀行並被劫犯發現，警方承諾不使用催淚瓦斯卻把它用作了最終的解救方案，以及警方中途切斷了銀行對外聯絡的電話線——這激怒了人質們。
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為流行之時，年輕人普遍不相信體制，認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們自己，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義。
· 巧合的是，最後一位擁有名義政治權力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恰恰在這一年去世，他被很多老派瑞典人視為秩序與傳統的象徵，在其彌留之際發生的這起震驚世界的大案也被當做是一種諷刺
另一方面，奧爾森自己也是這種反叛心理的俘虜，他想做犯罪英雄，把歐洛夫森視為偶像。為履行理念，之前在監獄服刑期間還拿刀捅過一名孌童犯人。此次作案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瑞典大選在即，選民厭惡暴力，政府肯定不敢採取強硬手段。
性道德在奧爾森的犯罪倫理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警方在事後調查發現了地毯上的精斑，一度判斷有強姦發生，但一名女人質告訴她們，奧爾森經過自己同意摸了她的乳房和臀部（其中當然有女方計算形勢的成分），激發性慾後，他進一步提出性交請求，這次她拒絕了，劫犯也沒有強來，選擇了自行解決。
六天對峙中，劫犯一直努力表現得像一個犯罪紳士，三名女人質與之不謀而合，選擇了有效的自保策略。事實上，奧爾森作案失敗入獄後，還跟來採訪的媒體抱怨過，怪這些人質跟他套上了近乎，扭曲了他的犯罪策略。
人質們並非惶然不知事態。Kristin多年後還坦白，她甚至充當過劫犯的「幫凶」，勸說唯一一個男人質Sven Safstrom鼓起勇氣讓奧爾森槍擊他的腿，以便向警察展示「事態的危險」，在Sven表現出膽怯後，她還罵他是膽小鬼。
· 今天的Kristin是一名心理諮詢師，她出版事件回憶錄，記述了案發經歷以及後續的感情發展
受性別所累，Sven無疑是人質中的最底層，劫犯對他並不友善，還處處提防，使他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只能跟從現狀，儘量對劫犯表示友好。但他的策略同樣是有效的，劫犯從一度表示要率先射殺他來跟警察攤牌，轉向與之談判，說改為只射他的腿，而直到投降，那顆預定的子彈也沒有打向他。
受犯罪浪漫主義影響的，並不只有案發現場那些「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奧爾森入獄後收到大量女性的求愛信——她們都是通過電視報道感受的這名罪犯的「魅力」，最終他與其中一人結婚。這一事蹟時常被謠傳為他與人質結婚。
不過與劫犯相戀的人質也確有其人，Kristin與歐洛夫森曾有過一段戀情。但她專門澄清過：儘管歐洛夫森在銀行劫案時對她很照顧，她絕對沒有在那會愛上歐洛夫森。
人質解救成功後，奧爾森被判有罪，入獄服刑；歐洛夫森無罪，但仍需服完之前的刑期，在這期間他開始主動給Kristin寫信，二人一來二去，逐漸從友情滋生出愛情。
· 歐洛夫森的照片，可能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他能成功追求自己的人質
他們之後的關係並不穩固，也沒能走向傳統的婚姻。Kristin 30歲時曾渴望一個孩子，在歐洛夫森承諾經濟上支持的情況下懷了孕，但這次妊娠沒能成功，歐洛夫森也因為嚴重的毒品罪行在比利時被捕入獄。
一個媒體術語
Nils Bejerot作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著名論斷時，並未對人質進行細緻的診療，他的判斷直接由電視廣播傳遍全球。
而警方營救成功後，人質們被送到精神病診所接受治療，為期十天。他們接受的是「心理急救」，主要是讓他們消除緊張感，確定死亡威脅已經遠去，針對的病症主要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根據當時的照顧人質的兩位醫生回憶，人質「狀態良好」。
直到今天，「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沒被醫學界接受為一種真正的疾病。
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診斷精神疾病的權威指導《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從來沒有收錄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雖然在第五版（2013年）發佈之前，它曾被考慮列入PTSD的一個亞類。
· 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簡稱DSM-5
醫學上對 PTSD 的定義是一種對創傷事件反覆的闖入性的回憶，意思是 PTSD 患者不愉快的記憶會反覆出現，不斷重現創傷性事件。每位 PTSD 患者的症狀可能都會不同，噩夢是最常見的症狀之一。
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公認的特徵包括：人質對警方的負面情緒；人質對劫犯的正面情緒；以及劫犯對人質的正面情緒。
人們確實發現，一些PTSD患者存在上述表現，但有此特徵的比例太低了：根據2007年聯邦調查局執法公告，只有不到5%的綁架受害者會發展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特徵。
因為定義模糊、案例罕見，與之相關的正經研究也就很少。Namnyak M等學者搜索相關數據庫（PubMED, EMBASE, PsycINFO, CINAHL）收錄的結果顯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詞極少使用在需同行評審的學術研究中。
關於這個「疾病」的絕大多數討論，都發生在大眾媒體。
參考紐約時報每年提及「 Stockholm Syndrome」頻次，可以看到這個詞 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流行。
在早期，使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詞的情景還只限於描述綁架和劫持人質的案件，後來，它逐漸演變為一個任人演繹的媒體術語。
從小甜甜布蘭妮對狗仔隊忍無可忍地使用暴力到弱國對強國的外交關係，都可以用「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
· 圖片文字：小甜甜和狗仔隊 ，歌手是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嗎？
這一趨勢與90年代開始的強調「權力結構」的潮流不無關係，這一時期正是各種平權運動興起的時刻，在「地位不對等」時，弱勢的一方對強權示好，就成了一種「反常」。
搜索紐約時報從2000年至今的內容，Stockholm Syndrome 有290個結果，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內容都提及了「power（權力）」。
只要形形色色的「權力結構」一直存在且遭到批判，「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應用就必然歷久彌新。而其中最受歡迎的應用場景，大概就如這一論題中最廣為引用的女權學者 Dee Graham 所言：「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存在於社會層面的男女關係中。」
參考文獻：
1.Dwayne Fuselier, Placing the Stockholm Syndrome in Perspective,1999
2.Graham DL, Rawlings EI, Hacker R.A scale for identifying "Stockholm syndrome" reactions in young dating women: factor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1995
3.M. Namnyak, N. Tufton, Stockholm syndrome: psychiatric diagnosis or urban myth?，2007
相比真正的精神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更多是一種生存策略和一個可以隨意搭配的媒體術語。
文｜akid 兔透射
你應該聽說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它指的是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在中文互聯網，這是一個常用詞，諸多場景可以用它來解釋：
被家暴的妻子不願離婚，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被體罰的孩子不記恨老師，是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高考工廠出身的學生認同學校的理念，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甚至霸道總裁言情劇、網絡爽文，也可以見到「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當事人的心理。
在一些事件裡，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則被嚴肅地當做一種精神疾病。
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發生在1970年代的美國：出版巨頭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19歲孫女帕蒂·赫斯特在被左翼恐怖組織「共生解放軍」（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 SLA）綁架後，自願加入他們，與之一同從事犯罪行動。
· 帕蒂·赫斯特被捕後的照片
被捕後，她的律師和幾名精神病專家以她遭到洗腦為由，為她的行為辯護，認為她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受害者，不應承擔罪責。他們的辯護被廣為接受，卡特總統減輕了赫斯特的刑罰，里根也考慮過赦免她，最終，克林頓在其任期的最後一天恢復了她完全的公民權利。
很少有人懷疑這些說法的可靠性，更不會有人懷疑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真實存在，尤其是知曉它還有一則離奇的背景故事後。
綜合症背後的故事
1973年夏天，斯德哥爾摩市的一家銀行走進來一位穿著古怪的男人，他戴著玩具眼鏡和棕色假髮，塗紅了臉蛋，把鬍子和眉毛也染了深黑色。
「The party has just begun！」（派對才剛剛開始）
如果不是他端著衝鋒槍對天花板開火，這句用英語喊出來的「臺詞」在周圍的瑞典人聽來可能顯得怪異。接下來發生的劫案不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瑞典，更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
· 發生劫案的銀行大樓，攝於2005年
劫犯名叫簡-艾瑞克·奧爾森（Jan-Erik Olsson ），32歲，來自瑞典南部，有過犯罪前科。
· 被警察逮捕的奧爾森（未戴防毒面具者）
他劫持了三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以此要挾警方滿足他的三個要求：
首先是釋放正在服刑的克拉克·歐洛夫森（ Clark Olofsson），把他帶到銀行大樓裡來。此人是奧爾森的朋友，也是他在犯罪領域的偶像，兩人在監獄服刑時相識。
其次是300萬瑞典克朗的現金，一半用瑞典克朗支付，一半用外國貨幣。
最後要一輛逃跑用的汽車。
這些條件警方都答應了，但奧爾森還要挾持人質一起坐車以保證成功逃離，警方沒有妥協，雙方進入一場持續130小時的對峙。
· 大樓外嚴陣以待的警方狙擊手
電視媒體以直播的形式報道了這起大案，熱情的觀眾不時打來電話，給警方提出他們心目中的解決方案，包括讓救世軍向劫犯播放宗教歌曲、放一群蜜蜂把嫌犯刺到投降。
結果他們卻驚愕地見證了幾名人質的詭異表現——他們竟然向著劫犯，而不與警察合作。
· 四名人質，分別為Gunnel Birgitta Lundbald（左上）、Kristin Enmark（右上）、Elisabeth Oldgren（左下）和Sven Safstrom（右下）。其中，唯一一名男人質Sven Safstrom一開始未被劫持，歐洛夫森來到銀行後巡查現場，發現他仍躲在暗處，才逼他加入人質行列
奧爾森允許人質下樓去洗手間，有兩名人質遇到了躲在暗處的警察，都沒有聽從警察命令留在那裡，而是乖乖回到了樓上。
最終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逼得劫犯投降，人質也堅持要奧爾森和歐洛夫森先走，以確保兩位劫犯不會遭到槍殺。
不過最令觀眾震驚的，還數人質 Kristin Enmark 衝著瑞典首相在電話裡喊出的那句：「我再說一遍：我想和劫犯一起走。」
· 時任瑞典總理Olaf Palme，曾直接與劫犯電話談判
這一系列行為，被案發時協助警方的精神病專家、犯罪學家Nils Bejerot評論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一種新型精神病症就此走紅，變得廣為人知，而案件中的幾名人質則成為它的第一批患者。事後，他們匪夷所思的「病情」仍以傳言的形式加以補充，如繼續與罪犯保持來往，跟他們交朋友，甚至有一名女人質與之相戀結婚。
被隱去的內情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案件發生後數年內，人們一直試圖用採訪當事人的形式去探究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成因。
最先為人們所知的，是兩名劫犯對人質很「照顧」。
如人質Elisabeth Oldgren回憶，銀行金庫很冷，她半夜凍醒了，奧爾森把他的灰色羊毛夾克披在她的肩膀上。當她表現出幽閉恐懼症，奧爾森允許她脖子上套著一根30英尺長的繩子到金庫外邊放鬆。
· 被劫持在銀行金庫的人質們
人質Kristin則說，她做了噩夢，歐洛夫森會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她還從劫犯那裡得到了一顆子彈作為紀念品。
奧爾森還讓人質用銀行裡的一部電話聯繫並安慰家人，31歲的Birgitta Lundblad家裡只有保姆陪著兩個年幼的女兒，因為聯繫不上其他家人她哭了，奧爾森摸了摸她的臉頰說：「再打一次，不要放棄。」
事實上，奧爾森對人質並非一味善良，他同樣會掐著Elisabeth脖子威脅警察要殺死人質，還把她當作人盾來防範警察突襲，用Elisabeth的話說：「他是殘暴和溫柔的結合體。」
這些細節更加強化了人們對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認知：凶殘的罪犯只要對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就可以跟他們結成「奇怪的夥伴關係」。
被營救出來後，Kristin問她的精神科醫生：「我有什麼問題嗎？我為什麼不恨他們？」
· 被解救時坐在擔架上的Kristin
一年後接受採訪時，她更是來了句：「我們在金庫中為了共同呼吸，生存，誰威脅那個世界就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她豈不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患者？
但這背後還存在另一些細節和另一種解釋：人質們一直是理性、利己行事的。
劫持發生不久，她們就意識到：如果跟劫犯保持良好的關係，自己就能保住命。換言之，她們的表現是一種生存策略。
這種生存策略首先要求不破壞現狀，相比劫犯，人質們更恐懼警察，他們擔心警察的行動會使得暴力升級從而威脅自己的生命。
· 埋伏在一輛警車後的警察
警察的一些做法和當時的流行心態也都助長了她們的想法。人質可以看到的幾次局勢緊張都跟警方主動行動有關，包括警方偷偷潛入銀行並被劫犯發現，警方承諾不使用催淚瓦斯卻把它用作了最終的解救方案，以及警方中途切斷了銀行對外聯絡的電話線——這激怒了人質們。
1970年代前期正好是反叛心理在西方最為流行之時，年輕人普遍不相信體制，認為政客和警察在意的只有他們自己，而罪犯身上反倒往往有浪漫的英雄主義。
· 巧合的是，最後一位擁有名義政治權力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恰恰在這一年去世，他被很多老派瑞典人視為秩序與傳統的象徵，在其彌留之際發生的這起震驚世界的大案也被當做是一種諷刺
另一方面，奧爾森自己也是這種反叛心理的俘虜，他想做犯罪英雄，把歐洛夫森視為偶像。為履行理念，之前在監獄服刑期間還拿刀捅過一名孌童犯人。此次作案也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瑞典大選在即，選民厭惡暴力，政府肯定不敢採取強硬手段。
性道德在奧爾森的犯罪倫理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警方在事後調查發現了地毯上的精斑，一度判斷有強姦發生，但一名女人質告訴她們，奧爾森經過自己同意摸了她的乳房和臀部（其中當然有女方計算形勢的成分），激發性慾後，他進一步提出性交請求，這次她拒絕了，劫犯也沒有強來，選擇了自行解決。
六天對峙中，劫犯一直努力表現得像一個犯罪紳士，三名女人質與之不謀而合，選擇了有效的自保策略。事實上，奧爾森作案失敗入獄後，還跟來採訪的媒體抱怨過，怪這些人質跟他套上了近乎，扭曲了他的犯罪策略。
人質們並非惶然不知事態。Kristin多年後還坦白，她甚至充當過劫犯的「幫凶」，勸說唯一一個男人質Sven Safstrom鼓起勇氣讓奧爾森槍擊他的腿，以便向警察展示「事態的危險」，在Sven表現出膽怯後，她還罵他是膽小鬼。
· 今天的Kristin是一名心理諮詢師，她出版事件回憶錄，記述了案發經歷以及後續的感情發展
受性別所累，Sven無疑是人質中的最底層，劫犯對他並不友善，還處處提防，使他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只能跟從現狀，儘量對劫犯表示友好。但他的策略同樣是有效的，劫犯從一度表示要率先射殺他來跟警察攤牌，轉向與之談判，說改為只射他的腿，而直到投降，那顆預定的子彈也沒有打向他。
受犯罪浪漫主義影響的，並不只有案發現場那些「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奧爾森入獄後收到大量女性的求愛信——她們都是通過電視報道感受的這名罪犯的「魅力」，最終他與其中一人結婚。這一事蹟時常被謠傳為他與人質結婚。
不過與劫犯相戀的人質也確有其人，Kristin與歐洛夫森曾有過一段戀情。但她專門澄清過：儘管歐洛夫森在銀行劫案時對她很照顧，她絕對沒有在那會愛上歐洛夫森。
人質解救成功後，奧爾森被判有罪，入獄服刑；歐洛夫森無罪，但仍需服完之前的刑期，在這期間他開始主動給Kristin寫信，二人一來二去，逐漸從友情滋生出愛情。
· 歐洛夫森的照片，可能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他能成功追求自己的人質
他們之後的關係並不穩固，也沒能走向傳統的婚姻。Kristin 30歲時曾渴望一個孩子，在歐洛夫森承諾經濟上支持的情況下懷了孕，但這次妊娠沒能成功，歐洛夫森也因為嚴重的毒品罪行在比利時被捕入獄。
一個媒體術語
Nils Bejerot作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著名論斷時，並未對人質進行細緻的診療，他的判斷直接由電視廣播傳遍全球。
而警方營救成功後，人質們被送到精神病診所接受治療，為期十天。他們接受的是「心理急救」，主要是讓他們消除緊張感，確定死亡威脅已經遠去，針對的病症主要是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根據當時的照顧人質的兩位醫生回憶，人質「狀態良好」。
直到今天，「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沒被醫學界接受為一種真正的疾病。
由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診斷精神疾病的權威指導《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從來沒有收錄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雖然在第五版（2013年）發佈之前，它曾被考慮列入PTSD的一個亞類。
· 第五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簡稱DSM-5
醫學上對 PTSD 的定義是一種對創傷事件反覆的闖入性的回憶，意思是 PTSD 患者不愉快的記憶會反覆出現，不斷重現創傷性事件。每位 PTSD 患者的症狀可能都會不同，噩夢是最常見的症狀之一。
而「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公認的特徵包括：人質對警方的負面情緒；人質對劫犯的正面情緒；以及劫犯對人質的正面情緒。
人們確實發現，一些PTSD患者存在上述表現，但有此特徵的比例太低了：根據2007年聯邦調查局執法公告，只有不到5%的綁架受害者會發展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特徵。
因為定義模糊、案例罕見，與之相關的正經研究也就很少。Namnyak M等學者搜索相關數據庫（PubMED, EMBASE, PsycINFO, CINAHL）收錄的結果顯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詞極少使用在需同行評審的學術研究中。
關於這個「疾病」的絕大多數討論，都發生在大眾媒體。
參考紐約時報每年提及「 Stockholm Syndrome」頻次，可以看到這個詞 從 90 年代中期開始流行。
在早期，使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詞的情景還只限於描述綁架和劫持人質的案件，後來，它逐漸演變為一個任人演繹的媒體術語。
從小甜甜布蘭妮對狗仔隊忍無可忍地使用暴力到弱國對強國的外交關係，都可以用「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
· 圖片文字：小甜甜和狗仔隊 ，歌手是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嗎？
這一趨勢與90年代開始的強調「權力結構」的潮流不無關係，這一時期正是各種平權運動興起的時刻，在「地位不對等」時，弱勢的一方對強權示好，就成了一種「反常」。
搜索紐約時報從2000年至今的內容，Stockholm Syndrome 有290個結果，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內容都提及了「power（權力）」。
只要形形色色的「權力結構」一直存在且遭到批判，「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應用就必然歷久彌新。而其中最受歡迎的應用場景，大概就如這一論題中最廣為引用的女權學者 Dee Graham 所言：「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存在於社會層面的男女關係中。」
參考文獻：
1.Dwayne Fuselier, Placing the Stockholm Syndrome in Perspective,1999
2.Graham DL, Rawlings EI, Hacker R.A scale for identifying "Stockholm syndrome" reactions in young dating women: factor structu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1995
3.M. Namnyak, N. Tufton, Stockholm syndrome: psychiatric diagnosis or urban myth?，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