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為何成為皇帝避難所?| 地緣谷
NO.76
文/一條人文主義狗
音/小太陽 | 圖/地緣谷
1935年,蔣介石的專機飛抵重慶(當時屬四川管轄),他從舷梯走下,生平第一次踏上四川這塊土地。多年以來他口誦心惟“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在前方戰事吃緊的當口,四川的重要性被再次強調。兩年後,重慶取代南京,號令全國。蔣介石入駐重慶行營,在“避難”困境中遠程指揮他的軍隊作戰。然而,在這之前,他並非入川“避難”的第一個“皇帝”。
從皇帝到總統
丟盔棄甲、棄城而逃,這不單是敗軍之將的“專利”,很多皇帝也不能例外,往往還沒等敵軍攻城,他們早就逃之夭夭。公元756年,安祿山叛軍攻陷潼關,唐玄宗深感長安危在旦夕,便攜皇室成員和文武大臣倉皇西逃,憑藉楊國忠在四川擔任過劍南節度使的經驗,輕車熟路總比去往陌生荒蕪的西涼要好,所以,唐玄宗同意宰相楊國忠建議,直奔四川。
然而,扈從部隊因怨憤而駐馬譁變,處死奸相楊國忠,並逼玄宗賜死楊貴妃,太子李亨則在此次兵變後分兵西北,於當年七月在靈武為朔方諸將所推而自行登基。開始奮起反擊,並最終平定安史之亂,使大唐在重創後得以延續。
在安史之亂西逃的隊伍中,一位年輕的皇室成員歷經顛簸,受盡流離之苦,最終到達四川,他叫李儇,是唐朝第十八位皇帝唐僖宗。數年後,他以“逃難者”身份再次踏上了四川這塊土地。
公元875年,鹽商出身的黃巢響應王仙芝,在今天山東揭竿起義,隨後轉戰大唐半壁江山,長安隨之淪陷,唐僖宗逃往四川。公元881年,黃巢在長安稱帝,建立大齊政權。被勝利衝昏頭腦的黃巢沒有乘勝追擊,給唐軍留下了喘息的機會。
唐僖宗立刻在四川組織人馬,由西向東反擊叛軍,黃巢節節敗退,最終自刎於泰山。唐僖宗險勝,唐朝也元氣大傷,安史之亂後的唐朝不見了往日的繁華,苟延殘喘的帝國則在黃巢之亂不久後轟然倒塌。
國家時運不濟,皇帝避難首選四川。在唐朝歷經兩位皇帝“示範”後,漸漸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傳統,就連新式的民國總統也未能免俗。
日軍侵華從沿海推進,國民政府不能在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中辦公,作為負責軍事的國民黨要員,蔣介石曾輾轉西北中原和西南,馬不停蹄考察各省建都“資質”,耗時長達一年多。
雖然這次考察範圍廣泛,但他早年間“粵蜀並重”的思維已經先入為主,在他看來“只有兩省可當選。第一是廣東,……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為四川人口眾多,物產豐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又富民族情感”,廣東地處華南沿海,暴露在日軍轟炸視野,不能定都。由此,四川成為唯一選擇。
西南各省自民國成立以來一直處於各個大小軍閥的混戰與割據之中,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也是若即若離。借遷都之機拉攏西南割據勢利,使其順從中央政府,也是蔣介石入主四川的長遠考量。
敵東進我西退
人們常說“腹背受敵”,表示前後受到了敵人的夾攻,深感處境之危險,大有進退維谷的窘境。但事實上,這種情況的發生僅僅是少數,更多則是單面遭遇攻擊。
秦川橫貫八百里,八水環繞的長安城就坐落在秦嶺和黃土高原之間。這塊狹長的土地作為東連中原廣大腹地,西接關隴乃至遙遠西域的咽喉,在唐朝之前的千百年間,實際上扮演著幾乎唯一通道的角色。這其中,長安城就是整個帝國的樞紐。
安祿山自北向南襲來,黃巢由南向北進軍,都在河南轉而向西挺進。在東有叛軍,南北有山脈高原阻擋的“口袋狀”形勢下,一路向西,逃往富庶的四川是唐朝皇帝唯一的選擇。
1937年11月中旬,在上海淞滬會戰敗局已定,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脅的形勢下,蔣介石作出了遷都重慶的決定。早在兩年前,東部沿海的企業就已經陸續西遷,此次遷都則更多涉及政府機構。長達三個多月的阻擊日軍運動未能成功,1937年南京還是慘遭淪陷。
日軍隨後劍指武漢。隨著抗戰局日趨嚴峻,武漢在次年的對峙中也面臨失守的險境,蔣介石於7月中旬緊急命令國民政府駐武漢機關,限五日內全部移駐重慶。在重慶辦公三年後,國民政府開始給這座城市冠以“陪都”稱號。
不論是唐玄宗唐僖宗,還是蔣介石,他們的敵患都來自於東方,選擇逃往西部的四川,顯得理所當然,而北疆危急的宋朝,情況卻大有不同。
受到北方金的頻繁襲擾,宋王朝也曾考慮西遷都城,將目光投向四川。當時四川商業繁榮,完全具備建都條件。當趙構談及遷都一事時,不少人提出長江以南的江寧是新都的不二選擇。
而深受皇帝信任的李綱卻反對說“晉……遷都建康,從此再也未能返回中原。倘若以避亂為目的,也應當……避亂於西方的蜀地。”這種意見雖然也有道理,但隨著朝廷內部分化,李綱慘遭彈劾,遷都四川也隨之無人再提,不了了之。
隨後,北方戰事頻繁,金軍如同懸在宋王朝頭上的一把利劍,使宋朝坐臥不安。於是,趙構決定南遷,公元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臨安。
盆地易守難攻
在驚險的逃往歷程中,不斷有危急的戰事從東面傳來,加之長途跋涉、人困馬乏的同時,處在逃難途中的皇帝深感芒背在刺。尋找一個依靠自然地勢,易守難攻,且物產豐富的封閉“避難所”成為當務之急。
而包攬這些條件的四川,就在眼前。在都江堰滋潤的千百年間,由岷江、沱江、青衣江、大渡河沖積平原組成,總面積達23000平方公里成都平原風調雨順,糧食連年豐產,到唐天寶元年,即公元742年,四川人口佔全國的22%。
連大詩人李白也不禁發出“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間得及此間無”的感嘆。
而四川的封閉,在動亂的局勢中反倒吸引了避難者的目光。北面是大巴山,南有雲貴高原和大婁山,西面背靠青藏高原邊緣的邛崍山和大涼山,巫山又是橫在東面的攔路虎。
蔣介石在成都時也曾誇讚道:“四川在天時、地利、人文各方面,實在不愧為中國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復興最好的根據地。可見,四川盆地既是西南地區相對封閉的地理單元,同時也是固若金湯的軍事堡壘。
物資充沛,易守難攻,四川讓唐軍組織人力物力進行反擊提供了可能。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唐玄宗能聽取楊國忠建議,入蜀避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四川物產富饒,山環水繞,自古以來就是割據王朝的盤踞之地。如若反擊未果,復唐願望未能實現,儘早考慮割據四川,建立李氏小朝廷的準備也要趁早。這也從側面看出四川無愧“天府之國”的美譽。
你唱罷來我登臺,兩千年風雲變化。割據政權在這片稍顯偏僻的土地上頻繁更迭。多少王侯將相紛至沓來,又悄然退去。四川在包容“避難”皇帝的同時,也奮起反擊,以抗戰中川軍的巨大犧牲,譜寫了“川人從未負國”的佳話。
參考資料
1937年10月發佈的《國民政府遷駐重慶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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