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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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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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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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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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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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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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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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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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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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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做出重大貢獻的大帝國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前550~前330),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在大流士一世時代(前522~前486)帝國領土東至印度河,北到中亞,西到愛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國修築了四通八達的商道並建立了完備的驛站制度——從愛琴海東岸的以弗所到國都蘇撒之間建立了舉世聞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設置驛站,全長2000多公里,大流士可以在國都吃到從愛琴海捕撈的鮮魚。在帝國東部沿著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米底之路,進而經巴克特里亞抵達印度構成了一條交通幹線。此時從東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的絲綢之路西段已初具雛形。公元前336年馬其頓王國發生了一場宮廷政變——國王腓力二世在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子亞歷山大迅速鎮壓了政變,隨即又平定了希臘各城邦的反馬其頓運動。兩年後亞歷山大指揮馬其頓軍團向東進入亞洲,先後征服小亞細亞、敘利亞,然後南下埃及,又向東進入兩河流域,徹底滅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亞歷山大的兵鋒一直向東抵達錫爾河、阿姆河、印度河一線。亞歷山大帝國比波斯帝國還大上一圈:從地中海到印度河,從黑海、裡海、鹹海到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幾乎全被馬其頓囊括在鐵蹄之下。雖然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后帝國迅速被幾個部將瓜分,但由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形成的希臘馬其頓王國、敘利亞塞琉古王國、埃及托勒密王國都延續了興起於愛琴海的希臘文明,由此中西亞地區進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希臘化時代,原本斯基泰等遊牧民族聚居的地區迅速城市化,絲綢之路西端已完全連成一片。在亞歷山大死後一百多年東方的秦國統一了華夏,儘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其所奠定的大一統政體被新生的漢帝國繼承。漢武帝繼位後漢帝國對周邊的輻射力逐漸加強,此時絲綢之路的完全貫通就差帕米爾高原到河西走廊這一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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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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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第一個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做出重大貢獻的大帝國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前550~前330),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在大流士一世時代(前522~前486)帝國領土東至印度河,北到中亞,西到愛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國修築了四通八達的商道並建立了完備的驛站制度——從愛琴海東岸的以弗所到國都蘇撒之間建立了舉世聞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設置驛站,全長2000多公里,大流士可以在國都吃到從愛琴海捕撈的鮮魚。在帝國東部沿著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米底之路,進而經巴克特里亞抵達印度構成了一條交通幹線。此時從東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的絲綢之路西段已初具雛形。公元前336年馬其頓王國發生了一場宮廷政變——國王腓力二世在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子亞歷山大迅速鎮壓了政變,隨即又平定了希臘各城邦的反馬其頓運動。兩年後亞歷山大指揮馬其頓軍團向東進入亞洲,先後征服小亞細亞、敘利亞,然後南下埃及,又向東進入兩河流域,徹底滅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亞歷山大的兵鋒一直向東抵達錫爾河、阿姆河、印度河一線。亞歷山大帝國比波斯帝國還大上一圈:從地中海到印度河,從黑海、裡海、鹹海到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幾乎全被馬其頓囊括在鐵蹄之下。雖然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后帝國迅速被幾個部將瓜分,但由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形成的希臘馬其頓王國、敘利亞塞琉古王國、埃及托勒密王國都延續了興起於愛琴海的希臘文明,由此中西亞地區進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希臘化時代,原本斯基泰等遊牧民族聚居的地區迅速城市化,絲綢之路西端已完全連成一片。在亞歷山大死後一百多年東方的秦國統一了華夏,儘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其所奠定的大一統政體被新生的漢帝國繼承。漢武帝繼位後漢帝國對周邊的輻射力逐漸加強,此時絲綢之路的完全貫通就差帕米爾高原到河西走廊這一段了。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公元前138年在距離當時的漢帝國都城長安西北120公里處的甘泉宮內一個即將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使團整裝待發——28歲的張騫從16歲的漢武帝劉徹手中接過象徵大漢帝國威嚴的漢使符節,隨即踏上了出使西域的漫漫征途。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為聯合西域的大月氏國夾擊匈奴。這是一段危險的歷程:一方面之前從未有人到過如此遙遠的地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艱難險阻在等著使團;另一方面此行還必須穿越匈奴的領土,也許使團還沒找到月氏部族就會被匈奴人殺死。被艱險嚇倒的人應該不少,這時28歲的郎官張騫自告奮勇應募出征。就這樣張騫帶著一百多名下屬從隴西離開漢境,穿越河西走廊一步步踏上未知的旅程。那時沒有手機,也沒有衛星定位,從他離開隴西那天起他和漢朝政府之間就失去了聯繫,今後的一切都要靠他自行處理解決。果然張騫使團毫不意外地與匈奴人遭遇了。一百多人的使團自然無法和匈奴大軍抗衡,他們毫無懸念地成為匈奴的俘虜。對於漢朝使節越過匈奴國土去出使月氏是去幹什麼的這件事匈奴單于即使用腳趾頭也能想明白,於是他說道:“月氏在我北面,漢朝怎能派使節越過我的國土前去呢?我要是派使節去南越,你們漢朝能同意嗎?”(單于所說的方位是錯的,月氏在匈奴的西偏南,而不是北方)。儘管單于對漢朝這次出使行動極其憤怒,但對張騫本人卻倒有幾分敬佩之意。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 而匈奴又是一個崇拜強者的民族,面對敢於孤身犯險的張騫其實匈奴方面多少是有些敬佩的。正因為如此張騫不僅沒被殺,反而在單于的親自撮合下娶了匈奴女子,生了孩子。匈奴人面對這個長期生活在自己中間的漢人漸漸放鬆了警惕,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張騫從沒忘記過自己的使命,滯留匈奴期間他更是近距離觀察獲得了許多關於匈奴的第一手情報。終於有一天張騫忽然帶著自己的部下堂邑父脫離了匈奴人的監管。張騫輾轉來到大宛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盆地,也就是說張騫此行是從今天的內蒙古一直走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在張騫之前的大約兩百年前亞歷山大大帝也曾東征至此並在這裡建立了一座“絕域亞歷山大里亞城”,東西方兩位偉大的探險者的足跡在此交匯。遺憾的是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迅速解體——從馬其頓到大宛之間的萬里疆域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希臘化國家。如果張騫的西域之行提前三十多年就會遇到大宛的希臘統治者。然而此時北方的塞種人入侵,希臘化王國被顛覆,因此西域地區儘管是華夏文明和希臘文明交匯之地,但就因為這三十年的時間差東西方兩大偉大文明失去了直接接觸的歷史時機,然而歷史不容假設——兩大文明的失之交臂就此成為人類歷史的缺憾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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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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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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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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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做出重大貢獻的大帝國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前550~前330),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在大流士一世時代(前522~前486)帝國領土東至印度河,北到中亞,西到愛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國修築了四通八達的商道並建立了完備的驛站制度——從愛琴海東岸的以弗所到國都蘇撒之間建立了舉世聞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設置驛站,全長2000多公里,大流士可以在國都吃到從愛琴海捕撈的鮮魚。在帝國東部沿著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米底之路,進而經巴克特里亞抵達印度構成了一條交通幹線。此時從東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的絲綢之路西段已初具雛形。公元前336年馬其頓王國發生了一場宮廷政變——國王腓力二世在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子亞歷山大迅速鎮壓了政變,隨即又平定了希臘各城邦的反馬其頓運動。兩年後亞歷山大指揮馬其頓軍團向東進入亞洲,先後征服小亞細亞、敘利亞,然後南下埃及,又向東進入兩河流域,徹底滅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亞歷山大的兵鋒一直向東抵達錫爾河、阿姆河、印度河一線。亞歷山大帝國比波斯帝國還大上一圈:從地中海到印度河,從黑海、裡海、鹹海到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幾乎全被馬其頓囊括在鐵蹄之下。雖然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后帝國迅速被幾個部將瓜分,但由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形成的希臘馬其頓王國、敘利亞塞琉古王國、埃及托勒密王國都延續了興起於愛琴海的希臘文明,由此中西亞地區進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希臘化時代,原本斯基泰等遊牧民族聚居的地區迅速城市化,絲綢之路西端已完全連成一片。在亞歷山大死後一百多年東方的秦國統一了華夏,儘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其所奠定的大一統政體被新生的漢帝國繼承。漢武帝繼位後漢帝國對周邊的輻射力逐漸加強,此時絲綢之路的完全貫通就差帕米爾高原到河西走廊這一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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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在距離當時的漢帝國都城長安西北120公里處的甘泉宮內一個即將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使團整裝待發——28歲的張騫從16歲的漢武帝劉徹手中接過象徵大漢帝國威嚴的漢使符節,隨即踏上了出使西域的漫漫征途。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為聯合西域的大月氏國夾擊匈奴。這是一段危險的歷程:一方面之前從未有人到過如此遙遠的地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艱難險阻在等著使團;另一方面此行還必須穿越匈奴的領土,也許使團還沒找到月氏部族就會被匈奴人殺死。被艱險嚇倒的人應該不少,這時28歲的郎官張騫自告奮勇應募出征。就這樣張騫帶著一百多名下屬從隴西離開漢境,穿越河西走廊一步步踏上未知的旅程。那時沒有手機,也沒有衛星定位,從他離開隴西那天起他和漢朝政府之間就失去了聯繫,今後的一切都要靠他自行處理解決。果然張騫使團毫不意外地與匈奴人遭遇了。一百多人的使團自然無法和匈奴大軍抗衡,他們毫無懸念地成為匈奴的俘虜。對於漢朝使節越過匈奴國土去出使月氏是去幹什麼的這件事匈奴單于即使用腳趾頭也能想明白,於是他說道:“月氏在我北面,漢朝怎能派使節越過我的國土前去呢?我要是派使節去南越,你們漢朝能同意嗎?”(單于所說的方位是錯的,月氏在匈奴的西偏南,而不是北方)。儘管單于對漢朝這次出使行動極其憤怒,但對張騫本人卻倒有幾分敬佩之意。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 而匈奴又是一個崇拜強者的民族,面對敢於孤身犯險的張騫其實匈奴方面多少是有些敬佩的。正因為如此張騫不僅沒被殺,反而在單于的親自撮合下娶了匈奴女子,生了孩子。匈奴人面對這個長期生活在自己中間的漢人漸漸放鬆了警惕,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張騫從沒忘記過自己的使命,滯留匈奴期間他更是近距離觀察獲得了許多關於匈奴的第一手情報。終於有一天張騫忽然帶著自己的部下堂邑父脫離了匈奴人的監管。張騫輾轉來到大宛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盆地,也就是說張騫此行是從今天的內蒙古一直走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在張騫之前的大約兩百年前亞歷山大大帝也曾東征至此並在這裡建立了一座“絕域亞歷山大里亞城”,東西方兩位偉大的探險者的足跡在此交匯。遺憾的是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迅速解體——從馬其頓到大宛之間的萬里疆域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希臘化國家。如果張騫的西域之行提前三十多年就會遇到大宛的希臘統治者。然而此時北方的塞種人入侵,希臘化王國被顛覆,因此西域地區儘管是華夏文明和希臘文明交匯之地,但就因為這三十年的時間差東西方兩大偉大文明失去了直接接觸的歷史時機,然而歷史不容假設——兩大文明的失之交臂就此成為人類歷史的缺憾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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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到大宛後向大宛國王說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種種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並表示今後如能返回漢朝,一定奏明漢皇,送他很多財物,重重酬謝。大宛王本來早就風聞東方漢朝的富庶,很想與漢朝通使往來,但苦於匈奴的中梗阻礙,未能實現。漢使的意外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張騫的一席話更使他動心,於是滿口答應了張騫的要求,熱情款待後派了嚮導和譯員將張騫等人送到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康居王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月氏被匈奴擊敗後西遷的月氏部族被稱為大月氏,留在祁連山一帶歸順了匈奴統治的稱之為小月氏)。不料這時的大月氏人由於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串富,況且由於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改變了態度。當張騫向他們提出建議時他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加之他們又以為漢朝離月氏太遠,如果聯合攻擊匈奴,遇到危險恐難以相助。張騫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終未能說服月氏人與漢朝聯盟夾擊匈奴。在此期間張騫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張騫動身返國。在回程路上張騫沒按原路返回,而是向南穿越羌人聚居區,試圖以此避開匈奴人的攔截。問題是在那個年代張騫根本無法掌握最新的國際動態,於是當他穿越羌人聚居區時才得知:原來此時羌人也已歸附匈奴。就這樣張騫被交給了匈奴人,不過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在匈奴營地他重新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年多後匈奴單于去世,隨即匈奴國內爆發了爭奪單于之位的內戰,張騫和堂邑父抓住這個機會逃回了漢朝,這次張騫帶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公元前126年張騫終於返回長安,此時距離他出發已過去13年。一百多人的使團只剩下張騫和堂邑父兩人,當然又多出了張騫的妻子和孩子。也許正是在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張騫的軟禁囚徒生活不再孤單,可當張騫回到漢朝後他們作為在背後默默支持這位英雄的人物被正史所遺忘,一年後張騫的匈奴妻子患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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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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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第一個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做出重大貢獻的大帝國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前550~前330),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在大流士一世時代(前522~前486)帝國領土東至印度河,北到中亞,西到愛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國修築了四通八達的商道並建立了完備的驛站制度——從愛琴海東岸的以弗所到國都蘇撒之間建立了舉世聞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設置驛站,全長2000多公里,大流士可以在國都吃到從愛琴海捕撈的鮮魚。在帝國東部沿著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米底之路,進而經巴克特里亞抵達印度構成了一條交通幹線。此時從東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的絲綢之路西段已初具雛形。公元前336年馬其頓王國發生了一場宮廷政變——國王腓力二世在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子亞歷山大迅速鎮壓了政變,隨即又平定了希臘各城邦的反馬其頓運動。兩年後亞歷山大指揮馬其頓軍團向東進入亞洲,先後征服小亞細亞、敘利亞,然後南下埃及,又向東進入兩河流域,徹底滅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亞歷山大的兵鋒一直向東抵達錫爾河、阿姆河、印度河一線。亞歷山大帝國比波斯帝國還大上一圈:從地中海到印度河,從黑海、裡海、鹹海到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幾乎全被馬其頓囊括在鐵蹄之下。雖然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后帝國迅速被幾個部將瓜分,但由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形成的希臘馬其頓王國、敘利亞塞琉古王國、埃及托勒密王國都延續了興起於愛琴海的希臘文明,由此中西亞地區進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希臘化時代,原本斯基泰等遊牧民族聚居的地區迅速城市化,絲綢之路西端已完全連成一片。在亞歷山大死後一百多年東方的秦國統一了華夏,儘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其所奠定的大一統政體被新生的漢帝國繼承。漢武帝繼位後漢帝國對周邊的輻射力逐漸加強,此時絲綢之路的完全貫通就差帕米爾高原到河西走廊這一段了。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公元前138年在距離當時的漢帝國都城長安西北120公里處的甘泉宮內一個即將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使團整裝待發——28歲的張騫從16歲的漢武帝劉徹手中接過象徵大漢帝國威嚴的漢使符節,隨即踏上了出使西域的漫漫征途。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為聯合西域的大月氏國夾擊匈奴。這是一段危險的歷程:一方面之前從未有人到過如此遙遠的地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艱難險阻在等著使團;另一方面此行還必須穿越匈奴的領土,也許使團還沒找到月氏部族就會被匈奴人殺死。被艱險嚇倒的人應該不少,這時28歲的郎官張騫自告奮勇應募出征。就這樣張騫帶著一百多名下屬從隴西離開漢境,穿越河西走廊一步步踏上未知的旅程。那時沒有手機,也沒有衛星定位,從他離開隴西那天起他和漢朝政府之間就失去了聯繫,今後的一切都要靠他自行處理解決。果然張騫使團毫不意外地與匈奴人遭遇了。一百多人的使團自然無法和匈奴大軍抗衡,他們毫無懸念地成為匈奴的俘虜。對於漢朝使節越過匈奴國土去出使月氏是去幹什麼的這件事匈奴單于即使用腳趾頭也能想明白,於是他說道:“月氏在我北面,漢朝怎能派使節越過我的國土前去呢?我要是派使節去南越,你們漢朝能同意嗎?”(單于所說的方位是錯的,月氏在匈奴的西偏南,而不是北方)。儘管單于對漢朝這次出使行動極其憤怒,但對張騫本人卻倒有幾分敬佩之意。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 而匈奴又是一個崇拜強者的民族,面對敢於孤身犯險的張騫其實匈奴方面多少是有些敬佩的。正因為如此張騫不僅沒被殺,反而在單于的親自撮合下娶了匈奴女子,生了孩子。匈奴人面對這個長期生活在自己中間的漢人漸漸放鬆了警惕,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張騫從沒忘記過自己的使命,滯留匈奴期間他更是近距離觀察獲得了許多關於匈奴的第一手情報。終於有一天張騫忽然帶著自己的部下堂邑父脫離了匈奴人的監管。張騫輾轉來到大宛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盆地,也就是說張騫此行是從今天的內蒙古一直走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在張騫之前的大約兩百年前亞歷山大大帝也曾東征至此並在這裡建立了一座“絕域亞歷山大里亞城”,東西方兩位偉大的探險者的足跡在此交匯。遺憾的是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迅速解體——從馬其頓到大宛之間的萬里疆域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希臘化國家。如果張騫的西域之行提前三十多年就會遇到大宛的希臘統治者。然而此時北方的塞種人入侵,希臘化王國被顛覆,因此西域地區儘管是華夏文明和希臘文明交匯之地,但就因為這三十年的時間差東西方兩大偉大文明失去了直接接觸的歷史時機,然而歷史不容假設——兩大文明的失之交臂就此成為人類歷史的缺憾之美。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張騫到大宛後向大宛國王說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種種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並表示今後如能返回漢朝,一定奏明漢皇,送他很多財物,重重酬謝。大宛王本來早就風聞東方漢朝的富庶,很想與漢朝通使往來,但苦於匈奴的中梗阻礙,未能實現。漢使的意外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張騫的一席話更使他動心,於是滿口答應了張騫的要求,熱情款待後派了嚮導和譯員將張騫等人送到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康居王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月氏被匈奴擊敗後西遷的月氏部族被稱為大月氏,留在祁連山一帶歸順了匈奴統治的稱之為小月氏)。不料這時的大月氏人由於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串富,況且由於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改變了態度。當張騫向他們提出建議時他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加之他們又以為漢朝離月氏太遠,如果聯合攻擊匈奴,遇到危險恐難以相助。張騫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終未能說服月氏人與漢朝聯盟夾擊匈奴。在此期間張騫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張騫動身返國。在回程路上張騫沒按原路返回,而是向南穿越羌人聚居區,試圖以此避開匈奴人的攔截。問題是在那個年代張騫根本無法掌握最新的國際動態,於是當他穿越羌人聚居區時才得知:原來此時羌人也已歸附匈奴。就這樣張騫被交給了匈奴人,不過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在匈奴營地他重新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年多後匈奴單于去世,隨即匈奴國內爆發了爭奪單于之位的內戰,張騫和堂邑父抓住這個機會逃回了漢朝,這次張騫帶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公元前126年張騫終於返回長安,此時距離他出發已過去13年。一百多人的使團只剩下張騫和堂邑父兩人,當然又多出了張騫的妻子和孩子。也許正是在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張騫的軟禁囚徒生活不再孤單,可當張騫回到漢朝後他們作為在背後默默支持這位英雄的人物被正史所遺忘,一年後張騫的匈奴妻子患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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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使的最初目的來看:張騫並沒能完成和大月氏結盟的目的,所以單純只就這次出使的目的而言是一次失敗的行動。然而從這次行動對後世歷史的影響來看:這是一次偉大的出使,因為張騫把一個名詞帶到了漢武帝面前——這個詞叫天下。中華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天下觀,正是在這一天下觀的指引下大秦帝國一統華夏——就當時而言秦始皇嬴政足以自豪地以為自己統一的是整個天下——南方的百越俯首稱臣;北方的匈奴也被徹底擊敗;至於西方的情況那時的中國人還知之甚少。張騫這次出使讓漢武帝知道了:在漢帝國的西面還有遼闊的世界,自己作為受命於天的天子必須將這一遼闊世界納入以自己為核心的天下體系。不僅漢武帝這樣想,張騫也是這麼向他建議的:他向漢武帝提供了關於西域的第一手資料併力勸漢武帝開拓西域——聯合烏孫、大宛、安息等國共同對付匈奴。如果說這還僅僅只是針對匈奴的外交戰略,那麼接下來張騫的建議就真的是放眼天下了:他建議漢武帝同時開拓西南,打通前往印度的通道,全面打開西方的大門。從長安到費爾干納,到藥殺水,到鹹海,到印度,甚至一直遠到波斯和羅馬“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五年後漢軍發起河西之戰,從匈奴手中奪取河西走廊,西域的大門至此徹底對漢朝開放。張騫帶著三百多名隨員和數量巨大的財物再次出使西域,這次再也沒匈奴人能抓捕他了。此行的目的一是招與匈奴有矛盾的烏孫東歸故地,以斷匈奴右臂;二是宣揚國威,勸說西域諸國與漢聯合,使之成為漢王朝之外臣。張騫到達烏孫時恰逢烏孫內亂,沒有達到勸說烏孫東歸的目的。不過張騫的副使則分別訪問了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國,擴大了西漢王朝的政治影響,增強了相互間的瞭解。張騫一行偕烏孫使者數十人於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抵長安。張騫因兩次出使西域之功被封為博望侯,此後博望侯就幾乎成為出使西域的漢使的固定爵位,一時間博望侯之名響徹西域大地。自此之後無數使節、士兵、商旅、僧侶沿著張騫當年開拓的道路東來西往:西域的苜蓿、石榴、葡萄、香菜、大蒜等物品通過這條道路進入中原,而中原的絲綢、茶葉、火藥、造紙術、印刷術也通過這條道路傳播到西方,這些物品的傳播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歷史。與物品傳播相伴隨的是軍事行動和思想的傳播:這條路見證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豪音;這條路見證了法顯、玄奘歷經千難萬險的求法歷程;這條路見證了盛唐的邊塞詩歌。儘管這條路起源於漢帝國的國防外交政策,然而直到漢帝國與匈奴以及作為絲綢之路貿易最大客戶的羅馬帝國都崩潰之後這條路依然活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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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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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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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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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做出重大貢獻的大帝國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前550~前330),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在大流士一世時代(前522~前486)帝國領土東至印度河,北到中亞,西到愛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國修築了四通八達的商道並建立了完備的驛站制度——從愛琴海東岸的以弗所到國都蘇撒之間建立了舉世聞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設置驛站,全長2000多公里,大流士可以在國都吃到從愛琴海捕撈的鮮魚。在帝國東部沿著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米底之路,進而經巴克特里亞抵達印度構成了一條交通幹線。此時從東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的絲綢之路西段已初具雛形。公元前336年馬其頓王國發生了一場宮廷政變——國王腓力二世在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子亞歷山大迅速鎮壓了政變,隨即又平定了希臘各城邦的反馬其頓運動。兩年後亞歷山大指揮馬其頓軍團向東進入亞洲,先後征服小亞細亞、敘利亞,然後南下埃及,又向東進入兩河流域,徹底滅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亞歷山大的兵鋒一直向東抵達錫爾河、阿姆河、印度河一線。亞歷山大帝國比波斯帝國還大上一圈:從地中海到印度河,從黑海、裡海、鹹海到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幾乎全被馬其頓囊括在鐵蹄之下。雖然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后帝國迅速被幾個部將瓜分,但由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形成的希臘馬其頓王國、敘利亞塞琉古王國、埃及托勒密王國都延續了興起於愛琴海的希臘文明,由此中西亞地區進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希臘化時代,原本斯基泰等遊牧民族聚居的地區迅速城市化,絲綢之路西端已完全連成一片。在亞歷山大死後一百多年東方的秦國統一了華夏,儘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其所奠定的大一統政體被新生的漢帝國繼承。漢武帝繼位後漢帝國對周邊的輻射力逐漸加強,此時絲綢之路的完全貫通就差帕米爾高原到河西走廊這一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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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在距離當時的漢帝國都城長安西北120公里處的甘泉宮內一個即將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使團整裝待發——28歲的張騫從16歲的漢武帝劉徹手中接過象徵大漢帝國威嚴的漢使符節,隨即踏上了出使西域的漫漫征途。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為聯合西域的大月氏國夾擊匈奴。這是一段危險的歷程:一方面之前從未有人到過如此遙遠的地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艱難險阻在等著使團;另一方面此行還必須穿越匈奴的領土,也許使團還沒找到月氏部族就會被匈奴人殺死。被艱險嚇倒的人應該不少,這時28歲的郎官張騫自告奮勇應募出征。就這樣張騫帶著一百多名下屬從隴西離開漢境,穿越河西走廊一步步踏上未知的旅程。那時沒有手機,也沒有衛星定位,從他離開隴西那天起他和漢朝政府之間就失去了聯繫,今後的一切都要靠他自行處理解決。果然張騫使團毫不意外地與匈奴人遭遇了。一百多人的使團自然無法和匈奴大軍抗衡,他們毫無懸念地成為匈奴的俘虜。對於漢朝使節越過匈奴國土去出使月氏是去幹什麼的這件事匈奴單于即使用腳趾頭也能想明白,於是他說道:“月氏在我北面,漢朝怎能派使節越過我的國土前去呢?我要是派使節去南越,你們漢朝能同意嗎?”(單于所說的方位是錯的,月氏在匈奴的西偏南,而不是北方)。儘管單于對漢朝這次出使行動極其憤怒,但對張騫本人卻倒有幾分敬佩之意。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 而匈奴又是一個崇拜強者的民族,面對敢於孤身犯險的張騫其實匈奴方面多少是有些敬佩的。正因為如此張騫不僅沒被殺,反而在單于的親自撮合下娶了匈奴女子,生了孩子。匈奴人面對這個長期生活在自己中間的漢人漸漸放鬆了警惕,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張騫從沒忘記過自己的使命,滯留匈奴期間他更是近距離觀察獲得了許多關於匈奴的第一手情報。終於有一天張騫忽然帶著自己的部下堂邑父脫離了匈奴人的監管。張騫輾轉來到大宛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盆地,也就是說張騫此行是從今天的內蒙古一直走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在張騫之前的大約兩百年前亞歷山大大帝也曾東征至此並在這裡建立了一座“絕域亞歷山大里亞城”,東西方兩位偉大的探險者的足跡在此交匯。遺憾的是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迅速解體——從馬其頓到大宛之間的萬里疆域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希臘化國家。如果張騫的西域之行提前三十多年就會遇到大宛的希臘統治者。然而此時北方的塞種人入侵,希臘化王國被顛覆,因此西域地區儘管是華夏文明和希臘文明交匯之地,但就因為這三十年的時間差東西方兩大偉大文明失去了直接接觸的歷史時機,然而歷史不容假設——兩大文明的失之交臂就此成為人類歷史的缺憾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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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到大宛後向大宛國王說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種種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並表示今後如能返回漢朝,一定奏明漢皇,送他很多財物,重重酬謝。大宛王本來早就風聞東方漢朝的富庶,很想與漢朝通使往來,但苦於匈奴的中梗阻礙,未能實現。漢使的意外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張騫的一席話更使他動心,於是滿口答應了張騫的要求,熱情款待後派了嚮導和譯員將張騫等人送到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康居王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月氏被匈奴擊敗後西遷的月氏部族被稱為大月氏,留在祁連山一帶歸順了匈奴統治的稱之為小月氏)。不料這時的大月氏人由於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串富,況且由於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改變了態度。當張騫向他們提出建議時他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加之他們又以為漢朝離月氏太遠,如果聯合攻擊匈奴,遇到危險恐難以相助。張騫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終未能說服月氏人與漢朝聯盟夾擊匈奴。在此期間張騫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張騫動身返國。在回程路上張騫沒按原路返回,而是向南穿越羌人聚居區,試圖以此避開匈奴人的攔截。問題是在那個年代張騫根本無法掌握最新的國際動態,於是當他穿越羌人聚居區時才得知:原來此時羌人也已歸附匈奴。就這樣張騫被交給了匈奴人,不過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在匈奴營地他重新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年多後匈奴單于去世,隨即匈奴國內爆發了爭奪單于之位的內戰,張騫和堂邑父抓住這個機會逃回了漢朝,這次張騫帶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公元前126年張騫終於返回長安,此時距離他出發已過去13年。一百多人的使團只剩下張騫和堂邑父兩人,當然又多出了張騫的妻子和孩子。也許正是在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張騫的軟禁囚徒生活不再孤單,可當張騫回到漢朝後他們作為在背後默默支持這位英雄的人物被正史所遺忘,一年後張騫的匈奴妻子患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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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使的最初目的來看:張騫並沒能完成和大月氏結盟的目的,所以單純只就這次出使的目的而言是一次失敗的行動。然而從這次行動對後世歷史的影響來看:這是一次偉大的出使,因為張騫把一個名詞帶到了漢武帝面前——這個詞叫天下。中華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天下觀,正是在這一天下觀的指引下大秦帝國一統華夏——就當時而言秦始皇嬴政足以自豪地以為自己統一的是整個天下——南方的百越俯首稱臣;北方的匈奴也被徹底擊敗;至於西方的情況那時的中國人還知之甚少。張騫這次出使讓漢武帝知道了:在漢帝國的西面還有遼闊的世界,自己作為受命於天的天子必須將這一遼闊世界納入以自己為核心的天下體系。不僅漢武帝這樣想,張騫也是這麼向他建議的:他向漢武帝提供了關於西域的第一手資料併力勸漢武帝開拓西域——聯合烏孫、大宛、安息等國共同對付匈奴。如果說這還僅僅只是針對匈奴的外交戰略,那麼接下來張騫的建議就真的是放眼天下了:他建議漢武帝同時開拓西南,打通前往印度的通道,全面打開西方的大門。從長安到費爾干納,到藥殺水,到鹹海,到印度,甚至一直遠到波斯和羅馬“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五年後漢軍發起河西之戰,從匈奴手中奪取河西走廊,西域的大門至此徹底對漢朝開放。張騫帶著三百多名隨員和數量巨大的財物再次出使西域,這次再也沒匈奴人能抓捕他了。此行的目的一是招與匈奴有矛盾的烏孫東歸故地,以斷匈奴右臂;二是宣揚國威,勸說西域諸國與漢聯合,使之成為漢王朝之外臣。張騫到達烏孫時恰逢烏孫內亂,沒有達到勸說烏孫東歸的目的。不過張騫的副使則分別訪問了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國,擴大了西漢王朝的政治影響,增強了相互間的瞭解。張騫一行偕烏孫使者數十人於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抵長安。張騫因兩次出使西域之功被封為博望侯,此後博望侯就幾乎成為出使西域的漢使的固定爵位,一時間博望侯之名響徹西域大地。自此之後無數使節、士兵、商旅、僧侶沿著張騫當年開拓的道路東來西往:西域的苜蓿、石榴、葡萄、香菜、大蒜等物品通過這條道路進入中原,而中原的絲綢、茶葉、火藥、造紙術、印刷術也通過這條道路傳播到西方,這些物品的傳播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歷史。與物品傳播相伴隨的是軍事行動和思想的傳播:這條路見證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豪音;這條路見證了法顯、玄奘歷經千難萬險的求法歷程;這條路見證了盛唐的邊塞詩歌。儘管這條路起源於漢帝國的國防外交政策,然而直到漢帝國與匈奴以及作為絲綢之路貿易最大客戶的羅馬帝國都崩潰之後這條路依然活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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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絲綢之路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從中國古代的長安通往中西亞地區乃至歐洲的古道,而我們常常忽略了其實在中國的大西南還有一條絲綢之路,為了和西北地區的絲綢之路區別通常稱之為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總長有大約2000公里,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它以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衝,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我國的四川地區在古代稱之為蜀地,蜀地是絲綢的重要產地之一。西漢揚雄《蜀都賦》曾這樣描繪蜀地絲綢之精美:“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春秋戰國時代的古蜀國曾一度號稱蠶叢之國,這裡的桑蠶絲綢業起源最早,是中國絲綢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事實上蜀地和印度等地的貿易交流可能遠遠早於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歷史——古梵文文獻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溼婆神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織品應該就是揚雄所說的“黃潤細布”。而印度人自己推測溼婆神出現的年代大致相當於我國商代。到了張騫出使大月氏時曾在相當於今天阿富汗喀布爾一帶見到蜀地的絲綢,在詢問當地人後得知此物系從南方的身毒國(秦漢時期對古印度的稱呼)傳來,張騫據此推測:在中國的大西南有一條從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事實上早在張騫通使西域開闢北方絲綢之路前西南先民們就已打通了一條從四川成都至雲南滇東一帶的“五尺道”——秦始皇嬴政統一中國後派遣將軍常頞率軍築路而成:“五尺道”從四川出發往東南行,經僰道(宜賓)、南廣(鹽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寧一帶)、味縣(曲靖),至滇池(昆明),繼續向西至葉榆(大理)。道雖只寬五尺,但卻和貫通全國各地的大秦直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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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從世界史的維度看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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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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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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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做出重大貢獻的大帝國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前550~前330),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在大流士一世時代(前522~前486)帝國領土東至印度河,北到中亞,西到愛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國修築了四通八達的商道並建立了完備的驛站制度——從愛琴海東岸的以弗所到國都蘇撒之間建立了舉世聞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設置驛站,全長2000多公里,大流士可以在國都吃到從愛琴海捕撈的鮮魚。在帝國東部沿著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米底之路,進而經巴克特里亞抵達印度構成了一條交通幹線。此時從東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的絲綢之路西段已初具雛形。公元前336年馬其頓王國發生了一場宮廷政變——國王腓力二世在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子亞歷山大迅速鎮壓了政變,隨即又平定了希臘各城邦的反馬其頓運動。兩年後亞歷山大指揮馬其頓軍團向東進入亞洲,先後征服小亞細亞、敘利亞,然後南下埃及,又向東進入兩河流域,徹底滅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亞歷山大的兵鋒一直向東抵達錫爾河、阿姆河、印度河一線。亞歷山大帝國比波斯帝國還大上一圈:從地中海到印度河,從黑海、裡海、鹹海到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幾乎全被馬其頓囊括在鐵蹄之下。雖然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后帝國迅速被幾個部將瓜分,但由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形成的希臘馬其頓王國、敘利亞塞琉古王國、埃及托勒密王國都延續了興起於愛琴海的希臘文明,由此中西亞地區進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希臘化時代,原本斯基泰等遊牧民族聚居的地區迅速城市化,絲綢之路西端已完全連成一片。在亞歷山大死後一百多年東方的秦國統一了華夏,儘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其所奠定的大一統政體被新生的漢帝國繼承。漢武帝繼位後漢帝國對周邊的輻射力逐漸加強,此時絲綢之路的完全貫通就差帕米爾高原到河西走廊這一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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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在距離當時的漢帝國都城長安西北120公里處的甘泉宮內一個即將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使團整裝待發——28歲的張騫從16歲的漢武帝劉徹手中接過象徵大漢帝國威嚴的漢使符節,隨即踏上了出使西域的漫漫征途。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為聯合西域的大月氏國夾擊匈奴。這是一段危險的歷程:一方面之前從未有人到過如此遙遠的地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艱難險阻在等著使團;另一方面此行還必須穿越匈奴的領土,也許使團還沒找到月氏部族就會被匈奴人殺死。被艱險嚇倒的人應該不少,這時28歲的郎官張騫自告奮勇應募出征。就這樣張騫帶著一百多名下屬從隴西離開漢境,穿越河西走廊一步步踏上未知的旅程。那時沒有手機,也沒有衛星定位,從他離開隴西那天起他和漢朝政府之間就失去了聯繫,今後的一切都要靠他自行處理解決。果然張騫使團毫不意外地與匈奴人遭遇了。一百多人的使團自然無法和匈奴大軍抗衡,他們毫無懸念地成為匈奴的俘虜。對於漢朝使節越過匈奴國土去出使月氏是去幹什麼的這件事匈奴單于即使用腳趾頭也能想明白,於是他說道:“月氏在我北面,漢朝怎能派使節越過我的國土前去呢?我要是派使節去南越,你們漢朝能同意嗎?”(單于所說的方位是錯的,月氏在匈奴的西偏南,而不是北方)。儘管單于對漢朝這次出使行動極其憤怒,但對張騫本人卻倒有幾分敬佩之意。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 而匈奴又是一個崇拜強者的民族,面對敢於孤身犯險的張騫其實匈奴方面多少是有些敬佩的。正因為如此張騫不僅沒被殺,反而在單于的親自撮合下娶了匈奴女子,生了孩子。匈奴人面對這個長期生活在自己中間的漢人漸漸放鬆了警惕,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張騫從沒忘記過自己的使命,滯留匈奴期間他更是近距離觀察獲得了許多關於匈奴的第一手情報。終於有一天張騫忽然帶著自己的部下堂邑父脫離了匈奴人的監管。張騫輾轉來到大宛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盆地,也就是說張騫此行是從今天的內蒙古一直走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在張騫之前的大約兩百年前亞歷山大大帝也曾東征至此並在這裡建立了一座“絕域亞歷山大里亞城”,東西方兩位偉大的探險者的足跡在此交匯。遺憾的是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迅速解體——從馬其頓到大宛之間的萬里疆域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希臘化國家。如果張騫的西域之行提前三十多年就會遇到大宛的希臘統治者。然而此時北方的塞種人入侵,希臘化王國被顛覆,因此西域地區儘管是華夏文明和希臘文明交匯之地,但就因為這三十年的時間差東西方兩大偉大文明失去了直接接觸的歷史時機,然而歷史不容假設——兩大文明的失之交臂就此成為人類歷史的缺憾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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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到大宛後向大宛國王說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種種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並表示今後如能返回漢朝,一定奏明漢皇,送他很多財物,重重酬謝。大宛王本來早就風聞東方漢朝的富庶,很想與漢朝通使往來,但苦於匈奴的中梗阻礙,未能實現。漢使的意外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張騫的一席話更使他動心,於是滿口答應了張騫的要求,熱情款待後派了嚮導和譯員將張騫等人送到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康居王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月氏被匈奴擊敗後西遷的月氏部族被稱為大月氏,留在祁連山一帶歸順了匈奴統治的稱之為小月氏)。不料這時的大月氏人由於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串富,況且由於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改變了態度。當張騫向他們提出建議時他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加之他們又以為漢朝離月氏太遠,如果聯合攻擊匈奴,遇到危險恐難以相助。張騫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終未能說服月氏人與漢朝聯盟夾擊匈奴。在此期間張騫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張騫動身返國。在回程路上張騫沒按原路返回,而是向南穿越羌人聚居區,試圖以此避開匈奴人的攔截。問題是在那個年代張騫根本無法掌握最新的國際動態,於是當他穿越羌人聚居區時才得知:原來此時羌人也已歸附匈奴。就這樣張騫被交給了匈奴人,不過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在匈奴營地他重新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年多後匈奴單于去世,隨即匈奴國內爆發了爭奪單于之位的內戰,張騫和堂邑父抓住這個機會逃回了漢朝,這次張騫帶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公元前126年張騫終於返回長安,此時距離他出發已過去13年。一百多人的使團只剩下張騫和堂邑父兩人,當然又多出了張騫的妻子和孩子。也許正是在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張騫的軟禁囚徒生活不再孤單,可當張騫回到漢朝後他們作為在背後默默支持這位英雄的人物被正史所遺忘,一年後張騫的匈奴妻子患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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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使的最初目的來看:張騫並沒能完成和大月氏結盟的目的,所以單純只就這次出使的目的而言是一次失敗的行動。然而從這次行動對後世歷史的影響來看:這是一次偉大的出使,因為張騫把一個名詞帶到了漢武帝面前——這個詞叫天下。中華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天下觀,正是在這一天下觀的指引下大秦帝國一統華夏——就當時而言秦始皇嬴政足以自豪地以為自己統一的是整個天下——南方的百越俯首稱臣;北方的匈奴也被徹底擊敗;至於西方的情況那時的中國人還知之甚少。張騫這次出使讓漢武帝知道了:在漢帝國的西面還有遼闊的世界,自己作為受命於天的天子必須將這一遼闊世界納入以自己為核心的天下體系。不僅漢武帝這樣想,張騫也是這麼向他建議的:他向漢武帝提供了關於西域的第一手資料併力勸漢武帝開拓西域——聯合烏孫、大宛、安息等國共同對付匈奴。如果說這還僅僅只是針對匈奴的外交戰略,那麼接下來張騫的建議就真的是放眼天下了:他建議漢武帝同時開拓西南,打通前往印度的通道,全面打開西方的大門。從長安到費爾干納,到藥殺水,到鹹海,到印度,甚至一直遠到波斯和羅馬“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五年後漢軍發起河西之戰,從匈奴手中奪取河西走廊,西域的大門至此徹底對漢朝開放。張騫帶著三百多名隨員和數量巨大的財物再次出使西域,這次再也沒匈奴人能抓捕他了。此行的目的一是招與匈奴有矛盾的烏孫東歸故地,以斷匈奴右臂;二是宣揚國威,勸說西域諸國與漢聯合,使之成為漢王朝之外臣。張騫到達烏孫時恰逢烏孫內亂,沒有達到勸說烏孫東歸的目的。不過張騫的副使則分別訪問了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國,擴大了西漢王朝的政治影響,增強了相互間的瞭解。張騫一行偕烏孫使者數十人於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抵長安。張騫因兩次出使西域之功被封為博望侯,此後博望侯就幾乎成為出使西域的漢使的固定爵位,一時間博望侯之名響徹西域大地。自此之後無數使節、士兵、商旅、僧侶沿著張騫當年開拓的道路東來西往:西域的苜蓿、石榴、葡萄、香菜、大蒜等物品通過這條道路進入中原,而中原的絲綢、茶葉、火藥、造紙術、印刷術也通過這條道路傳播到西方,這些物品的傳播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歷史。與物品傳播相伴隨的是軍事行動和思想的傳播:這條路見證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豪音;這條路見證了法顯、玄奘歷經千難萬險的求法歷程;這條路見證了盛唐的邊塞詩歌。儘管這條路起源於漢帝國的國防外交政策,然而直到漢帝國與匈奴以及作為絲綢之路貿易最大客戶的羅馬帝國都崩潰之後這條路依然活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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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絲綢之路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從中國古代的長安通往中西亞地區乃至歐洲的古道,而我們常常忽略了其實在中國的大西南還有一條絲綢之路,為了和西北地區的絲綢之路區別通常稱之為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總長有大約2000公里,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它以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衝,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我國的四川地區在古代稱之為蜀地,蜀地是絲綢的重要產地之一。西漢揚雄《蜀都賦》曾這樣描繪蜀地絲綢之精美:“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春秋戰國時代的古蜀國曾一度號稱蠶叢之國,這裡的桑蠶絲綢業起源最早,是中國絲綢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事實上蜀地和印度等地的貿易交流可能遠遠早於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歷史——古梵文文獻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溼婆神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織品應該就是揚雄所說的“黃潤細布”。而印度人自己推測溼婆神出現的年代大致相當於我國商代。到了張騫出使大月氏時曾在相當於今天阿富汗喀布爾一帶見到蜀地的絲綢,在詢問當地人後得知此物系從南方的身毒國(秦漢時期對古印度的稱呼)傳來,張騫據此推測:在中國的大西南有一條從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事實上早在張騫通使西域開闢北方絲綢之路前西南先民們就已打通了一條從四川成都至雲南滇東一帶的“五尺道”——秦始皇嬴政統一中國後派遣將軍常頞率軍築路而成:“五尺道”從四川出發往東南行,經僰道(宜賓)、南廣(鹽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寧一帶)、味縣(曲靖),至滇池(昆明),繼續向西至葉榆(大理)。道雖只寬五尺,但卻和貫通全國各地的大秦直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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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絲綢之路、西北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都是溝通東西方的古代交通大動脈,而與之相對的還有一條海上交通線——海上絲綢之路:戰國時代楚威王殺死了越王無疆,到楚懷王時代越國已徹底陷入內亂之中無法自拔,早已不復勾踐時代的霸主的形象。楚懷王乘機攻滅越國,設郡江東。隨著越國的覆滅,楚國疆域由長江中游的兩湖、安徽、江西等地拓境至江東地區,獲得了長江出海口。楚國利用這一地緣優勢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與西亞、南亞的一些國家進行經濟交流,這從側面印證了“世界第一大國”之說。楚王為了便於商貿,楚國特地為商隊鑄造了用於免稅的金節,只要出示金節,一律免徵關稅。節用青銅鑄成,上有銘文曰:“得其金節則勿徵”,“不得金節則徵”。從享受國家免稅的優待看,楚國已牢牢把商業控制在官府手中了。這是中國歷史是最早利用海上絲綢之路同中西亞國家交往的記載。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表明了一種跡象: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可能比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時間更早——現代海洋漂流學說已經證明:用一個比較大的木筏裝上足夠的食品和淡水可以漂流一年以上,漂流的地區可以由中國東南沿海一直到達南美、北美。澳大利亞、非洲以及整個太平洋各群島。菲律賓、北婆羅洲、夏威夷、新西蘭、厄瓜多爾......世界各地陸陸續續有十三個地區發現了源自中國的有段石錛。部分史學家根據考古研究推測: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也有學者推測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在膠東半島也開闢了一條直通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直至東南亞的黃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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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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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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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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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做出重大貢獻的大帝國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前550~前330),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在大流士一世時代(前522~前486)帝國領土東至印度河,北到中亞,西到愛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國修築了四通八達的商道並建立了完備的驛站制度——從愛琴海東岸的以弗所到國都蘇撒之間建立了舉世聞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設置驛站,全長2000多公里,大流士可以在國都吃到從愛琴海捕撈的鮮魚。在帝國東部沿著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米底之路,進而經巴克特里亞抵達印度構成了一條交通幹線。此時從東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的絲綢之路西段已初具雛形。公元前336年馬其頓王國發生了一場宮廷政變——國王腓力二世在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子亞歷山大迅速鎮壓了政變,隨即又平定了希臘各城邦的反馬其頓運動。兩年後亞歷山大指揮馬其頓軍團向東進入亞洲,先後征服小亞細亞、敘利亞,然後南下埃及,又向東進入兩河流域,徹底滅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亞歷山大的兵鋒一直向東抵達錫爾河、阿姆河、印度河一線。亞歷山大帝國比波斯帝國還大上一圈:從地中海到印度河,從黑海、裡海、鹹海到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幾乎全被馬其頓囊括在鐵蹄之下。雖然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后帝國迅速被幾個部將瓜分,但由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形成的希臘馬其頓王國、敘利亞塞琉古王國、埃及托勒密王國都延續了興起於愛琴海的希臘文明,由此中西亞地區進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希臘化時代,原本斯基泰等遊牧民族聚居的地區迅速城市化,絲綢之路西端已完全連成一片。在亞歷山大死後一百多年東方的秦國統一了華夏,儘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其所奠定的大一統政體被新生的漢帝國繼承。漢武帝繼位後漢帝國對周邊的輻射力逐漸加強,此時絲綢之路的完全貫通就差帕米爾高原到河西走廊這一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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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在距離當時的漢帝國都城長安西北120公里處的甘泉宮內一個即將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使團整裝待發——28歲的張騫從16歲的漢武帝劉徹手中接過象徵大漢帝國威嚴的漢使符節,隨即踏上了出使西域的漫漫征途。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為聯合西域的大月氏國夾擊匈奴。這是一段危險的歷程:一方面之前從未有人到過如此遙遠的地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艱難險阻在等著使團;另一方面此行還必須穿越匈奴的領土,也許使團還沒找到月氏部族就會被匈奴人殺死。被艱險嚇倒的人應該不少,這時28歲的郎官張騫自告奮勇應募出征。就這樣張騫帶著一百多名下屬從隴西離開漢境,穿越河西走廊一步步踏上未知的旅程。那時沒有手機,也沒有衛星定位,從他離開隴西那天起他和漢朝政府之間就失去了聯繫,今後的一切都要靠他自行處理解決。果然張騫使團毫不意外地與匈奴人遭遇了。一百多人的使團自然無法和匈奴大軍抗衡,他們毫無懸念地成為匈奴的俘虜。對於漢朝使節越過匈奴國土去出使月氏是去幹什麼的這件事匈奴單于即使用腳趾頭也能想明白,於是他說道:“月氏在我北面,漢朝怎能派使節越過我的國土前去呢?我要是派使節去南越,你們漢朝能同意嗎?”(單于所說的方位是錯的,月氏在匈奴的西偏南,而不是北方)。儘管單于對漢朝這次出使行動極其憤怒,但對張騫本人卻倒有幾分敬佩之意。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 而匈奴又是一個崇拜強者的民族,面對敢於孤身犯險的張騫其實匈奴方面多少是有些敬佩的。正因為如此張騫不僅沒被殺,反而在單于的親自撮合下娶了匈奴女子,生了孩子。匈奴人面對這個長期生活在自己中間的漢人漸漸放鬆了警惕,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張騫從沒忘記過自己的使命,滯留匈奴期間他更是近距離觀察獲得了許多關於匈奴的第一手情報。終於有一天張騫忽然帶著自己的部下堂邑父脫離了匈奴人的監管。張騫輾轉來到大宛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盆地,也就是說張騫此行是從今天的內蒙古一直走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在張騫之前的大約兩百年前亞歷山大大帝也曾東征至此並在這裡建立了一座“絕域亞歷山大里亞城”,東西方兩位偉大的探險者的足跡在此交匯。遺憾的是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迅速解體——從馬其頓到大宛之間的萬里疆域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希臘化國家。如果張騫的西域之行提前三十多年就會遇到大宛的希臘統治者。然而此時北方的塞種人入侵,希臘化王國被顛覆,因此西域地區儘管是華夏文明和希臘文明交匯之地,但就因為這三十年的時間差東西方兩大偉大文明失去了直接接觸的歷史時機,然而歷史不容假設——兩大文明的失之交臂就此成為人類歷史的缺憾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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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到大宛後向大宛國王說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種種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並表示今後如能返回漢朝,一定奏明漢皇,送他很多財物,重重酬謝。大宛王本來早就風聞東方漢朝的富庶,很想與漢朝通使往來,但苦於匈奴的中梗阻礙,未能實現。漢使的意外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張騫的一席話更使他動心,於是滿口答應了張騫的要求,熱情款待後派了嚮導和譯員將張騫等人送到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康居王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月氏被匈奴擊敗後西遷的月氏部族被稱為大月氏,留在祁連山一帶歸順了匈奴統治的稱之為小月氏)。不料這時的大月氏人由於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串富,況且由於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改變了態度。當張騫向他們提出建議時他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加之他們又以為漢朝離月氏太遠,如果聯合攻擊匈奴,遇到危險恐難以相助。張騫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終未能說服月氏人與漢朝聯盟夾擊匈奴。在此期間張騫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張騫動身返國。在回程路上張騫沒按原路返回,而是向南穿越羌人聚居區,試圖以此避開匈奴人的攔截。問題是在那個年代張騫根本無法掌握最新的國際動態,於是當他穿越羌人聚居區時才得知:原來此時羌人也已歸附匈奴。就這樣張騫被交給了匈奴人,不過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在匈奴營地他重新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年多後匈奴單于去世,隨即匈奴國內爆發了爭奪單于之位的內戰,張騫和堂邑父抓住這個機會逃回了漢朝,這次張騫帶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公元前126年張騫終於返回長安,此時距離他出發已過去13年。一百多人的使團只剩下張騫和堂邑父兩人,當然又多出了張騫的妻子和孩子。也許正是在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張騫的軟禁囚徒生活不再孤單,可當張騫回到漢朝後他們作為在背後默默支持這位英雄的人物被正史所遺忘,一年後張騫的匈奴妻子患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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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使的最初目的來看:張騫並沒能完成和大月氏結盟的目的,所以單純只就這次出使的目的而言是一次失敗的行動。然而從這次行動對後世歷史的影響來看:這是一次偉大的出使,因為張騫把一個名詞帶到了漢武帝面前——這個詞叫天下。中華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天下觀,正是在這一天下觀的指引下大秦帝國一統華夏——就當時而言秦始皇嬴政足以自豪地以為自己統一的是整個天下——南方的百越俯首稱臣;北方的匈奴也被徹底擊敗;至於西方的情況那時的中國人還知之甚少。張騫這次出使讓漢武帝知道了:在漢帝國的西面還有遼闊的世界,自己作為受命於天的天子必須將這一遼闊世界納入以自己為核心的天下體系。不僅漢武帝這樣想,張騫也是這麼向他建議的:他向漢武帝提供了關於西域的第一手資料併力勸漢武帝開拓西域——聯合烏孫、大宛、安息等國共同對付匈奴。如果說這還僅僅只是針對匈奴的外交戰略,那麼接下來張騫的建議就真的是放眼天下了:他建議漢武帝同時開拓西南,打通前往印度的通道,全面打開西方的大門。從長安到費爾干納,到藥殺水,到鹹海,到印度,甚至一直遠到波斯和羅馬“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五年後漢軍發起河西之戰,從匈奴手中奪取河西走廊,西域的大門至此徹底對漢朝開放。張騫帶著三百多名隨員和數量巨大的財物再次出使西域,這次再也沒匈奴人能抓捕他了。此行的目的一是招與匈奴有矛盾的烏孫東歸故地,以斷匈奴右臂;二是宣揚國威,勸說西域諸國與漢聯合,使之成為漢王朝之外臣。張騫到達烏孫時恰逢烏孫內亂,沒有達到勸說烏孫東歸的目的。不過張騫的副使則分別訪問了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國,擴大了西漢王朝的政治影響,增強了相互間的瞭解。張騫一行偕烏孫使者數十人於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抵長安。張騫因兩次出使西域之功被封為博望侯,此後博望侯就幾乎成為出使西域的漢使的固定爵位,一時間博望侯之名響徹西域大地。自此之後無數使節、士兵、商旅、僧侶沿著張騫當年開拓的道路東來西往:西域的苜蓿、石榴、葡萄、香菜、大蒜等物品通過這條道路進入中原,而中原的絲綢、茶葉、火藥、造紙術、印刷術也通過這條道路傳播到西方,這些物品的傳播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歷史。與物品傳播相伴隨的是軍事行動和思想的傳播:這條路見證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豪音;這條路見證了法顯、玄奘歷經千難萬險的求法歷程;這條路見證了盛唐的邊塞詩歌。儘管這條路起源於漢帝國的國防外交政策,然而直到漢帝國與匈奴以及作為絲綢之路貿易最大客戶的羅馬帝國都崩潰之後這條路依然活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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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絲綢之路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從中國古代的長安通往中西亞地區乃至歐洲的古道,而我們常常忽略了其實在中國的大西南還有一條絲綢之路,為了和西北地區的絲綢之路區別通常稱之為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總長有大約2000公里,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它以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衝,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我國的四川地區在古代稱之為蜀地,蜀地是絲綢的重要產地之一。西漢揚雄《蜀都賦》曾這樣描繪蜀地絲綢之精美:“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春秋戰國時代的古蜀國曾一度號稱蠶叢之國,這裡的桑蠶絲綢業起源最早,是中國絲綢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事實上蜀地和印度等地的貿易交流可能遠遠早於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歷史——古梵文文獻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溼婆神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織品應該就是揚雄所說的“黃潤細布”。而印度人自己推測溼婆神出現的年代大致相當於我國商代。到了張騫出使大月氏時曾在相當於今天阿富汗喀布爾一帶見到蜀地的絲綢,在詢問當地人後得知此物系從南方的身毒國(秦漢時期對古印度的稱呼)傳來,張騫據此推測:在中國的大西南有一條從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事實上早在張騫通使西域開闢北方絲綢之路前西南先民們就已打通了一條從四川成都至雲南滇東一帶的“五尺道”——秦始皇嬴政統一中國後派遣將軍常頞率軍築路而成:“五尺道”從四川出發往東南行,經僰道(宜賓)、南廣(鹽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寧一帶)、味縣(曲靖),至滇池(昆明),繼續向西至葉榆(大理)。道雖只寬五尺,但卻和貫通全國各地的大秦直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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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絲綢之路、西北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都是溝通東西方的古代交通大動脈,而與之相對的還有一條海上交通線——海上絲綢之路:戰國時代楚威王殺死了越王無疆,到楚懷王時代越國已徹底陷入內亂之中無法自拔,早已不復勾踐時代的霸主的形象。楚懷王乘機攻滅越國,設郡江東。隨著越國的覆滅,楚國疆域由長江中游的兩湖、安徽、江西等地拓境至江東地區,獲得了長江出海口。楚國利用這一地緣優勢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與西亞、南亞的一些國家進行經濟交流,這從側面印證了“世界第一大國”之說。楚王為了便於商貿,楚國特地為商隊鑄造了用於免稅的金節,只要出示金節,一律免徵關稅。節用青銅鑄成,上有銘文曰:“得其金節則勿徵”,“不得金節則徵”。從享受國家免稅的優待看,楚國已牢牢把商業控制在官府手中了。這是中國歷史是最早利用海上絲綢之路同中西亞國家交往的記載。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表明了一種跡象: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可能比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時間更早——現代海洋漂流學說已經證明:用一個比較大的木筏裝上足夠的食品和淡水可以漂流一年以上,漂流的地區可以由中國東南沿海一直到達南美、北美。澳大利亞、非洲以及整個太平洋各群島。菲律賓、北婆羅洲、夏威夷、新西蘭、厄瓜多爾......世界各地陸陸續續有十三個地區發現了源自中國的有段石錛。部分史學家根據考古研究推測: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也有學者推測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在膠東半島也開闢了一條直通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直至東南亞的黃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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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9年已成功滅亡六國從而一統中原的秦始皇嬴政派屠睢率領五十多萬大軍分五路南下攻擊閩浙與嶺南,出兵當年就攻下閩浙隨即在此地設置了閩中郡,攻嶺南遭到兩廣軍襲擊而大敗。這次挫敗並未阻止秦始皇將嶺南納入版圖的決心,於是公元前214年秦軍在任囂和趙佗的率領下攻擊嶺南,這次秦軍成功佔據了嶺南,隨即再次設置南海郡,修築番禺城(今廣州城),此後廣州就一直是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秦朝二世而亡,隨即又經歷了楚漢相爭,趙佗趁中原戰亂之機向南嶺各關口的軍隊傳達了據險防守的指令並藉機殺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們,換上自己的親信。公元前204年趙佗起兵兼併桂林郡和象郡,在嶺南建立南越國,號稱“南越武王”。1974年底在今廣州中山四路發現了南越國宮署遺址,在宮署遺址之下又發現了秦代造船遺址,從出土文物判斷:這是秦始皇統一嶺南時“一軍處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廠遺址。1983年在廣州象崗發現的西漢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產自非洲的大象牙、洪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風格的圓形銀盒、創始於兩河流域的金花泡飾以及燃燒東南亞龍腦香的薰爐,由此可見秦漢時期的廣州已是國際貿易的重要港口。漢武帝之後西漢的商人經常出海貿易,中國典籍中關於海上絲綢之路明確的文字記載日益清晰起來: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真正形成並開始發展。西漢時期南方的南越國與印度半島之間海路已經開通。公元前112年夏季漢武帝劉徹出兵10萬發動對南越國的戰爭,並於公元前112年冬季滅亡南越國。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藉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這時“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漢書·地理志》記載其航線為: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境內)、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境內)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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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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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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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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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做出重大貢獻的大帝國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前550~前330),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在大流士一世時代(前522~前486)帝國領土東至印度河,北到中亞,西到愛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國修築了四通八達的商道並建立了完備的驛站制度——從愛琴海東岸的以弗所到國都蘇撒之間建立了舉世聞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設置驛站,全長2000多公里,大流士可以在國都吃到從愛琴海捕撈的鮮魚。在帝國東部沿著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米底之路,進而經巴克特里亞抵達印度構成了一條交通幹線。此時從東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的絲綢之路西段已初具雛形。公元前336年馬其頓王國發生了一場宮廷政變——國王腓力二世在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子亞歷山大迅速鎮壓了政變,隨即又平定了希臘各城邦的反馬其頓運動。兩年後亞歷山大指揮馬其頓軍團向東進入亞洲,先後征服小亞細亞、敘利亞,然後南下埃及,又向東進入兩河流域,徹底滅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亞歷山大的兵鋒一直向東抵達錫爾河、阿姆河、印度河一線。亞歷山大帝國比波斯帝國還大上一圈:從地中海到印度河,從黑海、裡海、鹹海到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幾乎全被馬其頓囊括在鐵蹄之下。雖然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后帝國迅速被幾個部將瓜分,但由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形成的希臘馬其頓王國、敘利亞塞琉古王國、埃及托勒密王國都延續了興起於愛琴海的希臘文明,由此中西亞地區進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希臘化時代,原本斯基泰等遊牧民族聚居的地區迅速城市化,絲綢之路西端已完全連成一片。在亞歷山大死後一百多年東方的秦國統一了華夏,儘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其所奠定的大一統政體被新生的漢帝國繼承。漢武帝繼位後漢帝國對周邊的輻射力逐漸加強,此時絲綢之路的完全貫通就差帕米爾高原到河西走廊這一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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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在距離當時的漢帝國都城長安西北120公里處的甘泉宮內一個即將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使團整裝待發——28歲的張騫從16歲的漢武帝劉徹手中接過象徵大漢帝國威嚴的漢使符節,隨即踏上了出使西域的漫漫征途。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為聯合西域的大月氏國夾擊匈奴。這是一段危險的歷程:一方面之前從未有人到過如此遙遠的地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艱難險阻在等著使團;另一方面此行還必須穿越匈奴的領土,也許使團還沒找到月氏部族就會被匈奴人殺死。被艱險嚇倒的人應該不少,這時28歲的郎官張騫自告奮勇應募出征。就這樣張騫帶著一百多名下屬從隴西離開漢境,穿越河西走廊一步步踏上未知的旅程。那時沒有手機,也沒有衛星定位,從他離開隴西那天起他和漢朝政府之間就失去了聯繫,今後的一切都要靠他自行處理解決。果然張騫使團毫不意外地與匈奴人遭遇了。一百多人的使團自然無法和匈奴大軍抗衡,他們毫無懸念地成為匈奴的俘虜。對於漢朝使節越過匈奴國土去出使月氏是去幹什麼的這件事匈奴單于即使用腳趾頭也能想明白,於是他說道:“月氏在我北面,漢朝怎能派使節越過我的國土前去呢?我要是派使節去南越,你們漢朝能同意嗎?”(單于所說的方位是錯的,月氏在匈奴的西偏南,而不是北方)。儘管單于對漢朝這次出使行動極其憤怒,但對張騫本人卻倒有幾分敬佩之意。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 而匈奴又是一個崇拜強者的民族,面對敢於孤身犯險的張騫其實匈奴方面多少是有些敬佩的。正因為如此張騫不僅沒被殺,反而在單于的親自撮合下娶了匈奴女子,生了孩子。匈奴人面對這個長期生活在自己中間的漢人漸漸放鬆了警惕,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張騫從沒忘記過自己的使命,滯留匈奴期間他更是近距離觀察獲得了許多關於匈奴的第一手情報。終於有一天張騫忽然帶著自己的部下堂邑父脫離了匈奴人的監管。張騫輾轉來到大宛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盆地,也就是說張騫此行是從今天的內蒙古一直走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在張騫之前的大約兩百年前亞歷山大大帝也曾東征至此並在這裡建立了一座“絕域亞歷山大里亞城”,東西方兩位偉大的探險者的足跡在此交匯。遺憾的是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迅速解體——從馬其頓到大宛之間的萬里疆域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希臘化國家。如果張騫的西域之行提前三十多年就會遇到大宛的希臘統治者。然而此時北方的塞種人入侵,希臘化王國被顛覆,因此西域地區儘管是華夏文明和希臘文明交匯之地,但就因為這三十年的時間差東西方兩大偉大文明失去了直接接觸的歷史時機,然而歷史不容假設——兩大文明的失之交臂就此成為人類歷史的缺憾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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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到大宛後向大宛國王說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種種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並表示今後如能返回漢朝,一定奏明漢皇,送他很多財物,重重酬謝。大宛王本來早就風聞東方漢朝的富庶,很想與漢朝通使往來,但苦於匈奴的中梗阻礙,未能實現。漢使的意外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張騫的一席話更使他動心,於是滿口答應了張騫的要求,熱情款待後派了嚮導和譯員將張騫等人送到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康居王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月氏被匈奴擊敗後西遷的月氏部族被稱為大月氏,留在祁連山一帶歸順了匈奴統治的稱之為小月氏)。不料這時的大月氏人由於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串富,況且由於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改變了態度。當張騫向他們提出建議時他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加之他們又以為漢朝離月氏太遠,如果聯合攻擊匈奴,遇到危險恐難以相助。張騫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終未能說服月氏人與漢朝聯盟夾擊匈奴。在此期間張騫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張騫動身返國。在回程路上張騫沒按原路返回,而是向南穿越羌人聚居區,試圖以此避開匈奴人的攔截。問題是在那個年代張騫根本無法掌握最新的國際動態,於是當他穿越羌人聚居區時才得知:原來此時羌人也已歸附匈奴。就這樣張騫被交給了匈奴人,不過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在匈奴營地他重新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年多後匈奴單于去世,隨即匈奴國內爆發了爭奪單于之位的內戰,張騫和堂邑父抓住這個機會逃回了漢朝,這次張騫帶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公元前126年張騫終於返回長安,此時距離他出發已過去13年。一百多人的使團只剩下張騫和堂邑父兩人,當然又多出了張騫的妻子和孩子。也許正是在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張騫的軟禁囚徒生活不再孤單,可當張騫回到漢朝後他們作為在背後默默支持這位英雄的人物被正史所遺忘,一年後張騫的匈奴妻子患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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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使的最初目的來看:張騫並沒能完成和大月氏結盟的目的,所以單純只就這次出使的目的而言是一次失敗的行動。然而從這次行動對後世歷史的影響來看:這是一次偉大的出使,因為張騫把一個名詞帶到了漢武帝面前——這個詞叫天下。中華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天下觀,正是在這一天下觀的指引下大秦帝國一統華夏——就當時而言秦始皇嬴政足以自豪地以為自己統一的是整個天下——南方的百越俯首稱臣;北方的匈奴也被徹底擊敗;至於西方的情況那時的中國人還知之甚少。張騫這次出使讓漢武帝知道了:在漢帝國的西面還有遼闊的世界,自己作為受命於天的天子必須將這一遼闊世界納入以自己為核心的天下體系。不僅漢武帝這樣想,張騫也是這麼向他建議的:他向漢武帝提供了關於西域的第一手資料併力勸漢武帝開拓西域——聯合烏孫、大宛、安息等國共同對付匈奴。如果說這還僅僅只是針對匈奴的外交戰略,那麼接下來張騫的建議就真的是放眼天下了:他建議漢武帝同時開拓西南,打通前往印度的通道,全面打開西方的大門。從長安到費爾干納,到藥殺水,到鹹海,到印度,甚至一直遠到波斯和羅馬“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五年後漢軍發起河西之戰,從匈奴手中奪取河西走廊,西域的大門至此徹底對漢朝開放。張騫帶著三百多名隨員和數量巨大的財物再次出使西域,這次再也沒匈奴人能抓捕他了。此行的目的一是招與匈奴有矛盾的烏孫東歸故地,以斷匈奴右臂;二是宣揚國威,勸說西域諸國與漢聯合,使之成為漢王朝之外臣。張騫到達烏孫時恰逢烏孫內亂,沒有達到勸說烏孫東歸的目的。不過張騫的副使則分別訪問了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國,擴大了西漢王朝的政治影響,增強了相互間的瞭解。張騫一行偕烏孫使者數十人於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抵長安。張騫因兩次出使西域之功被封為博望侯,此後博望侯就幾乎成為出使西域的漢使的固定爵位,一時間博望侯之名響徹西域大地。自此之後無數使節、士兵、商旅、僧侶沿著張騫當年開拓的道路東來西往:西域的苜蓿、石榴、葡萄、香菜、大蒜等物品通過這條道路進入中原,而中原的絲綢、茶葉、火藥、造紙術、印刷術也通過這條道路傳播到西方,這些物品的傳播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歷史。與物品傳播相伴隨的是軍事行動和思想的傳播:這條路見證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豪音;這條路見證了法顯、玄奘歷經千難萬險的求法歷程;這條路見證了盛唐的邊塞詩歌。儘管這條路起源於漢帝國的國防外交政策,然而直到漢帝國與匈奴以及作為絲綢之路貿易最大客戶的羅馬帝國都崩潰之後這條路依然活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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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絲綢之路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從中國古代的長安通往中西亞地區乃至歐洲的古道,而我們常常忽略了其實在中國的大西南還有一條絲綢之路,為了和西北地區的絲綢之路區別通常稱之為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總長有大約2000公里,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它以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衝,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我國的四川地區在古代稱之為蜀地,蜀地是絲綢的重要產地之一。西漢揚雄《蜀都賦》曾這樣描繪蜀地絲綢之精美:“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春秋戰國時代的古蜀國曾一度號稱蠶叢之國,這裡的桑蠶絲綢業起源最早,是中國絲綢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事實上蜀地和印度等地的貿易交流可能遠遠早於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歷史——古梵文文獻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溼婆神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織品應該就是揚雄所說的“黃潤細布”。而印度人自己推測溼婆神出現的年代大致相當於我國商代。到了張騫出使大月氏時曾在相當於今天阿富汗喀布爾一帶見到蜀地的絲綢,在詢問當地人後得知此物系從南方的身毒國(秦漢時期對古印度的稱呼)傳來,張騫據此推測:在中國的大西南有一條從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事實上早在張騫通使西域開闢北方絲綢之路前西南先民們就已打通了一條從四川成都至雲南滇東一帶的“五尺道”——秦始皇嬴政統一中國後派遣將軍常頞率軍築路而成:“五尺道”從四川出發往東南行,經僰道(宜賓)、南廣(鹽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寧一帶)、味縣(曲靖),至滇池(昆明),繼續向西至葉榆(大理)。道雖只寬五尺,但卻和貫通全國各地的大秦直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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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絲綢之路、西北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都是溝通東西方的古代交通大動脈,而與之相對的還有一條海上交通線——海上絲綢之路:戰國時代楚威王殺死了越王無疆,到楚懷王時代越國已徹底陷入內亂之中無法自拔,早已不復勾踐時代的霸主的形象。楚懷王乘機攻滅越國,設郡江東。隨著越國的覆滅,楚國疆域由長江中游的兩湖、安徽、江西等地拓境至江東地區,獲得了長江出海口。楚國利用這一地緣優勢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與西亞、南亞的一些國家進行經濟交流,這從側面印證了“世界第一大國”之說。楚王為了便於商貿,楚國特地為商隊鑄造了用於免稅的金節,只要出示金節,一律免徵關稅。節用青銅鑄成,上有銘文曰:“得其金節則勿徵”,“不得金節則徵”。從享受國家免稅的優待看,楚國已牢牢把商業控制在官府手中了。這是中國歷史是最早利用海上絲綢之路同中西亞國家交往的記載。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表明了一種跡象: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可能比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時間更早——現代海洋漂流學說已經證明:用一個比較大的木筏裝上足夠的食品和淡水可以漂流一年以上,漂流的地區可以由中國東南沿海一直到達南美、北美。澳大利亞、非洲以及整個太平洋各群島。菲律賓、北婆羅洲、夏威夷、新西蘭、厄瓜多爾......世界各地陸陸續續有十三個地區發現了源自中國的有段石錛。部分史學家根據考古研究推測: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也有學者推測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在膠東半島也開闢了一條直通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直至東南亞的黃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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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9年已成功滅亡六國從而一統中原的秦始皇嬴政派屠睢率領五十多萬大軍分五路南下攻擊閩浙與嶺南,出兵當年就攻下閩浙隨即在此地設置了閩中郡,攻嶺南遭到兩廣軍襲擊而大敗。這次挫敗並未阻止秦始皇將嶺南納入版圖的決心,於是公元前214年秦軍在任囂和趙佗的率領下攻擊嶺南,這次秦軍成功佔據了嶺南,隨即再次設置南海郡,修築番禺城(今廣州城),此後廣州就一直是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秦朝二世而亡,隨即又經歷了楚漢相爭,趙佗趁中原戰亂之機向南嶺各關口的軍隊傳達了據險防守的指令並藉機殺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們,換上自己的親信。公元前204年趙佗起兵兼併桂林郡和象郡,在嶺南建立南越國,號稱“南越武王”。1974年底在今廣州中山四路發現了南越國宮署遺址,在宮署遺址之下又發現了秦代造船遺址,從出土文物判斷:這是秦始皇統一嶺南時“一軍處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廠遺址。1983年在廣州象崗發現的西漢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產自非洲的大象牙、洪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風格的圓形銀盒、創始於兩河流域的金花泡飾以及燃燒東南亞龍腦香的薰爐,由此可見秦漢時期的廣州已是國際貿易的重要港口。漢武帝之後西漢的商人經常出海貿易,中國典籍中關於海上絲綢之路明確的文字記載日益清晰起來: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真正形成並開始發展。西漢時期南方的南越國與印度半島之間海路已經開通。公元前112年夏季漢武帝劉徹出兵10萬發動對南越國的戰爭,並於公元前112年冬季滅亡南越國。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藉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這時“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漢書·地理志》記載其航線為: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境內)、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境內)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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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後的兩千餘年間廣州一直是中國南方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已和阿拉伯地區展開貿易,這點我們可以從阿拉伯史學家撰寫的《編年史》中得到證明,同時在廣州也出土了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這也間接證明當時中國同中東地區是存在貿易往來的。到了唐代地理學家賈耽在《新唐書·地理志》中描述了當時全長1.4萬公里的廣州通海夷道:商船從廣州起航,向南行駛至珠江口的屯門港,然後折向西南方向經海南島東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達如今越南東南部海面,再從這裡越過馬來半島進入印度洋,最終抵達當時阿拉伯帝國的都城巴格達。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年)張九齡主持修築了梅關古道上的大庾嶺驛道,此後前來中國貿易的外商可以從廣州經由陸路更為便捷地直抵長安、洛陽。除了由廣州通往印度洋的南方海上絲綢之路外另一條東北海上絲綢之路也在唐代進入到繁盛局面:中國絲綢進入東北亞可追溯到中國歷史上漢魏時期(公元前202年——公元265年)——在《三國志•魏志•夫餘傳》中清晰記載了位於東北地區的夫餘國與中原存在商業貿易,在如今的龍潭山和東團山之間均出土了大量漢代五銖錢、漢代白銅鏡殘片以及印有王莽貨泉花紋的陶片。到了唐代東北地區已形成一條陸路絲綢之路和一條海上絲綢之路:陸路從上京忽汗城西渡遼河至營州而入幽州境,然後一路西行至長安;海路從上京忽汗城取道遼東半島,渡渤海而入青州境之登州。這條道路使唐朝得以溝通東北地區的渤海國、朝鮮半島的新羅、孤懸海外的日本,最遠甚至與位於今天俄羅斯勘察加半島的流鬼國取得了聯繫。宋朝由於在軍事上的弱勢地位失去了西北陸上絲綢之路,因此更注重對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宋代的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完成的。此時中國人早已在漢代絲綢之路的基礎上進一步向西越過印度洋到達了東非海岸。宋人筆下已記載有今天的索馬里、桑給巴爾、埃及、摩洛哥等地,宋朝海商至少已掌握了4條中國到非洲的航線。1898年德國考古學家在非洲索馬里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古銅錢,從錢幣上的文字來看:這些古錢出自中國宋朝。事實上這已不是第一次在非洲發現宋錢了:1888年英國人在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發現宋錢。進入20世紀後類似的發現進一步增加:1916年馬菲亞島出土3枚宋錢;1945年桑給巴爾一次性挖掘出176枚古錢幣——其中北宋錢幣108枚,南宋56枚;坦桑尼亞的基爾瓦港口與肯尼亞境內的哥迪遺址也先後發現“熙寧通寶”、“政和通寶”、“慶元通寶”等宋朝銅錢。其實宋錢並不是只出現在非洲,在今天的新加坡、爪哇、波斯灣、印度、越南、日本、朝鮮半島等地以及中國境內的遼、金、西夏統治區都曾出土過宋錢,可以說宋錢就是那個年代的國際通用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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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我國正式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由此中國開始試圖以一帶一路戰略促進絲綢之路沿線鄰國和我國自身的共同繁榮。北京時間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確定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聯合提交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文化遺產項目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一帶一路戰略和申遺成功使這條連接東西方的古老通道重新為世人所關注,正是因為這條道路古老悠久的華夏文明和西方文明開始了最早的交流。然而我們對絲綢之路究竟瞭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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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意義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有一條:廣義上的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通常狹義的絲綢之路就是單指從中國大西北通向中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傳統的觀點認為張騫的鑿空西域之行開啟了東西方之間的交往歷史,不過隨著考古學界不斷湧現的新發現逐漸證明:事實上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文明就曾遙遠的西方文明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著貿易和文化交流。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的要道,可不知道大家是否思考過為何在河西走廊上沒有“絲門”而有“玉門”?事實上早在文獻記述絲綢之路之前2000年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路已經開通,但它不是為出口絲綢,而是為進口和田玉。早在商代的墓葬中就發現有出自新疆地區的和田玉和出自印度洋地區的海貝,這就足以證明商王朝就已和今天的新疆地區乃至印度洋地區有著一定的商品交換。事實上中國絲綢的西傳也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早:早在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之前的公元前5世紀希臘帕特農神廟的命運女神雕像就穿上了原產於中國的絲綢,近年來在新疆、南西伯利亞、克里米亞的考古發掘已為我們大體勾畫出完整的中國絲綢西傳路線圖,其中在新疆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絲綢遺物是戰國時代的遺物,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原地區和新疆地區之間就已經誕生了絲綢貿易。甚至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猜測:後世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遊牧部落都有明確文字記載證明其有過大規模西遷的舉動,那麼在更早的年代呢?我們知道秦國的崛起正是建立在和西戎蠻族的戰鬥過程中,問題是那些被秦國打敗的西戎蠻族去了哪裡呢?當然有一部分被秦國同化,最終融入到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但也有不少戎狄部落選擇了向西遷徙,至於這些部落遷徙到了何方史書中沒有明確記載。不排除可能這些部落向西一直進入新疆、中亞乃至印度、西亞等地。甚至有傳說認為:中國道家學派的開山鼻祖老子在西行出函谷關後更是一路向西越過中亞地區的浩瀚沙漠一直到達印度並被印度人奉為聖人,由此開創了印度佛教。這就是中華道教和漢傳佛教中所謂的“老子化胡”說,這一說法認為其實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其實就是西行的道家老子。還有的說法更進一步認為:佛教其實在戰國時代就已傳入中國,只因與秦法不能兼容而在焚書坑儒過程中消亡,直到漢武帝遣張騫打通絲綢之路後佛教才重新流傳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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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階段東西方之間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遊牧民族為中介進行的,所以稱這條古老的道路為草原絲綢之路。其實這條道路上交易的主要商品不是絲綢而是玉石,所以這條道路又被稱之為玉石之路。斯基泰人是活躍於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古老民族:公元前9世紀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佈於阿爾泰山以東。公元前8世紀中葉周宣王征伐獫狁、西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又和西戎部族長期交鋒,於是一波波西戎部族不斷向西遷徙並逐漸和斯基泰人既融合又鬥爭。原本生活在今天新疆阿爾泰山一帶的斯基泰人逐漸遷徙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驅趕那裡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來。另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多瑙河流域定居。還有一部分跟蹤西米里安人南下,到達小亞細亞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公元前7世紀斯基泰人曾對高加索、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米底以及亞述帝國大舉入侵,威脅西亞近七十年,其騎兵馳騁於卡帕多細亞到米底、高加索到敘利亞之間,尋找掠奪物。約公元前630年斯基泰人的版圖從波斯邊境經庫班一直伸延到整個南俄草原。斯基泰王帕爾塔圖亞和馬底耶斯父子還統治過烏拉爾圖。斯基泰人憑藉強盛的武力控制了從高加索一直延伸到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然而因為遊牧經濟的脆弱性導致斯基泰人其實一直無能成功構建起一個大一統的帝國,而始終是以鬆散的部落聯盟形式存在,而部落之間的糾紛衝突又使草原絲綢之路時斷時續飄忽不定。直到亞歐大陸出現幅員遼闊的統一帝國後絲綢之路才有可能走向正規化、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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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為絲綢之路的開通做出重大貢獻的大帝國是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前550~前330),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大帝國。在大流士一世時代(前522~前486)帝國領土東至印度河,北到中亞,西到愛琴海以及北非的埃及。波斯帝國修築了四通八達的商道並建立了完備的驛站制度——從愛琴海東岸的以弗所到國都蘇撒之間建立了舉世聞名的波斯御道,每隔25公里設置驛站,全長2000多公里,大流士可以在國都吃到從愛琴海捕撈的鮮魚。在帝國東部沿著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米底之路,進而經巴克特里亞抵達印度構成了一條交通幹線。此時從東地中海到興都庫什山的絲綢之路西段已初具雛形。公元前336年馬其頓王國發生了一場宮廷政變——國王腓力二世在女兒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子亞歷山大迅速鎮壓了政變,隨即又平定了希臘各城邦的反馬其頓運動。兩年後亞歷山大指揮馬其頓軍團向東進入亞洲,先後征服小亞細亞、敘利亞,然後南下埃及,又向東進入兩河流域,徹底滅亡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亞歷山大的兵鋒一直向東抵達錫爾河、阿姆河、印度河一線。亞歷山大帝國比波斯帝國還大上一圈:從地中海到印度河,從黑海、裡海、鹹海到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幾乎全被馬其頓囊括在鐵蹄之下。雖然亞歷山大英年早逝后帝國迅速被幾個部將瓜分,但由亞歷山大帝國解體形成的希臘馬其頓王國、敘利亞塞琉古王國、埃及托勒密王國都延續了興起於愛琴海的希臘文明,由此中西亞地區進入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希臘化時代,原本斯基泰等遊牧民族聚居的地區迅速城市化,絲綢之路西端已完全連成一片。在亞歷山大死後一百多年東方的秦國統一了華夏,儘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其所奠定的大一統政體被新生的漢帝國繼承。漢武帝繼位後漢帝國對周邊的輻射力逐漸加強,此時絲綢之路的完全貫通就差帕米爾高原到河西走廊這一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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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在距離當時的漢帝國都城長安西北120公里處的甘泉宮內一個即將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使團整裝待發——28歲的張騫從16歲的漢武帝劉徹手中接過象徵大漢帝國威嚴的漢使符節,隨即踏上了出使西域的漫漫征途。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為聯合西域的大月氏國夾擊匈奴。這是一段危險的歷程:一方面之前從未有人到過如此遙遠的地方,一路上不知有多少艱難險阻在等著使團;另一方面此行還必須穿越匈奴的領土,也許使團還沒找到月氏部族就會被匈奴人殺死。被艱險嚇倒的人應該不少,這時28歲的郎官張騫自告奮勇應募出征。就這樣張騫帶著一百多名下屬從隴西離開漢境,穿越河西走廊一步步踏上未知的旅程。那時沒有手機,也沒有衛星定位,從他離開隴西那天起他和漢朝政府之間就失去了聯繫,今後的一切都要靠他自行處理解決。果然張騫使團毫不意外地與匈奴人遭遇了。一百多人的使團自然無法和匈奴大軍抗衡,他們毫無懸念地成為匈奴的俘虜。對於漢朝使節越過匈奴國土去出使月氏是去幹什麼的這件事匈奴單于即使用腳趾頭也能想明白,於是他說道:“月氏在我北面,漢朝怎能派使節越過我的國土前去呢?我要是派使節去南越,你們漢朝能同意嗎?”(單于所說的方位是錯的,月氏在匈奴的西偏南,而不是北方)。儘管單于對漢朝這次出使行動極其憤怒,但對張騫本人卻倒有幾分敬佩之意。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 而匈奴又是一個崇拜強者的民族,面對敢於孤身犯險的張騫其實匈奴方面多少是有些敬佩的。正因為如此張騫不僅沒被殺,反而在單于的親自撮合下娶了匈奴女子,生了孩子。匈奴人面對這個長期生活在自己中間的漢人漸漸放鬆了警惕,他們所不知道的是張騫從沒忘記過自己的使命,滯留匈奴期間他更是近距離觀察獲得了許多關於匈奴的第一手情報。終於有一天張騫忽然帶著自己的部下堂邑父脫離了匈奴人的監管。張騫輾轉來到大宛國——大宛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盆地,也就是說張騫此行是從今天的內蒙古一直走到了烏茲別克斯坦。在張騫之前的大約兩百年前亞歷山大大帝也曾東征至此並在這裡建立了一座“絕域亞歷山大里亞城”,東西方兩位偉大的探險者的足跡在此交匯。遺憾的是亞歷山大死後其帝國迅速解體——從馬其頓到大宛之間的萬里疆域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希臘化國家。如果張騫的西域之行提前三十多年就會遇到大宛的希臘統治者。然而此時北方的塞種人入侵,希臘化王國被顛覆,因此西域地區儘管是華夏文明和希臘文明交匯之地,但就因為這三十年的時間差東西方兩大偉大文明失去了直接接觸的歷史時機,然而歷史不容假設——兩大文明的失之交臂就此成為人類歷史的缺憾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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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到大宛後向大宛國王說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種種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並表示今後如能返回漢朝,一定奏明漢皇,送他很多財物,重重酬謝。大宛王本來早就風聞東方漢朝的富庶,很想與漢朝通使往來,但苦於匈奴的中梗阻礙,未能實現。漢使的意外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張騫的一席話更使他動心,於是滿口答應了張騫的要求,熱情款待後派了嚮導和譯員將張騫等人送到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康居王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月氏被匈奴擊敗後西遷的月氏部族被稱為大月氏,留在祁連山一帶歸順了匈奴統治的稱之為小月氏)。不料這時的大月氏人由於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串富,況且由於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改變了態度。當張騫向他們提出建議時他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加之他們又以為漢朝離月氏太遠,如果聯合攻擊匈奴,遇到危險恐難以相助。張騫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終未能說服月氏人與漢朝聯盟夾擊匈奴。在此期間張騫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元朔元年(前128年)張騫動身返國。在回程路上張騫沒按原路返回,而是向南穿越羌人聚居區,試圖以此避開匈奴人的攔截。問題是在那個年代張騫根本無法掌握最新的國際動態,於是當他穿越羌人聚居區時才得知:原來此時羌人也已歸附匈奴。就這樣張騫被交給了匈奴人,不過不幸之中也有大幸:在匈奴營地他重新見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年多後匈奴單于去世,隨即匈奴國內爆發了爭奪單于之位的內戰,張騫和堂邑父抓住這個機會逃回了漢朝,這次張騫帶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公元前126年張騫終於返回長安,此時距離他出發已過去13年。一百多人的使團只剩下張騫和堂邑父兩人,當然又多出了張騫的妻子和孩子。也許正是在妻子和孩子的陪伴下張騫的軟禁囚徒生活不再孤單,可當張騫回到漢朝後他們作為在背後默默支持這位英雄的人物被正史所遺忘,一年後張騫的匈奴妻子患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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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使的最初目的來看:張騫並沒能完成和大月氏結盟的目的,所以單純只就這次出使的目的而言是一次失敗的行動。然而從這次行動對後世歷史的影響來看:這是一次偉大的出使,因為張騫把一個名詞帶到了漢武帝面前——這個詞叫天下。中華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統的天下觀,正是在這一天下觀的指引下大秦帝國一統華夏——就當時而言秦始皇嬴政足以自豪地以為自己統一的是整個天下——南方的百越俯首稱臣;北方的匈奴也被徹底擊敗;至於西方的情況那時的中國人還知之甚少。張騫這次出使讓漢武帝知道了:在漢帝國的西面還有遼闊的世界,自己作為受命於天的天子必須將這一遼闊世界納入以自己為核心的天下體系。不僅漢武帝這樣想,張騫也是這麼向他建議的:他向漢武帝提供了關於西域的第一手資料併力勸漢武帝開拓西域——聯合烏孫、大宛、安息等國共同對付匈奴。如果說這還僅僅只是針對匈奴的外交戰略,那麼接下來張騫的建議就真的是放眼天下了:他建議漢武帝同時開拓西南,打通前往印度的通道,全面打開西方的大門。從長安到費爾干納,到藥殺水,到鹹海,到印度,甚至一直遠到波斯和羅馬“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於四海”。五年後漢軍發起河西之戰,從匈奴手中奪取河西走廊,西域的大門至此徹底對漢朝開放。張騫帶著三百多名隨員和數量巨大的財物再次出使西域,這次再也沒匈奴人能抓捕他了。此行的目的一是招與匈奴有矛盾的烏孫東歸故地,以斷匈奴右臂;二是宣揚國威,勸說西域諸國與漢聯合,使之成為漢王朝之外臣。張騫到達烏孫時恰逢烏孫內亂,沒有達到勸說烏孫東歸的目的。不過張騫的副使則分別訪問了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國,擴大了西漢王朝的政治影響,增強了相互間的瞭解。張騫一行偕烏孫使者數十人於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抵長安。張騫因兩次出使西域之功被封為博望侯,此後博望侯就幾乎成為出使西域的漢使的固定爵位,一時間博望侯之名響徹西域大地。自此之後無數使節、士兵、商旅、僧侶沿著張騫當年開拓的道路東來西往:西域的苜蓿、石榴、葡萄、香菜、大蒜等物品通過這條道路進入中原,而中原的絲綢、茶葉、火藥、造紙術、印刷術也通過這條道路傳播到西方,這些物品的傳播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歷史。與物品傳播相伴隨的是軍事行動和思想的傳播:這條路見證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時代豪音;這條路見證了法顯、玄奘歷經千難萬險的求法歷程;這條路見證了盛唐的邊塞詩歌。儘管這條路起源於漢帝國的國防外交政策,然而直到漢帝國與匈奴以及作為絲綢之路貿易最大客戶的羅馬帝國都崩潰之後這條路依然活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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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絲綢之路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從中國古代的長安通往中西亞地區乃至歐洲的古道,而我們常常忽略了其實在中國的大西南還有一條絲綢之路,為了和西北地區的絲綢之路區別通常稱之為南方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總長有大約2000公里,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它以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雲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衝,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後到達印度和中東。我國的四川地區在古代稱之為蜀地,蜀地是絲綢的重要產地之一。西漢揚雄《蜀都賦》曾這樣描繪蜀地絲綢之精美:“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春秋戰國時代的古蜀國曾一度號稱蠶叢之國,這裡的桑蠶絲綢業起源最早,是中國絲綢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事實上蜀地和印度等地的貿易交流可能遠遠早於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歷史——古梵文文獻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溼婆神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織品應該就是揚雄所說的“黃潤細布”。而印度人自己推測溼婆神出現的年代大致相當於我國商代。到了張騫出使大月氏時曾在相當於今天阿富汗喀布爾一帶見到蜀地的絲綢,在詢問當地人後得知此物系從南方的身毒國(秦漢時期對古印度的稱呼)傳來,張騫據此推測:在中國的大西南有一條從蜀地通往身毒的道路。事實上早在張騫通使西域開闢北方絲綢之路前西南先民們就已打通了一條從四川成都至雲南滇東一帶的“五尺道”——秦始皇嬴政統一中國後派遣將軍常頞率軍築路而成:“五尺道”從四川出發往東南行,經僰道(宜賓)、南廣(鹽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寧一帶)、味縣(曲靖),至滇池(昆明),繼續向西至葉榆(大理)。道雖只寬五尺,但卻和貫通全國各地的大秦直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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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絲綢之路、西北絲綢之路、南方絲綢之路都是溝通東西方的古代交通大動脈,而與之相對的還有一條海上交通線——海上絲綢之路:戰國時代楚威王殺死了越王無疆,到楚懷王時代越國已徹底陷入內亂之中無法自拔,早已不復勾踐時代的霸主的形象。楚懷王乘機攻滅越國,設郡江東。隨著越國的覆滅,楚國疆域由長江中游的兩湖、安徽、江西等地拓境至江東地區,獲得了長江出海口。楚國利用這一地緣優勢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與西亞、南亞的一些國家進行經濟交流,這從側面印證了“世界第一大國”之說。楚王為了便於商貿,楚國特地為商隊鑄造了用於免稅的金節,只要出示金節,一律免徵關稅。節用青銅鑄成,上有銘文曰:“得其金節則勿徵”,“不得金節則徵”。從享受國家免稅的優待看,楚國已牢牢把商業控制在官府手中了。這是中國歷史是最早利用海上絲綢之路同中西亞國家交往的記載。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表明了一種跡象: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可能比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時間更早——現代海洋漂流學說已經證明:用一個比較大的木筏裝上足夠的食品和淡水可以漂流一年以上,漂流的地區可以由中國東南沿海一直到達南美、北美。澳大利亞、非洲以及整個太平洋各群島。菲律賓、北婆羅洲、夏威夷、新西蘭、厄瓜多爾......世界各地陸陸續續有十三個地區發現了源自中國的有段石錛。部分史學家根據考古研究推測: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也有學者推測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在膠東半島也開闢了一條直通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直至東南亞的黃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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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9年已成功滅亡六國從而一統中原的秦始皇嬴政派屠睢率領五十多萬大軍分五路南下攻擊閩浙與嶺南,出兵當年就攻下閩浙隨即在此地設置了閩中郡,攻嶺南遭到兩廣軍襲擊而大敗。這次挫敗並未阻止秦始皇將嶺南納入版圖的決心,於是公元前214年秦軍在任囂和趙佗的率領下攻擊嶺南,這次秦軍成功佔據了嶺南,隨即再次設置南海郡,修築番禺城(今廣州城),此後廣州就一直是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秦朝二世而亡,隨即又經歷了楚漢相爭,趙佗趁中原戰亂之機向南嶺各關口的軍隊傳達了據險防守的指令並藉機殺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們,換上自己的親信。公元前204年趙佗起兵兼併桂林郡和象郡,在嶺南建立南越國,號稱“南越武王”。1974年底在今廣州中山四路發現了南越國宮署遺址,在宮署遺址之下又發現了秦代造船遺址,從出土文物判斷:這是秦始皇統一嶺南時“一軍處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廠遺址。1983年在廣州象崗發現的西漢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產自非洲的大象牙、洪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風格的圓形銀盒、創始於兩河流域的金花泡飾以及燃燒東南亞龍腦香的薰爐,由此可見秦漢時期的廣州已是國際貿易的重要港口。漢武帝之後西漢的商人經常出海貿易,中國典籍中關於海上絲綢之路明確的文字記載日益清晰起來: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真正形成並開始發展。西漢時期南方的南越國與印度半島之間海路已經開通。公元前112年夏季漢武帝劉徹出兵10萬發動對南越國的戰爭,並於公元前112年冬季滅亡南越國。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藉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這時“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漢書·地理志》記載其航線為: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境內)、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境內)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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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後的兩千餘年間廣州一直是中國南方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已和阿拉伯地區展開貿易,這點我們可以從阿拉伯史學家撰寫的《編年史》中得到證明,同時在廣州也出土了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這也間接證明當時中國同中東地區是存在貿易往來的。到了唐代地理學家賈耽在《新唐書·地理志》中描述了當時全長1.4萬公里的廣州通海夷道:商船從廣州起航,向南行駛至珠江口的屯門港,然後折向西南方向經海南島東北角附近的七洲洋到達如今越南東南部海面,再從這裡越過馬來半島進入印度洋,最終抵達當時阿拉伯帝國的都城巴格達。唐玄宗開元四年(716年)張九齡主持修築了梅關古道上的大庾嶺驛道,此後前來中國貿易的外商可以從廣州經由陸路更為便捷地直抵長安、洛陽。除了由廣州通往印度洋的南方海上絲綢之路外另一條東北海上絲綢之路也在唐代進入到繁盛局面:中國絲綢進入東北亞可追溯到中國歷史上漢魏時期(公元前202年——公元265年)——在《三國志•魏志•夫餘傳》中清晰記載了位於東北地區的夫餘國與中原存在商業貿易,在如今的龍潭山和東團山之間均出土了大量漢代五銖錢、漢代白銅鏡殘片以及印有王莽貨泉花紋的陶片。到了唐代東北地區已形成一條陸路絲綢之路和一條海上絲綢之路:陸路從上京忽汗城西渡遼河至營州而入幽州境,然後一路西行至長安;海路從上京忽汗城取道遼東半島,渡渤海而入青州境之登州。這條道路使唐朝得以溝通東北地區的渤海國、朝鮮半島的新羅、孤懸海外的日本,最遠甚至與位於今天俄羅斯勘察加半島的流鬼國取得了聯繫。宋朝由於在軍事上的弱勢地位失去了西北陸上絲綢之路,因此更注重對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宋代的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完成的。此時中國人早已在漢代絲綢之路的基礎上進一步向西越過印度洋到達了東非海岸。宋人筆下已記載有今天的索馬里、桑給巴爾、埃及、摩洛哥等地,宋朝海商至少已掌握了4條中國到非洲的航線。1898年德國考古學家在非洲索馬里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古銅錢,從錢幣上的文字來看:這些古錢出自中國宋朝。事實上這已不是第一次在非洲發現宋錢了:1888年英國人在坦桑尼亞的桑給巴爾發現宋錢。進入20世紀後類似的發現進一步增加:1916年馬菲亞島出土3枚宋錢;1945年桑給巴爾一次性挖掘出176枚古錢幣——其中北宋錢幣108枚,南宋56枚;坦桑尼亞的基爾瓦港口與肯尼亞境內的哥迪遺址也先後發現“熙寧通寶”、“政和通寶”、“慶元通寶”等宋朝銅錢。其實宋錢並不是只出現在非洲,在今天的新加坡、爪哇、波斯灣、印度、越南、日本、朝鮮半島等地以及中國境內的遼、金、西夏統治區都曾出土過宋錢,可以說宋錢就是那個年代的國際通用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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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絲綢之路並非只是一條單純用於絲綢交易的商路,同時也肩負著政治軍事和文化傳播的職能,即使是在貿易方面同樣不是單純交易絲綢,因此有時絲綢之路也會被稱為瓷器之路、茶葉之路,直到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他的名著《中國》一書中首次將聯繫古代東西方之間的陸路通道稱為絲綢之路,此後德國漢學家赫爾曼進一步將絲綢之路的外延擴大並提出“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概念,最終他們二人的觀念被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國際學術界普遍接受,於是絲綢之路的名字就此確定下來。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李希霍芬的學生斯文·赫定就曾有過如下規劃:修建一條從中國境內出發沿絲綢之路抵達中西亞地區的公路,對此他設想人們可以駕駛汽車從上海出發,沿著絲綢之路到喀什,然後經過整個中西地區到達亞歐交界地區的伊斯坦布爾,如果可能再詳細一直延伸到歐洲大西洋海岸邊,沿途人們可以欣賞風景各異的草原、戈壁、荒漠、綠洲等自然景觀,也可以領略樓蘭、撒馬爾罕、布哈拉、伊斯坦布爾等古城的氣息,不同的種族和民族進行著各種商品和文化的交流。他的這一設想引起了當時國民政府的興趣並根據他這一設想在絲綢之路古道的基礎上修築了蘭新公路。沒過多久抗戰全面爆發,蘭新公路成為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一條重要的物資運輸生命線,然而打造從中國通往中西亞地區交通網的設想也被戰爭打斷。事實證明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無法支撐起如此宏大的設想,然而今日今日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這一設想正日益變成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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