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兩晉到南北朝時代，是我國書法史上的重大變革時期，由於士大夫文人對書法藝術的熱衷，其優秀的書法家如張芝、索靖、鍾繇、二王等不同程度地引導了書法變革的新潮流。兩晉以後，正書由隸變而為楷成為時代的大趨勢，章草也漸變為今草，介於草書與真書之間的行書，也在士大夫文人書札的流行中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從現存魏晉南北朝時代的碑、帖及傳世墨跡來看，真、行、草、隸、篆眾體皆備，豐富多彩，燦若群星。
但是，由於時代久遠，朝代更迭，戰亂所禍，兩晉以來的名家真跡大多湮沒，僅靠臨摹品和石刻拓本傳世，其中真偽相雜，多准以確辨。近代以來，人們對鍾、王等名家書法字帖產生的懷疑，爭論較大。清中葉以後，碑學興起，康有為等人更是大力倡導北碑，而貶低南帖，於是，人們對六朝書法的認識便以魏碑為旨，學書者崇魏碑而輕南帖成為一時的風尚。康有為論述了魏碑的<十美>，對南北朝碑刻書法的藝術特徵和美學風格作了概括。但是南北朝的碑刻書法畢竟是書寫者雕刻者共同創造的，並不單純是由毛筆寫成的，其問書與刻的水平高下有差，往往影響到最後的效果。在碑學大興之時，不少有識之士就已指出這一點，書法家啟功、沙孟海等也曾有過論述。因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寫本便成了研究這一時期書法藝術重要資料，本世紀初敦煌藏經洞被發現，成千上萬的古代寫經公諸於世，其中有南北朝時期的很多寫本，對於這個時期書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敦煌遺書中，魏晉南北朝時期有明確紀年的卷子在七八十件以上，這些為數眾多的寫卷，有的是敦煌人所書，也有不少是內地或南方人所寫。因地域和時代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書法風格。兩晉時期的寫本具有濃厚的隸書特徵，如晉寫本《三國志·步皆傳》（礅研O二八七）具有漢簡書法意態之瀟灑、自由開放等特點，但字體結構已變橫勢為縱勢，結體稍緊，略顯峭峻（圖一）。一字之中強調主筆，特別是撩劃收筆較重，體現7隸書的風格，但在很多地方改變了隸書的結構形式，橫劃的起筆不回鋒，撇劃送出也不迴護，又反映出向楷書演化的特徵。本卷與六十年代新疆吐魯番出土的《吳書·孫權傳》書寫風格極為相近，應是同—時期的寫本。
東晉南朝時期，楷書的寫法開始普及，當樑天監五年（五O六年）寫於荊州的《大般涅槃經》（S·八一）是南朝楷書的代表。通篇結體均衡，佈局平正，點劃基本上掃除了隸書行筆的筆勢。橫划起筆略輕，收筆略重。北魏皇興五年（四七一年）寫於定州的《金光明經》（P四五0六）與之近似，真可謂交相輝映。其行筆勁健，骨力峻峭，具有《刁遵墓誌》（五一七年）的特點（圖二），結構嚴謹，風神典雅等方面，堪與《呂超靜墓誌》（四九三年）《王慕韶墓誌》（五一四年）等相媲美。
南朝寫本發現的較少，而所見的南朝寫卷均為楷則嚴整，書寫平正。除上述《大般涅磐經》外，還有樑天監十八年（五一九年）寫的《出家人受菩薩戒法卷第一》(P二一九六)、樑普通四年(五二三年)的《律序卷第上》、普通四年（五二三年）的《華嚴經卷第廿九》等等。此外，如陳天嘉六年(五六五年)的《仁王般若經序》（P、三四七一），是風格較為獨特的一例（圖三）。此卷僅存一紙，凡十三行，行四十字左右，小楷細膩，筆法勁健、流暢，妍美處頗有《崔敬邕墓誌》（五一七年）的神采。南朝晚期寫卷，楷書已逐步成熟。如陳至德四年（五八六年）的《摩河摩耶經》，陳太建八年（五七六年）的《佛說生經》等等，筆法和法體方面都為唐楷樹立了典範。
大多數北朝的寫卷，字體都介於隸與揩之間，而隨著時代的發展，隸法逐漸減少，直至消失。十六國時期至北朝早期的寫卷，直接承襲了漢隸的筆法，如寫於西涼建初元年（四O五年）的《十誦比丘戒本》，此卷前部已殘，尾全，近十米長，根據題記可知為敦煌僧人所書，書法具有濃厚的隸書特色，字形不太嚴整，大小不一，通篇看來卻顯得意態瀟灑，奔放不羈。行筆迅疚，很多字往往末筆重頓或拉長，與漢筒書風一脈相承。另外如興安三年（四五四年）的《大慈如來告疏》（敦研OO七）（圖四）。此帖僅一頁，正文十七行，每行廿七字，下部多殘，字體方正，結構緊湊，字距、行距疏朗，筆致樸拙，上承《衡方碑》之氣度，下可與《枳楊府君神道闕》（三九九年）（圖五）相媲美。康有為認為《枳楊府君神道闕》<豐茂渾重>，<考其體裁，可見隸楷之變>。這一評語用於敦煌寫本《大慈如來告疏》，同樣也是很適合的。這類書體對北朝寫本影響較廣。如果說以上兩種寫本更多地近於隸書，那麼，在北魏至西魏很長時間流行的書法則應稱作隸楷型，隸楷型寫卷主要有兩種情況：
一類以北魏寫本《大般涅槃經》（敦研二O）（圖六）和《妙法蓮華經》（敦博七二）為代表，繼承了漢隸平正、勻稱的特點，又接受了東晉、南朝楷書的影響，結構校長，行筆流暢而又靈活多變，左右兩側的筆劃放得較開，特別是橫、撇、捺劃拉得較長，顯得靈秀、嬌媚，又往往一字之中多有連筆，筆致迅疾處，尤見變化奇麗，跌宕乃端。使規整冗長，布苦算子的小楷寫經呈現活潑、清麗之姿，既發展了隸書典雅、優美的精神，又一改其古樸、凝重的氣息。屬於這類風格的，尚有水平五年（五二一年）的《大般涅槃經》（P.二九O七），正光二年（五二一年）的《十地論初歡喜地卷第一》（P.四八二三），大統七年（五四一年）的《大般涅槃經》（S.二二一六）等等。
第二類則發展了漢隸敖側，變化的特點，以永平四年（五一一年）的《成實論》（S.一四二七）、延昌三年（五一四年）的《成實論》（P.二一七九）為代表，這類寫經結體緊湊，呈向左傾斜之勢，起筆較輕，收筆厚重，前承《三國志·步笆傳》和《十誦比丘戒本》書風，又與龍門造像碎書法意態相通，波成變化細膩豐富，行筆流利，墨色豐潤，氣象渾穆。這類風格在北朝寫卷中數量較多，尤以北魏末、西魏時期居多。如延昌二年（五一三年）的《大樓炭經卷第七》（S.三四一）、同年的《華嚴經卷第十七》（S.二O六一）、永熙二年（五三三年）的《大般涅槃經卷第三一》（S·四四一五）等等。直到北周保定元年（五六一年）的《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S.二O八二）仍然沿襲這一風格。有的寫本則不同程度地有所發展和變化，如北魏正始元年（五0四年）的《勝重義記》（S.二六六O）筆法剛健，結體險峻、雄奇，與龍門《楊大眼造像記》相比，其意態風神極其相似。又如大統二年（五三六年）的《法華經義記》（P.三三O八）（圖七）和大統三年（五三七年）的《東都發願文》（P.二一八九）主要發揚了這類書法的活潑奔放、倚側跌宕的特點。前者己近於行書。時見草書的省寫，又往往連筆，氣勢流暢，後者雖保持楷則波挑起伏很大，橫畫、撩畫和有的豎畫往往拉得較長，時見漢簡筆意，倜儻不羈。敦煌莫高窟第二八五窟大統四年、大統五年題記的書法也與之相近。但更多的寫卷則向淳厚、樸拙的方向發展而漸趨平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