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結束南北朝270年亂世，卻38年亡國，重評隋文帝統治之失'

隋朝是結束魏晉南北朝大亂世的大一統王朝。然而，這樣一個強大的王朝，卻只存在38年。為什麼一個號稱”甲兵強銳”、”風行萬里”的皇朝，在很短的時間裡就”率土分崩”呢？以往人們往往認為，隋朝的滅亡，主要是隋煬帝不恤民力，暴虐為政所致。然而，一個王朝的滅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把鍋全甩給煬帝，是有失公允的。其實，開創了“開皇之治”隋文帝，也負有不可忽視的重大責任。

一、隋政權先天不足，特別容易腐朽

隋王朝的誕生，與漢、唐、宋、明、清等朝代有所不同，不是建立在大規模農民戰爭之後，而是採用宮廷政變方式，從北周靜帝孤兒寡母處輕易奪取的。

這種建國方式雖然容易，卻帶有先天不足的特徵。為何如此說呢？

經歷過農民戰爭而立國，不管統治集團是不是農民起義領袖，都能認識到農民戰爭的巨大威力，對天下民心不能不有所照顧。故而建國後都會採取與民休息、緩和階級矛盾的做法。

但隋朝沒有經歷這樣的過程，並沒有從廣泛的農民戰爭中得到什麼深刻的教訓。所以，隋朝統治集團貪暴腐朽的道路，要比其它皇朝更快更容易。

隋朝統治集團，基本來自北周、北齊，而這些人，大多數出身於掌權數十年的高官勳貴家庭，他們甫一建國，都快速進入了奢侈腐化的節奏。

關隴集團的開山鼻祖

例如隋朝開國功臣李穆的家族，李穆死後，幾個兒子不思建功立業，而是迅速陷入爭奪家產、追逐高官厚祿的鬥爭中，李穆的第十子李渾居然指使凶手殺死李家的嫡孫，以便自己能爭到父親的爵位和家產。他成功後，迅速過上了揮金如土、紙醉金迷的生活。李穆家族本來是隴右威名最盛的大家族，在西魏北周時代一直都是官高位重、舉足輕重的勳臣之家，結果到了隋朝，不僅在政治上毫無作為，卻迅速走向了腐化墮落。最終，這個大家族終因內鬥、政治傾軋等原因而被全族誅滅。

李渾的慘劇只是隋朝高官貴族的一個縮影。

即使是以節儉著稱的隋文帝，也好不到哪裡去。隋文帝稱帝第二年，為了顯示新朝氣象，便急不可耐地徵發大量民夫，建設新都大興城。大興城舊址面積約70平方公里，是清代北京皇城的4倍多。

593年至595年，隋文帝又令大臣楊素在岐州造的仁壽官，楊素迫使民工平山填谷，營造宮室，工程緊迫，逼死幾萬人，死人被”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但隋文帝還給楊素大量賞賜，並稱其為忠臣。598年，隋文帝又令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隋文帝還崇信佛教，到處”建廟立祀”“普建靈塔”，等等。不知耗費了人民多少生命和財富!同時，隋政府還對人民實行了重租政策。因此，在隋文帝統治時期，特別在其後期，廣大人民已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正如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所指出的:”不待煬帝之驕淫，而民已無餘地以求生矣。”

二、均田制有名無實，人民倍受剝削

隋朝在經濟方面最主要的措施是實行均田制。

這項制度的出發點是好的，為農民生產者計口授田。但是這項制度並沒有實施下去。

因為隋的建立，沒有經過大規模農民戰爭的掃蕩，官僚地主沒有受到起義農民刀劈斧砍的懲罰而減少，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也自然未受到農民革命風暴的有力衝擊，所以，土地佔有關係也必然得不到如同漢、唐等皇朝那樣的調整和緩和。

隋朝雖然頒佈了均田令，但這項制度不僅在南方各地未積極推行，即使在北方也未普遍而認真實行。其中暴露出很多問題。

其一，農民佔田數不足。關中和河南、河北、山東均田制推行的比較普遍，但執行過程中很不公平。關中人多地少，一個丁男按規定可以分到80畝露田、20畝永業田。古代糧食產量非常低，畝產小麥百十來斤就算不錯了，所以要佔有大量土地才能維持生計。況且，這100畝田中還包括種桑、果、麻的分量，一家農戶所有的副食和其他經濟作物，也都在這100畝田中。但是在關中這種地方，一個男丁僅能分到20畝田，差距太大了。豐年還能勉強維持生活所需，一遇荒年，因為沒有積蓄，很容易發生饑荒。

其二，統治階級佔田過多。隋朝對官員、宗室的政策非常優厚，諸王至都督可分永業舊百頃至三十頃。京官和地方官還有大量的職分田，如京官從一品至九品多者五頃，少者一頃。隋朝對勳貴的賜田也是經常而大量的，如隋文帝兩次就賞賜給大臣楊素田一百三十頃，賜給來和”地十項”，對柳莊、陸知命等人也都”賜以田宅”。官僚地主還憑藉權勢和財力兼併土地。總之，他們佔有的土地遠比均田農民多得多。納言蘇威對這種官多民少的現象憂心忡忡，曾對隋文帝建議“減功臣之地以給民”，但不被採納。

因此，隋朝自始至終，土地問題都十分嚴重，農民階級與官僚地主的矛盾，也就顯得特別嚴重和尖銳。這是隋統治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所以，王夫之在評隋朝均田制時曾說：“均田令行，狹鄉十畝而籍一戶，其虐民可知矣”，又

說”隋之速亡也，不亦宜乎!”這是很有見地的。

三、隋文帝“君富而國亡”

傳統印象中，大多認為隋文帝作風節儉、對百姓相對寬容，賦稅也比較少。

從一些史料看，確實容易造成這種印象。

隋文帝時，農民的調絹負擔，比北周、北齊稍有減輕，役差不多，但是，對農民徵收了比前代重得多的租粟。隋文帝即位後，就規定丁男（含丁男的妻小）一年輸租粟三石，終隋世而未改。因隋文帝時度量衡有改變，舊三升才合新量一升，故新量三石當合舊量九石。在幾個實行均田制的皇朝中，隋朝的田租剝削量比北魏、北齊、北周和唐朝都重得多，剝削率是最高的。

除正租而外，隋政府還通過義倉制度，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隋政府規定，義倉分三等納糧，”上戶不超過一石，中戶不過七鬥，下戶不過四鬥。”三至三十二，加到一起，剝削率更是遠遠超過魏、齊、周、唐。實在是精於搜刮。隋”國富”的祕密就在這裡。

在封建社會，國愈富，則民愈窮。隋朝就是這樣。

以隋文帝為代表的隋國家，正當”庫藏皆滿”之時，隋朝政治重心的京輔和三河廣大地區的人民群眾，卻過著”衣食不給”的痛苦生活，594年，關中大旱，廣大人民無以為生，令廣大百姓一路乞討，去洛陽”就食”“不憐百姓而惜倉庫”的隋文帝，不開倉賑濟，而是找飯吃。一遇災害，人民就無以為生。可見，隋朝廣大農民用自己辛勤的勞動，雖然發展了生產，卻未改善自己的生活，雖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卻被搜刮進了隋國家的倉庫。總之，隋朝之富非民富，實為國富而民窮也。

北朝以來，社會矛盾積累的很深。早在北齊和北周統治末期，以及陳朝統治時期，北方和南方的階級矛盾就已經相當尖銳了。在隋文帝統治的二十多年中，並未使階級矛盾得到緩和，相反，使階級矛盾進一步積結和激化。

隋文帝統治時期，農民起義已經在各地不斷髮生。597年桂州李光仕聚眾起義。同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602年，又有“交州人李佛子舉兵反”。604年，熙州李英林聚眾反。開皇一朝，隋朝統治的核心地區華陰一帶也有很多小股起義武裝。人民起義此伏彼起，連隋文帝也不得不承認”盜賊繁多”，只不過還未匯合成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罷了。

四、隋朝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

隋朝統治集團，大致分為關隴、山東和江南三個大集團。這三大集團，由於各自利益屬性問題，從隋朝一建國就互相抑制。

隋文帝是關隴貴族集團的代表，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施行了”大索貌閱”和”輸籍定樣”等措施，這些措施的實質，就是把隱藏在世家大族門下的奴婢解放出來，變成國家的編戶人口。關中的戶口隱附問題，早在北周時代就得到了較為徹底的解決，但在北齊舊地和南陳並沒有完全實行。這一措施從經濟上限制和打擊了山東和江南的世族豪強勢力。

所以，當隋末農民起義爆發後，關東和江南的地主階級中，均”無勤王之師”。相反，在農民起義的高潮中，他們則紛紛乘機起兵反隋，以求割據稱雄。關東樑師都、劉武周、羅藝和江南的蕭銑、沈法興等官僚地主的起兵即是。而官僚地主的反隋軍，則是推倒隋政權的另一種力量。

隋文帝對自己的統治班子，也非常苛刻。

隋文帝的政權是篡奪來的。因此，他總是提心吊膽，怕人不服，經常處在唯恐別人奪權的精神緊張狀態之下，於是形成了容易猜忌的政治作風。許多開國功臣，特別是手握重兵的將領，都被隋文帝殘忍地屠殺和清洗。

隋文帝曾規定”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這就是說，功臣只能有職而不能有權。觀德王楊雄是楊堅的親屬，但隋文帝嫌惡他威望太高，把他的兵權剝奪了。尚書僕射（尚書省的長官）楊素在隋文帝執政的中後期逐漸權重，文帝就暗示他不要到尚書省辦事，業務交給各部的尚書幹就行，從而把楊素給架空了。隋朝開國第一號功臣高熲，也因為在廢太子事件上不合文帝的心意，被無情地剝奪一切職務。尚書僕射蘇威也以與禮部尚書盧愷等”共為朋黨”的罪名，被免官，”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滅陳功臣之首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先被免官，後又遭下獄。

開國第六年，因為長期受猜忌和排擠，開國功臣劉昉、樑士彥、宇文忻等人鋌而走險企圖謀反，結果全部被殺。有不遜之言但實無反狀的佐命功臣王誼被賜死於家。597年，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也以莫須有罪名被誅，功臣王世積怕被迫害，託病不參加朝會，但也被隋文帝找茬殺死。上柱國李徹因與高穎關係密切，也被隋文帝用毒酒害死。600年，出生入死，”有李廣之風”的上柱國史萬歲被殺，因死非其罪，故”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

唐魏徵總結隋朝的功臣，“其草創元勳及有功諸將，誅夷罪退，罕有存者。”真是令人心寒。

隋文帝統治下，不僅”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

總之，由於隋文帝在處理統治階級內部關係上，政策失當，因此，他不能把統治集團的力量和智慧集中起來，相反，大大削弱和分裂了統治階級、特別是統治集團的力量。後來，隋煬帝繼續並發展了隋文帝的錯誤政策，造成了統治集團內部更大的混亂和分裂。

所以說，隋朝之滅亡，雖說最終亡於煬帝之手，但許多原因都根植於隋文帝時代，正如魏徵所說，隋之滅亡“跡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這話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