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的發展由晉入唐而至宋，書法藝術的語言規則——“法”已經十分完備了。如同書聖王羲之的書法地位是在唐代樹立起來的一樣。後來蘇軾之於顏真卿，無論其如何歌頌，倡揚。師法，亦何曾著眼於道！第二書聖的顏真卿地位卻是在宋代樹立起來的，但宋初四大家的師法顏真卿，已經不是從儒家美學的立場出發，而是從純形式美的角度考慮，把顏書作為一種新的書法語言規則來崇尚的，因此，宋人書法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也根本不是顏書中所具有的藝術精神，宋人所創造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新的美學意境——從某種角度來說，這種審美意境是朝魏晉書法美學的復歸，一種更高意義上的否定之否定。
書法藝術的個性特徵，在初唐歐陽詢，虞世南等人身上即以得到充分體現，併為少數敏感的理論家所察覺，而到了張旭，顏真卿，懷素和五代的楊凝式，個性的真率的表露更是一發不可收拾。而在藝術上勇於開拓創新，並在理論上予以自覺張揚的是宋代書法藝術家和美學理論家們，宋代書法整體風貌是尚“意”，即對各種陳規陋法的大膽破除和不拘形式的直抒胸意。這種“意”是一種廣義的的創作態度，而不能狹隘的歸結於某一種或幾種藝術風格或形式（如晉人的尚“韻”。“韻”的指向較為明確，通常指的是一種沖淡，玄遠，含蓄的風格）。“意”既可包涵歐陽修的恬然自適，亦可包含蘇軾的豪邁，真摯，黃山谷的老幹竦立，還可容納米芾的刻意求工......。所有這一切的共同點是對法的漠視和對個性的推崇，為了真實的表現個人的激烈情感，可以無所顧忌地調動一切藝術手法。宋人書“至於黃，米而剞側怒張之勢極矣”（朱熹）而“剞側怒張”則是晉人要予以排斥的，“意與靈通”“言不盡意”大慨由於這個原因，宋代書法理論才呈現出以品評式，即興式的批評佔優勢，而推理性，思辨性的批評相對減弱的格局。
書法藝術經過唐人的發展，包括把書法作為開科取仕的考試項目，得到了不斷強化，推廣，導至了機械，僵化的臺閣體，幹祿字書的盛行，幾乎窒息書法創作的生命，於是宋人的卑唐而崇晉，否定“法”而向“韻”復歸，成為了書法藝術歷史發展的必然。從書史來看，宋四家——蘇，黃，米，蔡都是有所法，有所本，有所出，說明宋人宋人的“意”並非簡單的對唐人尚“法”的否定，而是一種更高意義上的對“法”的發展。宋人尚“意”並不是不要“法”，而是要破除陳法，在“法”所允許的範圍內直抒胸臆。不為“法”所束縛，甚至不為“韻”所束縛。晉人的“韻”有著特定的內涵與外延，其書品的追求為當時的審美時尚所限制，受當時人物品藻之風的深刻影響，所謂的“韻”主要體現在玄遠超脫，飄逸瀟灑的風骨中，而與怪誕狂放無緣。宋人的“意”則更為突出天真爛漫，不假雕飾的神氣，或剞側，或豪邁，不拘一格，頗有點自家便是真如的味道。如果說“韻”是表現出大家世族得恬淡自適，“意”則更多地體現了世俗地主官僚，士大夫的怡然自樂；前者是妙入神機的精心追求，後者卻是參透一切的大膽傾瀉，兩者又同樣體現為一種對現實人生的超越。這是“意”“韻”的聯繫及區別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