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公元4世紀初，中國南北分裂。晉室南遷，中原士家大族紛紛南渡，魏晉新書風的中心由洛陽轉移到江南。4世紀後期，南方書風發展到“二王”階段，盛行欹側遒媚的今體，南朝承襲。5世紀後期的宋齊之際，銘石書也是新妍的今體楷書。在北方，多個政權割據混戰，進入十六國時代。439年北魏統一北方，北方進入北朝時代，當時北方書風不過是西晉書風的延續。北魏孝文帝494年遷都洛陽之後，徹底實行“漢化改制”，北魏書法很快接軌南朝，改變了延續百餘年的“南妍北質”的局面。
北魏書風：從古質到新妍
學者書家關注北朝碑刻書法，名曰“北碑”，始於清朝。晚清康有為特別推崇北碑中的“魏碑”，所見多是北魏後期書跡，而且偏重審美層面。
要了解北魏書風的演進，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來觀察：398年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到公元494年遷都，謂為平城時期；公元494年遷都洛陽到公元534年北魏土崩瓦解，是為洛陽時期。對比兩個時期的銘石書體，可以見出北魏書風之變；再合而觀之，北魏書法演進的全貌才更明晰。
北魏平城時期達97年，時間長度倍於洛陽時期的41年，但平城時期遺存的書跡遠遠少於洛陽時期。所見平城時期碑版、墓誌、造像記、題名、塔銘、買地券之類的銘石書跡，約有40種，半數以上是隸書。
那時的碑版、墓誌，大多采用隸書（或草率隸書），一仍漢魏西晉銘石書舊制。碑版，如太武帝拓跋燾東巡在河北刻立的《皇帝東巡碑》（437）、文成帝拓跋濬南巡在靈丘刻立的《皇帝南巡碑》（461），還有今日書家熟悉的《嵩高靈廟碑》（456），皆篆書題額，隸書碑文，雙刀刻，筆畫方，相對西晉隸書而言，已是變形走樣。墓誌，如《平國侯韓弩真妻墓誌》（454）、《劉賢墓誌》（452－465）、《司馬金龍墓誌》（484）乃碑形墓誌，也是篆書題額，隸書志文。《龍思伯墓磚》（451）、《申洪之墓誌》（472）是草率一路的隸書。
《皇帝南巡碑》（局部）
平城時代的楷書，多見於造像記，以及少數墓誌。當時的楷書還是正面結字，屬於帶有隸意的“平劃寬結”式。
刻於平城晚期的《暉福寺碑》（488）是較特別的一例，不僅採用楷書，而且結字見欹側，無隸意，接近洛陽時期的楷書新體，但屬於“斜劃寬結”式。
《暉福寺碑》（局部）
北魏遷都洛陽，進入王朝後期。當時碑版、墓誌、造像記所見書體，皆是楷書當道。清朝碑學家所說的“魏碑”、“魏體”，主要指洛陽時期的銘石楷書，清人名曰“真楷”。
洛陽時期的楷書體勢，變平城時期的“平劃寬結”、“斜劃寬結”為“斜劃緊結”，具體特徵是:橫向筆畫左低右高，撇捺開張，點畫俯仰向背，結構欹側茂密，體態嚴整。這種楷體是北魏後期的正體，最初在洛陽地區的上流社會流行，我們不妨稱之為“洛陽體”。
洛陽時期“斜劃緊結”的楷書，以《牛橛造像記》（495）年代為早，《元楨墓誌》（496）最典型，《始平公造像記》(498)最著名，筆畫皆方峻。當時，皇族王孫、元氏嬪妃、貴族官僚的墓誌、碑刻以及造像記，普遍採用這種楷體，“寫經體”也是此種楷書，而且流佈北魏境內其他地區。
《元楨墓誌》（局部）
洛陽時期眾多的楷書書跡，既有“斜劃緊結”的共性，又姿態紛呈，可謂“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例如洛陽地區出土者，《元緒墓誌》結字修長，有左傾之勢；《元詳墓誌》（508）圓潤秀雅，筆韻十足；《元懷墓誌》（517）筆畫勻稱瘦勁，結字寬博，疏秀靜穆；《孟敬訓墓誌》（513）結字緊側，呈縱勢；《李超墓誌》（525）峻美而饒有筆趣；《始平公造像記》筆畫極其方銳厚實，如斬釘截鐵，結體嚴密，字勢雄強。
《元懷墓誌》（局部）
山東、河北地區的“洛陽體”書跡，《鄭文公碑》（511）筆圓體方，含蓄穩重；《張猛龍碑》（522）筆畫方峻，結字左傾；《馬鳴寺根法師碑》（523）峻宕不整；《高貞碑》（523）筆方字正；《刁遵墓誌》（517）筆力內含，圓融柔和；《崔敬邕墓誌》（517）筆畫挺勁，結體斜聳而周正。
《張猛龍碑》（局部）
《崔敬邕墓誌》（局部）
北魏銘石的楷書出自各地書手，雖然他們都是宗尚“洛陽體”，但各人自有書寫習慣，刻工手法也不一樣，故而形貌各異。即使一人所書，字跡或大或小，體勢或正或斜，刻工或精或粗，也會生出異態。
近代康有為好用主觀遐想追認北魏書作的美感，分別品等，而不辨當時正體與俗體的區別，不辨隸書和楷書的差異，不辨書作的先後關係。當下書家拾康氏牙慧，沉溺審美品評，也就難以瞭解北魏書法演進的真相。
北魏書風的變化，大體有兩端：一是銘石書的主角由隸書變為楷書，二是楷書體勢由“平劃寬結”的“古質”變為“斜劃緊結”的“新妍”。
這兩個變化，北方落後於南方。
早在5世紀中後期，南方的銘石書已是“斜劃緊結”的楷書當家。至於以“二王”為代表的欹側遒美的新體楷書，則出現更早，且在4世紀末的東晉後期已經風行江左。
北魏書風之變，平城時期已有不自覺的漸變，例如《暉福寺碑》採用楷書，而且體態已顯欹側，就是漸變的痕跡。洛陽時期的書風與南朝接軌，出現幡然圖新的驟變，那時的“魏體”楷書接近王獻之《廿九日帖》中的楷式。
王獻之《廿九日帖》
北魏帝王貴族的“漢化”
北魏書風之變，不論平城晚期存在的漸變，還是洛陽時期的驟變，都與北魏帝王貴胄的“漢化”相系。
北魏是鮮卑拓跋珪在386年建立的王朝。398年拓跋珪自草原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遷都平城之後，君臨漢族農耕地區，為了實施有效的行政管理，迫於形勢，鮮卑統治者不得不吸納北方的漢族士人進入政權。這些依附北魏的漢族士人則憑藉文化上的優勢，實現儒家的人倫理想。
《魏書·太祖紀》記載，拓跋珪稱帝之初，在平城“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無不模仿“鄴、洛、長安之制”。“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令五經群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又“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採用“義類相從”的方法編定了一部四萬餘字的《眾文經》字典。並且“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而裁之”。平城初期實施的種種安邦措施和文治政策，表現出鮮卑統治者服膺漢族文明的態勢。
明元帝拓跋嗣是北魏第二代帝王，尤其推獎儒學。《魏書·太宗紀》記載:“帝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魏書·燕鳳傳》記載，明元帝朝，“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的燕鳳與“崔玄伯、封懿、樑越等人入講經傳，出議朝政”。明元帝“素服寒食散，頻年發動”，早逝。423年去世的前幾個月，還南下洛陽觀看漢魏“石經”。
孝文帝元宏遷洛之前的493年，也到洛陽“觀石經”，他的漢化程度很深。《魏書·高祖紀》記載，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486）以後詔冊，皆帝之文也。”任城王元澄曾向孝文帝次子元恪談到孝文帝讀書的情狀：“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常（嘗）不以書典在懷，禮經為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
孝文帝熱衷漢族文化，其漢化程度遠遠勝過他的先輩，完全是一副效仿南朝名士才子的做派，“遂使衣冠仰止，鹹慕新風”。這新風，就是漢化之風，就是南朝的文風。
從《魏書》的大量記載可以看到，皇室和鮮卑貴族子弟的漢化程度，太和前後大不一樣。太和以前，鮮卑貴族子弟崇尚健壯勇猛，以弓馬騎射為能事。太和以來，特別是遷都洛陽之後，鮮卑人尚武之風大衰，王公貴族子弟轉而崇尚儒業，大有文才之士。著名者，元澄之子元順，十六歲“通杜氏《春秋》，恆集門生，討論同異”；“家徒四壁”，“止有書數千卷而已”，著有“《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臨淮王元昌之子元彧，“少與安豐王（元）延明、中山王（元）熙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拓跋宗室宴集，也像漢族士人那樣以賦詩為戲。
皇族宗室的文化教育，遷都洛陽之後發生了變化。孝文帝像南朝那樣在東宮設立“侍書”，令善書的兗州人沈法會充任，輔導太子學習書法。這時，北魏學童識字、習字的字書也和以前不一樣了。遷都以前，盛行的字書是漢晉相傳的《急就篇》，北人“裁割綴連以為楷模”者，多是北方書家崔浩的寫本。遷都之後，任城王元澄之子元順，“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王羲之《小學篇》是北魏後期出現的新字書，顏之推《顏氏家訓》也提到這本字書。《小學篇》既然冠以“王羲之”的名字，估計和南朝的《千字文》一樣，也是“王書”的面目。鮮卑貴族子弟採用“王羲之《小學篇》”作為蒙學課本，表明北方的書法教育方面也出現了看齊南朝的新風氣。
北魏帝王貴族的漢化，從迫不得已的被動到積極自覺的主動，與部落貴族政治向皇權政治轉變的趨勢相伴，與北魏的封建化進程同步。孝文帝親政後，認識到鞏固皇權必須漢化，遷都洛陽就是提速漢化進程的重要步驟。北魏進入中原腹地，也是南朝書風在北方由隱而彰的背景。
北魏書家主體的轉移
北魏前期任用的“文人”是晉室南遷後留居北方的漢族士人和儒生。那些擁有社會勢力的北方士族，尤以清河崔氏、范陽盧氏影響最大。崔、盧是以儒業傳家的文化高門、書法世家，故《魏書》說，“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魏初重崔、盧之書”。
崔、盧入魏之前已是北方的兩大書門。溯其書法淵源，崔氏法西晉衛瓘，擅長古文、篆書；盧氏法曹魏鍾繇，長於隸書、行書、楷書。崔、盧各有師法，“而俱習索靖之草”。平城時期，崔、盧二門所傳的書法體勢已有一些變化：本是盧氏專長的行押書，魏初時崔玄伯已“特盡精巧”；楷書體，崔浩也有此專長；草書，盧氏在北魏初年已不能兼善；至於篆書，則一直是崔氏的專長。盧氏的優勢大概唯有隸書。
清河崔氏出仕北魏比范陽盧氏早30餘年，比較而言，崔氏書法的影響早於盧氏，也大於盧氏。
北魏初年，崔玄伯、崔浩父子居高官，預機要，當時天子詔令、朝廷文告往往出自崔氏父子筆下。我們還從《魏書》中看到不少世人爭相寶重、楷模崔氏父子書法的明確記載。崔浩官至司徒，450年被殺，株連一些北方大族，但學崔浩書法的崔衡依然得到獻文帝的重用，擢為內祕書中散，職司書寫詔命。出於盧氏的著名書家，平城時期僅有盧淵。
大體說來，孝文帝太和以前，北魏書家的主體是以崔、盧為代表的北方士人。
我們還看到，自5世紀以來，就有一些東晉、劉宋宗室及名門士族避禍投北。5世紀60年代，北魏徵南大將軍慕容白曜攻佔劉宋的三齊之地，將大量人口遷徙代京，這批“平齊民”中，崔光、崔亮、劉芳、蔣少遊都是浸潤南風的書法家，有的以傭書為業。他們將南朝書風帶入北方之初，其書法恐怕僅限於自己的生活圈，或者稍稍流傳於他們活動的區域，不可能在短期內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無從取代北方書家的主導地位。
孝文帝親政後的太和年間，因為孝文帝傾慕江左文風，上流社會“鹹慕新風”。當此之際，北方的南士就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北方的南士獲得重用，他們帶來的南朝書風也就據有指導地位，於是“斜劃緊結”的今體楷書成為銘石書的正體而迅速普及，江南盛行的“草隸”書法也風靡北方，這些南士成為北魏新書風的主導者。
後話
4世紀南北書風形成分野之後，北魏接軌南朝的新書風是北方效慕南朝書法的第一個高潮。
北朝後期，北方裂為東西對峙的北齊、北周。那時，洛陽的漢魏石經搬運到北齊鄴都（今河北磁縣），成為北齊復興古體書法的資源。北齊的銘石書復以隸書為時尚，南朝書風一度受阻。
北周書法仍然沿襲北魏洛陽時期書風。樑朝書法名家王褒入關引起轟動，“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這是北方效慕南朝書法的第二個高潮。從樑朝書風和王褒的師承來看，王褒的書法與宋、齊時代的南風稍有不同，故北周興起的南風與北魏洛陽時期時興的江南書風當有某種差異。北周滅北齊之後，王褒所傳的南朝書風又波及北齊故地。
但是，自北魏洛陽時期興起新書風以來，北方始終沒有產生可與南朝著名書家比肩的人物。
隋文帝取代北周8年後的589年，隋朝滅陳，結束了長達二百餘年的南北分裂局面。江南書法名家如歐陽詢、虞世南皆北上仕隋，江南建康具有的文化中心的地位隨之消失，而全國統一之後的主流書風仍是南朝書法。（作者為書法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