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是摸著石頭過河，自下而上的探索多於事先的頂層設計，所以意外的驚喜很多。其中最大的驚喜之一，是鄉鎮企業在八、九十年代的蓬勃興起，是個“意外”。
鄉鎮企業在今天，已經少有人知，而更多地被混同於民營企業。兩者固然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和承繼，但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代表了中國經濟從計劃向市場轉型中的兩種模式。鄉鎮企業，本質上屬於集體經濟，有明確的法律定義；源起於改革開放前就已存在的社隊企業；以“蘇南模式”為早期典型；以鄉鎮辦、村辦為主，也有以家庭為基礎的戶辦、聯戶辦，還有不少掛靠性質的企業。而民營企業，雖然廣為人知並被學術界、理論界、公眾乃至決策層普遍使用，但沒有法律上的明確定義，更像是一種約定俗成、心照不宣的指稱，其本質上就是私營企業，以“溫州模式”為早期典型。
中國經濟的四大主力：國企、外企、鄉鎮企業、民企。如今，國企、外企、民企“桃花依舊笑春風”，只有鄉鎮企業卻已“人面不知何處去”。有人用“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來形容鄉鎮企業的曇花一現。唏噓之外，更多的論著則試圖解釋鄉鎮企業興衰的背後，並由此理解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的邏輯。
時勢造英雄。鄉鎮企業在80年代迎來第一個黃金期，產值一度佔農村總產值半壁江山，每年提供數百萬個就業機會，拉動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率超越城市。這種“異軍突起”，是時勢使然。90年代後期，集體性質的鄉鎮企業改制，與國有企業一樣“抓大放小”。鄉鎮企業，作為一個歷史名詞，逐步淡出人們的視野，這也是時勢使然。
正如中國各種各樣的特區、新區、開發區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縮影一樣，鄉鎮企業的起落興衰，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和標誌性事件也有著天然的聯繫。以鄉鎮企業的視角，審視中國改革開放的脈絡，別有一番滋味。
農村承包制：另類的煩惱
小崗村的試驗，推廣至全國，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乾制。包乾，是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的主流思路，始於種糧，推而廣之到國企包乾、財稅包乾、部門包乾、外貿包乾、信貸包乾，頗有“一包就靈”的氣象。
農村的包乾，解決了種糧積極性問題，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但也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剩餘勞動力。由於種糧積極性空前提高，過去幾個人的活，現在一個人幹了，剩下的人，就變成了剩餘勞動力（Redundancy）。
城市裡也出現了大量剩餘勞動力。與農村不同，城市並非因為國企的效率有了飛躍，而是因為數千萬知青返城，帶來了空前的就業壓力。
80年代初期的中國，在農村和城市同時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大量人口無所事事，遊蕩於街頭巷尾、田間地頭。這不僅是一種經濟上的壓力，也是一種社會和政治上的壓力。我來自於安徽一個貧困縣的鄉下，對那一時期的印象就是社會治安很差，到處都是遊手好閒、尋釁滋事的痞子、流氓。1984年，中央不得已以非常規手段出手整治嚴打，從一個側面佐證了形勢的嚴峻。
但是，根本之法還是要提供就業。因為沒有更好的辦法，國家採取了對小崗村試驗同樣的包容、開明，來對待民間自下而上的各種嘗試。在城市，主要是個體經營、個體戶；在農村，則主要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家。這一時期，最著名的個體戶，莫過於傻子瓜子年廣久。而在鄉鎮企業家中，則以魯冠球、吳仁寶等最具代表性。同樣是嚴打的1984年，中央4號文件正式將社隊企業更名為鄉鎮企業。中國是一個重名的國家，名正方可言順，言順乃事成。中國鄉鎮企業由此進入了它的第一個黃金增長期。
財政包乾：地方政府熱情的高漲
農村包乾制的成功，使包乾成為80年代的主流思路，財政亦然。財政包乾幾經變遷，但在1994年分稅制前，就像農民對承包制總結的那樣，“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財政包乾的實質，就是“交夠上面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對於縣、鄉、村三級政府（集體）來說，鄉鎮企業的收入，在“交夠上面的”之後，剩下的都是自己的。這種積極性，只有包產到戶的農民才有。現在，地方政府有了。
市場是現成的。80年代的中國，是典型的短缺經濟，沒有賣不掉的，只有生產跟不上的。制約經濟增長的，不是市場，而是產能。
生產要素是現成的、廉價的：土地，還遠沒有被土地財政哄抬上天；勞動力，整日遊蕩、無所事事的人多了去。資金，在縣、鄉、村三級政府的熱情面前，也不是問題，政府可以出資，可以出面集資，強制半強制地要求銀行、信用社貸款。
萬事具備，只欠東風：能源、原材料、機器設備。
價格雙軌制：歪打正著
農村包乾成功，國家改革的重點開始轉向城市。
城市的經濟遠比農村複雜，不是小崗村那樣的試驗可以一招奏效的，爭論也十分激烈。公認的看法，是價格被扭曲，導致市場失靈。但是，如何矯正價格，卻有各異的思路。又是在1984年，在那個著名的莫干山會議上，計劃派提出，依然由計劃調節價格，重在調；市場派提出，要將價格交市場決定，重在放。現實派則取其中，提出“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計劃內的不變，仍由政府定價和調整；計劃外的放開，市場說了算。此即所謂的價格雙軌制。
三種辦法，代表三個方向。計劃的調，仍然是在計劃的框子裡，方向還是計劃；市場的放，雖代表了正確的方向，但是一下子放開，對經濟會不會產生破壞性的衝擊，當時沒有把握，也被後來的“價格闖關”證明不可行。更為現實的辦法是折衷，先讓雙軌並行，逐步收縮“調”的那一軌，向“放”的那一軌靠攏。
這種雙軌制的思路，其實貫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從生活資料到生產資料，從土地、資金到勞動力，無不如此。至今，土地、資金和勞動力依然是兩軌的體制，並沒有完全交給市場，表明中國的改革開放依然是一項未竟的事業。
有關於雙軌制的是非對錯，今天已有公論。但設計者的初衷裡，應該是沒有鄉鎮企業太多的位置，卻對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起到了歪打正著的推動作用。甚至有觀點認為，沒有價格雙軌制的“放軌”，就沒有鄉鎮企業的第一個黃金期。
原因很簡單。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經濟，仍然是計劃內的經濟，計劃外的空間很小並且灰色。與龐大的國有經濟相比，鄉鎮企業雖因集體性質而躋身公有制之列，但實際上是不入計劃之“流”的，生產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機器設備沒有計劃內的來源，只能以灰色方式獲取，代價高昂、無保障、沒有安全感。
價格雙軌制的出臺，以放軌的方式賦予原本灰色的計劃外空間以合法性。相比於計劃內，計劃外獲取能源、原材料、設備的代價依然不低，但可靠性和安全感已不可同日而語。鄉鎮企業由此迎來了它的飛躍式發展。
宏觀調控與治理整頓
鄉鎮企業的發展史，經歷了兩起兩落。80年代、90年代各有一段時間的繁榮期，是為起；又都因為國家政策的變化，由於宏觀調控、治理整頓而落。鄉鎮企業的起落，有其自身的內因，而宏觀環境的變化，則是不可忽視的外因。
宏觀調控、治理整頓，為何對鄉鎮企業有如此大的影響？這與前文所說財政包乾、國家當時的稅制、鄉鎮企業早期的野蠻生長是密不可分的。
因為財政包乾，地方政府有辦企業的積極性，因為有稅收、收費、上繳利潤，還可以作為小金庫隨時調劑財力的不足。還因為當時的稅制以流轉稅為主，不管企業盈不盈利，只要工廠開工，地方政府就有稅入，所以樂見“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更願意做大規模。至於企業是否能夠可持續發展、是否適銷對路並盈利，地方政府反倒不以為意，鐵打的政府流水的官，反正做幾年就會調走。
地方政府的這種思維，助推了鄉鎮企業早期一哄而上、同質競爭、不計成本、不計投入、不計效益的“野蠻生長”，也因此成為89-91、93-95兩度治理整頓的重點。治理整頓，並不針對鄉鎮企業，但因為鄉鎮企業的“野蠻”，不可避免地成為整頓的目標。原因很簡單，不以盈利和持續盈利為目的的企業，不是真正的企業。在治理整頓的大環境下，同質競爭、重複建設、不計成本、不計投入、不計效益的裸泳者，必然大白於天下。其代價，不僅自身陷入困境，也成為地方政府和銀行的呆帳壞帳。
分稅制：地方政府熱情的消褪
鄉鎮企業在90年代中後期的消褪，有學者歸因於中國財稅體制的改革。1994年，財稅體制從此前的包乾制變為分稅制，地方政府只能拿到增值稅和所得稅（2002年起）的小頭，其主力稅收只剩下營業稅，而營業稅對應的是建築業、房地產、服務業，尤其是建築和地產。僅從稅收激勵的角度，地方政府對辦企業、工業化的積極性明顯減少，對經營城市、城鎮化的興趣明顯提升。1994年是中國財稅體制的分水嶺，也是地方政府激勵導向的分水嶺。
這對鄉鎮企業當然不是好消息。鄉鎮企業作為一種集體性質的企業，是在地方政府多年的特殊關照下異軍突起的。如果地方政府因為稅收激勵導向的變化而失去辦企業的積極性，鄉鎮企業就只能像真正的民營企業那樣，單靠自身的力量在市場中搏殺。
失去地方政府青睞的鄉鎮企業，變身真正的民營企業也就是必然的選擇。
抓大放小的改制
90年代中後期，國有企業的處境艱難，曾經風光無限的鄉鎮企業，也陷入走向的迷惘。這一時期的解決思路，就是眾所周知的抓大放小。
尤其是放小。所謂放小，用通俗的話，就是“能賣則賣、能租則租、該關則關”。在短短几年內，90%以上的鄉鎮企業實現改制，與同時代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一起，共同匯入民營企業的洪流。很多企業名稱還在、廠子還在、還是原來的工人甚至管理層，但是，鄉鎮企業作為一個名詞和一種現象，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和記憶。儘管在報紙電視中還時有所聞，但也僅僅是一種地域的概念了。
今天的民營企業，貢獻了50%的稅收、60%的GDP、70%的技術創新、80%的城鎮就業、90%的市場主體。這其中，有多少是曾經的鄉鎮就業，已經無從查證。作為轉型時期的一種過渡，鄉鎮企業有它的歷史合理性，也有它的缺陷，可以感嘆，但不必感傷，因為它的後繼者已經鳳凰涅槃、華麗蛻變，將中國經濟送上了世界第二的寶座。
企業的主人
鄉鎮企業為什麼衰落，原因有很多，說法也很多。前面分析過一些。還有一些時代背景。80年代是個體戶和鄉鎮企業家的時代，堪為對手的幹部和知識分子還基本束縛在體制之內，又是短缺經濟，對知識、技術和管理經驗要求不高，所以有“所向披靡”的美好幻覺。進入90年代，從1992年起，大批幹部和知識分子下海，加之90年代後期抓大放小，大批國企管理者“下海”，藍海頓時變成紅海，在教育程度、知識水平、管理經驗、視野等方面處於劣勢的個體戶和鄉鎮企業家頓感壓力。中國入世後，外資大舉進軍內地，對鄉鎮企業家更是雪上加霜。
浸淫商界多年的柳傳志曾有一句心得：沒有主人的企業是不會有人心疼的。一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關鍵是有人真正地在意它。這個在意它的人，才是企業的真正主人，而未必就是大股東、董事長或CEO。這與所有制無關，而與機制、企業文化有關。如果沒有機制或企業文化來確保大股東、管理層和員工都真正在意這個企業、真正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孩子，大家就會把企業當唐僧肉而無人關心它未來是否可持續。
鄉鎮企業就是這種情況。從理論上，鄉鎮企業是集體性質，全體鄉民、鎮民、村民是企業的主人，但實際上，由於缺少制約的機制，更談不上基於價值的企業文化，鄉鎮企業常被鄉鎮政府視為小金庫，無奈的員工和管理層也只好效尤。理論上的有主人，因為制度和文化的缺位，異化為實際的無主人。這，也許就是鄉鎮企業衰落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系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 洪斌
（內容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論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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