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你一個不一樣的蒙元儒家'
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教育體系和媒體渲染，蒙元時代的“八娼九儒十丐”，其中的儒家地位僅僅高於乞丐，甚至連姬娼都配不上，儒家地位低下在很多人的內心中已然成為事實。可很少有人知道，“八娼九儒十丐”的出處？這個言論真的就出現在蒙元時期的政府規章制度裡嗎？
鄭思肖，南宋遺民，善於畫無根蘭花，寓意故國（宋）亡後，人如蘭花無根無萍。死前給錢請朋友幫立一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著有《心史》等書，其中《心史》在枯井中沉埋達350餘年，直至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始被發現。
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教育體系和媒體渲染，蒙元時代的“八娼九儒十丐”，其中的儒家地位僅僅高於乞丐，甚至連姬娼都配不上，儒家地位低下在很多人的內心中已然成為事實。可很少有人知道，“八娼九儒十丐”的出處？這個言論真的就出現在蒙元時期的政府規章制度裡嗎？
鄭思肖，南宋遺民，善於畫無根蘭花，寓意故國（宋）亡後，人如蘭花無根無萍。死前給錢請朋友幫立一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著有《心史》等書，其中《心史》在枯井中沉埋達350餘年，直至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始被發現。
鄭思肖的無根無萍蘭花
這本書從明清之際起，直至上一世紀80年代，又歷經360餘年，始終存在兩種迥然不同的相異之見，一部分文人學者肯定《心史》之奇，之價值;而另一部分文人學者則持一種"偽書說"，全盤否定這部奇人奇書的價值。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是考古界發現《心史》這本書帶有很大的個人情懷在內，紀事有與史不合，全面否定蒙元時期所有政策及行為。甚至將儒家說成“八娼九儒十丐”。在清末初期，這本書的很多論點，也被很多國學大師用來暗諷滿清政府的統治，借抨擊蒙元的政策來諷刺滿清政府的腐敗。因此“八娼九儒十丐”也在民國時代，逐漸駐紮在人們的內心中。
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教育體系和媒體渲染，蒙元時代的“八娼九儒十丐”，其中的儒家地位僅僅高於乞丐，甚至連姬娼都配不上，儒家地位低下在很多人的內心中已然成為事實。可很少有人知道，“八娼九儒十丐”的出處？這個言論真的就出現在蒙元時期的政府規章制度裡嗎？
鄭思肖，南宋遺民，善於畫無根蘭花，寓意故國（宋）亡後，人如蘭花無根無萍。死前給錢請朋友幫立一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著有《心史》等書，其中《心史》在枯井中沉埋達350餘年，直至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始被發現。
鄭思肖的無根無萍蘭花
這本書從明清之際起，直至上一世紀80年代，又歷經360餘年，始終存在兩種迥然不同的相異之見，一部分文人學者肯定《心史》之奇，之價值;而另一部分文人學者則持一種"偽書說"，全盤否定這部奇人奇書的價值。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是考古界發現《心史》這本書帶有很大的個人情懷在內，紀事有與史不合，全面否定蒙元時期所有政策及行為。甚至將儒家說成“八娼九儒十丐”。在清末初期，這本書的很多論點，也被很多國學大師用來暗諷滿清政府的統治，借抨擊蒙元的政策來諷刺滿清政府的腐敗。因此“八娼九儒十丐”也在民國時代，逐漸駐紮在人們的內心中。
在網絡大時代時，大量的史書被人們發到網絡上，讓人們如數家珍，特別是《蒙古祕史》中成吉思汗曾經說過血淋淋的宣言：“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
這些片面的宣傳加深了人們對蒙元時代的偏見，可真實的情況是當時成吉思汗鐵木真說這話時，是西征花剌子模時說的。當然不能就否定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和金國時的暴虐。可當成吉思汗將花剌子模滅國後返回時，就慢慢聽從了全真教丘處機的言語，後來在丘處機的弟子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在西征途中曾拜丘處機為師）建議，在後期攻打金朝時，頒佈了“止殺令”，這也造就了後來的木華黎國王在進攻金國時，一改之前蒙古的劫掠、攻城屠城而不守，而是以佔據金國故土，勸民耕種，冊封漢地萬戶侯的政策。
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教育體系和媒體渲染，蒙元時代的“八娼九儒十丐”，其中的儒家地位僅僅高於乞丐，甚至連姬娼都配不上，儒家地位低下在很多人的內心中已然成為事實。可很少有人知道，“八娼九儒十丐”的出處？這個言論真的就出現在蒙元時期的政府規章制度裡嗎？
鄭思肖，南宋遺民，善於畫無根蘭花，寓意故國（宋）亡後，人如蘭花無根無萍。死前給錢請朋友幫立一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著有《心史》等書，其中《心史》在枯井中沉埋達350餘年，直至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始被發現。
鄭思肖的無根無萍蘭花
這本書從明清之際起，直至上一世紀80年代，又歷經360餘年，始終存在兩種迥然不同的相異之見，一部分文人學者肯定《心史》之奇，之價值;而另一部分文人學者則持一種"偽書說"，全盤否定這部奇人奇書的價值。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是考古界發現《心史》這本書帶有很大的個人情懷在內，紀事有與史不合，全面否定蒙元時期所有政策及行為。甚至將儒家說成“八娼九儒十丐”。在清末初期，這本書的很多論點，也被很多國學大師用來暗諷滿清政府的統治，借抨擊蒙元的政策來諷刺滿清政府的腐敗。因此“八娼九儒十丐”也在民國時代，逐漸駐紮在人們的內心中。
在網絡大時代時，大量的史書被人們發到網絡上，讓人們如數家珍，特別是《蒙古祕史》中成吉思汗曾經說過血淋淋的宣言：“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
這些片面的宣傳加深了人們對蒙元時代的偏見，可真實的情況是當時成吉思汗鐵木真說這話時，是西征花剌子模時說的。當然不能就否定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和金國時的暴虐。可當成吉思汗將花剌子模滅國後返回時，就慢慢聽從了全真教丘處機的言語，後來在丘處機的弟子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在西征途中曾拜丘處機為師）建議，在後期攻打金朝時，頒佈了“止殺令”，這也造就了後來的木華黎國王在進攻金國時，一改之前蒙古的劫掠、攻城屠城而不守，而是以佔據金國故土，勸民耕種，冊封漢地萬戶侯的政策。
大蒙古國時期（元朝沒建立之前的四汗），向統治者推銷儒家思想的人，主要是耶律楚材（漢化契丹人後裔）和漢地萬戶侯史天澤等人。
到了蒙哥汗時期，忽必烈的封地主要是漠南及舊金國所在和西夏等地，所以在漠南時期，忽必烈就仿唐太宗李世民，秦王時期建立幕府制度，也建立了同樣分為文臣、武將幕府集團，這時候他的身邊，集中瞭如許衡、劉秉忠、郝經、姚樞、竇默等舊金國時期的大儒家。
之前說的鄭思肖所寫的《心史》爭議很大，就因為此書與真正歷史事件及其不符合。在許衡等人的作用之下，忽必烈很快就通過了他們的提議，在封地各級建立起儒家學院，並且仿唐朝時期，縣城稱院，鄉村稱校。甚至還通過了建立類似保甲制度的各種社。只是後來在蒙漢混居時，忽必烈底下的蒙古軍將們害怕部將被同化，以及權利被收歸中央，所以強烈反對蒙漢混居的各種社的建立。隨後忽必烈仿漢制建立了蒙古軍軍屯，讓蒙古軍獨立出漢制之外。這也是後世史學家們稱的仿契丹國建立的“二元政策”。
當然我們不能就肯定忽必烈是已經全面漢化了，其實忽必烈如同滿清入關時的順治、康熙一般，在內心中對漢制，對其有利的地方才用，不利於蒙古統治的一律都不用。也就是實用主義者。故而，忽必烈曾罵過許衡：“你不老不小的，說過的話如同屁那麼臭，那麼無用。怎麼能幫助我富國強兵？”
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教育體系和媒體渲染，蒙元時代的“八娼九儒十丐”，其中的儒家地位僅僅高於乞丐，甚至連姬娼都配不上，儒家地位低下在很多人的內心中已然成為事實。可很少有人知道，“八娼九儒十丐”的出處？這個言論真的就出現在蒙元時期的政府規章制度裡嗎？
鄭思肖，南宋遺民，善於畫無根蘭花，寓意故國（宋）亡後，人如蘭花無根無萍。死前給錢請朋友幫立一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著有《心史》等書，其中《心史》在枯井中沉埋達350餘年，直至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始被發現。
鄭思肖的無根無萍蘭花
這本書從明清之際起，直至上一世紀80年代，又歷經360餘年，始終存在兩種迥然不同的相異之見，一部分文人學者肯定《心史》之奇，之價值;而另一部分文人學者則持一種"偽書說"，全盤否定這部奇人奇書的價值。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是考古界發現《心史》這本書帶有很大的個人情懷在內，紀事有與史不合，全面否定蒙元時期所有政策及行為。甚至將儒家說成“八娼九儒十丐”。在清末初期，這本書的很多論點，也被很多國學大師用來暗諷滿清政府的統治，借抨擊蒙元的政策來諷刺滿清政府的腐敗。因此“八娼九儒十丐”也在民國時代，逐漸駐紮在人們的內心中。
在網絡大時代時，大量的史書被人們發到網絡上，讓人們如數家珍，特別是《蒙古祕史》中成吉思汗曾經說過血淋淋的宣言：“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
這些片面的宣傳加深了人們對蒙元時代的偏見，可真實的情況是當時成吉思汗鐵木真說這話時，是西征花剌子模時說的。當然不能就否定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和金國時的暴虐。可當成吉思汗將花剌子模滅國後返回時，就慢慢聽從了全真教丘處機的言語，後來在丘處機的弟子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在西征途中曾拜丘處機為師）建議，在後期攻打金朝時，頒佈了“止殺令”，這也造就了後來的木華黎國王在進攻金國時，一改之前蒙古的劫掠、攻城屠城而不守，而是以佔據金國故土，勸民耕種，冊封漢地萬戶侯的政策。
大蒙古國時期（元朝沒建立之前的四汗），向統治者推銷儒家思想的人，主要是耶律楚材（漢化契丹人後裔）和漢地萬戶侯史天澤等人。
到了蒙哥汗時期，忽必烈的封地主要是漠南及舊金國所在和西夏等地，所以在漠南時期，忽必烈就仿唐太宗李世民，秦王時期建立幕府制度，也建立了同樣分為文臣、武將幕府集團，這時候他的身邊，集中瞭如許衡、劉秉忠、郝經、姚樞、竇默等舊金國時期的大儒家。
之前說的鄭思肖所寫的《心史》爭議很大，就因為此書與真正歷史事件及其不符合。在許衡等人的作用之下，忽必烈很快就通過了他們的提議，在封地各級建立起儒家學院，並且仿唐朝時期，縣城稱院，鄉村稱校。甚至還通過了建立類似保甲制度的各種社。只是後來在蒙漢混居時，忽必烈底下的蒙古軍將們害怕部將被同化，以及權利被收歸中央，所以強烈反對蒙漢混居的各種社的建立。隨後忽必烈仿漢制建立了蒙古軍軍屯，讓蒙古軍獨立出漢制之外。這也是後世史學家們稱的仿契丹國建立的“二元政策”。
當然我們不能就肯定忽必烈是已經全面漢化了，其實忽必烈如同滿清入關時的順治、康熙一般，在內心中對漢制，對其有利的地方才用，不利於蒙古統治的一律都不用。也就是實用主義者。故而，忽必烈曾罵過許衡：“你不老不小的，說過的話如同屁那麼臭，那麼無用。怎麼能幫助我富國強兵？”
許衡他也很聰明，也曾經說過：“想讓蒙古人全面漢化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培養兩三代人才可以。”為了能說服忽必烈，在其《時論五事》中闡述了“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同時許衡和郝經等人就華夷之辨在朝儀時，將“道”“義”放在最高位，提到“能行中國之道者，則中國主也。”
曾有個蒙古王子在學習儒家之時，提到儒家老師的課，聽得昏昏欲睡，可喇嘛教的老師一講就懂。因此許衡和其他理學大儒們還將苦澀難懂的朱程理學作了寬泛的解析，使“理”、“道”、“義”在“日常行為”均可以解釋到的。
在漢武帝“獨尊儒家”之後，中土的學說之爭主要集中在儒、道、佛三道之間，而這三道也在爭論之間也分化出很多分支，儒家到了宋末元初之時，分化成為了朱程理學、朱熹理學、程顥心學。
為此許衡及其他理學大儒還將朱熹理學裡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觀點修正，保留了及進一步闡述了“經世致用”的思想。總之在這些北地漢儒和南地漢儒的不懈努力之下，使得以忽必烈為主的蒙古、色目勳貴們從認識到承認這一學說，併為以後理學成為“官學”鋪好路。
忽必烈是位實用主義者，早期的理學大家並不主張辦科舉，而是大規模辦理學院、學校，傳播其的理論，所以在忽必烈時期，蒙元政權並沒有舉行科舉，但也是這個時期，蒙元朝廷設置了一套比南宋還規範的教學體系。並且將南宋時期的學院納入半官方體系中，在各行省設儒學提舉，還在各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在各上、中州設教授，下州設學正，在縣城設教諭。同時將教諭的官職設為九品。並且各級統一教諭朱程理學、朱熹理學。使理學統一化，也使儒學理學化。
蒙古人未進入中土之時，社會結構很單一，為了能讓儒士安心養家教書育人，所以蒙古人乾脆將儒士納入戶籍制度中，並建立了中土歷史上最“奇葩”的戶籍——世襲儒戶，並設立了學田給予先生，免予賦稅、差役等等。
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教育體系和媒體渲染，蒙元時代的“八娼九儒十丐”，其中的儒家地位僅僅高於乞丐，甚至連姬娼都配不上，儒家地位低下在很多人的內心中已然成為事實。可很少有人知道，“八娼九儒十丐”的出處？這個言論真的就出現在蒙元時期的政府規章制度裡嗎？
鄭思肖，南宋遺民，善於畫無根蘭花，寓意故國（宋）亡後，人如蘭花無根無萍。死前給錢請朋友幫立一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著有《心史》等書，其中《心史》在枯井中沉埋達350餘年，直至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始被發現。
鄭思肖的無根無萍蘭花
這本書從明清之際起，直至上一世紀80年代，又歷經360餘年，始終存在兩種迥然不同的相異之見，一部分文人學者肯定《心史》之奇，之價值;而另一部分文人學者則持一種"偽書說"，全盤否定這部奇人奇書的價值。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是考古界發現《心史》這本書帶有很大的個人情懷在內，紀事有與史不合，全面否定蒙元時期所有政策及行為。甚至將儒家說成“八娼九儒十丐”。在清末初期，這本書的很多論點，也被很多國學大師用來暗諷滿清政府的統治，借抨擊蒙元的政策來諷刺滿清政府的腐敗。因此“八娼九儒十丐”也在民國時代，逐漸駐紮在人們的內心中。
在網絡大時代時，大量的史書被人們發到網絡上，讓人們如數家珍，特別是《蒙古祕史》中成吉思汗曾經說過血淋淋的宣言：“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
這些片面的宣傳加深了人們對蒙元時代的偏見，可真實的情況是當時成吉思汗鐵木真說這話時，是西征花剌子模時說的。當然不能就否定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和金國時的暴虐。可當成吉思汗將花剌子模滅國後返回時，就慢慢聽從了全真教丘處機的言語，後來在丘處機的弟子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在西征途中曾拜丘處機為師）建議，在後期攻打金朝時，頒佈了“止殺令”，這也造就了後來的木華黎國王在進攻金國時，一改之前蒙古的劫掠、攻城屠城而不守，而是以佔據金國故土，勸民耕種，冊封漢地萬戶侯的政策。
大蒙古國時期（元朝沒建立之前的四汗），向統治者推銷儒家思想的人，主要是耶律楚材（漢化契丹人後裔）和漢地萬戶侯史天澤等人。
到了蒙哥汗時期，忽必烈的封地主要是漠南及舊金國所在和西夏等地，所以在漠南時期，忽必烈就仿唐太宗李世民，秦王時期建立幕府制度，也建立了同樣分為文臣、武將幕府集團，這時候他的身邊，集中瞭如許衡、劉秉忠、郝經、姚樞、竇默等舊金國時期的大儒家。
之前說的鄭思肖所寫的《心史》爭議很大，就因為此書與真正歷史事件及其不符合。在許衡等人的作用之下，忽必烈很快就通過了他們的提議，在封地各級建立起儒家學院，並且仿唐朝時期，縣城稱院，鄉村稱校。甚至還通過了建立類似保甲制度的各種社。只是後來在蒙漢混居時，忽必烈底下的蒙古軍將們害怕部將被同化，以及權利被收歸中央，所以強烈反對蒙漢混居的各種社的建立。隨後忽必烈仿漢制建立了蒙古軍軍屯，讓蒙古軍獨立出漢制之外。這也是後世史學家們稱的仿契丹國建立的“二元政策”。
當然我們不能就肯定忽必烈是已經全面漢化了，其實忽必烈如同滿清入關時的順治、康熙一般，在內心中對漢制，對其有利的地方才用，不利於蒙古統治的一律都不用。也就是實用主義者。故而，忽必烈曾罵過許衡：“你不老不小的，說過的話如同屁那麼臭，那麼無用。怎麼能幫助我富國強兵？”
許衡他也很聰明，也曾經說過：“想讓蒙古人全面漢化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培養兩三代人才可以。”為了能說服忽必烈，在其《時論五事》中闡述了“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同時許衡和郝經等人就華夷之辨在朝儀時，將“道”“義”放在最高位，提到“能行中國之道者，則中國主也。”
曾有個蒙古王子在學習儒家之時，提到儒家老師的課，聽得昏昏欲睡，可喇嘛教的老師一講就懂。因此許衡和其他理學大儒們還將苦澀難懂的朱程理學作了寬泛的解析，使“理”、“道”、“義”在“日常行為”均可以解釋到的。
在漢武帝“獨尊儒家”之後，中土的學說之爭主要集中在儒、道、佛三道之間，而這三道也在爭論之間也分化出很多分支，儒家到了宋末元初之時，分化成為了朱程理學、朱熹理學、程顥心學。
為此許衡及其他理學大儒還將朱熹理學裡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觀點修正，保留了及進一步闡述了“經世致用”的思想。總之在這些北地漢儒和南地漢儒的不懈努力之下，使得以忽必烈為主的蒙古、色目勳貴們從認識到承認這一學說，併為以後理學成為“官學”鋪好路。
忽必烈是位實用主義者，早期的理學大家並不主張辦科舉，而是大規模辦理學院、學校，傳播其的理論，所以在忽必烈時期，蒙元政權並沒有舉行科舉，但也是這個時期，蒙元朝廷設置了一套比南宋還規範的教學體系。並且將南宋時期的學院納入半官方體系中，在各行省設儒學提舉，還在各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在各上、中州設教授，下州設學正，在縣城設教諭。同時將教諭的官職設為九品。並且各級統一教諭朱程理學、朱熹理學。使理學統一化，也使儒學理學化。
蒙古人未進入中土之時，社會結構很單一，為了能讓儒士安心養家教書育人，所以蒙古人乾脆將儒士納入戶籍制度中，並建立了中土歷史上最“奇葩”的戶籍——世襲儒戶，並設立了學田給予先生，免予賦稅、差役等等。
為什麼鄭思肖會說“八娼九儒十丐”？因為他心懷故國，不為五斗米折腰，可他的朋友和師長們都去蒙元朝廷為官為師，而且當地的蒙古長官為了逼他出山為官，竟以他不是儒戶的理由，強迫其納稅、服差役。因此推測他才將這個強迫儒家入籍，不尊重士族文人的政府及還願意為官為師的儒士，定義成為比姬娼還低一級的殘暴國度。當然他的定義是對的，後來的蒙古統治階級的確是不尊重儒家，也不願意施行漢法，只想享受漢地的賦稅以及佛、伊斯蘭經書上提到的極樂世界。
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教育體系和媒體渲染，蒙元時代的“八娼九儒十丐”，其中的儒家地位僅僅高於乞丐，甚至連姬娼都配不上，儒家地位低下在很多人的內心中已然成為事實。可很少有人知道，“八娼九儒十丐”的出處？這個言論真的就出現在蒙元時期的政府規章制度裡嗎？
鄭思肖，南宋遺民，善於畫無根蘭花，寓意故國（宋）亡後，人如蘭花無根無萍。死前給錢請朋友幫立一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著有《心史》等書，其中《心史》在枯井中沉埋達350餘年，直至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始被發現。
鄭思肖的無根無萍蘭花
這本書從明清之際起，直至上一世紀80年代，又歷經360餘年，始終存在兩種迥然不同的相異之見，一部分文人學者肯定《心史》之奇，之價值;而另一部分文人學者則持一種"偽書說"，全盤否定這部奇人奇書的價值。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原因是考古界發現《心史》這本書帶有很大的個人情懷在內，紀事有與史不合，全面否定蒙元時期所有政策及行為。甚至將儒家說成“八娼九儒十丐”。在清末初期，這本書的很多論點，也被很多國學大師用來暗諷滿清政府的統治，借抨擊蒙元的政策來諷刺滿清政府的腐敗。因此“八娼九儒十丐”也在民國時代，逐漸駐紮在人們的內心中。
在網絡大時代時，大量的史書被人們發到網絡上，讓人們如數家珍，特別是《蒙古祕史》中成吉思汗曾經說過血淋淋的宣言：“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
這些片面的宣傳加深了人們對蒙元時代的偏見，可真實的情況是當時成吉思汗鐵木真說這話時，是西征花剌子模時說的。當然不能就否定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和金國時的暴虐。可當成吉思汗將花剌子模滅國後返回時，就慢慢聽從了全真教丘處機的言語，後來在丘處機的弟子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在西征途中曾拜丘處機為師）建議，在後期攻打金朝時，頒佈了“止殺令”，這也造就了後來的木華黎國王在進攻金國時，一改之前蒙古的劫掠、攻城屠城而不守，而是以佔據金國故土，勸民耕種，冊封漢地萬戶侯的政策。
大蒙古國時期（元朝沒建立之前的四汗），向統治者推銷儒家思想的人，主要是耶律楚材（漢化契丹人後裔）和漢地萬戶侯史天澤等人。
到了蒙哥汗時期，忽必烈的封地主要是漠南及舊金國所在和西夏等地，所以在漠南時期，忽必烈就仿唐太宗李世民，秦王時期建立幕府制度，也建立了同樣分為文臣、武將幕府集團，這時候他的身邊，集中瞭如許衡、劉秉忠、郝經、姚樞、竇默等舊金國時期的大儒家。
之前說的鄭思肖所寫的《心史》爭議很大，就因為此書與真正歷史事件及其不符合。在許衡等人的作用之下，忽必烈很快就通過了他們的提議，在封地各級建立起儒家學院，並且仿唐朝時期，縣城稱院，鄉村稱校。甚至還通過了建立類似保甲制度的各種社。只是後來在蒙漢混居時，忽必烈底下的蒙古軍將們害怕部將被同化，以及權利被收歸中央，所以強烈反對蒙漢混居的各種社的建立。隨後忽必烈仿漢制建立了蒙古軍軍屯，讓蒙古軍獨立出漢制之外。這也是後世史學家們稱的仿契丹國建立的“二元政策”。
當然我們不能就肯定忽必烈是已經全面漢化了，其實忽必烈如同滿清入關時的順治、康熙一般，在內心中對漢制，對其有利的地方才用，不利於蒙古統治的一律都不用。也就是實用主義者。故而，忽必烈曾罵過許衡：“你不老不小的，說過的話如同屁那麼臭，那麼無用。怎麼能幫助我富國強兵？”
許衡他也很聰明，也曾經說過：“想讓蒙古人全面漢化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培養兩三代人才可以。”為了能說服忽必烈，在其《時論五事》中闡述了“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同時許衡和郝經等人就華夷之辨在朝儀時，將“道”“義”放在最高位，提到“能行中國之道者，則中國主也。”
曾有個蒙古王子在學習儒家之時，提到儒家老師的課，聽得昏昏欲睡，可喇嘛教的老師一講就懂。因此許衡和其他理學大儒們還將苦澀難懂的朱程理學作了寬泛的解析，使“理”、“道”、“義”在“日常行為”均可以解釋到的。
在漢武帝“獨尊儒家”之後，中土的學說之爭主要集中在儒、道、佛三道之間，而這三道也在爭論之間也分化出很多分支，儒家到了宋末元初之時，分化成為了朱程理學、朱熹理學、程顥心學。
為此許衡及其他理學大儒還將朱熹理學裡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觀點修正，保留了及進一步闡述了“經世致用”的思想。總之在這些北地漢儒和南地漢儒的不懈努力之下，使得以忽必烈為主的蒙古、色目勳貴們從認識到承認這一學說，併為以後理學成為“官學”鋪好路。
忽必烈是位實用主義者，早期的理學大家並不主張辦科舉，而是大規模辦理學院、學校，傳播其的理論，所以在忽必烈時期，蒙元政權並沒有舉行科舉，但也是這個時期，蒙元朝廷設置了一套比南宋還規範的教學體系。並且將南宋時期的學院納入半官方體系中，在各行省設儒學提舉，還在各路設教授、學正、學錄，在各上、中州設教授，下州設學正，在縣城設教諭。同時將教諭的官職設為九品。並且各級統一教諭朱程理學、朱熹理學。使理學統一化，也使儒學理學化。
蒙古人未進入中土之時，社會結構很單一，為了能讓儒士安心養家教書育人，所以蒙古人乾脆將儒士納入戶籍制度中，並建立了中土歷史上最“奇葩”的戶籍——世襲儒戶，並設立了學田給予先生，免予賦稅、差役等等。
為什麼鄭思肖會說“八娼九儒十丐”？因為他心懷故國，不為五斗米折腰，可他的朋友和師長們都去蒙元朝廷為官為師，而且當地的蒙古長官為了逼他出山為官，竟以他不是儒戶的理由，強迫其納稅、服差役。因此推測他才將這個強迫儒家入籍，不尊重士族文人的政府及還願意為官為師的儒士，定義成為比姬娼還低一級的殘暴國度。當然他的定義是對的，後來的蒙古統治階級的確是不尊重儒家，也不願意施行漢法，只想享受漢地的賦稅以及佛、伊斯蘭經書上提到的極樂世界。
而在許衡、姚樞、劉秉忠、郝經、吳澄等大儒的努力之下，蒙元入中原後的第二代漢化的情況良好，出現了比如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木華黎四世孫安童（右丞相），色目人中的伯顏、不忽木等等，甚至到了第四第五代時，還出現了寫詩詞比漢人還好的蒙古人薩都剌，還有維族人貫雲石、丁鶴年等人。
明朝皇帝朱元璋曾評價：“昔者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來賓者甚多，效文者甚寡。自中國宋君靡政，天下不馭。北夷元世祖入主，其文武才能。不求備於一士，可謂之天人矣，若名能於一藝，當用之。時雖一藝不能備者，則不用焉。當是時，元得一士而立綱紀，明彛倫，半去胡俗，半用華儀。中國得生全者，我漢儒許衡是也。如此者不三十年之間，華夷儒風競起，人雖不為名儒，昔之不效者，今識字矣。所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信有之。（出自《高皇帝御製文集》第十六卷辯荅祿異名洛上翁及謬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