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中國文化的實踐理性

胡立根原創

“知行合一”是明代王守仁提出的哲學主張，意思是，認識事物的道理與實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

古今完人王陽明

王守仁是明代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精通儒學、佛學、道家學術。弘治十二年（1499年）進士，歷任刑部主事、貴州龍場驛丞、廬陵知縣、右僉都御史、南贛巡撫、兩廣總督等職，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亂軍功而被封為新建伯，隆慶年間追贈新建侯。諡文成，故後人又稱王文成公。他是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於一身的明代大儒，被稱為“古今完人”。他是陸王心學的集大成者，其思想體系被稱為王學，其一生門徒甚多，影響甚廣。尤其他的“知行合一”思想在明中後期有著巨大的影響，著名政治人物徐階、張居正都是這一學說的忠實信徒，明中後期的異端史學、文學思想始發於此，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潮流也與之有很大關聯。在東南亞，“知行合一”思想也有著廣泛的影響。

王守仁出生於浙江餘姚，其父王華，是個大學者，明代狀元，曾擔任翰林院修撰和明孝宗皇帝的老師。相傳，王華家教極嚴，王守仁少年時聰明好學，學文習武，非常用功，但也曾一度沉迷於下棋，往往因此耽誤功課。其父恨其屢教不改，一氣之下，將棋投入河中。這讓年幼的王守仁備受震動，

當即賦詩一首以明志：“象棋終日樂悠悠，苦被嚴親一旦丟。兵卒墜河皆不救，將軍溺水一齊休。馬行千里隨波去，象入三川逐浪遊。炮響一聲天地震，忽然驚起臥龍愁。”

此後，王守仁一心想要如諸葛臥龍一般成就一番偉業，便潛心學習，終於學業精進。不僅精通儒學，還苦修武學，精練騎射，鑽研兵法，他彎弓射箭，百發百中，成為文武全才，為其日後倡導“知行合一”打下了堅實的學業基礎。27歲考取進士，授兵部主事。但三年之後，突患肺病，以病告歸，結廬於會稽山龍瑞宮旁之陽明洞，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亦稱王陽明。

龍場悟道立心學

王陽明病癒復職後，在他35歲那年（1506年），宦官劉瑾擅權，王陽明上奏摺反對劉瑾，被廷杖四十，貶為貴州龍場的驛丞（相當於縣政府招待所主管）。在赴貶謫地途中，遭到劉瑾的刺客一路追殺，他逃至錢塘，假言投江而死，才暫時躲過一劫，於1508年（他37歲那年），到達被貶謫之地——貴州龍場。正是在龍場這個地方，演繹了著名的 “龍場悟道”。

王陽明從幼年時代開始，就深研儒學，崇拜朱熹，後來兼通道家和佛家學說，但是直到發配貴州龍場，其思想境界仍然停留在傳統理學境界，他曾與友人傻傻地去格竹子，一格就是七天七夜，不僅毫無所獲，還出現幻聽幻覺，以致胡思亂想；他曾沉迷於佛教和道教，30歲的時候在會稽山 “築室陽明洞，行道引術”。雖然不久，他與佛道分道揚鑣，34歲開始在京城講授儒家學說，但仍然沒有擺脫朱熹的“格物致知”的影響，也沒有解決對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疑惑。

正是貴州這窮山僻壤的龍場，打開了王陽明通向“聖人”的智慧之門。

王陽明來到貴州龍場，沒有了當年兵部主事的風光，有的只是磨難。龍場地處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之中，自然環境十分惡劣，蛇虺（huǐ）魍魎（wǎngliǎng）橫行，蠱毒瘴癘遍地，且言語不通，只有中原的亡命之徒可通言語。在這種惡劣的政治環境和自然環境下，他選擇住在龍場山洞的石槨(guǒ，棺材外面套的大棺)之中，做好了隨時死亡的準備。就是在這石棺之中，王陽明萬念齊來，不斷進行自我反思和追問：“聖人處此，更有何道？”要是聖人處於自己這樣的狀況，會怎樣思考，會怎樣處理？會怎樣對待？他反覆自問：自己矢志不移，追尋聖賢，錯了嗎？ 仗義執言，挺身而出，錯了嗎？ 他相信自己沒有錯，但是既然沒有錯，那上天為何要奪走我的榮華，羞辱我的尊嚴，使我至此山窮水盡的地步？ 就是這樣的苦思冥想，突然有一天夜晚，他靈光一閃，長嘯一聲，忽然明白了生命的至理，感到了生命的快感。他感到自己終於明白了“格物致知”的真諦，明白了“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就是說，聖人的道理並不是要向外索求於事物，而是人本身就具備聖心，無須外求，從外部事物中求取道德之理是錯誤的。他覺察到了死亡只是生命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但是聖人之道實際存在於每一個人心中，只是大多數人沒有覺察。人的心靈狀態，決定了他的思考方式和處世方式，就像“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因心靈感傷，見花鳥也添悲傷；就像“疑鄰竊斧”，既然心已生疑，自然覺得別人處處像盜賊。這就是著名的“龍場悟道”。王陽明的 “心學”就此誕生，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就此產生。就是在這一年（1508年），37歲的王陽明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說。

知行合一求正解

實際上，龍場悟道，是王陽明多年的艱苦探索而一朝頓悟。陽明的探索過程有多重困惑。

一是對朱熹格物致知的困惑。他年輕時崇拜朱熹，信奉朱熹倡導的格物致。在21歲那年與學友格竹，卻什麼也沒有“格”到，甚至出現幻覺幻聽。至此，便覺得朱熹格物致知此路不通，便從潛心於程朱理學，而轉向佛道，終究因不得其要，轉入陸九淵“心學”。

二是對道教的困惑。王陽明八歲即好神仙之說，31歲於會稽山築室陽明洞，留心道教的煉丹採藥之術，但後來他發現，萬物皆有盛衰，肉體何能長生？像金丹派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也只活了四五十歲。同時，道教的無為出世，遺棄人倫物理，也令他困惑。

三是對於佛學的困惑。王陽明於佛“最所崇信”，他的心學與禪學有許多相通之處。但是，他覺得佛學遺棄人倫物理，墮於虛空，只求個人解脫，不能兼濟天下。

而最令王陽明多年來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問題是，王陽明時代，社會動盪，統治階級面臨言行不一、知行脫節的道德危機。社會矛盾突出，土地兼併嚴重，民不聊生，反叛不斷，亂者四起。王陽明一直苦思破賊之策，但他認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正是他的龍場悟道，讓他終於找到了一個“破心中賊”的辦法，那就是從根本上消除人們的“賊念”，做到“知行合一”。也正是龍場悟道，讓他破解儒道佛的諸多困惑。

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是為了消除程朱理學以來一味強調知先行後而帶來的知行脫節。要理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先要理解這“知行合一”的“知”，指的不是我們今天講的科學知識的知，而是道德認識，就是王陽明所說的“良知”，所以他的“知行合一”是就道德認識和道德實踐而言的，跟我們今天所講的理論聯繫實際，並不是一碼事。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可以概括為兩點：

一是“知行一體”。

在陽明看來，道德實踐，知行本為一體，並無先後之別，而是一體兩面。他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是說，說得頭頭是道，若不能落實於行動，說明你仍然是不知，說明你沒有達到“真知”的境界，所以，他強調的道德認知，是真正的“知”，是能夠體現為行動的知，因此，有“知”就應“行”。例如，知道應當孝悌卻不能孝悌者，“知而不行”，根本就是“未知”。他認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當你有了某個意念，就意味著你的行動已經開始，若有不良念頭產生，雖然未行，但已有了行的因素。同樣，你的行為不只是行為，它是思想的實現，是在觀念的指導下完成的，所以“行”也就是知，只不過是“知”的過程的最後形成階段而已。所以他說，“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

二是“知行並重”。

不少人認為王陽明更看重“行”，其實是誤解。他曾說：“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須要徹底徹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惡念之生，並非只是一個念頭，因為那已經就是“行”了，不善之念一閃便是行惡，必須立刻遏止，一旦有害人之念，也已害人，因為惡念就是惡行。可見他很重視“知”。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心有善念，那還不叫行善，只有將善落實在行動上，那才叫行善。這又可見他十分重視“行”。其實，他是從不同側面來說的，從為善方面來說，有行才是知，即，善念不等於善行，善行才是善念。所以，從善的角度，他更重視“行”。從去惡方面來說，有不善之念便是行惡了，從惡的角度，他更重視“知”。因為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克服“一念不善”，是為了“破心中賊”，從而做到去惡念（重“知”），行善行（重“行”）。

王陽明其偉大之處，是他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一方面，其知行合一觀的產生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結果，他對理學、佛學、道家學說等各門各派的理論有長期的精研，同時又有艱苦的實踐的磨練和長期的思索，他是在實踐中完善“心學”和“知行合一”，並最終悟道的。另一方面，他在悟道以後人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政務和軍事活動，實踐他的“知行合一”的主張，此後他經歷贛南任職剿匪歷程以及最重要的平定宸濠之亂，使得他全面實現了“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的“三不朽”，真正成為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古今完人”，真正實現了“聖賢”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