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亞洲觀到底從何時開始轉變的？日本：從中國人抽鴉片開始'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古代日本也不過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
三、近世日本的亞洲觀
進入近世（16世紀後期—1867年）之後，日本的亞洲觀經歷了一個重建和改變的過程。所謂重建是指日本又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中脫離，力圖構築自己的秩序圈。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日本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的重建
豐臣秀吉時代，日本開始謀求以武力將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現實化。他拒絕明朝皇帝的冊封，並制訂了一取朝鮮、二取臺灣、三取中國大陸、四取亞洲，最後征服全世界的擴張侵略方針。
1591年，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並於次年佔領了朝鮮首都漢城，深入到咸鏡道北部，朝鮮政府火速嚮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萬援軍，與朝鮮軍隊一起向日軍發動了反擊，於1593年初收復了平壤，並切斷日軍的補給線，迫使日軍停戰，史稱文祿之戰。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古代日本也不過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
三、近世日本的亞洲觀
進入近世（16世紀後期—1867年）之後，日本的亞洲觀經歷了一個重建和改變的過程。所謂重建是指日本又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中脫離，力圖構築自己的秩序圈。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日本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的重建
豐臣秀吉時代，日本開始謀求以武力將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現實化。他拒絕明朝皇帝的冊封，並制訂了一取朝鮮、二取臺灣、三取中國大陸、四取亞洲，最後征服全世界的擴張侵略方針。
1591年，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並於次年佔領了朝鮮首都漢城，深入到咸鏡道北部，朝鮮政府火速嚮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萬援軍，與朝鮮軍隊一起向日軍發動了反擊，於1593年初收復了平壤，並切斷日軍的補給線，迫使日軍停戰，史稱文祿之戰。
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
在其後開始的中日談判中，明朝政府除承認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外，拒絕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讓朝鮮四郡領土等其它要求，豐臣秀吉於1597年1月出動14萬陸軍和數萬海軍再次向朝鮮發動戰爭，明政府應朝鮮要求再次派出援兵，連手大敗日軍，史稱慶長之戰，日本與明朝及朝鮮的交往也由此中斷。
德川時期，日本繼承豐臣時代的秩序觀，廢除了中國皇帝授予的“日本國王”稱呼，改稱為“日本國大君”。重開與明朝的交往後，仍然循日本傳統的“朝鮮”藩國論，將日朝關係定位於“朝鮮入貢”的框架中。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古代日本也不過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
三、近世日本的亞洲觀
進入近世（16世紀後期—1867年）之後，日本的亞洲觀經歷了一個重建和改變的過程。所謂重建是指日本又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中脫離，力圖構築自己的秩序圈。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日本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的重建
豐臣秀吉時代，日本開始謀求以武力將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現實化。他拒絕明朝皇帝的冊封，並制訂了一取朝鮮、二取臺灣、三取中國大陸、四取亞洲，最後征服全世界的擴張侵略方針。
1591年，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並於次年佔領了朝鮮首都漢城，深入到咸鏡道北部，朝鮮政府火速嚮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萬援軍，與朝鮮軍隊一起向日軍發動了反擊，於1593年初收復了平壤，並切斷日軍的補給線，迫使日軍停戰，史稱文祿之戰。
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
在其後開始的中日談判中，明朝政府除承認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外，拒絕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讓朝鮮四郡領土等其它要求，豐臣秀吉於1597年1月出動14萬陸軍和數萬海軍再次向朝鮮發動戰爭，明政府應朝鮮要求再次派出援兵，連手大敗日軍，史稱慶長之戰，日本與明朝及朝鮮的交往也由此中斷。
德川時期，日本繼承豐臣時代的秩序觀，廢除了中國皇帝授予的“日本國王”稱呼，改稱為“日本國大君”。重開與明朝的交往後，仍然循日本傳統的“朝鮮”藩國論，將日朝關係定位於“朝鮮入貢”的框架中。
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進攻朝鮮
按照日本的邏輯，日本和中國是平等的國家，朝鮮既然臣服於中國，也就應該臣服於日本，但是這種關係並未能得到朝鮮的認可。
對於臺灣，1593年豐臣秀吉派原田孫七郎為使，帶信到臺灣(高山國)催交納貢，遭到拒絕；德川家康於1609年和1616年分別派有馬晴信和長崎代官村山等出兵臺灣。
但所有這些行動均以失敗告終，日本式的華夷秩序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同，這種亞洲觀仍然只維繫在自我認知層面。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古代日本也不過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
三、近世日本的亞洲觀
進入近世（16世紀後期—1867年）之後，日本的亞洲觀經歷了一個重建和改變的過程。所謂重建是指日本又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中脫離，力圖構築自己的秩序圈。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日本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的重建
豐臣秀吉時代，日本開始謀求以武力將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現實化。他拒絕明朝皇帝的冊封，並制訂了一取朝鮮、二取臺灣、三取中國大陸、四取亞洲，最後征服全世界的擴張侵略方針。
1591年，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並於次年佔領了朝鮮首都漢城，深入到咸鏡道北部，朝鮮政府火速嚮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萬援軍，與朝鮮軍隊一起向日軍發動了反擊，於1593年初收復了平壤，並切斷日軍的補給線，迫使日軍停戰，史稱文祿之戰。
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
在其後開始的中日談判中，明朝政府除承認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外，拒絕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讓朝鮮四郡領土等其它要求，豐臣秀吉於1597年1月出動14萬陸軍和數萬海軍再次向朝鮮發動戰爭，明政府應朝鮮要求再次派出援兵，連手大敗日軍，史稱慶長之戰，日本與明朝及朝鮮的交往也由此中斷。
德川時期，日本繼承豐臣時代的秩序觀，廢除了中國皇帝授予的“日本國王”稱呼，改稱為“日本國大君”。重開與明朝的交往後，仍然循日本傳統的“朝鮮”藩國論，將日朝關係定位於“朝鮮入貢”的框架中。
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進攻朝鮮
按照日本的邏輯，日本和中國是平等的國家，朝鮮既然臣服於中國，也就應該臣服於日本，但是這種關係並未能得到朝鮮的認可。
對於臺灣，1593年豐臣秀吉派原田孫七郎為使，帶信到臺灣(高山國)催交納貢，遭到拒絕；德川家康於1609年和1616年分別派有馬晴信和長崎代官村山等出兵臺灣。
但所有這些行動均以失敗告終，日本式的華夷秩序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同，這種亞洲觀仍然只維繫在自我認知層面。
明朝援朝抗日
歐洲思想的傳入與亞洲觀
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的亞洲觀存在於三個層面：
一是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主要表現在政府認識層面和後期興起的國學者中。即仍然謀求以武力的方式推行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
這種傳統秩序觀是以天皇為基礎構建的一種秩序意識，此前未能從文化理論上得到診釋。隨著幕末國學的興起，日本完成了對獨自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創造。
在平田篤胤、會澤安等創造的國學理論中，天皇“萬世一系”至高無上，日本是優於任何國家的“神國”神國，是世界的中心。佐藤信淵更是主張：皇國要開拓他邦，必先吞併中國，實力強大的中國如果被我神國所征服，西域、印度、泰國等其他小國都將服從於我，如此之勢，統一萬國，何難之有？這是繼豐臣秀吉之後，又一次把侵略的狂妄目光投向中國，並企圖稱霸世界。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古代日本也不過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
三、近世日本的亞洲觀
進入近世（16世紀後期—1867年）之後，日本的亞洲觀經歷了一個重建和改變的過程。所謂重建是指日本又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中脫離，力圖構築自己的秩序圈。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日本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的重建
豐臣秀吉時代，日本開始謀求以武力將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現實化。他拒絕明朝皇帝的冊封，並制訂了一取朝鮮、二取臺灣、三取中國大陸、四取亞洲，最後征服全世界的擴張侵略方針。
1591年，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並於次年佔領了朝鮮首都漢城，深入到咸鏡道北部，朝鮮政府火速嚮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萬援軍，與朝鮮軍隊一起向日軍發動了反擊，於1593年初收復了平壤，並切斷日軍的補給線，迫使日軍停戰，史稱文祿之戰。
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
在其後開始的中日談判中，明朝政府除承認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外，拒絕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讓朝鮮四郡領土等其它要求，豐臣秀吉於1597年1月出動14萬陸軍和數萬海軍再次向朝鮮發動戰爭，明政府應朝鮮要求再次派出援兵，連手大敗日軍，史稱慶長之戰，日本與明朝及朝鮮的交往也由此中斷。
德川時期，日本繼承豐臣時代的秩序觀，廢除了中國皇帝授予的“日本國王”稱呼，改稱為“日本國大君”。重開與明朝的交往後，仍然循日本傳統的“朝鮮”藩國論，將日朝關係定位於“朝鮮入貢”的框架中。
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進攻朝鮮
按照日本的邏輯，日本和中國是平等的國家，朝鮮既然臣服於中國，也就應該臣服於日本，但是這種關係並未能得到朝鮮的認可。
對於臺灣，1593年豐臣秀吉派原田孫七郎為使，帶信到臺灣(高山國)催交納貢，遭到拒絕；德川家康於1609年和1616年分別派有馬晴信和長崎代官村山等出兵臺灣。
但所有這些行動均以失敗告終，日本式的華夷秩序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同，這種亞洲觀仍然只維繫在自我認知層面。
明朝援朝抗日
歐洲思想的傳入與亞洲觀
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的亞洲觀存在於三個層面：
一是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主要表現在政府認識層面和後期興起的國學者中。即仍然謀求以武力的方式推行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
這種傳統秩序觀是以天皇為基礎構建的一種秩序意識，此前未能從文化理論上得到診釋。隨著幕末國學的興起，日本完成了對獨自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創造。
在平田篤胤、會澤安等創造的國學理論中，天皇“萬世一系”至高無上，日本是優於任何國家的“神國”神國，是世界的中心。佐藤信淵更是主張：皇國要開拓他邦，必先吞併中國，實力強大的中國如果被我神國所征服，西域、印度、泰國等其他小國都將服從於我，如此之勢，統一萬國，何難之有？這是繼豐臣秀吉之後，又一次把侵略的狂妄目光投向中國，並企圖稱霸世界。
日本後來為亞洲劃定了一個為人熟知的圈子
第二種亞洲觀是推崇中華華夷秩序，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這種意識主要存在於普通的民眾以及德川前期部分知識分子中間。
德川幕府雖然實行了海禁，但是大量的中國文化仍源源不斷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在這一階段，日本通過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創新，完成了中國文化的本土化過程。
除科舉制度以外，德川家康幾乎全部接受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寫中國漢字、誦中國漢詩、吃中國漢方草藥、崇拜朱熹…..當時民眾也推崇中國文化，以能讀懂漢書為榮。
上述兩種亞洲觀相同之處是都以“禮”為標準去區分“華”和“夷”，不同之處只是到底誰是“華”，即誰是世界中心的問題。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秩序認知，都建立在以自我為文明的基礎之上。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古代日本也不過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
三、近世日本的亞洲觀
進入近世（16世紀後期—1867年）之後，日本的亞洲觀經歷了一個重建和改變的過程。所謂重建是指日本又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中脫離，力圖構築自己的秩序圈。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日本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的重建
豐臣秀吉時代，日本開始謀求以武力將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現實化。他拒絕明朝皇帝的冊封，並制訂了一取朝鮮、二取臺灣、三取中國大陸、四取亞洲，最後征服全世界的擴張侵略方針。
1591年，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並於次年佔領了朝鮮首都漢城，深入到咸鏡道北部，朝鮮政府火速嚮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萬援軍，與朝鮮軍隊一起向日軍發動了反擊，於1593年初收復了平壤，並切斷日軍的補給線，迫使日軍停戰，史稱文祿之戰。
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
在其後開始的中日談判中，明朝政府除承認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外，拒絕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讓朝鮮四郡領土等其它要求，豐臣秀吉於1597年1月出動14萬陸軍和數萬海軍再次向朝鮮發動戰爭，明政府應朝鮮要求再次派出援兵，連手大敗日軍，史稱慶長之戰，日本與明朝及朝鮮的交往也由此中斷。
德川時期，日本繼承豐臣時代的秩序觀，廢除了中國皇帝授予的“日本國王”稱呼，改稱為“日本國大君”。重開與明朝的交往後，仍然循日本傳統的“朝鮮”藩國論，將日朝關係定位於“朝鮮入貢”的框架中。
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進攻朝鮮
按照日本的邏輯，日本和中國是平等的國家，朝鮮既然臣服於中國，也就應該臣服於日本，但是這種關係並未能得到朝鮮的認可。
對於臺灣，1593年豐臣秀吉派原田孫七郎為使，帶信到臺灣(高山國)催交納貢，遭到拒絕；德川家康於1609年和1616年分別派有馬晴信和長崎代官村山等出兵臺灣。
但所有這些行動均以失敗告終，日本式的華夷秩序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同，這種亞洲觀仍然只維繫在自我認知層面。
明朝援朝抗日
歐洲思想的傳入與亞洲觀
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的亞洲觀存在於三個層面：
一是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主要表現在政府認識層面和後期興起的國學者中。即仍然謀求以武力的方式推行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
這種傳統秩序觀是以天皇為基礎構建的一種秩序意識，此前未能從文化理論上得到診釋。隨著幕末國學的興起，日本完成了對獨自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創造。
在平田篤胤、會澤安等創造的國學理論中，天皇“萬世一系”至高無上，日本是優於任何國家的“神國”神國，是世界的中心。佐藤信淵更是主張：皇國要開拓他邦，必先吞併中國，實力強大的中國如果被我神國所征服，西域、印度、泰國等其他小國都將服從於我，如此之勢，統一萬國，何難之有？這是繼豐臣秀吉之後，又一次把侵略的狂妄目光投向中國，並企圖稱霸世界。
日本後來為亞洲劃定了一個為人熟知的圈子
第二種亞洲觀是推崇中華華夷秩序，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這種意識主要存在於普通的民眾以及德川前期部分知識分子中間。
德川幕府雖然實行了海禁，但是大量的中國文化仍源源不斷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在這一階段，日本通過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創新，完成了中國文化的本土化過程。
除科舉制度以外，德川家康幾乎全部接受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寫中國漢字、誦中國漢詩、吃中國漢方草藥、崇拜朱熹…..當時民眾也推崇中國文化，以能讀懂漢書為榮。
上述兩種亞洲觀相同之處是都以“禮”為標準去區分“華”和“夷”，不同之處只是到底誰是“華”，即誰是世界中心的問題。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秩序認知，都建立在以自我為文明的基礎之上。
德川幕府也採取了閉關鎖國的國策
隨著歐洲文化的傳入，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還有一種他們認為的更先進的文明存在，這種認知便慢慢地被瓦解，形成日本亞洲觀的第三個層面。這些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不能稱為世界中心，在歐洲還有更發達的文明。
1715年，新井白石的《西洋紀聞》出版，“西洋”一詞首次在日本的書中出現。新井白石時代的歐洲，雖然己經開始出現貶低東方文明的思潮，但是嚮往東方文明的餘溫尚存，它自然會在傳到日本的著作中體現。但儘管如此，將西洋文化圈置於與東洋文化圈並列的地位，還是意味著中國為唯一文明中心的世界觀已經悄然發生變化。
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宗教書籍以外的西洋書籍的進口禁令，大量荷蘭書籍開始傳入日本並被翻譯成日文，加快了歐洲文化的傳播進程。西方實證主義的近代研究方法，讓日本學者在閱讀過程中感受到邏輯的嚴謹性，而且在運用的過程中也感受到其明顯優於華夏文明經驗主義方法，仰慕華夏文明的價值觀逐漸崩潰。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古代日本也不過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
三、近世日本的亞洲觀
進入近世（16世紀後期—1867年）之後，日本的亞洲觀經歷了一個重建和改變的過程。所謂重建是指日本又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中脫離，力圖構築自己的秩序圈。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日本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的重建
豐臣秀吉時代，日本開始謀求以武力將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現實化。他拒絕明朝皇帝的冊封，並制訂了一取朝鮮、二取臺灣、三取中國大陸、四取亞洲，最後征服全世界的擴張侵略方針。
1591年，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並於次年佔領了朝鮮首都漢城，深入到咸鏡道北部，朝鮮政府火速嚮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萬援軍，與朝鮮軍隊一起向日軍發動了反擊，於1593年初收復了平壤，並切斷日軍的補給線，迫使日軍停戰，史稱文祿之戰。
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
在其後開始的中日談判中，明朝政府除承認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外，拒絕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讓朝鮮四郡領土等其它要求，豐臣秀吉於1597年1月出動14萬陸軍和數萬海軍再次向朝鮮發動戰爭，明政府應朝鮮要求再次派出援兵，連手大敗日軍，史稱慶長之戰，日本與明朝及朝鮮的交往也由此中斷。
德川時期，日本繼承豐臣時代的秩序觀，廢除了中國皇帝授予的“日本國王”稱呼，改稱為“日本國大君”。重開與明朝的交往後，仍然循日本傳統的“朝鮮”藩國論，將日朝關係定位於“朝鮮入貢”的框架中。
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進攻朝鮮
按照日本的邏輯，日本和中國是平等的國家，朝鮮既然臣服於中國，也就應該臣服於日本，但是這種關係並未能得到朝鮮的認可。
對於臺灣，1593年豐臣秀吉派原田孫七郎為使，帶信到臺灣(高山國)催交納貢，遭到拒絕；德川家康於1609年和1616年分別派有馬晴信和長崎代官村山等出兵臺灣。
但所有這些行動均以失敗告終，日本式的華夷秩序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同，這種亞洲觀仍然只維繫在自我認知層面。
明朝援朝抗日
歐洲思想的傳入與亞洲觀
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的亞洲觀存在於三個層面：
一是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主要表現在政府認識層面和後期興起的國學者中。即仍然謀求以武力的方式推行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
這種傳統秩序觀是以天皇為基礎構建的一種秩序意識，此前未能從文化理論上得到診釋。隨著幕末國學的興起，日本完成了對獨自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創造。
在平田篤胤、會澤安等創造的國學理論中，天皇“萬世一系”至高無上，日本是優於任何國家的“神國”神國，是世界的中心。佐藤信淵更是主張：皇國要開拓他邦，必先吞併中國，實力強大的中國如果被我神國所征服，西域、印度、泰國等其他小國都將服從於我，如此之勢，統一萬國，何難之有？這是繼豐臣秀吉之後，又一次把侵略的狂妄目光投向中國，並企圖稱霸世界。
日本後來為亞洲劃定了一個為人熟知的圈子
第二種亞洲觀是推崇中華華夷秩序，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這種意識主要存在於普通的民眾以及德川前期部分知識分子中間。
德川幕府雖然實行了海禁，但是大量的中國文化仍源源不斷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在這一階段，日本通過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創新，完成了中國文化的本土化過程。
除科舉制度以外，德川家康幾乎全部接受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寫中國漢字、誦中國漢詩、吃中國漢方草藥、崇拜朱熹…..當時民眾也推崇中國文化，以能讀懂漢書為榮。
上述兩種亞洲觀相同之處是都以“禮”為標準去區分“華”和“夷”，不同之處只是到底誰是“華”，即誰是世界中心的問題。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秩序認知，都建立在以自我為文明的基礎之上。
德川幕府也採取了閉關鎖國的國策
隨著歐洲文化的傳入，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還有一種他們認為的更先進的文明存在，這種認知便慢慢地被瓦解，形成日本亞洲觀的第三個層面。這些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不能稱為世界中心，在歐洲還有更發達的文明。
1715年，新井白石的《西洋紀聞》出版，“西洋”一詞首次在日本的書中出現。新井白石時代的歐洲，雖然己經開始出現貶低東方文明的思潮，但是嚮往東方文明的餘溫尚存，它自然會在傳到日本的著作中體現。但儘管如此，將西洋文化圈置於與東洋文化圈並列的地位，還是意味著中國為唯一文明中心的世界觀已經悄然發生變化。
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宗教書籍以外的西洋書籍的進口禁令，大量荷蘭書籍開始傳入日本並被翻譯成日文，加快了歐洲文化的傳播進程。西方實證主義的近代研究方法，讓日本學者在閱讀過程中感受到邏輯的嚴謹性，而且在運用的過程中也感受到其明顯優於華夏文明經驗主義方法，仰慕華夏文明的價值觀逐漸崩潰。
德川幕府後期開始對西洋文化解禁，日本人開始重新認識世界
鴉片戰爭與日本亞洲觀的轉變
鴉片戰爭是日本亞洲觀的一個整體轉折點。
首先它給日本國內尊崇中國式傳統華夷秩序的保守派以沉重一擊，使他們認識到西方的力量優於東方，從而對自己所堅持的觀念產生懷疑，甚至放棄。
同時，也使日本式華夷秩序的信仰者開始了反思。日本式華夷秩序信仰者雖然一直認為日本與中國比肩，甚至在某些人的認識中日本優於中國，但是這種強調自己獨立性的思想，在國家實力這一因素面前，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實力強於日本。實力在日本之上的中國尚且戰敗，不得不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那麼如果繼續堅持原來的認識，將可能重蹈中國的覆轍。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古代日本也不過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
三、近世日本的亞洲觀
進入近世（16世紀後期—1867年）之後，日本的亞洲觀經歷了一個重建和改變的過程。所謂重建是指日本又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中脫離，力圖構築自己的秩序圈。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日本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的重建
豐臣秀吉時代，日本開始謀求以武力將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現實化。他拒絕明朝皇帝的冊封，並制訂了一取朝鮮、二取臺灣、三取中國大陸、四取亞洲，最後征服全世界的擴張侵略方針。
1591年，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並於次年佔領了朝鮮首都漢城，深入到咸鏡道北部，朝鮮政府火速嚮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萬援軍，與朝鮮軍隊一起向日軍發動了反擊，於1593年初收復了平壤，並切斷日軍的補給線，迫使日軍停戰，史稱文祿之戰。
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
在其後開始的中日談判中，明朝政府除承認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外，拒絕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讓朝鮮四郡領土等其它要求，豐臣秀吉於1597年1月出動14萬陸軍和數萬海軍再次向朝鮮發動戰爭，明政府應朝鮮要求再次派出援兵，連手大敗日軍，史稱慶長之戰，日本與明朝及朝鮮的交往也由此中斷。
德川時期，日本繼承豐臣時代的秩序觀，廢除了中國皇帝授予的“日本國王”稱呼，改稱為“日本國大君”。重開與明朝的交往後，仍然循日本傳統的“朝鮮”藩國論，將日朝關係定位於“朝鮮入貢”的框架中。
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進攻朝鮮
按照日本的邏輯，日本和中國是平等的國家，朝鮮既然臣服於中國，也就應該臣服於日本，但是這種關係並未能得到朝鮮的認可。
對於臺灣，1593年豐臣秀吉派原田孫七郎為使，帶信到臺灣(高山國)催交納貢，遭到拒絕；德川家康於1609年和1616年分別派有馬晴信和長崎代官村山等出兵臺灣。
但所有這些行動均以失敗告終，日本式的華夷秩序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同，這種亞洲觀仍然只維繫在自我認知層面。
明朝援朝抗日
歐洲思想的傳入與亞洲觀
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的亞洲觀存在於三個層面：
一是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主要表現在政府認識層面和後期興起的國學者中。即仍然謀求以武力的方式推行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
這種傳統秩序觀是以天皇為基礎構建的一種秩序意識，此前未能從文化理論上得到診釋。隨著幕末國學的興起，日本完成了對獨自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創造。
在平田篤胤、會澤安等創造的國學理論中，天皇“萬世一系”至高無上，日本是優於任何國家的“神國”神國，是世界的中心。佐藤信淵更是主張：皇國要開拓他邦，必先吞併中國，實力強大的中國如果被我神國所征服，西域、印度、泰國等其他小國都將服從於我，如此之勢，統一萬國，何難之有？這是繼豐臣秀吉之後，又一次把侵略的狂妄目光投向中國，並企圖稱霸世界。
日本後來為亞洲劃定了一個為人熟知的圈子
第二種亞洲觀是推崇中華華夷秩序，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這種意識主要存在於普通的民眾以及德川前期部分知識分子中間。
德川幕府雖然實行了海禁，但是大量的中國文化仍源源不斷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在這一階段，日本通過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創新，完成了中國文化的本土化過程。
除科舉制度以外，德川家康幾乎全部接受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寫中國漢字、誦中國漢詩、吃中國漢方草藥、崇拜朱熹…..當時民眾也推崇中國文化，以能讀懂漢書為榮。
上述兩種亞洲觀相同之處是都以“禮”為標準去區分“華”和“夷”，不同之處只是到底誰是“華”，即誰是世界中心的問題。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秩序認知，都建立在以自我為文明的基礎之上。
德川幕府也採取了閉關鎖國的國策
隨著歐洲文化的傳入，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還有一種他們認為的更先進的文明存在，這種認知便慢慢地被瓦解，形成日本亞洲觀的第三個層面。這些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不能稱為世界中心，在歐洲還有更發達的文明。
1715年，新井白石的《西洋紀聞》出版，“西洋”一詞首次在日本的書中出現。新井白石時代的歐洲，雖然己經開始出現貶低東方文明的思潮，但是嚮往東方文明的餘溫尚存，它自然會在傳到日本的著作中體現。但儘管如此，將西洋文化圈置於與東洋文化圈並列的地位，還是意味著中國為唯一文明中心的世界觀已經悄然發生變化。
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宗教書籍以外的西洋書籍的進口禁令，大量荷蘭書籍開始傳入日本並被翻譯成日文，加快了歐洲文化的傳播進程。西方實證主義的近代研究方法，讓日本學者在閱讀過程中感受到邏輯的嚴謹性，而且在運用的過程中也感受到其明顯優於華夏文明經驗主義方法，仰慕華夏文明的價值觀逐漸崩潰。
德川幕府後期開始對西洋文化解禁，日本人開始重新認識世界
鴉片戰爭與日本亞洲觀的轉變
鴉片戰爭是日本亞洲觀的一個整體轉折點。
首先它給日本國內尊崇中國式傳統華夷秩序的保守派以沉重一擊，使他們認識到西方的力量優於東方，從而對自己所堅持的觀念產生懷疑，甚至放棄。
同時，也使日本式華夷秩序的信仰者開始了反思。日本式華夷秩序信仰者雖然一直認為日本與中國比肩，甚至在某些人的認識中日本優於中國，但是這種強調自己獨立性的思想，在國家實力這一因素面前，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實力強於日本。實力在日本之上的中國尚且戰敗，不得不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那麼如果繼續堅持原來的認識，將可能重蹈中國的覆轍。
鴉片戰爭驚醒了中國，也驚醒了日本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使這兩種力量不得不考慮改變原有對亞洲以及對日本的認識，謀求強大以抵抗西方的入侵。
在日本各種力量思考國家命運的過程中，蘭學的普及與魏源的《海國圖志》的傳入起到了思想啟蒙作用。
在蘭學傳播的過程中，西學優於東方傳統文化的思想己經在日本知識分子中有了一定基礎。鴉片戰爭使他們這一思想在現實中得到了驗證，開始更多地關注和吸收蘭學。
《海國圖志》的傳入則為日本提供了尋求國家富強的具體思路。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的鉅著《海國圖志》，雖然出版後在中國沒有引起大的重視，但在日本卻引起巨大反響（何其可悲！）。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古代日本也不過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
三、近世日本的亞洲觀
進入近世（16世紀後期—1867年）之後，日本的亞洲觀經歷了一個重建和改變的過程。所謂重建是指日本又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中脫離，力圖構築自己的秩序圈。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日本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的重建
豐臣秀吉時代，日本開始謀求以武力將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現實化。他拒絕明朝皇帝的冊封，並制訂了一取朝鮮、二取臺灣、三取中國大陸、四取亞洲，最後征服全世界的擴張侵略方針。
1591年，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並於次年佔領了朝鮮首都漢城，深入到咸鏡道北部，朝鮮政府火速嚮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萬援軍，與朝鮮軍隊一起向日軍發動了反擊，於1593年初收復了平壤，並切斷日軍的補給線，迫使日軍停戰，史稱文祿之戰。
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
在其後開始的中日談判中，明朝政府除承認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外，拒絕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讓朝鮮四郡領土等其它要求，豐臣秀吉於1597年1月出動14萬陸軍和數萬海軍再次向朝鮮發動戰爭，明政府應朝鮮要求再次派出援兵，連手大敗日軍，史稱慶長之戰，日本與明朝及朝鮮的交往也由此中斷。
德川時期，日本繼承豐臣時代的秩序觀，廢除了中國皇帝授予的“日本國王”稱呼，改稱為“日本國大君”。重開與明朝的交往後，仍然循日本傳統的“朝鮮”藩國論，將日朝關係定位於“朝鮮入貢”的框架中。
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進攻朝鮮
按照日本的邏輯，日本和中國是平等的國家，朝鮮既然臣服於中國，也就應該臣服於日本，但是這種關係並未能得到朝鮮的認可。
對於臺灣，1593年豐臣秀吉派原田孫七郎為使，帶信到臺灣(高山國)催交納貢，遭到拒絕；德川家康於1609年和1616年分別派有馬晴信和長崎代官村山等出兵臺灣。
但所有這些行動均以失敗告終，日本式的華夷秩序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同，這種亞洲觀仍然只維繫在自我認知層面。
明朝援朝抗日
歐洲思想的傳入與亞洲觀
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的亞洲觀存在於三個層面：
一是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主要表現在政府認識層面和後期興起的國學者中。即仍然謀求以武力的方式推行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
這種傳統秩序觀是以天皇為基礎構建的一種秩序意識，此前未能從文化理論上得到診釋。隨著幕末國學的興起，日本完成了對獨自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創造。
在平田篤胤、會澤安等創造的國學理論中，天皇“萬世一系”至高無上，日本是優於任何國家的“神國”神國，是世界的中心。佐藤信淵更是主張：皇國要開拓他邦，必先吞併中國，實力強大的中國如果被我神國所征服，西域、印度、泰國等其他小國都將服從於我，如此之勢，統一萬國，何難之有？這是繼豐臣秀吉之後，又一次把侵略的狂妄目光投向中國，並企圖稱霸世界。
日本後來為亞洲劃定了一個為人熟知的圈子
第二種亞洲觀是推崇中華華夷秩序，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這種意識主要存在於普通的民眾以及德川前期部分知識分子中間。
德川幕府雖然實行了海禁，但是大量的中國文化仍源源不斷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在這一階段，日本通過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創新，完成了中國文化的本土化過程。
除科舉制度以外，德川家康幾乎全部接受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寫中國漢字、誦中國漢詩、吃中國漢方草藥、崇拜朱熹…..當時民眾也推崇中國文化，以能讀懂漢書為榮。
上述兩種亞洲觀相同之處是都以“禮”為標準去區分“華”和“夷”，不同之處只是到底誰是“華”，即誰是世界中心的問題。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秩序認知，都建立在以自我為文明的基礎之上。
德川幕府也採取了閉關鎖國的國策
隨著歐洲文化的傳入，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還有一種他們認為的更先進的文明存在，這種認知便慢慢地被瓦解，形成日本亞洲觀的第三個層面。這些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不能稱為世界中心，在歐洲還有更發達的文明。
1715年，新井白石的《西洋紀聞》出版，“西洋”一詞首次在日本的書中出現。新井白石時代的歐洲，雖然己經開始出現貶低東方文明的思潮，但是嚮往東方文明的餘溫尚存，它自然會在傳到日本的著作中體現。但儘管如此，將西洋文化圈置於與東洋文化圈並列的地位，還是意味著中國為唯一文明中心的世界觀已經悄然發生變化。
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宗教書籍以外的西洋書籍的進口禁令，大量荷蘭書籍開始傳入日本並被翻譯成日文，加快了歐洲文化的傳播進程。西方實證主義的近代研究方法，讓日本學者在閱讀過程中感受到邏輯的嚴謹性，而且在運用的過程中也感受到其明顯優於華夏文明經驗主義方法，仰慕華夏文明的價值觀逐漸崩潰。
德川幕府後期開始對西洋文化解禁，日本人開始重新認識世界
鴉片戰爭與日本亞洲觀的轉變
鴉片戰爭是日本亞洲觀的一個整體轉折點。
首先它給日本國內尊崇中國式傳統華夷秩序的保守派以沉重一擊，使他們認識到西方的力量優於東方，從而對自己所堅持的觀念產生懷疑，甚至放棄。
同時，也使日本式華夷秩序的信仰者開始了反思。日本式華夷秩序信仰者雖然一直認為日本與中國比肩，甚至在某些人的認識中日本優於中國，但是這種強調自己獨立性的思想，在國家實力這一因素面前，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實力強於日本。實力在日本之上的中國尚且戰敗，不得不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那麼如果繼續堅持原來的認識，將可能重蹈中國的覆轍。
鴉片戰爭驚醒了中國，也驚醒了日本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使這兩種力量不得不考慮改變原有對亞洲以及對日本的認識，謀求強大以抵抗西方的入侵。
在日本各種力量思考國家命運的過程中，蘭學的普及與魏源的《海國圖志》的傳入起到了思想啟蒙作用。
在蘭學傳播的過程中，西學優於東方傳統文化的思想己經在日本知識分子中有了一定基礎。鴉片戰爭使他們這一思想在現實中得到了驗證，開始更多地關注和吸收蘭學。
《海國圖志》的傳入則為日本提供了尋求國家富強的具體思路。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的鉅著《海國圖志》，雖然出版後在中國沒有引起大的重視，但在日本卻引起巨大反響（何其可悲！）。
《海國圖志》被日本學到了精髓，可悲可嘆！
其原因之一是經過幕府200多年鎖國階段的漢學興盛，日本一般民眾也能夠閱讀漢文，《海國圖志》對他們不構成語言上的障礙；其二是因為對漢學崇拜思維慣性的存在，《海國圖志》所記述的思想更能為大多數日本人所接受。影響日本明治維新歷史的兩位思想家吉田松陰和佐久間象山都反覆閱讀了該書，“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也漸漸為日本所接受，成為他們改造日本的思路。
鴉片戰爭的結果促使日本改變了亞洲為世界中心的中心觀，同時也改變了對中國的認識。一種在豐臣秀吉時代曾經有過的，欲將中國納入其版圖的想法再次出現。
吉田松陰是繼佐藤信淵之後，日本對外擴張的又一思想先鋒。吉田松陰在其所著《幽囚錄》中提出：
“如今須加緊軍備，一旦軍艦大炮充實，便可開拓蝦夷，封立諸侯，乘隙奪取堪察加半島、搶佔鄂霍次克海，曉諭琉球……警示朝鮮……北則割據中國的東北，南則掠取臺灣及菲律賓群島，顯示漸次進取之勢。”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古代日本也不過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
三、近世日本的亞洲觀
進入近世（16世紀後期—1867年）之後，日本的亞洲觀經歷了一個重建和改變的過程。所謂重建是指日本又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中脫離，力圖構築自己的秩序圈。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日本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的重建
豐臣秀吉時代，日本開始謀求以武力將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現實化。他拒絕明朝皇帝的冊封，並制訂了一取朝鮮、二取臺灣、三取中國大陸、四取亞洲，最後征服全世界的擴張侵略方針。
1591年，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並於次年佔領了朝鮮首都漢城，深入到咸鏡道北部，朝鮮政府火速嚮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萬援軍，與朝鮮軍隊一起向日軍發動了反擊，於1593年初收復了平壤，並切斷日軍的補給線，迫使日軍停戰，史稱文祿之戰。
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
在其後開始的中日談判中，明朝政府除承認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外，拒絕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讓朝鮮四郡領土等其它要求，豐臣秀吉於1597年1月出動14萬陸軍和數萬海軍再次向朝鮮發動戰爭，明政府應朝鮮要求再次派出援兵，連手大敗日軍，史稱慶長之戰，日本與明朝及朝鮮的交往也由此中斷。
德川時期，日本繼承豐臣時代的秩序觀，廢除了中國皇帝授予的“日本國王”稱呼，改稱為“日本國大君”。重開與明朝的交往後，仍然循日本傳統的“朝鮮”藩國論，將日朝關係定位於“朝鮮入貢”的框架中。
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進攻朝鮮
按照日本的邏輯，日本和中國是平等的國家，朝鮮既然臣服於中國，也就應該臣服於日本，但是這種關係並未能得到朝鮮的認可。
對於臺灣，1593年豐臣秀吉派原田孫七郎為使，帶信到臺灣(高山國)催交納貢，遭到拒絕；德川家康於1609年和1616年分別派有馬晴信和長崎代官村山等出兵臺灣。
但所有這些行動均以失敗告終，日本式的華夷秩序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同，這種亞洲觀仍然只維繫在自我認知層面。
明朝援朝抗日
歐洲思想的傳入與亞洲觀
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的亞洲觀存在於三個層面：
一是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主要表現在政府認識層面和後期興起的國學者中。即仍然謀求以武力的方式推行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
這種傳統秩序觀是以天皇為基礎構建的一種秩序意識，此前未能從文化理論上得到診釋。隨著幕末國學的興起，日本完成了對獨自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創造。
在平田篤胤、會澤安等創造的國學理論中，天皇“萬世一系”至高無上，日本是優於任何國家的“神國”神國，是世界的中心。佐藤信淵更是主張：皇國要開拓他邦，必先吞併中國，實力強大的中國如果被我神國所征服，西域、印度、泰國等其他小國都將服從於我，如此之勢，統一萬國，何難之有？這是繼豐臣秀吉之後，又一次把侵略的狂妄目光投向中國，並企圖稱霸世界。
日本後來為亞洲劃定了一個為人熟知的圈子
第二種亞洲觀是推崇中華華夷秩序，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這種意識主要存在於普通的民眾以及德川前期部分知識分子中間。
德川幕府雖然實行了海禁，但是大量的中國文化仍源源不斷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在這一階段，日本通過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創新，完成了中國文化的本土化過程。
除科舉制度以外，德川家康幾乎全部接受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寫中國漢字、誦中國漢詩、吃中國漢方草藥、崇拜朱熹…..當時民眾也推崇中國文化，以能讀懂漢書為榮。
上述兩種亞洲觀相同之處是都以“禮”為標準去區分“華”和“夷”，不同之處只是到底誰是“華”，即誰是世界中心的問題。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秩序認知，都建立在以自我為文明的基礎之上。
德川幕府也採取了閉關鎖國的國策
隨著歐洲文化的傳入，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還有一種他們認為的更先進的文明存在，這種認知便慢慢地被瓦解，形成日本亞洲觀的第三個層面。這些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不能稱為世界中心，在歐洲還有更發達的文明。
1715年，新井白石的《西洋紀聞》出版，“西洋”一詞首次在日本的書中出現。新井白石時代的歐洲，雖然己經開始出現貶低東方文明的思潮，但是嚮往東方文明的餘溫尚存，它自然會在傳到日本的著作中體現。但儘管如此，將西洋文化圈置於與東洋文化圈並列的地位，還是意味著中國為唯一文明中心的世界觀已經悄然發生變化。
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宗教書籍以外的西洋書籍的進口禁令，大量荷蘭書籍開始傳入日本並被翻譯成日文，加快了歐洲文化的傳播進程。西方實證主義的近代研究方法，讓日本學者在閱讀過程中感受到邏輯的嚴謹性，而且在運用的過程中也感受到其明顯優於華夏文明經驗主義方法，仰慕華夏文明的價值觀逐漸崩潰。
德川幕府後期開始對西洋文化解禁，日本人開始重新認識世界
鴉片戰爭與日本亞洲觀的轉變
鴉片戰爭是日本亞洲觀的一個整體轉折點。
首先它給日本國內尊崇中國式傳統華夷秩序的保守派以沉重一擊，使他們認識到西方的力量優於東方，從而對自己所堅持的觀念產生懷疑，甚至放棄。
同時，也使日本式華夷秩序的信仰者開始了反思。日本式華夷秩序信仰者雖然一直認為日本與中國比肩，甚至在某些人的認識中日本優於中國，但是這種強調自己獨立性的思想，在國家實力這一因素面前，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實力強於日本。實力在日本之上的中國尚且戰敗，不得不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那麼如果繼續堅持原來的認識，將可能重蹈中國的覆轍。
鴉片戰爭驚醒了中國，也驚醒了日本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使這兩種力量不得不考慮改變原有對亞洲以及對日本的認識，謀求強大以抵抗西方的入侵。
在日本各種力量思考國家命運的過程中，蘭學的普及與魏源的《海國圖志》的傳入起到了思想啟蒙作用。
在蘭學傳播的過程中，西學優於東方傳統文化的思想己經在日本知識分子中有了一定基礎。鴉片戰爭使他們這一思想在現實中得到了驗證，開始更多地關注和吸收蘭學。
《海國圖志》的傳入則為日本提供了尋求國家富強的具體思路。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的鉅著《海國圖志》，雖然出版後在中國沒有引起大的重視，但在日本卻引起巨大反響（何其可悲！）。
《海國圖志》被日本學到了精髓，可悲可嘆！
其原因之一是經過幕府200多年鎖國階段的漢學興盛，日本一般民眾也能夠閱讀漢文，《海國圖志》對他們不構成語言上的障礙；其二是因為對漢學崇拜思維慣性的存在，《海國圖志》所記述的思想更能為大多數日本人所接受。影響日本明治維新歷史的兩位思想家吉田松陰和佐久間象山都反覆閱讀了該書，“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也漸漸為日本所接受，成為他們改造日本的思路。
鴉片戰爭的結果促使日本改變了亞洲為世界中心的中心觀，同時也改變了對中國的認識。一種在豐臣秀吉時代曾經有過的，欲將中國納入其版圖的想法再次出現。
吉田松陰是繼佐藤信淵之後，日本對外擴張的又一思想先鋒。吉田松陰在其所著《幽囚錄》中提出：
“如今須加緊軍備，一旦軍艦大炮充實，便可開拓蝦夷，封立諸侯，乘隙奪取堪察加半島、搶佔鄂霍次克海，曉諭琉球……警示朝鮮……北則割據中國的東北，南則掠取臺灣及菲律賓群島，顯示漸次進取之勢。”
誰也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又在計劃什麼
結語：總體來看，近代以前日本接受的大多是中華文化的基因，其亞洲觀也相對簡單，自稱建立了日本式的華夷秩序。但隨著近世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日本固有的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觀開始崩塌，開始重新尋找自己在世界以及在亞洲的定位，這也為後來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筆。
參考文獻：
西川如見 《增補華夷通商考》
新井白石 《西洋紀聞》
渡邊華山 《外國事情書》
保羅肯尼迪 《大國的興衰》
濱下武志 《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文/木子君侃史
在亞洲國家中首先接受亞洲概念並利用亞洲觀作為國家對外策略的其實是日本。不過日本從來與中國、朝鮮不同，是東亞華夷秩序中的異類，雖然地理位置在亞洲，但觀念上是獨立於華夷體制之外的存在，這種意識近代以前就有。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也就是明治維新之前，日本亞洲觀的演變過程，這樣各位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明治時期日本會提出“脫亞”的主張了。
一、古代日本的亞洲觀
日本歷史一般將古墳時代至平安時代（12世紀初）稱作古代。日本古代沒有明確的亞洲觀。換言之，日本古代的亞洲觀是在對中國古代“華夷秩序觀”不斷認識的過程中形成的。
日本的“脫亞入歐”觀念
隋唐時期，按照華夷秩序認識，中國為中心國，四方皆為屬國或藩地。由於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處於強大優勢，日本在各方面迫切需要向中國學習，所以儘管在謀求與中國的平等地位，但在客觀上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中心國地位。
保科富士男對《日本書記》中表示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用語進行整理，結果發現在收錄的中國發往日本的文書中，對遣隋使來朝的目的明確被記載為“朝貢”。這種未作修改和隱瞞的做法，說明當時日本對朝貢事實的承認。
但在日本發出的國書中，則有避免使用朝貢關係詞語的傾向，選用一些不表明高低關係的中性詞語。顯示此時日本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優勢，但己開始謀求一種與中國的對等。唐代末期日本文獻《校訂令集解<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詔書古記>》中寫道:“鄰國者大唐、藩國者新羅也”；“凡邊遠國、有夷人雜類”，書中對其中的“夷”和“雜”作了註釋:“之所謂夷者，夷狄也，雜類亦夷之種類也”。
中日之間也曾有過一段長時間的蜜月期
在佛教傳入日本後，日本的鄰國就變為兩個，即:唐(震旦)和天竺(身毒)，將朝鮮(當時的新羅)稱作藩國，即比鄰國地位低的國家。由此可以看出一種類似於中國傳統華夷秩序的認識已在日本逐漸形成。
日本學者也認為當時日本的秩序觀是一種類似於華夷秩序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也是以禮的道德規範為基礎區分“華”和“夷”。但是與中華的華夷秩序不同，它已經吸收了日本傳統的神國思想，其中的“華”也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皇”則是天皇。
雖然在各種外交詞彙中，日本力圖用華夷秩序的詞語描述自己在當時世界中的地位或自己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觀在當時並未能成為現實。
以古代中華帝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是通過冊封、朝貢、以及華夏在經濟、文化上的優勢地位所形成的。後世的日本學者雖然也力圖按照這種結構形式解釋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這種秩序認識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可。
遣唐使的航線
二、中世紀日本的亞洲觀
隨著遣唐使廢止而中斷的中日貿易在平安後期開始恢復，至平清盛時代，完全打開了與中國的貿易，大量的宋錢通過貿易往來流入了日本，藉助宋錢的流通，中世紀（12世紀初——16世紀後期）的日本成為了東亞銅錢經濟圈的一員。
但是日本的這種貿易門戶開放政策只限於與中國之間，與朝鮮（當時為高麗）並沒有改變既往的斷絕經濟往來政策。在日本看來，朝鮮只是一個藩國，與朝鮮貿易會降低日本的身份，而與中國貿易，則顯示日本和中國處於平等的地位。
傳說中的“萬世一系”恐怕就是個傳說
進入15世紀後，日本力圖與中國保持同等國家地位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出於對貿易經濟利益和鞏固統治體制等政治目的，1402年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中國明朝皇帝的冊封，重新開始以朝貢的方式與明朝往來。
明朝政府和日本之間的主屬國關係確立，日本與朝鮮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由於日本已經接受了中國的冊封，二者此時同為中國的藩國，處於同等地位。足利義滿向朝鮮國王遞交國書，朝鮮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傳遞國書和回禮，這是自895年廢止譴唐使以後，日本又重新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夏秩序圈。
不過此時的日本雖然從形式上己經臣服中國，歸屬於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但是在統治階層仍有相當力量在固守傳統意識中的“日本式華夷體系”觀。
古代日本也不過是一直活在自己的意淫之中
三、近世日本的亞洲觀
進入近世（16世紀後期—1867年）之後，日本的亞洲觀經歷了一個重建和改變的過程。所謂重建是指日本又從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圈中脫離，力圖構築自己的秩序圈。隨著西方思想的傳入，日本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的重建
豐臣秀吉時代，日本開始謀求以武力將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現實化。他拒絕明朝皇帝的冊封，並制訂了一取朝鮮、二取臺灣、三取中國大陸、四取亞洲，最後征服全世界的擴張侵略方針。
1591年，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的侵略戰爭，並於次年佔領了朝鮮首都漢城，深入到咸鏡道北部，朝鮮政府火速嚮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派出5萬援軍，與朝鮮軍隊一起向日軍發動了反擊，於1593年初收復了平壤，並切斷日軍的補給線，迫使日軍停戰，史稱文祿之戰。
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
在其後開始的中日談判中，明朝政府除承認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外，拒絕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割讓朝鮮四郡領土等其它要求，豐臣秀吉於1597年1月出動14萬陸軍和數萬海軍再次向朝鮮發動戰爭，明政府應朝鮮要求再次派出援兵，連手大敗日軍，史稱慶長之戰，日本與明朝及朝鮮的交往也由此中斷。
德川時期，日本繼承豐臣時代的秩序觀，廢除了中國皇帝授予的“日本國王”稱呼，改稱為“日本國大君”。重開與明朝的交往後，仍然循日本傳統的“朝鮮”藩國論，將日朝關係定位於“朝鮮入貢”的框架中。
萬曆年間，豐臣秀吉統一日本，進攻朝鮮
按照日本的邏輯，日本和中國是平等的國家，朝鮮既然臣服於中國，也就應該臣服於日本，但是這種關係並未能得到朝鮮的認可。
對於臺灣，1593年豐臣秀吉派原田孫七郎為使，帶信到臺灣(高山國)催交納貢，遭到拒絕；德川家康於1609年和1616年分別派有馬晴信和長崎代官村山等出兵臺灣。
但所有這些行動均以失敗告終，日本式的華夷秩序並沒有獲得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認同，這種亞洲觀仍然只維繫在自我認知層面。
明朝援朝抗日
歐洲思想的傳入與亞洲觀
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的亞洲觀存在於三個層面：
一是傳統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這種秩序觀主要表現在政府認識層面和後期興起的國學者中。即仍然謀求以武力的方式推行以日本為中心的日本式華夷秩序觀。
這種傳統秩序觀是以天皇為基礎構建的一種秩序意識，此前未能從文化理論上得到診釋。隨著幕末國學的興起，日本完成了對獨自文化、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創造。
在平田篤胤、會澤安等創造的國學理論中，天皇“萬世一系”至高無上，日本是優於任何國家的“神國”神國，是世界的中心。佐藤信淵更是主張：皇國要開拓他邦，必先吞併中國，實力強大的中國如果被我神國所征服，西域、印度、泰國等其他小國都將服從於我，如此之勢，統一萬國，何難之有？這是繼豐臣秀吉之後，又一次把侵略的狂妄目光投向中國，並企圖稱霸世界。
日本後來為亞洲劃定了一個為人熟知的圈子
第二種亞洲觀是推崇中華華夷秩序，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這種意識主要存在於普通的民眾以及德川前期部分知識分子中間。
德川幕府雖然實行了海禁，但是大量的中國文化仍源源不斷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在這一階段，日本通過對中國文化的吸收和創新，完成了中國文化的本土化過程。
除科舉制度以外，德川家康幾乎全部接受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寫中國漢字、誦中國漢詩、吃中國漢方草藥、崇拜朱熹…..當時民眾也推崇中國文化，以能讀懂漢書為榮。
上述兩種亞洲觀相同之處是都以“禮”為標準去區分“華”和“夷”，不同之處只是到底誰是“華”，即誰是世界中心的問題。它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秩序認知，都建立在以自我為文明的基礎之上。
德川幕府也採取了閉關鎖國的國策
隨著歐洲文化的傳入，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還有一種他們認為的更先進的文明存在，這種認知便慢慢地被瓦解，形成日本亞洲觀的第三個層面。這些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都不能稱為世界中心，在歐洲還有更發達的文明。
1715年，新井白石的《西洋紀聞》出版，“西洋”一詞首次在日本的書中出現。新井白石時代的歐洲，雖然己經開始出現貶低東方文明的思潮，但是嚮往東方文明的餘溫尚存，它自然會在傳到日本的著作中體現。但儘管如此，將西洋文化圈置於與東洋文化圈並列的地位，還是意味著中國為唯一文明中心的世界觀已經悄然發生變化。
享保5年（1720年），幕府解除宗教書籍以外的西洋書籍的進口禁令，大量荷蘭書籍開始傳入日本並被翻譯成日文，加快了歐洲文化的傳播進程。西方實證主義的近代研究方法，讓日本學者在閱讀過程中感受到邏輯的嚴謹性，而且在運用的過程中也感受到其明顯優於華夏文明經驗主義方法，仰慕華夏文明的價值觀逐漸崩潰。
德川幕府後期開始對西洋文化解禁，日本人開始重新認識世界
鴉片戰爭與日本亞洲觀的轉變
鴉片戰爭是日本亞洲觀的一個整體轉折點。
首先它給日本國內尊崇中國式傳統華夷秩序的保守派以沉重一擊，使他們認識到西方的力量優於東方，從而對自己所堅持的觀念產生懷疑，甚至放棄。
同時，也使日本式華夷秩序的信仰者開始了反思。日本式華夷秩序信仰者雖然一直認為日本與中國比肩，甚至在某些人的認識中日本優於中國，但是這種強調自己獨立性的思想，在國家實力這一因素面前，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實力強於日本。實力在日本之上的中國尚且戰敗，不得不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那麼如果繼續堅持原來的認識，將可能重蹈中國的覆轍。
鴉片戰爭驚醒了中國，也驚醒了日本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使這兩種力量不得不考慮改變原有對亞洲以及對日本的認識，謀求強大以抵抗西方的入侵。
在日本各種力量思考國家命運的過程中，蘭學的普及與魏源的《海國圖志》的傳入起到了思想啟蒙作用。
在蘭學傳播的過程中，西學優於東方傳統文化的思想己經在日本知識分子中有了一定基礎。鴉片戰爭使他們這一思想在現實中得到了驗證，開始更多地關注和吸收蘭學。
《海國圖志》的傳入則為日本提供了尋求國家富強的具體思路。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的鉅著《海國圖志》，雖然出版後在中國沒有引起大的重視，但在日本卻引起巨大反響（何其可悲！）。
《海國圖志》被日本學到了精髓，可悲可嘆！
其原因之一是經過幕府200多年鎖國階段的漢學興盛，日本一般民眾也能夠閱讀漢文，《海國圖志》對他們不構成語言上的障礙；其二是因為對漢學崇拜思維慣性的存在，《海國圖志》所記述的思想更能為大多數日本人所接受。影響日本明治維新歷史的兩位思想家吉田松陰和佐久間象山都反覆閱讀了該書，“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也漸漸為日本所接受，成為他們改造日本的思路。
鴉片戰爭的結果促使日本改變了亞洲為世界中心的中心觀，同時也改變了對中國的認識。一種在豐臣秀吉時代曾經有過的，欲將中國納入其版圖的想法再次出現。
吉田松陰是繼佐藤信淵之後，日本對外擴張的又一思想先鋒。吉田松陰在其所著《幽囚錄》中提出：
“如今須加緊軍備，一旦軍艦大炮充實，便可開拓蝦夷，封立諸侯，乘隙奪取堪察加半島、搶佔鄂霍次克海，曉諭琉球……警示朝鮮……北則割據中國的東北，南則掠取臺灣及菲律賓群島，顯示漸次進取之勢。”
誰也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又在計劃什麼
結語：總體來看，近代以前日本接受的大多是中華文化的基因，其亞洲觀也相對簡單，自稱建立了日本式的華夷秩序。但隨著近世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日本固有的以亞洲為中心的世界觀開始崩塌，開始重新尋找自己在世界以及在亞洲的定位，這也為後來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筆。
參考文獻：
西川如見 《增補華夷通商考》
新井白石 《西洋紀聞》
渡邊華山 《外國事情書》
保羅肯尼迪 《大國的興衰》
濱下武志 《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
日本的亞洲觀到底從何時開始轉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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