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的漢白玉造像有多震撼？'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壯大並達到鼎盛的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河北省曲陽盛產白石，其質地堅緻、色白如雪、細膩瑩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造就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和歷史悠久的雕刻傳統，據《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玉，可為碑誌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著名的滿城漢墓即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中就出土曲陽白石侍從俑。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成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曲陽縣修德寺舊址出土了兩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這批造像正是佛教歷史的重要見證，其與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以及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享譽海內外。

一曲陽修德寺遺址白石造像的發現與研究

古代曲陽在中國傳統五嶽文化構建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西北山脈從漢宣帝至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歷代帝王祭祀的北嶽之地，隋代所立恆嶽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陽仍存北嶽廟。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佛教造像後，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委派，該局羅福頤以及北京歷史博物館李錫經、故宮博物院鄭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後在修德寺遺址發現兩個佛像埋藏坑，發掘出土了兩千多件北朝隋唐時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於當時僅有故宮博物院具有較為先進的粘接技術，因此這批造像出土後便悉數運往故宮博物院，由故宮文保專家負責拼對、粘接、修補等工作。經修復後，國家文物局將部分精品留存故宮博物院，其餘撥交給河北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單位。

經初步修整統計，共得造像二千二百餘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絕大部分屬曲陽白石造像。其中含紀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軀，北魏晚期十七件，東魏四十件，北齊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紀年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最晚為盛唐天寶九載(七五○)，時間長達二百三十餘年。數量眾多的紀年發願文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也可知這些佛像多為中下層官僚及民眾所施造。曲陽白石造像多形體較小，一般殘高約二十至五十釐米之間，當然隋唐時期也出現不少大體量的精美造像。曲陽造像題材十分豐富，包括有釋迦佛、多寶釋迦並坐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半跏思惟菩薩以及天王、金剛力士、化生童子、供養伎樂等，藝術風格獨樹一幟，莊重優美，生動傳神，特別是東魏晚期至北齊時期造像廣泛採用鏤空透雕技術，代表了當時北齊境內佛教造像的一大藝術流派。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白石造像後，主持發掘工作的著名學者羅福頤、李錫經均發表了清理簡報和發掘經過，並就這些造像情況做了簡要介紹。此後，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就這批文物中的紀年造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則有著名佛教美術專家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氏研究》一書中對所謂『定縣樣式』進行了相關探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靜傑先後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陽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進行研究。然而，由於故宮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資料發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陽造像研究也顯得相對薄弱。近年，故宮博物院馮賀軍研究員所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一書可謂是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書不僅總結了歷來曲陽造像研究，還就曲陽造像之分期及其特點，以及造像類別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且附錄了曲陽造像發願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卷七《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陳列•北朝壁畫曲陽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繼出版，首次公佈了諸多造像資料，相信將推動曲陽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陽白石造像的歷史背景及其藝術演變

(一) 亂世崛起—北魏中後期曲陽白石造像

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佛教逐漸興盛，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陽隸屬於定州，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盛產漢白玉石料的獨特條件，為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曲陽白石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見最早紀年曲陽造像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曲陽早期造像與北魏中期大同雲岡石窟大約同期，藝術風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腳彌勒菩薩殘像』，面相與各類裝飾都具有西域風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爐、供養人等。故宮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薩殘像』也是這時期曲陽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陽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這與時代政治、文化緊密相關。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帶服飾；顧愷之創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風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像』的維摩詰居士等佛教形象；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縣出土南朝齊永明元年(四八三)彌勒、無量壽佛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採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採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這也成為北魏中晚期至東魏早期佛教主流圖像樣式，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曲陽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運動的影響，風格和題材上基本承襲文化中心區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以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像。釋迦佛與彌勒佛多采用漢化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包括立像、結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無畏與願印。早期釋迦佛與彌勒佛基本相似，若如無銘文很難區別，佛像一般有蓮瓣形(或曰菩提葉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紋及蓮荷紋、忍冬紋等裝飾，佛像頭部渦旋紋(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雙目微閉，嘴含微笑，傳達出證悟解脫的喜悅和慈悲。這種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徵之一。佛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佛袈裟下襬向外，坐佛袈裟多整體披覆佛座上，衣紋褶皺層疊)，手施無畏與願印，呈現出貴族推賞的名士風度和超越玄學之上的宗教藝術之美。

作為未來佛彌勒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語意譯為『慈氏』。南朝劉宋居士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簡稱《彌勒上生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簡稱《彌勒下生經》)是彌勒信仰流行的經典依據。在南北朝戰亂頻繁和紛亂複雜的時局中，世人普遍將未來佛彌勒視為拯救苦難眾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彌勒兜率天淨土世界。統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維護政權，北朝『皇帝即如來』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薩』的理念正是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以彌勒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廣泛流行於南亞、東南亞及中亞、東亞等佛教信仰地區，關於彌勒信仰的研究也蔚為大觀。曲陽白石彌勒菩薩信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淨土是諸多信徒的理想。

『曲陽白石觀音菩薩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觀音是中國佛教信仰中最廣為流傳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薩，又名『觀世音』『觀自在』。姚秦鳩摩羅什大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宣稱，世人若能誠心持念觀音菩薩名號便能得救，脫離『七難』(包括水、火、風或羅剎、刀、鬼、枷鎖和怨賊)和遠離『三毒』(貪、嗔、痴)，往生淨土世界，還能滿足世人求男、求女的願望。在戰亂頻臨的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能從精神上滿足人們渴望的各種拯救和解脫，因此深受世人的喜愛與敬信。曲陽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確的觀音發願文者五十六件，約佔紀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見觀音是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的觀音多為背屏式單尊立像，頭戴漢式樑冠、柱狀花蔓冠或三葉狀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飾瓔珞披帛。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觀音菩薩造像典型特徵有三種，一為手持楊柳與淨瓶；二為手持蓮蕾與桃形物(或淨瓶)；三為施無畏與願印。北魏晚期的觀音像也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其最顯著的表現即是許多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漢族傳統的樑冠，這是此時期菩薩造像的主流頭冠之一，如『曲陽白石趙曹生造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樑冠，這是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的漢化造像之一。從西北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再到龍門石窟都流行樑冠裝飾。此外，褒衣博帶式佛裝觀音像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造像樣式，北魏晚期曲陽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張買德造觀世音佛坐像，這很可能是受漢地產生的偽經即《觀音成佛經》的影響。

諸多特徵顯示，北魏中後期興起的曲陽白石造像尚處於初期模仿學習主流造像藝術的階段，佛菩薩造像都呈現出明顯的漢化特徵。

( 二) 初具規模—東魏曲陽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鮮卑守舊貴族發起的『六鎮起義』顛覆了大一統的北方王朝，軍閥混戰中成長起來的兩大政治集團即宇文泰和高歡為首的鮮卑軍事貴族各自為陣。公元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並將都城由洛陽遷至河北鄴城，鄴城一躍成為東魏、北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東魏遷都後，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陽遷至鄴城。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序文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北魏末年活躍於洛陽譯場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等隨高氏東遷，遊學於洛陽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範、道憑、法上等也先後應召赴鄴。鄴城一時聚集了東魏境內最優秀的高僧，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級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繪畫藝術家，其輻射影響力可見一斑。

北魏末年，高歡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由於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東魏北齊時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員直接擔任，曲陽因其白石資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視，鄴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東魏是曲陽白石造像逐漸發達並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時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遺風，如佛像仍多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間則彰顯出定州風格，鏤空技法開始流行，鮮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漸影響到佛教造像藝術上，身軀漸趨圓潤，面相亦多豐滿，衣紋趨於簡約。東魏時期未來佛彌勒造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觀世音菩薩造像的劇增。此外，多寶釋迦並坐像逐漸增多，除了《法華經》信仰的不斷增強外，這可能也與僧界宣揚大丞相高歡的政治地位相關。東魏晚期，最具曲陽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之一。據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宣稱，釋迦牟尼佛在七葉窟講說《法華經》時，地下湧出七佛寶塔，多寶佛於塔中踞獅子座出大音聲，讚歎釋迦佛所說真實不虛，並分半座於釋迦，二佛並坐，共同說法。隨著法華信仰之盛行，諸寺多造多寶塔，安置二佛，釋迦佛坐右，多寶佛坐左。然而，從現存的圖像資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區並未產生多寶釋迦二佛並坐的造像或繪畫作品，這種造像樣式純粹為中國佛教藝術家首創，其出現既與《法華經》思想的盛行，也與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態有重要的關係。中國曆代佛教造像思潮與世俗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寶釋迦二佛並坐造像很可能即與馮太后、孝文帝共同執政的『二聖政治』形態關係密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說，認為這類二佛並坐像僅僅具有傳統美學意義，即為適應傳統平衡對稱的審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東魏造像中，一般多稱『多寶釋迦並坐佛』或只稱『多寶佛』。河北地區系北朝銅石單體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的發源地和流行區域之一，曲陽當地確切紀年的釋迦多寶像出現在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多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採用懸裳披覆於佛座上，衣褶層疊細密流暢。經過北齊僧服改制後，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或袒右或垂領式袈裟，龕形背光，兩側又增加盤龍雙樹，基座上則雕刻金剛力士、雙獅、供養人、化生童子、博山爐等，與北齊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曲陽東魏晚期至北齊、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獨特的題材之一，係指菩薩右腿搭於左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半跏趺坐於筌蹄之上的一種造像樣式。半跏思惟菩薩像起源於印度犍陀羅佛像造像藝術，其後廣泛流行於中亞、東亞佛教美術圈。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曲陽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薩造像數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據學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薩像大多數都是表現釋迦太子思維覺悟的形象。東魏早期曲陽半跏思惟菩薩像多為單體造像，圓形頭光，頭戴三葉寶冠，寶繒上揚飛翹，多手持長頸蓮蕾，蓮蕾刻在背光之上，這種樣式顯然源自印度犍陀羅菩薩像藝術，如現存

歐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館中的印度思惟菩薩像手中多持蓮。東魏武定年間，思惟菩薩裝飾趨於複雜，上身裸露，其造像藝術開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內容，背屏上出現龍樹、飛天、雙倒龍、寶塔、化生童子等圖像，基座則有兩金剛力士、雙獅、香爐等常見內容，表現了佛國世界的無限美好，也彰顯了思惟菩薩地位的上升。北齊則是思惟菩薩造像最鼎盛最繁榮的時期。

要言之，東魏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已初具規模。由鮮卑化軍事貴族掀起的反漢化潮流成為東魏頗為重要的政治特徵，西胡化是上層貴族所推崇的文化風尚，東魏造像呈現出漢化和西胡化兩種樣式共存的現象。藝術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齊曲陽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歡次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王朝。北齊國祚雖短，然諸帝王及皇室貴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風極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發展到了最高潮時期。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從僧稠大師習禪：『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高洋開鑿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皇室貴戚、達官顯宦者如定州刺史趙郡王高叡興建寺院，大造佛像。《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嵩傳》稱：『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座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成歸厥邦。』北齊境內寺院總數達四萬餘所，僧尼數量有兩百餘萬人。北朝佛教造像藝術在進入最鼎盛時期，曲陽白石造像發展也達到最高峰。

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內容極為豐富，呈現出強烈的胡化趨勢，正如宿白所云：『北齊統治者提倡鮮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褒衣博帶式之服飾，接受多種形式之薄衣疊褶的印度服制。』北齊造像上承並發展了東魏武定年間造像技術傳統和構圖特徵，同時吸收印度笈多藝術造像樣式。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多為薄衣貼體樣式，緊貼敷搭於佛座之上，面相渾圓，身軀趨於健壯而豐滿，充滿動感和活力，其與響堂山石窟造像和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薩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現渾圓的立體感，顯然受印度佛像樣式影響。這種薄衣貼體、突出身體曲線和雙陰刻線技法是鄴城地區和曲陽地區北齊佛像造像風格的重要特徵。筆者認為，北齊藝術家曹仲達『薄衣貼體』『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鄴城為中心的造像藝術風格，曲陽受其影響頗多，所謂『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正是指這類佛造像，而非遠離鄴城佛教文化中心區域的青州樣式。

這種佛衣樣式顯然受到北齊年間僧統法上改革僧服的影響。北齊文宣帝高洋任法上為僧統，天保年間，法上主導了僧侶服制的改制，這是佛教史上一次『儀服』的著名改革。曾經一統南北的傳統漢化的褒衣博帶佛衣的局面在東魏晚期被逐漸改變，出現了向印度樣式迴歸的趨勢。當然這種迴歸並非簡單的引進，而是民族樣式與外來樣式相互交融的產物。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與鉤紐式佛衣成為北齊流行的袈裟樣式，直接影響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齊白石造像湧現出新的題材，如代表西方淨土信仰的阿彌陀佛像逐漸興起，結構對稱的雙尊造像開始大量湧現等，這是曲陽造像的獨特之處。目前所見曲陽白石造像中以北齊造像數量最多，僅天保年間紀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軀，僅次於隋代大業年間的四十八軀。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曲陽出土諸多白石佛教造像與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樣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說，有些造像是石窟樣式的微縮版。

雙尊佛菩薩造像盛行於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樣且題材豐富，始於受《妙法蓮華經》影響下而出現的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受此啟發和影響，北齊時期出現了雙釋迦佛、雙阿彌陀佛、雙觀音菩薩以及雙思惟菩薩等造像。這是北朝佛教藝術發展自創的一種造像組合，並無嚴格的佛教經典依據，體現了佛教造像吸取傳統雕刻講究對稱與平衡的美學法則，仍是中國化的雕刻藝術。李裕群先生認為曲陽修德寺雙尊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受南朝造像影響，這種觀點尚值得商榷，雙身造像的淵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寶釋迦並坐佛的大量流行激發了雙身佛菩薩像的創作。

曲陽白石雙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當屬半跏雙思惟菩薩造像。北齊天保年間，半跏思惟菩薩像沿襲東魏武定年間的雕刻樣式，以單尊像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內容更加豐富。雙半跏思惟菩薩是北齊天保年後曲陽白石造像最顯著的特徵，也是僅見於河北地區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風格造像，最早紀年見於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雙思惟菩薩像。雙半跏思惟菩薩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體化的發展，但仍講求對稱與平衡，多采用鏤空透雕的獨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薩上身裸露，左右兩側有兩龍樹，裝飾盤龍，外側為兩弟子或兩菩薩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薩、飛天捧珠、倒龍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則雕刻雙獅、香爐以及金剛力士等眾多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北齊晚期至隋，雙半跏思惟像又朝簡約方向發展，頭光素面，身體亦多無衣褶雕刻，左右兩側僅存弟子或脅侍菩薩像。

雙觀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薩信仰中最為流行的雙身造像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薩思想的盛行。隨著淨土信仰和大乘菩薩思想的傳播，擁有『救苦救難』之稱的觀音菩薩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紀時期觀音造像逐漸擺脫了佛的脅侍角色而獨立出來，單尊觀音造像開始流行並迅速傳播。東魏、北齊時期，民間觀音信仰達到新的高潮，關於觀音靈驗、消災避難的故事廣泛流傳，更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三昧經》等。特別是《高王觀世音經》成為東魏、北齊時期傳播極廣的觀音經典，這顯然與高氏政權的推動密切相關。與此同時，隨著觀音菩薩地位的上升，以觀音為主尊、左右加以脅侍菩薩或弟子的造像以及雙觀音造像開始出現並大量流行。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了多尊豐富多樣的雙觀音造像以及觀音為主尊的多尊造像。雙組合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如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實上，南朝梁也出現了雙觀音造像和以觀音菩薩作為主尊的造像。這類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陰線刻、彩繪、浮雕、鏤空透雕等多種。

交腳彌勒菩薩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薩之一。有學者指出，彌勒菩薩藝術形象中的交腳坐姿、獅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寶冠都與波斯薩珊王朝的帝王有關，作為『聖王』形象的彌勒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從北齊開始，曲陽白石彌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薩形象出現，且多為交腳形象，出現了以交腳彌勒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種樣式，而鄴城遺址出土的交腳彌勒七尊像極為精美。

早期學界一般認為，東魏至北齊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定州風格造像流派，與以響堂山石窟為代表的鄴城風格、天龍山為代表的太原風格以及以青州龍興寺窖藏為代表的青州風格，並稱為北齊佛教造像藝術的四大流派。定州風格造像以曲陽為中心，以黃山白玉石為原料，多采用浮雕與鏤空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風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鄴城遺址及周邊不斷髮現精美白石造像，特別是二○一二年鄴城遺址北吳莊發現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餘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為白石造像。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鄴城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題材、樣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質量和藝術水準又多高於曲陽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風格演變時間上整體早於曲陽，這也為北朝白石造像風格的起源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

"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壯大並達到鼎盛的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河北省曲陽盛產白石，其質地堅緻、色白如雪、細膩瑩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造就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和歷史悠久的雕刻傳統，據《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玉，可為碑誌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著名的滿城漢墓即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中就出土曲陽白石侍從俑。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成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曲陽縣修德寺舊址出土了兩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這批造像正是佛教歷史的重要見證，其與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以及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享譽海內外。

一曲陽修德寺遺址白石造像的發現與研究

古代曲陽在中國傳統五嶽文化構建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西北山脈從漢宣帝至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歷代帝王祭祀的北嶽之地，隋代所立恆嶽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陽仍存北嶽廟。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佛教造像後，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委派，該局羅福頤以及北京歷史博物館李錫經、故宮博物院鄭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後在修德寺遺址發現兩個佛像埋藏坑，發掘出土了兩千多件北朝隋唐時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於當時僅有故宮博物院具有較為先進的粘接技術，因此這批造像出土後便悉數運往故宮博物院，由故宮文保專家負責拼對、粘接、修補等工作。經修復後，國家文物局將部分精品留存故宮博物院，其餘撥交給河北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單位。

經初步修整統計，共得造像二千二百餘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絕大部分屬曲陽白石造像。其中含紀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軀，北魏晚期十七件，東魏四十件，北齊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紀年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最晚為盛唐天寶九載(七五○)，時間長達二百三十餘年。數量眾多的紀年發願文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也可知這些佛像多為中下層官僚及民眾所施造。曲陽白石造像多形體較小，一般殘高約二十至五十釐米之間，當然隋唐時期也出現不少大體量的精美造像。曲陽造像題材十分豐富，包括有釋迦佛、多寶釋迦並坐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半跏思惟菩薩以及天王、金剛力士、化生童子、供養伎樂等，藝術風格獨樹一幟，莊重優美，生動傳神，特別是東魏晚期至北齊時期造像廣泛採用鏤空透雕技術，代表了當時北齊境內佛教造像的一大藝術流派。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白石造像後，主持發掘工作的著名學者羅福頤、李錫經均發表了清理簡報和發掘經過，並就這些造像情況做了簡要介紹。此後，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就這批文物中的紀年造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則有著名佛教美術專家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氏研究》一書中對所謂『定縣樣式』進行了相關探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靜傑先後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陽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進行研究。然而，由於故宮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資料發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陽造像研究也顯得相對薄弱。近年，故宮博物院馮賀軍研究員所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一書可謂是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書不僅總結了歷來曲陽造像研究，還就曲陽造像之分期及其特點，以及造像類別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且附錄了曲陽造像發願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卷七《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陳列•北朝壁畫曲陽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繼出版，首次公佈了諸多造像資料，相信將推動曲陽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陽白石造像的歷史背景及其藝術演變

(一) 亂世崛起—北魏中後期曲陽白石造像

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佛教逐漸興盛，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陽隸屬於定州，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盛產漢白玉石料的獨特條件，為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曲陽白石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見最早紀年曲陽造像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曲陽早期造像與北魏中期大同雲岡石窟大約同期，藝術風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腳彌勒菩薩殘像』，面相與各類裝飾都具有西域風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爐、供養人等。故宮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薩殘像』也是這時期曲陽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陽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這與時代政治、文化緊密相關。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帶服飾；顧愷之創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風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像』的維摩詰居士等佛教形象；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縣出土南朝齊永明元年(四八三)彌勒、無量壽佛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採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採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這也成為北魏中晚期至東魏早期佛教主流圖像樣式，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曲陽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運動的影響，風格和題材上基本承襲文化中心區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以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像。釋迦佛與彌勒佛多采用漢化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包括立像、結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無畏與願印。早期釋迦佛與彌勒佛基本相似，若如無銘文很難區別，佛像一般有蓮瓣形(或曰菩提葉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紋及蓮荷紋、忍冬紋等裝飾，佛像頭部渦旋紋(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雙目微閉，嘴含微笑，傳達出證悟解脫的喜悅和慈悲。這種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徵之一。佛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佛袈裟下襬向外，坐佛袈裟多整體披覆佛座上，衣紋褶皺層疊)，手施無畏與願印，呈現出貴族推賞的名士風度和超越玄學之上的宗教藝術之美。

作為未來佛彌勒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語意譯為『慈氏』。南朝劉宋居士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簡稱《彌勒上生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簡稱《彌勒下生經》)是彌勒信仰流行的經典依據。在南北朝戰亂頻繁和紛亂複雜的時局中，世人普遍將未來佛彌勒視為拯救苦難眾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彌勒兜率天淨土世界。統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維護政權，北朝『皇帝即如來』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薩』的理念正是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以彌勒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廣泛流行於南亞、東南亞及中亞、東亞等佛教信仰地區，關於彌勒信仰的研究也蔚為大觀。曲陽白石彌勒菩薩信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淨土是諸多信徒的理想。

『曲陽白石觀音菩薩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觀音是中國佛教信仰中最廣為流傳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薩，又名『觀世音』『觀自在』。姚秦鳩摩羅什大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宣稱，世人若能誠心持念觀音菩薩名號便能得救，脫離『七難』(包括水、火、風或羅剎、刀、鬼、枷鎖和怨賊)和遠離『三毒』(貪、嗔、痴)，往生淨土世界，還能滿足世人求男、求女的願望。在戰亂頻臨的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能從精神上滿足人們渴望的各種拯救和解脫，因此深受世人的喜愛與敬信。曲陽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確的觀音發願文者五十六件，約佔紀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見觀音是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的觀音多為背屏式單尊立像，頭戴漢式樑冠、柱狀花蔓冠或三葉狀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飾瓔珞披帛。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觀音菩薩造像典型特徵有三種，一為手持楊柳與淨瓶；二為手持蓮蕾與桃形物(或淨瓶)；三為施無畏與願印。北魏晚期的觀音像也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其最顯著的表現即是許多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漢族傳統的樑冠，這是此時期菩薩造像的主流頭冠之一，如『曲陽白石趙曹生造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樑冠，這是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的漢化造像之一。從西北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再到龍門石窟都流行樑冠裝飾。此外，褒衣博帶式佛裝觀音像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造像樣式，北魏晚期曲陽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張買德造觀世音佛坐像，這很可能是受漢地產生的偽經即《觀音成佛經》的影響。

諸多特徵顯示，北魏中後期興起的曲陽白石造像尚處於初期模仿學習主流造像藝術的階段，佛菩薩造像都呈現出明顯的漢化特徵。

( 二) 初具規模—東魏曲陽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鮮卑守舊貴族發起的『六鎮起義』顛覆了大一統的北方王朝，軍閥混戰中成長起來的兩大政治集團即宇文泰和高歡為首的鮮卑軍事貴族各自為陣。公元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並將都城由洛陽遷至河北鄴城，鄴城一躍成為東魏、北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東魏遷都後，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陽遷至鄴城。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序文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北魏末年活躍於洛陽譯場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等隨高氏東遷，遊學於洛陽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範、道憑、法上等也先後應召赴鄴。鄴城一時聚集了東魏境內最優秀的高僧，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級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繪畫藝術家，其輻射影響力可見一斑。

北魏末年，高歡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由於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東魏北齊時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員直接擔任，曲陽因其白石資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視，鄴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東魏是曲陽白石造像逐漸發達並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時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遺風，如佛像仍多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間則彰顯出定州風格，鏤空技法開始流行，鮮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漸影響到佛教造像藝術上，身軀漸趨圓潤，面相亦多豐滿，衣紋趨於簡約。東魏時期未來佛彌勒造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觀世音菩薩造像的劇增。此外，多寶釋迦並坐像逐漸增多，除了《法華經》信仰的不斷增強外，這可能也與僧界宣揚大丞相高歡的政治地位相關。東魏晚期，最具曲陽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之一。據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宣稱，釋迦牟尼佛在七葉窟講說《法華經》時，地下湧出七佛寶塔，多寶佛於塔中踞獅子座出大音聲，讚歎釋迦佛所說真實不虛，並分半座於釋迦，二佛並坐，共同說法。隨著法華信仰之盛行，諸寺多造多寶塔，安置二佛，釋迦佛坐右，多寶佛坐左。然而，從現存的圖像資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區並未產生多寶釋迦二佛並坐的造像或繪畫作品，這種造像樣式純粹為中國佛教藝術家首創，其出現既與《法華經》思想的盛行，也與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態有重要的關係。中國曆代佛教造像思潮與世俗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寶釋迦二佛並坐造像很可能即與馮太后、孝文帝共同執政的『二聖政治』形態關係密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說，認為這類二佛並坐像僅僅具有傳統美學意義，即為適應傳統平衡對稱的審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東魏造像中，一般多稱『多寶釋迦並坐佛』或只稱『多寶佛』。河北地區系北朝銅石單體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的發源地和流行區域之一，曲陽當地確切紀年的釋迦多寶像出現在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多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採用懸裳披覆於佛座上，衣褶層疊細密流暢。經過北齊僧服改制後，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或袒右或垂領式袈裟，龕形背光，兩側又增加盤龍雙樹，基座上則雕刻金剛力士、雙獅、供養人、化生童子、博山爐等，與北齊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曲陽東魏晚期至北齊、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獨特的題材之一，係指菩薩右腿搭於左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半跏趺坐於筌蹄之上的一種造像樣式。半跏思惟菩薩像起源於印度犍陀羅佛像造像藝術，其後廣泛流行於中亞、東亞佛教美術圈。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曲陽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薩造像數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據學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薩像大多數都是表現釋迦太子思維覺悟的形象。東魏早期曲陽半跏思惟菩薩像多為單體造像，圓形頭光，頭戴三葉寶冠，寶繒上揚飛翹，多手持長頸蓮蕾，蓮蕾刻在背光之上，這種樣式顯然源自印度犍陀羅菩薩像藝術，如現存

歐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館中的印度思惟菩薩像手中多持蓮。東魏武定年間，思惟菩薩裝飾趨於複雜，上身裸露，其造像藝術開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內容，背屏上出現龍樹、飛天、雙倒龍、寶塔、化生童子等圖像，基座則有兩金剛力士、雙獅、香爐等常見內容，表現了佛國世界的無限美好，也彰顯了思惟菩薩地位的上升。北齊則是思惟菩薩造像最鼎盛最繁榮的時期。

要言之，東魏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已初具規模。由鮮卑化軍事貴族掀起的反漢化潮流成為東魏頗為重要的政治特徵，西胡化是上層貴族所推崇的文化風尚，東魏造像呈現出漢化和西胡化兩種樣式共存的現象。藝術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齊曲陽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歡次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王朝。北齊國祚雖短，然諸帝王及皇室貴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風極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發展到了最高潮時期。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從僧稠大師習禪：『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高洋開鑿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皇室貴戚、達官顯宦者如定州刺史趙郡王高叡興建寺院，大造佛像。《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嵩傳》稱：『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座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成歸厥邦。』北齊境內寺院總數達四萬餘所，僧尼數量有兩百餘萬人。北朝佛教造像藝術在進入最鼎盛時期，曲陽白石造像發展也達到最高峰。

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內容極為豐富，呈現出強烈的胡化趨勢，正如宿白所云：『北齊統治者提倡鮮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褒衣博帶式之服飾，接受多種形式之薄衣疊褶的印度服制。』北齊造像上承並發展了東魏武定年間造像技術傳統和構圖特徵，同時吸收印度笈多藝術造像樣式。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多為薄衣貼體樣式，緊貼敷搭於佛座之上，面相渾圓，身軀趨於健壯而豐滿，充滿動感和活力，其與響堂山石窟造像和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薩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現渾圓的立體感，顯然受印度佛像樣式影響。這種薄衣貼體、突出身體曲線和雙陰刻線技法是鄴城地區和曲陽地區北齊佛像造像風格的重要特徵。筆者認為，北齊藝術家曹仲達『薄衣貼體』『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鄴城為中心的造像藝術風格，曲陽受其影響頗多，所謂『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正是指這類佛造像，而非遠離鄴城佛教文化中心區域的青州樣式。

這種佛衣樣式顯然受到北齊年間僧統法上改革僧服的影響。北齊文宣帝高洋任法上為僧統，天保年間，法上主導了僧侶服制的改制，這是佛教史上一次『儀服』的著名改革。曾經一統南北的傳統漢化的褒衣博帶佛衣的局面在東魏晚期被逐漸改變，出現了向印度樣式迴歸的趨勢。當然這種迴歸並非簡單的引進，而是民族樣式與外來樣式相互交融的產物。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與鉤紐式佛衣成為北齊流行的袈裟樣式，直接影響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齊白石造像湧現出新的題材，如代表西方淨土信仰的阿彌陀佛像逐漸興起，結構對稱的雙尊造像開始大量湧現等，這是曲陽造像的獨特之處。目前所見曲陽白石造像中以北齊造像數量最多，僅天保年間紀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軀，僅次於隋代大業年間的四十八軀。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曲陽出土諸多白石佛教造像與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樣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說，有些造像是石窟樣式的微縮版。

雙尊佛菩薩造像盛行於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樣且題材豐富，始於受《妙法蓮華經》影響下而出現的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受此啟發和影響，北齊時期出現了雙釋迦佛、雙阿彌陀佛、雙觀音菩薩以及雙思惟菩薩等造像。這是北朝佛教藝術發展自創的一種造像組合，並無嚴格的佛教經典依據，體現了佛教造像吸取傳統雕刻講究對稱與平衡的美學法則，仍是中國化的雕刻藝術。李裕群先生認為曲陽修德寺雙尊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受南朝造像影響，這種觀點尚值得商榷，雙身造像的淵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寶釋迦並坐佛的大量流行激發了雙身佛菩薩像的創作。

曲陽白石雙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當屬半跏雙思惟菩薩造像。北齊天保年間，半跏思惟菩薩像沿襲東魏武定年間的雕刻樣式，以單尊像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內容更加豐富。雙半跏思惟菩薩是北齊天保年後曲陽白石造像最顯著的特徵，也是僅見於河北地區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風格造像，最早紀年見於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雙思惟菩薩像。雙半跏思惟菩薩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體化的發展，但仍講求對稱與平衡，多采用鏤空透雕的獨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薩上身裸露，左右兩側有兩龍樹，裝飾盤龍，外側為兩弟子或兩菩薩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薩、飛天捧珠、倒龍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則雕刻雙獅、香爐以及金剛力士等眾多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北齊晚期至隋，雙半跏思惟像又朝簡約方向發展，頭光素面，身體亦多無衣褶雕刻，左右兩側僅存弟子或脅侍菩薩像。

雙觀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薩信仰中最為流行的雙身造像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薩思想的盛行。隨著淨土信仰和大乘菩薩思想的傳播，擁有『救苦救難』之稱的觀音菩薩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紀時期觀音造像逐漸擺脫了佛的脅侍角色而獨立出來，單尊觀音造像開始流行並迅速傳播。東魏、北齊時期，民間觀音信仰達到新的高潮，關於觀音靈驗、消災避難的故事廣泛流傳，更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三昧經》等。特別是《高王觀世音經》成為東魏、北齊時期傳播極廣的觀音經典，這顯然與高氏政權的推動密切相關。與此同時，隨著觀音菩薩地位的上升，以觀音為主尊、左右加以脅侍菩薩或弟子的造像以及雙觀音造像開始出現並大量流行。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了多尊豐富多樣的雙觀音造像以及觀音為主尊的多尊造像。雙組合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如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實上，南朝梁也出現了雙觀音造像和以觀音菩薩作為主尊的造像。這類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陰線刻、彩繪、浮雕、鏤空透雕等多種。

交腳彌勒菩薩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薩之一。有學者指出，彌勒菩薩藝術形象中的交腳坐姿、獅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寶冠都與波斯薩珊王朝的帝王有關，作為『聖王』形象的彌勒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從北齊開始，曲陽白石彌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薩形象出現，且多為交腳形象，出現了以交腳彌勒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種樣式，而鄴城遺址出土的交腳彌勒七尊像極為精美。

早期學界一般認為，東魏至北齊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定州風格造像流派，與以響堂山石窟為代表的鄴城風格、天龍山為代表的太原風格以及以青州龍興寺窖藏為代表的青州風格，並稱為北齊佛教造像藝術的四大流派。定州風格造像以曲陽為中心，以黃山白玉石為原料，多采用浮雕與鏤空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風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鄴城遺址及周邊不斷髮現精美白石造像，特別是二○一二年鄴城遺址北吳莊發現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餘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為白石造像。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鄴城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題材、樣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質量和藝術水準又多高於曲陽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風格演變時間上整體早於曲陽，這也為北朝白石造像風格的起源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

"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壯大並達到鼎盛的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河北省曲陽盛產白石，其質地堅緻、色白如雪、細膩瑩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造就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和歷史悠久的雕刻傳統，據《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玉，可為碑誌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著名的滿城漢墓即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中就出土曲陽白石侍從俑。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成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曲陽縣修德寺舊址出土了兩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這批造像正是佛教歷史的重要見證，其與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以及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享譽海內外。

一曲陽修德寺遺址白石造像的發現與研究

古代曲陽在中國傳統五嶽文化構建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西北山脈從漢宣帝至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歷代帝王祭祀的北嶽之地，隋代所立恆嶽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陽仍存北嶽廟。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佛教造像後，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委派，該局羅福頤以及北京歷史博物館李錫經、故宮博物院鄭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後在修德寺遺址發現兩個佛像埋藏坑，發掘出土了兩千多件北朝隋唐時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於當時僅有故宮博物院具有較為先進的粘接技術，因此這批造像出土後便悉數運往故宮博物院，由故宮文保專家負責拼對、粘接、修補等工作。經修復後，國家文物局將部分精品留存故宮博物院，其餘撥交給河北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單位。

經初步修整統計，共得造像二千二百餘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絕大部分屬曲陽白石造像。其中含紀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軀，北魏晚期十七件，東魏四十件，北齊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紀年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最晚為盛唐天寶九載(七五○)，時間長達二百三十餘年。數量眾多的紀年發願文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也可知這些佛像多為中下層官僚及民眾所施造。曲陽白石造像多形體較小，一般殘高約二十至五十釐米之間，當然隋唐時期也出現不少大體量的精美造像。曲陽造像題材十分豐富，包括有釋迦佛、多寶釋迦並坐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半跏思惟菩薩以及天王、金剛力士、化生童子、供養伎樂等，藝術風格獨樹一幟，莊重優美，生動傳神，特別是東魏晚期至北齊時期造像廣泛採用鏤空透雕技術，代表了當時北齊境內佛教造像的一大藝術流派。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白石造像後，主持發掘工作的著名學者羅福頤、李錫經均發表了清理簡報和發掘經過，並就這些造像情況做了簡要介紹。此後，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就這批文物中的紀年造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則有著名佛教美術專家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氏研究》一書中對所謂『定縣樣式』進行了相關探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靜傑先後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陽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進行研究。然而，由於故宮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資料發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陽造像研究也顯得相對薄弱。近年，故宮博物院馮賀軍研究員所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一書可謂是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書不僅總結了歷來曲陽造像研究，還就曲陽造像之分期及其特點，以及造像類別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且附錄了曲陽造像發願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卷七《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陳列•北朝壁畫曲陽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繼出版，首次公佈了諸多造像資料，相信將推動曲陽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陽白石造像的歷史背景及其藝術演變

(一) 亂世崛起—北魏中後期曲陽白石造像

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佛教逐漸興盛，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陽隸屬於定州，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盛產漢白玉石料的獨特條件，為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曲陽白石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見最早紀年曲陽造像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曲陽早期造像與北魏中期大同雲岡石窟大約同期，藝術風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腳彌勒菩薩殘像』，面相與各類裝飾都具有西域風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爐、供養人等。故宮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薩殘像』也是這時期曲陽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陽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這與時代政治、文化緊密相關。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帶服飾；顧愷之創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風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像』的維摩詰居士等佛教形象；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縣出土南朝齊永明元年(四八三)彌勒、無量壽佛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採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採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這也成為北魏中晚期至東魏早期佛教主流圖像樣式，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曲陽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運動的影響，風格和題材上基本承襲文化中心區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以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像。釋迦佛與彌勒佛多采用漢化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包括立像、結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無畏與願印。早期釋迦佛與彌勒佛基本相似，若如無銘文很難區別，佛像一般有蓮瓣形(或曰菩提葉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紋及蓮荷紋、忍冬紋等裝飾，佛像頭部渦旋紋(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雙目微閉，嘴含微笑，傳達出證悟解脫的喜悅和慈悲。這種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徵之一。佛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佛袈裟下襬向外，坐佛袈裟多整體披覆佛座上，衣紋褶皺層疊)，手施無畏與願印，呈現出貴族推賞的名士風度和超越玄學之上的宗教藝術之美。

作為未來佛彌勒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語意譯為『慈氏』。南朝劉宋居士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簡稱《彌勒上生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簡稱《彌勒下生經》)是彌勒信仰流行的經典依據。在南北朝戰亂頻繁和紛亂複雜的時局中，世人普遍將未來佛彌勒視為拯救苦難眾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彌勒兜率天淨土世界。統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維護政權，北朝『皇帝即如來』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薩』的理念正是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以彌勒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廣泛流行於南亞、東南亞及中亞、東亞等佛教信仰地區，關於彌勒信仰的研究也蔚為大觀。曲陽白石彌勒菩薩信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淨土是諸多信徒的理想。

『曲陽白石觀音菩薩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觀音是中國佛教信仰中最廣為流傳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薩，又名『觀世音』『觀自在』。姚秦鳩摩羅什大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宣稱，世人若能誠心持念觀音菩薩名號便能得救，脫離『七難』(包括水、火、風或羅剎、刀、鬼、枷鎖和怨賊)和遠離『三毒』(貪、嗔、痴)，往生淨土世界，還能滿足世人求男、求女的願望。在戰亂頻臨的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能從精神上滿足人們渴望的各種拯救和解脫，因此深受世人的喜愛與敬信。曲陽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確的觀音發願文者五十六件，約佔紀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見觀音是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的觀音多為背屏式單尊立像，頭戴漢式樑冠、柱狀花蔓冠或三葉狀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飾瓔珞披帛。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觀音菩薩造像典型特徵有三種，一為手持楊柳與淨瓶；二為手持蓮蕾與桃形物(或淨瓶)；三為施無畏與願印。北魏晚期的觀音像也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其最顯著的表現即是許多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漢族傳統的樑冠，這是此時期菩薩造像的主流頭冠之一，如『曲陽白石趙曹生造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樑冠，這是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的漢化造像之一。從西北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再到龍門石窟都流行樑冠裝飾。此外，褒衣博帶式佛裝觀音像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造像樣式，北魏晚期曲陽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張買德造觀世音佛坐像，這很可能是受漢地產生的偽經即《觀音成佛經》的影響。

諸多特徵顯示，北魏中後期興起的曲陽白石造像尚處於初期模仿學習主流造像藝術的階段，佛菩薩造像都呈現出明顯的漢化特徵。

( 二) 初具規模—東魏曲陽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鮮卑守舊貴族發起的『六鎮起義』顛覆了大一統的北方王朝，軍閥混戰中成長起來的兩大政治集團即宇文泰和高歡為首的鮮卑軍事貴族各自為陣。公元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並將都城由洛陽遷至河北鄴城，鄴城一躍成為東魏、北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東魏遷都後，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陽遷至鄴城。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序文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北魏末年活躍於洛陽譯場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等隨高氏東遷，遊學於洛陽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範、道憑、法上等也先後應召赴鄴。鄴城一時聚集了東魏境內最優秀的高僧，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級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繪畫藝術家，其輻射影響力可見一斑。

北魏末年，高歡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由於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東魏北齊時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員直接擔任，曲陽因其白石資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視，鄴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東魏是曲陽白石造像逐漸發達並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時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遺風，如佛像仍多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間則彰顯出定州風格，鏤空技法開始流行，鮮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漸影響到佛教造像藝術上，身軀漸趨圓潤，面相亦多豐滿，衣紋趨於簡約。東魏時期未來佛彌勒造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觀世音菩薩造像的劇增。此外，多寶釋迦並坐像逐漸增多，除了《法華經》信仰的不斷增強外，這可能也與僧界宣揚大丞相高歡的政治地位相關。東魏晚期，最具曲陽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之一。據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宣稱，釋迦牟尼佛在七葉窟講說《法華經》時，地下湧出七佛寶塔，多寶佛於塔中踞獅子座出大音聲，讚歎釋迦佛所說真實不虛，並分半座於釋迦，二佛並坐，共同說法。隨著法華信仰之盛行，諸寺多造多寶塔，安置二佛，釋迦佛坐右，多寶佛坐左。然而，從現存的圖像資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區並未產生多寶釋迦二佛並坐的造像或繪畫作品，這種造像樣式純粹為中國佛教藝術家首創，其出現既與《法華經》思想的盛行，也與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態有重要的關係。中國曆代佛教造像思潮與世俗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寶釋迦二佛並坐造像很可能即與馮太后、孝文帝共同執政的『二聖政治』形態關係密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說，認為這類二佛並坐像僅僅具有傳統美學意義，即為適應傳統平衡對稱的審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東魏造像中，一般多稱『多寶釋迦並坐佛』或只稱『多寶佛』。河北地區系北朝銅石單體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的發源地和流行區域之一，曲陽當地確切紀年的釋迦多寶像出現在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多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採用懸裳披覆於佛座上，衣褶層疊細密流暢。經過北齊僧服改制後，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或袒右或垂領式袈裟，龕形背光，兩側又增加盤龍雙樹，基座上則雕刻金剛力士、雙獅、供養人、化生童子、博山爐等，與北齊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曲陽東魏晚期至北齊、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獨特的題材之一，係指菩薩右腿搭於左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半跏趺坐於筌蹄之上的一種造像樣式。半跏思惟菩薩像起源於印度犍陀羅佛像造像藝術，其後廣泛流行於中亞、東亞佛教美術圈。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曲陽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薩造像數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據學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薩像大多數都是表現釋迦太子思維覺悟的形象。東魏早期曲陽半跏思惟菩薩像多為單體造像，圓形頭光，頭戴三葉寶冠，寶繒上揚飛翹，多手持長頸蓮蕾，蓮蕾刻在背光之上，這種樣式顯然源自印度犍陀羅菩薩像藝術，如現存

歐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館中的印度思惟菩薩像手中多持蓮。東魏武定年間，思惟菩薩裝飾趨於複雜，上身裸露，其造像藝術開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內容，背屏上出現龍樹、飛天、雙倒龍、寶塔、化生童子等圖像，基座則有兩金剛力士、雙獅、香爐等常見內容，表現了佛國世界的無限美好，也彰顯了思惟菩薩地位的上升。北齊則是思惟菩薩造像最鼎盛最繁榮的時期。

要言之，東魏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已初具規模。由鮮卑化軍事貴族掀起的反漢化潮流成為東魏頗為重要的政治特徵，西胡化是上層貴族所推崇的文化風尚，東魏造像呈現出漢化和西胡化兩種樣式共存的現象。藝術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齊曲陽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歡次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王朝。北齊國祚雖短，然諸帝王及皇室貴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風極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發展到了最高潮時期。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從僧稠大師習禪：『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高洋開鑿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皇室貴戚、達官顯宦者如定州刺史趙郡王高叡興建寺院，大造佛像。《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嵩傳》稱：『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座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成歸厥邦。』北齊境內寺院總數達四萬餘所，僧尼數量有兩百餘萬人。北朝佛教造像藝術在進入最鼎盛時期，曲陽白石造像發展也達到最高峰。

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內容極為豐富，呈現出強烈的胡化趨勢，正如宿白所云：『北齊統治者提倡鮮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褒衣博帶式之服飾，接受多種形式之薄衣疊褶的印度服制。』北齊造像上承並發展了東魏武定年間造像技術傳統和構圖特徵，同時吸收印度笈多藝術造像樣式。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多為薄衣貼體樣式，緊貼敷搭於佛座之上，面相渾圓，身軀趨於健壯而豐滿，充滿動感和活力，其與響堂山石窟造像和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薩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現渾圓的立體感，顯然受印度佛像樣式影響。這種薄衣貼體、突出身體曲線和雙陰刻線技法是鄴城地區和曲陽地區北齊佛像造像風格的重要特徵。筆者認為，北齊藝術家曹仲達『薄衣貼體』『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鄴城為中心的造像藝術風格，曲陽受其影響頗多，所謂『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正是指這類佛造像，而非遠離鄴城佛教文化中心區域的青州樣式。

這種佛衣樣式顯然受到北齊年間僧統法上改革僧服的影響。北齊文宣帝高洋任法上為僧統，天保年間，法上主導了僧侶服制的改制，這是佛教史上一次『儀服』的著名改革。曾經一統南北的傳統漢化的褒衣博帶佛衣的局面在東魏晚期被逐漸改變，出現了向印度樣式迴歸的趨勢。當然這種迴歸並非簡單的引進，而是民族樣式與外來樣式相互交融的產物。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與鉤紐式佛衣成為北齊流行的袈裟樣式，直接影響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齊白石造像湧現出新的題材，如代表西方淨土信仰的阿彌陀佛像逐漸興起，結構對稱的雙尊造像開始大量湧現等，這是曲陽造像的獨特之處。目前所見曲陽白石造像中以北齊造像數量最多，僅天保年間紀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軀，僅次於隋代大業年間的四十八軀。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曲陽出土諸多白石佛教造像與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樣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說，有些造像是石窟樣式的微縮版。

雙尊佛菩薩造像盛行於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樣且題材豐富，始於受《妙法蓮華經》影響下而出現的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受此啟發和影響，北齊時期出現了雙釋迦佛、雙阿彌陀佛、雙觀音菩薩以及雙思惟菩薩等造像。這是北朝佛教藝術發展自創的一種造像組合，並無嚴格的佛教經典依據，體現了佛教造像吸取傳統雕刻講究對稱與平衡的美學法則，仍是中國化的雕刻藝術。李裕群先生認為曲陽修德寺雙尊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受南朝造像影響，這種觀點尚值得商榷，雙身造像的淵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寶釋迦並坐佛的大量流行激發了雙身佛菩薩像的創作。

曲陽白石雙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當屬半跏雙思惟菩薩造像。北齊天保年間，半跏思惟菩薩像沿襲東魏武定年間的雕刻樣式，以單尊像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內容更加豐富。雙半跏思惟菩薩是北齊天保年後曲陽白石造像最顯著的特徵，也是僅見於河北地區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風格造像，最早紀年見於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雙思惟菩薩像。雙半跏思惟菩薩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體化的發展，但仍講求對稱與平衡，多采用鏤空透雕的獨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薩上身裸露，左右兩側有兩龍樹，裝飾盤龍，外側為兩弟子或兩菩薩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薩、飛天捧珠、倒龍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則雕刻雙獅、香爐以及金剛力士等眾多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北齊晚期至隋，雙半跏思惟像又朝簡約方向發展，頭光素面，身體亦多無衣褶雕刻，左右兩側僅存弟子或脅侍菩薩像。

雙觀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薩信仰中最為流行的雙身造像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薩思想的盛行。隨著淨土信仰和大乘菩薩思想的傳播，擁有『救苦救難』之稱的觀音菩薩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紀時期觀音造像逐漸擺脫了佛的脅侍角色而獨立出來，單尊觀音造像開始流行並迅速傳播。東魏、北齊時期，民間觀音信仰達到新的高潮，關於觀音靈驗、消災避難的故事廣泛流傳，更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三昧經》等。特別是《高王觀世音經》成為東魏、北齊時期傳播極廣的觀音經典，這顯然與高氏政權的推動密切相關。與此同時，隨著觀音菩薩地位的上升，以觀音為主尊、左右加以脅侍菩薩或弟子的造像以及雙觀音造像開始出現並大量流行。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了多尊豐富多樣的雙觀音造像以及觀音為主尊的多尊造像。雙組合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如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實上，南朝梁也出現了雙觀音造像和以觀音菩薩作為主尊的造像。這類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陰線刻、彩繪、浮雕、鏤空透雕等多種。

交腳彌勒菩薩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薩之一。有學者指出，彌勒菩薩藝術形象中的交腳坐姿、獅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寶冠都與波斯薩珊王朝的帝王有關，作為『聖王』形象的彌勒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從北齊開始，曲陽白石彌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薩形象出現，且多為交腳形象，出現了以交腳彌勒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種樣式，而鄴城遺址出土的交腳彌勒七尊像極為精美。

早期學界一般認為，東魏至北齊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定州風格造像流派，與以響堂山石窟為代表的鄴城風格、天龍山為代表的太原風格以及以青州龍興寺窖藏為代表的青州風格，並稱為北齊佛教造像藝術的四大流派。定州風格造像以曲陽為中心，以黃山白玉石為原料，多采用浮雕與鏤空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風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鄴城遺址及周邊不斷髮現精美白石造像，特別是二○一二年鄴城遺址北吳莊發現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餘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為白石造像。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鄴城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題材、樣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質量和藝術水準又多高於曲陽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風格演變時間上整體早於曲陽，這也為北朝白石造像風格的起源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

"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壯大並達到鼎盛的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河北省曲陽盛產白石，其質地堅緻、色白如雪、細膩瑩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造就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和歷史悠久的雕刻傳統，據《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玉，可為碑誌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著名的滿城漢墓即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中就出土曲陽白石侍從俑。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成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曲陽縣修德寺舊址出土了兩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這批造像正是佛教歷史的重要見證，其與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以及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享譽海內外。

一曲陽修德寺遺址白石造像的發現與研究

古代曲陽在中國傳統五嶽文化構建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西北山脈從漢宣帝至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歷代帝王祭祀的北嶽之地，隋代所立恆嶽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陽仍存北嶽廟。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佛教造像後，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委派，該局羅福頤以及北京歷史博物館李錫經、故宮博物院鄭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後在修德寺遺址發現兩個佛像埋藏坑，發掘出土了兩千多件北朝隋唐時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於當時僅有故宮博物院具有較為先進的粘接技術，因此這批造像出土後便悉數運往故宮博物院，由故宮文保專家負責拼對、粘接、修補等工作。經修復後，國家文物局將部分精品留存故宮博物院，其餘撥交給河北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單位。

經初步修整統計，共得造像二千二百餘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絕大部分屬曲陽白石造像。其中含紀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軀，北魏晚期十七件，東魏四十件，北齊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紀年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最晚為盛唐天寶九載(七五○)，時間長達二百三十餘年。數量眾多的紀年發願文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也可知這些佛像多為中下層官僚及民眾所施造。曲陽白石造像多形體較小，一般殘高約二十至五十釐米之間，當然隋唐時期也出現不少大體量的精美造像。曲陽造像題材十分豐富，包括有釋迦佛、多寶釋迦並坐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半跏思惟菩薩以及天王、金剛力士、化生童子、供養伎樂等，藝術風格獨樹一幟，莊重優美，生動傳神，特別是東魏晚期至北齊時期造像廣泛採用鏤空透雕技術，代表了當時北齊境內佛教造像的一大藝術流派。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白石造像後，主持發掘工作的著名學者羅福頤、李錫經均發表了清理簡報和發掘經過，並就這些造像情況做了簡要介紹。此後，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就這批文物中的紀年造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則有著名佛教美術專家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氏研究》一書中對所謂『定縣樣式』進行了相關探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靜傑先後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陽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進行研究。然而，由於故宮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資料發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陽造像研究也顯得相對薄弱。近年，故宮博物院馮賀軍研究員所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一書可謂是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書不僅總結了歷來曲陽造像研究，還就曲陽造像之分期及其特點，以及造像類別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且附錄了曲陽造像發願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卷七《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陳列•北朝壁畫曲陽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繼出版，首次公佈了諸多造像資料，相信將推動曲陽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陽白石造像的歷史背景及其藝術演變

(一) 亂世崛起—北魏中後期曲陽白石造像

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佛教逐漸興盛，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陽隸屬於定州，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盛產漢白玉石料的獨特條件，為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曲陽白石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見最早紀年曲陽造像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曲陽早期造像與北魏中期大同雲岡石窟大約同期，藝術風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腳彌勒菩薩殘像』，面相與各類裝飾都具有西域風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爐、供養人等。故宮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薩殘像』也是這時期曲陽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陽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這與時代政治、文化緊密相關。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帶服飾；顧愷之創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風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像』的維摩詰居士等佛教形象；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縣出土南朝齊永明元年(四八三)彌勒、無量壽佛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採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採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這也成為北魏中晚期至東魏早期佛教主流圖像樣式，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曲陽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運動的影響，風格和題材上基本承襲文化中心區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以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像。釋迦佛與彌勒佛多采用漢化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包括立像、結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無畏與願印。早期釋迦佛與彌勒佛基本相似，若如無銘文很難區別，佛像一般有蓮瓣形(或曰菩提葉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紋及蓮荷紋、忍冬紋等裝飾，佛像頭部渦旋紋(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雙目微閉，嘴含微笑，傳達出證悟解脫的喜悅和慈悲。這種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徵之一。佛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佛袈裟下襬向外，坐佛袈裟多整體披覆佛座上，衣紋褶皺層疊)，手施無畏與願印，呈現出貴族推賞的名士風度和超越玄學之上的宗教藝術之美。

作為未來佛彌勒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語意譯為『慈氏』。南朝劉宋居士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簡稱《彌勒上生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簡稱《彌勒下生經》)是彌勒信仰流行的經典依據。在南北朝戰亂頻繁和紛亂複雜的時局中，世人普遍將未來佛彌勒視為拯救苦難眾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彌勒兜率天淨土世界。統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維護政權，北朝『皇帝即如來』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薩』的理念正是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以彌勒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廣泛流行於南亞、東南亞及中亞、東亞等佛教信仰地區，關於彌勒信仰的研究也蔚為大觀。曲陽白石彌勒菩薩信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淨土是諸多信徒的理想。

『曲陽白石觀音菩薩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觀音是中國佛教信仰中最廣為流傳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薩，又名『觀世音』『觀自在』。姚秦鳩摩羅什大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宣稱，世人若能誠心持念觀音菩薩名號便能得救，脫離『七難』(包括水、火、風或羅剎、刀、鬼、枷鎖和怨賊)和遠離『三毒』(貪、嗔、痴)，往生淨土世界，還能滿足世人求男、求女的願望。在戰亂頻臨的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能從精神上滿足人們渴望的各種拯救和解脫，因此深受世人的喜愛與敬信。曲陽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確的觀音發願文者五十六件，約佔紀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見觀音是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的觀音多為背屏式單尊立像，頭戴漢式樑冠、柱狀花蔓冠或三葉狀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飾瓔珞披帛。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觀音菩薩造像典型特徵有三種，一為手持楊柳與淨瓶；二為手持蓮蕾與桃形物(或淨瓶)；三為施無畏與願印。北魏晚期的觀音像也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其最顯著的表現即是許多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漢族傳統的樑冠，這是此時期菩薩造像的主流頭冠之一，如『曲陽白石趙曹生造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樑冠，這是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的漢化造像之一。從西北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再到龍門石窟都流行樑冠裝飾。此外，褒衣博帶式佛裝觀音像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造像樣式，北魏晚期曲陽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張買德造觀世音佛坐像，這很可能是受漢地產生的偽經即《觀音成佛經》的影響。

諸多特徵顯示，北魏中後期興起的曲陽白石造像尚處於初期模仿學習主流造像藝術的階段，佛菩薩造像都呈現出明顯的漢化特徵。

( 二) 初具規模—東魏曲陽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鮮卑守舊貴族發起的『六鎮起義』顛覆了大一統的北方王朝，軍閥混戰中成長起來的兩大政治集團即宇文泰和高歡為首的鮮卑軍事貴族各自為陣。公元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並將都城由洛陽遷至河北鄴城，鄴城一躍成為東魏、北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東魏遷都後，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陽遷至鄴城。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序文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北魏末年活躍於洛陽譯場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等隨高氏東遷，遊學於洛陽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範、道憑、法上等也先後應召赴鄴。鄴城一時聚集了東魏境內最優秀的高僧，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級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繪畫藝術家，其輻射影響力可見一斑。

北魏末年，高歡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由於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東魏北齊時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員直接擔任，曲陽因其白石資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視，鄴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東魏是曲陽白石造像逐漸發達並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時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遺風，如佛像仍多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間則彰顯出定州風格，鏤空技法開始流行，鮮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漸影響到佛教造像藝術上，身軀漸趨圓潤，面相亦多豐滿，衣紋趨於簡約。東魏時期未來佛彌勒造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觀世音菩薩造像的劇增。此外，多寶釋迦並坐像逐漸增多，除了《法華經》信仰的不斷增強外，這可能也與僧界宣揚大丞相高歡的政治地位相關。東魏晚期，最具曲陽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之一。據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宣稱，釋迦牟尼佛在七葉窟講說《法華經》時，地下湧出七佛寶塔，多寶佛於塔中踞獅子座出大音聲，讚歎釋迦佛所說真實不虛，並分半座於釋迦，二佛並坐，共同說法。隨著法華信仰之盛行，諸寺多造多寶塔，安置二佛，釋迦佛坐右，多寶佛坐左。然而，從現存的圖像資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區並未產生多寶釋迦二佛並坐的造像或繪畫作品，這種造像樣式純粹為中國佛教藝術家首創，其出現既與《法華經》思想的盛行，也與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態有重要的關係。中國曆代佛教造像思潮與世俗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寶釋迦二佛並坐造像很可能即與馮太后、孝文帝共同執政的『二聖政治』形態關係密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說，認為這類二佛並坐像僅僅具有傳統美學意義，即為適應傳統平衡對稱的審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東魏造像中，一般多稱『多寶釋迦並坐佛』或只稱『多寶佛』。河北地區系北朝銅石單體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的發源地和流行區域之一，曲陽當地確切紀年的釋迦多寶像出現在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多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採用懸裳披覆於佛座上，衣褶層疊細密流暢。經過北齊僧服改制後，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或袒右或垂領式袈裟，龕形背光，兩側又增加盤龍雙樹，基座上則雕刻金剛力士、雙獅、供養人、化生童子、博山爐等，與北齊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曲陽東魏晚期至北齊、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獨特的題材之一，係指菩薩右腿搭於左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半跏趺坐於筌蹄之上的一種造像樣式。半跏思惟菩薩像起源於印度犍陀羅佛像造像藝術，其後廣泛流行於中亞、東亞佛教美術圈。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曲陽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薩造像數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據學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薩像大多數都是表現釋迦太子思維覺悟的形象。東魏早期曲陽半跏思惟菩薩像多為單體造像，圓形頭光，頭戴三葉寶冠，寶繒上揚飛翹，多手持長頸蓮蕾，蓮蕾刻在背光之上，這種樣式顯然源自印度犍陀羅菩薩像藝術，如現存

歐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館中的印度思惟菩薩像手中多持蓮。東魏武定年間，思惟菩薩裝飾趨於複雜，上身裸露，其造像藝術開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內容，背屏上出現龍樹、飛天、雙倒龍、寶塔、化生童子等圖像，基座則有兩金剛力士、雙獅、香爐等常見內容，表現了佛國世界的無限美好，也彰顯了思惟菩薩地位的上升。北齊則是思惟菩薩造像最鼎盛最繁榮的時期。

要言之，東魏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已初具規模。由鮮卑化軍事貴族掀起的反漢化潮流成為東魏頗為重要的政治特徵，西胡化是上層貴族所推崇的文化風尚，東魏造像呈現出漢化和西胡化兩種樣式共存的現象。藝術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齊曲陽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歡次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王朝。北齊國祚雖短，然諸帝王及皇室貴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風極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發展到了最高潮時期。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從僧稠大師習禪：『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高洋開鑿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皇室貴戚、達官顯宦者如定州刺史趙郡王高叡興建寺院，大造佛像。《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嵩傳》稱：『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座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成歸厥邦。』北齊境內寺院總數達四萬餘所，僧尼數量有兩百餘萬人。北朝佛教造像藝術在進入最鼎盛時期，曲陽白石造像發展也達到最高峰。

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內容極為豐富，呈現出強烈的胡化趨勢，正如宿白所云：『北齊統治者提倡鮮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褒衣博帶式之服飾，接受多種形式之薄衣疊褶的印度服制。』北齊造像上承並發展了東魏武定年間造像技術傳統和構圖特徵，同時吸收印度笈多藝術造像樣式。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多為薄衣貼體樣式，緊貼敷搭於佛座之上，面相渾圓，身軀趨於健壯而豐滿，充滿動感和活力，其與響堂山石窟造像和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薩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現渾圓的立體感，顯然受印度佛像樣式影響。這種薄衣貼體、突出身體曲線和雙陰刻線技法是鄴城地區和曲陽地區北齊佛像造像風格的重要特徵。筆者認為，北齊藝術家曹仲達『薄衣貼體』『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鄴城為中心的造像藝術風格，曲陽受其影響頗多，所謂『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正是指這類佛造像，而非遠離鄴城佛教文化中心區域的青州樣式。

這種佛衣樣式顯然受到北齊年間僧統法上改革僧服的影響。北齊文宣帝高洋任法上為僧統，天保年間，法上主導了僧侶服制的改制，這是佛教史上一次『儀服』的著名改革。曾經一統南北的傳統漢化的褒衣博帶佛衣的局面在東魏晚期被逐漸改變，出現了向印度樣式迴歸的趨勢。當然這種迴歸並非簡單的引進，而是民族樣式與外來樣式相互交融的產物。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與鉤紐式佛衣成為北齊流行的袈裟樣式，直接影響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齊白石造像湧現出新的題材，如代表西方淨土信仰的阿彌陀佛像逐漸興起，結構對稱的雙尊造像開始大量湧現等，這是曲陽造像的獨特之處。目前所見曲陽白石造像中以北齊造像數量最多，僅天保年間紀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軀，僅次於隋代大業年間的四十八軀。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曲陽出土諸多白石佛教造像與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樣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說，有些造像是石窟樣式的微縮版。

雙尊佛菩薩造像盛行於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樣且題材豐富，始於受《妙法蓮華經》影響下而出現的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受此啟發和影響，北齊時期出現了雙釋迦佛、雙阿彌陀佛、雙觀音菩薩以及雙思惟菩薩等造像。這是北朝佛教藝術發展自創的一種造像組合，並無嚴格的佛教經典依據，體現了佛教造像吸取傳統雕刻講究對稱與平衡的美學法則，仍是中國化的雕刻藝術。李裕群先生認為曲陽修德寺雙尊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受南朝造像影響，這種觀點尚值得商榷，雙身造像的淵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寶釋迦並坐佛的大量流行激發了雙身佛菩薩像的創作。

曲陽白石雙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當屬半跏雙思惟菩薩造像。北齊天保年間，半跏思惟菩薩像沿襲東魏武定年間的雕刻樣式，以單尊像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內容更加豐富。雙半跏思惟菩薩是北齊天保年後曲陽白石造像最顯著的特徵，也是僅見於河北地區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風格造像，最早紀年見於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雙思惟菩薩像。雙半跏思惟菩薩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體化的發展，但仍講求對稱與平衡，多采用鏤空透雕的獨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薩上身裸露，左右兩側有兩龍樹，裝飾盤龍，外側為兩弟子或兩菩薩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薩、飛天捧珠、倒龍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則雕刻雙獅、香爐以及金剛力士等眾多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北齊晚期至隋，雙半跏思惟像又朝簡約方向發展，頭光素面，身體亦多無衣褶雕刻，左右兩側僅存弟子或脅侍菩薩像。

雙觀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薩信仰中最為流行的雙身造像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薩思想的盛行。隨著淨土信仰和大乘菩薩思想的傳播，擁有『救苦救難』之稱的觀音菩薩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紀時期觀音造像逐漸擺脫了佛的脅侍角色而獨立出來，單尊觀音造像開始流行並迅速傳播。東魏、北齊時期，民間觀音信仰達到新的高潮，關於觀音靈驗、消災避難的故事廣泛流傳，更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三昧經》等。特別是《高王觀世音經》成為東魏、北齊時期傳播極廣的觀音經典，這顯然與高氏政權的推動密切相關。與此同時，隨著觀音菩薩地位的上升，以觀音為主尊、左右加以脅侍菩薩或弟子的造像以及雙觀音造像開始出現並大量流行。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了多尊豐富多樣的雙觀音造像以及觀音為主尊的多尊造像。雙組合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如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實上，南朝梁也出現了雙觀音造像和以觀音菩薩作為主尊的造像。這類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陰線刻、彩繪、浮雕、鏤空透雕等多種。

交腳彌勒菩薩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薩之一。有學者指出，彌勒菩薩藝術形象中的交腳坐姿、獅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寶冠都與波斯薩珊王朝的帝王有關，作為『聖王』形象的彌勒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從北齊開始，曲陽白石彌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薩形象出現，且多為交腳形象，出現了以交腳彌勒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種樣式，而鄴城遺址出土的交腳彌勒七尊像極為精美。

早期學界一般認為，東魏至北齊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定州風格造像流派，與以響堂山石窟為代表的鄴城風格、天龍山為代表的太原風格以及以青州龍興寺窖藏為代表的青州風格，並稱為北齊佛教造像藝術的四大流派。定州風格造像以曲陽為中心，以黃山白玉石為原料，多采用浮雕與鏤空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風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鄴城遺址及周邊不斷髮現精美白石造像，特別是二○一二年鄴城遺址北吳莊發現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餘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為白石造像。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鄴城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題材、樣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質量和藝術水準又多高於曲陽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風格演變時間上整體早於曲陽，這也為北朝白石造像風格的起源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

"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壯大並達到鼎盛的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河北省曲陽盛產白石，其質地堅緻、色白如雪、細膩瑩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造就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和歷史悠久的雕刻傳統，據《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玉，可為碑誌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著名的滿城漢墓即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中就出土曲陽白石侍從俑。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成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曲陽縣修德寺舊址出土了兩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這批造像正是佛教歷史的重要見證，其與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以及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享譽海內外。

一曲陽修德寺遺址白石造像的發現與研究

古代曲陽在中國傳統五嶽文化構建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西北山脈從漢宣帝至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歷代帝王祭祀的北嶽之地，隋代所立恆嶽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陽仍存北嶽廟。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佛教造像後，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委派，該局羅福頤以及北京歷史博物館李錫經、故宮博物院鄭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後在修德寺遺址發現兩個佛像埋藏坑，發掘出土了兩千多件北朝隋唐時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於當時僅有故宮博物院具有較為先進的粘接技術，因此這批造像出土後便悉數運往故宮博物院，由故宮文保專家負責拼對、粘接、修補等工作。經修復後，國家文物局將部分精品留存故宮博物院，其餘撥交給河北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單位。

經初步修整統計，共得造像二千二百餘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絕大部分屬曲陽白石造像。其中含紀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軀，北魏晚期十七件，東魏四十件，北齊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紀年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最晚為盛唐天寶九載(七五○)，時間長達二百三十餘年。數量眾多的紀年發願文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也可知這些佛像多為中下層官僚及民眾所施造。曲陽白石造像多形體較小，一般殘高約二十至五十釐米之間，當然隋唐時期也出現不少大體量的精美造像。曲陽造像題材十分豐富，包括有釋迦佛、多寶釋迦並坐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半跏思惟菩薩以及天王、金剛力士、化生童子、供養伎樂等，藝術風格獨樹一幟，莊重優美，生動傳神，特別是東魏晚期至北齊時期造像廣泛採用鏤空透雕技術，代表了當時北齊境內佛教造像的一大藝術流派。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白石造像後，主持發掘工作的著名學者羅福頤、李錫經均發表了清理簡報和發掘經過，並就這些造像情況做了簡要介紹。此後，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就這批文物中的紀年造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則有著名佛教美術專家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氏研究》一書中對所謂『定縣樣式』進行了相關探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靜傑先後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陽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進行研究。然而，由於故宮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資料發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陽造像研究也顯得相對薄弱。近年，故宮博物院馮賀軍研究員所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一書可謂是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書不僅總結了歷來曲陽造像研究，還就曲陽造像之分期及其特點，以及造像類別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且附錄了曲陽造像發願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卷七《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陳列•北朝壁畫曲陽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繼出版，首次公佈了諸多造像資料，相信將推動曲陽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陽白石造像的歷史背景及其藝術演變

(一) 亂世崛起—北魏中後期曲陽白石造像

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佛教逐漸興盛，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陽隸屬於定州，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盛產漢白玉石料的獨特條件，為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曲陽白石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見最早紀年曲陽造像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曲陽早期造像與北魏中期大同雲岡石窟大約同期，藝術風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腳彌勒菩薩殘像』，面相與各類裝飾都具有西域風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爐、供養人等。故宮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薩殘像』也是這時期曲陽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陽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這與時代政治、文化緊密相關。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帶服飾；顧愷之創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風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像』的維摩詰居士等佛教形象；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縣出土南朝齊永明元年(四八三)彌勒、無量壽佛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採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採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這也成為北魏中晚期至東魏早期佛教主流圖像樣式，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曲陽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運動的影響，風格和題材上基本承襲文化中心區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以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像。釋迦佛與彌勒佛多采用漢化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包括立像、結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無畏與願印。早期釋迦佛與彌勒佛基本相似，若如無銘文很難區別，佛像一般有蓮瓣形(或曰菩提葉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紋及蓮荷紋、忍冬紋等裝飾，佛像頭部渦旋紋(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雙目微閉，嘴含微笑，傳達出證悟解脫的喜悅和慈悲。這種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徵之一。佛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佛袈裟下襬向外，坐佛袈裟多整體披覆佛座上，衣紋褶皺層疊)，手施無畏與願印，呈現出貴族推賞的名士風度和超越玄學之上的宗教藝術之美。

作為未來佛彌勒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語意譯為『慈氏』。南朝劉宋居士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簡稱《彌勒上生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簡稱《彌勒下生經》)是彌勒信仰流行的經典依據。在南北朝戰亂頻繁和紛亂複雜的時局中，世人普遍將未來佛彌勒視為拯救苦難眾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彌勒兜率天淨土世界。統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維護政權，北朝『皇帝即如來』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薩』的理念正是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以彌勒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廣泛流行於南亞、東南亞及中亞、東亞等佛教信仰地區，關於彌勒信仰的研究也蔚為大觀。曲陽白石彌勒菩薩信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淨土是諸多信徒的理想。

『曲陽白石觀音菩薩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觀音是中國佛教信仰中最廣為流傳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薩，又名『觀世音』『觀自在』。姚秦鳩摩羅什大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宣稱，世人若能誠心持念觀音菩薩名號便能得救，脫離『七難』(包括水、火、風或羅剎、刀、鬼、枷鎖和怨賊)和遠離『三毒』(貪、嗔、痴)，往生淨土世界，還能滿足世人求男、求女的願望。在戰亂頻臨的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能從精神上滿足人們渴望的各種拯救和解脫，因此深受世人的喜愛與敬信。曲陽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確的觀音發願文者五十六件，約佔紀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見觀音是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的觀音多為背屏式單尊立像，頭戴漢式樑冠、柱狀花蔓冠或三葉狀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飾瓔珞披帛。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觀音菩薩造像典型特徵有三種，一為手持楊柳與淨瓶；二為手持蓮蕾與桃形物(或淨瓶)；三為施無畏與願印。北魏晚期的觀音像也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其最顯著的表現即是許多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漢族傳統的樑冠，這是此時期菩薩造像的主流頭冠之一，如『曲陽白石趙曹生造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樑冠，這是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的漢化造像之一。從西北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再到龍門石窟都流行樑冠裝飾。此外，褒衣博帶式佛裝觀音像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造像樣式，北魏晚期曲陽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張買德造觀世音佛坐像，這很可能是受漢地產生的偽經即《觀音成佛經》的影響。

諸多特徵顯示，北魏中後期興起的曲陽白石造像尚處於初期模仿學習主流造像藝術的階段，佛菩薩造像都呈現出明顯的漢化特徵。

( 二) 初具規模—東魏曲陽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鮮卑守舊貴族發起的『六鎮起義』顛覆了大一統的北方王朝，軍閥混戰中成長起來的兩大政治集團即宇文泰和高歡為首的鮮卑軍事貴族各自為陣。公元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並將都城由洛陽遷至河北鄴城，鄴城一躍成為東魏、北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東魏遷都後，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陽遷至鄴城。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序文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北魏末年活躍於洛陽譯場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等隨高氏東遷，遊學於洛陽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範、道憑、法上等也先後應召赴鄴。鄴城一時聚集了東魏境內最優秀的高僧，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級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繪畫藝術家，其輻射影響力可見一斑。

北魏末年，高歡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由於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東魏北齊時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員直接擔任，曲陽因其白石資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視，鄴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東魏是曲陽白石造像逐漸發達並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時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遺風，如佛像仍多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間則彰顯出定州風格，鏤空技法開始流行，鮮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漸影響到佛教造像藝術上，身軀漸趨圓潤，面相亦多豐滿，衣紋趨於簡約。東魏時期未來佛彌勒造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觀世音菩薩造像的劇增。此外，多寶釋迦並坐像逐漸增多，除了《法華經》信仰的不斷增強外，這可能也與僧界宣揚大丞相高歡的政治地位相關。東魏晚期，最具曲陽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之一。據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宣稱，釋迦牟尼佛在七葉窟講說《法華經》時，地下湧出七佛寶塔，多寶佛於塔中踞獅子座出大音聲，讚歎釋迦佛所說真實不虛，並分半座於釋迦，二佛並坐，共同說法。隨著法華信仰之盛行，諸寺多造多寶塔，安置二佛，釋迦佛坐右，多寶佛坐左。然而，從現存的圖像資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區並未產生多寶釋迦二佛並坐的造像或繪畫作品，這種造像樣式純粹為中國佛教藝術家首創，其出現既與《法華經》思想的盛行，也與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態有重要的關係。中國曆代佛教造像思潮與世俗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寶釋迦二佛並坐造像很可能即與馮太后、孝文帝共同執政的『二聖政治』形態關係密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說，認為這類二佛並坐像僅僅具有傳統美學意義，即為適應傳統平衡對稱的審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東魏造像中，一般多稱『多寶釋迦並坐佛』或只稱『多寶佛』。河北地區系北朝銅石單體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的發源地和流行區域之一，曲陽當地確切紀年的釋迦多寶像出現在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多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採用懸裳披覆於佛座上，衣褶層疊細密流暢。經過北齊僧服改制後，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或袒右或垂領式袈裟，龕形背光，兩側又增加盤龍雙樹，基座上則雕刻金剛力士、雙獅、供養人、化生童子、博山爐等，與北齊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曲陽東魏晚期至北齊、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獨特的題材之一，係指菩薩右腿搭於左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半跏趺坐於筌蹄之上的一種造像樣式。半跏思惟菩薩像起源於印度犍陀羅佛像造像藝術，其後廣泛流行於中亞、東亞佛教美術圈。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曲陽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薩造像數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據學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薩像大多數都是表現釋迦太子思維覺悟的形象。東魏早期曲陽半跏思惟菩薩像多為單體造像，圓形頭光，頭戴三葉寶冠，寶繒上揚飛翹，多手持長頸蓮蕾，蓮蕾刻在背光之上，這種樣式顯然源自印度犍陀羅菩薩像藝術，如現存

歐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館中的印度思惟菩薩像手中多持蓮。東魏武定年間，思惟菩薩裝飾趨於複雜，上身裸露，其造像藝術開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內容，背屏上出現龍樹、飛天、雙倒龍、寶塔、化生童子等圖像，基座則有兩金剛力士、雙獅、香爐等常見內容，表現了佛國世界的無限美好，也彰顯了思惟菩薩地位的上升。北齊則是思惟菩薩造像最鼎盛最繁榮的時期。

要言之，東魏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已初具規模。由鮮卑化軍事貴族掀起的反漢化潮流成為東魏頗為重要的政治特徵，西胡化是上層貴族所推崇的文化風尚，東魏造像呈現出漢化和西胡化兩種樣式共存的現象。藝術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齊曲陽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歡次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王朝。北齊國祚雖短，然諸帝王及皇室貴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風極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發展到了最高潮時期。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從僧稠大師習禪：『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高洋開鑿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皇室貴戚、達官顯宦者如定州刺史趙郡王高叡興建寺院，大造佛像。《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嵩傳》稱：『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座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成歸厥邦。』北齊境內寺院總數達四萬餘所，僧尼數量有兩百餘萬人。北朝佛教造像藝術在進入最鼎盛時期，曲陽白石造像發展也達到最高峰。

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內容極為豐富，呈現出強烈的胡化趨勢，正如宿白所云：『北齊統治者提倡鮮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褒衣博帶式之服飾，接受多種形式之薄衣疊褶的印度服制。』北齊造像上承並發展了東魏武定年間造像技術傳統和構圖特徵，同時吸收印度笈多藝術造像樣式。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多為薄衣貼體樣式，緊貼敷搭於佛座之上，面相渾圓，身軀趨於健壯而豐滿，充滿動感和活力，其與響堂山石窟造像和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薩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現渾圓的立體感，顯然受印度佛像樣式影響。這種薄衣貼體、突出身體曲線和雙陰刻線技法是鄴城地區和曲陽地區北齊佛像造像風格的重要特徵。筆者認為，北齊藝術家曹仲達『薄衣貼體』『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鄴城為中心的造像藝術風格，曲陽受其影響頗多，所謂『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正是指這類佛造像，而非遠離鄴城佛教文化中心區域的青州樣式。

這種佛衣樣式顯然受到北齊年間僧統法上改革僧服的影響。北齊文宣帝高洋任法上為僧統，天保年間，法上主導了僧侶服制的改制，這是佛教史上一次『儀服』的著名改革。曾經一統南北的傳統漢化的褒衣博帶佛衣的局面在東魏晚期被逐漸改變，出現了向印度樣式迴歸的趨勢。當然這種迴歸並非簡單的引進，而是民族樣式與外來樣式相互交融的產物。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與鉤紐式佛衣成為北齊流行的袈裟樣式，直接影響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齊白石造像湧現出新的題材，如代表西方淨土信仰的阿彌陀佛像逐漸興起，結構對稱的雙尊造像開始大量湧現等，這是曲陽造像的獨特之處。目前所見曲陽白石造像中以北齊造像數量最多，僅天保年間紀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軀，僅次於隋代大業年間的四十八軀。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曲陽出土諸多白石佛教造像與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樣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說，有些造像是石窟樣式的微縮版。

雙尊佛菩薩造像盛行於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樣且題材豐富，始於受《妙法蓮華經》影響下而出現的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受此啟發和影響，北齊時期出現了雙釋迦佛、雙阿彌陀佛、雙觀音菩薩以及雙思惟菩薩等造像。這是北朝佛教藝術發展自創的一種造像組合，並無嚴格的佛教經典依據，體現了佛教造像吸取傳統雕刻講究對稱與平衡的美學法則，仍是中國化的雕刻藝術。李裕群先生認為曲陽修德寺雙尊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受南朝造像影響，這種觀點尚值得商榷，雙身造像的淵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寶釋迦並坐佛的大量流行激發了雙身佛菩薩像的創作。

曲陽白石雙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當屬半跏雙思惟菩薩造像。北齊天保年間，半跏思惟菩薩像沿襲東魏武定年間的雕刻樣式，以單尊像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內容更加豐富。雙半跏思惟菩薩是北齊天保年後曲陽白石造像最顯著的特徵，也是僅見於河北地區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風格造像，最早紀年見於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雙思惟菩薩像。雙半跏思惟菩薩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體化的發展，但仍講求對稱與平衡，多采用鏤空透雕的獨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薩上身裸露，左右兩側有兩龍樹，裝飾盤龍，外側為兩弟子或兩菩薩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薩、飛天捧珠、倒龍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則雕刻雙獅、香爐以及金剛力士等眾多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北齊晚期至隋，雙半跏思惟像又朝簡約方向發展，頭光素面，身體亦多無衣褶雕刻，左右兩側僅存弟子或脅侍菩薩像。

雙觀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薩信仰中最為流行的雙身造像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薩思想的盛行。隨著淨土信仰和大乘菩薩思想的傳播，擁有『救苦救難』之稱的觀音菩薩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紀時期觀音造像逐漸擺脫了佛的脅侍角色而獨立出來，單尊觀音造像開始流行並迅速傳播。東魏、北齊時期，民間觀音信仰達到新的高潮，關於觀音靈驗、消災避難的故事廣泛流傳，更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三昧經》等。特別是《高王觀世音經》成為東魏、北齊時期傳播極廣的觀音經典，這顯然與高氏政權的推動密切相關。與此同時，隨著觀音菩薩地位的上升，以觀音為主尊、左右加以脅侍菩薩或弟子的造像以及雙觀音造像開始出現並大量流行。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了多尊豐富多樣的雙觀音造像以及觀音為主尊的多尊造像。雙組合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如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實上，南朝梁也出現了雙觀音造像和以觀音菩薩作為主尊的造像。這類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陰線刻、彩繪、浮雕、鏤空透雕等多種。

交腳彌勒菩薩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薩之一。有學者指出，彌勒菩薩藝術形象中的交腳坐姿、獅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寶冠都與波斯薩珊王朝的帝王有關，作為『聖王』形象的彌勒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從北齊開始，曲陽白石彌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薩形象出現，且多為交腳形象，出現了以交腳彌勒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種樣式，而鄴城遺址出土的交腳彌勒七尊像極為精美。

早期學界一般認為，東魏至北齊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定州風格造像流派，與以響堂山石窟為代表的鄴城風格、天龍山為代表的太原風格以及以青州龍興寺窖藏為代表的青州風格，並稱為北齊佛教造像藝術的四大流派。定州風格造像以曲陽為中心，以黃山白玉石為原料，多采用浮雕與鏤空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風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鄴城遺址及周邊不斷髮現精美白石造像，特別是二○一二年鄴城遺址北吳莊發現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餘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為白石造像。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鄴城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題材、樣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質量和藝術水準又多高於曲陽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風格演變時間上整體早於曲陽，這也為北朝白石造像風格的起源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

"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壯大並達到鼎盛的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河北省曲陽盛產白石，其質地堅緻、色白如雪、細膩瑩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造就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和歷史悠久的雕刻傳統，據《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玉，可為碑誌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著名的滿城漢墓即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中就出土曲陽白石侍從俑。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成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曲陽縣修德寺舊址出土了兩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這批造像正是佛教歷史的重要見證，其與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以及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享譽海內外。

一曲陽修德寺遺址白石造像的發現與研究

古代曲陽在中國傳統五嶽文化構建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西北山脈從漢宣帝至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歷代帝王祭祀的北嶽之地，隋代所立恆嶽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陽仍存北嶽廟。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佛教造像後，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委派，該局羅福頤以及北京歷史博物館李錫經、故宮博物院鄭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後在修德寺遺址發現兩個佛像埋藏坑，發掘出土了兩千多件北朝隋唐時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於當時僅有故宮博物院具有較為先進的粘接技術，因此這批造像出土後便悉數運往故宮博物院，由故宮文保專家負責拼對、粘接、修補等工作。經修復後，國家文物局將部分精品留存故宮博物院，其餘撥交給河北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單位。

經初步修整統計，共得造像二千二百餘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絕大部分屬曲陽白石造像。其中含紀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軀，北魏晚期十七件，東魏四十件，北齊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紀年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最晚為盛唐天寶九載(七五○)，時間長達二百三十餘年。數量眾多的紀年發願文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也可知這些佛像多為中下層官僚及民眾所施造。曲陽白石造像多形體較小，一般殘高約二十至五十釐米之間，當然隋唐時期也出現不少大體量的精美造像。曲陽造像題材十分豐富，包括有釋迦佛、多寶釋迦並坐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半跏思惟菩薩以及天王、金剛力士、化生童子、供養伎樂等，藝術風格獨樹一幟，莊重優美，生動傳神，特別是東魏晚期至北齊時期造像廣泛採用鏤空透雕技術，代表了當時北齊境內佛教造像的一大藝術流派。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白石造像後，主持發掘工作的著名學者羅福頤、李錫經均發表了清理簡報和發掘經過，並就這些造像情況做了簡要介紹。此後，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就這批文物中的紀年造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則有著名佛教美術專家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氏研究》一書中對所謂『定縣樣式』進行了相關探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靜傑先後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陽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進行研究。然而，由於故宮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資料發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陽造像研究也顯得相對薄弱。近年，故宮博物院馮賀軍研究員所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一書可謂是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書不僅總結了歷來曲陽造像研究，還就曲陽造像之分期及其特點，以及造像類別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且附錄了曲陽造像發願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卷七《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陳列•北朝壁畫曲陽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繼出版，首次公佈了諸多造像資料，相信將推動曲陽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陽白石造像的歷史背景及其藝術演變

(一) 亂世崛起—北魏中後期曲陽白石造像

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佛教逐漸興盛，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陽隸屬於定州，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盛產漢白玉石料的獨特條件，為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曲陽白石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見最早紀年曲陽造像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曲陽早期造像與北魏中期大同雲岡石窟大約同期，藝術風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腳彌勒菩薩殘像』，面相與各類裝飾都具有西域風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爐、供養人等。故宮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薩殘像』也是這時期曲陽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陽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這與時代政治、文化緊密相關。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帶服飾；顧愷之創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風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像』的維摩詰居士等佛教形象；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縣出土南朝齊永明元年(四八三)彌勒、無量壽佛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採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採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這也成為北魏中晚期至東魏早期佛教主流圖像樣式，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曲陽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運動的影響，風格和題材上基本承襲文化中心區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以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像。釋迦佛與彌勒佛多采用漢化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包括立像、結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無畏與願印。早期釋迦佛與彌勒佛基本相似，若如無銘文很難區別，佛像一般有蓮瓣形(或曰菩提葉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紋及蓮荷紋、忍冬紋等裝飾，佛像頭部渦旋紋(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雙目微閉，嘴含微笑，傳達出證悟解脫的喜悅和慈悲。這種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徵之一。佛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佛袈裟下襬向外，坐佛袈裟多整體披覆佛座上，衣紋褶皺層疊)，手施無畏與願印，呈現出貴族推賞的名士風度和超越玄學之上的宗教藝術之美。

作為未來佛彌勒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語意譯為『慈氏』。南朝劉宋居士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簡稱《彌勒上生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簡稱《彌勒下生經》)是彌勒信仰流行的經典依據。在南北朝戰亂頻繁和紛亂複雜的時局中，世人普遍將未來佛彌勒視為拯救苦難眾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彌勒兜率天淨土世界。統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維護政權，北朝『皇帝即如來』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薩』的理念正是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以彌勒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廣泛流行於南亞、東南亞及中亞、東亞等佛教信仰地區，關於彌勒信仰的研究也蔚為大觀。曲陽白石彌勒菩薩信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淨土是諸多信徒的理想。

『曲陽白石觀音菩薩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觀音是中國佛教信仰中最廣為流傳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薩，又名『觀世音』『觀自在』。姚秦鳩摩羅什大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宣稱，世人若能誠心持念觀音菩薩名號便能得救，脫離『七難』(包括水、火、風或羅剎、刀、鬼、枷鎖和怨賊)和遠離『三毒』(貪、嗔、痴)，往生淨土世界，還能滿足世人求男、求女的願望。在戰亂頻臨的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能從精神上滿足人們渴望的各種拯救和解脫，因此深受世人的喜愛與敬信。曲陽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確的觀音發願文者五十六件，約佔紀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見觀音是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的觀音多為背屏式單尊立像，頭戴漢式樑冠、柱狀花蔓冠或三葉狀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飾瓔珞披帛。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觀音菩薩造像典型特徵有三種，一為手持楊柳與淨瓶；二為手持蓮蕾與桃形物(或淨瓶)；三為施無畏與願印。北魏晚期的觀音像也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其最顯著的表現即是許多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漢族傳統的樑冠，這是此時期菩薩造像的主流頭冠之一，如『曲陽白石趙曹生造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樑冠，這是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的漢化造像之一。從西北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再到龍門石窟都流行樑冠裝飾。此外，褒衣博帶式佛裝觀音像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造像樣式，北魏晚期曲陽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張買德造觀世音佛坐像，這很可能是受漢地產生的偽經即《觀音成佛經》的影響。

諸多特徵顯示，北魏中後期興起的曲陽白石造像尚處於初期模仿學習主流造像藝術的階段，佛菩薩造像都呈現出明顯的漢化特徵。

( 二) 初具規模—東魏曲陽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鮮卑守舊貴族發起的『六鎮起義』顛覆了大一統的北方王朝，軍閥混戰中成長起來的兩大政治集團即宇文泰和高歡為首的鮮卑軍事貴族各自為陣。公元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並將都城由洛陽遷至河北鄴城，鄴城一躍成為東魏、北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東魏遷都後，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陽遷至鄴城。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序文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北魏末年活躍於洛陽譯場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等隨高氏東遷，遊學於洛陽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範、道憑、法上等也先後應召赴鄴。鄴城一時聚集了東魏境內最優秀的高僧，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級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繪畫藝術家，其輻射影響力可見一斑。

北魏末年，高歡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由於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東魏北齊時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員直接擔任，曲陽因其白石資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視，鄴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東魏是曲陽白石造像逐漸發達並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時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遺風，如佛像仍多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間則彰顯出定州風格，鏤空技法開始流行，鮮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漸影響到佛教造像藝術上，身軀漸趨圓潤，面相亦多豐滿，衣紋趨於簡約。東魏時期未來佛彌勒造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觀世音菩薩造像的劇增。此外，多寶釋迦並坐像逐漸增多，除了《法華經》信仰的不斷增強外，這可能也與僧界宣揚大丞相高歡的政治地位相關。東魏晚期，最具曲陽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之一。據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宣稱，釋迦牟尼佛在七葉窟講說《法華經》時，地下湧出七佛寶塔，多寶佛於塔中踞獅子座出大音聲，讚歎釋迦佛所說真實不虛，並分半座於釋迦，二佛並坐，共同說法。隨著法華信仰之盛行，諸寺多造多寶塔，安置二佛，釋迦佛坐右，多寶佛坐左。然而，從現存的圖像資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區並未產生多寶釋迦二佛並坐的造像或繪畫作品，這種造像樣式純粹為中國佛教藝術家首創，其出現既與《法華經》思想的盛行，也與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態有重要的關係。中國曆代佛教造像思潮與世俗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寶釋迦二佛並坐造像很可能即與馮太后、孝文帝共同執政的『二聖政治』形態關係密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說，認為這類二佛並坐像僅僅具有傳統美學意義，即為適應傳統平衡對稱的審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東魏造像中，一般多稱『多寶釋迦並坐佛』或只稱『多寶佛』。河北地區系北朝銅石單體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的發源地和流行區域之一，曲陽當地確切紀年的釋迦多寶像出現在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多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採用懸裳披覆於佛座上，衣褶層疊細密流暢。經過北齊僧服改制後，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或袒右或垂領式袈裟，龕形背光，兩側又增加盤龍雙樹，基座上則雕刻金剛力士、雙獅、供養人、化生童子、博山爐等，與北齊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曲陽東魏晚期至北齊、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獨特的題材之一，係指菩薩右腿搭於左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半跏趺坐於筌蹄之上的一種造像樣式。半跏思惟菩薩像起源於印度犍陀羅佛像造像藝術，其後廣泛流行於中亞、東亞佛教美術圈。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曲陽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薩造像數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據學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薩像大多數都是表現釋迦太子思維覺悟的形象。東魏早期曲陽半跏思惟菩薩像多為單體造像，圓形頭光，頭戴三葉寶冠，寶繒上揚飛翹，多手持長頸蓮蕾，蓮蕾刻在背光之上，這種樣式顯然源自印度犍陀羅菩薩像藝術，如現存

歐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館中的印度思惟菩薩像手中多持蓮。東魏武定年間，思惟菩薩裝飾趨於複雜，上身裸露，其造像藝術開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內容，背屏上出現龍樹、飛天、雙倒龍、寶塔、化生童子等圖像，基座則有兩金剛力士、雙獅、香爐等常見內容，表現了佛國世界的無限美好，也彰顯了思惟菩薩地位的上升。北齊則是思惟菩薩造像最鼎盛最繁榮的時期。

要言之，東魏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已初具規模。由鮮卑化軍事貴族掀起的反漢化潮流成為東魏頗為重要的政治特徵，西胡化是上層貴族所推崇的文化風尚，東魏造像呈現出漢化和西胡化兩種樣式共存的現象。藝術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齊曲陽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歡次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王朝。北齊國祚雖短，然諸帝王及皇室貴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風極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發展到了最高潮時期。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從僧稠大師習禪：『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高洋開鑿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皇室貴戚、達官顯宦者如定州刺史趙郡王高叡興建寺院，大造佛像。《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嵩傳》稱：『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座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成歸厥邦。』北齊境內寺院總數達四萬餘所，僧尼數量有兩百餘萬人。北朝佛教造像藝術在進入最鼎盛時期，曲陽白石造像發展也達到最高峰。

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內容極為豐富，呈現出強烈的胡化趨勢，正如宿白所云：『北齊統治者提倡鮮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褒衣博帶式之服飾，接受多種形式之薄衣疊褶的印度服制。』北齊造像上承並發展了東魏武定年間造像技術傳統和構圖特徵，同時吸收印度笈多藝術造像樣式。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多為薄衣貼體樣式，緊貼敷搭於佛座之上，面相渾圓，身軀趨於健壯而豐滿，充滿動感和活力，其與響堂山石窟造像和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薩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現渾圓的立體感，顯然受印度佛像樣式影響。這種薄衣貼體、突出身體曲線和雙陰刻線技法是鄴城地區和曲陽地區北齊佛像造像風格的重要特徵。筆者認為，北齊藝術家曹仲達『薄衣貼體』『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鄴城為中心的造像藝術風格，曲陽受其影響頗多，所謂『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正是指這類佛造像，而非遠離鄴城佛教文化中心區域的青州樣式。

這種佛衣樣式顯然受到北齊年間僧統法上改革僧服的影響。北齊文宣帝高洋任法上為僧統，天保年間，法上主導了僧侶服制的改制，這是佛教史上一次『儀服』的著名改革。曾經一統南北的傳統漢化的褒衣博帶佛衣的局面在東魏晚期被逐漸改變，出現了向印度樣式迴歸的趨勢。當然這種迴歸並非簡單的引進，而是民族樣式與外來樣式相互交融的產物。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與鉤紐式佛衣成為北齊流行的袈裟樣式，直接影響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齊白石造像湧現出新的題材，如代表西方淨土信仰的阿彌陀佛像逐漸興起，結構對稱的雙尊造像開始大量湧現等，這是曲陽造像的獨特之處。目前所見曲陽白石造像中以北齊造像數量最多，僅天保年間紀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軀，僅次於隋代大業年間的四十八軀。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曲陽出土諸多白石佛教造像與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樣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說，有些造像是石窟樣式的微縮版。

雙尊佛菩薩造像盛行於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樣且題材豐富，始於受《妙法蓮華經》影響下而出現的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受此啟發和影響，北齊時期出現了雙釋迦佛、雙阿彌陀佛、雙觀音菩薩以及雙思惟菩薩等造像。這是北朝佛教藝術發展自創的一種造像組合，並無嚴格的佛教經典依據，體現了佛教造像吸取傳統雕刻講究對稱與平衡的美學法則，仍是中國化的雕刻藝術。李裕群先生認為曲陽修德寺雙尊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受南朝造像影響，這種觀點尚值得商榷，雙身造像的淵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寶釋迦並坐佛的大量流行激發了雙身佛菩薩像的創作。

曲陽白石雙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當屬半跏雙思惟菩薩造像。北齊天保年間，半跏思惟菩薩像沿襲東魏武定年間的雕刻樣式，以單尊像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內容更加豐富。雙半跏思惟菩薩是北齊天保年後曲陽白石造像最顯著的特徵，也是僅見於河北地區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風格造像，最早紀年見於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雙思惟菩薩像。雙半跏思惟菩薩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體化的發展，但仍講求對稱與平衡，多采用鏤空透雕的獨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薩上身裸露，左右兩側有兩龍樹，裝飾盤龍，外側為兩弟子或兩菩薩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薩、飛天捧珠、倒龍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則雕刻雙獅、香爐以及金剛力士等眾多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北齊晚期至隋，雙半跏思惟像又朝簡約方向發展，頭光素面，身體亦多無衣褶雕刻，左右兩側僅存弟子或脅侍菩薩像。

雙觀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薩信仰中最為流行的雙身造像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薩思想的盛行。隨著淨土信仰和大乘菩薩思想的傳播，擁有『救苦救難』之稱的觀音菩薩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紀時期觀音造像逐漸擺脫了佛的脅侍角色而獨立出來，單尊觀音造像開始流行並迅速傳播。東魏、北齊時期，民間觀音信仰達到新的高潮，關於觀音靈驗、消災避難的故事廣泛流傳，更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三昧經》等。特別是《高王觀世音經》成為東魏、北齊時期傳播極廣的觀音經典，這顯然與高氏政權的推動密切相關。與此同時，隨著觀音菩薩地位的上升，以觀音為主尊、左右加以脅侍菩薩或弟子的造像以及雙觀音造像開始出現並大量流行。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了多尊豐富多樣的雙觀音造像以及觀音為主尊的多尊造像。雙組合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如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實上，南朝梁也出現了雙觀音造像和以觀音菩薩作為主尊的造像。這類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陰線刻、彩繪、浮雕、鏤空透雕等多種。

交腳彌勒菩薩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薩之一。有學者指出，彌勒菩薩藝術形象中的交腳坐姿、獅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寶冠都與波斯薩珊王朝的帝王有關，作為『聖王』形象的彌勒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從北齊開始，曲陽白石彌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薩形象出現，且多為交腳形象，出現了以交腳彌勒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種樣式，而鄴城遺址出土的交腳彌勒七尊像極為精美。

早期學界一般認為，東魏至北齊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定州風格造像流派，與以響堂山石窟為代表的鄴城風格、天龍山為代表的太原風格以及以青州龍興寺窖藏為代表的青州風格，並稱為北齊佛教造像藝術的四大流派。定州風格造像以曲陽為中心，以黃山白玉石為原料，多采用浮雕與鏤空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風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鄴城遺址及周邊不斷髮現精美白石造像，特別是二○一二年鄴城遺址北吳莊發現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餘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為白石造像。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鄴城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題材、樣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質量和藝術水準又多高於曲陽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風格演變時間上整體早於曲陽，這也為北朝白石造像風格的起源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

"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壯大並達到鼎盛的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河北省曲陽盛產白石，其質地堅緻、色白如雪、細膩瑩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造就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和歷史悠久的雕刻傳統，據《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玉，可為碑誌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著名的滿城漢墓即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中就出土曲陽白石侍從俑。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成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曲陽縣修德寺舊址出土了兩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這批造像正是佛教歷史的重要見證，其與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以及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享譽海內外。

一曲陽修德寺遺址白石造像的發現與研究

古代曲陽在中國傳統五嶽文化構建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西北山脈從漢宣帝至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歷代帝王祭祀的北嶽之地，隋代所立恆嶽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陽仍存北嶽廟。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佛教造像後，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委派，該局羅福頤以及北京歷史博物館李錫經、故宮博物院鄭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後在修德寺遺址發現兩個佛像埋藏坑，發掘出土了兩千多件北朝隋唐時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於當時僅有故宮博物院具有較為先進的粘接技術，因此這批造像出土後便悉數運往故宮博物院，由故宮文保專家負責拼對、粘接、修補等工作。經修復後，國家文物局將部分精品留存故宮博物院，其餘撥交給河北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單位。

經初步修整統計，共得造像二千二百餘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絕大部分屬曲陽白石造像。其中含紀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軀，北魏晚期十七件，東魏四十件，北齊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紀年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最晚為盛唐天寶九載(七五○)，時間長達二百三十餘年。數量眾多的紀年發願文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也可知這些佛像多為中下層官僚及民眾所施造。曲陽白石造像多形體較小，一般殘高約二十至五十釐米之間，當然隋唐時期也出現不少大體量的精美造像。曲陽造像題材十分豐富，包括有釋迦佛、多寶釋迦並坐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半跏思惟菩薩以及天王、金剛力士、化生童子、供養伎樂等，藝術風格獨樹一幟，莊重優美，生動傳神，特別是東魏晚期至北齊時期造像廣泛採用鏤空透雕技術，代表了當時北齊境內佛教造像的一大藝術流派。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白石造像後，主持發掘工作的著名學者羅福頤、李錫經均發表了清理簡報和發掘經過，並就這些造像情況做了簡要介紹。此後，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就這批文物中的紀年造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則有著名佛教美術專家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氏研究》一書中對所謂『定縣樣式』進行了相關探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靜傑先後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陽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進行研究。然而，由於故宮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資料發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陽造像研究也顯得相對薄弱。近年，故宮博物院馮賀軍研究員所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一書可謂是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書不僅總結了歷來曲陽造像研究，還就曲陽造像之分期及其特點，以及造像類別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且附錄了曲陽造像發願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卷七《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陳列•北朝壁畫曲陽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繼出版，首次公佈了諸多造像資料，相信將推動曲陽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陽白石造像的歷史背景及其藝術演變

(一) 亂世崛起—北魏中後期曲陽白石造像

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佛教逐漸興盛，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陽隸屬於定州，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盛產漢白玉石料的獨特條件，為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曲陽白石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見最早紀年曲陽造像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曲陽早期造像與北魏中期大同雲岡石窟大約同期，藝術風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腳彌勒菩薩殘像』，面相與各類裝飾都具有西域風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爐、供養人等。故宮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薩殘像』也是這時期曲陽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陽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這與時代政治、文化緊密相關。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帶服飾；顧愷之創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風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像』的維摩詰居士等佛教形象；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縣出土南朝齊永明元年(四八三)彌勒、無量壽佛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採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採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這也成為北魏中晚期至東魏早期佛教主流圖像樣式，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曲陽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運動的影響，風格和題材上基本承襲文化中心區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以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像。釋迦佛與彌勒佛多采用漢化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包括立像、結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無畏與願印。早期釋迦佛與彌勒佛基本相似，若如無銘文很難區別，佛像一般有蓮瓣形(或曰菩提葉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紋及蓮荷紋、忍冬紋等裝飾，佛像頭部渦旋紋(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雙目微閉，嘴含微笑，傳達出證悟解脫的喜悅和慈悲。這種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徵之一。佛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佛袈裟下襬向外，坐佛袈裟多整體披覆佛座上，衣紋褶皺層疊)，手施無畏與願印，呈現出貴族推賞的名士風度和超越玄學之上的宗教藝術之美。

作為未來佛彌勒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語意譯為『慈氏』。南朝劉宋居士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簡稱《彌勒上生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簡稱《彌勒下生經》)是彌勒信仰流行的經典依據。在南北朝戰亂頻繁和紛亂複雜的時局中，世人普遍將未來佛彌勒視為拯救苦難眾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彌勒兜率天淨土世界。統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維護政權，北朝『皇帝即如來』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薩』的理念正是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以彌勒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廣泛流行於南亞、東南亞及中亞、東亞等佛教信仰地區，關於彌勒信仰的研究也蔚為大觀。曲陽白石彌勒菩薩信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淨土是諸多信徒的理想。

『曲陽白石觀音菩薩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觀音是中國佛教信仰中最廣為流傳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薩，又名『觀世音』『觀自在』。姚秦鳩摩羅什大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宣稱，世人若能誠心持念觀音菩薩名號便能得救，脫離『七難』(包括水、火、風或羅剎、刀、鬼、枷鎖和怨賊)和遠離『三毒』(貪、嗔、痴)，往生淨土世界，還能滿足世人求男、求女的願望。在戰亂頻臨的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能從精神上滿足人們渴望的各種拯救和解脫，因此深受世人的喜愛與敬信。曲陽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確的觀音發願文者五十六件，約佔紀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見觀音是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的觀音多為背屏式單尊立像，頭戴漢式樑冠、柱狀花蔓冠或三葉狀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飾瓔珞披帛。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觀音菩薩造像典型特徵有三種，一為手持楊柳與淨瓶；二為手持蓮蕾與桃形物(或淨瓶)；三為施無畏與願印。北魏晚期的觀音像也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其最顯著的表現即是許多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漢族傳統的樑冠，這是此時期菩薩造像的主流頭冠之一，如『曲陽白石趙曹生造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樑冠，這是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的漢化造像之一。從西北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再到龍門石窟都流行樑冠裝飾。此外，褒衣博帶式佛裝觀音像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造像樣式，北魏晚期曲陽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張買德造觀世音佛坐像，這很可能是受漢地產生的偽經即《觀音成佛經》的影響。

諸多特徵顯示，北魏中後期興起的曲陽白石造像尚處於初期模仿學習主流造像藝術的階段，佛菩薩造像都呈現出明顯的漢化特徵。

( 二) 初具規模—東魏曲陽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鮮卑守舊貴族發起的『六鎮起義』顛覆了大一統的北方王朝，軍閥混戰中成長起來的兩大政治集團即宇文泰和高歡為首的鮮卑軍事貴族各自為陣。公元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並將都城由洛陽遷至河北鄴城，鄴城一躍成為東魏、北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東魏遷都後，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陽遷至鄴城。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序文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北魏末年活躍於洛陽譯場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等隨高氏東遷，遊學於洛陽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範、道憑、法上等也先後應召赴鄴。鄴城一時聚集了東魏境內最優秀的高僧，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級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繪畫藝術家，其輻射影響力可見一斑。

北魏末年，高歡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由於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東魏北齊時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員直接擔任，曲陽因其白石資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視，鄴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東魏是曲陽白石造像逐漸發達並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時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遺風，如佛像仍多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間則彰顯出定州風格，鏤空技法開始流行，鮮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漸影響到佛教造像藝術上，身軀漸趨圓潤，面相亦多豐滿，衣紋趨於簡約。東魏時期未來佛彌勒造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觀世音菩薩造像的劇增。此外，多寶釋迦並坐像逐漸增多，除了《法華經》信仰的不斷增強外，這可能也與僧界宣揚大丞相高歡的政治地位相關。東魏晚期，最具曲陽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之一。據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宣稱，釋迦牟尼佛在七葉窟講說《法華經》時，地下湧出七佛寶塔，多寶佛於塔中踞獅子座出大音聲，讚歎釋迦佛所說真實不虛，並分半座於釋迦，二佛並坐，共同說法。隨著法華信仰之盛行，諸寺多造多寶塔，安置二佛，釋迦佛坐右，多寶佛坐左。然而，從現存的圖像資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區並未產生多寶釋迦二佛並坐的造像或繪畫作品，這種造像樣式純粹為中國佛教藝術家首創，其出現既與《法華經》思想的盛行，也與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態有重要的關係。中國曆代佛教造像思潮與世俗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寶釋迦二佛並坐造像很可能即與馮太后、孝文帝共同執政的『二聖政治』形態關係密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說，認為這類二佛並坐像僅僅具有傳統美學意義，即為適應傳統平衡對稱的審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東魏造像中，一般多稱『多寶釋迦並坐佛』或只稱『多寶佛』。河北地區系北朝銅石單體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的發源地和流行區域之一，曲陽當地確切紀年的釋迦多寶像出現在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多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採用懸裳披覆於佛座上，衣褶層疊細密流暢。經過北齊僧服改制後，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或袒右或垂領式袈裟，龕形背光，兩側又增加盤龍雙樹，基座上則雕刻金剛力士、雙獅、供養人、化生童子、博山爐等，與北齊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曲陽東魏晚期至北齊、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獨特的題材之一，係指菩薩右腿搭於左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半跏趺坐於筌蹄之上的一種造像樣式。半跏思惟菩薩像起源於印度犍陀羅佛像造像藝術，其後廣泛流行於中亞、東亞佛教美術圈。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曲陽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薩造像數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據學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薩像大多數都是表現釋迦太子思維覺悟的形象。東魏早期曲陽半跏思惟菩薩像多為單體造像，圓形頭光，頭戴三葉寶冠，寶繒上揚飛翹，多手持長頸蓮蕾，蓮蕾刻在背光之上，這種樣式顯然源自印度犍陀羅菩薩像藝術，如現存

歐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館中的印度思惟菩薩像手中多持蓮。東魏武定年間，思惟菩薩裝飾趨於複雜，上身裸露，其造像藝術開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內容，背屏上出現龍樹、飛天、雙倒龍、寶塔、化生童子等圖像，基座則有兩金剛力士、雙獅、香爐等常見內容，表現了佛國世界的無限美好，也彰顯了思惟菩薩地位的上升。北齊則是思惟菩薩造像最鼎盛最繁榮的時期。

要言之，東魏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已初具規模。由鮮卑化軍事貴族掀起的反漢化潮流成為東魏頗為重要的政治特徵，西胡化是上層貴族所推崇的文化風尚，東魏造像呈現出漢化和西胡化兩種樣式共存的現象。藝術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齊曲陽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歡次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王朝。北齊國祚雖短，然諸帝王及皇室貴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風極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發展到了最高潮時期。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從僧稠大師習禪：『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高洋開鑿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皇室貴戚、達官顯宦者如定州刺史趙郡王高叡興建寺院，大造佛像。《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嵩傳》稱：『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座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成歸厥邦。』北齊境內寺院總數達四萬餘所，僧尼數量有兩百餘萬人。北朝佛教造像藝術在進入最鼎盛時期，曲陽白石造像發展也達到最高峰。

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內容極為豐富，呈現出強烈的胡化趨勢，正如宿白所云：『北齊統治者提倡鮮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褒衣博帶式之服飾，接受多種形式之薄衣疊褶的印度服制。』北齊造像上承並發展了東魏武定年間造像技術傳統和構圖特徵，同時吸收印度笈多藝術造像樣式。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多為薄衣貼體樣式，緊貼敷搭於佛座之上，面相渾圓，身軀趨於健壯而豐滿，充滿動感和活力，其與響堂山石窟造像和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薩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現渾圓的立體感，顯然受印度佛像樣式影響。這種薄衣貼體、突出身體曲線和雙陰刻線技法是鄴城地區和曲陽地區北齊佛像造像風格的重要特徵。筆者認為，北齊藝術家曹仲達『薄衣貼體』『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鄴城為中心的造像藝術風格，曲陽受其影響頗多，所謂『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正是指這類佛造像，而非遠離鄴城佛教文化中心區域的青州樣式。

這種佛衣樣式顯然受到北齊年間僧統法上改革僧服的影響。北齊文宣帝高洋任法上為僧統，天保年間，法上主導了僧侶服制的改制，這是佛教史上一次『儀服』的著名改革。曾經一統南北的傳統漢化的褒衣博帶佛衣的局面在東魏晚期被逐漸改變，出現了向印度樣式迴歸的趨勢。當然這種迴歸並非簡單的引進，而是民族樣式與外來樣式相互交融的產物。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與鉤紐式佛衣成為北齊流行的袈裟樣式，直接影響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齊白石造像湧現出新的題材，如代表西方淨土信仰的阿彌陀佛像逐漸興起，結構對稱的雙尊造像開始大量湧現等，這是曲陽造像的獨特之處。目前所見曲陽白石造像中以北齊造像數量最多，僅天保年間紀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軀，僅次於隋代大業年間的四十八軀。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曲陽出土諸多白石佛教造像與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樣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說，有些造像是石窟樣式的微縮版。

雙尊佛菩薩造像盛行於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樣且題材豐富，始於受《妙法蓮華經》影響下而出現的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受此啟發和影響，北齊時期出現了雙釋迦佛、雙阿彌陀佛、雙觀音菩薩以及雙思惟菩薩等造像。這是北朝佛教藝術發展自創的一種造像組合，並無嚴格的佛教經典依據，體現了佛教造像吸取傳統雕刻講究對稱與平衡的美學法則，仍是中國化的雕刻藝術。李裕群先生認為曲陽修德寺雙尊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受南朝造像影響，這種觀點尚值得商榷，雙身造像的淵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寶釋迦並坐佛的大量流行激發了雙身佛菩薩像的創作。

曲陽白石雙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當屬半跏雙思惟菩薩造像。北齊天保年間，半跏思惟菩薩像沿襲東魏武定年間的雕刻樣式，以單尊像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內容更加豐富。雙半跏思惟菩薩是北齊天保年後曲陽白石造像最顯著的特徵，也是僅見於河北地區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風格造像，最早紀年見於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雙思惟菩薩像。雙半跏思惟菩薩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體化的發展，但仍講求對稱與平衡，多采用鏤空透雕的獨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薩上身裸露，左右兩側有兩龍樹，裝飾盤龍，外側為兩弟子或兩菩薩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薩、飛天捧珠、倒龍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則雕刻雙獅、香爐以及金剛力士等眾多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北齊晚期至隋，雙半跏思惟像又朝簡約方向發展，頭光素面，身體亦多無衣褶雕刻，左右兩側僅存弟子或脅侍菩薩像。

雙觀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薩信仰中最為流行的雙身造像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薩思想的盛行。隨著淨土信仰和大乘菩薩思想的傳播，擁有『救苦救難』之稱的觀音菩薩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紀時期觀音造像逐漸擺脫了佛的脅侍角色而獨立出來，單尊觀音造像開始流行並迅速傳播。東魏、北齊時期，民間觀音信仰達到新的高潮，關於觀音靈驗、消災避難的故事廣泛流傳，更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三昧經》等。特別是《高王觀世音經》成為東魏、北齊時期傳播極廣的觀音經典，這顯然與高氏政權的推動密切相關。與此同時，隨著觀音菩薩地位的上升，以觀音為主尊、左右加以脅侍菩薩或弟子的造像以及雙觀音造像開始出現並大量流行。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了多尊豐富多樣的雙觀音造像以及觀音為主尊的多尊造像。雙組合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如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實上，南朝梁也出現了雙觀音造像和以觀音菩薩作為主尊的造像。這類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陰線刻、彩繪、浮雕、鏤空透雕等多種。

交腳彌勒菩薩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薩之一。有學者指出，彌勒菩薩藝術形象中的交腳坐姿、獅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寶冠都與波斯薩珊王朝的帝王有關，作為『聖王』形象的彌勒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從北齊開始，曲陽白石彌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薩形象出現，且多為交腳形象，出現了以交腳彌勒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種樣式，而鄴城遺址出土的交腳彌勒七尊像極為精美。

早期學界一般認為，東魏至北齊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定州風格造像流派，與以響堂山石窟為代表的鄴城風格、天龍山為代表的太原風格以及以青州龍興寺窖藏為代表的青州風格，並稱為北齊佛教造像藝術的四大流派。定州風格造像以曲陽為中心，以黃山白玉石為原料，多采用浮雕與鏤空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風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鄴城遺址及周邊不斷髮現精美白石造像，特別是二○一二年鄴城遺址北吳莊發現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餘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為白石造像。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鄴城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題材、樣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質量和藝術水準又多高於曲陽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風格演變時間上整體早於曲陽，這也為北朝白石造像風格的起源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

"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壯大並達到鼎盛的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河北省曲陽盛產白石，其質地堅緻、色白如雪、細膩瑩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造就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和歷史悠久的雕刻傳統，據《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玉，可為碑誌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著名的滿城漢墓即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中就出土曲陽白石侍從俑。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成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曲陽縣修德寺舊址出土了兩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這批造像正是佛教歷史的重要見證，其與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以及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享譽海內外。

一曲陽修德寺遺址白石造像的發現與研究

古代曲陽在中國傳統五嶽文化構建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西北山脈從漢宣帝至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歷代帝王祭祀的北嶽之地，隋代所立恆嶽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陽仍存北嶽廟。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佛教造像後，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委派，該局羅福頤以及北京歷史博物館李錫經、故宮博物院鄭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後在修德寺遺址發現兩個佛像埋藏坑，發掘出土了兩千多件北朝隋唐時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於當時僅有故宮博物院具有較為先進的粘接技術，因此這批造像出土後便悉數運往故宮博物院，由故宮文保專家負責拼對、粘接、修補等工作。經修復後，國家文物局將部分精品留存故宮博物院，其餘撥交給河北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單位。

經初步修整統計，共得造像二千二百餘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絕大部分屬曲陽白石造像。其中含紀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軀，北魏晚期十七件，東魏四十件，北齊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紀年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最晚為盛唐天寶九載(七五○)，時間長達二百三十餘年。數量眾多的紀年發願文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也可知這些佛像多為中下層官僚及民眾所施造。曲陽白石造像多形體較小，一般殘高約二十至五十釐米之間，當然隋唐時期也出現不少大體量的精美造像。曲陽造像題材十分豐富，包括有釋迦佛、多寶釋迦並坐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半跏思惟菩薩以及天王、金剛力士、化生童子、供養伎樂等，藝術風格獨樹一幟，莊重優美，生動傳神，特別是東魏晚期至北齊時期造像廣泛採用鏤空透雕技術，代表了當時北齊境內佛教造像的一大藝術流派。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白石造像後，主持發掘工作的著名學者羅福頤、李錫經均發表了清理簡報和發掘經過，並就這些造像情況做了簡要介紹。此後，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就這批文物中的紀年造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則有著名佛教美術專家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氏研究》一書中對所謂『定縣樣式』進行了相關探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靜傑先後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陽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進行研究。然而，由於故宮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資料發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陽造像研究也顯得相對薄弱。近年，故宮博物院馮賀軍研究員所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一書可謂是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書不僅總結了歷來曲陽造像研究，還就曲陽造像之分期及其特點，以及造像類別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且附錄了曲陽造像發願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卷七《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陳列•北朝壁畫曲陽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繼出版，首次公佈了諸多造像資料，相信將推動曲陽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陽白石造像的歷史背景及其藝術演變

(一) 亂世崛起—北魏中後期曲陽白石造像

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佛教逐漸興盛，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陽隸屬於定州，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盛產漢白玉石料的獨特條件，為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曲陽白石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見最早紀年曲陽造像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曲陽早期造像與北魏中期大同雲岡石窟大約同期，藝術風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腳彌勒菩薩殘像』，面相與各類裝飾都具有西域風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爐、供養人等。故宮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薩殘像』也是這時期曲陽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陽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這與時代政治、文化緊密相關。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帶服飾；顧愷之創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風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像』的維摩詰居士等佛教形象；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縣出土南朝齊永明元年(四八三)彌勒、無量壽佛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採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採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這也成為北魏中晚期至東魏早期佛教主流圖像樣式，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曲陽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運動的影響，風格和題材上基本承襲文化中心區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以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像。釋迦佛與彌勒佛多采用漢化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包括立像、結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無畏與願印。早期釋迦佛與彌勒佛基本相似，若如無銘文很難區別，佛像一般有蓮瓣形(或曰菩提葉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紋及蓮荷紋、忍冬紋等裝飾，佛像頭部渦旋紋(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雙目微閉，嘴含微笑，傳達出證悟解脫的喜悅和慈悲。這種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徵之一。佛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佛袈裟下襬向外，坐佛袈裟多整體披覆佛座上，衣紋褶皺層疊)，手施無畏與願印，呈現出貴族推賞的名士風度和超越玄學之上的宗教藝術之美。

作為未來佛彌勒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語意譯為『慈氏』。南朝劉宋居士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簡稱《彌勒上生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簡稱《彌勒下生經》)是彌勒信仰流行的經典依據。在南北朝戰亂頻繁和紛亂複雜的時局中，世人普遍將未來佛彌勒視為拯救苦難眾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彌勒兜率天淨土世界。統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維護政權，北朝『皇帝即如來』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薩』的理念正是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以彌勒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廣泛流行於南亞、東南亞及中亞、東亞等佛教信仰地區，關於彌勒信仰的研究也蔚為大觀。曲陽白石彌勒菩薩信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淨土是諸多信徒的理想。

『曲陽白石觀音菩薩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觀音是中國佛教信仰中最廣為流傳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薩，又名『觀世音』『觀自在』。姚秦鳩摩羅什大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宣稱，世人若能誠心持念觀音菩薩名號便能得救，脫離『七難』(包括水、火、風或羅剎、刀、鬼、枷鎖和怨賊)和遠離『三毒』(貪、嗔、痴)，往生淨土世界，還能滿足世人求男、求女的願望。在戰亂頻臨的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能從精神上滿足人們渴望的各種拯救和解脫，因此深受世人的喜愛與敬信。曲陽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確的觀音發願文者五十六件，約佔紀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見觀音是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的觀音多為背屏式單尊立像，頭戴漢式樑冠、柱狀花蔓冠或三葉狀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飾瓔珞披帛。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觀音菩薩造像典型特徵有三種，一為手持楊柳與淨瓶；二為手持蓮蕾與桃形物(或淨瓶)；三為施無畏與願印。北魏晚期的觀音像也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其最顯著的表現即是許多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漢族傳統的樑冠，這是此時期菩薩造像的主流頭冠之一，如『曲陽白石趙曹生造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樑冠，這是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的漢化造像之一。從西北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再到龍門石窟都流行樑冠裝飾。此外，褒衣博帶式佛裝觀音像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造像樣式，北魏晚期曲陽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張買德造觀世音佛坐像，這很可能是受漢地產生的偽經即《觀音成佛經》的影響。

諸多特徵顯示，北魏中後期興起的曲陽白石造像尚處於初期模仿學習主流造像藝術的階段，佛菩薩造像都呈現出明顯的漢化特徵。

( 二) 初具規模—東魏曲陽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鮮卑守舊貴族發起的『六鎮起義』顛覆了大一統的北方王朝，軍閥混戰中成長起來的兩大政治集團即宇文泰和高歡為首的鮮卑軍事貴族各自為陣。公元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並將都城由洛陽遷至河北鄴城，鄴城一躍成為東魏、北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東魏遷都後，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陽遷至鄴城。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序文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北魏末年活躍於洛陽譯場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等隨高氏東遷，遊學於洛陽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範、道憑、法上等也先後應召赴鄴。鄴城一時聚集了東魏境內最優秀的高僧，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級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繪畫藝術家，其輻射影響力可見一斑。

北魏末年，高歡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由於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東魏北齊時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員直接擔任，曲陽因其白石資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視，鄴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東魏是曲陽白石造像逐漸發達並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時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遺風，如佛像仍多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間則彰顯出定州風格，鏤空技法開始流行，鮮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漸影響到佛教造像藝術上，身軀漸趨圓潤，面相亦多豐滿，衣紋趨於簡約。東魏時期未來佛彌勒造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觀世音菩薩造像的劇增。此外，多寶釋迦並坐像逐漸增多，除了《法華經》信仰的不斷增強外，這可能也與僧界宣揚大丞相高歡的政治地位相關。東魏晚期，最具曲陽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之一。據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宣稱，釋迦牟尼佛在七葉窟講說《法華經》時，地下湧出七佛寶塔，多寶佛於塔中踞獅子座出大音聲，讚歎釋迦佛所說真實不虛，並分半座於釋迦，二佛並坐，共同說法。隨著法華信仰之盛行，諸寺多造多寶塔，安置二佛，釋迦佛坐右，多寶佛坐左。然而，從現存的圖像資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區並未產生多寶釋迦二佛並坐的造像或繪畫作品，這種造像樣式純粹為中國佛教藝術家首創，其出現既與《法華經》思想的盛行，也與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態有重要的關係。中國曆代佛教造像思潮與世俗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寶釋迦二佛並坐造像很可能即與馮太后、孝文帝共同執政的『二聖政治』形態關係密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說，認為這類二佛並坐像僅僅具有傳統美學意義，即為適應傳統平衡對稱的審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東魏造像中，一般多稱『多寶釋迦並坐佛』或只稱『多寶佛』。河北地區系北朝銅石單體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的發源地和流行區域之一，曲陽當地確切紀年的釋迦多寶像出現在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多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採用懸裳披覆於佛座上，衣褶層疊細密流暢。經過北齊僧服改制後，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或袒右或垂領式袈裟，龕形背光，兩側又增加盤龍雙樹，基座上則雕刻金剛力士、雙獅、供養人、化生童子、博山爐等，與北齊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曲陽東魏晚期至北齊、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獨特的題材之一，係指菩薩右腿搭於左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半跏趺坐於筌蹄之上的一種造像樣式。半跏思惟菩薩像起源於印度犍陀羅佛像造像藝術，其後廣泛流行於中亞、東亞佛教美術圈。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曲陽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薩造像數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據學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薩像大多數都是表現釋迦太子思維覺悟的形象。東魏早期曲陽半跏思惟菩薩像多為單體造像，圓形頭光，頭戴三葉寶冠，寶繒上揚飛翹，多手持長頸蓮蕾，蓮蕾刻在背光之上，這種樣式顯然源自印度犍陀羅菩薩像藝術，如現存

歐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館中的印度思惟菩薩像手中多持蓮。東魏武定年間，思惟菩薩裝飾趨於複雜，上身裸露，其造像藝術開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內容，背屏上出現龍樹、飛天、雙倒龍、寶塔、化生童子等圖像，基座則有兩金剛力士、雙獅、香爐等常見內容，表現了佛國世界的無限美好，也彰顯了思惟菩薩地位的上升。北齊則是思惟菩薩造像最鼎盛最繁榮的時期。

要言之，東魏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已初具規模。由鮮卑化軍事貴族掀起的反漢化潮流成為東魏頗為重要的政治特徵，西胡化是上層貴族所推崇的文化風尚，東魏造像呈現出漢化和西胡化兩種樣式共存的現象。藝術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齊曲陽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歡次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王朝。北齊國祚雖短，然諸帝王及皇室貴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風極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發展到了最高潮時期。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從僧稠大師習禪：『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高洋開鑿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皇室貴戚、達官顯宦者如定州刺史趙郡王高叡興建寺院，大造佛像。《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嵩傳》稱：『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座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成歸厥邦。』北齊境內寺院總數達四萬餘所，僧尼數量有兩百餘萬人。北朝佛教造像藝術在進入最鼎盛時期，曲陽白石造像發展也達到最高峰。

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內容極為豐富，呈現出強烈的胡化趨勢，正如宿白所云：『北齊統治者提倡鮮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褒衣博帶式之服飾，接受多種形式之薄衣疊褶的印度服制。』北齊造像上承並發展了東魏武定年間造像技術傳統和構圖特徵，同時吸收印度笈多藝術造像樣式。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多為薄衣貼體樣式，緊貼敷搭於佛座之上，面相渾圓，身軀趨於健壯而豐滿，充滿動感和活力，其與響堂山石窟造像和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薩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現渾圓的立體感，顯然受印度佛像樣式影響。這種薄衣貼體、突出身體曲線和雙陰刻線技法是鄴城地區和曲陽地區北齊佛像造像風格的重要特徵。筆者認為，北齊藝術家曹仲達『薄衣貼體』『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鄴城為中心的造像藝術風格，曲陽受其影響頗多，所謂『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正是指這類佛造像，而非遠離鄴城佛教文化中心區域的青州樣式。

這種佛衣樣式顯然受到北齊年間僧統法上改革僧服的影響。北齊文宣帝高洋任法上為僧統，天保年間，法上主導了僧侶服制的改制，這是佛教史上一次『儀服』的著名改革。曾經一統南北的傳統漢化的褒衣博帶佛衣的局面在東魏晚期被逐漸改變，出現了向印度樣式迴歸的趨勢。當然這種迴歸並非簡單的引進，而是民族樣式與外來樣式相互交融的產物。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與鉤紐式佛衣成為北齊流行的袈裟樣式，直接影響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齊白石造像湧現出新的題材，如代表西方淨土信仰的阿彌陀佛像逐漸興起，結構對稱的雙尊造像開始大量湧現等，這是曲陽造像的獨特之處。目前所見曲陽白石造像中以北齊造像數量最多，僅天保年間紀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軀，僅次於隋代大業年間的四十八軀。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曲陽出土諸多白石佛教造像與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樣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說，有些造像是石窟樣式的微縮版。

雙尊佛菩薩造像盛行於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樣且題材豐富，始於受《妙法蓮華經》影響下而出現的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受此啟發和影響，北齊時期出現了雙釋迦佛、雙阿彌陀佛、雙觀音菩薩以及雙思惟菩薩等造像。這是北朝佛教藝術發展自創的一種造像組合，並無嚴格的佛教經典依據，體現了佛教造像吸取傳統雕刻講究對稱與平衡的美學法則，仍是中國化的雕刻藝術。李裕群先生認為曲陽修德寺雙尊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受南朝造像影響，這種觀點尚值得商榷，雙身造像的淵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寶釋迦並坐佛的大量流行激發了雙身佛菩薩像的創作。

曲陽白石雙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當屬半跏雙思惟菩薩造像。北齊天保年間，半跏思惟菩薩像沿襲東魏武定年間的雕刻樣式，以單尊像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內容更加豐富。雙半跏思惟菩薩是北齊天保年後曲陽白石造像最顯著的特徵，也是僅見於河北地區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風格造像，最早紀年見於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雙思惟菩薩像。雙半跏思惟菩薩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體化的發展，但仍講求對稱與平衡，多采用鏤空透雕的獨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薩上身裸露，左右兩側有兩龍樹，裝飾盤龍，外側為兩弟子或兩菩薩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薩、飛天捧珠、倒龍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則雕刻雙獅、香爐以及金剛力士等眾多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北齊晚期至隋，雙半跏思惟像又朝簡約方向發展，頭光素面，身體亦多無衣褶雕刻，左右兩側僅存弟子或脅侍菩薩像。

雙觀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薩信仰中最為流行的雙身造像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薩思想的盛行。隨著淨土信仰和大乘菩薩思想的傳播，擁有『救苦救難』之稱的觀音菩薩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紀時期觀音造像逐漸擺脫了佛的脅侍角色而獨立出來，單尊觀音造像開始流行並迅速傳播。東魏、北齊時期，民間觀音信仰達到新的高潮，關於觀音靈驗、消災避難的故事廣泛流傳，更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三昧經》等。特別是《高王觀世音經》成為東魏、北齊時期傳播極廣的觀音經典，這顯然與高氏政權的推動密切相關。與此同時，隨著觀音菩薩地位的上升，以觀音為主尊、左右加以脅侍菩薩或弟子的造像以及雙觀音造像開始出現並大量流行。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了多尊豐富多樣的雙觀音造像以及觀音為主尊的多尊造像。雙組合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如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實上，南朝梁也出現了雙觀音造像和以觀音菩薩作為主尊的造像。這類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陰線刻、彩繪、浮雕、鏤空透雕等多種。

交腳彌勒菩薩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薩之一。有學者指出，彌勒菩薩藝術形象中的交腳坐姿、獅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寶冠都與波斯薩珊王朝的帝王有關，作為『聖王』形象的彌勒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從北齊開始，曲陽白石彌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薩形象出現，且多為交腳形象，出現了以交腳彌勒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種樣式，而鄴城遺址出土的交腳彌勒七尊像極為精美。

早期學界一般認為，東魏至北齊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定州風格造像流派，與以響堂山石窟為代表的鄴城風格、天龍山為代表的太原風格以及以青州龍興寺窖藏為代表的青州風格，並稱為北齊佛教造像藝術的四大流派。定州風格造像以曲陽為中心，以黃山白玉石為原料，多采用浮雕與鏤空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風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鄴城遺址及周邊不斷髮現精美白石造像，特別是二○一二年鄴城遺址北吳莊發現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餘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為白石造像。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鄴城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題材、樣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質量和藝術水準又多高於曲陽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風格演變時間上整體早於曲陽，這也為北朝白石造像風格的起源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

"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壯大並達到鼎盛的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河北省曲陽盛產白石，其質地堅緻、色白如雪、細膩瑩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造就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和歷史悠久的雕刻傳統，據《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玉，可為碑誌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著名的滿城漢墓即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中就出土曲陽白石侍從俑。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成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曲陽縣修德寺舊址出土了兩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這批造像正是佛教歷史的重要見證，其與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以及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享譽海內外。

一曲陽修德寺遺址白石造像的發現與研究

古代曲陽在中國傳統五嶽文化構建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西北山脈從漢宣帝至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歷代帝王祭祀的北嶽之地，隋代所立恆嶽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陽仍存北嶽廟。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佛教造像後，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委派，該局羅福頤以及北京歷史博物館李錫經、故宮博物院鄭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後在修德寺遺址發現兩個佛像埋藏坑，發掘出土了兩千多件北朝隋唐時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於當時僅有故宮博物院具有較為先進的粘接技術，因此這批造像出土後便悉數運往故宮博物院，由故宮文保專家負責拼對、粘接、修補等工作。經修復後，國家文物局將部分精品留存故宮博物院，其餘撥交給河北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單位。

經初步修整統計，共得造像二千二百餘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絕大部分屬曲陽白石造像。其中含紀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軀，北魏晚期十七件，東魏四十件，北齊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紀年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最晚為盛唐天寶九載(七五○)，時間長達二百三十餘年。數量眾多的紀年發願文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也可知這些佛像多為中下層官僚及民眾所施造。曲陽白石造像多形體較小，一般殘高約二十至五十釐米之間，當然隋唐時期也出現不少大體量的精美造像。曲陽造像題材十分豐富，包括有釋迦佛、多寶釋迦並坐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半跏思惟菩薩以及天王、金剛力士、化生童子、供養伎樂等，藝術風格獨樹一幟，莊重優美，生動傳神，特別是東魏晚期至北齊時期造像廣泛採用鏤空透雕技術，代表了當時北齊境內佛教造像的一大藝術流派。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白石造像後，主持發掘工作的著名學者羅福頤、李錫經均發表了清理簡報和發掘經過，並就這些造像情況做了簡要介紹。此後，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就這批文物中的紀年造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則有著名佛教美術專家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氏研究》一書中對所謂『定縣樣式』進行了相關探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靜傑先後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陽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進行研究。然而，由於故宮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資料發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陽造像研究也顯得相對薄弱。近年，故宮博物院馮賀軍研究員所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一書可謂是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書不僅總結了歷來曲陽造像研究，還就曲陽造像之分期及其特點，以及造像類別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且附錄了曲陽造像發願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卷七《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陳列•北朝壁畫曲陽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繼出版，首次公佈了諸多造像資料，相信將推動曲陽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陽白石造像的歷史背景及其藝術演變

(一) 亂世崛起—北魏中後期曲陽白石造像

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佛教逐漸興盛，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陽隸屬於定州，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盛產漢白玉石料的獨特條件，為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曲陽白石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見最早紀年曲陽造像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曲陽早期造像與北魏中期大同雲岡石窟大約同期，藝術風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腳彌勒菩薩殘像』，面相與各類裝飾都具有西域風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爐、供養人等。故宮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薩殘像』也是這時期曲陽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陽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這與時代政治、文化緊密相關。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帶服飾；顧愷之創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風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像』的維摩詰居士等佛教形象；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縣出土南朝齊永明元年(四八三)彌勒、無量壽佛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採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採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這也成為北魏中晚期至東魏早期佛教主流圖像樣式，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曲陽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運動的影響，風格和題材上基本承襲文化中心區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以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像。釋迦佛與彌勒佛多采用漢化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包括立像、結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無畏與願印。早期釋迦佛與彌勒佛基本相似，若如無銘文很難區別，佛像一般有蓮瓣形(或曰菩提葉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紋及蓮荷紋、忍冬紋等裝飾，佛像頭部渦旋紋(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雙目微閉，嘴含微笑，傳達出證悟解脫的喜悅和慈悲。這種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徵之一。佛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佛袈裟下襬向外，坐佛袈裟多整體披覆佛座上，衣紋褶皺層疊)，手施無畏與願印，呈現出貴族推賞的名士風度和超越玄學之上的宗教藝術之美。

作為未來佛彌勒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語意譯為『慈氏』。南朝劉宋居士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簡稱《彌勒上生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簡稱《彌勒下生經》)是彌勒信仰流行的經典依據。在南北朝戰亂頻繁和紛亂複雜的時局中，世人普遍將未來佛彌勒視為拯救苦難眾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彌勒兜率天淨土世界。統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維護政權，北朝『皇帝即如來』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薩』的理念正是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以彌勒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廣泛流行於南亞、東南亞及中亞、東亞等佛教信仰地區，關於彌勒信仰的研究也蔚為大觀。曲陽白石彌勒菩薩信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淨土是諸多信徒的理想。

『曲陽白石觀音菩薩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觀音是中國佛教信仰中最廣為流傳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薩，又名『觀世音』『觀自在』。姚秦鳩摩羅什大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宣稱，世人若能誠心持念觀音菩薩名號便能得救，脫離『七難』(包括水、火、風或羅剎、刀、鬼、枷鎖和怨賊)和遠離『三毒』(貪、嗔、痴)，往生淨土世界，還能滿足世人求男、求女的願望。在戰亂頻臨的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能從精神上滿足人們渴望的各種拯救和解脫，因此深受世人的喜愛與敬信。曲陽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確的觀音發願文者五十六件，約佔紀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見觀音是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的觀音多為背屏式單尊立像，頭戴漢式樑冠、柱狀花蔓冠或三葉狀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飾瓔珞披帛。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觀音菩薩造像典型特徵有三種，一為手持楊柳與淨瓶；二為手持蓮蕾與桃形物(或淨瓶)；三為施無畏與願印。北魏晚期的觀音像也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其最顯著的表現即是許多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漢族傳統的樑冠，這是此時期菩薩造像的主流頭冠之一，如『曲陽白石趙曹生造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樑冠，這是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的漢化造像之一。從西北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再到龍門石窟都流行樑冠裝飾。此外，褒衣博帶式佛裝觀音像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造像樣式，北魏晚期曲陽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張買德造觀世音佛坐像，這很可能是受漢地產生的偽經即《觀音成佛經》的影響。

諸多特徵顯示，北魏中後期興起的曲陽白石造像尚處於初期模仿學習主流造像藝術的階段，佛菩薩造像都呈現出明顯的漢化特徵。

( 二) 初具規模—東魏曲陽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鮮卑守舊貴族發起的『六鎮起義』顛覆了大一統的北方王朝，軍閥混戰中成長起來的兩大政治集團即宇文泰和高歡為首的鮮卑軍事貴族各自為陣。公元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並將都城由洛陽遷至河北鄴城，鄴城一躍成為東魏、北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東魏遷都後，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陽遷至鄴城。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序文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北魏末年活躍於洛陽譯場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等隨高氏東遷，遊學於洛陽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範、道憑、法上等也先後應召赴鄴。鄴城一時聚集了東魏境內最優秀的高僧，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級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繪畫藝術家，其輻射影響力可見一斑。

北魏末年，高歡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由於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東魏北齊時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員直接擔任，曲陽因其白石資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視，鄴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東魏是曲陽白石造像逐漸發達並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時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遺風，如佛像仍多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間則彰顯出定州風格，鏤空技法開始流行，鮮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漸影響到佛教造像藝術上，身軀漸趨圓潤，面相亦多豐滿，衣紋趨於簡約。東魏時期未來佛彌勒造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觀世音菩薩造像的劇增。此外，多寶釋迦並坐像逐漸增多，除了《法華經》信仰的不斷增強外，這可能也與僧界宣揚大丞相高歡的政治地位相關。東魏晚期，最具曲陽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之一。據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宣稱，釋迦牟尼佛在七葉窟講說《法華經》時，地下湧出七佛寶塔，多寶佛於塔中踞獅子座出大音聲，讚歎釋迦佛所說真實不虛，並分半座於釋迦，二佛並坐，共同說法。隨著法華信仰之盛行，諸寺多造多寶塔，安置二佛，釋迦佛坐右，多寶佛坐左。然而，從現存的圖像資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區並未產生多寶釋迦二佛並坐的造像或繪畫作品，這種造像樣式純粹為中國佛教藝術家首創，其出現既與《法華經》思想的盛行，也與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態有重要的關係。中國曆代佛教造像思潮與世俗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寶釋迦二佛並坐造像很可能即與馮太后、孝文帝共同執政的『二聖政治』形態關係密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說，認為這類二佛並坐像僅僅具有傳統美學意義，即為適應傳統平衡對稱的審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東魏造像中，一般多稱『多寶釋迦並坐佛』或只稱『多寶佛』。河北地區系北朝銅石單體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的發源地和流行區域之一，曲陽當地確切紀年的釋迦多寶像出現在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多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採用懸裳披覆於佛座上，衣褶層疊細密流暢。經過北齊僧服改制後，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或袒右或垂領式袈裟，龕形背光，兩側又增加盤龍雙樹，基座上則雕刻金剛力士、雙獅、供養人、化生童子、博山爐等，與北齊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曲陽東魏晚期至北齊、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獨特的題材之一，係指菩薩右腿搭於左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半跏趺坐於筌蹄之上的一種造像樣式。半跏思惟菩薩像起源於印度犍陀羅佛像造像藝術，其後廣泛流行於中亞、東亞佛教美術圈。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曲陽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薩造像數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據學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薩像大多數都是表現釋迦太子思維覺悟的形象。東魏早期曲陽半跏思惟菩薩像多為單體造像，圓形頭光，頭戴三葉寶冠，寶繒上揚飛翹，多手持長頸蓮蕾，蓮蕾刻在背光之上，這種樣式顯然源自印度犍陀羅菩薩像藝術，如現存

歐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館中的印度思惟菩薩像手中多持蓮。東魏武定年間，思惟菩薩裝飾趨於複雜，上身裸露，其造像藝術開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內容，背屏上出現龍樹、飛天、雙倒龍、寶塔、化生童子等圖像，基座則有兩金剛力士、雙獅、香爐等常見內容，表現了佛國世界的無限美好，也彰顯了思惟菩薩地位的上升。北齊則是思惟菩薩造像最鼎盛最繁榮的時期。

要言之，東魏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已初具規模。由鮮卑化軍事貴族掀起的反漢化潮流成為東魏頗為重要的政治特徵，西胡化是上層貴族所推崇的文化風尚，東魏造像呈現出漢化和西胡化兩種樣式共存的現象。藝術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齊曲陽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歡次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王朝。北齊國祚雖短，然諸帝王及皇室貴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風極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發展到了最高潮時期。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從僧稠大師習禪：『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高洋開鑿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皇室貴戚、達官顯宦者如定州刺史趙郡王高叡興建寺院，大造佛像。《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嵩傳》稱：『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座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成歸厥邦。』北齊境內寺院總數達四萬餘所，僧尼數量有兩百餘萬人。北朝佛教造像藝術在進入最鼎盛時期，曲陽白石造像發展也達到最高峰。

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內容極為豐富，呈現出強烈的胡化趨勢，正如宿白所云：『北齊統治者提倡鮮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褒衣博帶式之服飾，接受多種形式之薄衣疊褶的印度服制。』北齊造像上承並發展了東魏武定年間造像技術傳統和構圖特徵，同時吸收印度笈多藝術造像樣式。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多為薄衣貼體樣式，緊貼敷搭於佛座之上，面相渾圓，身軀趨於健壯而豐滿，充滿動感和活力，其與響堂山石窟造像和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薩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現渾圓的立體感，顯然受印度佛像樣式影響。這種薄衣貼體、突出身體曲線和雙陰刻線技法是鄴城地區和曲陽地區北齊佛像造像風格的重要特徵。筆者認為，北齊藝術家曹仲達『薄衣貼體』『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鄴城為中心的造像藝術風格，曲陽受其影響頗多，所謂『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正是指這類佛造像，而非遠離鄴城佛教文化中心區域的青州樣式。

這種佛衣樣式顯然受到北齊年間僧統法上改革僧服的影響。北齊文宣帝高洋任法上為僧統，天保年間，法上主導了僧侶服制的改制，這是佛教史上一次『儀服』的著名改革。曾經一統南北的傳統漢化的褒衣博帶佛衣的局面在東魏晚期被逐漸改變，出現了向印度樣式迴歸的趨勢。當然這種迴歸並非簡單的引進，而是民族樣式與外來樣式相互交融的產物。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與鉤紐式佛衣成為北齊流行的袈裟樣式，直接影響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齊白石造像湧現出新的題材，如代表西方淨土信仰的阿彌陀佛像逐漸興起，結構對稱的雙尊造像開始大量湧現等，這是曲陽造像的獨特之處。目前所見曲陽白石造像中以北齊造像數量最多，僅天保年間紀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軀，僅次於隋代大業年間的四十八軀。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曲陽出土諸多白石佛教造像與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樣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說，有些造像是石窟樣式的微縮版。

雙尊佛菩薩造像盛行於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樣且題材豐富，始於受《妙法蓮華經》影響下而出現的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受此啟發和影響，北齊時期出現了雙釋迦佛、雙阿彌陀佛、雙觀音菩薩以及雙思惟菩薩等造像。這是北朝佛教藝術發展自創的一種造像組合，並無嚴格的佛教經典依據，體現了佛教造像吸取傳統雕刻講究對稱與平衡的美學法則，仍是中國化的雕刻藝術。李裕群先生認為曲陽修德寺雙尊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受南朝造像影響，這種觀點尚值得商榷，雙身造像的淵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寶釋迦並坐佛的大量流行激發了雙身佛菩薩像的創作。

曲陽白石雙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當屬半跏雙思惟菩薩造像。北齊天保年間，半跏思惟菩薩像沿襲東魏武定年間的雕刻樣式，以單尊像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內容更加豐富。雙半跏思惟菩薩是北齊天保年後曲陽白石造像最顯著的特徵，也是僅見於河北地區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風格造像，最早紀年見於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雙思惟菩薩像。雙半跏思惟菩薩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體化的發展，但仍講求對稱與平衡，多采用鏤空透雕的獨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薩上身裸露，左右兩側有兩龍樹，裝飾盤龍，外側為兩弟子或兩菩薩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薩、飛天捧珠、倒龍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則雕刻雙獅、香爐以及金剛力士等眾多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北齊晚期至隋，雙半跏思惟像又朝簡約方向發展，頭光素面，身體亦多無衣褶雕刻，左右兩側僅存弟子或脅侍菩薩像。

雙觀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薩信仰中最為流行的雙身造像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薩思想的盛行。隨著淨土信仰和大乘菩薩思想的傳播，擁有『救苦救難』之稱的觀音菩薩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紀時期觀音造像逐漸擺脫了佛的脅侍角色而獨立出來，單尊觀音造像開始流行並迅速傳播。東魏、北齊時期，民間觀音信仰達到新的高潮，關於觀音靈驗、消災避難的故事廣泛流傳，更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三昧經》等。特別是《高王觀世音經》成為東魏、北齊時期傳播極廣的觀音經典，這顯然與高氏政權的推動密切相關。與此同時，隨著觀音菩薩地位的上升，以觀音為主尊、左右加以脅侍菩薩或弟子的造像以及雙觀音造像開始出現並大量流行。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了多尊豐富多樣的雙觀音造像以及觀音為主尊的多尊造像。雙組合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如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實上，南朝梁也出現了雙觀音造像和以觀音菩薩作為主尊的造像。這類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陰線刻、彩繪、浮雕、鏤空透雕等多種。

交腳彌勒菩薩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薩之一。有學者指出，彌勒菩薩藝術形象中的交腳坐姿、獅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寶冠都與波斯薩珊王朝的帝王有關，作為『聖王』形象的彌勒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從北齊開始，曲陽白石彌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薩形象出現，且多為交腳形象，出現了以交腳彌勒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種樣式，而鄴城遺址出土的交腳彌勒七尊像極為精美。

早期學界一般認為，東魏至北齊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定州風格造像流派，與以響堂山石窟為代表的鄴城風格、天龍山為代表的太原風格以及以青州龍興寺窖藏為代表的青州風格，並稱為北齊佛教造像藝術的四大流派。定州風格造像以曲陽為中心，以黃山白玉石為原料，多采用浮雕與鏤空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風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鄴城遺址及周邊不斷髮現精美白石造像，特別是二○一二年鄴城遺址北吳莊發現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餘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為白石造像。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鄴城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題材、樣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質量和藝術水準又多高於曲陽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風格演變時間上整體早於曲陽，這也為北朝白石造像風格的起源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

"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壯大並達到鼎盛的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河北省曲陽盛產白石，其質地堅緻、色白如雪、細膩瑩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造就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和歷史悠久的雕刻傳統，據《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玉，可為碑誌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著名的滿城漢墓即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中就出土曲陽白石侍從俑。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成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曲陽縣修德寺舊址出土了兩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這批造像正是佛教歷史的重要見證，其與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以及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享譽海內外。

一曲陽修德寺遺址白石造像的發現與研究

古代曲陽在中國傳統五嶽文化構建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西北山脈從漢宣帝至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歷代帝王祭祀的北嶽之地，隋代所立恆嶽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陽仍存北嶽廟。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佛教造像後，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委派，該局羅福頤以及北京歷史博物館李錫經、故宮博物院鄭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後在修德寺遺址發現兩個佛像埋藏坑，發掘出土了兩千多件北朝隋唐時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於當時僅有故宮博物院具有較為先進的粘接技術，因此這批造像出土後便悉數運往故宮博物院，由故宮文保專家負責拼對、粘接、修補等工作。經修復後，國家文物局將部分精品留存故宮博物院，其餘撥交給河北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單位。

經初步修整統計，共得造像二千二百餘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絕大部分屬曲陽白石造像。其中含紀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軀，北魏晚期十七件，東魏四十件，北齊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紀年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最晚為盛唐天寶九載(七五○)，時間長達二百三十餘年。數量眾多的紀年發願文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也可知這些佛像多為中下層官僚及民眾所施造。曲陽白石造像多形體較小，一般殘高約二十至五十釐米之間，當然隋唐時期也出現不少大體量的精美造像。曲陽造像題材十分豐富，包括有釋迦佛、多寶釋迦並坐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半跏思惟菩薩以及天王、金剛力士、化生童子、供養伎樂等，藝術風格獨樹一幟，莊重優美，生動傳神，特別是東魏晚期至北齊時期造像廣泛採用鏤空透雕技術，代表了當時北齊境內佛教造像的一大藝術流派。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白石造像後，主持發掘工作的著名學者羅福頤、李錫經均發表了清理簡報和發掘經過，並就這些造像情況做了簡要介紹。此後，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就這批文物中的紀年造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則有著名佛教美術專家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氏研究》一書中對所謂『定縣樣式』進行了相關探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靜傑先後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陽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進行研究。然而，由於故宮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資料發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陽造像研究也顯得相對薄弱。近年，故宮博物院馮賀軍研究員所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一書可謂是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書不僅總結了歷來曲陽造像研究，還就曲陽造像之分期及其特點，以及造像類別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且附錄了曲陽造像發願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卷七《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陳列•北朝壁畫曲陽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繼出版，首次公佈了諸多造像資料，相信將推動曲陽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陽白石造像的歷史背景及其藝術演變

(一) 亂世崛起—北魏中後期曲陽白石造像

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佛教逐漸興盛，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陽隸屬於定州，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盛產漢白玉石料的獨特條件，為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曲陽白石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見最早紀年曲陽造像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曲陽早期造像與北魏中期大同雲岡石窟大約同期，藝術風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腳彌勒菩薩殘像』，面相與各類裝飾都具有西域風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爐、供養人等。故宮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薩殘像』也是這時期曲陽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陽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這與時代政治、文化緊密相關。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帶服飾；顧愷之創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風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像』的維摩詰居士等佛教形象；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縣出土南朝齊永明元年(四八三)彌勒、無量壽佛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採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採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這也成為北魏中晚期至東魏早期佛教主流圖像樣式，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曲陽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運動的影響，風格和題材上基本承襲文化中心區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以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像。釋迦佛與彌勒佛多采用漢化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包括立像、結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無畏與願印。早期釋迦佛與彌勒佛基本相似，若如無銘文很難區別，佛像一般有蓮瓣形(或曰菩提葉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紋及蓮荷紋、忍冬紋等裝飾，佛像頭部渦旋紋(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雙目微閉，嘴含微笑，傳達出證悟解脫的喜悅和慈悲。這種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徵之一。佛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佛袈裟下襬向外，坐佛袈裟多整體披覆佛座上，衣紋褶皺層疊)，手施無畏與願印，呈現出貴族推賞的名士風度和超越玄學之上的宗教藝術之美。

作為未來佛彌勒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語意譯為『慈氏』。南朝劉宋居士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簡稱《彌勒上生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簡稱《彌勒下生經》)是彌勒信仰流行的經典依據。在南北朝戰亂頻繁和紛亂複雜的時局中，世人普遍將未來佛彌勒視為拯救苦難眾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彌勒兜率天淨土世界。統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維護政權，北朝『皇帝即如來』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薩』的理念正是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以彌勒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廣泛流行於南亞、東南亞及中亞、東亞等佛教信仰地區，關於彌勒信仰的研究也蔚為大觀。曲陽白石彌勒菩薩信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淨土是諸多信徒的理想。

『曲陽白石觀音菩薩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觀音是中國佛教信仰中最廣為流傳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薩，又名『觀世音』『觀自在』。姚秦鳩摩羅什大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宣稱，世人若能誠心持念觀音菩薩名號便能得救，脫離『七難』(包括水、火、風或羅剎、刀、鬼、枷鎖和怨賊)和遠離『三毒』(貪、嗔、痴)，往生淨土世界，還能滿足世人求男、求女的願望。在戰亂頻臨的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能從精神上滿足人們渴望的各種拯救和解脫，因此深受世人的喜愛與敬信。曲陽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確的觀音發願文者五十六件，約佔紀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見觀音是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的觀音多為背屏式單尊立像，頭戴漢式樑冠、柱狀花蔓冠或三葉狀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飾瓔珞披帛。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觀音菩薩造像典型特徵有三種，一為手持楊柳與淨瓶；二為手持蓮蕾與桃形物(或淨瓶)；三為施無畏與願印。北魏晚期的觀音像也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其最顯著的表現即是許多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漢族傳統的樑冠，這是此時期菩薩造像的主流頭冠之一，如『曲陽白石趙曹生造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樑冠，這是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的漢化造像之一。從西北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再到龍門石窟都流行樑冠裝飾。此外，褒衣博帶式佛裝觀音像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造像樣式，北魏晚期曲陽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張買德造觀世音佛坐像，這很可能是受漢地產生的偽經即《觀音成佛經》的影響。

諸多特徵顯示，北魏中後期興起的曲陽白石造像尚處於初期模仿學習主流造像藝術的階段，佛菩薩造像都呈現出明顯的漢化特徵。

( 二) 初具規模—東魏曲陽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鮮卑守舊貴族發起的『六鎮起義』顛覆了大一統的北方王朝，軍閥混戰中成長起來的兩大政治集團即宇文泰和高歡為首的鮮卑軍事貴族各自為陣。公元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並將都城由洛陽遷至河北鄴城，鄴城一躍成為東魏、北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東魏遷都後，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陽遷至鄴城。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序文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北魏末年活躍於洛陽譯場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等隨高氏東遷，遊學於洛陽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範、道憑、法上等也先後應召赴鄴。鄴城一時聚集了東魏境內最優秀的高僧，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級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繪畫藝術家，其輻射影響力可見一斑。

北魏末年，高歡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由於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東魏北齊時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員直接擔任，曲陽因其白石資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視，鄴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東魏是曲陽白石造像逐漸發達並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時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遺風，如佛像仍多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間則彰顯出定州風格，鏤空技法開始流行，鮮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漸影響到佛教造像藝術上，身軀漸趨圓潤，面相亦多豐滿，衣紋趨於簡約。東魏時期未來佛彌勒造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觀世音菩薩造像的劇增。此外，多寶釋迦並坐像逐漸增多，除了《法華經》信仰的不斷增強外，這可能也與僧界宣揚大丞相高歡的政治地位相關。東魏晚期，最具曲陽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之一。據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宣稱，釋迦牟尼佛在七葉窟講說《法華經》時，地下湧出七佛寶塔，多寶佛於塔中踞獅子座出大音聲，讚歎釋迦佛所說真實不虛，並分半座於釋迦，二佛並坐，共同說法。隨著法華信仰之盛行，諸寺多造多寶塔，安置二佛，釋迦佛坐右，多寶佛坐左。然而，從現存的圖像資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區並未產生多寶釋迦二佛並坐的造像或繪畫作品，這種造像樣式純粹為中國佛教藝術家首創，其出現既與《法華經》思想的盛行，也與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態有重要的關係。中國曆代佛教造像思潮與世俗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寶釋迦二佛並坐造像很可能即與馮太后、孝文帝共同執政的『二聖政治』形態關係密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說，認為這類二佛並坐像僅僅具有傳統美學意義，即為適應傳統平衡對稱的審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東魏造像中，一般多稱『多寶釋迦並坐佛』或只稱『多寶佛』。河北地區系北朝銅石單體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的發源地和流行區域之一，曲陽當地確切紀年的釋迦多寶像出現在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多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採用懸裳披覆於佛座上，衣褶層疊細密流暢。經過北齊僧服改制後，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或袒右或垂領式袈裟，龕形背光，兩側又增加盤龍雙樹，基座上則雕刻金剛力士、雙獅、供養人、化生童子、博山爐等，與北齊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曲陽東魏晚期至北齊、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獨特的題材之一，係指菩薩右腿搭於左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半跏趺坐於筌蹄之上的一種造像樣式。半跏思惟菩薩像起源於印度犍陀羅佛像造像藝術，其後廣泛流行於中亞、東亞佛教美術圈。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曲陽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薩造像數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據學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薩像大多數都是表現釋迦太子思維覺悟的形象。東魏早期曲陽半跏思惟菩薩像多為單體造像，圓形頭光，頭戴三葉寶冠，寶繒上揚飛翹，多手持長頸蓮蕾，蓮蕾刻在背光之上，這種樣式顯然源自印度犍陀羅菩薩像藝術，如現存

歐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館中的印度思惟菩薩像手中多持蓮。東魏武定年間，思惟菩薩裝飾趨於複雜，上身裸露，其造像藝術開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內容，背屏上出現龍樹、飛天、雙倒龍、寶塔、化生童子等圖像，基座則有兩金剛力士、雙獅、香爐等常見內容，表現了佛國世界的無限美好，也彰顯了思惟菩薩地位的上升。北齊則是思惟菩薩造像最鼎盛最繁榮的時期。

要言之，東魏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已初具規模。由鮮卑化軍事貴族掀起的反漢化潮流成為東魏頗為重要的政治特徵，西胡化是上層貴族所推崇的文化風尚，東魏造像呈現出漢化和西胡化兩種樣式共存的現象。藝術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齊曲陽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歡次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王朝。北齊國祚雖短，然諸帝王及皇室貴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風極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發展到了最高潮時期。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從僧稠大師習禪：『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高洋開鑿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皇室貴戚、達官顯宦者如定州刺史趙郡王高叡興建寺院，大造佛像。《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嵩傳》稱：『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座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成歸厥邦。』北齊境內寺院總數達四萬餘所，僧尼數量有兩百餘萬人。北朝佛教造像藝術在進入最鼎盛時期，曲陽白石造像發展也達到最高峰。

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內容極為豐富，呈現出強烈的胡化趨勢，正如宿白所云：『北齊統治者提倡鮮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褒衣博帶式之服飾，接受多種形式之薄衣疊褶的印度服制。』北齊造像上承並發展了東魏武定年間造像技術傳統和構圖特徵，同時吸收印度笈多藝術造像樣式。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多為薄衣貼體樣式，緊貼敷搭於佛座之上，面相渾圓，身軀趨於健壯而豐滿，充滿動感和活力，其與響堂山石窟造像和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薩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現渾圓的立體感，顯然受印度佛像樣式影響。這種薄衣貼體、突出身體曲線和雙陰刻線技法是鄴城地區和曲陽地區北齊佛像造像風格的重要特徵。筆者認為，北齊藝術家曹仲達『薄衣貼體』『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鄴城為中心的造像藝術風格，曲陽受其影響頗多，所謂『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正是指這類佛造像，而非遠離鄴城佛教文化中心區域的青州樣式。

這種佛衣樣式顯然受到北齊年間僧統法上改革僧服的影響。北齊文宣帝高洋任法上為僧統，天保年間，法上主導了僧侶服制的改制，這是佛教史上一次『儀服』的著名改革。曾經一統南北的傳統漢化的褒衣博帶佛衣的局面在東魏晚期被逐漸改變，出現了向印度樣式迴歸的趨勢。當然這種迴歸並非簡單的引進，而是民族樣式與外來樣式相互交融的產物。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與鉤紐式佛衣成為北齊流行的袈裟樣式，直接影響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齊白石造像湧現出新的題材，如代表西方淨土信仰的阿彌陀佛像逐漸興起，結構對稱的雙尊造像開始大量湧現等，這是曲陽造像的獨特之處。目前所見曲陽白石造像中以北齊造像數量最多，僅天保年間紀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軀，僅次於隋代大業年間的四十八軀。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曲陽出土諸多白石佛教造像與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樣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說，有些造像是石窟樣式的微縮版。

雙尊佛菩薩造像盛行於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樣且題材豐富，始於受《妙法蓮華經》影響下而出現的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受此啟發和影響，北齊時期出現了雙釋迦佛、雙阿彌陀佛、雙觀音菩薩以及雙思惟菩薩等造像。這是北朝佛教藝術發展自創的一種造像組合，並無嚴格的佛教經典依據，體現了佛教造像吸取傳統雕刻講究對稱與平衡的美學法則，仍是中國化的雕刻藝術。李裕群先生認為曲陽修德寺雙尊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受南朝造像影響，這種觀點尚值得商榷，雙身造像的淵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寶釋迦並坐佛的大量流行激發了雙身佛菩薩像的創作。

曲陽白石雙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當屬半跏雙思惟菩薩造像。北齊天保年間，半跏思惟菩薩像沿襲東魏武定年間的雕刻樣式，以單尊像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內容更加豐富。雙半跏思惟菩薩是北齊天保年後曲陽白石造像最顯著的特徵，也是僅見於河北地區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風格造像，最早紀年見於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雙思惟菩薩像。雙半跏思惟菩薩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體化的發展，但仍講求對稱與平衡，多采用鏤空透雕的獨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薩上身裸露，左右兩側有兩龍樹，裝飾盤龍，外側為兩弟子或兩菩薩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薩、飛天捧珠、倒龍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則雕刻雙獅、香爐以及金剛力士等眾多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北齊晚期至隋，雙半跏思惟像又朝簡約方向發展，頭光素面，身體亦多無衣褶雕刻，左右兩側僅存弟子或脅侍菩薩像。

雙觀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薩信仰中最為流行的雙身造像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薩思想的盛行。隨著淨土信仰和大乘菩薩思想的傳播，擁有『救苦救難』之稱的觀音菩薩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紀時期觀音造像逐漸擺脫了佛的脅侍角色而獨立出來，單尊觀音造像開始流行並迅速傳播。東魏、北齊時期，民間觀音信仰達到新的高潮，關於觀音靈驗、消災避難的故事廣泛流傳，更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三昧經》等。特別是《高王觀世音經》成為東魏、北齊時期傳播極廣的觀音經典，這顯然與高氏政權的推動密切相關。與此同時，隨著觀音菩薩地位的上升，以觀音為主尊、左右加以脅侍菩薩或弟子的造像以及雙觀音造像開始出現並大量流行。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了多尊豐富多樣的雙觀音造像以及觀音為主尊的多尊造像。雙組合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如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實上，南朝梁也出現了雙觀音造像和以觀音菩薩作為主尊的造像。這類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陰線刻、彩繪、浮雕、鏤空透雕等多種。

交腳彌勒菩薩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薩之一。有學者指出，彌勒菩薩藝術形象中的交腳坐姿、獅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寶冠都與波斯薩珊王朝的帝王有關，作為『聖王』形象的彌勒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從北齊開始，曲陽白石彌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薩形象出現，且多為交腳形象，出現了以交腳彌勒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種樣式，而鄴城遺址出土的交腳彌勒七尊像極為精美。

早期學界一般認為，東魏至北齊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定州風格造像流派，與以響堂山石窟為代表的鄴城風格、天龍山為代表的太原風格以及以青州龍興寺窖藏為代表的青州風格，並稱為北齊佛教造像藝術的四大流派。定州風格造像以曲陽為中心，以黃山白玉石為原料，多采用浮雕與鏤空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風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鄴城遺址及周邊不斷髮現精美白石造像，特別是二○一二年鄴城遺址北吳莊發現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餘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為白石造像。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鄴城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題材、樣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質量和藝術水準又多高於曲陽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風格演變時間上整體早於曲陽，這也為北朝白石造像風格的起源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

"

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國佛教發展壯大並達到鼎盛的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河北省曲陽盛產白石，其質地堅緻、色白如雪、細膩瑩潤，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造就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和歷史悠久的雕刻傳統，據《曲陽縣志》載：『黃山自古出白玉，可為碑誌諸物，故環山諸村多石工。』著名的滿城漢墓即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之墓中就出土曲陽白石侍從俑。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成為北方佛教造像的中心之一，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間，曲陽縣修德寺舊址出土了兩千多件北魏至唐的白石佛教造像，這批造像正是佛教歷史的重要見證，其與四川成都萬佛寺遺址以及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享譽海內外。

一曲陽修德寺遺址白石造像的發現與研究

古代曲陽在中國傳統五嶽文化構建中具有特殊的意義，西北山脈從漢宣帝至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以前一直是歷代帝王祭祀的北嶽之地，隋代所立恆嶽寺即修德寺前身，至今曲陽仍存北嶽廟。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佛教造像後，一九五三年冬至一九五四年春，經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委派，該局羅福頤以及北京歷史博物館李錫經、故宮博物院鄭珉中等在河北省文化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先後在修德寺遺址發現兩個佛像埋藏坑，發掘出土了兩千多件北朝隋唐時期的白石佛教造像。由於當時僅有故宮博物院具有較為先進的粘接技術，因此這批造像出土後便悉數運往故宮博物院，由故宮文保專家負責拼對、粘接、修補等工作。經修復後，國家文物局將部分精品留存故宮博物院，其餘撥交給河北省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單位。

經初步修整統計，共得造像二千二百餘件，除少量青砂石像和陶像外，絕大部分屬曲陽白石造像。其中含紀年造像二百四十七軀，北魏晚期十七件，東魏四十件，北齊一百零一件，隋代八十一件，唐代八件，最早紀年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最晚為盛唐天寶九載(七五○)，時間長達二百三十餘年。數量眾多的紀年發願文為研究佛教造像及信仰提供了豐富信息，由此也可知這些佛像多為中下層官僚及民眾所施造。曲陽白石造像多形體較小，一般殘高約二十至五十釐米之間，當然隋唐時期也出現不少大體量的精美造像。曲陽造像題材十分豐富，包括有釋迦佛、多寶釋迦並坐佛、阿彌陀佛、彌勒佛、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半跏思惟菩薩以及天王、金剛力士、化生童子、供養伎樂等，藝術風格獨樹一幟，莊重優美，生動傳神，特別是東魏晚期至北齊時期造像廣泛採用鏤空透雕技術，代表了當時北齊境內佛教造像的一大藝術流派。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白石造像後，主持發掘工作的著名學者羅福頤、李錫經均發表了清理簡報和發掘經過，並就這些造像情況做了簡要介紹。此後，故宮博物院楊伯達就這批文物中的紀年造像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日本則有著名佛教美術專家松原三郎《增訂中國佛教雕刻氏研究》一書中對所謂『定縣樣式』進行了相關探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李靜傑先後就定州系白石造像以及曲陽最具代表性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進行研究。然而，由於故宮博物院以及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資料發表十分有限，因此曲陽造像研究也顯得相對薄弱。近年，故宮博物院馮賀軍研究員所著《曲陽白石造像研究》一書可謂是曲陽白石造像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書不僅總結了歷來曲陽造像研究，還就曲陽造像之分期及其特點，以及造像類別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分析，並且附錄了曲陽造像發願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卷七《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紫禁城出版社，二○一一年版)，以及最近《河北博物院基本陳列•北朝壁畫曲陽石雕》(文物出版社，二○一四年版)相繼出版，首次公佈了諸多造像資料，相信將推動曲陽白石造像及中古佛教造像二曲陽白石造像的歷史背景及其藝術演變

(一) 亂世崛起—北魏中後期曲陽白石造像

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佛教逐漸興盛，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曲陽隸屬於定州，悠久的文化傳統以及盛產漢白玉石料的獨特條件，為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造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曲陽白石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目前所見最早紀年曲陽造像為北魏神龜三年(五二○)。曲陽早期造像與北魏中期大同雲岡石窟大約同期，藝術風格十分接近。河北博物院所藏曲陽修德寺出土『北魏砂石交腳彌勒菩薩殘像』，面相與各類裝飾都具有西域風格，座下四足方床上刻香爐、供養人等。故宮博物院藏另件『砂石菩薩殘像』也是這時期曲陽造像的精品之一。

曲陽北魏晚期白石造像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這與時代政治、文化緊密相關。漢地佛教造像的中國化進程中，東晉戴逵、戴顒父子改造了印度傳來的佛像樣式，加以士族推崇的褒衣博帶服飾；顧愷之創造了具有典型名士風度的『清瀛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像』的維摩詰居士等佛教形象；劉宋時期，陸探微又塑造了佛像『秀骨清像』的藝術風格，『使人懍懍，若對神明』(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六)。至此，南朝佛像逐漸呈現出褒衣博帶式佛衣以及秀骨清像的風貌，彰顯出一派名士風範，如一九二一年四川茂縣出土南朝齊永明元年(四八三)彌勒、無量壽佛像。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採取全面漢化改革，學習和引進南朝文化，佛教造像也積極採用南朝樣式，流行褒衣博帶式佛衣和秀骨清相之風，這也成為北魏中晚期至東魏早期佛教主流圖像樣式，北魏龍門石窟即是這時期造像藝術的典型代表。

曲陽北魏晚期造像受到洛陽龍門石窟造像運動的影響，風格和題材上基本承襲文化中心區域的晚期造像，最多的是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未來佛彌勒以及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像。釋迦佛與彌勒佛多采用漢化的褒衣博帶式佛衣，包括立像、結跏趺坐像、倚坐像等，皆施無畏與願印。早期釋迦佛與彌勒佛基本相似，若如無銘文很難區別，佛像一般有蓮瓣形(或曰菩提葉形)背屏，背光上刻火焰紋及蓮荷紋、忍冬紋等裝飾，佛像頭部渦旋紋(或磨光)高肉髻，面貌清瘦，雙目微閉，嘴含微笑，傳達出證悟解脫的喜悅和慈悲。這種古拙的微笑是早期佛像的重要特徵之一。佛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立佛袈裟下襬向外，坐佛袈裟多整體披覆佛座上，衣紋褶皺層疊)，手施無畏與願印，呈現出貴族推賞的名士風度和超越玄學之上的宗教藝術之美。

作為未來佛彌勒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佛像之一，梵語意譯為『慈氏』。南朝劉宋居士沮渠京聲所譯《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簡稱《彌勒上生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所譯《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簡稱《彌勒下生經》)是彌勒信仰流行的經典依據。在南北朝戰亂頻繁和紛亂複雜的時局中，世人普遍將未來佛彌勒視為拯救苦難眾生的『救世主』，渴望往生彌勒兜率天淨土世界。統治者往往假借佛教思想維護政權，北朝『皇帝即如來』和南朝梁武帝『皇帝菩薩』的理念正是佛教與政治緊密結合的產物。這種以彌勒為核心的『救世主』信仰廣泛流行於南亞、東南亞及中亞、東亞等佛教信仰地區，關於彌勒信仰的研究也蔚為大觀。曲陽白石彌勒菩薩信仰正是在這樣的政治和歷史大背景下盛行，往生兜率淨土是諸多信徒的理想。

『曲陽白石觀音菩薩造像』興起於北魏中晚期。觀音是中國佛教信仰中最廣為流傳和最深入人心的菩薩，又名『觀世音』『觀自在』。姚秦鳩摩羅什大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宣稱，世人若能誠心持念觀音菩薩名號便能得救，脫離『七難』(包括水、火、風或羅剎、刀、鬼、枷鎖和怨賊)和遠離『三毒』(貪、嗔、痴)，往生淨土世界，還能滿足世人求男、求女的願望。在戰亂頻臨的南北朝時期，觀音菩薩能從精神上滿足人們渴望的各種拯救和解脫，因此深受世人的喜愛與敬信。曲陽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確的觀音發願文者五十六件，約佔紀年像例的百分之二十，可見觀音是北朝隋唐時期曲陽最流行的造像。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的觀音多為背屏式單尊立像，頭戴漢式樑冠、柱狀花蔓冠或三葉狀花蔓冠，面相清瘦，身飾瓔珞披帛。據臺北故宮博物院李玉珉研究，觀音菩薩造像典型特徵有三種，一為手持楊柳與淨瓶；二為手持蓮蕾與桃形物(或淨瓶)；三為施無畏與願印。北魏晚期的觀音像也呈現出強烈的漢化傾向，其最顯著的表現即是許多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漢族傳統的樑冠，這是此時期菩薩造像的主流頭冠之一，如『曲陽白石趙曹生造觀音菩薩像』頭上佩戴樑冠，這是最具代表性的標準的漢化造像之一。從西北敦煌石窟、麥積山石窟再到龍門石窟都流行樑冠裝飾。此外，褒衣博帶式佛裝觀音像也是當時較為特殊的造像樣式，北魏晚期曲陽白石造像亦存北魏孝昌三年(五二七)白石張買德造觀世音佛坐像，這很可能是受漢地產生的偽經即《觀音成佛經》的影響。

諸多特徵顯示，北魏中後期興起的曲陽白石造像尚處於初期模仿學習主流造像藝術的階段，佛菩薩造像都呈現出明顯的漢化特徵。

( 二) 初具規模—東魏曲陽白石造像

北魏末年，由鮮卑守舊貴族發起的『六鎮起義』顛覆了大一統的北方王朝，軍閥混戰中成長起來的兩大政治集團即宇文泰和高歡為首的鮮卑軍事貴族各自為陣。公元五三四年，高歡擁立元善見為帝(即孝靜帝)，並將都城由洛陽遷至河北鄴城，鄴城一躍成為東魏、北齊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東魏遷都後，佛教文化中心也由洛陽遷至鄴城。據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序文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北魏末年活躍於洛陽譯場的天竺僧人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曇般若流支等隨高氏東遷，遊學於洛陽的本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範、道憑、法上等也先後應召赴鄴。鄴城一時聚集了東魏境內最優秀的高僧，擁有數量眾多的高級寺院，最精英的佛教造像和繪畫藝術家，其輻射影響力可見一斑。

北魏末年，高歡即受封『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由於定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東魏北齊時期定州刺史多由崇佛的高氏家族成員直接擔任，曲陽因其白石資源受到僧俗各界的普遍重視，鄴城出土佛教造像亦多用白石雕刻。東魏是曲陽白石造像逐漸發達並初步形成特色的重要時期，早期仍有北魏造像遺風，如佛像仍多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而晚期武定年間則彰顯出定州風格，鏤空技法開始流行，鮮卑化或曰西胡化潮流逐漸影響到佛教造像藝術上，身軀漸趨圓潤，面相亦多豐滿，衣紋趨於簡約。東魏時期未來佛彌勒造像銳減，取而代之的是觀世音菩薩造像的劇增。此外，多寶釋迦並坐像逐漸增多，除了《法華經》信仰的不斷增強外，這可能也與僧界宣揚大丞相高歡的政治地位相關。東魏晚期，最具曲陽造像特色的半跏思惟菩薩像開始流行起來。

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是北魏中晚期最為流行的造像題材之一。據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宣稱，釋迦牟尼佛在七葉窟講說《法華經》時，地下湧出七佛寶塔，多寶佛於塔中踞獅子座出大音聲，讚歎釋迦佛所說真實不虛，並分半座於釋迦，二佛並坐，共同說法。隨著法華信仰之盛行，諸寺多造多寶塔，安置二佛，釋迦佛坐右，多寶佛坐左。然而，從現存的圖像資料上看，印度或西域地區並未產生多寶釋迦二佛並坐的造像或繪畫作品，這種造像樣式純粹為中國佛教藝術家首創，其出現既與《法華經》思想的盛行，也與北魏中晚期政治形態有重要的關係。中國曆代佛教造像思潮與世俗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多寶釋迦二佛並坐造像很可能即與馮太后、孝文帝共同執政的『二聖政治』形態關係密切，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徵意義。當然也有學者並不同意此說，認為這類二佛並坐像僅僅具有傳統美學意義，即為適應傳統平衡對稱的審美理念。北魏中晚期及東魏造像中，一般多稱『多寶釋迦並坐佛』或只稱『多寶佛』。河北地區系北朝銅石單體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的發源地和流行區域之一，曲陽當地確切紀年的釋迦多寶像出現在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多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袈裟採用懸裳披覆於佛座上，衣褶層疊細密流暢。經過北齊僧服改制後，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或袒右或垂領式袈裟，龕形背光，兩側又增加盤龍雙樹，基座上則雕刻金剛力士、雙獅、供養人、化生童子、博山爐等，與北齊主流造像形式基本保持一致。

半跏思惟菩薩像是曲陽東魏晚期至北齊、隋代白石佛教造像中最獨特的題材之一，係指菩薩右腿搭於左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半跏趺坐於筌蹄之上的一種造像樣式。半跏思惟菩薩像起源於印度犍陀羅佛像造像藝術，其後廣泛流行於中亞、東亞佛教美術圈。相對於其他地方而言，曲陽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石思惟菩薩造像數量最多、最受推崇也最集中。根據學者的研究，北朝半跏思惟菩薩像大多數都是表現釋迦太子思維覺悟的形象。東魏早期曲陽半跏思惟菩薩像多為單體造像，圓形頭光，頭戴三葉寶冠，寶繒上揚飛翹，多手持長頸蓮蕾，蓮蕾刻在背光之上，這種樣式顯然源自印度犍陀羅菩薩像藝術，如現存

歐美及日本一些博物館中的印度思惟菩薩像手中多持蓮。東魏武定年間，思惟菩薩裝飾趨於複雜，上身裸露，其造像藝術開始借用佛像背屏及基座等模式內容，背屏上出現龍樹、飛天、雙倒龍、寶塔、化生童子等圖像，基座則有兩金剛力士、雙獅、香爐等常見內容，表現了佛國世界的無限美好，也彰顯了思惟菩薩地位的上升。北齊則是思惟菩薩造像最鼎盛最繁榮的時期。

要言之，東魏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已初具規模。由鮮卑化軍事貴族掀起的反漢化潮流成為東魏頗為重要的政治特徵，西胡化是上層貴族所推崇的文化風尚，東魏造像呈現出漢化和西胡化兩種樣式共存的現象。藝術研究。

(三) 鼎盛高潮—北齊曲陽白石造像

公元五五○年，高歡次子高洋取代東魏建立北齊王朝。北齊國祚雖短，然諸帝王及皇室貴族、世家大族乃至平民百姓崇佛之風極為盛行，中原北朝佛教發展到了最高潮時期。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即居甘露寺從僧稠大師習禪：『國儲分為三分，一以供國，一以自用，一供三寶……大起寺塔，僧尼滿於諸州。』高洋開鑿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大丞相、淮陰王高阿那肱開鑿南響堂山石窟。皇室貴戚、達官顯宦者如定州刺史趙郡王高叡興建寺院，大造佛像。《續高僧傳》卷十《釋靖嵩傳》稱：『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座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成歸厥邦。』北齊境內寺院總數達四萬餘所，僧尼數量有兩百餘萬人。北朝佛教造像藝術在進入最鼎盛時期，曲陽白石造像發展也達到最高峰。

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形成了自身的風格特點，內容極為豐富，呈現出強烈的胡化趨勢，正如宿白所云：『北齊統治者提倡鮮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帝以來褒衣博帶式之服飾，接受多種形式之薄衣疊褶的印度服制。』北齊造像上承並發展了東魏武定年間造像技術傳統和構圖特徵，同時吸收印度笈多藝術造像樣式。曲陽北齊白石佛造像多為薄衣貼體樣式，緊貼敷搭於佛座之上，面相渾圓，身軀趨於健壯而豐滿，充滿動感和活力，其與響堂山石窟造像和鄴城遺址及其周邊區域出土佛像基本一致。菩薩像多上身裸露，腹部前突，呈現渾圓的立體感，顯然受印度佛像樣式影響。這種薄衣貼體、突出身體曲線和雙陰刻線技法是鄴城地區和曲陽地區北齊佛像造像風格的重要特徵。筆者認為，北齊藝術家曹仲達『薄衣貼體』『曹衣出水』代表了以鄴城為中心的造像藝術風格，曲陽受其影響頗多，所謂『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正是指這類佛造像，而非遠離鄴城佛教文化中心區域的青州樣式。

這種佛衣樣式顯然受到北齊年間僧統法上改革僧服的影響。北齊文宣帝高洋任法上為僧統，天保年間，法上主導了僧侶服制的改制，這是佛教史上一次『儀服』的著名改革。曾經一統南北的傳統漢化的褒衣博帶佛衣的局面在東魏晚期被逐漸改變，出現了向印度樣式迴歸的趨勢。當然這種迴歸並非簡單的引進，而是民族樣式與外來樣式相互交融的產物。右袒式、敷搭雙肩下垂式與鉤紐式佛衣成為北齊流行的袈裟樣式，直接影響了隋唐之佛教造像。

北齊白石造像湧現出新的題材，如代表西方淨土信仰的阿彌陀佛像逐漸興起，結構對稱的雙尊造像開始大量湧現等，這是曲陽造像的獨特之處。目前所見曲陽白石造像中以北齊造像數量最多，僅天保年間紀年造像就有三十三軀，僅次於隋代大業年間的四十八軀。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曲陽出土諸多白石佛教造像與天龍山石窟、響堂山石窟造像等主流樣式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說，有些造像是石窟樣式的微縮版。

雙尊佛菩薩造像盛行於南北朝中晚期，造像形式多樣且題材豐富，始於受《妙法蓮華經》影響下而出現的多寶釋迦二佛並坐像，受此啟發和影響，北齊時期出現了雙釋迦佛、雙阿彌陀佛、雙觀音菩薩以及雙思惟菩薩等造像。這是北朝佛教藝術發展自創的一種造像組合，並無嚴格的佛教經典依據，體現了佛教造像吸取傳統雕刻講究對稱與平衡的美學法則，仍是中國化的雕刻藝術。李裕群先生認為曲陽修德寺雙尊佛菩薩造像的出現受南朝造像影響，這種觀點尚值得商榷，雙身造像的淵源可能仍在北方，多寶釋迦並坐佛的大量流行激發了雙身佛菩薩像的創作。

曲陽白石雙尊像中最著名且最具特色的當屬半跏雙思惟菩薩造像。北齊天保年間，半跏思惟菩薩像沿襲東魏武定年間的雕刻樣式，以單尊像為主，但有些背屏及基座雕刻內容更加豐富。雙半跏思惟菩薩是北齊天保年後曲陽白石造像最顯著的特徵，也是僅見於河北地區的最近代表性的定州風格造像，最早紀年見於皇建二年(五六一)邸洛姬造白石雙思惟菩薩像。雙半跏思惟菩薩像突破了平面格局，而走向立體化的發展，但仍講求對稱與平衡，多采用鏤空透雕的獨特技法。半跏思惟菩薩上身裸露，左右兩側有兩龍樹，裝飾盤龍，外側為兩弟子或兩菩薩等，背屏上方有的包括佛菩薩、飛天捧珠、倒龍捧塔、化生童子等，基座上則雕刻雙獅、香爐以及金剛力士等眾多內容，可謂精彩紛呈。北齊晚期至隋，雙半跏思惟像又朝簡約方向發展，頭光素面，身體亦多無衣褶雕刻，左右兩側僅存弟子或脅侍菩薩像。

雙觀音像是南北朝佛教菩薩信仰中最為流行的雙身造像組合之一，反映了大乘菩薩思想的盛行。隨著淨土信仰和大乘菩薩思想的傳播，擁有『救苦救難』之稱的觀音菩薩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五世紀時期觀音造像逐漸擺脫了佛的脅侍角色而獨立出來，單尊觀音造像開始流行並迅速傳播。東魏、北齊時期，民間觀音信仰達到新的高潮，關於觀音靈驗、消災避難的故事廣泛流傳，更出現了盛行一時的偽經《高王觀世音經》與《觀世音三昧經》等。特別是《高王觀世音經》成為東魏、北齊時期傳播極廣的觀音經典，這顯然與高氏政權的推動密切相關。與此同時，隨著觀音菩薩地位的上升，以觀音為主尊、左右加以脅侍菩薩或弟子的造像以及雙觀音造像開始出現並大量流行。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了多尊豐富多樣的雙觀音造像以及觀音為主尊的多尊造像。雙組合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如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依然盛行。事實上，南朝梁也出現了雙觀音造像和以觀音菩薩作為主尊的造像。這類造像有三尊、五尊到七尊、九尊乃至十一尊像等形式，造像中背光(背屏)分素面、陰線刻、彩繪、浮雕、鏤空透雕等多種。

交腳彌勒菩薩無疑是北朝最流行的菩薩之一。有學者指出，彌勒菩薩藝術形象中的交腳坐姿、獅子座椅、仰月或日月寶冠都與波斯薩珊王朝的帝王有關，作為『聖王』形象的彌勒更容易為世人所接受。從北齊開始，曲陽白石彌勒造像更多地以菩薩形象出現，且多為交腳形象，出現了以交腳彌勒為主尊的三尊、五尊以及七尊像等多種樣式，而鄴城遺址出土的交腳彌勒七尊像極為精美。

早期學界一般認為，東魏至北齊時期，曲陽白石造像形成了自成體系的定州風格造像流派，與以響堂山石窟為代表的鄴城風格、天龍山為代表的太原風格以及以青州龍興寺窖藏為代表的青州風格，並稱為北齊佛教造像藝術的四大流派。定州風格造像以曲陽為中心，以黃山白玉石為原料，多采用浮雕與鏤空透雕相結合的雕刻技法，且多半是小型造像，風格更多融合中西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國成立後鄴城遺址及周邊不斷髮現精美白石造像，特別是二○一二年鄴城遺址北吳莊發現一處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了近三千餘件北朝佛教造像，其中多為白石造像。作為東魏、北齊的政治文化和佛教信仰中心，鄴城遺址及其附近出土的大量精美白石造像，題材、樣式以及雕刻技法基本相同，而其質量和藝術水準又多高於曲陽出土白石造像，且造像風格演變時間上整體早於曲陽，這也為北朝白石造像風格的起源及其相互關係的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

"

相關推薦

'出土南陽，但藏於河南博物院的文物竟這麼多，有一件還是鎮館之寶'

"河南博物院是國家級重點博物館，藏品超5000件，匯聚了河南各個城市的文物，非常值得參觀。以下這些文物，皆出土於南陽，現藏於河南博物院。雲紋銅禁——出土於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鎮館之寶之一。青玉虎形佩——出土於河南淅川下寺，長14.6釐米,寬4.4釐米。王...

河南 文物 南陽 淅川 新野 方城 博物館 鄧州 編鐘 青銅器 東漢 陶器 宋朝 春秋戰國 2019-09-16

'南陽淅川出土了這麼多國寶，你都見過嗎？'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河南省淅川縣博物館配合省市文物考古部門，在丹江庫區沿線的下寺、和尚嶺、徐家嶺、七女冢、楊河、毛坪、吉崗、文坎、東溝、長嶺等古墓地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發堀楚國墓葬多處，出土了大批精美器物。這些青銅器不僅種類繁多，器形優美，紋飾瑰麗，風格多樣，而且鑄造技巧...

淅川 青銅器 文物 編鐘 考古 春秋戰國 南陽 河南 春秋時期 博物館 浮雕 藝術 楚莊王 丹江 2019-09-15

'和親公主的命運有多慘？漢武帝姐姐遠嫁匈奴，丈夫死後才道出辛酸'

"在經典歷史大劇《漢武大帝》中，有一個人物讓人印象深刻。她雖有公主之尊，然而婚事卻不能自主，作為漢朝和親的政治工具遠嫁匈奴。她就是南宮公主。南宮公主是漢武帝的姐姐，當時，漢朝和匈奴的關係很微妙，雙方都野心勃勃，卻總想維持表面的平衡。於是，作為政治工具，南宮公主就背上了和親的...

匈奴 漢武帝 南宮公主 漢武大帝 我在宮裡做廚師 漢朝 平陽公主 史記 宋朝 政治 孝景王皇后 侯位 漢景帝 2019-09-13

'被評書抹黑，為藝術而做出犧牲的忠臣名將們心裡有多苦'

"評書又稱說書，是我國一項歷史久遠的傳統表演藝術，是曲藝寶庫裡一枚璀璨的明珠。評書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市井文化相當繁榮時才誕生和發展起來的。評書是供人們在休閒時消遣的娛樂藝術。它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只有人們有錢有閒了才會有閒情逸致聽說書人表演。據考證，評書起源...

評書 潘美 我在宮裡做廚師 趙匡胤 藝術 楊家將 遼朝 北宋 宋太宗 楊延昭 李煜 應縣 揚州 曹彬 代縣 山西 蕭綽 寇準 曲藝 文化 單田芳 水滸傳 清明上河圖 石守信 楊業 朔州 田連元 三國演義 三俠五義 廣州 漳州 經濟 包拯 劉蘭芳 南京 2019-09-13

'曹操有眾多謀士，在赤壁之戰中，為何沒一個人看出火攻計？'

"三國時期曹操集團無疑是最強大的，魏蜀吳三國中，只有曹魏的實力是最強的。在當時來說，曹操甚至有一統天下的實力。赤壁之戰無疑是歷史上非常知名的戰役之一，也是三國三大戰役之一。它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在這場戰爭中，曹操失敗。由此曹操失去了一統天下的機會。赤壁之戰的失敗導致曹操一統...

曹操 赤壁之戰 荀彧 三國 赤壁市 程昱 劉備 漢獻帝 孫權 郭嘉 袁紹 龐統 荀攸 我在宮裡做廚師 長江 2019-09-13

'魏瓔珞原型：十年為乾隆生六胎，百年後遺骸出土，才知乾隆多狠心'

"從上世紀的《還珠格格》開始，再到前幾年火爆的《宮》和《步步驚心》，越來越多的清朝皇帝后宮爭寵的情節開始以電視劇的形式展現在大眾視野。而去年火熱在銀幕的《延禧攻略》更是讓入戲太深的觀眾開始發問：魏瓔珞這種人在歷史上真的存在嗎？而編劇也正面迴應：魏瓔珞的故事確實是根據清朝一位...

乾隆 我在宮裡做廚師 清朝 孝儀純皇后 步步驚心 延禧攻略 還珠格格 滿族 載澤 詩經 孫殿英 鑲黃旗 大眾汽車 任皇后 雍正 2019-09-12

'泉州土拍公告：德化龍潯鎮將出讓3幅地塊，據說有萬達，看看位置'

"德化縣自然資源局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拍賣出讓公告經德化縣人民政府批准，德化縣自然資源局決定以拍賣方式出讓3（幅）地塊的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出讓地塊大概位置。一、拍賣出讓地塊的基本情況和規劃指標要求：01、G2019-18號地塊地塊信息（一）宗地編號：G...

德化 萬達集團 建築 經濟 泉州 福建 日照 想象偉大的一平方公里 技術 陶瓷 金融 2019-09-12

'正史中的諸葛亮有多厲害？司馬懿陳壽給出了很客觀的評價'

"三國演義是後人們非常熟悉的一部小說，現如今三國演義已經成為了四大名著之一。三國演義幾乎是每人都讀過的一本著作。在小說中，作者羅貫中是捧劉貶曹的，小說中的蜀漢被羅貫中認為是漢室的正統繼承人。現如今看來，漢室在當時已經岌岌可危了，沒有曹操保護，漢室恐怕早就滅亡了。小說中最讓人...

諸葛亮 司馬懿 陳壽 三國演義 小說 劉備 羅貫中 劉禪 我在宮裡做廚師 三國志 曹操 諸葛玄 樂毅 管仲 奇門遁甲 2019-09-10

'北京出發，兩小時能去這麼多景點！有山有海有古城'

"給你兩個小時，你能幹什麼堵在三環的車流中看霓虹閃爍坐在後海的酒吧裡喝完三杯酒一場電影，一頓晚餐……也有人選擇坐上高鐵，去旅行山海關、廣府古城、媧皇宮、紅旗渠殷墟、少林寺、臺兒莊、泰山、明故城兩個小時，這些5A級景區讓你逃離喧囂的都市，體味大美中國 山海關明長城東北關隘之一...

泰山 孔廟 山海關 殷墟 少林寺 嵩山 我在宮裡做廚師 建築 太行山 紅旗渠 女媧 交通 承德避暑山莊 故宮博物院 魯班 臺兒莊 承德 故城 文化 廣州 齊文宣帝 全真道 安陽 明朝 孟姜女 武禹襄 楊露禪 邯鄲 京杭大運河 青銅器 考古 塔林 太極拳 儒家 論語 孔子 登封 徐州 登山運動 2019-09-09

'王者榮耀：天美偷懶了，單字名字的英雄只有三個！多出來的我吃。'

"王者榮耀英雄的名字是我們每天都接觸的東西，但是大家有沒有認真的去看這些名字呢？在現有的所有英雄當中，四字的名字只有12個，但是呢，大家一半都會簡化稱謂，也不會刻意留意，而單字的名字更加稀有，只有3個，下面讓我們來看看吧。四字名字複姓類：上官婉兒、百里守約、百里玄策。在這1...

王者聯盟 成吉思汗 我在宮裡做廚師 宮本武藏 封神演義 馬可·波羅 侍魂 上官婉兒 魯班 馬超 中國歷史 蒙古 馬可波羅遊記 過路黃 2019-09-09

'2182項標準，一瓶汾酒出廠有多嚴？｜四最汾酒'

"文｜醉美團隊如何獲得穩定的產品品質？汾酒的做法很簡單，就是兩個字——管理。當然，要做到並不容易，而持之以恆堅持至今，則尤為不易。工人每超產1公斤合格汾酒，只給獎金1分錢；每生產1公斤優質汾酒，就給獎金1角錢；每生產1公斤特質汾酒，則給獎金3角錢；汾酒在質量上能獲1枚金牌，...

汾酒 白酒 華羅庚 傅山 技術 食品安全 文化 李秋喜 山西 日本 原汁原味的德系SUV 2019-09-09

'寫作有多簡單？58歲老爸寫出讓人驚歎的小短文，文學大師3招教你'

"老爸年輕時喜歡寫書法，左鄰右舍的春聯他包了；中年時喜歡玩樂器，二胡拉的極好；今年58歲，喜歡上了寫作，特意買了自己喜歡的筆記本，一點一點兒寫起來。開始都是流水賬，像小學生的作文，都是今天做了什麼事，見了什麼人，心裡有了什麼想法等等，一兩個月後開始寫的稍微好一些，時不時引用...

文學 葉聖陶 文章 不完美媽媽 書法 經濟 童話 樂器 2019-09-07

'從開福寺、潘家坪到伍家嶺，長沙城北出城路上往事多'

"老長沙人印象裡城北過了伍家嶺就等於出了城。伍家嶺其實不是一條街也不是一個巷，而是以波隆立交橋為中心一個廣泛的區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長沙商業“五虎鬧長沙”年代就形成了以北斗星、泰陽商城為代表的伍家嶺商圈。伍家嶺原是長沙北郊的荒山野嶺，相傳明洪武年間，靳、毛、李、廖、楊五姓...

長沙 岳陽 湖南 馬希範 建築 湘江 考古 文物 湘陰 鴛鴦 新河 石柱 明朝 銀行 黃興 春秋戰國 五代十國 我在宮裡做廚師 工商銀行 陶器 桂園 2019-09-07

'漢中城固出土青銅器銘文揭祕，有一件國寶'

"城固縣以寶山鎮為中心的湑水河兩岸從1949年至今，先後十五次出土殷商青銅器，數量達680多件，主要為兵器，酒食器和祭祀禮器次之。百分之九十九的青銅器上沒有文字，僅有三件有銘文，其中兩件器物銘文相同。銘文分別是“銅山父已”圓罍和“亞伐”方罍。 要揭祕這些銘文含義及其後面的歷...

城固 青銅器 漢中 武丁 我在宮裡做廚師 夏朝 甲骨文 博物館 春秋戰國 洋縣 周武王 秦嶺 商朝 徐州 江蘇 大巴山脈 微山湖 2019-09-05

'中國風太土？看這些大牌設計你就知道中國風有多時尚'

"零基礎學習服裝設計，來華聯服裝教育學院！服裝舞臺上閃爍的中國風由來已久，許多的設計巨匠們都愛這來自東方帶有神祕面紗的文化。或是面料圖案、或是結構廓形，他們不斷的吸取並把這些元素融入到自己的設計中，讓東西方的藝術碰撞出新的火花。Dior by Galliano fall 1...

服裝設計 設計 克里斯汀·迪奧 時尚 香奈爾 服裝 伊夫·聖洛朗 設計師 最in買手君 旗袍 文化 黃柳霜 藝術 青花瓷 刺繡 好萊塢 瓷器 音樂 巴黎 鄧等等 2019-09-03

'五味太郎：將來有出息的孩子不會多，何必讓他們的童年那麼苦'

"父母的寬鬆給了他一個快樂的童年1945年，五味太郎出生在日本東京，而也正是在那一年，日本在二戰中戰敗了。戰爭是殘酷的，日本作為侵略國，在給受侵略國家的人民帶來沉重苦難的同時，給自己的人民也帶來了深重的創傷，可以說，在戰後那個階段的日本，幾乎每一個家長都會帶著一種深切的焦慮...

不完美媽媽 日本 插畫 大學 設計 書展 文化 工業設計 於桑 2019-09-02

'邁向全球標杆城市，未來的深圳有多震撼！超多最新規劃圖曝光！上'

"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發佈引發全深圳、全國人民，甚至全世界的關注。同時，有超120張城市海量規劃圖提前曝光，值得你第一時間瞭解！從“特區”到“示範區”，深圳將走向全球標杆城市，未來的城市將長成什麼樣？8月19-21日深...

深圳 福田汽車 清水河 城市設計 經濟 華僑城 金融 交通 文化 設計 我的第一部5G手機 大數據 建築 時尚 2019-08-30

'家人透露石宇奇中羽賽或復出 他距東奧有多遠？'

"過去一週，世界羽壇各國高手在世界錦標賽賽場奮力拼爭，贏得不菲的奧運積分，中國男單新秀石宇奇只能躺在病榻上靜心養傷。6月中旬，石宇奇在印尼公開賽第二輪比賽中左腳腳踝嚴重扭傷，此傷導致他缺席了世錦賽、日本公開賽兩項高級別賽事，印尼公開賽只能算是象徵性上場。“嘀嗒，嘀嗒⋯⋯”時...

石宇奇 奧林匹克運動會 中國羽毛球公開賽 桃田賢鬥 羽毛球 韓國 林丹 日本 周天成 體育 印度尼西亞 蘇迪曼杯 全英羽毛球公開賽 東京 諶龍 法國 成都 馬來西亞 印度 手術兩百年 新加坡 2019-08-30

'“蘇大強”出演話劇《安魂曲》！眾多明星到場支持'

"以色列劇作家漢諾赫·列文將契訶夫三部小說的片段改編成話劇《安魂曲》，20年來，一直被視作經典。原作曾在中國上演過四次，如今，以色列80後導演雅伊爾接受列文的遺孀邀請，重排中國版《安魂曲》，由在《都挺好》裡爆紅的老戲骨倪大紅擔綱主演，7月在北京首演，濮存昕、黃磊、何炅、彭昱...

安魂曲 話劇 倪大紅 以色列 小說 中央戲劇學院 螞蟻 戲劇 藝術 柳樹林 陳坤 黃磊 不完美媽媽 濮存昕 文化 特拉維夫 2019-08-29

'距蘭州出發200多公里，有黃土高原最為奇秀的景區'

"貴清山位於甘肅省定西市漳縣南72公里處,是隴中黃土高原最為奇秀的自然風景區，現為國家AAAA級森林公園，被譽為隴中的“小華山”、“貴清仙境”。 因其綿延長達18個村社，故有“貴清十八村”之說。貴清山為石灰岩地帶，群峰林立，怪石如雲，森林公園林地面積3.2萬畝，原始森林遍佈...

蘭州 定西 漳縣 華山 甘肅 建築 我在宮裡做廚師 雲霄 雲杉 成林 河南 狐狸 嘉慶帝 黨蔘 動物 明朝 2019-08-28

推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