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秦道珠 黃晶 高菊生 劉立生
"作者 | 秦道珠 黃晶 高菊生 劉立生
劉更另（1929-2010）
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專家。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
195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1959年獲蘇聯季米里亞節夫農學院副博士學位。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20世紀60年代首次解決了水稻“坐秋”問題，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機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鉀肥提高綠肥田稻穀產量，創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戰略措施和技術；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鋅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亞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論與方法；90年代創造出“水平淺溝、溝坑相連、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為發展林果業、草業，恢復植被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從1975年起，先後在全國主要農業區佈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長期定位實驗，獲得了大量科學資料。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中國科協和北京市科協領導、專家的親切關懷下，劉更另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作於2017年6月告一段落，其間我們收穫了較多有史料價值的資料。
1983年5月25日由中共衡陽地委寫給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之一。
為此，採集小組走訪了原衡陽地委副書記唐盛世和地方農業專家以及劉更另的老伴陳文新等人。
劉更另在20世紀60~80年代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對衡陽地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信函摘要如下：
中國農業科學院：
貴院土肥所於一九六O年在我區祁陽縣官山坪建立農村基點……二十多年來，他們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在劉更另同志的帶領下，長期在農村蹲點，深入群眾，總結經驗，理論聯繫實際，同農民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民服務。他們積極與省、地、縣有關業務部門開展協作，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種植綠肥、以磷增氮、培肥改良土壤；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提高單產、增加總產、施用鉀肥、提高水稻粒重等方面的成績尤為顯著，對我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同時，該站運用多種方法，幫助我區培訓農業技術員。實踐證明，他們長期堅持科研、為農村服務的方向，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是正確的，是深受農民群眾歡迎的。對於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深表感謝。特別是劉更另同志這種長期深入農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熱心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值得敬佩和學習的……
我區共有土地面積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多畝，其中紅（黃）佔百分之四十左右，綜合利用改良紅（黃）壤是我區農業發展戰略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要求在繼續辦好祁陽改良實驗站的同時，在衡陽設立紅壤改良實驗站，為我區紅（黃）壤綜合利用改良和我區農業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衡陽地區委員會
湖南省衡陽地區行政公署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作者 | 秦道珠 黃晶 高菊生 劉立生
劉更另（1929-2010）
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專家。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
195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1959年獲蘇聯季米里亞節夫農學院副博士學位。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20世紀60年代首次解決了水稻“坐秋”問題，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機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鉀肥提高綠肥田稻穀產量，創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戰略措施和技術；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鋅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亞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論與方法；90年代創造出“水平淺溝、溝坑相連、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為發展林果業、草業，恢復植被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從1975年起，先後在全國主要農業區佈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長期定位實驗，獲得了大量科學資料。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中國科協和北京市科協領導、專家的親切關懷下，劉更另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作於2017年6月告一段落，其間我們收穫了較多有史料價值的資料。
1983年5月25日由中共衡陽地委寫給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之一。
為此，採集小組走訪了原衡陽地委副書記唐盛世和地方農業專家以及劉更另的老伴陳文新等人。
劉更另在20世紀60~80年代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對衡陽地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信函摘要如下：
中國農業科學院：
貴院土肥所於一九六O年在我區祁陽縣官山坪建立農村基點……二十多年來，他們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在劉更另同志的帶領下，長期在農村蹲點，深入群眾，總結經驗，理論聯繫實際，同農民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民服務。他們積極與省、地、縣有關業務部門開展協作，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種植綠肥、以磷增氮、培肥改良土壤；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提高單產、增加總產、施用鉀肥、提高水稻粒重等方面的成績尤為顯著，對我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同時，該站運用多種方法，幫助我區培訓農業技術員。實踐證明，他們長期堅持科研、為農村服務的方向，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是正確的，是深受農民群眾歡迎的。對於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深表感謝。特別是劉更另同志這種長期深入農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熱心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值得敬佩和學習的……
我區共有土地面積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多畝，其中紅（黃）佔百分之四十左右，綜合利用改良紅（黃）壤是我區農業發展戰略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要求在繼續辦好祁陽改良實驗站的同時，在衡陽設立紅壤改良實驗站，為我區紅（黃）壤綜合利用改良和我區農業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衡陽地區委員會
湖南省衡陽地區行政公署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作者 | 秦道珠 黃晶 高菊生 劉立生
劉更另（1929-2010）
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專家。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
195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1959年獲蘇聯季米里亞節夫農學院副博士學位。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20世紀60年代首次解決了水稻“坐秋”問題，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機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鉀肥提高綠肥田稻穀產量，創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戰略措施和技術；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鋅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亞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論與方法；90年代創造出“水平淺溝、溝坑相連、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為發展林果業、草業，恢復植被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從1975年起，先後在全國主要農業區佈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長期定位實驗，獲得了大量科學資料。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中國科協和北京市科協領導、專家的親切關懷下，劉更另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作於2017年6月告一段落，其間我們收穫了較多有史料價值的資料。
1983年5月25日由中共衡陽地委寫給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之一。
為此，採集小組走訪了原衡陽地委副書記唐盛世和地方農業專家以及劉更另的老伴陳文新等人。
劉更另在20世紀60~80年代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對衡陽地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信函摘要如下：
中國農業科學院：
貴院土肥所於一九六O年在我區祁陽縣官山坪建立農村基點……二十多年來，他們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在劉更另同志的帶領下，長期在農村蹲點，深入群眾，總結經驗，理論聯繫實際，同農民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民服務。他們積極與省、地、縣有關業務部門開展協作，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種植綠肥、以磷增氮、培肥改良土壤；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提高單產、增加總產、施用鉀肥、提高水稻粒重等方面的成績尤為顯著，對我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同時，該站運用多種方法，幫助我區培訓農業技術員。實踐證明，他們長期堅持科研、為農村服務的方向，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是正確的，是深受農民群眾歡迎的。對於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深表感謝。特別是劉更另同志這種長期深入農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熱心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值得敬佩和學習的……
我區共有土地面積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多畝，其中紅（黃）佔百分之四十左右，綜合利用改良紅（黃）壤是我區農業發展戰略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要求在繼續辦好祁陽改良實驗站的同時，在衡陽設立紅壤改良實驗站，為我區紅（黃）壤綜合利用改良和我區農業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衡陽地區委員會
湖南省衡陽地區行政公署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當年，劉更另看到信件後，覺得信中對他個人“讚揚”太多，故將此信鎖在箱裡近20年，直到2002年6月19日，才將這封信寄給湖南祁陽官山坪——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希望以此鼓勵年輕科學家，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發揚過去“好思想、好作風、好經驗”，繼續紮根生產第一線，為新農村建設作出新貢獻。
見證改良低產田那些事
2015年4月14日，原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委書記，87歲高齡的唐盛世同志，向採集小組講述了當年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作者 | 秦道珠 黃晶 高菊生 劉立生
劉更另（1929-2010）
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專家。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
195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1959年獲蘇聯季米里亞節夫農學院副博士學位。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20世紀60年代首次解決了水稻“坐秋”問題，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機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鉀肥提高綠肥田稻穀產量，創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戰略措施和技術；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鋅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亞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論與方法；90年代創造出“水平淺溝、溝坑相連、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為發展林果業、草業，恢復植被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從1975年起，先後在全國主要農業區佈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長期定位實驗，獲得了大量科學資料。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中國科協和北京市科協領導、專家的親切關懷下，劉更另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作於2017年6月告一段落，其間我們收穫了較多有史料價值的資料。
1983年5月25日由中共衡陽地委寫給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之一。
為此，採集小組走訪了原衡陽地委副書記唐盛世和地方農業專家以及劉更另的老伴陳文新等人。
劉更另在20世紀60~80年代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對衡陽地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信函摘要如下：
中國農業科學院：
貴院土肥所於一九六O年在我區祁陽縣官山坪建立農村基點……二十多年來，他們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在劉更另同志的帶領下，長期在農村蹲點，深入群眾，總結經驗，理論聯繫實際，同農民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民服務。他們積極與省、地、縣有關業務部門開展協作，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種植綠肥、以磷增氮、培肥改良土壤；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提高單產、增加總產、施用鉀肥、提高水稻粒重等方面的成績尤為顯著，對我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同時，該站運用多種方法，幫助我區培訓農業技術員。實踐證明，他們長期堅持科研、為農村服務的方向，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是正確的，是深受農民群眾歡迎的。對於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深表感謝。特別是劉更另同志這種長期深入農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熱心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值得敬佩和學習的……
我區共有土地面積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多畝，其中紅（黃）佔百分之四十左右，綜合利用改良紅（黃）壤是我區農業發展戰略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要求在繼續辦好祁陽改良實驗站的同時，在衡陽設立紅壤改良實驗站，為我區紅（黃）壤綜合利用改良和我區農業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衡陽地區委員會
湖南省衡陽地區行政公署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當年，劉更另看到信件後，覺得信中對他個人“讚揚”太多，故將此信鎖在箱裡近20年，直到2002年6月19日，才將這封信寄給湖南祁陽官山坪——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希望以此鼓勵年輕科學家，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發揚過去“好思想、好作風、好經驗”，繼續紮根生產第一線，為新農村建設作出新貢獻。
見證改良低產田那些事
2015年4月14日，原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委書記，87歲高齡的唐盛世同志，向採集小組講述了當年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2015年4月14日，87歲的唐盛世老人講述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1961~1995年，唐盛世曾任原祁東縣委書記、祁陽縣委書記、常寧縣委書記，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區行署專員、地委書記等職。
他回憶劉更另當年在衡陽、零陵地區改良低產田，推廣“冬幹坐秋”、“坐秋”施磷，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等故事時記憶猶新，彷彿就發生在昨天。
1960年3月，中央、省、地、縣組建了共22人的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以下簡稱聯合工作組），駐點湖南祁陽官山坪，其目的是改良低產田，提高糧食產量，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
“我跟劉更另是在衡陽地區開現場會和縣委書記會議時認識的。當年，縣委書記開會就兩件事：一是解決老百姓吃飯的問題；二是抓生產問題，提高糧食產量。”唐盛世回憶說。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處於極度困難之中，如何解決糧食問題成為頭等大事。“那時糧食畝產僅三四百斤，老百姓一年差半年糧，一到青黃不接季節就吃不飽飯，情況很嚴重。因此，地委開的會議大多是討論這個問題。”
當時衡陽地委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縣委書記會議，劉更另作為農業專家，每次都被邀請參加，並與他們吃住在一塊。這樣一來，唐盛世跟劉更另接觸多了，也更瞭解他了。
1961年，時任祁東縣委書記的唐盛世，把官山坪鴨屎泥田改良經驗作為祁東縣農業發展的重中之重，並多次邀請劉更另到祁東各地作技術指導。這樣一來，唐盛世就更加熟悉這位留蘇的“洋博士”了。
“為什麼1961年祁東縣的糧食產量比祁陽縣高呢？主要是鴨屎泥田改良的成績，這其中有劉更另的很大功勞！”唐盛世說。
自從1960年聯合工作組進入官山坪大隊後，420多畝水田的平均畝產從350斤逐年提高——1961年為417斤，1962年為564斤，1963年為680斤，1964年則提高到740斤。
官山坪大隊的經驗帶動了地、縣糧食增產。當時的湖南省委副書記李瑞山專門在官山坪基點召開現場會，大力宣傳推廣官山坪大隊增產糧食的“官山坪經驗”。
當年湖南省6個地區推廣面積295萬畝，增產稻穀3.6億斤。1964年祁陽縣推廣“官山坪經驗”17萬畝，增產30%～50%。
為此，《人民日報》《湖南日報》發表社論，對北京派來的這些青年農學家深入農村所取得的成績給予高度讚揚。
“這些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大家努力完成的。他們既得到過成功的喜悅，也飽嘗過失敗的苦頭。劉更另作為科技帶頭人，更是絞盡了腦汁，花費了心血。”唐盛世感慨道。
"作者 | 秦道珠 黃晶 高菊生 劉立生
劉更另（1929-2010）
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專家。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
195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1959年獲蘇聯季米里亞節夫農學院副博士學位。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20世紀60年代首次解決了水稻“坐秋”問題，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機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鉀肥提高綠肥田稻穀產量，創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戰略措施和技術；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鋅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亞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論與方法；90年代創造出“水平淺溝、溝坑相連、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為發展林果業、草業，恢復植被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從1975年起，先後在全國主要農業區佈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長期定位實驗，獲得了大量科學資料。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中國科協和北京市科協領導、專家的親切關懷下，劉更另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作於2017年6月告一段落，其間我們收穫了較多有史料價值的資料。
1983年5月25日由中共衡陽地委寫給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之一。
為此，採集小組走訪了原衡陽地委副書記唐盛世和地方農業專家以及劉更另的老伴陳文新等人。
劉更另在20世紀60~80年代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對衡陽地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信函摘要如下：
中國農業科學院：
貴院土肥所於一九六O年在我區祁陽縣官山坪建立農村基點……二十多年來，他們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在劉更另同志的帶領下，長期在農村蹲點，深入群眾，總結經驗，理論聯繫實際，同農民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民服務。他們積極與省、地、縣有關業務部門開展協作，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種植綠肥、以磷增氮、培肥改良土壤；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提高單產、增加總產、施用鉀肥、提高水稻粒重等方面的成績尤為顯著，對我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同時，該站運用多種方法，幫助我區培訓農業技術員。實踐證明，他們長期堅持科研、為農村服務的方向，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是正確的，是深受農民群眾歡迎的。對於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深表感謝。特別是劉更另同志這種長期深入農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熱心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值得敬佩和學習的……
我區共有土地面積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多畝，其中紅（黃）佔百分之四十左右，綜合利用改良紅（黃）壤是我區農業發展戰略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要求在繼續辦好祁陽改良實驗站的同時，在衡陽設立紅壤改良實驗站，為我區紅（黃）壤綜合利用改良和我區農業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衡陽地區委員會
湖南省衡陽地區行政公署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當年，劉更另看到信件後，覺得信中對他個人“讚揚”太多，故將此信鎖在箱裡近20年，直到2002年6月19日，才將這封信寄給湖南祁陽官山坪——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希望以此鼓勵年輕科學家，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發揚過去“好思想、好作風、好經驗”，繼續紮根生產第一線，為新農村建設作出新貢獻。
見證改良低產田那些事
2015年4月14日，原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委書記，87歲高齡的唐盛世同志，向採集小組講述了當年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2015年4月14日，87歲的唐盛世老人講述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1961~1995年，唐盛世曾任原祁東縣委書記、祁陽縣委書記、常寧縣委書記，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區行署專員、地委書記等職。
他回憶劉更另當年在衡陽、零陵地區改良低產田，推廣“冬幹坐秋”、“坐秋”施磷，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等故事時記憶猶新，彷彿就發生在昨天。
1960年3月，中央、省、地、縣組建了共22人的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以下簡稱聯合工作組），駐點湖南祁陽官山坪，其目的是改良低產田，提高糧食產量，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
“我跟劉更另是在衡陽地區開現場會和縣委書記會議時認識的。當年，縣委書記開會就兩件事：一是解決老百姓吃飯的問題；二是抓生產問題，提高糧食產量。”唐盛世回憶說。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處於極度困難之中，如何解決糧食問題成為頭等大事。“那時糧食畝產僅三四百斤，老百姓一年差半年糧，一到青黃不接季節就吃不飽飯，情況很嚴重。因此，地委開的會議大多是討論這個問題。”
當時衡陽地委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縣委書記會議，劉更另作為農業專家，每次都被邀請參加，並與他們吃住在一塊。這樣一來，唐盛世跟劉更另接觸多了，也更瞭解他了。
1961年，時任祁東縣委書記的唐盛世，把官山坪鴨屎泥田改良經驗作為祁東縣農業發展的重中之重，並多次邀請劉更另到祁東各地作技術指導。這樣一來，唐盛世就更加熟悉這位留蘇的“洋博士”了。
“為什麼1961年祁東縣的糧食產量比祁陽縣高呢？主要是鴨屎泥田改良的成績，這其中有劉更另的很大功勞！”唐盛世說。
自從1960年聯合工作組進入官山坪大隊後，420多畝水田的平均畝產從350斤逐年提高——1961年為417斤，1962年為564斤，1963年為680斤，1964年則提高到740斤。
官山坪大隊的經驗帶動了地、縣糧食增產。當時的湖南省委副書記李瑞山專門在官山坪基點召開現場會，大力宣傳推廣官山坪大隊增產糧食的“官山坪經驗”。
當年湖南省6個地區推廣面積295萬畝，增產稻穀3.6億斤。1964年祁陽縣推廣“官山坪經驗”17萬畝，增產30%～50%。
為此，《人民日報》《湖南日報》發表社論，對北京派來的這些青年農學家深入農村所取得的成績給予高度讚揚。
“這些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大家努力完成的。他們既得到過成功的喜悅，也飽嘗過失敗的苦頭。劉更另作為科技帶頭人，更是絞盡了腦汁，花費了心血。”唐盛世感慨道。
1963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條農業科學試驗的正確道路》。
“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
1961年11月，正是晚稻收穫季節，作為湖南祁陽人的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一次回祁陽。
在經過祁東縣時，看到晚稻一片金黃的豐收景象，陶鑄頗為欣喜。陪同的唐盛世告訴他：“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呀！”
陶鑄一聽便點頭稱讚：“真正的科學技術是非常了不起的。鴨屎泥田改良作出了這麼大成績，很不簡單！”同時感嘆說，“北京來的科學家在這個地方待幾年，很不容易！”
1963年11月17日，陶鑄第二次回祁陽。恰又是晚稻收割季節，看到祁陽縣的晚稻一片金黃、大面積豐收的喜人景象，陶鑄非常高興，決定第一站就去官山坪基地視察，看望在生產第一線的科技工作者。
這次，陪同陶鑄去官山坪基地考察的，還有國家科委第一副主任韓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書記王延春，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以及衡陽地委書記榮成和、副書記楊文正、祕書長徐傑、祁東縣委書記唐盛世、祁陽縣委書記李建春等一行20餘人。
在官山坪基地，陶鑄首先代表祁陽縣人民，感謝官山坪工作組的科技人員，為解決鴨屎泥田低產問題立了大功。
接著，他主持召開座談會，當了解到官山坪基地科技人員在工作、生活上的困難時，便勉勵科技人員克服困難，繼續努力，並表示對官山坪科技人員要給予最大可能的關心。
從這以後，祁陽官山坪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改名為“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科學工作站”（以下簡稱祁陽工作站），建立永久性科研基地，長期堅持農村科學研究，在生產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劉更另為第一任站長。
"作者 | 秦道珠 黃晶 高菊生 劉立生
劉更另（1929-2010）
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專家。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
195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1959年獲蘇聯季米里亞節夫農學院副博士學位。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20世紀60年代首次解決了水稻“坐秋”問題，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機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鉀肥提高綠肥田稻穀產量，創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戰略措施和技術；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鋅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亞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論與方法；90年代創造出“水平淺溝、溝坑相連、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為發展林果業、草業，恢復植被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從1975年起，先後在全國主要農業區佈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長期定位實驗，獲得了大量科學資料。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中國科協和北京市科協領導、專家的親切關懷下，劉更另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作於2017年6月告一段落，其間我們收穫了較多有史料價值的資料。
1983年5月25日由中共衡陽地委寫給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之一。
為此，採集小組走訪了原衡陽地委副書記唐盛世和地方農業專家以及劉更另的老伴陳文新等人。
劉更另在20世紀60~80年代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對衡陽地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信函摘要如下：
中國農業科學院：
貴院土肥所於一九六O年在我區祁陽縣官山坪建立農村基點……二十多年來，他們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在劉更另同志的帶領下，長期在農村蹲點，深入群眾，總結經驗，理論聯繫實際，同農民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民服務。他們積極與省、地、縣有關業務部門開展協作，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種植綠肥、以磷增氮、培肥改良土壤；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提高單產、增加總產、施用鉀肥、提高水稻粒重等方面的成績尤為顯著，對我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同時，該站運用多種方法，幫助我區培訓農業技術員。實踐證明，他們長期堅持科研、為農村服務的方向，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是正確的，是深受農民群眾歡迎的。對於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深表感謝。特別是劉更另同志這種長期深入農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熱心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值得敬佩和學習的……
我區共有土地面積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多畝，其中紅（黃）佔百分之四十左右，綜合利用改良紅（黃）壤是我區農業發展戰略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要求在繼續辦好祁陽改良實驗站的同時，在衡陽設立紅壤改良實驗站，為我區紅（黃）壤綜合利用改良和我區農業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衡陽地區委員會
湖南省衡陽地區行政公署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當年，劉更另看到信件後，覺得信中對他個人“讚揚”太多，故將此信鎖在箱裡近20年，直到2002年6月19日，才將這封信寄給湖南祁陽官山坪——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希望以此鼓勵年輕科學家，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發揚過去“好思想、好作風、好經驗”，繼續紮根生產第一線，為新農村建設作出新貢獻。
見證改良低產田那些事
2015年4月14日，原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委書記，87歲高齡的唐盛世同志，向採集小組講述了當年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2015年4月14日，87歲的唐盛世老人講述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1961~1995年，唐盛世曾任原祁東縣委書記、祁陽縣委書記、常寧縣委書記，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區行署專員、地委書記等職。
他回憶劉更另當年在衡陽、零陵地區改良低產田，推廣“冬幹坐秋”、“坐秋”施磷，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等故事時記憶猶新，彷彿就發生在昨天。
1960年3月，中央、省、地、縣組建了共22人的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以下簡稱聯合工作組），駐點湖南祁陽官山坪，其目的是改良低產田，提高糧食產量，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
“我跟劉更另是在衡陽地區開現場會和縣委書記會議時認識的。當年，縣委書記開會就兩件事：一是解決老百姓吃飯的問題；二是抓生產問題，提高糧食產量。”唐盛世回憶說。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處於極度困難之中，如何解決糧食問題成為頭等大事。“那時糧食畝產僅三四百斤，老百姓一年差半年糧，一到青黃不接季節就吃不飽飯，情況很嚴重。因此，地委開的會議大多是討論這個問題。”
當時衡陽地委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縣委書記會議，劉更另作為農業專家，每次都被邀請參加，並與他們吃住在一塊。這樣一來，唐盛世跟劉更另接觸多了，也更瞭解他了。
1961年，時任祁東縣委書記的唐盛世，把官山坪鴨屎泥田改良經驗作為祁東縣農業發展的重中之重，並多次邀請劉更另到祁東各地作技術指導。這樣一來，唐盛世就更加熟悉這位留蘇的“洋博士”了。
“為什麼1961年祁東縣的糧食產量比祁陽縣高呢？主要是鴨屎泥田改良的成績，這其中有劉更另的很大功勞！”唐盛世說。
自從1960年聯合工作組進入官山坪大隊後，420多畝水田的平均畝產從350斤逐年提高——1961年為417斤，1962年為564斤，1963年為680斤，1964年則提高到740斤。
官山坪大隊的經驗帶動了地、縣糧食增產。當時的湖南省委副書記李瑞山專門在官山坪基點召開現場會，大力宣傳推廣官山坪大隊增產糧食的“官山坪經驗”。
當年湖南省6個地區推廣面積295萬畝，增產稻穀3.6億斤。1964年祁陽縣推廣“官山坪經驗”17萬畝，增產30%～50%。
為此，《人民日報》《湖南日報》發表社論，對北京派來的這些青年農學家深入農村所取得的成績給予高度讚揚。
“這些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大家努力完成的。他們既得到過成功的喜悅，也飽嘗過失敗的苦頭。劉更另作為科技帶頭人，更是絞盡了腦汁，花費了心血。”唐盛世感慨道。
1963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條農業科學試驗的正確道路》。
“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
1961年11月，正是晚稻收穫季節，作為湖南祁陽人的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一次回祁陽。
在經過祁東縣時，看到晚稻一片金黃的豐收景象，陶鑄頗為欣喜。陪同的唐盛世告訴他：“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呀！”
陶鑄一聽便點頭稱讚：“真正的科學技術是非常了不起的。鴨屎泥田改良作出了這麼大成績，很不簡單！”同時感嘆說，“北京來的科學家在這個地方待幾年，很不容易！”
1963年11月17日，陶鑄第二次回祁陽。恰又是晚稻收割季節，看到祁陽縣的晚稻一片金黃、大面積豐收的喜人景象，陶鑄非常高興，決定第一站就去官山坪基地視察，看望在生產第一線的科技工作者。
這次，陪同陶鑄去官山坪基地考察的，還有國家科委第一副主任韓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書記王延春，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以及衡陽地委書記榮成和、副書記楊文正、祕書長徐傑、祁東縣委書記唐盛世、祁陽縣委書記李建春等一行20餘人。
在官山坪基地，陶鑄首先代表祁陽縣人民，感謝官山坪工作組的科技人員，為解決鴨屎泥田低產問題立了大功。
接著，他主持召開座談會，當了解到官山坪基地科技人員在工作、生活上的困難時，便勉勵科技人員克服困難，繼續努力，並表示對官山坪科技人員要給予最大可能的關心。
從這以後，祁陽官山坪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改名為“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科學工作站”（以下簡稱祁陽工作站），建立永久性科研基地，長期堅持農村科學研究，在生產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劉更另為第一任站長。
陶鑄（右2）在官山坪基地視察並看望科技工作者。（來源：《祁陽歲月回眸》）
頂住壓力，不懈努力
鴨屎泥田冬幹水稻“坐秋”防治成功後，劉更另又提出了“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設想，將此作為當地糧食再增產的關鍵突破口。
“衡陽地區祁陽縣解放前就有種雙季稻的地方，如下馬渡、大橋灣等，但產量很低，不到200斤。1960年工作組在祁陽官山坪蹲點，施用磷肥改良鴨屎泥田取得突破。接下來，劉更另又提出‘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口號，記得當時衡陽地委開會討論這些時，縣委書記們都將信將疑。”當年發展雙季稻的曲折歷程，唐盛世至今印象深刻。
衡陽地區位於湖南省中南部，總面積15310平方公里，總耕地面積556萬餘畝，佔24.24%，人均耕地僅0.8畝，屬人多田少地區。
為了儘快提高全區糧食產量，衡陽地委特任劉更另為衡陽地委農業組副組長。因此，衡陽地委每次召開縣委書記會議和縣區鄉“三級幹部會”時，劉更另都參加並做技術報告。
他對“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技術，從理論到實踐講得非常好。唐盛世對此印象特別深刻。
“劉更另講的很多農業科學大道理我不完全懂。但是，衡陽地區、零陵地區乃至湘南地區的糧食產量翻番，老百姓能吃飽飯了！這就使我很受感動。”唐盛世告訴採集小組。
從1964年起，衡陽地區大力推廣“官山坪經驗”，施用磷肥、種植綠肥、單季改雙季，雙季稻面積迅速擴大，單產明顯提高。
到1974年，衡陽地區普及了雙季稻（佔稻田面積78％），普及了綠肥草籽，普及了氮磷化肥，普及了矮杆良種及合理密植栽培，雙季稻綠肥制度發展鞏固了，糧食總產比1963年增加21億斤，相當於1963年的1.5倍。
從1964年到1974年的10年間，衡陽地區早稻單產提高230斤，達到568斤；而晚稻單產只提高了84斤，僅達287斤，還是早稻高產，晚稻低產，兩者相差近1倍。
1975年，劉更另根據當時生產條件，再次向衡陽地委寫了《力爭晚稻超早稻》的建議。
在建議中他提出爭取做到“三早”，即早插、早管、早追肥，說這是奪取晚稻高產的關鍵。
插秧要求早、管理要求早、追肥要求早，充分利用七、八月的光熱條件，促使禾苗發蔸分櫱、壯苗壯杆。
在施肥問題上提倡早施、深施，以充分發揮肥料效果，延長肥勁。在管理上特別強調中耕質量，第一次中耕要早、細，做到田平泥活，土肥相融。
同時還要精心防治病蟲害，以減少損失。衡陽地委當即轉發了建議，並採取有力措施，在全區掀起了“晚稻超早稻”的群眾運動。
據統計，從1975年到1980年，衡陽全區351萬畝晚稻單產由287斤提高到584斤，平均每年增產18.8%；總產由9.8億斤上升到21.6億斤，增產1倍以上。
有兩個縣和一大批社隊實現了“晚稻超早稻”的目標。尤其是1980年，在全區晚稻面積減少35萬畝的情況下，晚稻總產仍比上年增加了5000多萬斤。
實際上，當年衡陽地委要求各縣接受劉更另“晚稻超早稻”的建議時，遭遇了很多阻力，就連縣、區、社幹部都“將信將疑”。
在幹部中甚至有人編了首順口溜來挖苦他們：“晚稻超早稻，年年發號召。實在辦不到，何必放空炮。”
為此，劉更另頂住壓力，在連續幾年向衡陽地委提出“晚稻超早稻”的建議時，選擇一些公社進行試點，從栽培技術上、管理上，不斷提高晚稻產量。
直到1978年，祁陽縣才實行了全縣“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目標。
“衡陽地區普及雙季稻整整花了10年時間（從1963年到1973年），從‘晚稻超早稻’的設想提出，到大面積實現這個目標，整整花了16年時間（從1964年到1980年）。看來，農業生產發展潛力很大，如何發揮這個潛力，需要農業科學工作者和有關人士從技術上、從種植制度上不懈地長期努力。”這是劉更另長期堅持農業第一線科學研究與實踐的總結。
一年蹲點324天
2010年6月，劉更另院士去世。
“我的丈夫劉更另事業心很強，是個工作狂，一年到頭在家的時間很少，有時一年在家呆的時間不到一個月。”2014年12月26日，劉更另的老伴、90歲高齡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文新在接受採集小組訪談時介紹說。
“我對他學習和工作的艱苦努力勁頭還是很看重的。我們在蘇聯時有了第一個孩子，回國後又有了第二個孩子，都是由我及我家人負責撫養的。或許是因為孩子，讓我們彼此變得寬容些。”回憶往事，陳文新為老伴劉更另的去世，感到非常悲傷。
"作者 | 秦道珠 黃晶 高菊生 劉立生
劉更另（1929-2010）
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專家。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
195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1959年獲蘇聯季米里亞節夫農學院副博士學位。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20世紀60年代首次解決了水稻“坐秋”問題，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機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鉀肥提高綠肥田稻穀產量，創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戰略措施和技術；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鋅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亞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論與方法；90年代創造出“水平淺溝、溝坑相連、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為發展林果業、草業，恢復植被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從1975年起，先後在全國主要農業區佈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長期定位實驗，獲得了大量科學資料。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中國科協和北京市科協領導、專家的親切關懷下，劉更另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作於2017年6月告一段落，其間我們收穫了較多有史料價值的資料。
1983年5月25日由中共衡陽地委寫給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之一。
為此，採集小組走訪了原衡陽地委副書記唐盛世和地方農業專家以及劉更另的老伴陳文新等人。
劉更另在20世紀60~80年代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對衡陽地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信函摘要如下：
中國農業科學院：
貴院土肥所於一九六O年在我區祁陽縣官山坪建立農村基點……二十多年來，他們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在劉更另同志的帶領下，長期在農村蹲點，深入群眾，總結經驗，理論聯繫實際，同農民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民服務。他們積極與省、地、縣有關業務部門開展協作，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種植綠肥、以磷增氮、培肥改良土壤；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提高單產、增加總產、施用鉀肥、提高水稻粒重等方面的成績尤為顯著，對我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同時，該站運用多種方法，幫助我區培訓農業技術員。實踐證明，他們長期堅持科研、為農村服務的方向，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是正確的，是深受農民群眾歡迎的。對於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深表感謝。特別是劉更另同志這種長期深入農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熱心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值得敬佩和學習的……
我區共有土地面積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多畝，其中紅（黃）佔百分之四十左右，綜合利用改良紅（黃）壤是我區農業發展戰略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要求在繼續辦好祁陽改良實驗站的同時，在衡陽設立紅壤改良實驗站，為我區紅（黃）壤綜合利用改良和我區農業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衡陽地區委員會
湖南省衡陽地區行政公署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當年，劉更另看到信件後，覺得信中對他個人“讚揚”太多，故將此信鎖在箱裡近20年，直到2002年6月19日，才將這封信寄給湖南祁陽官山坪——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希望以此鼓勵年輕科學家，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發揚過去“好思想、好作風、好經驗”，繼續紮根生產第一線，為新農村建設作出新貢獻。
見證改良低產田那些事
2015年4月14日，原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委書記，87歲高齡的唐盛世同志，向採集小組講述了當年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2015年4月14日，87歲的唐盛世老人講述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1961~1995年，唐盛世曾任原祁東縣委書記、祁陽縣委書記、常寧縣委書記，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區行署專員、地委書記等職。
他回憶劉更另當年在衡陽、零陵地區改良低產田，推廣“冬幹坐秋”、“坐秋”施磷，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等故事時記憶猶新，彷彿就發生在昨天。
1960年3月，中央、省、地、縣組建了共22人的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以下簡稱聯合工作組），駐點湖南祁陽官山坪，其目的是改良低產田，提高糧食產量，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
“我跟劉更另是在衡陽地區開現場會和縣委書記會議時認識的。當年，縣委書記開會就兩件事：一是解決老百姓吃飯的問題；二是抓生產問題，提高糧食產量。”唐盛世回憶說。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處於極度困難之中，如何解決糧食問題成為頭等大事。“那時糧食畝產僅三四百斤，老百姓一年差半年糧，一到青黃不接季節就吃不飽飯，情況很嚴重。因此，地委開的會議大多是討論這個問題。”
當時衡陽地委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縣委書記會議，劉更另作為農業專家，每次都被邀請參加，並與他們吃住在一塊。這樣一來，唐盛世跟劉更另接觸多了，也更瞭解他了。
1961年，時任祁東縣委書記的唐盛世，把官山坪鴨屎泥田改良經驗作為祁東縣農業發展的重中之重，並多次邀請劉更另到祁東各地作技術指導。這樣一來，唐盛世就更加熟悉這位留蘇的“洋博士”了。
“為什麼1961年祁東縣的糧食產量比祁陽縣高呢？主要是鴨屎泥田改良的成績，這其中有劉更另的很大功勞！”唐盛世說。
自從1960年聯合工作組進入官山坪大隊後，420多畝水田的平均畝產從350斤逐年提高——1961年為417斤，1962年為564斤，1963年為680斤，1964年則提高到740斤。
官山坪大隊的經驗帶動了地、縣糧食增產。當時的湖南省委副書記李瑞山專門在官山坪基點召開現場會，大力宣傳推廣官山坪大隊增產糧食的“官山坪經驗”。
當年湖南省6個地區推廣面積295萬畝，增產稻穀3.6億斤。1964年祁陽縣推廣“官山坪經驗”17萬畝，增產30%～50%。
為此，《人民日報》《湖南日報》發表社論，對北京派來的這些青年農學家深入農村所取得的成績給予高度讚揚。
“這些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大家努力完成的。他們既得到過成功的喜悅，也飽嘗過失敗的苦頭。劉更另作為科技帶頭人，更是絞盡了腦汁，花費了心血。”唐盛世感慨道。
1963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條農業科學試驗的正確道路》。
“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
1961年11月，正是晚稻收穫季節，作為湖南祁陽人的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一次回祁陽。
在經過祁東縣時，看到晚稻一片金黃的豐收景象，陶鑄頗為欣喜。陪同的唐盛世告訴他：“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呀！”
陶鑄一聽便點頭稱讚：“真正的科學技術是非常了不起的。鴨屎泥田改良作出了這麼大成績，很不簡單！”同時感嘆說，“北京來的科學家在這個地方待幾年，很不容易！”
1963年11月17日，陶鑄第二次回祁陽。恰又是晚稻收割季節，看到祁陽縣的晚稻一片金黃、大面積豐收的喜人景象，陶鑄非常高興，決定第一站就去官山坪基地視察，看望在生產第一線的科技工作者。
這次，陪同陶鑄去官山坪基地考察的，還有國家科委第一副主任韓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書記王延春，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以及衡陽地委書記榮成和、副書記楊文正、祕書長徐傑、祁東縣委書記唐盛世、祁陽縣委書記李建春等一行20餘人。
在官山坪基地，陶鑄首先代表祁陽縣人民，感謝官山坪工作組的科技人員，為解決鴨屎泥田低產問題立了大功。
接著，他主持召開座談會，當了解到官山坪基地科技人員在工作、生活上的困難時，便勉勵科技人員克服困難，繼續努力，並表示對官山坪科技人員要給予最大可能的關心。
從這以後，祁陽官山坪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改名為“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科學工作站”（以下簡稱祁陽工作站），建立永久性科研基地，長期堅持農村科學研究，在生產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劉更另為第一任站長。
陶鑄（右2）在官山坪基地視察並看望科技工作者。（來源：《祁陽歲月回眸》）
頂住壓力，不懈努力
鴨屎泥田冬幹水稻“坐秋”防治成功後，劉更另又提出了“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設想，將此作為當地糧食再增產的關鍵突破口。
“衡陽地區祁陽縣解放前就有種雙季稻的地方，如下馬渡、大橋灣等，但產量很低，不到200斤。1960年工作組在祁陽官山坪蹲點，施用磷肥改良鴨屎泥田取得突破。接下來，劉更另又提出‘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口號，記得當時衡陽地委開會討論這些時，縣委書記們都將信將疑。”當年發展雙季稻的曲折歷程，唐盛世至今印象深刻。
衡陽地區位於湖南省中南部，總面積15310平方公里，總耕地面積556萬餘畝，佔24.24%，人均耕地僅0.8畝，屬人多田少地區。
為了儘快提高全區糧食產量，衡陽地委特任劉更另為衡陽地委農業組副組長。因此，衡陽地委每次召開縣委書記會議和縣區鄉“三級幹部會”時，劉更另都參加並做技術報告。
他對“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技術，從理論到實踐講得非常好。唐盛世對此印象特別深刻。
“劉更另講的很多農業科學大道理我不完全懂。但是，衡陽地區、零陵地區乃至湘南地區的糧食產量翻番，老百姓能吃飽飯了！這就使我很受感動。”唐盛世告訴採集小組。
從1964年起，衡陽地區大力推廣“官山坪經驗”，施用磷肥、種植綠肥、單季改雙季，雙季稻面積迅速擴大，單產明顯提高。
到1974年，衡陽地區普及了雙季稻（佔稻田面積78％），普及了綠肥草籽，普及了氮磷化肥，普及了矮杆良種及合理密植栽培，雙季稻綠肥制度發展鞏固了，糧食總產比1963年增加21億斤，相當於1963年的1.5倍。
從1964年到1974年的10年間，衡陽地區早稻單產提高230斤，達到568斤；而晚稻單產只提高了84斤，僅達287斤，還是早稻高產，晚稻低產，兩者相差近1倍。
1975年，劉更另根據當時生產條件，再次向衡陽地委寫了《力爭晚稻超早稻》的建議。
在建議中他提出爭取做到“三早”，即早插、早管、早追肥，說這是奪取晚稻高產的關鍵。
插秧要求早、管理要求早、追肥要求早，充分利用七、八月的光熱條件，促使禾苗發蔸分櫱、壯苗壯杆。
在施肥問題上提倡早施、深施，以充分發揮肥料效果，延長肥勁。在管理上特別強調中耕質量，第一次中耕要早、細，做到田平泥活，土肥相融。
同時還要精心防治病蟲害，以減少損失。衡陽地委當即轉發了建議，並採取有力措施，在全區掀起了“晚稻超早稻”的群眾運動。
據統計，從1975年到1980年，衡陽全區351萬畝晚稻單產由287斤提高到584斤，平均每年增產18.8%；總產由9.8億斤上升到21.6億斤，增產1倍以上。
有兩個縣和一大批社隊實現了“晚稻超早稻”的目標。尤其是1980年，在全區晚稻面積減少35萬畝的情況下，晚稻總產仍比上年增加了5000多萬斤。
實際上，當年衡陽地委要求各縣接受劉更另“晚稻超早稻”的建議時，遭遇了很多阻力，就連縣、區、社幹部都“將信將疑”。
在幹部中甚至有人編了首順口溜來挖苦他們：“晚稻超早稻，年年發號召。實在辦不到，何必放空炮。”
為此，劉更另頂住壓力，在連續幾年向衡陽地委提出“晚稻超早稻”的建議時，選擇一些公社進行試點，從栽培技術上、管理上，不斷提高晚稻產量。
直到1978年，祁陽縣才實行了全縣“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目標。
“衡陽地區普及雙季稻整整花了10年時間（從1963年到1973年），從‘晚稻超早稻’的設想提出，到大面積實現這個目標，整整花了16年時間（從1964年到1980年）。看來，農業生產發展潛力很大，如何發揮這個潛力，需要農業科學工作者和有關人士從技術上、從種植制度上不懈地長期努力。”這是劉更另長期堅持農業第一線科學研究與實踐的總結。
一年蹲點324天
2010年6月，劉更另院士去世。
“我的丈夫劉更另事業心很強，是個工作狂，一年到頭在家的時間很少，有時一年在家呆的時間不到一個月。”2014年12月26日，劉更另的老伴、90歲高齡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文新在接受採集小組訪談時介紹說。
“我對他學習和工作的艱苦努力勁頭還是很看重的。我們在蘇聯時有了第一個孩子，回國後又有了第二個孩子，都是由我及我家人負責撫養的。或許是因為孩子，讓我們彼此變得寬容些。”回憶往事，陳文新為老伴劉更另的去世，感到非常悲傷。
2014年12月26日，陳文新院士向採集小組講述老伴劉更另的故事。
陳文新清楚地記得，“文革”中劉更另被關押進“牛棚”，遭受過批鬥、毒打。1969年7月，劉更另結束“牛棚”生活，下放到河南安陽的五七幹校勞動鍛鍊。
1971年5月，正在田間勞動的劉更另，突然接到組織通知，要他回北京辦理調動手續——調去北京農業大學工作。
他感到很突然，但心裡一刻也沒有忘記祁陽工作站的科研和衡陽地區糧食生產中存在的問題。
1973年4月23日，經北京農大領導批准，劉更另調回祁陽工作站。在湖南省農科院、省科委支持下，他回到祁陽開始科研工作。
在全國四級農科網的推動下組建了官山坪大隊農科隊，建立繁殖良種、種植密度、施肥等試驗田和三熟高產試驗。
那年9月13日，他被正式宣佈平反。
陳文新還清楚地記得，1974年2月5日，農業部全國農業大會在北京農業展覽館召開，祁陽官山坪大隊支部書記王倫相應邀參加，並在大會上介紹“官山坪經驗”。
2月7日，劉更另作為大會代表參觀農展館的官山坪低產田改良展覽。晚上，他急忙趕往會議代表駐地（北京友誼賓館），與王倫相共商官山坪新的一年農業發展計劃。
2月11日，劉更另回到離開7年之久的祁陽工作站，開始新的工作……
這一年，劉更另在祁陽官山坪基地蹲點324天，大年三十是在火車上過的，回到家已經是大年初一的早晨。
"作者 | 秦道珠 黃晶 高菊生 劉立生
劉更另（1929-2010）
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專家。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
195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1959年獲蘇聯季米里亞節夫農學院副博士學位。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20世紀60年代首次解決了水稻“坐秋”問題，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機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鉀肥提高綠肥田稻穀產量，創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戰略措施和技術；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鋅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亞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論與方法；90年代創造出“水平淺溝、溝坑相連、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為發展林果業、草業，恢復植被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從1975年起，先後在全國主要農業區佈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長期定位實驗，獲得了大量科學資料。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中國科協和北京市科協領導、專家的親切關懷下，劉更另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作於2017年6月告一段落，其間我們收穫了較多有史料價值的資料。
1983年5月25日由中共衡陽地委寫給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之一。
為此，採集小組走訪了原衡陽地委副書記唐盛世和地方農業專家以及劉更另的老伴陳文新等人。
劉更另在20世紀60~80年代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對衡陽地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信函摘要如下：
中國農業科學院：
貴院土肥所於一九六O年在我區祁陽縣官山坪建立農村基點……二十多年來，他們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在劉更另同志的帶領下，長期在農村蹲點，深入群眾，總結經驗，理論聯繫實際，同農民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民服務。他們積極與省、地、縣有關業務部門開展協作，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種植綠肥、以磷增氮、培肥改良土壤；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提高單產、增加總產、施用鉀肥、提高水稻粒重等方面的成績尤為顯著，對我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同時，該站運用多種方法，幫助我區培訓農業技術員。實踐證明，他們長期堅持科研、為農村服務的方向，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是正確的，是深受農民群眾歡迎的。對於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深表感謝。特別是劉更另同志這種長期深入農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熱心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值得敬佩和學習的……
我區共有土地面積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多畝，其中紅（黃）佔百分之四十左右，綜合利用改良紅（黃）壤是我區農業發展戰略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要求在繼續辦好祁陽改良實驗站的同時，在衡陽設立紅壤改良實驗站，為我區紅（黃）壤綜合利用改良和我區農業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衡陽地區委員會
湖南省衡陽地區行政公署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當年，劉更另看到信件後，覺得信中對他個人“讚揚”太多，故將此信鎖在箱裡近20年，直到2002年6月19日，才將這封信寄給湖南祁陽官山坪——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希望以此鼓勵年輕科學家，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發揚過去“好思想、好作風、好經驗”，繼續紮根生產第一線，為新農村建設作出新貢獻。
見證改良低產田那些事
2015年4月14日，原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委書記，87歲高齡的唐盛世同志，向採集小組講述了當年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2015年4月14日，87歲的唐盛世老人講述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1961~1995年，唐盛世曾任原祁東縣委書記、祁陽縣委書記、常寧縣委書記，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區行署專員、地委書記等職。
他回憶劉更另當年在衡陽、零陵地區改良低產田，推廣“冬幹坐秋”、“坐秋”施磷，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等故事時記憶猶新，彷彿就發生在昨天。
1960年3月，中央、省、地、縣組建了共22人的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以下簡稱聯合工作組），駐點湖南祁陽官山坪，其目的是改良低產田，提高糧食產量，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
“我跟劉更另是在衡陽地區開現場會和縣委書記會議時認識的。當年，縣委書記開會就兩件事：一是解決老百姓吃飯的問題；二是抓生產問題，提高糧食產量。”唐盛世回憶說。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處於極度困難之中，如何解決糧食問題成為頭等大事。“那時糧食畝產僅三四百斤，老百姓一年差半年糧，一到青黃不接季節就吃不飽飯，情況很嚴重。因此，地委開的會議大多是討論這個問題。”
當時衡陽地委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縣委書記會議，劉更另作為農業專家，每次都被邀請參加，並與他們吃住在一塊。這樣一來，唐盛世跟劉更另接觸多了，也更瞭解他了。
1961年，時任祁東縣委書記的唐盛世，把官山坪鴨屎泥田改良經驗作為祁東縣農業發展的重中之重，並多次邀請劉更另到祁東各地作技術指導。這樣一來，唐盛世就更加熟悉這位留蘇的“洋博士”了。
“為什麼1961年祁東縣的糧食產量比祁陽縣高呢？主要是鴨屎泥田改良的成績，這其中有劉更另的很大功勞！”唐盛世說。
自從1960年聯合工作組進入官山坪大隊後，420多畝水田的平均畝產從350斤逐年提高——1961年為417斤，1962年為564斤，1963年為680斤，1964年則提高到740斤。
官山坪大隊的經驗帶動了地、縣糧食增產。當時的湖南省委副書記李瑞山專門在官山坪基點召開現場會，大力宣傳推廣官山坪大隊增產糧食的“官山坪經驗”。
當年湖南省6個地區推廣面積295萬畝，增產稻穀3.6億斤。1964年祁陽縣推廣“官山坪經驗”17萬畝，增產30%～50%。
為此，《人民日報》《湖南日報》發表社論，對北京派來的這些青年農學家深入農村所取得的成績給予高度讚揚。
“這些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大家努力完成的。他們既得到過成功的喜悅，也飽嘗過失敗的苦頭。劉更另作為科技帶頭人，更是絞盡了腦汁，花費了心血。”唐盛世感慨道。
1963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條農業科學試驗的正確道路》。
“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
1961年11月，正是晚稻收穫季節，作為湖南祁陽人的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一次回祁陽。
在經過祁東縣時，看到晚稻一片金黃的豐收景象，陶鑄頗為欣喜。陪同的唐盛世告訴他：“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呀！”
陶鑄一聽便點頭稱讚：“真正的科學技術是非常了不起的。鴨屎泥田改良作出了這麼大成績，很不簡單！”同時感嘆說，“北京來的科學家在這個地方待幾年，很不容易！”
1963年11月17日，陶鑄第二次回祁陽。恰又是晚稻收割季節，看到祁陽縣的晚稻一片金黃、大面積豐收的喜人景象，陶鑄非常高興，決定第一站就去官山坪基地視察，看望在生產第一線的科技工作者。
這次，陪同陶鑄去官山坪基地考察的，還有國家科委第一副主任韓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書記王延春，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以及衡陽地委書記榮成和、副書記楊文正、祕書長徐傑、祁東縣委書記唐盛世、祁陽縣委書記李建春等一行20餘人。
在官山坪基地，陶鑄首先代表祁陽縣人民，感謝官山坪工作組的科技人員，為解決鴨屎泥田低產問題立了大功。
接著，他主持召開座談會，當了解到官山坪基地科技人員在工作、生活上的困難時，便勉勵科技人員克服困難，繼續努力，並表示對官山坪科技人員要給予最大可能的關心。
從這以後，祁陽官山坪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改名為“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科學工作站”（以下簡稱祁陽工作站），建立永久性科研基地，長期堅持農村科學研究，在生產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劉更另為第一任站長。
陶鑄（右2）在官山坪基地視察並看望科技工作者。（來源：《祁陽歲月回眸》）
頂住壓力，不懈努力
鴨屎泥田冬幹水稻“坐秋”防治成功後，劉更另又提出了“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設想，將此作為當地糧食再增產的關鍵突破口。
“衡陽地區祁陽縣解放前就有種雙季稻的地方，如下馬渡、大橋灣等，但產量很低，不到200斤。1960年工作組在祁陽官山坪蹲點，施用磷肥改良鴨屎泥田取得突破。接下來，劉更另又提出‘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口號，記得當時衡陽地委開會討論這些時，縣委書記們都將信將疑。”當年發展雙季稻的曲折歷程，唐盛世至今印象深刻。
衡陽地區位於湖南省中南部，總面積15310平方公里，總耕地面積556萬餘畝，佔24.24%，人均耕地僅0.8畝，屬人多田少地區。
為了儘快提高全區糧食產量，衡陽地委特任劉更另為衡陽地委農業組副組長。因此，衡陽地委每次召開縣委書記會議和縣區鄉“三級幹部會”時，劉更另都參加並做技術報告。
他對“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技術，從理論到實踐講得非常好。唐盛世對此印象特別深刻。
“劉更另講的很多農業科學大道理我不完全懂。但是，衡陽地區、零陵地區乃至湘南地區的糧食產量翻番，老百姓能吃飽飯了！這就使我很受感動。”唐盛世告訴採集小組。
從1964年起，衡陽地區大力推廣“官山坪經驗”，施用磷肥、種植綠肥、單季改雙季，雙季稻面積迅速擴大，單產明顯提高。
到1974年，衡陽地區普及了雙季稻（佔稻田面積78％），普及了綠肥草籽，普及了氮磷化肥，普及了矮杆良種及合理密植栽培，雙季稻綠肥制度發展鞏固了，糧食總產比1963年增加21億斤，相當於1963年的1.5倍。
從1964年到1974年的10年間，衡陽地區早稻單產提高230斤，達到568斤；而晚稻單產只提高了84斤，僅達287斤，還是早稻高產，晚稻低產，兩者相差近1倍。
1975年，劉更另根據當時生產條件，再次向衡陽地委寫了《力爭晚稻超早稻》的建議。
在建議中他提出爭取做到“三早”，即早插、早管、早追肥，說這是奪取晚稻高產的關鍵。
插秧要求早、管理要求早、追肥要求早，充分利用七、八月的光熱條件，促使禾苗發蔸分櫱、壯苗壯杆。
在施肥問題上提倡早施、深施，以充分發揮肥料效果，延長肥勁。在管理上特別強調中耕質量，第一次中耕要早、細，做到田平泥活，土肥相融。
同時還要精心防治病蟲害，以減少損失。衡陽地委當即轉發了建議，並採取有力措施，在全區掀起了“晚稻超早稻”的群眾運動。
據統計，從1975年到1980年，衡陽全區351萬畝晚稻單產由287斤提高到584斤，平均每年增產18.8%；總產由9.8億斤上升到21.6億斤，增產1倍以上。
有兩個縣和一大批社隊實現了“晚稻超早稻”的目標。尤其是1980年，在全區晚稻面積減少35萬畝的情況下，晚稻總產仍比上年增加了5000多萬斤。
實際上，當年衡陽地委要求各縣接受劉更另“晚稻超早稻”的建議時，遭遇了很多阻力，就連縣、區、社幹部都“將信將疑”。
在幹部中甚至有人編了首順口溜來挖苦他們：“晚稻超早稻，年年發號召。實在辦不到，何必放空炮。”
為此，劉更另頂住壓力，在連續幾年向衡陽地委提出“晚稻超早稻”的建議時，選擇一些公社進行試點，從栽培技術上、管理上，不斷提高晚稻產量。
直到1978年，祁陽縣才實行了全縣“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目標。
“衡陽地區普及雙季稻整整花了10年時間（從1963年到1973年），從‘晚稻超早稻’的設想提出，到大面積實現這個目標，整整花了16年時間（從1964年到1980年）。看來，農業生產發展潛力很大，如何發揮這個潛力，需要農業科學工作者和有關人士從技術上、從種植制度上不懈地長期努力。”這是劉更另長期堅持農業第一線科學研究與實踐的總結。
一年蹲點324天
2010年6月，劉更另院士去世。
“我的丈夫劉更另事業心很強，是個工作狂，一年到頭在家的時間很少，有時一年在家呆的時間不到一個月。”2014年12月26日，劉更另的老伴、90歲高齡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文新在接受採集小組訪談時介紹說。
“我對他學習和工作的艱苦努力勁頭還是很看重的。我們在蘇聯時有了第一個孩子，回國後又有了第二個孩子，都是由我及我家人負責撫養的。或許是因為孩子，讓我們彼此變得寬容些。”回憶往事，陳文新為老伴劉更另的去世，感到非常悲傷。
2014年12月26日，陳文新院士向採集小組講述老伴劉更另的故事。
陳文新清楚地記得，“文革”中劉更另被關押進“牛棚”，遭受過批鬥、毒打。1969年7月，劉更另結束“牛棚”生活，下放到河南安陽的五七幹校勞動鍛鍊。
1971年5月，正在田間勞動的劉更另，突然接到組織通知，要他回北京辦理調動手續——調去北京農業大學工作。
他感到很突然，但心裡一刻也沒有忘記祁陽工作站的科研和衡陽地區糧食生產中存在的問題。
1973年4月23日，經北京農大領導批准，劉更另調回祁陽工作站。在湖南省農科院、省科委支持下，他回到祁陽開始科研工作。
在全國四級農科網的推動下組建了官山坪大隊農科隊，建立繁殖良種、種植密度、施肥等試驗田和三熟高產試驗。
那年9月13日，他被正式宣佈平反。
陳文新還清楚地記得，1974年2月5日，農業部全國農業大會在北京農業展覽館召開，祁陽官山坪大隊支部書記王倫相應邀參加，並在大會上介紹“官山坪經驗”。
2月7日，劉更另作為大會代表參觀農展館的官山坪低產田改良展覽。晚上，他急忙趕往會議代表駐地（北京友誼賓館），與王倫相共商官山坪新的一年農業發展計劃。
2月11日，劉更另回到離開7年之久的祁陽工作站，開始新的工作……
這一年，劉更另在祁陽官山坪基地蹲點324天，大年三十是在火車上過的，回到家已經是大年初一的早晨。
劉更另全家合影照（前排左起：陳文新 劉盡暉 劉更另，後排：劉科沙，1986年11月攝於北京）
長期堅持，必有成效
1986年，劉更另在回顧祁陽實驗站20多年的發展歷程時總結說：“我們得出一條經驗：這就是長期堅持，必有成效。”
20世紀60年代，他們成功研究了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發展豆科綠肥，以磷增氮，以無機肥換有機肥，培肥改良土壤；在磷肥綠肥的基礎上，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
這幾項措施，大幅度地提高了水稻產量，推動了湘南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
70年代初，雙季稻綠肥制度出現了新問題，即苗好谷差，病蟲害嚴重。
經過反覆實驗，他們得出施用鉀肥提高作物抗性、增加結實率和千粒重的經驗，並總結出與雙季稻綠肥制度相適應的施肥制度，這就是“秧田靠精肥，多施磷鉀肥，早稻綠肥加麵肥，晚稻化肥加雜肥。根據葉色施追肥，穗期適當補氮肥”，從而保證了雙季稻綠肥制度的持續增產。
70年代中期，他們重點研究了晚稻生態條件、栽培技術和管理措施，總結出早插、早管、早追肥的“三早”管理經驗，並向衡陽地委提出了“提高晚稻單產，實行晚稻超早稻”的建議。
衡陽地委根據他們的建議，狠抓晚稻，開展“晚稻超早稻”的活動。在1975～1980年6年間，衡陽地區晚稻總產量增加1倍，平均每年增產18.6%。
80年代中期，他們研究了深泥腳田水稻“起壟栽培技術”、使用鋅肥防治水稻“僵苗”技術，在湘南衡陽、零陵、邵陽等3個地區示範推廣，獲得大面積豐產。
80年代中後期，他們發現了常寧縣的砷毒田，研究綜合措施改良砷毒田取得階段性成果。
科學源於生產，生產需要科學。
在農業生產前線進行科學實驗，有利於發現問題，提出切合實際的課題；有利於解決生產問題，讓人民群眾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有利於推動農業生產，迅速把科學技術轉變成生產力。
20多年在農村基地進行科學實驗，劉更另總結出“抓生產問題，做基礎工作；用先進手段，攻薄弱環節；得綜合成果，出專門人才”的30字銘言。
祁陽實驗站在劉更另的帶領下，為衡陽地區乃至南方紅壤地區的農業作出了突出貢獻，受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
這就是1983年5月25日，中共衡陽地委給中國農業科學院寫這封信的原因。
1983年，原農業部決定將“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更名為“中國農業科學院衡陽紅壤實驗站”，原祁陽官山坪基地為實驗站“實驗區”。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實驗站）
《中國科學報》 (2019-07-12 第8版 印刻 原題《塵封二十年的“感謝”——來自1983年中共衡陽地委的一封信》)
"作者 | 秦道珠 黃晶 高菊生 劉立生
劉更另（1929-2010）
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專家。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
195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1959年獲蘇聯季米里亞節夫農學院副博士學位。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20世紀60年代首次解決了水稻“坐秋”問題，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機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鉀肥提高綠肥田稻穀產量，創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戰略措施和技術；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鋅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亞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論與方法；90年代創造出“水平淺溝、溝坑相連、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為發展林果業、草業，恢復植被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從1975年起，先後在全國主要農業區佈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長期定位實驗，獲得了大量科學資料。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中國科協和北京市科協領導、專家的親切關懷下，劉更另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作於2017年6月告一段落，其間我們收穫了較多有史料價值的資料。
1983年5月25日由中共衡陽地委寫給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之一。
為此，採集小組走訪了原衡陽地委副書記唐盛世和地方農業專家以及劉更另的老伴陳文新等人。
劉更另在20世紀60~80年代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對衡陽地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信函摘要如下：
中國農業科學院：
貴院土肥所於一九六O年在我區祁陽縣官山坪建立農村基點……二十多年來，他們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在劉更另同志的帶領下，長期在農村蹲點，深入群眾，總結經驗，理論聯繫實際，同農民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民服務。他們積極與省、地、縣有關業務部門開展協作，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種植綠肥、以磷增氮、培肥改良土壤；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提高單產、增加總產、施用鉀肥、提高水稻粒重等方面的成績尤為顯著，對我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同時，該站運用多種方法，幫助我區培訓農業技術員。實踐證明，他們長期堅持科研、為農村服務的方向，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是正確的，是深受農民群眾歡迎的。對於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深表感謝。特別是劉更另同志這種長期深入農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熱心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值得敬佩和學習的……
我區共有土地面積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多畝，其中紅（黃）佔百分之四十左右，綜合利用改良紅（黃）壤是我區農業發展戰略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要求在繼續辦好祁陽改良實驗站的同時，在衡陽設立紅壤改良實驗站，為我區紅（黃）壤綜合利用改良和我區農業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衡陽地區委員會
湖南省衡陽地區行政公署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當年，劉更另看到信件後，覺得信中對他個人“讚揚”太多，故將此信鎖在箱裡近20年，直到2002年6月19日，才將這封信寄給湖南祁陽官山坪——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希望以此鼓勵年輕科學家，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發揚過去“好思想、好作風、好經驗”，繼續紮根生產第一線，為新農村建設作出新貢獻。
見證改良低產田那些事
2015年4月14日，原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委書記，87歲高齡的唐盛世同志，向採集小組講述了當年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2015年4月14日，87歲的唐盛世老人講述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1961~1995年，唐盛世曾任原祁東縣委書記、祁陽縣委書記、常寧縣委書記，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區行署專員、地委書記等職。
他回憶劉更另當年在衡陽、零陵地區改良低產田，推廣“冬幹坐秋”、“坐秋”施磷，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等故事時記憶猶新，彷彿就發生在昨天。
1960年3月，中央、省、地、縣組建了共22人的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以下簡稱聯合工作組），駐點湖南祁陽官山坪，其目的是改良低產田，提高糧食產量，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
“我跟劉更另是在衡陽地區開現場會和縣委書記會議時認識的。當年，縣委書記開會就兩件事：一是解決老百姓吃飯的問題；二是抓生產問題，提高糧食產量。”唐盛世回憶說。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處於極度困難之中，如何解決糧食問題成為頭等大事。“那時糧食畝產僅三四百斤，老百姓一年差半年糧，一到青黃不接季節就吃不飽飯，情況很嚴重。因此，地委開的會議大多是討論這個問題。”
當時衡陽地委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縣委書記會議，劉更另作為農業專家，每次都被邀請參加，並與他們吃住在一塊。這樣一來，唐盛世跟劉更另接觸多了，也更瞭解他了。
1961年，時任祁東縣委書記的唐盛世，把官山坪鴨屎泥田改良經驗作為祁東縣農業發展的重中之重，並多次邀請劉更另到祁東各地作技術指導。這樣一來，唐盛世就更加熟悉這位留蘇的“洋博士”了。
“為什麼1961年祁東縣的糧食產量比祁陽縣高呢？主要是鴨屎泥田改良的成績，這其中有劉更另的很大功勞！”唐盛世說。
自從1960年聯合工作組進入官山坪大隊後，420多畝水田的平均畝產從350斤逐年提高——1961年為417斤，1962年為564斤，1963年為680斤，1964年則提高到740斤。
官山坪大隊的經驗帶動了地、縣糧食增產。當時的湖南省委副書記李瑞山專門在官山坪基點召開現場會，大力宣傳推廣官山坪大隊增產糧食的“官山坪經驗”。
當年湖南省6個地區推廣面積295萬畝，增產稻穀3.6億斤。1964年祁陽縣推廣“官山坪經驗”17萬畝，增產30%～50%。
為此，《人民日報》《湖南日報》發表社論，對北京派來的這些青年農學家深入農村所取得的成績給予高度讚揚。
“這些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大家努力完成的。他們既得到過成功的喜悅，也飽嘗過失敗的苦頭。劉更另作為科技帶頭人，更是絞盡了腦汁，花費了心血。”唐盛世感慨道。
1963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條農業科學試驗的正確道路》。
“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
1961年11月，正是晚稻收穫季節，作為湖南祁陽人的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一次回祁陽。
在經過祁東縣時，看到晚稻一片金黃的豐收景象，陶鑄頗為欣喜。陪同的唐盛世告訴他：“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呀！”
陶鑄一聽便點頭稱讚：“真正的科學技術是非常了不起的。鴨屎泥田改良作出了這麼大成績，很不簡單！”同時感嘆說，“北京來的科學家在這個地方待幾年，很不容易！”
1963年11月17日，陶鑄第二次回祁陽。恰又是晚稻收割季節，看到祁陽縣的晚稻一片金黃、大面積豐收的喜人景象，陶鑄非常高興，決定第一站就去官山坪基地視察，看望在生產第一線的科技工作者。
這次，陪同陶鑄去官山坪基地考察的，還有國家科委第一副主任韓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書記王延春，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以及衡陽地委書記榮成和、副書記楊文正、祕書長徐傑、祁東縣委書記唐盛世、祁陽縣委書記李建春等一行20餘人。
在官山坪基地，陶鑄首先代表祁陽縣人民，感謝官山坪工作組的科技人員，為解決鴨屎泥田低產問題立了大功。
接著，他主持召開座談會，當了解到官山坪基地科技人員在工作、生活上的困難時，便勉勵科技人員克服困難，繼續努力，並表示對官山坪科技人員要給予最大可能的關心。
從這以後，祁陽官山坪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改名為“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科學工作站”（以下簡稱祁陽工作站），建立永久性科研基地，長期堅持農村科學研究，在生產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劉更另為第一任站長。
陶鑄（右2）在官山坪基地視察並看望科技工作者。（來源：《祁陽歲月回眸》）
頂住壓力，不懈努力
鴨屎泥田冬幹水稻“坐秋”防治成功後，劉更另又提出了“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設想，將此作為當地糧食再增產的關鍵突破口。
“衡陽地區祁陽縣解放前就有種雙季稻的地方，如下馬渡、大橋灣等，但產量很低，不到200斤。1960年工作組在祁陽官山坪蹲點，施用磷肥改良鴨屎泥田取得突破。接下來，劉更另又提出‘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口號，記得當時衡陽地委開會討論這些時，縣委書記們都將信將疑。”當年發展雙季稻的曲折歷程，唐盛世至今印象深刻。
衡陽地區位於湖南省中南部，總面積15310平方公里，總耕地面積556萬餘畝，佔24.24%，人均耕地僅0.8畝，屬人多田少地區。
為了儘快提高全區糧食產量，衡陽地委特任劉更另為衡陽地委農業組副組長。因此，衡陽地委每次召開縣委書記會議和縣區鄉“三級幹部會”時，劉更另都參加並做技術報告。
他對“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技術，從理論到實踐講得非常好。唐盛世對此印象特別深刻。
“劉更另講的很多農業科學大道理我不完全懂。但是，衡陽地區、零陵地區乃至湘南地區的糧食產量翻番，老百姓能吃飽飯了！這就使我很受感動。”唐盛世告訴採集小組。
從1964年起，衡陽地區大力推廣“官山坪經驗”，施用磷肥、種植綠肥、單季改雙季，雙季稻面積迅速擴大，單產明顯提高。
到1974年，衡陽地區普及了雙季稻（佔稻田面積78％），普及了綠肥草籽，普及了氮磷化肥，普及了矮杆良種及合理密植栽培，雙季稻綠肥制度發展鞏固了，糧食總產比1963年增加21億斤，相當於1963年的1.5倍。
從1964年到1974年的10年間，衡陽地區早稻單產提高230斤，達到568斤；而晚稻單產只提高了84斤，僅達287斤，還是早稻高產，晚稻低產，兩者相差近1倍。
1975年，劉更另根據當時生產條件，再次向衡陽地委寫了《力爭晚稻超早稻》的建議。
在建議中他提出爭取做到“三早”，即早插、早管、早追肥，說這是奪取晚稻高產的關鍵。
插秧要求早、管理要求早、追肥要求早，充分利用七、八月的光熱條件，促使禾苗發蔸分櫱、壯苗壯杆。
在施肥問題上提倡早施、深施，以充分發揮肥料效果，延長肥勁。在管理上特別強調中耕質量，第一次中耕要早、細，做到田平泥活，土肥相融。
同時還要精心防治病蟲害，以減少損失。衡陽地委當即轉發了建議，並採取有力措施，在全區掀起了“晚稻超早稻”的群眾運動。
據統計，從1975年到1980年，衡陽全區351萬畝晚稻單產由287斤提高到584斤，平均每年增產18.8%；總產由9.8億斤上升到21.6億斤，增產1倍以上。
有兩個縣和一大批社隊實現了“晚稻超早稻”的目標。尤其是1980年，在全區晚稻面積減少35萬畝的情況下，晚稻總產仍比上年增加了5000多萬斤。
實際上，當年衡陽地委要求各縣接受劉更另“晚稻超早稻”的建議時，遭遇了很多阻力，就連縣、區、社幹部都“將信將疑”。
在幹部中甚至有人編了首順口溜來挖苦他們：“晚稻超早稻，年年發號召。實在辦不到，何必放空炮。”
為此，劉更另頂住壓力，在連續幾年向衡陽地委提出“晚稻超早稻”的建議時，選擇一些公社進行試點，從栽培技術上、管理上，不斷提高晚稻產量。
直到1978年，祁陽縣才實行了全縣“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目標。
“衡陽地區普及雙季稻整整花了10年時間（從1963年到1973年），從‘晚稻超早稻’的設想提出，到大面積實現這個目標，整整花了16年時間（從1964年到1980年）。看來，農業生產發展潛力很大，如何發揮這個潛力，需要農業科學工作者和有關人士從技術上、從種植制度上不懈地長期努力。”這是劉更另長期堅持農業第一線科學研究與實踐的總結。
一年蹲點324天
2010年6月，劉更另院士去世。
“我的丈夫劉更另事業心很強，是個工作狂，一年到頭在家的時間很少，有時一年在家呆的時間不到一個月。”2014年12月26日，劉更另的老伴、90歲高齡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文新在接受採集小組訪談時介紹說。
“我對他學習和工作的艱苦努力勁頭還是很看重的。我們在蘇聯時有了第一個孩子，回國後又有了第二個孩子，都是由我及我家人負責撫養的。或許是因為孩子，讓我們彼此變得寬容些。”回憶往事，陳文新為老伴劉更另的去世，感到非常悲傷。
2014年12月26日，陳文新院士向採集小組講述老伴劉更另的故事。
陳文新清楚地記得，“文革”中劉更另被關押進“牛棚”，遭受過批鬥、毒打。1969年7月，劉更另結束“牛棚”生活，下放到河南安陽的五七幹校勞動鍛鍊。
1971年5月，正在田間勞動的劉更另，突然接到組織通知，要他回北京辦理調動手續——調去北京農業大學工作。
他感到很突然，但心裡一刻也沒有忘記祁陽工作站的科研和衡陽地區糧食生產中存在的問題。
1973年4月23日，經北京農大領導批准，劉更另調回祁陽工作站。在湖南省農科院、省科委支持下，他回到祁陽開始科研工作。
在全國四級農科網的推動下組建了官山坪大隊農科隊，建立繁殖良種、種植密度、施肥等試驗田和三熟高產試驗。
那年9月13日，他被正式宣佈平反。
陳文新還清楚地記得，1974年2月5日，農業部全國農業大會在北京農業展覽館召開，祁陽官山坪大隊支部書記王倫相應邀參加，並在大會上介紹“官山坪經驗”。
2月7日，劉更另作為大會代表參觀農展館的官山坪低產田改良展覽。晚上，他急忙趕往會議代表駐地（北京友誼賓館），與王倫相共商官山坪新的一年農業發展計劃。
2月11日，劉更另回到離開7年之久的祁陽工作站，開始新的工作……
這一年，劉更另在祁陽官山坪基地蹲點324天，大年三十是在火車上過的，回到家已經是大年初一的早晨。
劉更另全家合影照（前排左起：陳文新 劉盡暉 劉更另，後排：劉科沙，1986年11月攝於北京）
長期堅持，必有成效
1986年，劉更另在回顧祁陽實驗站20多年的發展歷程時總結說：“我們得出一條經驗：這就是長期堅持，必有成效。”
20世紀60年代，他們成功研究了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發展豆科綠肥，以磷增氮，以無機肥換有機肥，培肥改良土壤；在磷肥綠肥的基礎上，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
這幾項措施，大幅度地提高了水稻產量，推動了湘南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
70年代初，雙季稻綠肥制度出現了新問題，即苗好谷差，病蟲害嚴重。
經過反覆實驗，他們得出施用鉀肥提高作物抗性、增加結實率和千粒重的經驗，並總結出與雙季稻綠肥制度相適應的施肥制度，這就是“秧田靠精肥，多施磷鉀肥，早稻綠肥加麵肥，晚稻化肥加雜肥。根據葉色施追肥，穗期適當補氮肥”，從而保證了雙季稻綠肥制度的持續增產。
70年代中期，他們重點研究了晚稻生態條件、栽培技術和管理措施，總結出早插、早管、早追肥的“三早”管理經驗，並向衡陽地委提出了“提高晚稻單產，實行晚稻超早稻”的建議。
衡陽地委根據他們的建議，狠抓晚稻，開展“晚稻超早稻”的活動。在1975～1980年6年間，衡陽地區晚稻總產量增加1倍，平均每年增產18.6%。
80年代中期，他們研究了深泥腳田水稻“起壟栽培技術”、使用鋅肥防治水稻“僵苗”技術，在湘南衡陽、零陵、邵陽等3個地區示範推廣，獲得大面積豐產。
80年代中後期，他們發現了常寧縣的砷毒田，研究綜合措施改良砷毒田取得階段性成果。
科學源於生產，生產需要科學。
在農業生產前線進行科學實驗，有利於發現問題，提出切合實際的課題；有利於解決生產問題，讓人民群眾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有利於推動農業生產，迅速把科學技術轉變成生產力。
20多年在農村基地進行科學實驗，劉更另總結出“抓生產問題，做基礎工作；用先進手段，攻薄弱環節；得綜合成果，出專門人才”的30字銘言。
祁陽實驗站在劉更另的帶領下，為衡陽地區乃至南方紅壤地區的農業作出了突出貢獻，受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
這就是1983年5月25日，中共衡陽地委給中國農業科學院寫這封信的原因。
1983年，原農業部決定將“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更名為“中國農業科學院衡陽紅壤實驗站”，原祁陽官山坪基地為實驗站“實驗區”。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實驗站）
《中國科學報》 (2019-07-12 第8版 印刻 原題《塵封二十年的“感謝”——來自1983年中共衡陽地委的一封信》)
作者 | 秦道珠 黃晶 高菊生 劉立生
劉更另（1929-2010）
土壤肥料植物營養專家。出生於湖南省桃源縣。
195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1959年獲蘇聯季米里亞節夫農學院副博士學位。曾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
20世紀60年代首次解決了水稻“坐秋”問題，揭示了磷肥防治“坐秋”的機理；70年代首次研究出鉀肥提高綠肥田稻穀產量，創造性地提出“晚稻超早稻”的戰略措施和技術；80年代首次研究出硫酸鋅防治水稻“僵苗”，揭示了亞砷酸根在土壤中的化學行為，為改良“砷毒田”提供了理論與方法；90年代創造出“水平淺溝、溝坑相連、分散蓄水”的工程措施，為發展林果業、草業，恢復植被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從1975年起，先後在全國主要農業區佈置一系列土壤肥料長期定位實驗，獲得了大量科學資料。1994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在中國科協和北京市科協領導、專家的親切關懷下，劉更另院士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作於2017年6月告一段落，其間我們收穫了較多有史料價值的資料。
1983年5月25日由中共衡陽地委寫給中國農業科學院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之一。
為此，採集小組走訪了原衡陽地委副書記唐盛世和地方農業專家以及劉更另的老伴陳文新等人。
劉更另在20世紀60~80年代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對衡陽地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信函摘要如下：
中國農業科學院：
貴院土肥所於一九六O年在我區祁陽縣官山坪建立農村基點……二十多年來，他們響應黨中央、國務院的號召，在劉更另同志的帶領下，長期在農村蹲點，深入群眾，總結經驗，理論聯繫實際，同農民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用自己的知識為農業生產服務，為農民服務。他們積極與省、地、縣有關業務部門開展協作，為南方低產水稻田的改良和培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在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種植綠肥、以磷增氮、培肥改良土壤；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提高單產、增加總產、施用鉀肥、提高水稻粒重等方面的成績尤為顯著，對我區水稻生產起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同時，該站運用多種方法，幫助我區培訓農業技術員。實踐證明，他們長期堅持科研、為農村服務的方向，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是正確的，是深受農民群眾歡迎的。對於他們卓有成效的工作，我們深表感謝。特別是劉更另同志這種長期深入農村，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熱心為農業服務、為農民服務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值得敬佩和學習的……
我區共有土地面積二千二百二十五萬多畝，其中紅（黃）佔百分之四十左右，綜合利用改良紅（黃）壤是我區農業發展戰略中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課題。因此，我們要求在繼續辦好祁陽改良實驗站的同時，在衡陽設立紅壤改良實驗站，為我區紅（黃）壤綜合利用改良和我區農業現代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衡陽地區委員會
湖南省衡陽地區行政公署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當年，劉更另看到信件後，覺得信中對他個人“讚揚”太多，故將此信鎖在箱裡近20年，直到2002年6月19日，才將這封信寄給湖南祁陽官山坪——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希望以此鼓勵年輕科學家，堅持“試驗、示範、推廣”三結合的做法，發揚過去“好思想、好作風、好經驗”，繼續紮根生產第一線，為新農村建設作出新貢獻。
見證改良低產田那些事
2015年4月14日，原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委書記，87歲高齡的唐盛世同志，向採集小組講述了當年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2015年4月14日，87歲的唐盛世老人講述劉更另改良低產田的故事。
1961~1995年，唐盛世曾任原祁東縣委書記、祁陽縣委書記、常寧縣委書記，衡陽地委副書記，零陵地區行署專員、地委書記等職。
他回憶劉更另當年在衡陽、零陵地區改良低產田，推廣“冬幹坐秋”、“坐秋”施磷，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等故事時記憶猶新，彷彿就發生在昨天。
1960年3月，中央、省、地、縣組建了共22人的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以下簡稱聯合工作組），駐點湖南祁陽官山坪，其目的是改良低產田，提高糧食產量，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
“我跟劉更另是在衡陽地區開現場會和縣委書記會議時認識的。當年，縣委書記開會就兩件事：一是解決老百姓吃飯的問題；二是抓生產問題，提高糧食產量。”唐盛世回憶說。
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處於極度困難之中，如何解決糧食問題成為頭等大事。“那時糧食畝產僅三四百斤，老百姓一年差半年糧，一到青黃不接季節就吃不飽飯，情況很嚴重。因此，地委開的會議大多是討論這個問題。”
當時衡陽地委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縣委書記會議，劉更另作為農業專家，每次都被邀請參加，並與他們吃住在一塊。這樣一來，唐盛世跟劉更另接觸多了，也更瞭解他了。
1961年，時任祁東縣委書記的唐盛世，把官山坪鴨屎泥田改良經驗作為祁東縣農業發展的重中之重，並多次邀請劉更另到祁東各地作技術指導。這樣一來，唐盛世就更加熟悉這位留蘇的“洋博士”了。
“為什麼1961年祁東縣的糧食產量比祁陽縣高呢？主要是鴨屎泥田改良的成績，這其中有劉更另的很大功勞！”唐盛世說。
自從1960年聯合工作組進入官山坪大隊後，420多畝水田的平均畝產從350斤逐年提高——1961年為417斤，1962年為564斤，1963年為680斤，1964年則提高到740斤。
官山坪大隊的經驗帶動了地、縣糧食增產。當時的湖南省委副書記李瑞山專門在官山坪基點召開現場會，大力宣傳推廣官山坪大隊增產糧食的“官山坪經驗”。
當年湖南省6個地區推廣面積295萬畝，增產稻穀3.6億斤。1964年祁陽縣推廣“官山坪經驗”17萬畝，增產30%～50%。
為此，《人民日報》《湖南日報》發表社論，對北京派來的這些青年農學家深入農村所取得的成績給予高度讚揚。
“這些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大家努力完成的。他們既得到過成功的喜悅，也飽嘗過失敗的苦頭。劉更另作為科技帶頭人，更是絞盡了腦汁，花費了心血。”唐盛世感慨道。
1963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條農業科學試驗的正確道路》。
“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
1961年11月，正是晚稻收穫季節，作為湖南祁陽人的時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第一次回祁陽。
在經過祁東縣時，看到晚稻一片金黃的豐收景象，陶鑄頗為欣喜。陪同的唐盛世告訴他：“是北京來的科學家立了大功呀！”
陶鑄一聽便點頭稱讚：“真正的科學技術是非常了不起的。鴨屎泥田改良作出了這麼大成績，很不簡單！”同時感嘆說，“北京來的科學家在這個地方待幾年，很不容易！”
1963年11月17日，陶鑄第二次回祁陽。恰又是晚稻收割季節，看到祁陽縣的晚稻一片金黃、大面積豐收的喜人景象，陶鑄非常高興，決定第一站就去官山坪基地視察，看望在生產第一線的科技工作者。
這次，陪同陶鑄去官山坪基地考察的，還有國家科委第一副主任韓光，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書記王延春，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以及衡陽地委書記榮成和、副書記楊文正、祕書長徐傑、祁東縣委書記唐盛世、祁陽縣委書記李建春等一行20餘人。
在官山坪基地，陶鑄首先代表祁陽縣人民，感謝官山坪工作組的科技人員，為解決鴨屎泥田低產問題立了大功。
接著，他主持召開座談會，當了解到官山坪基地科技人員在工作、生活上的困難時，便勉勵科技人員克服困難，繼續努力，並表示對官山坪科技人員要給予最大可能的關心。
從這以後，祁陽官山坪低產田改良聯合工作組改名為“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科學工作站”（以下簡稱祁陽工作站），建立永久性科研基地，長期堅持農村科學研究，在生產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劉更另為第一任站長。
陶鑄（右2）在官山坪基地視察並看望科技工作者。（來源：《祁陽歲月回眸》）
頂住壓力，不懈努力
鴨屎泥田冬幹水稻“坐秋”防治成功後，劉更另又提出了“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設想，將此作為當地糧食再增產的關鍵突破口。
“衡陽地區祁陽縣解放前就有種雙季稻的地方，如下馬渡、大橋灣等，但產量很低，不到200斤。1960年工作組在祁陽官山坪蹲點，施用磷肥改良鴨屎泥田取得突破。接下來，劉更另又提出‘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口號，記得當時衡陽地委開會討論這些時，縣委書記們都將信將疑。”當年發展雙季稻的曲折歷程，唐盛世至今印象深刻。
衡陽地區位於湖南省中南部，總面積15310平方公里，總耕地面積556萬餘畝，佔24.24%，人均耕地僅0.8畝，屬人多田少地區。
為了儘快提高全區糧食產量，衡陽地委特任劉更另為衡陽地委農業組副組長。因此，衡陽地委每次召開縣委書記會議和縣區鄉“三級幹部會”時，劉更另都參加並做技術報告。
他對“磷肥治標，綠肥治本，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技術，從理論到實踐講得非常好。唐盛世對此印象特別深刻。
“劉更另講的很多農業科學大道理我不完全懂。但是，衡陽地區、零陵地區乃至湘南地區的糧食產量翻番，老百姓能吃飽飯了！這就使我很受感動。”唐盛世告訴採集小組。
從1964年起，衡陽地區大力推廣“官山坪經驗”，施用磷肥、種植綠肥、單季改雙季，雙季稻面積迅速擴大，單產明顯提高。
到1974年，衡陽地區普及了雙季稻（佔稻田面積78％），普及了綠肥草籽，普及了氮磷化肥，普及了矮杆良種及合理密植栽培，雙季稻綠肥制度發展鞏固了，糧食總產比1963年增加21億斤，相當於1963年的1.5倍。
從1964年到1974年的10年間，衡陽地區早稻單產提高230斤，達到568斤；而晚稻單產只提高了84斤，僅達287斤，還是早稻高產，晚稻低產，兩者相差近1倍。
1975年，劉更另根據當時生產條件，再次向衡陽地委寫了《力爭晚稻超早稻》的建議。
在建議中他提出爭取做到“三早”，即早插、早管、早追肥，說這是奪取晚稻高產的關鍵。
插秧要求早、管理要求早、追肥要求早，充分利用七、八月的光熱條件，促使禾苗發蔸分櫱、壯苗壯杆。
在施肥問題上提倡早施、深施，以充分發揮肥料效果，延長肥勁。在管理上特別強調中耕質量，第一次中耕要早、細，做到田平泥活，土肥相融。
同時還要精心防治病蟲害，以減少損失。衡陽地委當即轉發了建議，並採取有力措施，在全區掀起了“晚稻超早稻”的群眾運動。
據統計，從1975年到1980年，衡陽全區351萬畝晚稻單產由287斤提高到584斤，平均每年增產18.8%；總產由9.8億斤上升到21.6億斤，增產1倍以上。
有兩個縣和一大批社隊實現了“晚稻超早稻”的目標。尤其是1980年，在全區晚稻面積減少35萬畝的情況下，晚稻總產仍比上年增加了5000多萬斤。
實際上，當年衡陽地委要求各縣接受劉更另“晚稻超早稻”的建議時，遭遇了很多阻力，就連縣、區、社幹部都“將信將疑”。
在幹部中甚至有人編了首順口溜來挖苦他們：“晚稻超早稻，年年發號召。實在辦不到，何必放空炮。”
為此，劉更另頂住壓力，在連續幾年向衡陽地委提出“晚稻超早稻”的建議時，選擇一些公社進行試點，從栽培技術上、管理上，不斷提高晚稻產量。
直到1978年，祁陽縣才實行了全縣“單季改雙季，晚稻超早稻”的目標。
“衡陽地區普及雙季稻整整花了10年時間（從1963年到1973年），從‘晚稻超早稻’的設想提出，到大面積實現這個目標，整整花了16年時間（從1964年到1980年）。看來，農業生產發展潛力很大，如何發揮這個潛力，需要農業科學工作者和有關人士從技術上、從種植制度上不懈地長期努力。”這是劉更另長期堅持農業第一線科學研究與實踐的總結。
一年蹲點324天
2010年6月，劉更另院士去世。
“我的丈夫劉更另事業心很強，是個工作狂，一年到頭在家的時間很少，有時一年在家呆的時間不到一個月。”2014年12月26日，劉更另的老伴、90歲高齡的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陳文新在接受採集小組訪談時介紹說。
“我對他學習和工作的艱苦努力勁頭還是很看重的。我們在蘇聯時有了第一個孩子，回國後又有了第二個孩子，都是由我及我家人負責撫養的。或許是因為孩子，讓我們彼此變得寬容些。”回憶往事，陳文新為老伴劉更另的去世，感到非常悲傷。
2014年12月26日，陳文新院士向採集小組講述老伴劉更另的故事。
陳文新清楚地記得，“文革”中劉更另被關押進“牛棚”，遭受過批鬥、毒打。1969年7月，劉更另結束“牛棚”生活，下放到河南安陽的五七幹校勞動鍛鍊。
1971年5月，正在田間勞動的劉更另，突然接到組織通知，要他回北京辦理調動手續——調去北京農業大學工作。
他感到很突然，但心裡一刻也沒有忘記祁陽工作站的科研和衡陽地區糧食生產中存在的問題。
1973年4月23日，經北京農大領導批准，劉更另調回祁陽工作站。在湖南省農科院、省科委支持下，他回到祁陽開始科研工作。
在全國四級農科網的推動下組建了官山坪大隊農科隊，建立繁殖良種、種植密度、施肥等試驗田和三熟高產試驗。
那年9月13日，他被正式宣佈平反。
陳文新還清楚地記得，1974年2月5日，農業部全國農業大會在北京農業展覽館召開，祁陽官山坪大隊支部書記王倫相應邀參加，並在大會上介紹“官山坪經驗”。
2月7日，劉更另作為大會代表參觀農展館的官山坪低產田改良展覽。晚上，他急忙趕往會議代表駐地（北京友誼賓館），與王倫相共商官山坪新的一年農業發展計劃。
2月11日，劉更另回到離開7年之久的祁陽工作站，開始新的工作……
這一年，劉更另在祁陽官山坪基地蹲點324天，大年三十是在火車上過的，回到家已經是大年初一的早晨。
劉更另全家合影照（前排左起：陳文新 劉盡暉 劉更另，後排：劉科沙，1986年11月攝於北京）
長期堅持，必有成效
1986年，劉更另在回顧祁陽實驗站20多年的發展歷程時總結說：“我們得出一條經驗：這就是長期堅持，必有成效。”
20世紀60年代，他們成功研究了施用磷肥防治水稻“坐秋”，發展豆科綠肥，以磷增氮，以無機肥換有機肥，培肥改良土壤；在磷肥綠肥的基礎上，發展雙季稻，提高複種指數。
這幾項措施，大幅度地提高了水稻產量，推動了湘南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
70年代初，雙季稻綠肥制度出現了新問題，即苗好谷差，病蟲害嚴重。
經過反覆實驗，他們得出施用鉀肥提高作物抗性、增加結實率和千粒重的經驗，並總結出與雙季稻綠肥制度相適應的施肥制度，這就是“秧田靠精肥，多施磷鉀肥，早稻綠肥加麵肥，晚稻化肥加雜肥。根據葉色施追肥，穗期適當補氮肥”，從而保證了雙季稻綠肥制度的持續增產。
70年代中期，他們重點研究了晚稻生態條件、栽培技術和管理措施，總結出早插、早管、早追肥的“三早”管理經驗，並向衡陽地委提出了“提高晚稻單產，實行晚稻超早稻”的建議。
衡陽地委根據他們的建議，狠抓晚稻，開展“晚稻超早稻”的活動。在1975～1980年6年間，衡陽地區晚稻總產量增加1倍，平均每年增產18.6%。
80年代中期，他們研究了深泥腳田水稻“起壟栽培技術”、使用鋅肥防治水稻“僵苗”技術，在湘南衡陽、零陵、邵陽等3個地區示範推廣，獲得大面積豐產。
80年代中後期，他們發現了常寧縣的砷毒田，研究綜合措施改良砷毒田取得階段性成果。
科學源於生產，生產需要科學。
在農業生產前線進行科學實驗，有利於發現問題，提出切合實際的課題；有利於解決生產問題，讓人民群眾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有利於推動農業生產，迅速把科學技術轉變成生產力。
20多年在農村基地進行科學實驗，劉更另總結出“抓生產問題，做基礎工作；用先進手段，攻薄弱環節；得綜合成果，出專門人才”的30字銘言。
祁陽實驗站在劉更另的帶領下，為衡陽地區乃至南方紅壤地區的農業作出了突出貢獻，受到國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
這就是1983年5月25日，中共衡陽地委給中國農業科學院寫這封信的原因。
1983年，原農業部決定將“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紅壤實驗站”更名為“中國農業科學院衡陽紅壤實驗站”，原祁陽官山坪基地為實驗站“實驗區”。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祁陽實驗站）
《中國科學報》 (2019-07-12 第8版 印刻 原題《塵封二十年的“感謝”——來自1983年中共衡陽地委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