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白鴨”：清代民間的頂凶賣命

清朝張問陶福建廣東道光東漢後漢書歷史嘉慶帝王先謙泉州周赧王潮州漳州王千源上海法律那些事兒 2019-05-28

編者按：本文轉載自女史公眾號（lishishehuifaxue），感謝授權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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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白鴨”：清代民間的頂凶賣命

文 | 無益君

頂罪代刑現象由來已久。東漢後期，被舉薦為賢良方正的劉瑜上書朝廷時提到，當時的地方官府賄賂橫行，殘民以逞，導致民怨沸騰，化身賊黨，官府又興兵誅討，在這種情形下，

“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

（《後漢書》卷57）

由此以下，頂罪代刑無代無之，而尤以清代為最甚。考察清代民間頂凶賣命的歷史，或許可為我們更為清晰地認識此種司法亂象提供一面鏡子。

清代司法中的“宰白鴨”現象

清朝嘉慶年間，名吏張問陶任萊州知府，一次，受省按察使衙門委派，覆審即墨縣一起命案。在覆問過程中，凶犯王小山對殺人罪狀供認不諱，其供詞熟極而流，與原供無絲毫出入，便似背誦好了一般。這種情況自然引起了張問陶的注意，再仔細端詳王小山，見其年不過二十，手無縛雞之力，根本不像殺人凶手的樣子。

張問陶心想其中恐怕有冤情，在他的再三開導之下，王小山終於承認自己是代人受過，真正的殺人凶手是富家公子屈培秋。原來，王小山一家債臺高築，不得已收了屈家二百兩銀子，約定由王小山為屈培秋“頂缸”，供詞全是事先商量好的。張問陶廉得其情，既憐小民之艱辛，復惱富人之奸狡，遂援筆判道：

殺人者死，律有常刑，所以懲凶匿、儆邪辟也。若有錢可以買代，則富家子弟將何所顧忌？皇皇國法，是專為貧民設，而非為富豪設矣。有是情乎？有是理乎？……屈培秋以口角細故用刀殺人，其罪已不可逭。而又不束身司敗，以二百金買人一命，蔑視王法，殆無是過。夫使二百金可買一命，則家有百萬，可以屠盡全縣。以一案而殺二命，其罪更何可恕？須知，前一殺尚出於一時憤懥，或非居心殺人；後一殺則純為恃富殺人，有心殺人。誤殺者可免抵，故殺者不可免也。屈培秋應處斬立決，並於行刑前先杖二百。王小山頂凶賣命，依律亦應杖責，姑念出自孝心，為養活父母計，應從寬免責。……

（襟霞閣主編《張船山判牘菁華》，

上海中央書店，1934年，第57-58頁）

頂凶賣命讓真凶漏網，無辜受刑，無疑屬於冤假錯案。然而，與一般冤案不同，此種冤案是真凶和頂凶者雙方通謀的結果，因而更難翻案。稍晚於張問陶的陳其元追述其父陳鰲昔年為官福建時，曾在讞局覆審一樁鬥殺案，其案情與王小山案如出一轍。陳鰲在發現頂凶情由後即將案件發回本縣重審，可是，重審的結果依然如故，此時，案犯“則斷斷不肯翻供矣。”（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3）陳鰲明知有冤而不能為之平反，心灰意冷，遂辭去讞局的差事。後人總結道：“有司明知其冤, 而卒無術以平反之者, 其慘痛更何如耶！”（李嶽瑞《春冰室野乘》）

兩案的相似絕非偶然，反映出清代中後期頂凶代死現象的多發，正如陳其元所指出的，“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數十起，如此類者良亦不少。”（《庸閒齋筆記》卷3）道光二年閏三月，刑部收到廣東報送的一批人命案，其中，只是一個潮州府賄買頂凶之案就有三十七件之多。（王先謙《東華續錄•道光五》）道光年間在潮州為官的郭光啟也記錄到：

“潮俗，殺人真犯輒匿不出，而被誣者又恇怯不自申理，率買無業愚民，送官頂替，貪利者罹法網焉，名曰‘宰白鴨’，是可憫也。”

（《清詩紀事》道光朝卷）

由於此類現象生活中並不鮮見，當時民眾恬不為怪，俗稱“宰白鴨”。“宰白鴨”之風，多見於福建、廣東兩省，其中尤以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為最盛。

“福建漳、泉二府，頂凶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

（《庸閒齋筆記》卷3）

在“宰白鴨”案件中，殺人正凶賄買孤孑無依的愚民送官頂冒，頂凶者所得身價謂之“香燈錢”，“以死後旁人為之繼嗣接續香火也。”（黃安濤《詩娛室詩集》卷18）在世俗的眼光中，“宰白鴨”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而在當時有良知的觀察家眼中，頂凶代死何其晦暗也！頂凶的“白鴨”何其愚戇可憐也！郭光啟曾作有《宰白鴨》詩一首，描繪“白鴨”的悲慘命運，控訴社會的不公，詩曰：

白刃如霜初出匣，市上爭看宰白鴨。

宰白鴨，鴨何辜？青天在前不敢呼。

得錢賣命代人死，妄冀剖腹可藏珠。

珠可藏，腹安在？張姓冠將李姓戴，

法場白日應晝晦，冤魂化作大鳥歸。

縱有香燈恐不愛。

君不見漢朝楊寶救黃雀，後嗣三公傳奕代。

寄語當世理刑官，爰書反覆須至再。

宰白鴨，休憒憒。

“宰白鴨”多見於閩、粵兩省，與當地的械鬥之風有直接關係。趙翼在《簷曝雜記》中記到：

“閩中漳、泉風俗多好名尚氣……民多聚族而居。兩姓或以事相爭，往往糾眾械鬥，必斃數命……未鬥之前，各族先議定數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給公產以贍之。故往往非凶手而甘自認，雖刑訊無異詞。凡械鬥案，頂凶率十居八、九也，其氣習如此。”

清後期的周壽昌也在《思益堂日札》中記到：“今時廣東、福建頂凶之弊，惟械鬥案最多，惡習相沿，殊不易破。”

王樹汶案：頂凶代罪的典型

有清一代影響最大的頂凶案首推光緒七年（1881）的河南王樹汶案。王樹汶，鄧州人，在南陽鎮平縣胥吏胡體安家打雜服役。而這個胡體安，表面上是光鮮正派的“公家人”，暗地裡卻幹著打家劫舍的勾當。後來，被事主揭發到官，眼見形勢不妙，胡體安遂買通了鎮平的吏卒，拿家僮王樹汶來頂包。王樹汶一開始拒絕配合，可是架不住吏卒的酷刑，又被告知定案後一定不會被判死刑，只得應承下來。縣令馬翥糊塗顢頇，加之邀功心情，只當真的抓住巨盜，於是草草定案。被判了死刑的王樹汶自然不甘心，於是臨刑喊冤，叫出為人頂凶的真相。

河南巡撫塗宗瀛下令停刑，派人覆訊該案，可是始終不得要領。在覆訊中，王樹汶自陳父親名叫王季福，在鄧州務農。於是，塗宗瀛指令鄧州知府朱光第拘傳王季福到案。在這個節骨眼上，塗宗瀛升調兩湖總督，河道總督李鶴年繼任河南巡撫。與新巡撫關係密切的開歸陳許道道員任愷（官職比朱光第高一級，但非朱的頂頭上司）正是曾負責王樹汶案二審的原南陽知府，為了掩飾錯案，修書阻止朱光第拘傳王季福，朱不為所動。

王季福到案後，當堂對質，果然與王樹汶是父子。王樹汶並非胡體安，此時已是路人皆知，無可掩飾。然而，巡撫李鶴年有意袒護任愷，指使辦案人員將王樹汶定了個強盜從犯。按大清律，強盜不分首從，只要是得了財物，皆斬。這樣一來，原一審、二審的各級官員都可以免於承擔責任。京中河南籍的科道官員風聞後，紛紛上章揭發彈劾。

朝廷任命河道總督梅啟照為欽差大臣，重新覆查王樹汶一案。啟照雖為一代名臣，然已近暮年，行將致仕，又部下多為李鶴年舊屬，是以，經過一番“覆審”，“竟以樹汶為盜從, 當立斬, 獄遂成。”消息傳出，輿論為之大譁。朝廷為厭服眾心，指令刑部提審該案。

時任刑部尚書潘祖蔭高度重視，指派其得力干將、刑部郎中兼秋審處總辦趙舒翹主審此案。趙舒翹不負眾望，經過數月的調查取證和反覆研鞫，終於將冤案的黑幕層層剝去，並代表刑部擬出要向皇帝提交的奏稿。據說，在此過程中，李鶴年的部屬曾入都向潘祖蔭關說，潘幾為之動搖，要將趙舒翹的奏稿毀去。趙舒翹堅持不可，對潘說：“舒翹一日不去秋審, 此案一日不可動也。”（《春冰室野乘》）

最後，潘祖蔭和繼任刑部尚書張之萬採納了趙舒翹的意見，並以此上奏朝廷。最終，皇帝下旨，王樹汶無罪釋放，之前審理該案失誤的各級官員包括李鶴年、梅啟照這樣的封疆大吏，均予以不同程度的處分。主審該案的趙舒翹成為旋乾轉坤的人物，由此吏聲大振。值得欣慰的是，一樁冤案由此得以昭雪，正義終於姍姍而至。

王樹汶一案的典型性不僅表現為該案在當時造成的巨大影響，而且表現在此種情況在現實生活中的多發性。宋人文集中就記載了北宋李宥擔任地方官時的辦案實例，其情與王樹汶案如出一轍：

“民或殺人，而以利紿愚傭，吏通為奸，使自誣伏，縣上具獄，公一訊，情得。聞者以為神明。”

（張方平《樂全集》卷39）

頂凶賣命的原因

頂凶賣命在清代為何多發，以致成為命案的常態？仔細想來，其間既有技術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更有社會的原因，而制度原因和社會原因尤其值得關注。

其一，“重供不重證”的證據制度是頂凶賣命現象的制度誘因。有清一代，“罪從供定，犯供最關緊要”（汪輝祖《佐治藥言》）因為清律中規定，除了罪犯在逃，可以“眾證明白，即同獄成”，在一般情況下，“內外問刑衙門審辦案件……鞫獄官詳別訊問，務得輸服供詞。”（《大清律例•名例》）又規定：“凡獄囚，徒流死罪，各喚本囚及其家屬，具告所斷罪名，仍責取囚服辯文狀。如不服者，聽其自行辯理。”（《大清律例•斷獄》）

制度既然如此，於是實踐中承審官員心中只有口供，“一經認實，即為了事，究竟所供者是否可信，不暇問亦不願問也。”尤有甚者，“明知其為‘白鴨’，而亦就供論供，不復窮詰。”（《張船山判牘菁華》，第59頁）客觀地講，“罪從供定”的證據制度有其歷史的合理性，然而其缺陷和不足之處也是非常明顯的。司法實踐中，主事者如果不能以職業良知糾正制度之偏，極易釀成冤假錯案，可見制度對人的巨大作用。入民國後，“重供不重證”的證據制度一變而為“重證不重供”，民間“宰白鴨”的現象才漸漸減少。

其二，貧富不均的現實是頂凶賣命現象層出不窮的社會土壤。“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杜甫筆下唐代貧富懸殊的冷峻寫照，也是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普遍現象，清朝自然也不例外。清朝的特殊性在於，社會下行的壓力與巨大的人口因素疊加，使得貧富不均的問題更加突出。據文獻記載，乾隆末年，中國人口已接近三億，而到道光中葉，人口更是突破了四億。在經濟凋敝、人口爆炸的大背景下，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無業遊民，人命賤如草芥。

然而，土地兼併的進程如脫韁的野馬，社會財富高度集中，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乾隆皇帝的寵臣和珅佔有土地達八十多萬畝，和珅的兩個家人也各有田六萬多畝。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撫楊錫紱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陳明米貴之由疏》，《皇朝經世文編》卷39）道、鹹之後，依靠軍功起家的湘軍、淮軍將領們也化身為各地的大地主。湖南湘鄉曾國荃擁有耕地六千畝，安徽合肥李家佔據的土地竟然達六十萬畝之多，河南項城的袁甲三佔有的耕地也有四千畝到五千畝。《紅樓夢》借劉姥姥之口道出了當時的冷峻世情：“這樣螃蟹……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正是這種貧富懸殊的殘酷現實使得富人和貧民之間的買命“交易”成為可能。“唯其貧富不均，所以富者可恃富以殺人，貧者束手以待人殺。”（《張船山判牘菁華》，第59頁。）這一社會土壤不經徹底改良，頂凶賣命不可能完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