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禁諸問題：一個商周時期遺留下來的疑案'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雲紋銅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通常認為採用失蠟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著十二個銅怪獸，下有十二隻虎形獸足，器形莊重，工藝精湛，2002年進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目錄》。
第7件：曾侯乙墓銅禁（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擂鼓墩發現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長方形銅禁。禁長117.5釐米，禁面有兩個並列的凹下圓圈，此即放置銅壺的位置。禁下有四支獸足，禁面和側面均有蟠螭紋等紋飾。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雲紋銅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通常認為採用失蠟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著十二個銅怪獸，下有十二隻虎形獸足，器形莊重，工藝精湛，2002年進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目錄》。
第7件：曾侯乙墓銅禁（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擂鼓墩發現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長方形銅禁。禁長117.5釐米，禁面有兩個並列的凹下圓圈，此即放置銅壺的位置。禁下有四支獸足，禁面和側面均有蟠螭紋等紋飾。
曾侯乙墓出土的銅聯禁大壺
（二）銅禁與周代酒戒之關係
通過已出土的數件銅禁，我們可以對銅禁形成一些基本的認識：禁是商周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承置卣、尊、壺、觥等酒器的案具，從功能上看它很像現在的桌臺。那麼，這樣一種青銅器，它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禁”之名見之於《禮記》《儀禮》等古書。據《儀禮·士冠禮》載:“尊於房戶之間，兩廡有禁”。《儀禮·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雖然《禮記》《儀禮》中沒有一條可以看出包含禁酒的意思，但偏偏鄭玄作了個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
因為鄭玄的註釋，各個展館和相關書籍在介紹銅禁時總會把它和周代的酒戒聯繫在一起。所謂酒戒，是周人總結夏、商兩代滅亡之因，認為在於嗜酒無度。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商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因此就出現了嚴厲的禁酒令《酒誥》，這是周公告誡康叔要在殷商故地的衛國宣佈戒酒，要求民眾“飲惟祀”，“德將無醉”。實際上週初禁酒並非在衛之一地，結合《大盂鼎》中的銘文，周公的禁酒是全國性的。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雲紋銅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通常認為採用失蠟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著十二個銅怪獸，下有十二隻虎形獸足，器形莊重，工藝精湛，2002年進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目錄》。
第7件：曾侯乙墓銅禁（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擂鼓墩發現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長方形銅禁。禁長117.5釐米，禁面有兩個並列的凹下圓圈，此即放置銅壺的位置。禁下有四支獸足，禁面和側面均有蟠螭紋等紋飾。
曾侯乙墓出土的銅聯禁大壺
（二）銅禁與周代酒戒之關係
通過已出土的數件銅禁，我們可以對銅禁形成一些基本的認識：禁是商周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承置卣、尊、壺、觥等酒器的案具，從功能上看它很像現在的桌臺。那麼，這樣一種青銅器，它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禁”之名見之於《禮記》《儀禮》等古書。據《儀禮·士冠禮》載:“尊於房戶之間，兩廡有禁”。《儀禮·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雖然《禮記》《儀禮》中沒有一條可以看出包含禁酒的意思，但偏偏鄭玄作了個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
因為鄭玄的註釋，各個展館和相關書籍在介紹銅禁時總會把它和周代的酒戒聯繫在一起。所謂酒戒，是周人總結夏、商兩代滅亡之因，認為在於嗜酒無度。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商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因此就出現了嚴厲的禁酒令《酒誥》，這是周公告誡康叔要在殷商故地的衛國宣佈戒酒，要求民眾“飲惟祀”，“德將無醉”。實際上週初禁酒並非在衛之一地，結合《大盂鼎》中的銘文，周公的禁酒是全國性的。
大盂鼎
據金文和《酒誥》等文獻記載，周初確實曾經厲行禁酒。有鄭玄的證明，似乎將銅禁稱為“酒戒”之物就比較合理了。但是禁的功能如果僅憑鄭玄的這一句注，此外無法找到更多證據，那這個證明就太薄弱了。對此，現在有不少研究者對禁這種特殊器物的功能產生了懷疑。
禁是否為酒戒之物，目前有三點疑問：
其一，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情況無法對證，材料的缺少對銅禁研究造成了很大困擾。《禮記》《儀禮》有不少關於使用禁的敘述，可見禁是一種普遍存在於貴族生活中的器物，但是目前出土數量極少，似乎與它的流行程度不符。已經出土的被認為是禁的器物全都沒有銘文（雖然一同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孫誥編鐘、戶彝、戶卣等都有銘文），難以按照銅器銘文的自名來判斷它的名字，更難以靠銘文或出土情況證明它的功用。
其二，與其同時代的《說文解字》對“禁”字的解釋是“吉凶之忌也”，並沒有提到禁酒，也沒有“禁”是几案的說法。如果“禁”真的是提醒酒戒的酒案，那麼，一邊要求戒酒，一邊製作如此精美的酒器陳列在禁上，這是非常矛盾的做法。
其三，周代酒戒的執行力度很要打些折扣。起碼在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酒戒能發揮多少作用頗值得懷疑。
首先，按《酒誥》，文王禁酒的原因實際上一是亂德，二是浪費糧食。那麼，社會穩定、糧食產量提高之後，禁酒是否還是必要呢？恐怕就可以稍微妥協了，只要“飲無醉”就可以。其次，有學者根據《酒誥》的內容以及《洪範》“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闢玉食”認為，作為處理政務主要人員的官吏才是周公禁酒的主要對象，官吏可分為殷、周人，對殷人可寬，對周人須嚴。因此酒禁“只限於士大夫以下的階層，而天子、諸侯不在禁戒之列”。再次，隨著周公時代漸遠，禁酒的力度必定有所減弱。長甶盉說“穆王饗醴”，遹簋記錄周穆王“漁乎大池。王卿酉，遹御，亡遣”，即遹在飲宴中沒有過失，這是周穆王賞賜他的原因，周孝王時期的三年興壺也說“王在鄭饗醴”，即使這些記錄都是周王在禮制之內用酒，那麼，《詩經》中還記載說貴族們“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小雅·吉日》），“君子有酒，旨且多”（《小雅·魚麗》），“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甚至於喝醉酒之後狂態畢露：“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大雅·抑》中也指出貴族們酗酒成風：“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如果說《詩經》記錄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詩歌，那麼，在此期間酒禁已經慢慢鬆弛甚至被遺忘了。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雲紋銅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通常認為採用失蠟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著十二個銅怪獸，下有十二隻虎形獸足，器形莊重，工藝精湛，2002年進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目錄》。
第7件：曾侯乙墓銅禁（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擂鼓墩發現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長方形銅禁。禁長117.5釐米，禁面有兩個並列的凹下圓圈，此即放置銅壺的位置。禁下有四支獸足，禁面和側面均有蟠螭紋等紋飾。
曾侯乙墓出土的銅聯禁大壺
（二）銅禁與周代酒戒之關係
通過已出土的數件銅禁，我們可以對銅禁形成一些基本的認識：禁是商周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承置卣、尊、壺、觥等酒器的案具，從功能上看它很像現在的桌臺。那麼，這樣一種青銅器，它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禁”之名見之於《禮記》《儀禮》等古書。據《儀禮·士冠禮》載:“尊於房戶之間，兩廡有禁”。《儀禮·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雖然《禮記》《儀禮》中沒有一條可以看出包含禁酒的意思，但偏偏鄭玄作了個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
因為鄭玄的註釋，各個展館和相關書籍在介紹銅禁時總會把它和周代的酒戒聯繫在一起。所謂酒戒，是周人總結夏、商兩代滅亡之因，認為在於嗜酒無度。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商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因此就出現了嚴厲的禁酒令《酒誥》，這是周公告誡康叔要在殷商故地的衛國宣佈戒酒，要求民眾“飲惟祀”，“德將無醉”。實際上週初禁酒並非在衛之一地，結合《大盂鼎》中的銘文，周公的禁酒是全國性的。
大盂鼎
據金文和《酒誥》等文獻記載，周初確實曾經厲行禁酒。有鄭玄的證明，似乎將銅禁稱為“酒戒”之物就比較合理了。但是禁的功能如果僅憑鄭玄的這一句注，此外無法找到更多證據，那這個證明就太薄弱了。對此，現在有不少研究者對禁這種特殊器物的功能產生了懷疑。
禁是否為酒戒之物，目前有三點疑問：
其一，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情況無法對證，材料的缺少對銅禁研究造成了很大困擾。《禮記》《儀禮》有不少關於使用禁的敘述，可見禁是一種普遍存在於貴族生活中的器物，但是目前出土數量極少，似乎與它的流行程度不符。已經出土的被認為是禁的器物全都沒有銘文（雖然一同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孫誥編鐘、戶彝、戶卣等都有銘文），難以按照銅器銘文的自名來判斷它的名字，更難以靠銘文或出土情況證明它的功用。
其二，與其同時代的《說文解字》對“禁”字的解釋是“吉凶之忌也”，並沒有提到禁酒，也沒有“禁”是几案的說法。如果“禁”真的是提醒酒戒的酒案，那麼，一邊要求戒酒，一邊製作如此精美的酒器陳列在禁上，這是非常矛盾的做法。
其三，周代酒戒的執行力度很要打些折扣。起碼在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酒戒能發揮多少作用頗值得懷疑。
首先，按《酒誥》，文王禁酒的原因實際上一是亂德，二是浪費糧食。那麼，社會穩定、糧食產量提高之後，禁酒是否還是必要呢？恐怕就可以稍微妥協了，只要“飲無醉”就可以。其次，有學者根據《酒誥》的內容以及《洪範》“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闢玉食”認為，作為處理政務主要人員的官吏才是周公禁酒的主要對象，官吏可分為殷、周人，對殷人可寬，對周人須嚴。因此酒禁“只限於士大夫以下的階層，而天子、諸侯不在禁戒之列”。再次，隨著周公時代漸遠，禁酒的力度必定有所減弱。長甶盉說“穆王饗醴”，遹簋記錄周穆王“漁乎大池。王卿酉，遹御，亡遣”，即遹在飲宴中沒有過失，這是周穆王賞賜他的原因，周孝王時期的三年興壺也說“王在鄭饗醴”，即使這些記錄都是周王在禮制之內用酒，那麼，《詩經》中還記載說貴族們“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小雅·吉日》），“君子有酒，旨且多”（《小雅·魚麗》），“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甚至於喝醉酒之後狂態畢露：“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大雅·抑》中也指出貴族們酗酒成風：“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如果說《詩經》記錄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詩歌，那麼，在此期間酒禁已經慢慢鬆弛甚至被遺忘了。
其四，目前並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禁是在周代時才出現的。周代建國初年，大量繼承殷商制度，青銅器的形制和風格與商代晚期沒有太大差異，至於形成“有周代特色”的青銅器物，主要在西周中期以後。而寶雞所出土的數件銅禁時代皆為西周早期，很可能是繼承自商代。至於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和寶雞銅禁外形相差很大，可能是演化之後的產物。
因此，在只有鄭玄這一個孤證的情況下，將禁視為酒戒的產物是不夠有說服力的。
（三）商周之禁何處有？
綜合前文，如今稱為禁的這種置放酒器的案具，很可能並沒有酒戒的意思。那麼，對於《儀禮》《禮記》中所記載的士冠禮、鄉射禮必用之“禁”，究竟是什麼模樣，又到哪裡去了？這些問題需要回溯到兩千年前，回答起來頗有難度。但我們還是能夠根據一些蛛絲馬跡作出猜測。
首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商代是否用禁。如果說寶雞出土的西周銅禁系繼承商代，那麼應該發現商代的禁才是。
在目前發現的商代青銅器中，還沒有與西周銅禁相類似的器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晚商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特殊的方形器，這些器物的命名和功能還在討論中，稱之為“方形器”、“烤爐”、“盧形器”、“方簋”、“方盤”等皆有。王祁博士則認為這些方形器即“釴”（《略談商周青銅釴》，見中國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他談到，大河口霸國墓地出土一件自名為“釴”的方形器（通常也稱為霸伯方簋），《爾雅》曰“附耳外謂之釴”，而在戰國中期十四年陳侯午敦和陳侯午方座簋自名為“釴敦”，其作用是“以蒸以嘗”。他據此提出，釴是流行於晚商時期並延續到西周中期甚至更晚時期的一種蒸器，主要用於蒸煮粢盛。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雲紋銅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通常認為採用失蠟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著十二個銅怪獸，下有十二隻虎形獸足，器形莊重，工藝精湛，2002年進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目錄》。
第7件：曾侯乙墓銅禁（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擂鼓墩發現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長方形銅禁。禁長117.5釐米，禁面有兩個並列的凹下圓圈，此即放置銅壺的位置。禁下有四支獸足，禁面和側面均有蟠螭紋等紋飾。
曾侯乙墓出土的銅聯禁大壺
（二）銅禁與周代酒戒之關係
通過已出土的數件銅禁，我們可以對銅禁形成一些基本的認識：禁是商周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承置卣、尊、壺、觥等酒器的案具，從功能上看它很像現在的桌臺。那麼，這樣一種青銅器，它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禁”之名見之於《禮記》《儀禮》等古書。據《儀禮·士冠禮》載:“尊於房戶之間，兩廡有禁”。《儀禮·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雖然《禮記》《儀禮》中沒有一條可以看出包含禁酒的意思，但偏偏鄭玄作了個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
因為鄭玄的註釋，各個展館和相關書籍在介紹銅禁時總會把它和周代的酒戒聯繫在一起。所謂酒戒，是周人總結夏、商兩代滅亡之因，認為在於嗜酒無度。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商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因此就出現了嚴厲的禁酒令《酒誥》，這是周公告誡康叔要在殷商故地的衛國宣佈戒酒，要求民眾“飲惟祀”，“德將無醉”。實際上週初禁酒並非在衛之一地，結合《大盂鼎》中的銘文，周公的禁酒是全國性的。
大盂鼎
據金文和《酒誥》等文獻記載，周初確實曾經厲行禁酒。有鄭玄的證明，似乎將銅禁稱為“酒戒”之物就比較合理了。但是禁的功能如果僅憑鄭玄的這一句注，此外無法找到更多證據，那這個證明就太薄弱了。對此，現在有不少研究者對禁這種特殊器物的功能產生了懷疑。
禁是否為酒戒之物，目前有三點疑問：
其一，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情況無法對證，材料的缺少對銅禁研究造成了很大困擾。《禮記》《儀禮》有不少關於使用禁的敘述，可見禁是一種普遍存在於貴族生活中的器物，但是目前出土數量極少，似乎與它的流行程度不符。已經出土的被認為是禁的器物全都沒有銘文（雖然一同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孫誥編鐘、戶彝、戶卣等都有銘文），難以按照銅器銘文的自名來判斷它的名字，更難以靠銘文或出土情況證明它的功用。
其二，與其同時代的《說文解字》對“禁”字的解釋是“吉凶之忌也”，並沒有提到禁酒，也沒有“禁”是几案的說法。如果“禁”真的是提醒酒戒的酒案，那麼，一邊要求戒酒，一邊製作如此精美的酒器陳列在禁上，這是非常矛盾的做法。
其三，周代酒戒的執行力度很要打些折扣。起碼在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酒戒能發揮多少作用頗值得懷疑。
首先，按《酒誥》，文王禁酒的原因實際上一是亂德，二是浪費糧食。那麼，社會穩定、糧食產量提高之後，禁酒是否還是必要呢？恐怕就可以稍微妥協了，只要“飲無醉”就可以。其次，有學者根據《酒誥》的內容以及《洪範》“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闢玉食”認為，作為處理政務主要人員的官吏才是周公禁酒的主要對象，官吏可分為殷、周人，對殷人可寬，對周人須嚴。因此酒禁“只限於士大夫以下的階層，而天子、諸侯不在禁戒之列”。再次，隨著周公時代漸遠，禁酒的力度必定有所減弱。長甶盉說“穆王饗醴”，遹簋記錄周穆王“漁乎大池。王卿酉，遹御，亡遣”，即遹在飲宴中沒有過失，這是周穆王賞賜他的原因，周孝王時期的三年興壺也說“王在鄭饗醴”，即使這些記錄都是周王在禮制之內用酒，那麼，《詩經》中還記載說貴族們“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小雅·吉日》），“君子有酒，旨且多”（《小雅·魚麗》），“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甚至於喝醉酒之後狂態畢露：“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大雅·抑》中也指出貴族們酗酒成風：“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如果說《詩經》記錄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詩歌，那麼，在此期間酒禁已經慢慢鬆弛甚至被遺忘了。
其四，目前並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禁是在周代時才出現的。周代建國初年，大量繼承殷商制度，青銅器的形制和風格與商代晚期沒有太大差異，至於形成“有周代特色”的青銅器物，主要在西周中期以後。而寶雞所出土的數件銅禁時代皆為西周早期，很可能是繼承自商代。至於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和寶雞銅禁外形相差很大，可能是演化之後的產物。
因此，在只有鄭玄這一個孤證的情況下，將禁視為酒戒的產物是不夠有說服力的。
（三）商周之禁何處有？
綜合前文，如今稱為禁的這種置放酒器的案具，很可能並沒有酒戒的意思。那麼，對於《儀禮》《禮記》中所記載的士冠禮、鄉射禮必用之“禁”，究竟是什麼模樣，又到哪裡去了？這些問題需要回溯到兩千年前，回答起來頗有難度。但我們還是能夠根據一些蛛絲馬跡作出猜測。
首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商代是否用禁。如果說寶雞出土的西周銅禁系繼承商代，那麼應該發現商代的禁才是。
在目前發現的商代青銅器中，還沒有與西周銅禁相類似的器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晚商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特殊的方形器，這些器物的命名和功能還在討論中，稱之為“方形器”、“烤爐”、“盧形器”、“方簋”、“方盤”等皆有。王祁博士則認為這些方形器即“釴”（《略談商周青銅釴》，見中國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他談到，大河口霸國墓地出土一件自名為“釴”的方形器（通常也稱為霸伯方簋），《爾雅》曰“附耳外謂之釴”，而在戰國中期十四年陳侯午敦和陳侯午方座簋自名為“釴敦”，其作用是“以蒸以嘗”。他據此提出，釴是流行於晚商時期並延續到西周中期甚至更晚時期的一種蒸器，主要用於蒸煮粢盛。
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考古學報》2018.1）
王祁認為這些方形器的作用是“蒸煮粢盛”，卻忽視了它的大小。比如下圖為《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中的方形器圖片，這個五號墓就是著名的婦好墓，報告中介紹說：“體飾凸弦紋3道。素樸雅緻。質較薄。通高7.8、口徑12.2*12.5釐米。”如此大小，怎麼“蒸煮粢盛”呢？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雲紋銅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通常認為採用失蠟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著十二個銅怪獸，下有十二隻虎形獸足，器形莊重，工藝精湛，2002年進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目錄》。
第7件：曾侯乙墓銅禁（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擂鼓墩發現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長方形銅禁。禁長117.5釐米，禁面有兩個並列的凹下圓圈，此即放置銅壺的位置。禁下有四支獸足，禁面和側面均有蟠螭紋等紋飾。
曾侯乙墓出土的銅聯禁大壺
（二）銅禁與周代酒戒之關係
通過已出土的數件銅禁，我們可以對銅禁形成一些基本的認識：禁是商周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承置卣、尊、壺、觥等酒器的案具，從功能上看它很像現在的桌臺。那麼，這樣一種青銅器，它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禁”之名見之於《禮記》《儀禮》等古書。據《儀禮·士冠禮》載:“尊於房戶之間，兩廡有禁”。《儀禮·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雖然《禮記》《儀禮》中沒有一條可以看出包含禁酒的意思，但偏偏鄭玄作了個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
因為鄭玄的註釋，各個展館和相關書籍在介紹銅禁時總會把它和周代的酒戒聯繫在一起。所謂酒戒，是周人總結夏、商兩代滅亡之因，認為在於嗜酒無度。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商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因此就出現了嚴厲的禁酒令《酒誥》，這是周公告誡康叔要在殷商故地的衛國宣佈戒酒，要求民眾“飲惟祀”，“德將無醉”。實際上週初禁酒並非在衛之一地，結合《大盂鼎》中的銘文，周公的禁酒是全國性的。
大盂鼎
據金文和《酒誥》等文獻記載，周初確實曾經厲行禁酒。有鄭玄的證明，似乎將銅禁稱為“酒戒”之物就比較合理了。但是禁的功能如果僅憑鄭玄的這一句注，此外無法找到更多證據，那這個證明就太薄弱了。對此，現在有不少研究者對禁這種特殊器物的功能產生了懷疑。
禁是否為酒戒之物，目前有三點疑問：
其一，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情況無法對證，材料的缺少對銅禁研究造成了很大困擾。《禮記》《儀禮》有不少關於使用禁的敘述，可見禁是一種普遍存在於貴族生活中的器物，但是目前出土數量極少，似乎與它的流行程度不符。已經出土的被認為是禁的器物全都沒有銘文（雖然一同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孫誥編鐘、戶彝、戶卣等都有銘文），難以按照銅器銘文的自名來判斷它的名字，更難以靠銘文或出土情況證明它的功用。
其二，與其同時代的《說文解字》對“禁”字的解釋是“吉凶之忌也”，並沒有提到禁酒，也沒有“禁”是几案的說法。如果“禁”真的是提醒酒戒的酒案，那麼，一邊要求戒酒，一邊製作如此精美的酒器陳列在禁上，這是非常矛盾的做法。
其三，周代酒戒的執行力度很要打些折扣。起碼在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酒戒能發揮多少作用頗值得懷疑。
首先，按《酒誥》，文王禁酒的原因實際上一是亂德，二是浪費糧食。那麼，社會穩定、糧食產量提高之後，禁酒是否還是必要呢？恐怕就可以稍微妥協了，只要“飲無醉”就可以。其次，有學者根據《酒誥》的內容以及《洪範》“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闢玉食”認為，作為處理政務主要人員的官吏才是周公禁酒的主要對象，官吏可分為殷、周人，對殷人可寬，對周人須嚴。因此酒禁“只限於士大夫以下的階層，而天子、諸侯不在禁戒之列”。再次，隨著周公時代漸遠，禁酒的力度必定有所減弱。長甶盉說“穆王饗醴”，遹簋記錄周穆王“漁乎大池。王卿酉，遹御，亡遣”，即遹在飲宴中沒有過失，這是周穆王賞賜他的原因，周孝王時期的三年興壺也說“王在鄭饗醴”，即使這些記錄都是周王在禮制之內用酒，那麼，《詩經》中還記載說貴族們“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小雅·吉日》），“君子有酒，旨且多”（《小雅·魚麗》），“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甚至於喝醉酒之後狂態畢露：“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大雅·抑》中也指出貴族們酗酒成風：“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如果說《詩經》記錄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詩歌，那麼，在此期間酒禁已經慢慢鬆弛甚至被遺忘了。
其四，目前並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禁是在周代時才出現的。周代建國初年，大量繼承殷商制度，青銅器的形制和風格與商代晚期沒有太大差異，至於形成“有周代特色”的青銅器物，主要在西周中期以後。而寶雞所出土的數件銅禁時代皆為西周早期，很可能是繼承自商代。至於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和寶雞銅禁外形相差很大，可能是演化之後的產物。
因此，在只有鄭玄這一個孤證的情況下，將禁視為酒戒的產物是不夠有說服力的。
（三）商周之禁何處有？
綜合前文，如今稱為禁的這種置放酒器的案具，很可能並沒有酒戒的意思。那麼，對於《儀禮》《禮記》中所記載的士冠禮、鄉射禮必用之“禁”，究竟是什麼模樣，又到哪裡去了？這些問題需要回溯到兩千年前，回答起來頗有難度。但我們還是能夠根據一些蛛絲馬跡作出猜測。
首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商代是否用禁。如果說寶雞出土的西周銅禁系繼承商代，那麼應該發現商代的禁才是。
在目前發現的商代青銅器中，還沒有與西周銅禁相類似的器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晚商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特殊的方形器，這些器物的命名和功能還在討論中，稱之為“方形器”、“烤爐”、“盧形器”、“方簋”、“方盤”等皆有。王祁博士則認為這些方形器即“釴”（《略談商周青銅釴》，見中國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他談到，大河口霸國墓地出土一件自名為“釴”的方形器（通常也稱為霸伯方簋），《爾雅》曰“附耳外謂之釴”，而在戰國中期十四年陳侯午敦和陳侯午方座簋自名為“釴敦”，其作用是“以蒸以嘗”。他據此提出，釴是流行於晚商時期並延續到西周中期甚至更晚時期的一種蒸器，主要用於蒸煮粢盛。
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考古學報》2018.1）
王祁認為這些方形器的作用是“蒸煮粢盛”，卻忽視了它的大小。比如下圖為《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中的方形器圖片，這個五號墓就是著名的婦好墓，報告中介紹說：“體飾凸弦紋3道。素樸雅緻。質較薄。通高7.8、口徑12.2*12.5釐米。”如此大小，怎麼“蒸煮粢盛”呢？
那麼，這些方形器又是做什麼？我們先看看方形器的一些情況。以下數據均來自王祁《略談商周青銅釴》：
殷墟小屯五號墓出土的“司母辛”方形器，口下一邊內側有“司母辛”銘，通高7.8、口徑12.2×12.8cm，重1.1公斤；
殷墟郭家莊M160“方形器”，通高20、口徑37.2×31.5cm，重10.3公斤；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器底有煙炱，通高15.2、口徑35.5×30.6cm，重8.85公斤。
射婦桑方形器（《集成》10286），內壁有銘文“射婦桑”，通高15.7、口徑27.6×26.1釐米，重7.2公斤，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束方形器，束方形器，內底有銘文“束”，通高14.9、寬41.5cm，重6.82公斤，現藏故宮博物院。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雲紋銅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通常認為採用失蠟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著十二個銅怪獸，下有十二隻虎形獸足，器形莊重，工藝精湛，2002年進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目錄》。
第7件：曾侯乙墓銅禁（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擂鼓墩發現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長方形銅禁。禁長117.5釐米，禁面有兩個並列的凹下圓圈，此即放置銅壺的位置。禁下有四支獸足，禁面和側面均有蟠螭紋等紋飾。
曾侯乙墓出土的銅聯禁大壺
（二）銅禁與周代酒戒之關係
通過已出土的數件銅禁，我們可以對銅禁形成一些基本的認識：禁是商周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承置卣、尊、壺、觥等酒器的案具，從功能上看它很像現在的桌臺。那麼，這樣一種青銅器，它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禁”之名見之於《禮記》《儀禮》等古書。據《儀禮·士冠禮》載:“尊於房戶之間，兩廡有禁”。《儀禮·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雖然《禮記》《儀禮》中沒有一條可以看出包含禁酒的意思，但偏偏鄭玄作了個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
因為鄭玄的註釋，各個展館和相關書籍在介紹銅禁時總會把它和周代的酒戒聯繫在一起。所謂酒戒，是周人總結夏、商兩代滅亡之因，認為在於嗜酒無度。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商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因此就出現了嚴厲的禁酒令《酒誥》，這是周公告誡康叔要在殷商故地的衛國宣佈戒酒，要求民眾“飲惟祀”，“德將無醉”。實際上週初禁酒並非在衛之一地，結合《大盂鼎》中的銘文，周公的禁酒是全國性的。
大盂鼎
據金文和《酒誥》等文獻記載，周初確實曾經厲行禁酒。有鄭玄的證明，似乎將銅禁稱為“酒戒”之物就比較合理了。但是禁的功能如果僅憑鄭玄的這一句注，此外無法找到更多證據，那這個證明就太薄弱了。對此，現在有不少研究者對禁這種特殊器物的功能產生了懷疑。
禁是否為酒戒之物，目前有三點疑問：
其一，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情況無法對證，材料的缺少對銅禁研究造成了很大困擾。《禮記》《儀禮》有不少關於使用禁的敘述，可見禁是一種普遍存在於貴族生活中的器物，但是目前出土數量極少，似乎與它的流行程度不符。已經出土的被認為是禁的器物全都沒有銘文（雖然一同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孫誥編鐘、戶彝、戶卣等都有銘文），難以按照銅器銘文的自名來判斷它的名字，更難以靠銘文或出土情況證明它的功用。
其二，與其同時代的《說文解字》對“禁”字的解釋是“吉凶之忌也”，並沒有提到禁酒，也沒有“禁”是几案的說法。如果“禁”真的是提醒酒戒的酒案，那麼，一邊要求戒酒，一邊製作如此精美的酒器陳列在禁上，這是非常矛盾的做法。
其三，周代酒戒的執行力度很要打些折扣。起碼在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酒戒能發揮多少作用頗值得懷疑。
首先，按《酒誥》，文王禁酒的原因實際上一是亂德，二是浪費糧食。那麼，社會穩定、糧食產量提高之後，禁酒是否還是必要呢？恐怕就可以稍微妥協了，只要“飲無醉”就可以。其次，有學者根據《酒誥》的內容以及《洪範》“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闢玉食”認為，作為處理政務主要人員的官吏才是周公禁酒的主要對象，官吏可分為殷、周人，對殷人可寬，對周人須嚴。因此酒禁“只限於士大夫以下的階層，而天子、諸侯不在禁戒之列”。再次，隨著周公時代漸遠，禁酒的力度必定有所減弱。長甶盉說“穆王饗醴”，遹簋記錄周穆王“漁乎大池。王卿酉，遹御，亡遣”，即遹在飲宴中沒有過失，這是周穆王賞賜他的原因，周孝王時期的三年興壺也說“王在鄭饗醴”，即使這些記錄都是周王在禮制之內用酒，那麼，《詩經》中還記載說貴族們“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小雅·吉日》），“君子有酒，旨且多”（《小雅·魚麗》），“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甚至於喝醉酒之後狂態畢露：“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大雅·抑》中也指出貴族們酗酒成風：“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如果說《詩經》記錄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詩歌，那麼，在此期間酒禁已經慢慢鬆弛甚至被遺忘了。
其四，目前並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禁是在周代時才出現的。周代建國初年，大量繼承殷商制度，青銅器的形制和風格與商代晚期沒有太大差異，至於形成“有周代特色”的青銅器物，主要在西周中期以後。而寶雞所出土的數件銅禁時代皆為西周早期，很可能是繼承自商代。至於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和寶雞銅禁外形相差很大，可能是演化之後的產物。
因此，在只有鄭玄這一個孤證的情況下，將禁視為酒戒的產物是不夠有說服力的。
（三）商周之禁何處有？
綜合前文，如今稱為禁的這種置放酒器的案具，很可能並沒有酒戒的意思。那麼，對於《儀禮》《禮記》中所記載的士冠禮、鄉射禮必用之“禁”，究竟是什麼模樣，又到哪裡去了？這些問題需要回溯到兩千年前，回答起來頗有難度。但我們還是能夠根據一些蛛絲馬跡作出猜測。
首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商代是否用禁。如果說寶雞出土的西周銅禁系繼承商代，那麼應該發現商代的禁才是。
在目前發現的商代青銅器中，還沒有與西周銅禁相類似的器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晚商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特殊的方形器，這些器物的命名和功能還在討論中，稱之為“方形器”、“烤爐”、“盧形器”、“方簋”、“方盤”等皆有。王祁博士則認為這些方形器即“釴”（《略談商周青銅釴》，見中國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他談到，大河口霸國墓地出土一件自名為“釴”的方形器（通常也稱為霸伯方簋），《爾雅》曰“附耳外謂之釴”，而在戰國中期十四年陳侯午敦和陳侯午方座簋自名為“釴敦”，其作用是“以蒸以嘗”。他據此提出，釴是流行於晚商時期並延續到西周中期甚至更晚時期的一種蒸器，主要用於蒸煮粢盛。
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考古學報》2018.1）
王祁認為這些方形器的作用是“蒸煮粢盛”，卻忽視了它的大小。比如下圖為《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中的方形器圖片，這個五號墓就是著名的婦好墓，報告中介紹說：“體飾凸弦紋3道。素樸雅緻。質較薄。通高7.8、口徑12.2*12.5釐米。”如此大小，怎麼“蒸煮粢盛”呢？
那麼，這些方形器又是做什麼？我們先看看方形器的一些情況。以下數據均來自王祁《略談商周青銅釴》：
殷墟小屯五號墓出土的“司母辛”方形器，口下一邊內側有“司母辛”銘，通高7.8、口徑12.2×12.8cm，重1.1公斤；
殷墟郭家莊M160“方形器”，通高20、口徑37.2×31.5cm，重10.3公斤；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器底有煙炱，通高15.2、口徑35.5×30.6cm，重8.85公斤。
射婦桑方形器（《集成》10286），內壁有銘文“射婦桑”，通高15.7、口徑27.6×26.1釐米，重7.2公斤，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束方形器，束方形器，內底有銘文“束”，通高14.9、寬41.5cm，重6.82公斤，現藏故宮博物院。
殷墟郭家莊M160出土方形器（《中國青銅器全集·3》圖161）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雲紋銅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通常認為採用失蠟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著十二個銅怪獸，下有十二隻虎形獸足，器形莊重，工藝精湛，2002年進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目錄》。
第7件：曾侯乙墓銅禁（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擂鼓墩發現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長方形銅禁。禁長117.5釐米，禁面有兩個並列的凹下圓圈，此即放置銅壺的位置。禁下有四支獸足，禁面和側面均有蟠螭紋等紋飾。
曾侯乙墓出土的銅聯禁大壺
（二）銅禁與周代酒戒之關係
通過已出土的數件銅禁，我們可以對銅禁形成一些基本的認識：禁是商周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承置卣、尊、壺、觥等酒器的案具，從功能上看它很像現在的桌臺。那麼，這樣一種青銅器，它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禁”之名見之於《禮記》《儀禮》等古書。據《儀禮·士冠禮》載:“尊於房戶之間，兩廡有禁”。《儀禮·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雖然《禮記》《儀禮》中沒有一條可以看出包含禁酒的意思，但偏偏鄭玄作了個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
因為鄭玄的註釋，各個展館和相關書籍在介紹銅禁時總會把它和周代的酒戒聯繫在一起。所謂酒戒，是周人總結夏、商兩代滅亡之因，認為在於嗜酒無度。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商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因此就出現了嚴厲的禁酒令《酒誥》，這是周公告誡康叔要在殷商故地的衛國宣佈戒酒，要求民眾“飲惟祀”，“德將無醉”。實際上週初禁酒並非在衛之一地，結合《大盂鼎》中的銘文，周公的禁酒是全國性的。
大盂鼎
據金文和《酒誥》等文獻記載，周初確實曾經厲行禁酒。有鄭玄的證明，似乎將銅禁稱為“酒戒”之物就比較合理了。但是禁的功能如果僅憑鄭玄的這一句注，此外無法找到更多證據，那這個證明就太薄弱了。對此，現在有不少研究者對禁這種特殊器物的功能產生了懷疑。
禁是否為酒戒之物，目前有三點疑問：
其一，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情況無法對證，材料的缺少對銅禁研究造成了很大困擾。《禮記》《儀禮》有不少關於使用禁的敘述，可見禁是一種普遍存在於貴族生活中的器物，但是目前出土數量極少，似乎與它的流行程度不符。已經出土的被認為是禁的器物全都沒有銘文（雖然一同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孫誥編鐘、戶彝、戶卣等都有銘文），難以按照銅器銘文的自名來判斷它的名字，更難以靠銘文或出土情況證明它的功用。
其二，與其同時代的《說文解字》對“禁”字的解釋是“吉凶之忌也”，並沒有提到禁酒，也沒有“禁”是几案的說法。如果“禁”真的是提醒酒戒的酒案，那麼，一邊要求戒酒，一邊製作如此精美的酒器陳列在禁上，這是非常矛盾的做法。
其三，周代酒戒的執行力度很要打些折扣。起碼在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酒戒能發揮多少作用頗值得懷疑。
首先，按《酒誥》，文王禁酒的原因實際上一是亂德，二是浪費糧食。那麼，社會穩定、糧食產量提高之後，禁酒是否還是必要呢？恐怕就可以稍微妥協了，只要“飲無醉”就可以。其次，有學者根據《酒誥》的內容以及《洪範》“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闢玉食”認為，作為處理政務主要人員的官吏才是周公禁酒的主要對象，官吏可分為殷、周人，對殷人可寬，對周人須嚴。因此酒禁“只限於士大夫以下的階層，而天子、諸侯不在禁戒之列”。再次，隨著周公時代漸遠，禁酒的力度必定有所減弱。長甶盉說“穆王饗醴”，遹簋記錄周穆王“漁乎大池。王卿酉，遹御，亡遣”，即遹在飲宴中沒有過失，這是周穆王賞賜他的原因，周孝王時期的三年興壺也說“王在鄭饗醴”，即使這些記錄都是周王在禮制之內用酒，那麼，《詩經》中還記載說貴族們“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小雅·吉日》），“君子有酒，旨且多”（《小雅·魚麗》），“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甚至於喝醉酒之後狂態畢露：“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大雅·抑》中也指出貴族們酗酒成風：“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如果說《詩經》記錄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詩歌，那麼，在此期間酒禁已經慢慢鬆弛甚至被遺忘了。
其四，目前並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禁是在周代時才出現的。周代建國初年，大量繼承殷商制度，青銅器的形制和風格與商代晚期沒有太大差異，至於形成“有周代特色”的青銅器物，主要在西周中期以後。而寶雞所出土的數件銅禁時代皆為西周早期，很可能是繼承自商代。至於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和寶雞銅禁外形相差很大，可能是演化之後的產物。
因此，在只有鄭玄這一個孤證的情況下，將禁視為酒戒的產物是不夠有說服力的。
（三）商周之禁何處有？
綜合前文，如今稱為禁的這種置放酒器的案具，很可能並沒有酒戒的意思。那麼，對於《儀禮》《禮記》中所記載的士冠禮、鄉射禮必用之“禁”，究竟是什麼模樣，又到哪裡去了？這些問題需要回溯到兩千年前，回答起來頗有難度。但我們還是能夠根據一些蛛絲馬跡作出猜測。
首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商代是否用禁。如果說寶雞出土的西周銅禁系繼承商代，那麼應該發現商代的禁才是。
在目前發現的商代青銅器中，還沒有與西周銅禁相類似的器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晚商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特殊的方形器，這些器物的命名和功能還在討論中，稱之為“方形器”、“烤爐”、“盧形器”、“方簋”、“方盤”等皆有。王祁博士則認為這些方形器即“釴”（《略談商周青銅釴》，見中國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他談到，大河口霸國墓地出土一件自名為“釴”的方形器（通常也稱為霸伯方簋），《爾雅》曰“附耳外謂之釴”，而在戰國中期十四年陳侯午敦和陳侯午方座簋自名為“釴敦”，其作用是“以蒸以嘗”。他據此提出，釴是流行於晚商時期並延續到西周中期甚至更晚時期的一種蒸器，主要用於蒸煮粢盛。
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考古學報》2018.1）
王祁認為這些方形器的作用是“蒸煮粢盛”，卻忽視了它的大小。比如下圖為《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中的方形器圖片，這個五號墓就是著名的婦好墓，報告中介紹說：“體飾凸弦紋3道。素樸雅緻。質較薄。通高7.8、口徑12.2*12.5釐米。”如此大小，怎麼“蒸煮粢盛”呢？
那麼，這些方形器又是做什麼？我們先看看方形器的一些情況。以下數據均來自王祁《略談商周青銅釴》：
殷墟小屯五號墓出土的“司母辛”方形器，口下一邊內側有“司母辛”銘，通高7.8、口徑12.2×12.8cm，重1.1公斤；
殷墟郭家莊M160“方形器”，通高20、口徑37.2×31.5cm，重10.3公斤；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器底有煙炱，通高15.2、口徑35.5×30.6cm，重8.85公斤。
射婦桑方形器（《集成》10286），內壁有銘文“射婦桑”，通高15.7、口徑27.6×26.1釐米，重7.2公斤，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束方形器，束方形器，內底有銘文“束”，通高14.9、寬41.5cm，重6.82公斤，現藏故宮博物院。
殷墟郭家莊M160出土方形器（《中國青銅器全集·3》圖161）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考古》2015.8）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雲紋銅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通常認為採用失蠟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著十二個銅怪獸，下有十二隻虎形獸足，器形莊重，工藝精湛，2002年進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目錄》。
第7件：曾侯乙墓銅禁（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擂鼓墩發現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長方形銅禁。禁長117.5釐米，禁面有兩個並列的凹下圓圈，此即放置銅壺的位置。禁下有四支獸足，禁面和側面均有蟠螭紋等紋飾。
曾侯乙墓出土的銅聯禁大壺
（二）銅禁與周代酒戒之關係
通過已出土的數件銅禁，我們可以對銅禁形成一些基本的認識：禁是商周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承置卣、尊、壺、觥等酒器的案具，從功能上看它很像現在的桌臺。那麼，這樣一種青銅器，它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禁”之名見之於《禮記》《儀禮》等古書。據《儀禮·士冠禮》載:“尊於房戶之間，兩廡有禁”。《儀禮·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雖然《禮記》《儀禮》中沒有一條可以看出包含禁酒的意思，但偏偏鄭玄作了個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
因為鄭玄的註釋，各個展館和相關書籍在介紹銅禁時總會把它和周代的酒戒聯繫在一起。所謂酒戒，是周人總結夏、商兩代滅亡之因，認為在於嗜酒無度。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商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因此就出現了嚴厲的禁酒令《酒誥》，這是周公告誡康叔要在殷商故地的衛國宣佈戒酒，要求民眾“飲惟祀”，“德將無醉”。實際上週初禁酒並非在衛之一地，結合《大盂鼎》中的銘文，周公的禁酒是全國性的。
大盂鼎
據金文和《酒誥》等文獻記載，周初確實曾經厲行禁酒。有鄭玄的證明，似乎將銅禁稱為“酒戒”之物就比較合理了。但是禁的功能如果僅憑鄭玄的這一句注，此外無法找到更多證據，那這個證明就太薄弱了。對此，現在有不少研究者對禁這種特殊器物的功能產生了懷疑。
禁是否為酒戒之物，目前有三點疑問：
其一，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情況無法對證，材料的缺少對銅禁研究造成了很大困擾。《禮記》《儀禮》有不少關於使用禁的敘述，可見禁是一種普遍存在於貴族生活中的器物，但是目前出土數量極少，似乎與它的流行程度不符。已經出土的被認為是禁的器物全都沒有銘文（雖然一同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孫誥編鐘、戶彝、戶卣等都有銘文），難以按照銅器銘文的自名來判斷它的名字，更難以靠銘文或出土情況證明它的功用。
其二，與其同時代的《說文解字》對“禁”字的解釋是“吉凶之忌也”，並沒有提到禁酒，也沒有“禁”是几案的說法。如果“禁”真的是提醒酒戒的酒案，那麼，一邊要求戒酒，一邊製作如此精美的酒器陳列在禁上，這是非常矛盾的做法。
其三，周代酒戒的執行力度很要打些折扣。起碼在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酒戒能發揮多少作用頗值得懷疑。
首先，按《酒誥》，文王禁酒的原因實際上一是亂德，二是浪費糧食。那麼，社會穩定、糧食產量提高之後，禁酒是否還是必要呢？恐怕就可以稍微妥協了，只要“飲無醉”就可以。其次，有學者根據《酒誥》的內容以及《洪範》“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闢玉食”認為，作為處理政務主要人員的官吏才是周公禁酒的主要對象，官吏可分為殷、周人，對殷人可寬，對周人須嚴。因此酒禁“只限於士大夫以下的階層，而天子、諸侯不在禁戒之列”。再次，隨著周公時代漸遠，禁酒的力度必定有所減弱。長甶盉說“穆王饗醴”，遹簋記錄周穆王“漁乎大池。王卿酉，遹御，亡遣”，即遹在飲宴中沒有過失，這是周穆王賞賜他的原因，周孝王時期的三年興壺也說“王在鄭饗醴”，即使這些記錄都是周王在禮制之內用酒，那麼，《詩經》中還記載說貴族們“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小雅·吉日》），“君子有酒，旨且多”（《小雅·魚麗》），“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甚至於喝醉酒之後狂態畢露：“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大雅·抑》中也指出貴族們酗酒成風：“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如果說《詩經》記錄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詩歌，那麼，在此期間酒禁已經慢慢鬆弛甚至被遺忘了。
其四，目前並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禁是在周代時才出現的。周代建國初年，大量繼承殷商制度，青銅器的形制和風格與商代晚期沒有太大差異，至於形成“有周代特色”的青銅器物，主要在西周中期以後。而寶雞所出土的數件銅禁時代皆為西周早期，很可能是繼承自商代。至於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和寶雞銅禁外形相差很大，可能是演化之後的產物。
因此，在只有鄭玄這一個孤證的情況下，將禁視為酒戒的產物是不夠有說服力的。
（三）商周之禁何處有？
綜合前文，如今稱為禁的這種置放酒器的案具，很可能並沒有酒戒的意思。那麼，對於《儀禮》《禮記》中所記載的士冠禮、鄉射禮必用之“禁”，究竟是什麼模樣，又到哪裡去了？這些問題需要回溯到兩千年前，回答起來頗有難度。但我們還是能夠根據一些蛛絲馬跡作出猜測。
首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商代是否用禁。如果說寶雞出土的西周銅禁系繼承商代，那麼應該發現商代的禁才是。
在目前發現的商代青銅器中，還沒有與西周銅禁相類似的器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晚商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特殊的方形器，這些器物的命名和功能還在討論中，稱之為“方形器”、“烤爐”、“盧形器”、“方簋”、“方盤”等皆有。王祁博士則認為這些方形器即“釴”（《略談商周青銅釴》，見中國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他談到，大河口霸國墓地出土一件自名為“釴”的方形器（通常也稱為霸伯方簋），《爾雅》曰“附耳外謂之釴”，而在戰國中期十四年陳侯午敦和陳侯午方座簋自名為“釴敦”，其作用是“以蒸以嘗”。他據此提出，釴是流行於晚商時期並延續到西周中期甚至更晚時期的一種蒸器，主要用於蒸煮粢盛。
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考古學報》2018.1）
王祁認為這些方形器的作用是“蒸煮粢盛”，卻忽視了它的大小。比如下圖為《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中的方形器圖片，這個五號墓就是著名的婦好墓，報告中介紹說：“體飾凸弦紋3道。素樸雅緻。質較薄。通高7.8、口徑12.2*12.5釐米。”如此大小，怎麼“蒸煮粢盛”呢？
那麼，這些方形器又是做什麼？我們先看看方形器的一些情況。以下數據均來自王祁《略談商周青銅釴》：
殷墟小屯五號墓出土的“司母辛”方形器，口下一邊內側有“司母辛”銘，通高7.8、口徑12.2×12.8cm，重1.1公斤；
殷墟郭家莊M160“方形器”，通高20、口徑37.2×31.5cm，重10.3公斤；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器底有煙炱，通高15.2、口徑35.5×30.6cm，重8.85公斤。
射婦桑方形器（《集成》10286），內壁有銘文“射婦桑”，通高15.7、口徑27.6×26.1釐米，重7.2公斤，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束方形器，束方形器，內底有銘文“束”，通高14.9、寬41.5cm，重6.82公斤，現藏故宮博物院。
殷墟郭家莊M160出土方形器（《中國青銅器全集·3》圖161）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考古》2015.8）
殷墟出土陶方形器，《殷虛器物·甲編·陶器》圖錄14
論精美程度，這些方形器與同時期的爵、觚、彝、觥等酒器相比可謂是天差地別。在殷墟婦好墓中，像方形器這麼簡陋的青銅器為數不多。它不可能是祭祀活動中直接向神靈使用的器物。婦好墓中已經有了作為蒸煮器的三聯甗，其外形和這件小小的方形器相差太大。
如果將這些方形器和禁聯繫起來，則較為合理。如此造型，很可能只是作為某種飲酒器在祭祀活動中的器座，那麼紋飾簡單也就可以理解了。更重要的是，器座本身就可以被視為禁。在石鼓山西周墓出土了兩件戶卣，一大一小，小的就是置放在一個方形座上，這個方座也被稱為2號禁。已經有學者指出，方座簋乃是簋與禁的結合物，關世德干脆把方座簋叫作禁簋，張懋鎔亦同意此說（見《西周方座簋研究》）。禁本就只是方形底座，從外形上看，與所列出的這些方形器類似。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雲紋銅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通常認為採用失蠟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著十二個銅怪獸，下有十二隻虎形獸足，器形莊重，工藝精湛，2002年進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目錄》。
第7件：曾侯乙墓銅禁（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擂鼓墩發現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長方形銅禁。禁長117.5釐米，禁面有兩個並列的凹下圓圈，此即放置銅壺的位置。禁下有四支獸足，禁面和側面均有蟠螭紋等紋飾。
曾侯乙墓出土的銅聯禁大壺
（二）銅禁與周代酒戒之關係
通過已出土的數件銅禁，我們可以對銅禁形成一些基本的認識：禁是商周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承置卣、尊、壺、觥等酒器的案具，從功能上看它很像現在的桌臺。那麼，這樣一種青銅器，它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禁”之名見之於《禮記》《儀禮》等古書。據《儀禮·士冠禮》載:“尊於房戶之間，兩廡有禁”。《儀禮·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雖然《禮記》《儀禮》中沒有一條可以看出包含禁酒的意思，但偏偏鄭玄作了個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
因為鄭玄的註釋，各個展館和相關書籍在介紹銅禁時總會把它和周代的酒戒聯繫在一起。所謂酒戒，是周人總結夏、商兩代滅亡之因，認為在於嗜酒無度。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商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因此就出現了嚴厲的禁酒令《酒誥》，這是周公告誡康叔要在殷商故地的衛國宣佈戒酒，要求民眾“飲惟祀”，“德將無醉”。實際上週初禁酒並非在衛之一地，結合《大盂鼎》中的銘文，周公的禁酒是全國性的。
大盂鼎
據金文和《酒誥》等文獻記載，周初確實曾經厲行禁酒。有鄭玄的證明，似乎將銅禁稱為“酒戒”之物就比較合理了。但是禁的功能如果僅憑鄭玄的這一句注，此外無法找到更多證據，那這個證明就太薄弱了。對此，現在有不少研究者對禁這種特殊器物的功能產生了懷疑。
禁是否為酒戒之物，目前有三點疑問：
其一，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情況無法對證，材料的缺少對銅禁研究造成了很大困擾。《禮記》《儀禮》有不少關於使用禁的敘述，可見禁是一種普遍存在於貴族生活中的器物，但是目前出土數量極少，似乎與它的流行程度不符。已經出土的被認為是禁的器物全都沒有銘文（雖然一同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孫誥編鐘、戶彝、戶卣等都有銘文），難以按照銅器銘文的自名來判斷它的名字，更難以靠銘文或出土情況證明它的功用。
其二，與其同時代的《說文解字》對“禁”字的解釋是“吉凶之忌也”，並沒有提到禁酒，也沒有“禁”是几案的說法。如果“禁”真的是提醒酒戒的酒案，那麼，一邊要求戒酒，一邊製作如此精美的酒器陳列在禁上，這是非常矛盾的做法。
其三，周代酒戒的執行力度很要打些折扣。起碼在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酒戒能發揮多少作用頗值得懷疑。
首先，按《酒誥》，文王禁酒的原因實際上一是亂德，二是浪費糧食。那麼，社會穩定、糧食產量提高之後，禁酒是否還是必要呢？恐怕就可以稍微妥協了，只要“飲無醉”就可以。其次，有學者根據《酒誥》的內容以及《洪範》“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闢玉食”認為，作為處理政務主要人員的官吏才是周公禁酒的主要對象，官吏可分為殷、周人，對殷人可寬，對周人須嚴。因此酒禁“只限於士大夫以下的階層，而天子、諸侯不在禁戒之列”。再次，隨著周公時代漸遠，禁酒的力度必定有所減弱。長甶盉說“穆王饗醴”，遹簋記錄周穆王“漁乎大池。王卿酉，遹御，亡遣”，即遹在飲宴中沒有過失，這是周穆王賞賜他的原因，周孝王時期的三年興壺也說“王在鄭饗醴”，即使這些記錄都是周王在禮制之內用酒，那麼，《詩經》中還記載說貴族們“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小雅·吉日》），“君子有酒，旨且多”（《小雅·魚麗》），“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甚至於喝醉酒之後狂態畢露：“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大雅·抑》中也指出貴族們酗酒成風：“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如果說《詩經》記錄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詩歌，那麼，在此期間酒禁已經慢慢鬆弛甚至被遺忘了。
其四，目前並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禁是在周代時才出現的。周代建國初年，大量繼承殷商制度，青銅器的形制和風格與商代晚期沒有太大差異，至於形成“有周代特色”的青銅器物，主要在西周中期以後。而寶雞所出土的數件銅禁時代皆為西周早期，很可能是繼承自商代。至於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和寶雞銅禁外形相差很大，可能是演化之後的產物。
因此，在只有鄭玄這一個孤證的情況下，將禁視為酒戒的產物是不夠有說服力的。
（三）商周之禁何處有？
綜合前文，如今稱為禁的這種置放酒器的案具，很可能並沒有酒戒的意思。那麼，對於《儀禮》《禮記》中所記載的士冠禮、鄉射禮必用之“禁”，究竟是什麼模樣，又到哪裡去了？這些問題需要回溯到兩千年前，回答起來頗有難度。但我們還是能夠根據一些蛛絲馬跡作出猜測。
首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商代是否用禁。如果說寶雞出土的西周銅禁系繼承商代，那麼應該發現商代的禁才是。
在目前發現的商代青銅器中，還沒有與西周銅禁相類似的器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晚商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特殊的方形器，這些器物的命名和功能還在討論中，稱之為“方形器”、“烤爐”、“盧形器”、“方簋”、“方盤”等皆有。王祁博士則認為這些方形器即“釴”（《略談商周青銅釴》，見中國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他談到，大河口霸國墓地出土一件自名為“釴”的方形器（通常也稱為霸伯方簋），《爾雅》曰“附耳外謂之釴”，而在戰國中期十四年陳侯午敦和陳侯午方座簋自名為“釴敦”，其作用是“以蒸以嘗”。他據此提出，釴是流行於晚商時期並延續到西周中期甚至更晚時期的一種蒸器，主要用於蒸煮粢盛。
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考古學報》2018.1）
王祁認為這些方形器的作用是“蒸煮粢盛”，卻忽視了它的大小。比如下圖為《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中的方形器圖片，這個五號墓就是著名的婦好墓，報告中介紹說：“體飾凸弦紋3道。素樸雅緻。質較薄。通高7.8、口徑12.2*12.5釐米。”如此大小，怎麼“蒸煮粢盛”呢？
那麼，這些方形器又是做什麼？我們先看看方形器的一些情況。以下數據均來自王祁《略談商周青銅釴》：
殷墟小屯五號墓出土的“司母辛”方形器，口下一邊內側有“司母辛”銘，通高7.8、口徑12.2×12.8cm，重1.1公斤；
殷墟郭家莊M160“方形器”，通高20、口徑37.2×31.5cm，重10.3公斤；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器底有煙炱，通高15.2、口徑35.5×30.6cm，重8.85公斤。
射婦桑方形器（《集成》10286），內壁有銘文“射婦桑”，通高15.7、口徑27.6×26.1釐米，重7.2公斤，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束方形器，束方形器，內底有銘文“束”，通高14.9、寬41.5cm，重6.82公斤，現藏故宮博物院。
殷墟郭家莊M160出土方形器（《中國青銅器全集·3》圖161）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考古》2015.8）
殷墟出土陶方形器，《殷虛器物·甲編·陶器》圖錄14
論精美程度，這些方形器與同時期的爵、觚、彝、觥等酒器相比可謂是天差地別。在殷墟婦好墓中，像方形器這麼簡陋的青銅器為數不多。它不可能是祭祀活動中直接向神靈使用的器物。婦好墓中已經有了作為蒸煮器的三聯甗，其外形和這件小小的方形器相差太大。
如果將這些方形器和禁聯繫起來，則較為合理。如此造型，很可能只是作為某種飲酒器在祭祀活動中的器座，那麼紋飾簡單也就可以理解了。更重要的是，器座本身就可以被視為禁。在石鼓山西周墓出土了兩件戶卣，一大一小，小的就是置放在一個方形座上，這個方座也被稱為2號禁。已經有學者指出，方座簋乃是簋與禁的結合物，關世德干脆把方座簋叫作禁簋，張懋鎔亦同意此說（見《西周方座簋研究》）。禁本就只是方形底座，從外形上看，與所列出的這些方形器類似。
圖片來自任雪莉《寶雞發掘石鼓山西周早期貴族墓，驚現第三套柉禁器組》
也就是說，霸國方簋之所以自名“釴”，是因為此方簋的原型是類似“釴”的方形器座。王祁所談到的陳侯午敦和陳侯午方座簋自名為“釴敦”，陳侯午敦既為敦，則陳侯午方座簋應為“釴”，強調的也是此簋具有方形座罷了。綜上，晚商時貴族所用的青銅器中很可能已出現禁，其形態如上圖方形器，作為酒器的器座使用。
那麼，這又引出了第二個問題，為何在文獻資料中於士冠禮、鄉射禮必用之“禁”，怎麼如今卻難得發掘出土？
在《禮記·禮器》中說：“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第640頁） “廢禁”通常解釋為“天子不用禁”，因為“大夫士棜禁”，“棜”本身已經是無足的長方形木盤了，那天子諸侯如果想再“以下為貴”，也無法可下了。
天子諸侯既不用禁，那麼西周的貴族青銅器中自然缺乏相應的器物。或許正因為如此，目前出土的有周王銘文的青銅器不少，卻從未見銅禁。劉軍社在《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一文中認為，石鼓山的銅禁出自姜戎族墓葬，禁有可能是姜戎族發明和使用的，可存一說。既為姜戎，在西周初年有一些獨特的、與周人不同的葬儀，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大夫、士所用的“棜禁”，很可能是木器。在河南、湖北等地的楚墓裡出土了一些漆禁和木禁，比如曾侯乙墓曾出土有一件“透雕漆木禁”。 上世紀70年代，寶雞竹園溝（弓魚）國墓地7號墓發現有長方形漆盤，盤內放置卣、尊、觚各2件，觶和小玉戚各1件，不過出土時漆盤僅殘存漆皮。4號墓發現尊、卣、鬥、爵各1件，觶兩件放置在一件長方形漆盤內，13號墓也發現一套青銅酒器集中放在一長方形漆盤內。1985年，在長安灃西張家坡西周85號井叔墓中出土了一件下有銅質四足的漆盤，盤內有酒器方彝。以上諸件大約就是中小貴族所用的“棜禁”了。
提到青銅禁，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它，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的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的鎮院之寶之一：
如果去過或者比較關心美國的大都會博物館，也許還會想到它，這恐怕是大都會博物館與中國有關的藏品中最寶貴的一件：
大都會博物館的這件青銅禁，通常被稱作“柉禁”，這個錯誤命名來自於它的第一任收藏者端方。端方讀錯了漢《禮器碑》銘中的“籩柉禁壺”，把柉和禁聯在一起稱為“柉禁”，這肯定是不對的。
但如今我們提起這件不幸流落海外的銅禁，仍然稱之為“柉禁”。因為實際上沒有人能確定它真正的命名是什麼，就連我們今天稱之為禁的這些東西是不是禁，都還要打個問號。目前文獻資料和考古發掘出的實物都比較缺乏，對於青銅禁的稱呼和理解存在諸多分歧，本就只是一種猜測，誰又能確定他就一定比端方更正確呢？
（一）青銅禁：世間能有幾多
有許多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定名、規制、用途等都存在疑問，但存世量多的話，還能著手進行類型學的研究，從而尋找、歸納出一定的特點，將其納入到學術軌道之內。如果存世量不多呢？
青銅禁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數千年來，既不見傳世，也不見於著錄。直至今日，總共只出土了7件（不含石鼓山二號禁），還有兩件不翼而飛了。考古發掘出土的只有兩件，分別是雲紋銅禁和石鼓山西周夔紋銅禁，這是青銅器中最罕見的器類之一。
這幾件青銅禁，每一件都有故事
第1件：柉禁（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這是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陝西寶雞鬥雞臺戴家灣一農民挖出的銅禁，先後被端方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所收藏”。銅禁長87.6釐米，器上尚存置放尊、卣三器的痕跡。左邊提樑卣較小，下配有方座。李濟在《端方柉禁諸器的再檢討》一文中引用席潤的話證明這2件卣“實際上是同型的，可是其中一件小些，並且放置在一個方座上。……紋飾的母題都是鳥形”。有人定在商代，有人定在西周。
第2-4件：西周夔紋銅禁（天津博物館藏其中一件）
上世紀初，天下大亂，軍閥割據，盜掘古墓成風。佔據鳳翔、寶雞、岐山地區的地方軍閥黨玉琨從1925年起徵派民工和兵士數千人，大規模盜掘寶雞鬥雞臺戴家溝的古代墓葬，持續半年多。由於黨玉琨曾為古玩店學徒，發掘時還找來了行家現場指導，盜掘出的青銅器竟達千餘件。此次發掘出三件銅禁，一件銅禁長約140cm，禁上置放有兩排銅器，一件銅禁長約長120cm，禁上放一排銅器，另一件銅禁出土時已破碎。
1928年，宋哲元軍攻陷鳳翔城，擊斃黨玉琨，銅禁入宋哲元手，其中的第二件銅禁由宋哲元三弟宋慧泉保管。1968年，天津市文物清理小組接收了被砸成幾十塊的銅禁殘碎塊，1972年5月由中國歷史博物館進行修復，如今在天津博物院展出。另兩件銅禁下落不明。
天津博物館館藏銅禁
這件銅禁禁面上突起三個橢圓形子口，用以穩定所擺放的器物。從子口的尺寸、形狀看，銅禁上所擺放的只能是卣、壺、觥、尊等圈足呈橢圓狀的大型青銅酒器。但出土時禁面上擺放何物已不可知。胡厚宣曾得到三十年代時拍的一張青銅禁照片，這張照片系美國傳到傅斯年處，樑思永進行翻拍。胡厚宣指出這件青銅禁即天津博物館藏器，但這件圖的青銅器擺放是錯誤的，可能是收藏者隨意放的，沒有參考價值。禁上僅置放酒器，不會擺設作為食器的簋。
圖片來自胡厚宣《關於“西周夔紋銅禁”問題》
上圖銅禁上所陳列的青銅器
第5件：石鼓山出土西周夔紋銅禁（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2012年6月，寶雞石鼓山出土了一件保存較完好的銅禁。該禁長94.5釐米，禁面的夔龍紋邊框內又有長方形框，框內素面。禁上放置有戶彝1件、戶卣2件（其中一卣較小，還有一方形器座）、鬥1件。3件“戶”器是一套完整組合，應當是同時鑄造的。這是建國以來唯一一件經考古發掘出土的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圖片來自劉軍社《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
以上5件銅禁都出土於陝西寶雞地區，形制相似，細部略有不同。故時代應比較相近。
第6件：雲紋銅禁（河南博物院藏）
1978年，雲紋銅禁出土於淅川縣倉房鄉下寺。它的出土竟然是因為丹江口水庫洩洪，衝出了“楚國令尹王子午”的墓葬。
雲紋銅禁是一件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通常認為採用失蠟法制作，禁身四周攀附著十二個銅怪獸，下有十二隻虎形獸足，器形莊重，工藝精湛，2002年進入《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目錄》。
第7件：曾侯乙墓銅禁（湖北省博物館藏）
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市)擂鼓墩發現了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一件長方形銅禁。禁長117.5釐米，禁面有兩個並列的凹下圓圈，此即放置銅壺的位置。禁下有四支獸足，禁面和側面均有蟠螭紋等紋飾。
曾侯乙墓出土的銅聯禁大壺
（二）銅禁與周代酒戒之關係
通過已出土的數件銅禁，我們可以對銅禁形成一些基本的認識：禁是商周貴族在祭祀、宴饗時承置卣、尊、壺、觥等酒器的案具，從功能上看它很像現在的桌臺。那麼，這樣一種青銅器，它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
“禁”之名見之於《禮記》《儀禮》等古書。據《儀禮·士冠禮》載:“尊於房戶之間，兩廡有禁”。《儀禮·鄉射禮》：“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雖然《禮記》《儀禮》中沒有一條可以看出包含禁酒的意思，但偏偏鄭玄作了個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為禁者，因為酒戒也”。
因為鄭玄的註釋，各個展館和相關書籍在介紹銅禁時總會把它和周代的酒戒聯繫在一起。所謂酒戒，是周人總結夏、商兩代滅亡之因，認為在於嗜酒無度。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商紂“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因此就出現了嚴厲的禁酒令《酒誥》，這是周公告誡康叔要在殷商故地的衛國宣佈戒酒，要求民眾“飲惟祀”，“德將無醉”。實際上週初禁酒並非在衛之一地，結合《大盂鼎》中的銘文，周公的禁酒是全國性的。
大盂鼎
據金文和《酒誥》等文獻記載，周初確實曾經厲行禁酒。有鄭玄的證明，似乎將銅禁稱為“酒戒”之物就比較合理了。但是禁的功能如果僅憑鄭玄的這一句注，此外無法找到更多證據，那這個證明就太薄弱了。對此，現在有不少研究者對禁這種特殊器物的功能產生了懷疑。
禁是否為酒戒之物，目前有三點疑問：
其一，文獻資料與考古發掘情況無法對證，材料的缺少對銅禁研究造成了很大困擾。《禮記》《儀禮》有不少關於使用禁的敘述，可見禁是一種普遍存在於貴族生活中的器物，但是目前出土數量極少，似乎與它的流行程度不符。已經出土的被認為是禁的器物全都沒有銘文（雖然一同出土的王子午鼎、王孫誥編鐘、戶彝、戶卣等都有銘文），難以按照銅器銘文的自名來判斷它的名字，更難以靠銘文或出土情況證明它的功用。
其二，與其同時代的《說文解字》對“禁”字的解釋是“吉凶之忌也”，並沒有提到禁酒，也沒有“禁”是几案的說法。如果“禁”真的是提醒酒戒的酒案，那麼，一邊要求戒酒，一邊製作如此精美的酒器陳列在禁上，這是非常矛盾的做法。
其三，周代酒戒的執行力度很要打些折扣。起碼在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酒戒能發揮多少作用頗值得懷疑。
首先，按《酒誥》，文王禁酒的原因實際上一是亂德，二是浪費糧食。那麼，社會穩定、糧食產量提高之後，禁酒是否還是必要呢？恐怕就可以稍微妥協了，只要“飲無醉”就可以。其次，有學者根據《酒誥》的內容以及《洪範》“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闢玉食”認為，作為處理政務主要人員的官吏才是周公禁酒的主要對象，官吏可分為殷、周人，對殷人可寬，對周人須嚴。因此酒禁“只限於士大夫以下的階層，而天子、諸侯不在禁戒之列”。再次，隨著周公時代漸遠，禁酒的力度必定有所減弱。長甶盉說“穆王饗醴”，遹簋記錄周穆王“漁乎大池。王卿酉，遹御，亡遣”，即遹在飲宴中沒有過失，這是周穆王賞賜他的原因，周孝王時期的三年興壺也說“王在鄭饗醴”，即使這些記錄都是周王在禮制之內用酒，那麼，《詩經》中還記載說貴族們“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小雅·吉日》），“君子有酒，旨且多”（《小雅·魚麗》），“厭厭夜飲，不醉無歸”，甚至於喝醉酒之後狂態畢露：“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大雅·抑》中也指出貴族們酗酒成風：“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如果說《詩經》記錄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的詩歌，那麼，在此期間酒禁已經慢慢鬆弛甚至被遺忘了。
其四，目前並沒有證據能夠證明禁是在周代時才出現的。周代建國初年，大量繼承殷商制度，青銅器的形制和風格與商代晚期沒有太大差異，至於形成“有周代特色”的青銅器物，主要在西周中期以後。而寶雞所出土的數件銅禁時代皆為西周早期，很可能是繼承自商代。至於雲紋銅禁和曾侯乙銅禁，和寶雞銅禁外形相差很大，可能是演化之後的產物。
因此，在只有鄭玄這一個孤證的情況下，將禁視為酒戒的產物是不夠有說服力的。
（三）商周之禁何處有？
綜合前文，如今稱為禁的這種置放酒器的案具，很可能並沒有酒戒的意思。那麼，對於《儀禮》《禮記》中所記載的士冠禮、鄉射禮必用之“禁”，究竟是什麼模樣，又到哪裡去了？這些問題需要回溯到兩千年前，回答起來頗有難度。但我們還是能夠根據一些蛛絲馬跡作出猜測。
首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商代是否用禁。如果說寶雞出土的西周銅禁系繼承商代，那麼應該發現商代的禁才是。
在目前發現的商代青銅器中，還沒有與西周銅禁相類似的器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晚商墓葬中出土了一些特殊的方形器，這些器物的命名和功能還在討論中，稱之為“方形器”、“烤爐”、“盧形器”、“方簋”、“方盤”等皆有。王祁博士則認為這些方形器即“釴”（《略談商周青銅釴》，見中國社科院先秦史研究室網站）。他談到，大河口霸國墓地出土一件自名為“釴”的方形器（通常也稱為霸伯方簋），《爾雅》曰“附耳外謂之釴”，而在戰國中期十四年陳侯午敦和陳侯午方座簋自名為“釴敦”，其作用是“以蒸以嘗”。他據此提出，釴是流行於晚商時期並延續到西周中期甚至更晚時期的一種蒸器，主要用於蒸煮粢盛。
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出土霸伯方簋（《考古學報》2018.1）
王祁認為這些方形器的作用是“蒸煮粢盛”，卻忽視了它的大小。比如下圖為《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中的方形器圖片，這個五號墓就是著名的婦好墓，報告中介紹說：“體飾凸弦紋3道。素樸雅緻。質較薄。通高7.8、口徑12.2*12.5釐米。”如此大小，怎麼“蒸煮粢盛”呢？
那麼，這些方形器又是做什麼？我們先看看方形器的一些情況。以下數據均來自王祁《略談商周青銅釴》：
殷墟小屯五號墓出土的“司母辛”方形器，口下一邊內側有“司母辛”銘，通高7.8、口徑12.2×12.8cm，重1.1公斤；
殷墟郭家莊M160“方形器”，通高20、口徑37.2×31.5cm，重10.3公斤；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器底有煙炱，通高15.2、口徑35.5×30.6cm，重8.85公斤。
射婦桑方形器（《集成》10286），內壁有銘文“射婦桑”，通高15.7、口徑27.6×26.1釐米，重7.2公斤，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束方形器，束方形器，內底有銘文“束”，通高14.9、寬41.5cm，重6.82公斤，現藏故宮博物院。
殷墟郭家莊M160出土方形器（《中國青銅器全集·3》圖161）
殷墟鐵三路M2118“方形器”（《考古》2015.8）
殷墟出土陶方形器，《殷虛器物·甲編·陶器》圖錄14
論精美程度，這些方形器與同時期的爵、觚、彝、觥等酒器相比可謂是天差地別。在殷墟婦好墓中，像方形器這麼簡陋的青銅器為數不多。它不可能是祭祀活動中直接向神靈使用的器物。婦好墓中已經有了作為蒸煮器的三聯甗，其外形和這件小小的方形器相差太大。
如果將這些方形器和禁聯繫起來，則較為合理。如此造型，很可能只是作為某種飲酒器在祭祀活動中的器座，那麼紋飾簡單也就可以理解了。更重要的是，器座本身就可以被視為禁。在石鼓山西周墓出土了兩件戶卣，一大一小，小的就是置放在一個方形座上，這個方座也被稱為2號禁。已經有學者指出，方座簋乃是簋與禁的結合物，關世德干脆把方座簋叫作禁簋，張懋鎔亦同意此說（見《西周方座簋研究》）。禁本就只是方形底座，從外形上看，與所列出的這些方形器類似。
圖片來自任雪莉《寶雞發掘石鼓山西周早期貴族墓，驚現第三套柉禁器組》
也就是說，霸國方簋之所以自名“釴”，是因為此方簋的原型是類似“釴”的方形器座。王祁所談到的陳侯午敦和陳侯午方座簋自名為“釴敦”，陳侯午敦既為敦，則陳侯午方座簋應為“釴”，強調的也是此簋具有方形座罷了。綜上，晚商時貴族所用的青銅器中很可能已出現禁，其形態如上圖方形器，作為酒器的器座使用。
那麼，這又引出了第二個問題，為何在文獻資料中於士冠禮、鄉射禮必用之“禁”，怎麼如今卻難得發掘出土？
在《禮記·禮器》中說：“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孫希旦：《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第640頁） “廢禁”通常解釋為“天子不用禁”，因為“大夫士棜禁”，“棜”本身已經是無足的長方形木盤了，那天子諸侯如果想再“以下為貴”，也無法可下了。
天子諸侯既不用禁，那麼西周的貴族青銅器中自然缺乏相應的器物。或許正因為如此，目前出土的有周王銘文的青銅器不少，卻從未見銅禁。劉軍社在《寶雞石鼓山驚現西周銅禁》一文中認為，石鼓山的銅禁出自姜戎族墓葬，禁有可能是姜戎族發明和使用的，可存一說。既為姜戎，在西周初年有一些獨特的、與周人不同的葬儀，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大夫、士所用的“棜禁”，很可能是木器。在河南、湖北等地的楚墓裡出土了一些漆禁和木禁，比如曾侯乙墓曾出土有一件“透雕漆木禁”。 上世紀70年代，寶雞竹園溝（弓魚）國墓地7號墓發現有長方形漆盤，盤內放置卣、尊、觚各2件，觶和小玉戚各1件，不過出土時漆盤僅殘存漆皮。4號墓發現尊、卣、鬥、爵各1件，觶兩件放置在一件長方形漆盤內，13號墓也發現一套青銅酒器集中放在一長方形漆盤內。1985年，在長安灃西張家坡西周85號井叔墓中出土了一件下有銅質四足的漆盤，盤內有酒器方彝。以上諸件大約就是中小貴族所用的“棜禁”了。
曾侯乙墓透雕漆禁
既然天子、諸侯不用禁，那麼與雲紋銅禁和曾侯乙墓所出銅禁是否應該稱之為禁，恐怕還需要再討論。對於漆禁、木禁的發展變化，由於木質容易朽爛，如今還難以確定。青銅禁是否僅僅為寶雞所獨有，與晚商時期的方形器是否有繼承關係，也還需要方家研究和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