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古代郵驛系統在商周時期的發展進程與重要作用'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周行”與“周道”的歷史作用
在西周王朝實行全國統治的時期，已經形成了由通達全國的主要交通幹線結成的陸路交通網。這樣的交通幹線，就是所謂“周行”和“周道”。
“周行”的稱號，見於《詩經·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及《詩經·小雅·大冬》：“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周道”，則見於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所謂：“封於周道”，又見於《詩經·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詩經·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詩經·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外，《左傳·襄公五年》引遺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說到“周道”。而《水經注·渭水》中所見故道縣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附近的“周道谷”，也應當因“周道”經過而得名。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周行”與“周道”的歷史作用
在西周王朝實行全國統治的時期，已經形成了由通達全國的主要交通幹線結成的陸路交通網。這樣的交通幹線，就是所謂“周行”和“周道”。
“周行”的稱號，見於《詩經·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及《詩經·小雅·大冬》：“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周道”，則見於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所謂：“封於周道”，又見於《詩經·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詩經·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詩經·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外，《左傳·襄公五年》引遺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說到“周道”。而《水經注·渭水》中所見故道縣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附近的“周道谷”，也應當因“周道”經過而得名。
周朝施行分封制，周天子無力控制諾大的疆土
可見“周行”和“周道”遍及廣闊的地域，是統一規劃建設而且規格大體一致的重要道路。這樣的道路以“周”定名，說明其性質是由周王室規劃修築，可能又由周王室管理養護的國家級交通幹線。
所謂“踧踧周道”，“周道挺挺”以及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說明這種道路選線直捷，夯築堅實，路面平闊。“踧踧”，是說路面平易，“挺挺”，是說線路正直。這種在當時交通發展水平的基點上規格已經相當高的道路設施，為最高統治機構收集各地情報，瞭解四方政情，頒佈律令文告，推行全面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1. 西周時期，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就是在大道兩側栽植行道樹。行道樹有標識路線、表記里程的作用，也可以為行旅者提供某些便利。《周禮·秋官·野廬氏》中，說到“野廬氏”這一官職的主要責任，其中包括有關交通設施的建設和管理。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周行”與“周道”的歷史作用
在西周王朝實行全國統治的時期，已經形成了由通達全國的主要交通幹線結成的陸路交通網。這樣的交通幹線，就是所謂“周行”和“周道”。
“周行”的稱號，見於《詩經·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及《詩經·小雅·大冬》：“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周道”，則見於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所謂：“封於周道”，又見於《詩經·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詩經·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詩經·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外，《左傳·襄公五年》引遺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說到“周道”。而《水經注·渭水》中所見故道縣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附近的“周道谷”，也應當因“周道”經過而得名。
周朝施行分封制，周天子無力控制諾大的疆土
可見“周行”和“周道”遍及廣闊的地域，是統一規劃建設而且規格大體一致的重要道路。這樣的道路以“周”定名，說明其性質是由周王室規劃修築，可能又由周王室管理養護的國家級交通幹線。
所謂“踧踧周道”，“周道挺挺”以及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說明這種道路選線直捷，夯築堅實，路面平闊。“踧踧”，是說路面平易，“挺挺”，是說線路正直。這種在當時交通發展水平的基點上規格已經相當高的道路設施，為最高統治機構收集各地情報，瞭解四方政情，頒佈律令文告，推行全面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1. 西周時期，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就是在大道兩側栽植行道樹。行道樹有標識路線、表記里程的作用，也可以為行旅者提供某些便利。《周禮·秋官·野廬氏》中，說到“野廬氏”這一官職的主要責任，其中包括有關交通設施的建設和管理。
西周時期，就已經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
2. 周代主要交通道路的相應設施已經有比較規範的設置形式。
《逸周書·大聚》說到這樣的制度：“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舍有委。”就是說，經正式規劃修築的道路，每隔確定的路段，各有相應的服務設施。相隔20裡處均設置有“舍”，也就是休宿的處所。“舍”中又有必要的物資儲備。
類似的交通制度，又見於《周禮·地官·遺人》：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就是說，無論都市和僻野的大道，每隔10裡設置有“廬”，“廬”可以提供飲食；每隔30裡又設置有“宿”，“宿”有供休息的“路室”；每隔50裡設置有“市”，“市”有住宿條件更為優越的“候館”。所謂“委”和“積”，都是為提供行旅飲食而準備的更豐富的生活消費品儲積。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周行”與“周道”的歷史作用
在西周王朝實行全國統治的時期，已經形成了由通達全國的主要交通幹線結成的陸路交通網。這樣的交通幹線，就是所謂“周行”和“周道”。
“周行”的稱號，見於《詩經·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及《詩經·小雅·大冬》：“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周道”，則見於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所謂：“封於周道”，又見於《詩經·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詩經·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詩經·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外，《左傳·襄公五年》引遺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說到“周道”。而《水經注·渭水》中所見故道縣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附近的“周道谷”，也應當因“周道”經過而得名。
周朝施行分封制，周天子無力控制諾大的疆土
可見“周行”和“周道”遍及廣闊的地域，是統一規劃建設而且規格大體一致的重要道路。這樣的道路以“周”定名，說明其性質是由周王室規劃修築，可能又由周王室管理養護的國家級交通幹線。
所謂“踧踧周道”，“周道挺挺”以及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說明這種道路選線直捷，夯築堅實，路面平闊。“踧踧”，是說路面平易，“挺挺”，是說線路正直。這種在當時交通發展水平的基點上規格已經相當高的道路設施，為最高統治機構收集各地情報，瞭解四方政情，頒佈律令文告，推行全面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1. 西周時期，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就是在大道兩側栽植行道樹。行道樹有標識路線、表記里程的作用，也可以為行旅者提供某些便利。《周禮·秋官·野廬氏》中，說到“野廬氏”這一官職的主要責任，其中包括有關交通設施的建設和管理。
西周時期，就已經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
2. 周代主要交通道路的相應設施已經有比較規範的設置形式。
《逸周書·大聚》說到這樣的制度：“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舍有委。”就是說，經正式規劃修築的道路，每隔確定的路段，各有相應的服務設施。相隔20裡處均設置有“舍”，也就是休宿的處所。“舍”中又有必要的物資儲備。
類似的交通制度，又見於《周禮·地官·遺人》：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就是說，無論都市和僻野的大道，每隔10裡設置有“廬”，“廬”可以提供飲食；每隔30裡又設置有“宿”，“宿”有供休息的“路室”；每隔50裡設置有“市”，“市”有住宿條件更為優越的“候館”。所謂“委”和“積”，都是為提供行旅飲食而準備的更豐富的生活消費品儲積。
周朝編鐘
3. 交通道路的建設和養護，相應設施的管理和經營，是當時國家行政職能的基本內容之一。
周定王時，單襄公出使，途經陳國。他看到交通道路兩側沒有行道樹，路面雜草叢生，而主管官員又不履行巡視監察的職責，又發現應當為行旅之人提供食宿服務的機構和人員，都不能盡職。回國後，他根據這些跡象對周定王分析說，陳國國君辜負了先王的教誨，背棄了先王的法制，因而“國必亡”。
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寫道，秦人的祖先造父為周穆王駕車，系用駿驥之駟，遊歷西方極遠之地，“樂而忘歸”，後來徐偃王發起變亂，於是“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周行”與“周道”的歷史作用
在西周王朝實行全國統治的時期，已經形成了由通達全國的主要交通幹線結成的陸路交通網。這樣的交通幹線，就是所謂“周行”和“周道”。
“周行”的稱號，見於《詩經·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及《詩經·小雅·大冬》：“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周道”，則見於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所謂：“封於周道”，又見於《詩經·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詩經·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詩經·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外，《左傳·襄公五年》引遺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說到“周道”。而《水經注·渭水》中所見故道縣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附近的“周道谷”，也應當因“周道”經過而得名。
周朝施行分封制，周天子無力控制諾大的疆土
可見“周行”和“周道”遍及廣闊的地域，是統一規劃建設而且規格大體一致的重要道路。這樣的道路以“周”定名，說明其性質是由周王室規劃修築，可能又由周王室管理養護的國家級交通幹線。
所謂“踧踧周道”，“周道挺挺”以及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說明這種道路選線直捷，夯築堅實，路面平闊。“踧踧”，是說路面平易，“挺挺”，是說線路正直。這種在當時交通發展水平的基點上規格已經相當高的道路設施，為最高統治機構收集各地情報，瞭解四方政情，頒佈律令文告，推行全面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1. 西周時期，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就是在大道兩側栽植行道樹。行道樹有標識路線、表記里程的作用，也可以為行旅者提供某些便利。《周禮·秋官·野廬氏》中，說到“野廬氏”這一官職的主要責任，其中包括有關交通設施的建設和管理。
西周時期，就已經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
2. 周代主要交通道路的相應設施已經有比較規範的設置形式。
《逸周書·大聚》說到這樣的制度：“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舍有委。”就是說，經正式規劃修築的道路，每隔確定的路段，各有相應的服務設施。相隔20裡處均設置有“舍”，也就是休宿的處所。“舍”中又有必要的物資儲備。
類似的交通制度，又見於《周禮·地官·遺人》：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就是說，無論都市和僻野的大道，每隔10裡設置有“廬”，“廬”可以提供飲食；每隔30裡又設置有“宿”，“宿”有供休息的“路室”；每隔50裡設置有“市”，“市”有住宿條件更為優越的“候館”。所謂“委”和“積”，都是為提供行旅飲食而準備的更豐富的生活消費品儲積。
周朝編鐘
3. 交通道路的建設和養護，相應設施的管理和經營，是當時國家行政職能的基本內容之一。
周定王時，單襄公出使，途經陳國。他看到交通道路兩側沒有行道樹，路面雜草叢生，而主管官員又不履行巡視監察的職責，又發現應當為行旅之人提供食宿服務的機構和人員，都不能盡職。回國後，他根據這些跡象對周定王分析說，陳國國君辜負了先王的教誨，背棄了先王的法制，因而“國必亡”。
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寫道，秦人的祖先造父為周穆王駕車，系用駿驥之駟，遊歷西方極遠之地，“樂而忘歸”，後來徐偃王發起變亂，於是“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
青海湖西王母
同一史事，《史記·趙世家》又寫作：“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居於東方徐海地區的徐偃王反，於是“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
歷來人們都十分重視周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的故事，千百年來，世代津津樂道。然而，似乎從來並沒有人討論徐偃王作亂的消息，是以怎樣的方式傳報到正在西方遊樂忘歸的周穆王身邊的。
由東極之地到西極之地的這種高效率的信息傳遞，體現出驛傳制度的完備和驛傳系統的效能。穆天子傳說雖然有夸誕的成分，但是其中有關交通的內容，如果作戰國以前史料理解，其可信度是應當肯定的。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周行”與“周道”的歷史作用
在西周王朝實行全國統治的時期，已經形成了由通達全國的主要交通幹線結成的陸路交通網。這樣的交通幹線，就是所謂“周行”和“周道”。
“周行”的稱號，見於《詩經·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及《詩經·小雅·大冬》：“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周道”，則見於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所謂：“封於周道”，又見於《詩經·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詩經·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詩經·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外，《左傳·襄公五年》引遺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說到“周道”。而《水經注·渭水》中所見故道縣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附近的“周道谷”，也應當因“周道”經過而得名。
周朝施行分封制，周天子無力控制諾大的疆土
可見“周行”和“周道”遍及廣闊的地域，是統一規劃建設而且規格大體一致的重要道路。這樣的道路以“周”定名，說明其性質是由周王室規劃修築，可能又由周王室管理養護的國家級交通幹線。
所謂“踧踧周道”，“周道挺挺”以及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說明這種道路選線直捷，夯築堅實，路面平闊。“踧踧”，是說路面平易，“挺挺”，是說線路正直。這種在當時交通發展水平的基點上規格已經相當高的道路設施，為最高統治機構收集各地情報，瞭解四方政情，頒佈律令文告，推行全面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1. 西周時期，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就是在大道兩側栽植行道樹。行道樹有標識路線、表記里程的作用，也可以為行旅者提供某些便利。《周禮·秋官·野廬氏》中，說到“野廬氏”這一官職的主要責任，其中包括有關交通設施的建設和管理。
西周時期，就已經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
2. 周代主要交通道路的相應設施已經有比較規範的設置形式。
《逸周書·大聚》說到這樣的制度：“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舍有委。”就是說，經正式規劃修築的道路，每隔確定的路段，各有相應的服務設施。相隔20裡處均設置有“舍”，也就是休宿的處所。“舍”中又有必要的物資儲備。
類似的交通制度，又見於《周禮·地官·遺人》：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就是說，無論都市和僻野的大道，每隔10裡設置有“廬”，“廬”可以提供飲食；每隔30裡又設置有“宿”，“宿”有供休息的“路室”；每隔50裡設置有“市”，“市”有住宿條件更為優越的“候館”。所謂“委”和“積”，都是為提供行旅飲食而準備的更豐富的生活消費品儲積。
周朝編鐘
3. 交通道路的建設和養護，相應設施的管理和經營，是當時國家行政職能的基本內容之一。
周定王時，單襄公出使，途經陳國。他看到交通道路兩側沒有行道樹，路面雜草叢生，而主管官員又不履行巡視監察的職責，又發現應當為行旅之人提供食宿服務的機構和人員，都不能盡職。回國後，他根據這些跡象對周定王分析說，陳國國君辜負了先王的教誨，背棄了先王的法制，因而“國必亡”。
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寫道，秦人的祖先造父為周穆王駕車，系用駿驥之駟，遊歷西方極遠之地，“樂而忘歸”，後來徐偃王發起變亂，於是“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
青海湖西王母
同一史事，《史記·趙世家》又寫作：“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居於東方徐海地區的徐偃王反，於是“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
歷來人們都十分重視周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的故事，千百年來，世代津津樂道。然而，似乎從來並沒有人討論徐偃王作亂的消息，是以怎樣的方式傳報到正在西方遊樂忘歸的周穆王身邊的。
由東極之地到西極之地的這種高效率的信息傳遞，體現出驛傳制度的完備和驛傳系統的效能。穆天子傳說雖然有夸誕的成分，但是其中有關交通的內容，如果作戰國以前史料理解，其可信度是應當肯定的。
周穆王西巡
三、春秋戰國時期的郵傳
曾經稱霸天下的齊桓公十分注重驛傳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他在齊國的交通幹線上每隔30裡設一處“遽”，在那裡儲積“委”以供往來使臣使用。
“遽”有義務為使臣提供食宿服務，並且檢修車輛，裝載行李，準備飲食，驗換通行憑證。而各國逐漸完備的類似的驛傳制度，往往各有不同的特色。
據說孔子早年曾經擔任過“委吏”，這種“委吏”，可能是一般倉庫的管理人員，也可能是屬於驛傳系統，而為行經驛道的人們準備飲食草料的下級吏員；
晉文公預知臣下有弒主作亂的密謀，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乘馹以下”，倉皇逃到秦國邊城，後來在秦人的幫助下平定了內亂；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周行”與“周道”的歷史作用
在西周王朝實行全國統治的時期，已經形成了由通達全國的主要交通幹線結成的陸路交通網。這樣的交通幹線，就是所謂“周行”和“周道”。
“周行”的稱號，見於《詩經·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及《詩經·小雅·大冬》：“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周道”，則見於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所謂：“封於周道”，又見於《詩經·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詩經·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詩經·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外，《左傳·襄公五年》引遺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說到“周道”。而《水經注·渭水》中所見故道縣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附近的“周道谷”，也應當因“周道”經過而得名。
周朝施行分封制，周天子無力控制諾大的疆土
可見“周行”和“周道”遍及廣闊的地域，是統一規劃建設而且規格大體一致的重要道路。這樣的道路以“周”定名，說明其性質是由周王室規劃修築，可能又由周王室管理養護的國家級交通幹線。
所謂“踧踧周道”，“周道挺挺”以及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說明這種道路選線直捷，夯築堅實，路面平闊。“踧踧”，是說路面平易，“挺挺”，是說線路正直。這種在當時交通發展水平的基點上規格已經相當高的道路設施，為最高統治機構收集各地情報，瞭解四方政情，頒佈律令文告，推行全面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1. 西周時期，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就是在大道兩側栽植行道樹。行道樹有標識路線、表記里程的作用，也可以為行旅者提供某些便利。《周禮·秋官·野廬氏》中，說到“野廬氏”這一官職的主要責任，其中包括有關交通設施的建設和管理。
西周時期，就已經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
2. 周代主要交通道路的相應設施已經有比較規範的設置形式。
《逸周書·大聚》說到這樣的制度：“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舍有委。”就是說，經正式規劃修築的道路，每隔確定的路段，各有相應的服務設施。相隔20裡處均設置有“舍”，也就是休宿的處所。“舍”中又有必要的物資儲備。
類似的交通制度，又見於《周禮·地官·遺人》：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就是說，無論都市和僻野的大道，每隔10裡設置有“廬”，“廬”可以提供飲食；每隔30裡又設置有“宿”，“宿”有供休息的“路室”；每隔50裡設置有“市”，“市”有住宿條件更為優越的“候館”。所謂“委”和“積”，都是為提供行旅飲食而準備的更豐富的生活消費品儲積。
周朝編鐘
3. 交通道路的建設和養護，相應設施的管理和經營，是當時國家行政職能的基本內容之一。
周定王時，單襄公出使，途經陳國。他看到交通道路兩側沒有行道樹，路面雜草叢生，而主管官員又不履行巡視監察的職責，又發現應當為行旅之人提供食宿服務的機構和人員，都不能盡職。回國後，他根據這些跡象對周定王分析說，陳國國君辜負了先王的教誨，背棄了先王的法制，因而“國必亡”。
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寫道，秦人的祖先造父為周穆王駕車，系用駿驥之駟，遊歷西方極遠之地，“樂而忘歸”，後來徐偃王發起變亂，於是“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
青海湖西王母
同一史事，《史記·趙世家》又寫作：“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居於東方徐海地區的徐偃王反，於是“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
歷來人們都十分重視周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的故事，千百年來，世代津津樂道。然而，似乎從來並沒有人討論徐偃王作亂的消息，是以怎樣的方式傳報到正在西方遊樂忘歸的周穆王身邊的。
由東極之地到西極之地的這種高效率的信息傳遞，體現出驛傳制度的完備和驛傳系統的效能。穆天子傳說雖然有夸誕的成分，但是其中有關交通的內容，如果作戰國以前史料理解，其可信度是應當肯定的。
周穆王西巡
三、春秋戰國時期的郵傳
曾經稱霸天下的齊桓公十分注重驛傳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他在齊國的交通幹線上每隔30裡設一處“遽”，在那裡儲積“委”以供往來使臣使用。
“遽”有義務為使臣提供食宿服務，並且檢修車輛，裝載行李，準備飲食，驗換通行憑證。而各國逐漸完備的類似的驛傳制度，往往各有不同的特色。
據說孔子早年曾經擔任過“委吏”，這種“委吏”，可能是一般倉庫的管理人員，也可能是屬於驛傳系統，而為行經驛道的人們準備飲食草料的下級吏員；
晉文公預知臣下有弒主作亂的密謀，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乘馹以下”，倉皇逃到秦國邊城，後來在秦人的幫助下平定了內亂；
春秋五霸——晉文公
秦遠征軍企圖偷襲鄭國，途經滑，遇到前往周地從事貿易活動的鄭國商人弦高。弦高偽稱受鄭國國君之命犒慰秦師，同時“使遽告於鄭”，看到鄭國已經有所準備，秦軍不得已而退兵；
晉國樑山崩壞，晉景公曾經以“傳”緊急召見伯宗，以商議對策；
諸國首腦和重臣聚集於宋，舉行弭兵之會，楚國令尹子木就軍事外交重大決策請示楚王，也曾經“使馹謁諸王”；
鄭國上層集團政爭激烈，子產當時正在邊鄙之地，擔心來不及挽救危局，於是“乘遽而至”；
……
上述史例說到的“馹”、“遽”、“傳”、“傳遽”等，都是驛傳的形式。史籍中所看到的晉、鄭、楚、吳、齊等國實行驛傳制度的情形，其實有著體現當時文明進程階段性特徵的代表性的意義。事實上，其他文明水平相接近的諸國，必然也實行著大體相近的制度。當時驛傳制度主要應用於軍事政治領域，以保障決策及時，政令迅達，軍機神速。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周行”與“周道”的歷史作用
在西周王朝實行全國統治的時期，已經形成了由通達全國的主要交通幹線結成的陸路交通網。這樣的交通幹線，就是所謂“周行”和“周道”。
“周行”的稱號，見於《詩經·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及《詩經·小雅·大冬》：“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周道”，則見於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所謂：“封於周道”，又見於《詩經·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詩經·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詩經·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外，《左傳·襄公五年》引遺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說到“周道”。而《水經注·渭水》中所見故道縣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附近的“周道谷”，也應當因“周道”經過而得名。
周朝施行分封制，周天子無力控制諾大的疆土
可見“周行”和“周道”遍及廣闊的地域，是統一規劃建設而且規格大體一致的重要道路。這樣的道路以“周”定名，說明其性質是由周王室規劃修築，可能又由周王室管理養護的國家級交通幹線。
所謂“踧踧周道”，“周道挺挺”以及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說明這種道路選線直捷，夯築堅實，路面平闊。“踧踧”，是說路面平易，“挺挺”，是說線路正直。這種在當時交通發展水平的基點上規格已經相當高的道路設施，為最高統治機構收集各地情報，瞭解四方政情，頒佈律令文告，推行全面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1. 西周時期，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就是在大道兩側栽植行道樹。行道樹有標識路線、表記里程的作用，也可以為行旅者提供某些便利。《周禮·秋官·野廬氏》中，說到“野廬氏”這一官職的主要責任，其中包括有關交通設施的建設和管理。
西周時期，就已經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
2. 周代主要交通道路的相應設施已經有比較規範的設置形式。
《逸周書·大聚》說到這樣的制度：“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舍有委。”就是說，經正式規劃修築的道路，每隔確定的路段，各有相應的服務設施。相隔20裡處均設置有“舍”，也就是休宿的處所。“舍”中又有必要的物資儲備。
類似的交通制度，又見於《周禮·地官·遺人》：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就是說，無論都市和僻野的大道，每隔10裡設置有“廬”，“廬”可以提供飲食；每隔30裡又設置有“宿”，“宿”有供休息的“路室”；每隔50裡設置有“市”，“市”有住宿條件更為優越的“候館”。所謂“委”和“積”，都是為提供行旅飲食而準備的更豐富的生活消費品儲積。
周朝編鐘
3. 交通道路的建設和養護，相應設施的管理和經營，是當時國家行政職能的基本內容之一。
周定王時，單襄公出使，途經陳國。他看到交通道路兩側沒有行道樹，路面雜草叢生，而主管官員又不履行巡視監察的職責，又發現應當為行旅之人提供食宿服務的機構和人員，都不能盡職。回國後，他根據這些跡象對周定王分析說，陳國國君辜負了先王的教誨，背棄了先王的法制，因而“國必亡”。
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寫道，秦人的祖先造父為周穆王駕車，系用駿驥之駟，遊歷西方極遠之地，“樂而忘歸”，後來徐偃王發起變亂，於是“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
青海湖西王母
同一史事，《史記·趙世家》又寫作：“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居於東方徐海地區的徐偃王反，於是“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
歷來人們都十分重視周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的故事，千百年來，世代津津樂道。然而，似乎從來並沒有人討論徐偃王作亂的消息，是以怎樣的方式傳報到正在西方遊樂忘歸的周穆王身邊的。
由東極之地到西極之地的這種高效率的信息傳遞，體現出驛傳制度的完備和驛傳系統的效能。穆天子傳說雖然有夸誕的成分，但是其中有關交通的內容，如果作戰國以前史料理解，其可信度是應當肯定的。
周穆王西巡
三、春秋戰國時期的郵傳
曾經稱霸天下的齊桓公十分注重驛傳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他在齊國的交通幹線上每隔30裡設一處“遽”，在那裡儲積“委”以供往來使臣使用。
“遽”有義務為使臣提供食宿服務，並且檢修車輛，裝載行李，準備飲食，驗換通行憑證。而各國逐漸完備的類似的驛傳制度，往往各有不同的特色。
據說孔子早年曾經擔任過“委吏”，這種“委吏”，可能是一般倉庫的管理人員，也可能是屬於驛傳系統，而為行經驛道的人們準備飲食草料的下級吏員；
晉文公預知臣下有弒主作亂的密謀，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乘馹以下”，倉皇逃到秦國邊城，後來在秦人的幫助下平定了內亂；
春秋五霸——晉文公
秦遠征軍企圖偷襲鄭國，途經滑，遇到前往周地從事貿易活動的鄭國商人弦高。弦高偽稱受鄭國國君之命犒慰秦師，同時“使遽告於鄭”，看到鄭國已經有所準備，秦軍不得已而退兵；
晉國樑山崩壞，晉景公曾經以“傳”緊急召見伯宗，以商議對策；
諸國首腦和重臣聚集於宋，舉行弭兵之會，楚國令尹子木就軍事外交重大決策請示楚王，也曾經“使馹謁諸王”；
鄭國上層集團政爭激烈，子產當時正在邊鄙之地，擔心來不及挽救危局，於是“乘遽而至”；
……
上述史例說到的“馹”、“遽”、“傳”、“傳遽”等，都是驛傳的形式。史籍中所看到的晉、鄭、楚、吳、齊等國實行驛傳制度的情形，其實有著體現當時文明進程階段性特徵的代表性的意義。事實上，其他文明水平相接近的諸國，必然也實行著大體相近的制度。當時驛傳制度主要應用於軍事政治領域，以保障決策及時，政令迅達，軍機神速。
春秋五霸石雕
此外，社會生活中一般的信息傳遞，又有不同的形式。
民間通信方式對於當時社會文明形態的若干特徵，也曾經發生過一定的影響。《詩經·小雅·采薇》有“我戍未定，靡使歸聘”的詩句，大意是說，我們的戍防地點移動不定，沒有使人往家鄉捎信探問。而《詩經·檜風·匪風》又可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的詩句，也說到期望有人西歸故里，以便帶回平安家信的心願。
不僅下層社會如此，官僚階層中也多有託私人傳遞信件的情形。例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就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的記載，說鄭國的執政大臣子產，託陪同鄭簡公前往晉國的子西，致書晉國執政大臣範宣子。
戰國時期，郵驛設置得到進一步的健全。由於交通技術的進步和交通效率的提高，驛站之間的距離已經可以逐漸增大。據《韓非子·難勢》說，當時已經有“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的情形。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周行”與“周道”的歷史作用
在西周王朝實行全國統治的時期，已經形成了由通達全國的主要交通幹線結成的陸路交通網。這樣的交通幹線，就是所謂“周行”和“周道”。
“周行”的稱號，見於《詩經·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及《詩經·小雅·大冬》：“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周道”，則見於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所謂：“封於周道”，又見於《詩經·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詩經·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詩經·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外，《左傳·襄公五年》引遺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說到“周道”。而《水經注·渭水》中所見故道縣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附近的“周道谷”，也應當因“周道”經過而得名。
周朝施行分封制，周天子無力控制諾大的疆土
可見“周行”和“周道”遍及廣闊的地域，是統一規劃建設而且規格大體一致的重要道路。這樣的道路以“周”定名，說明其性質是由周王室規劃修築，可能又由周王室管理養護的國家級交通幹線。
所謂“踧踧周道”，“周道挺挺”以及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說明這種道路選線直捷，夯築堅實，路面平闊。“踧踧”，是說路面平易，“挺挺”，是說線路正直。這種在當時交通發展水平的基點上規格已經相當高的道路設施，為最高統治機構收集各地情報，瞭解四方政情，頒佈律令文告，推行全面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1. 西周時期，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就是在大道兩側栽植行道樹。行道樹有標識路線、表記里程的作用，也可以為行旅者提供某些便利。《周禮·秋官·野廬氏》中，說到“野廬氏”這一官職的主要責任，其中包括有關交通設施的建設和管理。
西周時期，就已經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
2. 周代主要交通道路的相應設施已經有比較規範的設置形式。
《逸周書·大聚》說到這樣的制度：“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舍有委。”就是說，經正式規劃修築的道路，每隔確定的路段，各有相應的服務設施。相隔20裡處均設置有“舍”，也就是休宿的處所。“舍”中又有必要的物資儲備。
類似的交通制度，又見於《周禮·地官·遺人》：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就是說，無論都市和僻野的大道，每隔10裡設置有“廬”，“廬”可以提供飲食；每隔30裡又設置有“宿”，“宿”有供休息的“路室”；每隔50裡設置有“市”，“市”有住宿條件更為優越的“候館”。所謂“委”和“積”，都是為提供行旅飲食而準備的更豐富的生活消費品儲積。
周朝編鐘
3. 交通道路的建設和養護，相應設施的管理和經營，是當時國家行政職能的基本內容之一。
周定王時，單襄公出使，途經陳國。他看到交通道路兩側沒有行道樹，路面雜草叢生，而主管官員又不履行巡視監察的職責，又發現應當為行旅之人提供食宿服務的機構和人員，都不能盡職。回國後，他根據這些跡象對周定王分析說，陳國國君辜負了先王的教誨，背棄了先王的法制，因而“國必亡”。
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寫道，秦人的祖先造父為周穆王駕車，系用駿驥之駟，遊歷西方極遠之地，“樂而忘歸”，後來徐偃王發起變亂，於是“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
青海湖西王母
同一史事，《史記·趙世家》又寫作：“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居於東方徐海地區的徐偃王反，於是“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
歷來人們都十分重視周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的故事，千百年來，世代津津樂道。然而，似乎從來並沒有人討論徐偃王作亂的消息，是以怎樣的方式傳報到正在西方遊樂忘歸的周穆王身邊的。
由東極之地到西極之地的這種高效率的信息傳遞，體現出驛傳制度的完備和驛傳系統的效能。穆天子傳說雖然有夸誕的成分，但是其中有關交通的內容，如果作戰國以前史料理解，其可信度是應當肯定的。
周穆王西巡
三、春秋戰國時期的郵傳
曾經稱霸天下的齊桓公十分注重驛傳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他在齊國的交通幹線上每隔30裡設一處“遽”，在那裡儲積“委”以供往來使臣使用。
“遽”有義務為使臣提供食宿服務，並且檢修車輛，裝載行李，準備飲食，驗換通行憑證。而各國逐漸完備的類似的驛傳制度，往往各有不同的特色。
據說孔子早年曾經擔任過“委吏”，這種“委吏”，可能是一般倉庫的管理人員，也可能是屬於驛傳系統，而為行經驛道的人們準備飲食草料的下級吏員；
晉文公預知臣下有弒主作亂的密謀，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乘馹以下”，倉皇逃到秦國邊城，後來在秦人的幫助下平定了內亂；
春秋五霸——晉文公
秦遠征軍企圖偷襲鄭國，途經滑，遇到前往周地從事貿易活動的鄭國商人弦高。弦高偽稱受鄭國國君之命犒慰秦師，同時“使遽告於鄭”，看到鄭國已經有所準備，秦軍不得已而退兵；
晉國樑山崩壞，晉景公曾經以“傳”緊急召見伯宗，以商議對策；
諸國首腦和重臣聚集於宋，舉行弭兵之會，楚國令尹子木就軍事外交重大決策請示楚王，也曾經“使馹謁諸王”；
鄭國上層集團政爭激烈，子產當時正在邊鄙之地，擔心來不及挽救危局，於是“乘遽而至”；
……
上述史例說到的“馹”、“遽”、“傳”、“傳遽”等，都是驛傳的形式。史籍中所看到的晉、鄭、楚、吳、齊等國實行驛傳制度的情形，其實有著體現當時文明進程階段性特徵的代表性的意義。事實上，其他文明水平相接近的諸國，必然也實行著大體相近的制度。當時驛傳制度主要應用於軍事政治領域，以保障決策及時，政令迅達，軍機神速。
春秋五霸石雕
此外，社會生活中一般的信息傳遞，又有不同的形式。
民間通信方式對於當時社會文明形態的若干特徵，也曾經發生過一定的影響。《詩經·小雅·采薇》有“我戍未定，靡使歸聘”的詩句，大意是說，我們的戍防地點移動不定，沒有使人往家鄉捎信探問。而《詩經·檜風·匪風》又可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的詩句，也說到期望有人西歸故里，以便帶回平安家信的心願。
不僅下層社會如此，官僚階層中也多有託私人傳遞信件的情形。例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就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的記載，說鄭國的執政大臣子產，託陪同鄭簡公前往晉國的子西，致書晉國執政大臣範宣子。
戰國時期，郵驛設置得到進一步的健全。由於交通技術的進步和交通效率的提高，驛站之間的距離已經可以逐漸增大。據《韓非子·難勢》說，當時已經有“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的情形。
紛亂的戰國時代
驛傳制度進一步完備，還表現在作為通行憑證的“符節”的普遍應用。在長沙出土的楚國銅龍節，一面有“王命命傳賃”銘文，另一面銘文的內容則要求沿途為使者供應飲食。另有一件銅馬節，銘文或釋作“騎傳候”，或釋作“騎傳遽”。
戰國時期驛傳體系空前發達的重要標誌之一，是私人主持的通信形式的出現。當時私家控制的信息傳遞系統，已有相當高的效率，其實際功能有時可以超過官府經營的驛傳組織。
比如，秦軍圍趙，平原君多次向信陵君求救，這種信息的傳遞，當然不能交政府的郵傳系統辦理，也只能通過私家控制的信息傳遞系統來實現。
不過，私家信息傳遞系統儘管可以有較高的效率和較大的影響，它的活動依然在政治強權的嚴密控制之下。《史記·商君列傳》曾記載：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周行”與“周道”的歷史作用
在西周王朝實行全國統治的時期，已經形成了由通達全國的主要交通幹線結成的陸路交通網。這樣的交通幹線，就是所謂“周行”和“周道”。
“周行”的稱號，見於《詩經·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及《詩經·小雅·大冬》：“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周道”，則見於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所謂：“封於周道”，又見於《詩經·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詩經·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詩經·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外，《左傳·襄公五年》引遺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說到“周道”。而《水經注·渭水》中所見故道縣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附近的“周道谷”，也應當因“周道”經過而得名。
周朝施行分封制，周天子無力控制諾大的疆土
可見“周行”和“周道”遍及廣闊的地域，是統一規劃建設而且規格大體一致的重要道路。這樣的道路以“周”定名，說明其性質是由周王室規劃修築，可能又由周王室管理養護的國家級交通幹線。
所謂“踧踧周道”，“周道挺挺”以及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說明這種道路選線直捷，夯築堅實，路面平闊。“踧踧”，是說路面平易，“挺挺”，是說線路正直。這種在當時交通發展水平的基點上規格已經相當高的道路設施，為最高統治機構收集各地情報，瞭解四方政情，頒佈律令文告，推行全面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1. 西周時期，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就是在大道兩側栽植行道樹。行道樹有標識路線、表記里程的作用，也可以為行旅者提供某些便利。《周禮·秋官·野廬氏》中，說到“野廬氏”這一官職的主要責任，其中包括有關交通設施的建設和管理。
西周時期，就已經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
2. 周代主要交通道路的相應設施已經有比較規範的設置形式。
《逸周書·大聚》說到這樣的制度：“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舍有委。”就是說，經正式規劃修築的道路，每隔確定的路段，各有相應的服務設施。相隔20裡處均設置有“舍”，也就是休宿的處所。“舍”中又有必要的物資儲備。
類似的交通制度，又見於《周禮·地官·遺人》：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就是說，無論都市和僻野的大道，每隔10裡設置有“廬”，“廬”可以提供飲食；每隔30裡又設置有“宿”，“宿”有供休息的“路室”；每隔50裡設置有“市”，“市”有住宿條件更為優越的“候館”。所謂“委”和“積”，都是為提供行旅飲食而準備的更豐富的生活消費品儲積。
周朝編鐘
3. 交通道路的建設和養護，相應設施的管理和經營，是當時國家行政職能的基本內容之一。
周定王時，單襄公出使，途經陳國。他看到交通道路兩側沒有行道樹，路面雜草叢生，而主管官員又不履行巡視監察的職責，又發現應當為行旅之人提供食宿服務的機構和人員，都不能盡職。回國後，他根據這些跡象對周定王分析說，陳國國君辜負了先王的教誨，背棄了先王的法制，因而“國必亡”。
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寫道，秦人的祖先造父為周穆王駕車，系用駿驥之駟，遊歷西方極遠之地，“樂而忘歸”，後來徐偃王發起變亂，於是“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
青海湖西王母
同一史事，《史記·趙世家》又寫作：“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居於東方徐海地區的徐偃王反，於是“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
歷來人們都十分重視周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的故事，千百年來，世代津津樂道。然而，似乎從來並沒有人討論徐偃王作亂的消息，是以怎樣的方式傳報到正在西方遊樂忘歸的周穆王身邊的。
由東極之地到西極之地的這種高效率的信息傳遞，體現出驛傳制度的完備和驛傳系統的效能。穆天子傳說雖然有夸誕的成分，但是其中有關交通的內容，如果作戰國以前史料理解，其可信度是應當肯定的。
周穆王西巡
三、春秋戰國時期的郵傳
曾經稱霸天下的齊桓公十分注重驛傳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他在齊國的交通幹線上每隔30裡設一處“遽”，在那裡儲積“委”以供往來使臣使用。
“遽”有義務為使臣提供食宿服務，並且檢修車輛，裝載行李，準備飲食，驗換通行憑證。而各國逐漸完備的類似的驛傳制度，往往各有不同的特色。
據說孔子早年曾經擔任過“委吏”，這種“委吏”，可能是一般倉庫的管理人員，也可能是屬於驛傳系統，而為行經驛道的人們準備飲食草料的下級吏員；
晉文公預知臣下有弒主作亂的密謀，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乘馹以下”，倉皇逃到秦國邊城，後來在秦人的幫助下平定了內亂；
春秋五霸——晉文公
秦遠征軍企圖偷襲鄭國，途經滑，遇到前往周地從事貿易活動的鄭國商人弦高。弦高偽稱受鄭國國君之命犒慰秦師，同時“使遽告於鄭”，看到鄭國已經有所準備，秦軍不得已而退兵；
晉國樑山崩壞，晉景公曾經以“傳”緊急召見伯宗，以商議對策；
諸國首腦和重臣聚集於宋，舉行弭兵之會，楚國令尹子木就軍事外交重大決策請示楚王，也曾經“使馹謁諸王”；
鄭國上層集團政爭激烈，子產當時正在邊鄙之地，擔心來不及挽救危局，於是“乘遽而至”；
……
上述史例說到的“馹”、“遽”、“傳”、“傳遽”等，都是驛傳的形式。史籍中所看到的晉、鄭、楚、吳、齊等國實行驛傳制度的情形，其實有著體現當時文明進程階段性特徵的代表性的意義。事實上，其他文明水平相接近的諸國，必然也實行著大體相近的制度。當時驛傳制度主要應用於軍事政治領域，以保障決策及時，政令迅達，軍機神速。
春秋五霸石雕
此外，社會生活中一般的信息傳遞，又有不同的形式。
民間通信方式對於當時社會文明形態的若干特徵，也曾經發生過一定的影響。《詩經·小雅·采薇》有“我戍未定，靡使歸聘”的詩句，大意是說，我們的戍防地點移動不定，沒有使人往家鄉捎信探問。而《詩經·檜風·匪風》又可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的詩句，也說到期望有人西歸故里，以便帶回平安家信的心願。
不僅下層社會如此，官僚階層中也多有託私人傳遞信件的情形。例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就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的記載，說鄭國的執政大臣子產，託陪同鄭簡公前往晉國的子西，致書晉國執政大臣範宣子。
戰國時期，郵驛設置得到進一步的健全。由於交通技術的進步和交通效率的提高，驛站之間的距離已經可以逐漸增大。據《韓非子·難勢》說，當時已經有“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的情形。
紛亂的戰國時代
驛傳制度進一步完備，還表現在作為通行憑證的“符節”的普遍應用。在長沙出土的楚國銅龍節，一面有“王命命傳賃”銘文，另一面銘文的內容則要求沿途為使者供應飲食。另有一件銅馬節，銘文或釋作“騎傳候”，或釋作“騎傳遽”。
戰國時期驛傳體系空前發達的重要標誌之一，是私人主持的通信形式的出現。當時私家控制的信息傳遞系統，已有相當高的效率，其實際功能有時可以超過官府經營的驛傳組織。
比如，秦軍圍趙，平原君多次向信陵君求救，這種信息的傳遞，當然不能交政府的郵傳系統辦理，也只能通過私家控制的信息傳遞系統來實現。
不過，私家信息傳遞系統儘管可以有較高的效率和較大的影響，它的活動依然在政治強權的嚴密控制之下。《史記·商君列傳》曾記載：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
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商鞅逃亡到關下，準備就客舍休宿，然而由於他自己制定的法令，因為沒有“驗”，也就是不能提供身份證明，而被拒絕接待。後來這位變法的發起者終於被處死。這就是著名的所謂“作法自敝”，又稱作“作法自弊”、“作法自斃”的故事。
對於收容身份可疑的“無驗”旅客這一行為，處罰之嚴厲，體現出“客人”也就是客舍主人受到國家法令嚴格限制的事實。
參考文獻：
《詩經》、《左傳》、《國語》、《孟子》
司馬遷 《史記》
郭沫若 《卜辭通纂》
文/木子君侃史
歷史進入文明時代之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的主宰。出於行政管理和經濟統治的需要，最初的郵驛系統開始形成並且表現出效用。
由於夏代歷史在史籍中的記載多有傳說的色彩，對於有關夏代歷史的文物考古資料，人們的認識也並不一致。所以小編便以商周時代的郵驛系統為研究對象，向大家介紹一下驛道驛站歷史演進過程的初期階段。
一、殷商的驛傳制度
1.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作為當時的重要檔案文書，其中已有“行”字。
殷商時代的“行”，應當是寬闊平直，可以馳行車馬的交通大道。卜辭中所謂“行出”，是指循大道出行。所謂“行逐”，是指狩獵時沿大道追逐野獸。卜辭中又可以看到“永行”、 “羲行”，分別是通向某一特定地點的大路，或者大路上的某一特定路段。這種交通道路專有名稱的出現，說明當時的交通建設已經逐漸走向完備。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
2. 驛傳制度的形成，包括驛舍驛館的設置。
殷墟卜辭中可見“啟某”、“某啟”的文例。其中的“啟”字，或解釋為“屯”（郭沫若），或解釋為“師”（於省吾），或解釋為“次”（徐中舒），大致都有留駐停宿的含義。有的學者則認為這個字應當讀作“館”，即理解為作為早期驛站的館舍。
這樣的見解是有一定根據的。卜辭由於其性質的限制，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總容量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其中各地命名不同的“啟”，仍然可見數十處之多。如果“啟”作為早期驛站理解，也可以說明當時驛傳系統的大致規模。
3. 驛傳制度為傳遞信息情報服務的情形，在殷墟卜辭中也有反映。
我們看到，殷王的消息十分靈通，他掌握各地上報的許多內容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情報。有些卜辭的內容，體現出卜問的目的，是對某些情報予以核實。例如：
庚子卜……貞：曰：侯前出，自方？
其內容是在卜問“曰：侯前出，自方”這條消息是否確實。
神祕的甲骨文
甲骨文辭中有“聞”字。“聞”字的含義，一是“聞知”，一是“達聞”，這兩種意義殷商時代已經並用。
“聞”字最初的意義，是奏報上達之“聞”，如《淮南子·主術》中說到的“而臣情得上聞”中所謂“聞”，而接受上奏者自然亦有所“聞”，也就是實現了下情的“聞知”。
殷商時代已經形成自地方向中央定期奏報的制度，因而可以看到殷王占卜某日是否有“來聞”、“來告”、“來警”的卜辭。
關於“來告”的卜辭，有：“來告：‘大方出，伐我師。’惟馬小臣令？”。大意是說：“有報告來稱：‘大方出動，向我軍進攻。’是否應當命令馬小臣出擊？”殷王的政令向下傳達，卜辭中也稱作“告”。其意義相當於史籍文獻中常見的“誥”。
中央政權收到內容為敵軍進犯的軍情奏報，稱作“來警”。而有警報送致，卜辭又稱為“有警”或“致警”（或寫作“氐警”），例如：
壬午卜，出貞：今日亡來警自方？
王不其北有警？
壬子卜，王貞：不氐警？
王佔曰：氐警？
“自南有警”、“其北有警”以及“來警自東”、“來警自西”等卜辭，說明殷王朝的警報信息來自各地，當時由四方邊境至於首都，都有傳遞警報的軍郵系統。
來自遠古的呼喚
有一條內容記錄北境所送達邊報的卜辭，其中庚申日“來警”上報戊申日之外敵進犯，又說到丁巳日之“來警”上報甲辰日之外敵進犯，有的學者根據這一資料分析說，甲辰至丁巳十四日，戊申至庚申十三日，邊報傳至殷京的日期前後相差不遠，是知土方之距殷京約有十二三日的路程，而每日行程平均以80裡計，已在千里上下。（郭沫若：《卜辭通纂·征伐》）由此可以推知，殷商時代的軍郵傳送，已經初步形成制度，傳遞速度可能已經有相對確定的每日裡程的定額。
4. 甲骨卜辭有“辛”字，或以為應當讀作“信”。
《說文解字·言部》“古文‘信’”正寫作從人辛。“信”的本義原來是指傳遞信的人，即“信使”，後來引申又有廣義的“信息”的含義。反映當時通信形式的卜辭，有如下諸例：
貞：帚（婦）好有辛（信）？
貞：帚（婦）好亡辛（信）？
內容為一事對貞，卜問婦好有沒有信來。類似的卜辭又如：
有辛（信）？
亡辛（信）？
這些都是卜問有信無信之辭。此外，又如“弗厶（以）辛（信）？”則是貞問是不是不用發信。
古人信奉占卜，大事小事都要卜卦
由這些卜辭的內容可以知道，殷商時代傳遞信息的信使往來是十分頻繁的，而這種早期通信形式對於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意義，看來也是相當重要的。
此外，殷商王朝是以中原地區作為統治基地的政權。但是最突出地體現殷商文明燦爛成就的精美華煥的青銅器在江南等地區頻繁出土，表明殷商文化影響的地域幅員之廣闊，遠遠超出原先人們的想象。
造型之完美，工藝之成熟，使得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而玉料的主要開採地，據說遠在西北邊地。殷墟墓葬出土的海貝，據說多有出產於南海的。這種種文化跡象，都說明殷商時代交通發展的成就。這些成就，自然構成了驛傳制度早期發展的基本條件。
玉器也成為殷商文明的標誌之一
二、“周行”與“周道”的歷史作用
在西周王朝實行全國統治的時期，已經形成了由通達全國的主要交通幹線結成的陸路交通網。這樣的交通幹線，就是所謂“周行”和“周道”。
“周行”的稱號，見於《詩經·周南·卷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經·小雅·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及《詩經·小雅·大冬》：“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周道”，則見於西周晚期青銅器《散氏盤》銘文所謂：“封於周道”，又見於《詩經·檜風·匪風》：“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詩經·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詩經·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外，《左傳·襄公五年》引遺詩“周道挺挺，我心扃扃”也說到“周道”。而《水經注·渭水》中所見故道縣遺址（在今陝西寶雞西南）附近的“周道谷”，也應當因“周道”經過而得名。
周朝施行分封制，周天子無力控制諾大的疆土
可見“周行”和“周道”遍及廣闊的地域，是統一規劃建設而且規格大體一致的重要道路。這樣的道路以“周”定名，說明其性質是由周王室規劃修築，可能又由周王室管理養護的國家級交通幹線。
所謂“踧踧周道”，“周道挺挺”以及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說明這種道路選線直捷，夯築堅實，路面平闊。“踧踧”，是說路面平易，“挺挺”，是說線路正直。這種在當時交通發展水平的基點上規格已經相當高的道路設施，為最高統治機構收集各地情報，瞭解四方政情，頒佈律令文告，推行全面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1. 西周時期，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就是在大道兩側栽植行道樹。行道樹有標識路線、表記里程的作用，也可以為行旅者提供某些便利。《周禮·秋官·野廬氏》中，說到“野廬氏”這一官職的主要責任，其中包括有關交通設施的建設和管理。
西周時期，就已經有“列樹以表道”的制度
2. 周代主要交通道路的相應設施已經有比較規範的設置形式。
《逸周書·大聚》說到這樣的制度：“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舍有委。”就是說，經正式規劃修築的道路，每隔確定的路段，各有相應的服務設施。相隔20裡處均設置有“舍”，也就是休宿的處所。“舍”中又有必要的物資儲備。
類似的交通制度，又見於《周禮·地官·遺人》：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就是說，無論都市和僻野的大道，每隔10裡設置有“廬”，“廬”可以提供飲食；每隔30裡又設置有“宿”，“宿”有供休息的“路室”；每隔50裡設置有“市”，“市”有住宿條件更為優越的“候館”。所謂“委”和“積”，都是為提供行旅飲食而準備的更豐富的生活消費品儲積。
周朝編鐘
3. 交通道路的建設和養護，相應設施的管理和經營，是當時國家行政職能的基本內容之一。
周定王時，單襄公出使，途經陳國。他看到交通道路兩側沒有行道樹，路面雜草叢生，而主管官員又不履行巡視監察的職責，又發現應當為行旅之人提供食宿服務的機構和人員，都不能盡職。回國後，他根據這些跡象對周定王分析說，陳國國君辜負了先王的教誨，背棄了先王的法制，因而“國必亡”。
司馬遷在《史記·秦本紀》中寫道，秦人的祖先造父為周穆王駕車，系用駿驥之駟，遊歷西方極遠之地，“樂而忘歸”，後來徐偃王發起變亂，於是“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
青海湖西王母
同一史事，《史記·趙世家》又寫作：“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居於東方徐海地區的徐偃王反，於是“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
歷來人們都十分重視周穆王“長驅歸周，一日千里”，“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的故事，千百年來，世代津津樂道。然而，似乎從來並沒有人討論徐偃王作亂的消息，是以怎樣的方式傳報到正在西方遊樂忘歸的周穆王身邊的。
由東極之地到西極之地的這種高效率的信息傳遞，體現出驛傳制度的完備和驛傳系統的效能。穆天子傳說雖然有夸誕的成分，但是其中有關交通的內容，如果作戰國以前史料理解，其可信度是應當肯定的。
周穆王西巡
三、春秋戰國時期的郵傳
曾經稱霸天下的齊桓公十分注重驛傳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他在齊國的交通幹線上每隔30裡設一處“遽”，在那裡儲積“委”以供往來使臣使用。
“遽”有義務為使臣提供食宿服務，並且檢修車輛，裝載行李，準備飲食，驗換通行憑證。而各國逐漸完備的類似的驛傳制度，往往各有不同的特色。
據說孔子早年曾經擔任過“委吏”，這種“委吏”，可能是一般倉庫的管理人員，也可能是屬於驛傳系統，而為行經驛道的人們準備飲食草料的下級吏員；
晉文公預知臣下有弒主作亂的密謀，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乘馹以下”，倉皇逃到秦國邊城，後來在秦人的幫助下平定了內亂；
春秋五霸——晉文公
秦遠征軍企圖偷襲鄭國，途經滑，遇到前往周地從事貿易活動的鄭國商人弦高。弦高偽稱受鄭國國君之命犒慰秦師，同時“使遽告於鄭”，看到鄭國已經有所準備，秦軍不得已而退兵；
晉國樑山崩壞，晉景公曾經以“傳”緊急召見伯宗，以商議對策；
諸國首腦和重臣聚集於宋，舉行弭兵之會，楚國令尹子木就軍事外交重大決策請示楚王，也曾經“使馹謁諸王”；
鄭國上層集團政爭激烈，子產當時正在邊鄙之地，擔心來不及挽救危局，於是“乘遽而至”；
……
上述史例說到的“馹”、“遽”、“傳”、“傳遽”等，都是驛傳的形式。史籍中所看到的晉、鄭、楚、吳、齊等國實行驛傳制度的情形，其實有著體現當時文明進程階段性特徵的代表性的意義。事實上，其他文明水平相接近的諸國，必然也實行著大體相近的制度。當時驛傳制度主要應用於軍事政治領域，以保障決策及時，政令迅達，軍機神速。
春秋五霸石雕
此外，社會生活中一般的信息傳遞，又有不同的形式。
民間通信方式對於當時社會文明形態的若干特徵，也曾經發生過一定的影響。《詩經·小雅·采薇》有“我戍未定，靡使歸聘”的詩句，大意是說，我們的戍防地點移動不定，沒有使人往家鄉捎信探問。而《詩經·檜風·匪風》又可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的詩句，也說到期望有人西歸故里，以便帶回平安家信的心願。
不僅下層社會如此，官僚階層中也多有託私人傳遞信件的情形。例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就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的記載，說鄭國的執政大臣子產，託陪同鄭簡公前往晉國的子西，致書晉國執政大臣範宣子。
戰國時期，郵驛設置得到進一步的健全。由於交通技術的進步和交通效率的提高，驛站之間的距離已經可以逐漸增大。據《韓非子·難勢》說，當時已經有“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的情形。
紛亂的戰國時代
驛傳制度進一步完備，還表現在作為通行憑證的“符節”的普遍應用。在長沙出土的楚國銅龍節，一面有“王命命傳賃”銘文，另一面銘文的內容則要求沿途為使者供應飲食。另有一件銅馬節，銘文或釋作“騎傳候”，或釋作“騎傳遽”。
戰國時期驛傳體系空前發達的重要標誌之一，是私人主持的通信形式的出現。當時私家控制的信息傳遞系統，已有相當高的效率，其實際功能有時可以超過官府經營的驛傳組織。
比如，秦軍圍趙，平原君多次向信陵君求救，這種信息的傳遞，當然不能交政府的郵傳系統辦理，也只能通過私家控制的信息傳遞系統來實現。
不過，私家信息傳遞系統儘管可以有較高的效率和較大的影響，它的活動依然在政治強權的嚴密控制之下。《史記·商君列傳》曾記載：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
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商鞅逃亡到關下，準備就客舍休宿，然而由於他自己制定的法令，因為沒有“驗”，也就是不能提供身份證明，而被拒絕接待。後來這位變法的發起者終於被處死。這就是著名的所謂“作法自敝”，又稱作“作法自弊”、“作法自斃”的故事。
對於收容身份可疑的“無驗”旅客這一行為，處罰之嚴厲，體現出“客人”也就是客舍主人受到國家法令嚴格限制的事實。
參考文獻：
《詩經》、《左傳》、《國語》、《孟子》
司馬遷 《史記》
郭沫若 《卜辭通纂》
郵驛的形成與發展——看商周時期古人對交通系統的重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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