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更迭成了社會繁盛的推動力，農業經濟的相輔相成為最大動因

經濟決定政治，農業是封建中央集權國家的命脈。我國之所以能有兩千多年的燦爛歷史，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發揮了根本作用。然而在中國歷史上，以小農經濟為表現形式的經濟發展歷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從黃河到長江，它經歷了一個由北向南遷移的過程，也因此造就了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現象。

黃河流域的農業，最初主要分佈在沿河兩岸的衝擊沃土上。這裡地勢平坦，氣候溫和，加上疏鬆易耕的黃土衝基層，自然條件適宜經營農業，因此從史前就出現了原始農業。但這時人口相對稀少，生產工具原始落後，被開墾出來的土地只是聚落周圍狹小的一塊。

進入夏商周奴隸制時期，三朝農業雖然擺脫了原始階段，但土地開發能力依舊很弱，農耕區主要分佈在汾河、洛河、沁河下游一帶的衝擊沃土上，即《史記》中所提到的三河地帶。這裡是中國歷史上開發最早的農耕區，也是當時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但這裡人口稀少，勞動力不足，農田主要分佈在城池附近。

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列國鼓勵人口增殖，頒佈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因此促進了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經濟發展，整個黃河流域經濟發達地區也不再限於三河一帶，各諸侯國國都周圍都形成了區域性的經濟中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了六國。漢繼秦祚，在完成國內事業的同時，繼續開疆拓土。幅員遼闊、疆域廣大的帝國對經濟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黃河流域在昔日繁盛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不但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

《史記·貨殖列傳》將天下分為關西、關東、江南以及龍門四個經濟區，其中龍門一帶主要發展畜牧業，江南一帶雖維持著農業的生產方式，但尚處於開發的初期階段，人口與經濟勢力都不能與位於黃河流域的關西、關東相抗衡。兩關地區人口眾多，物產豐富，是當時天下的財富聚集地，兩岸沃土不僅不造就華夏眾生，也造就了人類文化的赫赫精英。

秦漢以來黃河中下游一帶不僅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而且也是全國的政治與軍事中心。國家政權力量對於政治中心所在地的經濟發展有著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會帶來巨大的破壞。這是因為，國都既是政治集團權力之爭的核心地帶，也是軍事攻擊的主要目標。

在中國歷史進程中，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在火煉與血屠中經歷了大起大落。從東漢末年的黃巾軍起義到公元4世紀北魏統一北方為止，中國歷史進入了分裂、動盪時期。期間，漢末三國爭雄、西晉永嘉之亂、十六國政權更迭、民族仇殺，戰火連天，幾無中斷。

農業生產是生物連續性生產的過程，適宜的自然環境是其發展的基礎，而穩定的社會條件則是必要保證。長達3世紀的政治動盪與人民遷徙，對黃河流域的生產造成了空前的破壞，土地荒蕪，生產凋敝。

經歷了戰爭劫難，黃河流域重振旗鼓是在隋唐時期。隋朝雖然短暫，卻為唐朝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僅就唐代黃河流域而言，過去幾個世紀雖然飽受戰亂，但一經恢復，悠久的農耕文明與雄厚的歷史基礎便會在這裡再度興盛。然而若將漢唐兩代黃河流域的經濟地位作比較，則會發現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漢唐兩代均定都長安，但西漢時期的支持以長安為中心的國家核心運轉的是函谷關以東的漕粟。而隋唐時期關中政治中心所仰仗的不僅是關東漕粟，而且遠及江南。

這意味著唐代黃河流域已經不是天下唯一的重要農業區，隨著長江中下游經濟區的崛起，國家經濟的重心轉向長江下游，黃河流域漸漸失去往日的經濟地位。

長江流域開發的時間遠遠落後於黃河流域，當黃河流域早已成為秦漢帝國經濟重心的時候，南方還是一片“凋零”，大部分地區保持著自然界的原始面貌。暖溼的氣候，茂密的亞熱帶植被，密佈的河湖水系，這些在今天看來十分優越的自然條件，都成為那時人們開發利用的障礙。

開發長江流域，解決勞動力不足是一個關鍵問題，而黃河流域每一次戰亂都給長江流域提供了一次發展契機。從西漢末年的王莽之亂以及東漢末年的黃巾軍起義、三國紛爭、西晉“八王之亂”、十六國更迭，黃河流域的人口為了避戰大量南遷。僅公元4世紀初永嘉之亂到劉宋王朝建立，南渡人口高達90萬人。當時劉宋全境人口才500多萬，南下的北方移民佔了六分之一。這使得江南地區從粗耕農業的經濟類型向精耕農業轉變。

封建社會農業是主要生產部門，勞動力多少是生產力高低的直接標誌，因此人口增長直接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而唐朝的安史之亂引發的又一輪人口向東南的遷移，使得江南地區不但成為北方政治中心賴以支撐的支點，而且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造成的第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促使江南作為全國經濟中心的地位日益鞏固。在江南地區有限的平原地區就養活了近全國總人口22%的人民，同時還負擔了國家大量的糧賦。

但是中國古代經濟中心的南移，並不代表移至整個長江流域，而限於長三角地區與太湖平原。長江流域各段的農業開發進程並不一致，位於中游的江漢平原待宋元時期才進入農業開發。江漢平原的開發大約從南宋後期開始，經元代至明清時期達到了鼎盛，併成為了全國重要的糧食輸出地，接受這裡糧食的省份包括南北十餘省，民間俗稱“湖光熟天下足”。

宋代盛產糧食的太湖平原，至明清時期農業發展結構發生了轉變：以工商業為依託，大力發展經濟作物棉花和桑蠶，糧食作物反而退居次席。由於糧食種植面積減少，太湖地區所需糧食往往不能自給，由原來的糧食輸出地轉變為糧食輸入地。隨著太湖平原農業生產結構的轉變，待之而起的江漢平原承擔了長江流域糧食生產的職能。長江中下游的全面開發為整個流域帶來了繁盛。

回顧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過程，不難看出其伴隨的就是古代人口的南移史以及古代農業種植空間的開發史。社會發展與人口的增殖，政治與軍事因素的交替影響，決定了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從中原向周邊地區，從平原向山區，逐步推向所有能夠利用的地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