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8月17日寧高寧在第14屆歐美同學會北京論壇的演講實錄
寧高寧，中化集團黨組書記、董事長
寧高寧：我是1984年去美國上學，現在也有30多年時間，那時候沒有海歸一說，現在變成海歸了，肯定是很老的老海歸了。（留學生）這個群體思維應該和大部分群體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比較深地、比較早地看到一個不同的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生活方式、教育制度，這樣一種改變，我相信都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從個人來講，能不能適應好自身“水土不服”思維衝擊的坎兒，把學到的所謂技術、理念時刻結合實際，這是很大的挑戰。大部分人一輩子走不過來，一輩子變成抱怨者，總覺得什麼不對，但自己不能夠調整。但社會來講，社會自身能不能很快地、很好地提供包容和可吸收的環境，也表示社會自身文化開放的程度和國際化的程度。目前，我們處在這樣的階段。
我自身來說，我是1984年去美國上學，當時有個基金會贊助我的學習。和相對比較早的同學是一樣的，1984年我經歷了第一次喝可口可樂，第一次吃漢堡包，第一次聽Walkman的經歷，當時還沒有美國飛到北京的飛機，得從美國飛到東京，東京飛到上海，再從上海轉飛，可以想象這麼大的物質文明生活水平的差距給我們帶來的衝擊。這個衝擊是非常深刻的，終身難忘的，會給我們帶來一系列問題“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這些問題一直衝擊在我們腦海中。
去國外上學的人一樣，他們不斷地比較，看到找到所謂的答案，變成他們基本的思維方式，不管什麼問題，回到國內來或者在國外，遇到一個問題，都會問為什麼中國是這樣，而美國或國外是這樣。很多人說國外怎麼怎麼樣，這已經變成了思維慣性。這對我們的思維帶來很大的固化。
從我們這一代人來講，我上大學是讀資本論的，讀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樣的思維方式，突然之間換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論框架或者經濟、技術、現實的大的挑戰和變動，就會遇到一些改革開放後的困惑。這個困惑的時間不是很長，因為中國改革開放非常快。
一年多、兩年前，這些事情全變了，相信在國外讀過書的人，看過國外情況的人，思考一些事情的人會發現事情全變了，變到什麼程度？變到我們目瞪口呆，完全大惑不解，不光是我們，全球知識分子都是這樣，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也是王輝耀副會長講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為留學生這些經歷，你會感受到這樣的情況。當時去讀書，不太知道什麼是MBA，什麼是MBA，中國也沒有MBA，美國都比較新，上學的時候學會計，老是算數，從基礎會計到高級會計，算這個數，後來折舊的算法和馬克思資本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資本論認為折舊不是自身的成本，是勞動力價值帶來的，應該算剩餘價值的部分。
我剛到美國第一個月，1984年左右，當時埃塞俄比亞大饑荒，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等這些人就牽手唱歌，“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ren”。當時覺得美國那麼高尚，那種宏大，那種國際化，那種人道主義，很受震撼。今天突然之間“American First”，墨西哥牆建立起來，而且變得這麼自然，還這麼多人支持，原來這些也是可以變的，原來以為會不變的，而且可以變的，而且變得很快，變得很自然，變得不留痕跡，變得這麼理所當然。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了。
我上大學第一個Case Study，就是MBA，那時候有耐克鞋，1984年耐克在美國已經沒有生產，已經全球化了，當時的生產主要是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我們是作為非常成功的國際化模型來看待的。只把設計和市場留在美國，品牌在美國，然後全球供應鏈。
到了今天，有人說要把它搬回美國才對，不能留在外面，這徹底摧毀了我們當時對經濟學的基本理解，比較成本的基本理解，對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解，而且很多人支持。我曾經給公司一位同事，是個董事，美國人，我跟他講，如果你們稀裡糊塗把他（特朗普）給選上第一次，我們就原諒你了，不過第二次還選上，這個國家真的沒有希望了。
實際讓，我們最吃驚的，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今天在國際上竟然沒有人講，比如收稅對誰有利，收多少稅，收多少錢，收稅之後是不是回美國去了，能不能解決基本問題？這些事情完全搞混，現在是誰嘴巴大就誰說。所以，讓所有的經濟學者汗顏，我那天遇到一個WTO最高的官員，跟他講這個事情，他說現在把特朗普再讓他回去學習來不及了，但現在已經變成這樣了。
我在美國的時候，正好遇到一次里根總統的選舉，我記得他們有個選舉站，像過節一樣，非常祥和的，他們不是為了選舉，是聊天來的，非常高興、祥和，對經濟政策非常清楚，當時里根就叫供給學派，就是減稅，供給學派當選。現在不一樣了，充滿了敵意，充滿攻擊，無所不用其及，所有的美國國家和人民利益至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說資本主義民主走到了盡頭，為什麼走到盡頭。可能政府不對的，可能民眾教育程度不夠，以前不也這些人嗎？說美國人收入低了，我看美國人到今天還是住全球最大的房子，銷售最多的能源，開最大的汽車，吃最多的食物。這也是非常大的衝擊。
今天，我認為，未來的競爭是民族的競爭，民族的競爭會變成前面所有競爭的歸結。我當然希望美國總統選舉選完了，世界變太平了，可能性不大。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剛才王輝耀副會長講到，最早歐美同學會成立的時候，他們當時的心態，他們當時的境界，他們當時的胸懷，他們當時對國家的感情，我們理解的還很淺，這已經變成我們的責任。
如果歐美同學會或者留學生的同學，我們現在真正應該做的，應該認識到中國的位置變了，中國的國際競爭環境變了，我們也應該變，應該更直接，更主動，更深入，真正變成這個民族長遠發展，這個民族自律，民族創新，最終民族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提高我們的境界，提高我們的努力，更深入，更積極，更直接，參與到我們經濟生活中，這樣才使我們的留學生留學沒白學，回國有未來。
"本文為8月17日寧高寧在第14屆歐美同學會北京論壇的演講實錄
寧高寧，中化集團黨組書記、董事長
寧高寧：我是1984年去美國上學，現在也有30多年時間，那時候沒有海歸一說，現在變成海歸了，肯定是很老的老海歸了。（留學生）這個群體思維應該和大部分群體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比較深地、比較早地看到一個不同的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生活方式、教育制度，這樣一種改變，我相信都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從個人來講，能不能適應好自身“水土不服”思維衝擊的坎兒，把學到的所謂技術、理念時刻結合實際，這是很大的挑戰。大部分人一輩子走不過來，一輩子變成抱怨者，總覺得什麼不對，但自己不能夠調整。但社會來講，社會自身能不能很快地、很好地提供包容和可吸收的環境，也表示社會自身文化開放的程度和國際化的程度。目前，我們處在這樣的階段。
我自身來說，我是1984年去美國上學，當時有個基金會贊助我的學習。和相對比較早的同學是一樣的，1984年我經歷了第一次喝可口可樂，第一次吃漢堡包，第一次聽Walkman的經歷，當時還沒有美國飛到北京的飛機，得從美國飛到東京，東京飛到上海，再從上海轉飛，可以想象這麼大的物質文明生活水平的差距給我們帶來的衝擊。這個衝擊是非常深刻的，終身難忘的，會給我們帶來一系列問題“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這些問題一直衝擊在我們腦海中。
去國外上學的人一樣，他們不斷地比較，看到找到所謂的答案，變成他們基本的思維方式，不管什麼問題，回到國內來或者在國外，遇到一個問題，都會問為什麼中國是這樣，而美國或國外是這樣。很多人說國外怎麼怎麼樣，這已經變成了思維慣性。這對我們的思維帶來很大的固化。
從我們這一代人來講，我上大學是讀資本論的，讀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樣的思維方式，突然之間換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論框架或者經濟、技術、現實的大的挑戰和變動，就會遇到一些改革開放後的困惑。這個困惑的時間不是很長，因為中國改革開放非常快。
一年多、兩年前，這些事情全變了，相信在國外讀過書的人，看過國外情況的人，思考一些事情的人會發現事情全變了，變到什麼程度？變到我們目瞪口呆，完全大惑不解，不光是我們，全球知識分子都是這樣，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也是王輝耀副會長講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為留學生這些經歷，你會感受到這樣的情況。當時去讀書，不太知道什麼是MBA，什麼是MBA，中國也沒有MBA，美國都比較新，上學的時候學會計，老是算數，從基礎會計到高級會計，算這個數，後來折舊的算法和馬克思資本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資本論認為折舊不是自身的成本，是勞動力價值帶來的，應該算剩餘價值的部分。
我剛到美國第一個月，1984年左右，當時埃塞俄比亞大饑荒，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等這些人就牽手唱歌，“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ren”。當時覺得美國那麼高尚，那種宏大，那種國際化，那種人道主義，很受震撼。今天突然之間“American First”，墨西哥牆建立起來，而且變得這麼自然，還這麼多人支持，原來這些也是可以變的，原來以為會不變的，而且可以變的，而且變得很快，變得很自然，變得不留痕跡，變得這麼理所當然。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了。
我上大學第一個Case Study，就是MBA，那時候有耐克鞋，1984年耐克在美國已經沒有生產，已經全球化了，當時的生產主要是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我們是作為非常成功的國際化模型來看待的。只把設計和市場留在美國，品牌在美國，然後全球供應鏈。
到了今天，有人說要把它搬回美國才對，不能留在外面，這徹底摧毀了我們當時對經濟學的基本理解，比較成本的基本理解，對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解，而且很多人支持。我曾經給公司一位同事，是個董事，美國人，我跟他講，如果你們稀裡糊塗把他（特朗普）給選上第一次，我們就原諒你了，不過第二次還選上，這個國家真的沒有希望了。
實際讓，我們最吃驚的，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今天在國際上竟然沒有人講，比如收稅對誰有利，收多少稅，收多少錢，收稅之後是不是回美國去了，能不能解決基本問題？這些事情完全搞混，現在是誰嘴巴大就誰說。所以，讓所有的經濟學者汗顏，我那天遇到一個WTO最高的官員，跟他講這個事情，他說現在把特朗普再讓他回去學習來不及了，但現在已經變成這樣了。
我在美國的時候，正好遇到一次里根總統的選舉，我記得他們有個選舉站，像過節一樣，非常祥和的，他們不是為了選舉，是聊天來的，非常高興、祥和，對經濟政策非常清楚，當時里根就叫供給學派，就是減稅，供給學派當選。現在不一樣了，充滿了敵意，充滿攻擊，無所不用其及，所有的美國國家和人民利益至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說資本主義民主走到了盡頭，為什麼走到盡頭。可能政府不對的，可能民眾教育程度不夠，以前不也這些人嗎？說美國人收入低了，我看美國人到今天還是住全球最大的房子，銷售最多的能源，開最大的汽車，吃最多的食物。這也是非常大的衝擊。
今天，我認為，未來的競爭是民族的競爭，民族的競爭會變成前面所有競爭的歸結。我當然希望美國總統選舉選完了，世界變太平了，可能性不大。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剛才王輝耀副會長講到，最早歐美同學會成立的時候，他們當時的心態，他們當時的境界，他們當時的胸懷，他們當時對國家的感情，我們理解的還很淺，這已經變成我們的責任。
如果歐美同學會或者留學生的同學，我們現在真正應該做的，應該認識到中國的位置變了，中國的國際競爭環境變了，我們也應該變，應該更直接，更主動，更深入，真正變成這個民族長遠發展，這個民族自律，民族創新，最終民族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提高我們的境界，提高我們的努力，更深入，更積極，更直接，參與到我們經濟生活中，這樣才使我們的留學生留學沒白學，回國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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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閱讀，讀懂中國
"本文為8月17日寧高寧在第14屆歐美同學會北京論壇的演講實錄
寧高寧，中化集團黨組書記、董事長
寧高寧：我是1984年去美國上學，現在也有30多年時間，那時候沒有海歸一說，現在變成海歸了，肯定是很老的老海歸了。（留學生）這個群體思維應該和大部分群體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比較深地、比較早地看到一個不同的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生活方式、教育制度，這樣一種改變，我相信都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從個人來講，能不能適應好自身“水土不服”思維衝擊的坎兒，把學到的所謂技術、理念時刻結合實際，這是很大的挑戰。大部分人一輩子走不過來，一輩子變成抱怨者，總覺得什麼不對，但自己不能夠調整。但社會來講，社會自身能不能很快地、很好地提供包容和可吸收的環境，也表示社會自身文化開放的程度和國際化的程度。目前，我們處在這樣的階段。
我自身來說，我是1984年去美國上學，當時有個基金會贊助我的學習。和相對比較早的同學是一樣的，1984年我經歷了第一次喝可口可樂，第一次吃漢堡包，第一次聽Walkman的經歷，當時還沒有美國飛到北京的飛機，得從美國飛到東京，東京飛到上海，再從上海轉飛，可以想象這麼大的物質文明生活水平的差距給我們帶來的衝擊。這個衝擊是非常深刻的，終身難忘的，會給我們帶來一系列問題“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這些問題一直衝擊在我們腦海中。
去國外上學的人一樣，他們不斷地比較，看到找到所謂的答案，變成他們基本的思維方式，不管什麼問題，回到國內來或者在國外，遇到一個問題，都會問為什麼中國是這樣，而美國或國外是這樣。很多人說國外怎麼怎麼樣，這已經變成了思維慣性。這對我們的思維帶來很大的固化。
從我們這一代人來講，我上大學是讀資本論的，讀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樣的思維方式，突然之間換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論框架或者經濟、技術、現實的大的挑戰和變動，就會遇到一些改革開放後的困惑。這個困惑的時間不是很長，因為中國改革開放非常快。
一年多、兩年前，這些事情全變了，相信在國外讀過書的人，看過國外情況的人，思考一些事情的人會發現事情全變了，變到什麼程度？變到我們目瞪口呆，完全大惑不解，不光是我們，全球知識分子都是這樣，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也是王輝耀副會長講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為留學生這些經歷，你會感受到這樣的情況。當時去讀書，不太知道什麼是MBA，什麼是MBA，中國也沒有MBA，美國都比較新，上學的時候學會計，老是算數，從基礎會計到高級會計，算這個數，後來折舊的算法和馬克思資本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資本論認為折舊不是自身的成本，是勞動力價值帶來的，應該算剩餘價值的部分。
我剛到美國第一個月，1984年左右，當時埃塞俄比亞大饑荒，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等這些人就牽手唱歌，“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ren”。當時覺得美國那麼高尚，那種宏大，那種國際化，那種人道主義，很受震撼。今天突然之間“American First”，墨西哥牆建立起來，而且變得這麼自然，還這麼多人支持，原來這些也是可以變的，原來以為會不變的，而且可以變的，而且變得很快，變得很自然，變得不留痕跡，變得這麼理所當然。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了。
我上大學第一個Case Study，就是MBA，那時候有耐克鞋，1984年耐克在美國已經沒有生產，已經全球化了，當時的生產主要是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我們是作為非常成功的國際化模型來看待的。只把設計和市場留在美國，品牌在美國，然後全球供應鏈。
到了今天，有人說要把它搬回美國才對，不能留在外面，這徹底摧毀了我們當時對經濟學的基本理解，比較成本的基本理解，對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解，而且很多人支持。我曾經給公司一位同事，是個董事，美國人，我跟他講，如果你們稀裡糊塗把他（特朗普）給選上第一次，我們就原諒你了，不過第二次還選上，這個國家真的沒有希望了。
實際讓，我們最吃驚的，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今天在國際上竟然沒有人講，比如收稅對誰有利，收多少稅，收多少錢，收稅之後是不是回美國去了，能不能解決基本問題？這些事情完全搞混，現在是誰嘴巴大就誰說。所以，讓所有的經濟學者汗顏，我那天遇到一個WTO最高的官員，跟他講這個事情，他說現在把特朗普再讓他回去學習來不及了，但現在已經變成這樣了。
我在美國的時候，正好遇到一次里根總統的選舉，我記得他們有個選舉站，像過節一樣，非常祥和的，他們不是為了選舉，是聊天來的，非常高興、祥和，對經濟政策非常清楚，當時里根就叫供給學派，就是減稅，供給學派當選。現在不一樣了，充滿了敵意，充滿攻擊，無所不用其及，所有的美國國家和人民利益至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說資本主義民主走到了盡頭，為什麼走到盡頭。可能政府不對的，可能民眾教育程度不夠，以前不也這些人嗎？說美國人收入低了，我看美國人到今天還是住全球最大的房子，銷售最多的能源，開最大的汽車，吃最多的食物。這也是非常大的衝擊。
今天，我認為，未來的競爭是民族的競爭，民族的競爭會變成前面所有競爭的歸結。我當然希望美國總統選舉選完了，世界變太平了，可能性不大。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剛才王輝耀副會長講到，最早歐美同學會成立的時候，他們當時的心態，他們當時的境界，他們當時的胸懷，他們當時對國家的感情，我們理解的還很淺，這已經變成我們的責任。
如果歐美同學會或者留學生的同學，我們現在真正應該做的，應該認識到中國的位置變了，中國的國際競爭環境變了，我們也應該變，應該更直接，更主動，更深入，真正變成這個民族長遠發展，這個民族自律，民族創新，最終民族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提高我們的境界，提高我們的努力，更深入，更積極，更直接，參與到我們經濟生活中，這樣才使我們的留學生留學沒白學，回國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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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可能不討好人的公號
這裡只與常識和讀知有關
"本文為8月17日寧高寧在第14屆歐美同學會北京論壇的演講實錄
寧高寧，中化集團黨組書記、董事長
寧高寧：我是1984年去美國上學，現在也有30多年時間，那時候沒有海歸一說，現在變成海歸了，肯定是很老的老海歸了。（留學生）這個群體思維應該和大部分群體是不一樣的，因為他們比較深地、比較早地看到一個不同的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生活方式、教育制度，這樣一種改變，我相信都有很大的衝擊。
所以，從個人來講，能不能適應好自身“水土不服”思維衝擊的坎兒，把學到的所謂技術、理念時刻結合實際，這是很大的挑戰。大部分人一輩子走不過來，一輩子變成抱怨者，總覺得什麼不對，但自己不能夠調整。但社會來講，社會自身能不能很快地、很好地提供包容和可吸收的環境，也表示社會自身文化開放的程度和國際化的程度。目前，我們處在這樣的階段。
我自身來說，我是1984年去美國上學，當時有個基金會贊助我的學習。和相對比較早的同學是一樣的，1984年我經歷了第一次喝可口可樂，第一次吃漢堡包，第一次聽Walkman的經歷，當時還沒有美國飛到北京的飛機，得從美國飛到東京，東京飛到上海，再從上海轉飛，可以想象這麼大的物質文明生活水平的差距給我們帶來的衝擊。這個衝擊是非常深刻的，終身難忘的，會給我們帶來一系列問題“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這些問題一直衝擊在我們腦海中。
去國外上學的人一樣，他們不斷地比較，看到找到所謂的答案，變成他們基本的思維方式，不管什麼問題，回到國內來或者在國外，遇到一個問題，都會問為什麼中國是這樣，而美國或國外是這樣。很多人說國外怎麼怎麼樣，這已經變成了思維慣性。這對我們的思維帶來很大的固化。
從我們這一代人來講，我上大學是讀資本論的，讀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樣的思維方式，突然之間換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論框架或者經濟、技術、現實的大的挑戰和變動，就會遇到一些改革開放後的困惑。這個困惑的時間不是很長，因為中國改革開放非常快。
一年多、兩年前，這些事情全變了，相信在國外讀過書的人，看過國外情況的人，思考一些事情的人會發現事情全變了，變到什麼程度？變到我們目瞪口呆，完全大惑不解，不光是我們，全球知識分子都是這樣，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也是王輝耀副會長講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為留學生這些經歷，你會感受到這樣的情況。當時去讀書，不太知道什麼是MBA，什麼是MBA，中國也沒有MBA，美國都比較新，上學的時候學會計，老是算數，從基礎會計到高級會計，算這個數，後來折舊的算法和馬克思資本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資本論認為折舊不是自身的成本，是勞動力價值帶來的，應該算剩餘價值的部分。
我剛到美國第一個月，1984年左右，當時埃塞俄比亞大饑荒，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等這些人就牽手唱歌，“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Children”。當時覺得美國那麼高尚，那種宏大，那種國際化，那種人道主義，很受震撼。今天突然之間“American First”，墨西哥牆建立起來，而且變得這麼自然，還這麼多人支持，原來這些也是可以變的，原來以為會不變的，而且可以變的，而且變得很快，變得很自然，變得不留痕跡，變得這麼理所當然。我覺得這個東西沒有了。
我上大學第一個Case Study，就是MBA，那時候有耐克鞋，1984年耐克在美國已經沒有生產，已經全球化了，當時的生產主要是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我們是作為非常成功的國際化模型來看待的。只把設計和市場留在美國，品牌在美國，然後全球供應鏈。
到了今天，有人說要把它搬回美國才對，不能留在外面，這徹底摧毀了我們當時對經濟學的基本理解，比較成本的基本理解，對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解，而且很多人支持。我曾經給公司一位同事，是個董事，美國人，我跟他講，如果你們稀裡糊塗把他（特朗普）給選上第一次，我們就原諒你了，不過第二次還選上，這個國家真的沒有希望了。
實際讓，我們最吃驚的，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今天在國際上竟然沒有人講，比如收稅對誰有利，收多少稅，收多少錢，收稅之後是不是回美國去了，能不能解決基本問題？這些事情完全搞混，現在是誰嘴巴大就誰說。所以，讓所有的經濟學者汗顏，我那天遇到一個WTO最高的官員，跟他講這個事情，他說現在把特朗普再讓他回去學習來不及了，但現在已經變成這樣了。
我在美國的時候，正好遇到一次里根總統的選舉，我記得他們有個選舉站，像過節一樣，非常祥和的，他們不是為了選舉，是聊天來的，非常高興、祥和，對經濟政策非常清楚，當時里根就叫供給學派，就是減稅，供給學派當選。現在不一樣了，充滿了敵意，充滿攻擊，無所不用其及，所有的美國國家和人民利益至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說資本主義民主走到了盡頭，為什麼走到盡頭。可能政府不對的，可能民眾教育程度不夠，以前不也這些人嗎？說美國人收入低了，我看美國人到今天還是住全球最大的房子，銷售最多的能源，開最大的汽車，吃最多的食物。這也是非常大的衝擊。
今天，我認為，未來的競爭是民族的競爭，民族的競爭會變成前面所有競爭的歸結。我當然希望美國總統選舉選完了，世界變太平了，可能性不大。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剛才王輝耀副會長講到，最早歐美同學會成立的時候，他們當時的心態，他們當時的境界，他們當時的胸懷，他們當時對國家的感情，我們理解的還很淺，這已經變成我們的責任。
如果歐美同學會或者留學生的同學，我們現在真正應該做的，應該認識到中國的位置變了，中國的國際競爭環境變了，我們也應該變，應該更直接，更主動，更深入，真正變成這個民族長遠發展，這個民族自律，民族創新，最終民族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提高我們的境界，提高我們的努力，更深入，更積極，更直接，參與到我們經濟生活中，這樣才使我們的留學生留學沒白學，回國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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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可能不討好人的公號
這裡只與常識和讀知有關
韋三水，又稱老趙
資深媒體人、財經作家與品牌策劃人
草根詩人、連續創業者
創業有成有敗，更多的是教訓
吉林大學法學學士
北京大學高級工商管理碩士
現為TDS.Media創始人
榮格財經發起人&總編輯
區塊鏈思想者四十人論壇發起人
著有區塊鏈領域首部思想類書面成果
《第三次秩序革命》
已出版發行多部財經著作
曾先後系統性地提出
現代新國企論、未來國企分化論
所著《大國企》、《誰人不識寧高寧》等書
引發熱議
曾親自策劃與服務過多家著名品牌企業
並在釣魚臺國賓館獲頒中國策劃類大獎
以及中國國際公關協會案例大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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