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四書的第一本書。《中庸》，算是第二。其實，這樣的推算，是根據歷來四書印本的編排次序而說的。

說實在一點，《大學》是孔子的學生曾子(參)所寫的一篇學習心得論文。《中庸》是曾子的學生，也是孔子的孫兒子思所寫的一篇學習心得論文。

從宋代開始，把編入《禮記》中的這兩篇論文抽出，和《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總名便叫做“四書”。

關於《大學》

現在我們要正式講解研究《大學》的原文，首先需要說明所謂的原文，也叫做“原本《大學》”或“《大學》原本”。

為什麼呢?因為自宋代以來，尤其是南宋以後，所有印刷流傳的《大學》，都是朱熹先生根據他的師承二程(即程明道以及程伊川)先生重新改編原本，加上朱熹先生的心得做註解的《大學》章句。

最嚴重的是，自明朝以後，不但根據“四書”考功名，而且規定都要以朱注為標準。

而我們現在講解《大學》，就要返本還原，恢復曾子原著的《大學》論文，如照古人尊稱的意思，應該說恢復曾子原經的本來面目，這樣並不過分吧!

程伊川與朱熹兩位先生，對孔孟之學的造詣，的確有其獨到高深之處，也的確可以自成一家之言，但沒有必要，更沒有理由隨便篡改經文，他們的學問主旨，講“主敬”、“存誠”，隨便篡改前賢的原文，豈不是大不敬，太不誠嗎?

這樣就犯了邏輯上“自語相違”的過錯了。

關於《中庸》

一般人們所謂的中庸，大概就是馬馬虎虎，糊塗敷衍的意思。也正如現代人用湖南話來說，就是和稀泥;用上海話來說，就是搗漿糊。萬事得過且過，不必太認真，大概像煞有介事就可以，那便是中庸之道了。

比較好一點來說，只要不左不右，應付得過去，自己不做任何確定的主張，做個隨波逐流的濫好人，便是中庸之道了。

這樣地理解《中庸》，這樣地用《中庸》，當然就會使人個個成為庸庸碌碌之輩，所謂國將不國，的確是誤國之學，實是不值一談。

《中庸》一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子思名伋，也便是承繼孔子學問心法的弟子曾子的學生。曾子作了一篇《大學》，子思作了一篇《中庸》，都是傳承孔子一系儒家學問心法的大作。

子思生當中國春秋時代的末期，也就是戰國七雄爭霸的開始時期，大約在公元前四百九十年之間，比西方文化希臘上古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出世早八十多年。子思在幼年時期，孔子還在世，他是曾經親自受到孔子的教養，但他卻從曾子那裡接受學問教育。

所以說，子思是曾子的學生，後來的孟子，便是子思的學生。

子思為什麼要著《中庸》呢?

我們根據孔子後人所著《孔叢子》一書的記載資料，子思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後世疑為六十歲之誤，考證難詳)，到了宋國，宋國的大夫樂朔和他談論學問之道，話不投機，樂朔對他表示不高興，就叫人去圍攻他。

事情被宋國的君侯知道了，親自去救出了子思。因此子思很感慨地說：“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孔子)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關於《論語》

《論語》，凡是中國人，從小都念過，現在大家手裡拿的這一本書，是有問題的一個版本，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註解的。

朱熹先生的學問人品，大致沒有話可講，但是他對四書五經的註解絕對是對的嗎?

在我個人，非常不恭敬，但卻負責任地說，問題太大，不完全是對的。

我們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經·系傳》上就有兩句話說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以現代觀念來講，意思是人類的語言不能表達全部想要表達的思想。現在有一門新興的課程——語意學，專門研究這個問題。聲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話，在錄音機中播出，和麵對面加上表情動作地說出，即使同一個聽的人，也會有兩種不同體會與感覺。

所以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能完全表達意志與思想。而把語言變成文字，文字變成書，對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層了。

我們研究孔孟思想，必須要從《論語》著手。

並不是《論語》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須從它著手。現在我的觀念，有許多地方很大膽地推翻了古人。

在我認為《論語》是不可分開的，《論語》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們手裡的書中，現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開始把它圈斷了，後來成為一條一條的教條，這是不可以圈斷的。

再說整個二十篇《論語》連起來，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個人認為是如此，也許明天我又有新認識，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為止，我認為是如此。

關於《孟子》

提到《孟子》這部書，也是非常有趣的。當我還在童蒙的時代，等於現在小學三四年級的時期，就開始接受家庭和老師的督促，要讀《孟子》了。

那時候讀書，還要背誦得來，老師每天教一節，明天就要站在老師的前面一字一句地朗朗背誦上口，要背得很清楚很熟習，不能有錯，錯了要受罰，甚至用戒方打手心。當時並不注意內容的講解，只要認得字，讀得來，背得清楚。這一節背好了，老師再教第二節。

我們在童年時代，開始讀《孟子》的時候，所有的內容，講解的要點，究竟是說些什麼?

老實說，都是似懂非懂、似是而非的。教我的老師，也是當時的名儒，在前清有功名，後來還受清廷的保送，出過洋，到過日本留學。我們是請他到家裡教書，管吃管住，對他恭恭敬敬。那種家庭教師，在清代，就叫做“西席先生”。

大體說來，實在還不錯。至少，在受到尊敬方面，比現在好得太多了。可是他教我們讀《孟子》時，也是不大詳細講解。

我呢?當小孩的時候，讀書也不太用心，正好引用陶淵明先生的話來遮羞，所謂“好讀書，不求甚解”。

當時的老師、宿儒和大人們都說，在前清要考功名，非熟讀此書——《孟子》不可。

當然四書都要讀熟，不過，無論考不考功名，文章要作得好，便要熟讀《孟子》。什麼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韓愈啊、柳宗元啊、蘇東坡啊，他們都是從《孟子》的文章裡鑽出來，才有那樣偉大的成就。

當然喔!什麼莎士比亞啊、培根啊、叔本華啊，與孟子並不相干(一笑)。因為那個時候的大人先生們，嘴裡或筆下引用的名言，大多是這些傳統文化中大儒名人的話。

若是現在如此引用，便成落伍。只有引用莎士比亞他們，才算時髦。

我認為，這種現象不是代溝的關係，只能說是古今中外、新舊文化溝通時期的銜接現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