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河巨源：夏商西周的時代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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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河巨源：夏商西周的時代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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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子青

如果說中華文明是一條奔流至今的萬古江河，那麼夏商西周就是它的洪流巨源。與後世的春秋戰國、漢唐盛世等激動人心的歷史階段相比，這一時期顯得悠長而緩慢。但是，在看似平靜的表面下，農耕的生產生活方式、血緣關係濃厚的家族形態、君主政體、貴族官僚制、複合制國家形態、人文主義、民本思想、歷史理性、華夏民族、漢字、以敬天法祖為核心的泛神信仰、絲綢之路等等，這些從根本上奠定了中華文明特質、影響中華文明演進的要素，均肇端或定型於此。作為今天的中國人，我們要繼承並弘揚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展開有效的對話和交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必須追根溯源，回到距今四千到三千年前的三代，瞭解那個時代的基本風貌，知道我們從何而來，我們是誰，進而更好地判斷我們該向何處去。

根據最新的分子人類學研究，大約5萬年前，起源於東非的晚期智人開始進入東亞南部地區，隨著冰河期的結束逐漸北遷，遍及東亞大陸，成為今日中國人的主要祖先。[1]到了距今約1萬年前，新石器時代開始，東亞大陸出現了稻作農業（江西萬年的仙人洞遺址）、製陶技術（仙人洞遺址和廣西桂林的甑皮巖遺址）、小規模的聚落和簡單的家族制度。在這之後，東亞大陸陸續發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例如遼河地區的新樂-興隆窪-紅山文化、黃河上游的老官臺-仰韶-馬家窯-齊家文化、黃河下游地區的後李-北辛-大汶口-山東龍山文化、長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長江下游的馬家浜-崧澤-良渚文化、四川盆地的寶墩文化、珠江-贛江流域的樊城堆與石峽文化等。它們以黃河中游地區的裴李崗-仰韶-中原龍山文化為中心，層層環繞，猶如一個花朵的重重花瓣，既彼此輝映，又互相交融，在農耕方式、手工業技術、聚落形態、氏族制度、禮器型制等方面存小異而趨大同，構成了中華文明最初的多元一體格局。到了距今5000-4000年前，即新石器時代的最後一千年，東亞大陸開始湧現出大量的都邑邦國。國家——這一文明的重要標誌開始登上中國歷史的舞臺。一些大邦的統治者不僅在本國集族權、神權、軍權於一身，而且在邦國聯盟中，執掌內政、外交、祭祀等事務，興建規模浩大的公共工程，並發動對外戰爭。這些戰爭一方面造成了殺戮和破壞，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各個區域文化的融合，加速了新時代的到來。傳世文獻中的五帝時代大致對應的就是這一時期。

按照傳世文獻的記載，五帝時代的結束與一場在黃河流域氾濫的大洪水密不可分。面對這場巨大的天災，堯、舜等聯盟首領屢治不克。這時，來自有崇氏的禹肩負起治水的使命，在十三年的戰天鬥地中，調集民力，深孚人心，不僅治水成功，而且獲得了超過堯舜的權力和威望，最終受禪成為聯盟首領。大禹去世後，他的兒子啟得到四方首領們的擁戴，繼承大位，開創了日後四千年“家天下”的王朝傳統。夏王朝共歷四百多年。《史記·夏本紀》集解引《汲冢紀年》，說夏朝“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所謂無王，指的是太康失國之後，東夷族的羿、寒浞先後佔據統治地位。後來太康之弟仲康的孫子少康成功復國，延續禹祀。直到桀的統治時期，夏朝被子姓商族的首領成湯所滅，共歷十四世十七後。商族是一支活躍於華北地區的古老部族，從始祖契相傳輔佐大禹治水而受封於商，一直到主癸，共歷十四代先公。根據考古發現，晉冀交界一線的下七垣文化應為先商時期的殷人文化，表明殷人可能沿太行山東麓南下，進入中原。滅夏之後，殷都五遷，先後有毫、囂、相、庇、奄等，原因至今不明。到了盤庚將國都遷殷後，商人的核心統治區域大致穩定在今安陽一帶。到武丁時期，國勢大振，征伐四方，無所不勝，顯示出中興的氣象。到帝辛（紂）時期，商朝為周人所滅，共歷十七世三十一王，享國約六百年。取代殷商的周人同樣是一個古老的部族。始祖棄相傳為大舜時期的后稷之官，主管農事。子孫則流落至戎狄中間，到公劉時遷徙至豳，重操農業，之後經過九世到古公亶父時，遷徙至周原，如綿綿瓜瓞，發展壯大，到周文王時期，由於文王的文韜武略，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論語·泰伯》）。到武王時期，周人在牧野一戰克商，定都鎬京，建立西周王朝。此後，周人平三監，徵東夷，營洛邑，封邦國，建官制，作禮樂，歷經成康之治、昭王南征、穆王巡狩、國人暴動、宣王中興，至幽王亡國，除去中間十三年的共和行政，共歷十二王，約三百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國都於洛邑，建立東周王朝，為戈矛縱橫、紛披燦爛的春秋戰國時代拉開了序幕。

夏商西周時期是中國農業文明的定型期。在此之前，東亞大陸上的先民馴化動植物已有長達近六千年的歷史，培育出稻、粟、大豆等本土作物，以及雞、家豬等本土家畜，發明了種桑養蠶技術，積累了豐富的農業經驗。三代時期，先民們又陸續馴化了可能來自中原以外的小麥、大麥、馬、牛、羊等動植物，不僅豐富了本土的農業文明，也加速了整體文明的進程。與此同時，先民們還繼承了前人觀測星象物候的知識，制定了夏曆、殷歷和周曆，用以指導農業生產，並利用初步的地理和工程知識，建立起較為發達的水利灌溉系統。但是，總體而言，三代時期的農業生產力比較落後。從生產工具看，雖然當時已邁入青銅時代，但是農具中的絕大多數以木、石、骨、蚌等材質製成，只有極少數使用青銅，更無冶鐵；從勞動力看，雖然當時已馴化大型家畜，而且畜牧業已有規模，但是畜力尚未普及，二人耦耕，以及幾十上百，甚至“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詩經·周頌·良耜》）的集體耕作才是勞動常態。這種生產力狀況延續了近兩千年乃至更長的時間，深刻地影響了三代時期的家族形態、政治制度、國家形態和思想文化。

就家族形態而言，夏商西周時期是中國家族社會的奠基期。恩格斯曾經指出，“勞動愈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愈受限制，社會制度就愈是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係的支配。”（《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誠如斯言。由於生產力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個人及個體家庭無力獨立地改造自然，從事生產，因此大型的血緣共同體——家族成為夏商西周時期一直存在的社會基層組織。到了周代，這一組織發展出一套嚴密的制度，即宗法制。這一制度以“嚴嫡庶之辨”為原則，實行嫡長子繼承製，依靠自然形成的血緣親疏原則，劃定族人的等級，分配給相應的財產，防止族人之間圍繞地位和資源展開爭奪。在宗法制的規約下，家族以父家長權為核心，衍生出龐雜的宗族宗法體系，並且以祖先崇拜為精神紐帶，維繫家族組織和家族秩序，將個人的權利、義務、命運與家族的興衰榮辱緊緊綁定，把每個人變成了“家族的動物”。[2]也正因為如此，三代時期，尤其是西周時期，社會總體上呈現出一派溫情脈脈的人道色彩。一方面，家族共同體中的自由人構成了國家人口的主體，他們與族人一起集體勞作，耕種家族的土地，創造著絕大多數的社會財富，沒有給殘酷的奴隸制留下太多的發展空間[3]；另一方面，階級分化、地域差別長期籠罩在血緣關係中，使得階級鬥爭、地域關係在三代時期的國家形成之路上，沒有起到像在雅典、羅馬那樣如此明顯的作用。可以說，家族形態是解開中西上古文明演進道路差異之謎的關鍵。[4]從更長的視角看，這種家族形態一直延續至今，構成了幾千年來中國政治制度、道德倫理的社會基礎。

就政體而言，三代時期的政體脫胎於此前都邑邦國的首長制和邦國聯盟的盟主制，並升級為世襲君主制。在其權力結構中，王權具有無可爭辯的核心地位。王因為出身正統的家族血統而具有天然的統治合法性，並由此繼承、掌握最高軍權、祭祀權和立法權，對治下的自然資源和民眾擁有最高的主權和分配權。所謂的“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正是對這一政體本質高度而形象的概括。與君主政體形成配套的是貴族官僚制度。這一制度有四個特點：首先，就權力的來源和屬性看，官僚從君主手中獲取職位、權威，反過來對君主效忠、負責，是王權的延伸和附屬。第二，就職能的分化看，三代時期的官僚種類、層級均日漸繁多，所管轄的事務漸趨精專，出現了理性行政的萌芽。夏代的情況已不可考。商代前期似乎已經出現了事務性官員（師、保）和神職官員（巫咸、巫賢）的分化；商代後期則發展出一套較為複雜的“內服”官職（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百姓里居[君]），主管中央和王畿地區的地方事務。到了周代，官職的分化更為明顯：在王廷，官僚分化為太史寮和卿事寮兩大系統，前者以太史為首，下轄各級史官，負責起草宣佈冊命、傳達王命、整理保存典籍、參與或主持禮儀等事務；後者以太師、太保為首，下轄“三事大夫”（司徒、司馬、司空），負責人事、軍事、經濟等領域的國家事務。在王畿地方，則有百生（姓）、里君、里人、者（諸）尹等官員，負責民間事務。此外，周王還會向諸侯國派出督查官員，並隨時派遣一些司官，管理個別臨時性的事務。第三，就出身看，官僚均出身貴族，在血緣上往往是王族的直系和旁支，或者是異姓家族的顯赫人物。在商代，擔任多尹、多君等王朝卿士的主要是被稱為“多子族”的子姓貴族，與王族關係密切。在西周，擔任各級官職的也都是姬姓或異姓貴族。第四，就選官方式看，夏商兩代的情況不明。到西周時期，隨著宗法制的明確，經周王確認的世襲成為主流。世代公卿的周公家族、召公家族等自不待言，例如《史牆盤》記載的身為殷遺的微史家族，四代人效忠六位周王（武王至共王），《逨盤》記載的姬姓單氏家族，八代人輔佐十二位周王（文王至宣王），均是世卿世祿，代代榮華。然而，需要說明的是，在夏商西周時期，君主往往只能控制到貴族這一層，而無法像後世的皇帝控制編戶齊民一樣直接控制其族眾，即所謂的“民不可料也”（《國語·周語》）。因此貴族們能夠憑藉自身的產業實力、族眾勢力或者與王的親緣關係制約王權，甚至驅逐君主，使得三代時期的王權與後世的皇權相比，專制的程度較輕。但是，從長時段的視角看，三代時期的君主政體和貴族官僚制度從根本上確立了王權的天然合法性和官僚制的框架，為秦朝及其之後的歷代皇權政體和官僚制度打下了根基，確保了後世的王權、皇權和官僚制雖歷經政權下移、王朝嬗代，卻總是能夠迴歸常態，重振活力，展現出無與倫比的延續性。[5]

與上述幾個歷史過程相伴隨的，是“內服-外服”相結合的“複合制國家”[6]形成過程。夏代的情況已不易知，但是商代的國家形態應該由夏代的繼承演變而來。在商代，整個國家是由多層次政治實體構成的。它的中心是商族的王邦，即王畿之地，被稱作“內服”，是多子族和王朝百官的聚居之地；王畿的四方則是許多附屬的邦國(屬邦或稱庶邦),還有很多氏族、部落、酋邦之類的“前國家”的政治實體，被稱作“外服”。商王作為“天下共主”,既直接統治著王畿地區,也間接支配著臣服或服屬於他的邦國。前者猶如王朝中的“國上之國”，後者則是“國中之國”。[7]但是，從總體看，夏商兩代的“複合制國家”較為鬆散，更類似於方國聯盟；王邦對天下的掌控多有賴於屬國的歸服，顯示出“內聚”的性格。與此不同的是，周人在經歷了三監之亂的教訓後，決心變“內聚”為“開放”，貫穿宗法制的原則於分封制之中，將出身旁支的王族子弟分封到北至燕山、南至長江的廣大地域中，使得姬姓邦國如開枝散葉，尊周王為天下的大宗，“由是天子之尊，復非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8]。正因為如此，周人能夠建立起定期朝覲、述職考核、君王篾歷（勉勵）、天子巡狩等制度，確立了諸侯協助天子的義務，並宣揚周天子“受天有大命”的神聖形象，以此大大加強了中央對地方諸侯的控制。在這一過程中，周人還冊封姻親盟邦、夏商之後、上古帝裔、邊境四夷，利用同姓不婚的原則，促進各國、各族之間彼此通婚，結成一家之天下，極大地促進了民族的融合和華夏文化的發展，並由此開始孕育統一的歷史文化認同。這些特點使得周代的“複合制國家”比起夏商兩代更顯凝聚緊密、宏闊有機，為秦漢及之後的更高水平的大一統國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古代中國開闢了一條與同期西方帝國模式迥異的大國形成之路。然而，這套制度也存在天生的缺陷：首先，分封制的運作原理是通過授予貴族以土地人口來獲得他們盡忠的義務，即所謂的“恩惠換忠誠”[9]。但是，土地資源終究有限，貴族們卻可無限繁衍。這一無法調和的矛盾導致王室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少，諸侯們（尤其是封疆大侯們）卻開疆拓土，日漸坐大；王室與貴族、貴族與貴族之間的資源爭奪愈加激烈。其次，實施宗法制的初衷在於確立周天子的大宗地位，以血緣維繫各國的秩序與和平。但是，經過二百多年的推移，諸侯們的血緣早已被利益的冰水稀釋，親情已然變得疏離。這套制度在歷經春秋時代的大崩塌後，最終被以地域關係為基礎的郡縣制所揚棄，即便在後世皇朝中屢次還魂，也始終未能成為地方行政制度的主流。

在“複合制國家”內，小邦周取代大邦殷，造成的不僅是一次王朝的鼎革，更是一場巨大的思想震動。自恃天命的殷商為何會被天命拋棄，而被小小的周邦打敗？天命既然是會變動的，那麼它變動的原因是什麼？周人該怎麼做，才不會像殷人那樣，被變動的命運所拋棄？正是帶著對這些問題的困惑和反思，周人發現“天棐忱辝，其考我民”（《尚書·大誥》），“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尚書·酒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昭公元年引《尚書·泰誓》）。原來天命是根據民心變化的，只有獲得民心，才能獲得天命保佑，反之則會被天命拋棄。但是，周人的反思不止於此。他們更進一步發現，失去民心的原因在於“不敬厥德”（《尚書·召誥》）。只有“敬德”，才能得民心，進而獲得天命。[10]由此，周人認識到：政權轉移和歷史變化之理在於人自身，而不在於鬼神。帶著這種對人的道德主體性的覺醒、對民心的重視、對歷史之理的敬畏，周人一掃殷人獰厲質野的崇神祭鬼之風，編典籍，興文教，制禮樂，在一派工歌金奏、揖讓周旋的優雅氛圍中，增進人的學識，陶冶人的美感，昇華人的道德，開創了華夏民族的人文主義傳統；培育了華夏民族中和敦厚、雍容正大的性格氣質[11]；發展出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確立了 “重治道”而“輕政體”的思考取向；發展出在變動的時間維度中探究人類社會變遷規律的歷史理性，孕育了“以史為鑑”的思維方式，樹立了中國古代歷史學的思考對象和價值關懷。這些文明成果貫穿了日後中國三千餘年的歷史，成為中華文明區別於世界其它文明的獨特標識，也成為今日我們繼承的重要文化遺產。

除了上述的幾個方面外，還有幾個方面是由三代時期奠定並延續至後世的。首先，作為中華文明的承載者，華夏先民們在歷經新石器時代和夏商兩代的交融後，到西周時基本形成一個在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心理素質上高度相同的族群——華夏族，而且人口眾多、分佈廣泛，保證了其日後在與其它族群的衝突、融合過程中如滾雪球般不斷壯大。其次，就文明的重要載體——語言文字看，從商代出現甲骨文開始，漢字縱有形態變化，但不離其宗。而且，漢字作為一種表意功能強大的符號，在傳播信息的時候能夠超越方言乃至語系的限制，讓各文化圈的人通過共同的文字，形成共同的概念和思想，凝聚成“想象的共同體”。商周兩代以及日後中國曆代大一統國家能夠保持和延續巨大的規模，與漢字的這一特性密不可分。第三，就文明的精神核心——信仰體系看，雖然三代的文化風貌有文質之別，但是先民們始終沒有改變以天或上帝為最高神的泛神信仰以及祖先崇拜。這種具有開放性的信仰體系綿延千年，至今不絕，在思維方式上賦予了中華文明以博大的包容力和頑強的生命力，使其與發源於近東地區的一神教文明形成鮮明的對比。第四，就文明的對外交往看，三代時期，中原地區就已與內亞地區有了較為密切的技術貿易往來。除了前面提到的動植物，還有諸如造車技術、青銅冶煉技術、和田玉、海貝等，可能均經內亞草原傳至中原，最終極大地改變了中原地區農業生產、手工業、交通、戰爭、祭祀、藝術和商業的面貌。據此可以推測，早在夏商西周時期，先民們就已穿梭往來於戈壁沙漠、草原綠洲之間，為漢唐絲綢之路開闢了前路，將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連為一體。第五，由於三代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肇啟文明的“神聖”地位，因此後世的人們經常出於各種目的，引用、改寫、偽造三代的歷史，為當下服務（周人可能就已經如此對待夏朝和商朝的歷史），使得三代成為一個不斷被再闡釋、再書寫的“當代史”。從學術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受容過程同樣是三代給後世留下的重要遺產，是中華文明延續性的體現，值得今人進一步重視和研究。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縱觀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夏商西周早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但是它所奔淌出的文明之水，卻化作百代之流，不斷地“會乎當今之變”，在持續的損益揚棄中，重獲新生，與天不老。在這個意義上，三代既是過去，也是現在，既屬於古代中國，亦屬於少年中國。因此，作為今人的我們，有責任和義務瞭解三代，傳承三代，創造性地轉化三代，讓古老的中國精神和中國智慧走向未來，成為全人類的文明財富。而這正是年輕的中國人對偉大祖先的最好懷念和最高敬意。

註釋

[1] 相關分子人類學研究成果參見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國邊陲》，收錄於清華國學院編：《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50-151頁。

[2]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3] 近20年來，中國學者通過對古代中西方奴隸制的實證研究，修正了學術界原來的許多觀點。在先秦時期，奴隸主要源於戰俘，且人數和創造的財富均不佔社會的主流，因此很難說先秦時期的中國社會達到了奴隸制社會的程度。在古希臘，除了斯巴達等少數城邦採用奴隸制，以雅典為代表的多數城邦以自耕農生產為主。古羅馬在共和前期也是以自耕農生產為主。到了共和國後期，由於對外迅速擴張，大量戰俘奴隸湧入意大利半島成為主要勞動力，羅馬才進入了奴隸制社會。參見晁福林：《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黃洋：《古代希臘土地制度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楊共樂：《羅馬社會經濟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4] 在同時期的古希臘，具有明顯東方王權色彩的邁錫尼文明（公元前1600-前1200年）被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摧殘。人口急劇下降。孤立和隔絕的環境使得全新的政治模式建立成為可能。黑暗時代（公元前1200-前800年）開始後，希臘人恰恰趕上了鐵器從小亞細亞傳入，能夠利用鐵器開墾原先難以開墾的土地，維持基本的生產和生活，實現獨立。獨立的小農使得血緣團體的規模很小，以小家庭（oikos）和小家族（genos）為主；族權不彰；共同體成員和王之間沒有血緣上的尊卑親疏關係，彼此獨立。由於疆域小、人口少、民眾獨立性強，因此共同體的事務相對簡單，官僚系統、財稅系統、常備軍不發達，全體自由民參加國家管理的直接參與體制成為可能，王權也很難發展到三代時期中國君主的高度。概言之，後世的希臘城邦是在鐵器農具時代的自耕農小家庭基礎上形成的，而中國的都邑邦國、邦國聯盟和複合制國家是在石器、木器農具時代的大家族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國從戰國時期開始進入鐵製農具時代。但與希臘不同的是，從三代到戰國，中國沒有經歷從邁錫尼到黑暗時代那樣的文明斷層。幾千萬戰國的自耕農在手持鐵器，趕著耕牛，從大家族中獨立出來後，非但不像黑暗時代的希臘農民那樣擺脫了宮廷和官僚的統治，反而處於國君和官僚的直接控制下。君權也由此扭轉了自春秋時代以來的頹勢而重振威力，最終演變為秦帝國的專制皇權。關於黑暗時代的希臘社會形態，參見晏紹祥：《荷馬社會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

[5] 閻步克：《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序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16頁。

[6] 關於“複合制國家”的概念與相關研究，參見王震中：《論商代複合制國家結構》，《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3期。王震中：《從複合制國家結構看華夏民族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

[7] 王震中：《從複合制國家結構看華夏民族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

[8]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會變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69頁。

[9] 關於西周分封制度的崩潰原因，參見李峰：《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徐峰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6-163頁。

[10] 劉家和：《論歷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2期。

[11] 羅新慧：《尚“文”之風與周代社會》，《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作者簡介

張子青，1988年生，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博士，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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