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主持:
馬 徵(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研究室編輯)
對話嘉賓:
柴尚金(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員)
田文林(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白 鋼(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祕書長、中文系副教授)
1.建構“西式民主神話”向世界散播
以競爭性選舉為標誌的代議制民主,被西方國家塑造為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這種民主觀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其他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改造、顛覆的思想基礎,其影響延續至今。
馬徵:從歷史上看,“民主化”可以分為哪幾個階段?
柴尚金:西方社會經歷了雅典城邦和羅馬共和的古典民主,以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鳩的思想為代表的早期自由主義民主,以及以盧梭、托克維爾等人的思想為代表的近代民主之後,最終產生了資產階級代議制民主。
我認為,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到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上有四次政黨數量擴張期,相應出現了四次民主運動。第一次出現在19世紀20—40年代。伴隨著現代政黨登上歷史舞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高潮,主要集中在歐洲、美洲等少數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代議民主制度在歐美國家基本建立。第二次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獨立時期出現的。這些國家的革命者和民主人士組織政黨,開展民族獨立鬥爭。第三次是在二戰結束後不久。這個時期兩大陣營對立,在蘇聯影響下許多發展中國家成立了共產黨和民族主義政黨,廣泛開展民族民主革命。第四次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之後短短几年內,世界掀起一股多黨制浪潮。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政黨大量湧現出來,新增政黨達幾千個。
白鋼:我對這個問題再補充幾句。近代以來的“民主化”運動,在其初期是與“混合政體”的理論和實踐結合在一起的。“混合政體”說由亞里士多德較早提出,指一種權力由公民中所有類型的主體(君主、貴族、人民)所分享的政體形式。1642年英國內戰前夕,查理一世頒發了名為《陛下對兩院十九條提議的答覆》的文件,宣佈英格蘭實行混合政體而非絕對君主制,政府分屬國王、領主、平民三個階層。這可以視作混合政體學說被現實政治力量認可的標誌。它呼應著馬基雅維利通過其《君主論》與《李維史論》所開啟的羅馬古典共和傳統的復興。
後來在歐洲啟蒙運動、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中,羅馬式共和政體均被視為現代政治的典範。但隨著以盧梭《社會契約論》為代表的“人民主權”理論的形成與傳播,民主制度逐漸被西方國家加以肯定和宣揚。
馬徵:目前,美國等西方國家極力推行的“民主”是什麼樣的“民主”?
柴尚金:目前的“民主化”是冷戰結束後西方民主的強勢反彈。這波“民主化”被一些西方學者看作“歷史的終結”。美國等西方國家至今仍在世界上極力推行西式民主,試圖通過輸出自己的價值觀,使那些“異端”國家放棄獨立和尊嚴,永久地服從西方國家的利益。
田文林: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告訴我們,政治制度主要有兩大方面的內容。一是政權的階級代表性問題。當權者到底代表哪個階級統治,其內外政策和利益分配到底側重照顧哪個階級的利益。這是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問題。顯然,越是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制度,越是好的制度。二是權力配置方式問題。一般來說,政府的效能越高,執行力越強,政治制度就越好。
西方目前推銷的所謂現代民主,其實質還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但西方國家有意掩蓋這一實質,使人們忽略了政權的階級代表性問題,而更多引導人們關注權力配置方式這一次要問題。即便是在這個問題上,西式民主也過多強調“一人一票”和“分權制衡”。這些主張看似增加了當權者的程序合法性,卻在很大程度上犧牲了政府效能和國家行動能力。
當年西方國家在發展壯大過程中,幾乎都將建立“強政府”作為謀求崛起的基本制度保障,以實現經濟騰飛,其民主發展過程相當漫長。如美國黑人1965年才真正贏得投票權,瑞士婦女到1971年才獲得投票權。西式民主本身存在三種矛盾:一是衝突與認同之間的矛盾,二是代表性與治國能力的矛盾,三是同意和效能之間的矛盾。擴大政治參與和提高政府效能到底哪個更重要,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優先發展目標。目前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解決發展和民生問題是頭等大事。這還要依靠強有力的政府,以便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西方國家推行的“民主化”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一些國家的政治權威,導致它們日益偏離經濟發展目標。
白鋼:19世紀以來由西方國家所主導的“民主化”運動,實質上是假民主之名行混合政體之實。在此過程中,伴隨著各種大規模的社會群眾運動。一方面民主在事實層面確實有所發展,但另一方面政治精英與資本精英結成聯盟把持國家權力,這一局面從未改變。
經濟學家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將民主定義為“一些個人通過競爭人民選票來獲得(公共)決策權的制度安排”,並將競爭性選舉表述為民主的核心。這一理論成為西方民主觀的主流。以競爭性選舉為標誌的代議制民主,被西方國家塑造為唯一有效的民主形式。一切不符合這一模式的政治制度,均被冠之以“專制”之名。這種民主觀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其他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改造、顛覆的思想基礎,其影響延續至今。這種觀念將民主從“人民當家作主”扭曲為“人民選擇他人作主”,將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民降格為作為利益主體的選民。這就把民主簡化為選主,從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了民主的靈魂——人民主權。
馬徵:可見,美國等西方國家將“民主化”的複雜歷史大大簡化,從而建構“西式民主神話”向世界散播,在推行“民主化”過程中進一步鞏固西方中心論。
2.推行“民主化”手法多樣多變
目前西方國家推動“民主化”往往與當地的社會運動及信息網絡化相呼應,利用社交網絡的“在線民主”推動“顏色革命”。“網上發酵、街頭爆發”已成為西方推行“民主化”的新路徑。
馬徵: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推行“民主化”的手段有哪些?
柴尚金:冷戰時期,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推行“民主化”主要靠使用武力和和平演變兩種方式。冷戰後,和平演變逐漸成為顛覆目標國政權的主要手段。進入21世紀,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武裝干涉受到普遍反對的情況下,以捍衛民主和人權為幌子,利用一切機會對所謂“另類國家”頻頻發動“顏色革命”,並在東歐、中亞、東南亞等一些國家和地區得逞。它們在西亞、北非則發動“阿拉伯之春”,推翻了其認定的“不民主”政權。西方國家不僅給一些國家的反對派提供“道義”上的支持,而且還給予資金援助和人員培訓。
田文林: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推行“民主化”的手法並不是單一的、固定的。其手段有武力干涉、文化滲透、培養親西方的反對派等,策略更為靈活多變。一些手法更具有滲透力和隱蔽性。就拿“顏色革命”來說,與武力入侵和軍事佔領相比,它實質上是通過意識形態滲透顛覆別國的價值體系,從思想上俘虜對手,讓對手在不知不覺中繳械投降。“顏色革命”貌似“非暴力”,但這僅僅是為了瓦解政權機構的鬥志,為了最終奪取政權。一旦完成政權更替,“顏色革命”便會顯露出另一面:政局動盪反覆、安全形勢惡化、國家日趨解體。
馬徵:在互聯網時代,西方國家推行“民主化”是不是有了更新的手法?
白鋼:美國等西方國家善於利用互聯網時代高度發達的信息傳輸條件,將偶發性的小事件急劇放大為人們高度關注的公共事件,進而迅速調動、整合反對性社會力量,掀起具有對抗特徵的政治運動。這在“阿拉伯之春”中表現得很清楚。互聯網極大地克服了傳統意義上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弱化乃至消解了傳統媒體的信息中心地位,成為超越傳統媒體的更龐大、更有權力的信息中心。同時,它也可以利用自身優勢製造巨大的信息不對稱,從而成為新形勢下意識形態交鋒的重要載體。相較於傳統媒介,新型的信息傳播機制對於大眾輿論特別是互聯網輿論的干預、影響和操控更為有力,也更為隱蔽、靈活、高效。
西方國家在世界上推行“民主化”的過程中,利用種種手段美化乃至神化競爭性選舉。它們以煽動性的宣傳組織動員民眾,激化不同群體之間的矛盾,使一般性矛盾上升為對抗性矛盾,直至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這造成族群乃至整個社會的撕裂,導致一些國家社會動盪,政權被顛覆。
柴尚金:西方國家為了達到推翻目標國政權的目的,會根據形勢變化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採用新手法。目前西方國家推行“民主化”往往與當地的社會運動及信息網絡化相呼應,利用社交網絡的“在線民主”推動“顏色革命”。“網上發酵、街頭爆發”已成為西方推行“民主化”的新路徑。中東、北非國家發生動亂時,動員令都是通過網站發佈和傳播的,其中推特、臉譜等社交媒體“功不可沒”。
3.“民主化”導致衝突不斷
在很多受到西方“民主化”侵蝕的第三世界國家,出現了政府執政能力下降和政治衰朽等嚴重“後遺症”。
馬徵: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民主化”,其結果如何?
柴尚金:多年來,西方“民主化”推行到哪裡,哪裡就災禍不斷。非洲“民主”是由西方國家一手打造的。多黨制給非洲一些國家帶來了政局混亂、社會動盪、民生凋敝的狀況。當今敘利亞、伊拉克戰火不斷,中東、阿富汗等地宗教極端勢力暴恐連連。大量平民生靈塗炭,數百萬難民絕望掙扎。“阿拉伯之春”發生以來,發生政治變動的國家移植西方民主不但沒有成功案例,反而激化了本來就緊張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導致暴力和衝突不斷升級。
白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民主化”,長於毀壞而弱於建設,多激化矛盾而少化解之道。它們以民主之後即有美好未來的許諾動員民眾參與,卻缺乏真實有效的解決社會問題和合理引導社會力量的能力。它們往往在顛覆某個政權後無法重建新的秩序,結果造成社會持續動盪,民眾陷入了對民主政治夢想的幻滅中。這不但沒有促進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事業,反而為各種反民主的力量以恢復秩序的名義掌握政權提供了方便。
田文林:事實表明,“民主化”使很多國家都陷入了政治衰朽狀態。對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就是典型例證。美國佔領伊拉克後建立的議會制民主,看似照顧到各派利益,實則激發了嚴重的教派矛盾,使伊拉克政府在重大問題上議而不決,效能大大降低。目前該國百廢待興,亟須有效治理並加強中央權威,但其政府極度孱弱,難有作為。
“阿拉伯之春”同樣是反面例證。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等國發生動盪後,這些國家教派、部族、民族等的潛在矛盾被突顯出來。一旦中央政府控制能力下降或政權垮臺,必然導致教派矛盾升級、部族意識滋長、極端恐怖勢力興起等種種負面效應。沒有政局的穩定,自然就沒有經濟發展。以埃及為例,數年來的民主轉型非但未使其經濟好轉,反而每況愈下。同時,埃及旅遊業也因安全形勢惡化而明顯下滑,遊客驟減。
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除了社會主義國家外,其餘幾乎都是按照西方民主制實行“民主化”。其中比較富裕的只有20多個國家,其餘國家仍然處於落後和貧窮狀態。沒有哪個國家因實行了“民主化”而變得富裕強大起來。在很多受到西方“民主化”侵蝕的第三世界國家,出現了政府執政能力下降和政治衰朽等嚴重“後遺症”。
馬徵:目前來看,不僅西式民主的對外推銷陷入了重重困境,就連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也問題不斷,幾位老師對此怎麼看?
柴尚金:有一個美國人寫了本《為什麼美國人恨政治》的書,分析了美國金錢政治和選舉民主的弊端,認為不能解決重大社會問題的民主政治產生了一個惡性循環:選舉政治的弊端導致選民特別是青年選民對政治冷漠。民眾對政府信心急速下降,對競選活動更加消極。競選廣告越來越與現實脫節,競選成了遊戲。這樣的問題越來越嚴重,選民也越來越痛恨政治,對選舉和政府更加不滿。
白鋼:在美國內部,“民主”主要是通過競爭性選舉的形式開展的。這種頗具狂歡性和娛樂性的活動將民主蛻化為一種大眾快餐式的消費品,將具有政治主體性的“人民”物化為消費意義上的“大眾”。
田文林:近些年來,西方民主質量的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在民主政治的發源地歐洲,明顯出現了民主衰落的傾向。據德國《明鏡》週刊報道,目前歐洲政黨加速衰落。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的政黨在過去幾年裡總共流失150多萬黨員。英國選民入黨比例不足1%。歐洲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創1979年以來新低。在歐洲之外,日本有84%的民眾表示對政治家“不太信任”或“完全不信任”;美國的民主政治深受“金錢民主”困擾,日漸失去原有的威望和效能。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曾感嘆,“我們的政治運轉失常”。甚至連鼓吹“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也承認,“美國政府整體質量惡化已持續超過一代人的時間”。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醜態百出,更使美式民主聲譽盡失。
柴尚金:我再舉一個例子。“政治分肥”是西方選舉政治的潛規則。在選舉中得到捐助的政黨及其候選人,上臺後自然會“投桃報李”,捐者得官成為常態。例如,奧巴馬在2009年出任總統後,委派32名在競選中為其效力的贊助者出任美駐外大使,然而這些大使都沒有外交官經歷或經驗。這種赤裸裸的“政治分肥”,表明西式民主問題嚴重。
4.“民主化”背後的資本逐利
西式民主是資本主導的經濟—金融體系在政治—社會領域的延展。對於這種民主的宣揚推廣,總是與接受或融入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金融體系結合在一起的。
馬徵:既然西式民主內外交困,美國等西方國家還要在全世界強行推動所謂“民主化”,其真實的意圖是什麼?
柴尚金:美國等西方國家仍將自己的民主制度視為“普世價值”,希望它一統世界。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推行“民主化”策略,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這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長期堅持的對外戰略,短期內不會改變。儘管多黨制民主弊端叢生,但西方國家仍充滿自信,不願對其政策進行調整。
冷戰結束後,美國急不可耐地要在全世界推行西式民主。“9·11”事件成了一個絕妙的藉口和機會。美國“反恐”重點直指中東,不失時機地推出“大中東民主計劃”,宣稱唯有“民主化”才能消除中東“反美恐怖主義”。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發的“阿拉伯之春”成為西方國家推行中東“民主化”、扶植親西方力量的主要途徑。它們還以民主失範、選舉不公為藉口,加大對伊朗、委內瑞拉等所謂“極權國家”的“顏色革命”攻勢,大肆干涉別國內政。這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霸權的面目。目前美國等西方國家敵視社會主義的本性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表現得更為露骨。它們加大對越南、老撾的輿論攻勢和文化滲透,鼓動“持不同政見者”起來鬧事,以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
白鋼: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主導的“民主化”運動,是在冷戰結束的背景下,配合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而大規模推向世界的。
進入21世紀以後,隨著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發達經濟體內部均受到嚴重質疑。美國所主導的世界體系加速失效。這種情勢下的美國仍然極力推動“民主化”,試圖利用其文化霸權延緩、挽救其整體衰落趨勢,在綜合實力顯著下降的大背景下維繫其在世界體系中的優先地位。這種“民主化”所帶來的後果往往超出其掌控,既加劇了相關地區的動盪失衡,也逐漸失去了對廣大民眾的吸引力。
隨著此類“民主化”運動不斷導致社會惡果,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這種將民主等同於選主、將選舉等同於競爭性選舉、將西式民主視作人類唯一選擇的話語體系。對於這種話語體系的反思要深入下去。我們不但需要反思此類政治話語得以生成的歷史境遇和現實條件,更要反思其經濟基礎:西式民主是資本主導的經濟—金融體系在政治—社會領域的延展。對於這種民主的宣揚推廣,總是與接受或融入全球性資本主義經濟—金融體系結合在一起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學者福山把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的“勝利”表述為“歷史的終結”。
馬徵:面對西方國家推行的“民主化”,我們應該怎麼辦?
白鋼:我們既要認識到這種“民主化”背後西方文化和意識形態力量的相對強勢地位,又要看到支撐這種強勢地位的美國等西方國家整體實力的持續衰落。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充分發揮自身的制度優勢,積極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要想從根本上超越這套話語體系及其現實影響,就需要嚴肅地思考:人類在資本邏輯主導的世界之外,是否還擁有其他的生活可能性?這也正是中國道路呈現出來的世界歷史意義。
柴尚金:許多有識之士認為,民主是活著的有機體,應該隨著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成長。當下,非西方的民主模式開始為世人所認識和接受。拉美左翼提倡廣大民眾參與國家管理,以參與民主替代西方選舉民主。中國的快速發展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如果說中國經濟崛起是奇蹟,那中國民主發展更是奇蹟。隨著西式民主的“神聖光環”開始黯然失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發展模式吸引了眾多發展中國家。它們認為中國經驗值得學習借鑑。
田文林:列寧曾說過,“在市場上叫賣得最凶的人,往往是想把最糟糕的貨物推銷出去的商販”。儘管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民主聲譽越來越差,但它們憑藉話語權優勢,仍將這種“政治次品”包裝成“普世價值”和“萬能靈藥”,在世界上到處推銷。從理論上說,西方大國作為現行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不希望其他國家趕上或超過自己。越是那些能夠實現國家富強的好東西,如工業化、高技術等,西方大國看得越緊,藏得越嚴。但它們唯獨對“民主”這個東西態度例外。如果它們的“民主”真的是富國之策,西方國家怎麼會不遺餘力地到處推銷?
發展中國家必須時刻警惕西方推行的“民主化”。首先要確保不喪失政府的有效性,同時還要充分彰顯人民性。唯有與多數民眾同呼吸共命運,最大限度地激發廣大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真正實現富國強民,實現政權的長治久安。西方推行的那種以導致國家衰落為代價的“民主化”,千萬不能要。
馬徵:感謝三位專家的精彩論述。對於中國來說,當下意識形態的交鋒更為複雜多變。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國家推行“民主化”的危害和實質,堅定“四個自信”,走好自己的道路,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