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山東泰安州知州接到本州鄉民李進貴狀告本州富豪王元起殘殺人命，藏匿屍身。狀紙如下:其弟李進賢因為貧困，在豪強鉅富王元起家當傭工，沒有想到淫豪窺探方氏年艾有姿，意欲調奸，弟弟李進賢稍出怨言，發喝令家人私刑拷打，以至於立死非命，而今弟弟李進賢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懇請知州大人究出屍體，檢驗傷痕，嚴懲淫豪。
明代自嘉靖以來，凡是訴訟，只要有人控告，必然會有對反方的反控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是因為官府在對待原被告上不公正所致。《大明律·刑律·訴訟.告狀不受理》條規定“若詞論原告，被論在兩處州縣者，聽原告就被論官司告理歸結。”因此原告的地位比較主動，而在訴訟費收取上，先由原告全部支付，等裁決之後再由負方給付。在官員看來，肯出錢的人，必定有必勝的把握，所以偏坦原告，因此導致雙方互控現象日益增多，誰也不想使自己處於劣勢。
泰安知州讓書吏找來王元起的反控狀，但見狀稱:訴為刁棍懸害事。王元起認為自己雖然家道豐厚，但謹守禮法，從來不為非作歹。因僱工李進賢外出不還，所欠半年房租尚無著落，因向其兄李進貴索要房租。沒有想到該刁棍竟然誣陷良善，以調奸其弟婦而打死其弟為詞，試圖嫁禍。如果打死一命， 豈能夠沒有屍體?若是調奸，又豈能沒有證人?懇請知州大人洞察詳情，嚴懲刁棍，以安良善。泣血上訴。
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山東泰安州知州接到本州鄉民李進貴狀告本州富豪王元起殘殺人命，藏匿屍身。狀紙如下:其弟李進賢因為貧困，在豪強鉅富王元起家當傭工，沒有想到淫豪窺探方氏年艾有姿，意欲調奸，弟弟李進賢稍出怨言，發喝令家人私刑拷打，以至於立死非命，而今弟弟李進賢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懇請知州大人究出屍體，檢驗傷痕，嚴懲淫豪。
明代自嘉靖以來，凡是訴訟，只要有人控告，必然會有對反方的反控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是因為官府在對待原被告上不公正所致。《大明律·刑律·訴訟.告狀不受理》條規定“若詞論原告，被論在兩處州縣者，聽原告就被論官司告理歸結。”因此原告的地位比較主動，而在訴訟費收取上，先由原告全部支付，等裁決之後再由負方給付。在官員看來，肯出錢的人，必定有必勝的把握，所以偏坦原告，因此導致雙方互控現象日益增多，誰也不想使自己處於劣勢。
泰安知州讓書吏找來王元起的反控狀，但見狀稱:訴為刁棍懸害事。王元起認為自己雖然家道豐厚，但謹守禮法，從來不為非作歹。因僱工李進賢外出不還，所欠半年房租尚無著落，因向其兄李進貴索要房租。沒有想到該刁棍竟然誣陷良善，以調奸其弟婦而打死其弟為詞，試圖嫁禍。如果打死一命， 豈能夠沒有屍體?若是調奸，又豈能沒有證人?懇請知州大人洞察詳情，嚴懲刁棍，以安良善。泣血上訴。
泰安知州當即提審互控雙方。只聽李進貴說：“我弟進賢因為傭工，租賃王元起的房屋，卻不想王元起時常前來調戲弟婦方氏，被弟進賢看見，將之罵走。不料次日，我弟進賢從他門前經過，便被其指揮惡奴拉入其宅院，活活打死，而將屍身藏匿。老大人只要嚴督淫豪交出屍體，檢驗有無重傷，定能夠得知實情，為弟進賢雪冤。”
王元起反駁說：“爾為你弟至今沒有下落，就平白無故誣陷好人。爾如果知道你弟弟被我打死，為什麼不把他的屍體找來，讓大老爺勘驗?我王元起既然肯將房屋租賃給住戶，就要保證住戶安全，豈能生害人之心。如果我有奸佔你弟婦之心，你弟弟不在，豈不是大好時機?而如今你弟婦住在此房，你弟又欠房租半年，我念其是女流之輩，沒有逼討房租，也可見絕無調奸之情矣!爾誣控我殺人，已經是血口噴人，又不顧爾弟婦之名節，以姦情加之，是何等無恥之人!請老大人明驗，不能夠讓刁棍得意。”
因為事涉姦情，泰安知州只好提訊方氏到堂聽審，直接便問其是否與王元起成奸。而方氏怕羞，只說王元起時常前來以語言調戲，並未成奸，而語言調戲也沒有人證，也就使姦情變得可有可無，難定可否。
泰安知州再提訊鄰佑作證，因李進貴與方氏乃是外縣之人，故此所有的證詞都說李進賢是外縣傭工，不知道是回鄉了，抑或是外出了，而今半年都沒有看到其身影。王元起身為富豪，卻不是為富不仁之人，經常賙濟窮人，造福鄉梓，是有名的大善人，不可能打死人命，調奸人妻。對於人證的證詞，泰安知州開始並不相信，所以使用拶指，要他們如實為證，而眾人雖受刑，堅不改口，他也就相信了。為什麼泰安知州要對人證用刑呢?原來《大明律·刑律·斷獄老幼不拷訊》條規定:“其於律得相容隱之人，及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若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笞五十。”也就是說，除了親親相為隱的人不能作證人之外，年在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的人，以及殘疾人，都不可以作證人，因為不能夠對他們實施刑訊。也就是說，在當時只要是人證，官府就可以對其實施刑訊，以推斷其證言的真偽，這也是當時的人們一遇案發，紛紛躲避，唯恐成為證人的原因之一。
泰安知州見證人眾口一詞，便相信李進貴是誣告。按照《大明律·刑律·訴訟·誣告》條規定:凡是誣告人至死罪者，“所誣之人已決者，反坐以死。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所以將李進貴擬罪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
李進貴被關押在泰安州監獄，等待刑部批覆，就將其擇地發遣了。李進貴告狀不成，卻得到重罪，如何肯服氣，但身陷囹圄，無處申冤。後來聽說山東巡撫沈應龍來到泰安州，李進貴便求人寫了狀紙，讓方氏得機會攔轎訴冤。
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山東泰安州知州接到本州鄉民李進貴狀告本州富豪王元起殘殺人命，藏匿屍身。狀紙如下:其弟李進賢因為貧困，在豪強鉅富王元起家當傭工，沒有想到淫豪窺探方氏年艾有姿，意欲調奸，弟弟李進賢稍出怨言，發喝令家人私刑拷打，以至於立死非命，而今弟弟李進賢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懇請知州大人究出屍體，檢驗傷痕，嚴懲淫豪。
明代自嘉靖以來，凡是訴訟，只要有人控告，必然會有對反方的反控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是因為官府在對待原被告上不公正所致。《大明律·刑律·訴訟.告狀不受理》條規定“若詞論原告，被論在兩處州縣者，聽原告就被論官司告理歸結。”因此原告的地位比較主動，而在訴訟費收取上，先由原告全部支付，等裁決之後再由負方給付。在官員看來，肯出錢的人，必定有必勝的把握，所以偏坦原告，因此導致雙方互控現象日益增多，誰也不想使自己處於劣勢。
泰安知州讓書吏找來王元起的反控狀，但見狀稱:訴為刁棍懸害事。王元起認為自己雖然家道豐厚，但謹守禮法，從來不為非作歹。因僱工李進賢外出不還，所欠半年房租尚無著落，因向其兄李進貴索要房租。沒有想到該刁棍竟然誣陷良善，以調奸其弟婦而打死其弟為詞，試圖嫁禍。如果打死一命， 豈能夠沒有屍體?若是調奸，又豈能沒有證人?懇請知州大人洞察詳情，嚴懲刁棍，以安良善。泣血上訴。
泰安知州當即提審互控雙方。只聽李進貴說：“我弟進賢因為傭工，租賃王元起的房屋，卻不想王元起時常前來調戲弟婦方氏，被弟進賢看見，將之罵走。不料次日，我弟進賢從他門前經過，便被其指揮惡奴拉入其宅院，活活打死，而將屍身藏匿。老大人只要嚴督淫豪交出屍體，檢驗有無重傷，定能夠得知實情，為弟進賢雪冤。”
王元起反駁說：“爾為你弟至今沒有下落，就平白無故誣陷好人。爾如果知道你弟弟被我打死，為什麼不把他的屍體找來，讓大老爺勘驗?我王元起既然肯將房屋租賃給住戶，就要保證住戶安全，豈能生害人之心。如果我有奸佔你弟婦之心，你弟弟不在，豈不是大好時機?而如今你弟婦住在此房，你弟又欠房租半年，我念其是女流之輩，沒有逼討房租，也可見絕無調奸之情矣!爾誣控我殺人，已經是血口噴人，又不顧爾弟婦之名節，以姦情加之，是何等無恥之人!請老大人明驗，不能夠讓刁棍得意。”
因為事涉姦情，泰安知州只好提訊方氏到堂聽審，直接便問其是否與王元起成奸。而方氏怕羞，只說王元起時常前來以語言調戲，並未成奸，而語言調戲也沒有人證，也就使姦情變得可有可無，難定可否。
泰安知州再提訊鄰佑作證，因李進貴與方氏乃是外縣之人，故此所有的證詞都說李進賢是外縣傭工，不知道是回鄉了，抑或是外出了，而今半年都沒有看到其身影。王元起身為富豪，卻不是為富不仁之人，經常賙濟窮人，造福鄉梓，是有名的大善人，不可能打死人命，調奸人妻。對於人證的證詞，泰安知州開始並不相信，所以使用拶指，要他們如實為證，而眾人雖受刑，堅不改口，他也就相信了。為什麼泰安知州要對人證用刑呢?原來《大明律·刑律·斷獄老幼不拷訊》條規定:“其於律得相容隱之人，及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若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笞五十。”也就是說，除了親親相為隱的人不能作證人之外，年在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的人，以及殘疾人，都不可以作證人，因為不能夠對他們實施刑訊。也就是說，在當時只要是人證，官府就可以對其實施刑訊，以推斷其證言的真偽，這也是當時的人們一遇案發，紛紛躲避，唯恐成為證人的原因之一。
泰安知州見證人眾口一詞，便相信李進貴是誣告。按照《大明律·刑律·訴訟·誣告》條規定:凡是誣告人至死罪者，“所誣之人已決者，反坐以死。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所以將李進貴擬罪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
李進貴被關押在泰安州監獄，等待刑部批覆，就將其擇地發遣了。李進貴告狀不成，卻得到重罪，如何肯服氣，但身陷囹圄，無處申冤。後來聽說山東巡撫沈應龍來到泰安州，李進貴便求人寫了狀紙，讓方氏得機會攔轎訴冤。
沈應龍，字翔卿，浙江烏程縣(今浙江吳興)人，嘉靖十四年(1535)進士，歷刑部主事、郎中，曾經平反冤獄數百起，著有《恤刑錄》，對此案也有簡略記載。此時沈應龍身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也成為了一方大員，來泰山進香，也是在所必然。方氏在沈巡撫去泰山的路上，跪在路旁，高聲喊冤，被沈巡撫聽得，當即令家丁將方氏所呈狀紙接了過來，展開一看，但見上面寫道:“狀告為冤命事”。講述李進貴試圖為弟李進賢雪冤，而富豪王元起厚買幹證，反控其誣告，結果被問罪，等待發遣，是“弟冤未申，死難容忍”，懇請巡撫大人“究屍驗傷”，如果能夠使冤屈得雪，雖死也甘心無悔。
沈巡撫見其哀情懇切，又是婦女不怕拋頭面，敢於跪在路邊攔轎喊冤，想必是有冤屈，便受理了此狀。待進香之後，回到泰安州，就調來該案的卷宗，仔細翻閱，卻發現其中有些疑點。
首先，泰安知州在問案時存在疏忽，審問方氏的時候，上來便問其是否成奸，按照一般常理， 良家婦女即便是成奸，也不好意思當著許多男人的面承認有姦情，所以很難保證方氏所言屬實，而查問姦情的方式有許多種，泰安知州舍審問技巧而不用，直截了當地讓一名婦女承認姦情， 還讓其交代細節，身為官員居然去追究這樣的淫穢之事，則可見該知州心術正。
其次，雙方互控，各執一詞，王元起信誓旦旦，而且毫不顧忌引眾人為證，而李進貴總強調自己是外鄉人，無人願意為自己作證，在證人有可能要受到刑訊的情況下，有這樣多的人願意為王元起作證，也難保不是賄賂為證，抑或是畏懼王元起的勢力而不得不為證。泰安知州原本應該仔細衡量證人資格，更應該藉助保甲組織，由官府指定證人，其沒有這樣做，說其疏忽是輕的，甚至可以算是玩忽職守，官職都難以保住。
最後，泰安知州刑訊證人，固然是按照法律規定行事，但在原被告雙方及人證都在場的情況下，前邊人證受刑所講的話，後面的人證肯定效仿，再加上王元起使眼色，則難免眾口一詞。雖然眾口一詞在司法審判當中有極高的採信率，但也難免眾口鑠金，依靠輿論來製造聲勢，使冤者無法申辯。泰安知州如此疏忽，當然很難得到實情，也不能保證此案沒有冤屈，更何況王元起是個富豪，李進貴是個傭工，如果是李進貴借弟弟失蹤而敲詐錢財，算是可能，而其訴狀並沒有提錢財之事，敲詐錢財之事可以排除，那麼其堅定不移地講弟弟李進賢板打死了，則難說是捕風捉影。沈巡撫仔細分析情況之後，如何進行審訊，已經是成竹在胸了。
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山東泰安州知州接到本州鄉民李進貴狀告本州富豪王元起殘殺人命，藏匿屍身。狀紙如下:其弟李進賢因為貧困，在豪強鉅富王元起家當傭工，沒有想到淫豪窺探方氏年艾有姿，意欲調奸，弟弟李進賢稍出怨言，發喝令家人私刑拷打，以至於立死非命，而今弟弟李進賢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懇請知州大人究出屍體，檢驗傷痕，嚴懲淫豪。
明代自嘉靖以來，凡是訴訟，只要有人控告，必然會有對反方的反控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是因為官府在對待原被告上不公正所致。《大明律·刑律·訴訟.告狀不受理》條規定“若詞論原告，被論在兩處州縣者，聽原告就被論官司告理歸結。”因此原告的地位比較主動，而在訴訟費收取上，先由原告全部支付，等裁決之後再由負方給付。在官員看來，肯出錢的人，必定有必勝的把握，所以偏坦原告，因此導致雙方互控現象日益增多，誰也不想使自己處於劣勢。
泰安知州讓書吏找來王元起的反控狀，但見狀稱:訴為刁棍懸害事。王元起認為自己雖然家道豐厚，但謹守禮法，從來不為非作歹。因僱工李進賢外出不還，所欠半年房租尚無著落，因向其兄李進貴索要房租。沒有想到該刁棍竟然誣陷良善，以調奸其弟婦而打死其弟為詞，試圖嫁禍。如果打死一命， 豈能夠沒有屍體?若是調奸，又豈能沒有證人?懇請知州大人洞察詳情，嚴懲刁棍，以安良善。泣血上訴。
泰安知州當即提審互控雙方。只聽李進貴說：“我弟進賢因為傭工，租賃王元起的房屋，卻不想王元起時常前來調戲弟婦方氏，被弟進賢看見，將之罵走。不料次日，我弟進賢從他門前經過，便被其指揮惡奴拉入其宅院，活活打死，而將屍身藏匿。老大人只要嚴督淫豪交出屍體，檢驗有無重傷，定能夠得知實情，為弟進賢雪冤。”
王元起反駁說：“爾為你弟至今沒有下落，就平白無故誣陷好人。爾如果知道你弟弟被我打死，為什麼不把他的屍體找來，讓大老爺勘驗?我王元起既然肯將房屋租賃給住戶，就要保證住戶安全，豈能生害人之心。如果我有奸佔你弟婦之心，你弟弟不在，豈不是大好時機?而如今你弟婦住在此房，你弟又欠房租半年，我念其是女流之輩，沒有逼討房租，也可見絕無調奸之情矣!爾誣控我殺人，已經是血口噴人，又不顧爾弟婦之名節，以姦情加之，是何等無恥之人!請老大人明驗，不能夠讓刁棍得意。”
因為事涉姦情，泰安知州只好提訊方氏到堂聽審，直接便問其是否與王元起成奸。而方氏怕羞，只說王元起時常前來以語言調戲，並未成奸，而語言調戲也沒有人證，也就使姦情變得可有可無，難定可否。
泰安知州再提訊鄰佑作證，因李進貴與方氏乃是外縣之人，故此所有的證詞都說李進賢是外縣傭工，不知道是回鄉了，抑或是外出了，而今半年都沒有看到其身影。王元起身為富豪，卻不是為富不仁之人，經常賙濟窮人，造福鄉梓，是有名的大善人，不可能打死人命，調奸人妻。對於人證的證詞，泰安知州開始並不相信，所以使用拶指，要他們如實為證，而眾人雖受刑，堅不改口，他也就相信了。為什麼泰安知州要對人證用刑呢?原來《大明律·刑律·斷獄老幼不拷訊》條規定:“其於律得相容隱之人，及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若篤疾皆不得令其為證。違者，笞五十。”也就是說，除了親親相為隱的人不能作證人之外，年在八十歲以上、十歲以下的人，以及殘疾人，都不可以作證人，因為不能夠對他們實施刑訊。也就是說，在當時只要是人證，官府就可以對其實施刑訊，以推斷其證言的真偽，這也是當時的人們一遇案發，紛紛躲避，唯恐成為證人的原因之一。
泰安知州見證人眾口一詞，便相信李進貴是誣告。按照《大明律·刑律·訴訟·誣告》條規定:凡是誣告人至死罪者，“所誣之人已決者，反坐以死。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所以將李進貴擬罪為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
李進貴被關押在泰安州監獄，等待刑部批覆，就將其擇地發遣了。李進貴告狀不成，卻得到重罪，如何肯服氣，但身陷囹圄，無處申冤。後來聽說山東巡撫沈應龍來到泰安州，李進貴便求人寫了狀紙，讓方氏得機會攔轎訴冤。
沈應龍，字翔卿，浙江烏程縣(今浙江吳興)人，嘉靖十四年(1535)進士，歷刑部主事、郎中，曾經平反冤獄數百起，著有《恤刑錄》，對此案也有簡略記載。此時沈應龍身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也成為了一方大員，來泰山進香，也是在所必然。方氏在沈巡撫去泰山的路上，跪在路旁，高聲喊冤，被沈巡撫聽得，當即令家丁將方氏所呈狀紙接了過來，展開一看，但見上面寫道:“狀告為冤命事”。講述李進貴試圖為弟李進賢雪冤，而富豪王元起厚買幹證，反控其誣告，結果被問罪，等待發遣，是“弟冤未申，死難容忍”，懇請巡撫大人“究屍驗傷”，如果能夠使冤屈得雪，雖死也甘心無悔。
沈巡撫見其哀情懇切，又是婦女不怕拋頭面，敢於跪在路邊攔轎喊冤，想必是有冤屈，便受理了此狀。待進香之後，回到泰安州，就調來該案的卷宗，仔細翻閱，卻發現其中有些疑點。
首先，泰安知州在問案時存在疏忽，審問方氏的時候，上來便問其是否成奸，按照一般常理， 良家婦女即便是成奸，也不好意思當著許多男人的面承認有姦情，所以很難保證方氏所言屬實，而查問姦情的方式有許多種，泰安知州舍審問技巧而不用，直截了當地讓一名婦女承認姦情， 還讓其交代細節，身為官員居然去追究這樣的淫穢之事，則可見該知州心術正。
其次，雙方互控，各執一詞，王元起信誓旦旦，而且毫不顧忌引眾人為證，而李進貴總強調自己是外鄉人，無人願意為自己作證，在證人有可能要受到刑訊的情況下，有這樣多的人願意為王元起作證，也難保不是賄賂為證，抑或是畏懼王元起的勢力而不得不為證。泰安知州原本應該仔細衡量證人資格，更應該藉助保甲組織，由官府指定證人，其沒有這樣做，說其疏忽是輕的，甚至可以算是玩忽職守，官職都難以保住。
最後，泰安知州刑訊證人，固然是按照法律規定行事，但在原被告雙方及人證都在場的情況下，前邊人證受刑所講的話，後面的人證肯定效仿，再加上王元起使眼色，則難免眾口一詞。雖然眾口一詞在司法審判當中有極高的採信率，但也難免眾口鑠金，依靠輿論來製造聲勢，使冤者無法申辯。泰安知州如此疏忽，當然很難得到實情，也不能保證此案沒有冤屈，更何況王元起是個富豪，李進貴是個傭工，如果是李進貴借弟弟失蹤而敲詐錢財，算是可能，而其訴狀並沒有提錢財之事，敲詐錢財之事可以排除，那麼其堅定不移地講弟弟李進賢板打死了，則難說是捕風捉影。沈巡撫仔細分析情況之後，如何進行審訊，已經是成竹在胸了。
沈巡撫傳令泰安知州，將所有一干人犯都帶來聽審，自己親自審問，也動用了刑具，但眾人言詞慣熟，與此前招供完全一樣，沒有露出絲毫破綻，就得知他們是串通好的。沈巡撫在問訊過程中，發現有幾個人言辭閃爍，似乎隱瞞了些什麼，就決定分別進行審訊，以便各個擊破。沈巡撫先提訊人證蔡弘來，卻不問與案件相關的事，所談的乃是家長裡短，問其所住村巷、門戶，院落種有何樹，門前有何石，左鄰右舍都是誰。蔡弘來一一道來， 沈巡撫則默默記下，然後令人押人後堂等候。再提訊證人衛完來，也不問與案件相關的事，所談的仍然是家長裡短，問其居址、人口、孳畜及街坊四鄰，聽完回答，也令人押人後堂與此前人證分別看押。
約莫問了六七個證人，沈巡撫提訊證人林棠，未等其開口,便把他所住的村巷門戶，院中種有何樹木，家中有幾口人，養了多少雞鴨牲畜，如數家珍地講出。沈巡撫此舉，令林棠大吃一驚，懷疑巡撫定是進行過私訪，要不然如何知道得這樣詳細。林棠正在猶豫間，卻聽到沈巡撫轉了話題說:“李進賢是被人打折腿而死，其腿折了以後，必然尋找木板繃帶固定，你是該村的醫生，想必知道此事。這乃是你鄰家婦人王氏牽花牛經過的時候，親口對我說的，你如實講來，如果所講與我聽說的一樣，我就不怪罪你了，若是不一樣，就別怪本官大刑伺候了。”林棠見沈巡撫說得很詳細，其鄰家養有花牛，老婦王氏時常牽牛放牧，想必是沈巡撫已經查到實情。再說了，前面單獨提審的六七個人，有可能已經招供了，我此時若不說出實情，到時候真的大刑伺候，恐怕性命難保，不如從實講來，便說:“老大人所言極是，李進賢當時左大腿折斷，匍匐來到小的門前，要小的醫治，小的醫術很淺，如何治得了這樣的重症，只好先用兩塊木板給他綁上固定，讓其另尋高明，小的連醫療費都沒有收，但也不知道他去了何處，以當時的傷勢，是很難存活的。不過，小的確實不知道屍體。
沈巡撫由此得知李進賢確實曾遭受王元起等人的毆打，而且先是先打折左大腿，此後肯定是因為傷重身死，其屍體定然是王元起消屍滅跡，由此將王元起上了夾棍。在證人為證的情況下，王元起知道不能隱瞞，便把實情招出。
原來，王元起為一方富豪，橫行鄉里，欺壓百姓，無惡不作，鄉民畏之如虎，避之猶恐不及。恰巧有鄰縣傭工李進賢，帶妻方氏，要租其屋居住，王元起見方氏有些姿色，也就答應租住。當李進賢出外傭工時，王元起便來調戲方氏。方氏最初不願意，但身為外鄉人，身邊沒有個親戚朋友，又租住人家的房屋，有身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的感受，也不敢拒絕，只好聽任王元起所為。久而久之，被李進賢得知，便指責方氏說： "你不好好地守在閨門之內，如今卻讓醜聲聞之於外。許多人都說你與王主人有來往，還與之奸宿，以後你如果不改過從善，定將你活活，打死!"
方氏見丈夫責怪自己，也是委屈，便反駁道：“你為男子漢，能夠自立，如今住人家的房屋，要仰人衣食，不能為妻做主，卻讓為妻為你求活，如今為妻被人欺辱，你又能夠如何?他不僅僅是地頭蛇，還是食人猛虎，我們惹得起他嗎?你當為妻我願意背上不潔之名嗎?如今我們不如遷徙別處居住，以後再有這樣的醜事，為妻我便不是人也。”
李進賢聽到妻子的話，頓時怒氣填胸，便大罵說： "王強盜你若是再來我家，被我看到，定把你一刀殺了!"
方氏聽了，急忙掩住其口說:“這裡都是他的耳目，小心被人聽到，殺他不成，反害了你!”李進賢此時在妻子面前，也不能服軟，還駕罵咧咧不停，卻不想早就有人報知王元起。
第二天傍晚，李進賢下工回來，就被王家的家奴欄在路上，一通猛打， 將其左大腿打斷，然後稟報王元起。
王元起得知打成重傷，唯恐李進賢帶傷告狀，便令家奴將李進賢帶回，而此時李進賢剛找林棠醫救不成，正在路上爬行，欲趕回家中，被家奴看見，將之拾入王宅，置放於土牢，至半夜疼痛而死。王元起見狀，即令家奴將屍體掩埋于山溝之中。
次日，王元起來到李進賢家，聲稱要僱他抬轎。方氏說:“丈夫從昨日出門，至今未歸，真是令人擔心。”
王元起說:“聽說就近的山裡，來了幾隻斑斕猛虎，你丈夫沒有回來，恐怕是凶多吉少!”
方氏說:“這可如何是好?我一一個婦道人家，又無親無故，到哪裡去尋找呢?”
王元起說:“這還不好辦，我讓手下人替你尋找!”說罷就讓手下人去找人。約莫中午，手下人來報:“昨日果然有虎傷人，山上還有血跡，只是林木深暗，我等沒有敢深人尋找，可否帶夫人前去看看，有無李進賢的遺物，則可確定是否為虎所食。”
方氏聽罷大哭，在王元起的簇擁下，來到山溝查看，果然有血跡，而且還找到一隻鞋。方氏此時確信丈夫被老虎所食，不勝痛哭，只好怨恨自己命苦。
按照山東的習俗，丈夫死了，妻子嬰服重孝，因為有重孝在身，王元起也不前來尋找方氏。鄉中有不平者，見方氏是孤零零的寡婦，又沒有親朋好友，也是可憐，便悄地告訴方氏說:你丈夫並不是被老虎所食，乃王主人派家奴將之打死，有許多人都看見了，只是畏懼王主人的勢力，沒有人敢向你提及此事。我如今看你可憐，才偷偷地告訴你，千萬別說是我告訴你的。”方氏答應，這也是為什麼在公堂上，方氏不能夠找人為證的原因。
方氏即便得知了真情，身為婦道人家，也無可奈何。過了個月，王元起又來纏奸，方氏雖然勉強接納，情甚不樂。王元起見狀，也覺得無趣，便說：“你丈夫被老虎吃了，這也是天數，你整日悶悶不樂，我也覺得心疼。如今你是孤身婦人，難以在此久住，我若時時前來，也難免別人議論。不如這樣，我聽說你丈夫還有一個哥哥在，不如令人送你到丈夫哥哥家， 日後或有誠實郎君，我就領來，讓他娶你，也算是有個依靠。死者已經不能復生，你也不用過分悲傷。”然後便厚贈些禮物，派人送方氏回老家。
方氏見到丈夫哥哥李進貴，就把丈夫被王元起打死之事講出，哥哥當然不能不為弟弟申冤，便來到泰安州衙告狀，因為無憑無據，而王元起又買通人證，所以被泰安知州問成誣告之罪。幸虧沈巡撫來到泰安州，方氏攔轎告狀，得以受理，被沈巡撫查出可疑之處，採取分別提訊的方法，最終問出實情，此冤才得以昭雪。
按照《大明律，刑律·鬥毆·鬥毆及故殺人》條規定：殺者，斬。”沈巡撫以王元起見色起意，還敢私設牢獄，以牙呲之仇，就將人打死，所以將其擬為斬刑。同條還規定： "若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為重，下手者，絞。原謀者。百、流三千里。餘人，各杖一百。”此案是王元起指使家奴所為，所以家奴們“姑從減等”，擬為杖一百、流三千里。作偽證者，都按照“不應為”，分別予以杖責開釋。這正是：
淫凶豪強猛於虎，正直官員能原情
此案如果不是沈巡撫善於推理，則李進賢之冤終不能夠昭需，沈巡撫的巧處，就在於分別問證人，在分散證人注意力的情況下，巧妙地賺出真相，將淫凶繩之以法。在這裡，還特別要提到沈巡撫能夠原情。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殺死姦夫》條規定：“其妻妾因奸同謀殺死親夫者，凌遲處死；姦夫處斬。若姦夫自殺其夫者，姦婦雖不知情，絞。“本案方氏與王元起有姦情，按律方氏雖不知情，也要被判為絞刑，沈巡撫認為：方氏此前的奸是出於被勢力逼迫，而後來為報丈夫之仇，卻不遺餘力。所以沒有追究其罪，為的是讓天下人都知道，只要不辜負丈夫，就是好妻子，對於泰安知州則不能從輕處置了，身為民之父母官，偏聽偏信，不盡心盡力為百姓雪冤，則不能夠為父母官。所以沈巡撫將之彈勒後革職，水不敘用，也就斷送了其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