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注書之難'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注書難》條載注書是非常艱難的事，雖然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鄭玄）、王弼註解經文，杜元凱（杜預）註解《左傳》，顏師古註解《漢書》，也不能保證沒有任何失誤。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注書難》條載注書是非常艱難的事，雖然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鄭玄）、王弼註解經文，杜元凱（杜預）註解《左傳》，顏師古註解《漢書》，也不能保證沒有任何失誤。
王荊公（王安石）作的《詩新經》在《七月》之“八月剝棗”那句中，對“剝”字解釋為“剝，是剝去棗子的皮，然後進獻，是為了敬養老者。”而毛公本來的註文中說：“剝”是擊打。陸德明注“剝”字的音為普卜反。王安石都沒有采用。後來他從蔣山（南京鐘山）步行經過民家，問他家的老翁去哪裡了？回答說：“去撲棗了”，王安石才感到自己前面的註釋弄錯了，隨即上奏朝廷請求刪去自己過去註釋的十三個字，所以現在的本子上便沒有這句話了。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注書難》條載注書是非常艱難的事，雖然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鄭玄）、王弼註解經文，杜元凱（杜預）註解《左傳》，顏師古註解《漢書》，也不能保證沒有任何失誤。
王荊公（王安石）作的《詩新經》在《七月》之“八月剝棗”那句中，對“剝”字解釋為“剝，是剝去棗子的皮，然後進獻，是為了敬養老者。”而毛公本來的註文中說：“剝”是擊打。陸德明注“剝”字的音為普卜反。王安石都沒有采用。後來他從蔣山（南京鐘山）步行經過民家，問他家的老翁去哪裡了？回答說：“去撲棗了”，王安石才感到自己前面的註釋弄錯了，隨即上奏朝廷請求刪去自己過去註釋的十三個字，所以現在的本子上便沒有這句話了。
王安石畫像
顯然，注書之難，即便是漢晉名家孔安國、馬融、鄭玄、王弼之解經，晉杜預、唐顏師古之注史，亦難免有失。馬融、鄭玄皆古文學家。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不同，古文學派偏重於文字的訓詁，經典文本均用先秦古文寫成，詮釋文本時要弄清古文字與今文字的關係，側重於文本語詞的訓釋。他們做的工作是以今詞釋古詞，以雅語釋俗語，以本名釋異名，以詳言釋略言，通過經典文本文字上所具有的意義，恢復文本的原始狀態。實際上古今言殊，四方異說，雅俗相隔，要溝通古今、雅俗、在言語文字上四方的差異，古文難免有失。
王弼和杜預是魏晉間人。王弼是魏晉玄學的領軍人物，他注過《論語》和《周易》，強調的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老莊的玄理來解釋儒學的經典，認為要超越名物訓詁，直接去掌握言詞背後的義理，提出“得意忘言，得魚忘筌，得兔忘蹄”，要領會和闡釋聖人言外之意，故其不同於漢代的訓詁注重於器物、執著於名實關係。魏晉玄學偏重於名理關係，相信自己的文字解釋可以完整地傳達聖賢言外之意，如此去闡釋經典，難免走上六經注我的道路上去，這也難免有失。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注書難》條載注書是非常艱難的事，雖然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鄭玄）、王弼註解經文，杜元凱（杜預）註解《左傳》，顏師古註解《漢書》，也不能保證沒有任何失誤。
王荊公（王安石）作的《詩新經》在《七月》之“八月剝棗”那句中，對“剝”字解釋為“剝，是剝去棗子的皮，然後進獻，是為了敬養老者。”而毛公本來的註文中說：“剝”是擊打。陸德明注“剝”字的音為普卜反。王安石都沒有采用。後來他從蔣山（南京鐘山）步行經過民家，問他家的老翁去哪裡了？回答說：“去撲棗了”，王安石才感到自己前面的註釋弄錯了，隨即上奏朝廷請求刪去自己過去註釋的十三個字，所以現在的本子上便沒有這句話了。
王安石畫像
顯然，注書之難，即便是漢晉名家孔安國、馬融、鄭玄、王弼之解經，晉杜預、唐顏師古之注史，亦難免有失。馬融、鄭玄皆古文學家。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不同，古文學派偏重於文字的訓詁，經典文本均用先秦古文寫成，詮釋文本時要弄清古文字與今文字的關係，側重於文本語詞的訓釋。他們做的工作是以今詞釋古詞，以雅語釋俗語，以本名釋異名，以詳言釋略言，通過經典文本文字上所具有的意義，恢復文本的原始狀態。實際上古今言殊，四方異說，雅俗相隔，要溝通古今、雅俗、在言語文字上四方的差異，古文難免有失。
王弼和杜預是魏晉間人。王弼是魏晉玄學的領軍人物，他注過《論語》和《周易》，強調的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老莊的玄理來解釋儒學的經典，認為要超越名物訓詁，直接去掌握言詞背後的義理，提出“得意忘言，得魚忘筌，得兔忘蹄”，要領會和闡釋聖人言外之意，故其不同於漢代的訓詁注重於器物、執著於名實關係。魏晉玄學偏重於名理關係，相信自己的文字解釋可以完整地傳達聖賢言外之意，如此去闡釋經典，難免走上六經注我的道路上去，這也難免有失。
王弼畫像
宋代王安石應該算是一個名家了，為什麼也會不顧原來毛公本注而望文生義地出現這樣的錯誤呢？這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宋人有疑古的風氣，不信註疏幾乎是宋代各個學派治經的普遍性傾向。歐陽修有一句名言：“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八）主張要把握聖人的“理義大本”，而不必拘泥於個別文字的表面意思。王安石同樣如此，認為《春秋三傳》皆不足信，說《詩》多用己意，所以他才會置毛公本注不顧，而把“剝”說成“剝棗之皮”，當他到郊區農民家去親聞他們“撲棗”的經歷，才悟到自己錯了。
詩的註釋，有時要親歷作者當時的情景，通過身臨其境，切己體認以後，才能真正領會到作者的意圖，感悟其本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文本的意義，只有切身體驗才能把握。朱熹說：“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身己，從自家身己做去。”（《朱子語類》卷八）對詩的閱讀註解，必須親身體會類似作者那時的情境，才能切題，進入詩人的內心世界。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注書難》條載注書是非常艱難的事，雖然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鄭玄）、王弼註解經文，杜元凱（杜預）註解《左傳》，顏師古註解《漢書》，也不能保證沒有任何失誤。
王荊公（王安石）作的《詩新經》在《七月》之“八月剝棗”那句中，對“剝”字解釋為“剝，是剝去棗子的皮，然後進獻，是為了敬養老者。”而毛公本來的註文中說：“剝”是擊打。陸德明注“剝”字的音為普卜反。王安石都沒有采用。後來他從蔣山（南京鐘山）步行經過民家，問他家的老翁去哪裡了？回答說：“去撲棗了”，王安石才感到自己前面的註釋弄錯了，隨即上奏朝廷請求刪去自己過去註釋的十三個字，所以現在的本子上便沒有這句話了。
王安石畫像
顯然，注書之難，即便是漢晉名家孔安國、馬融、鄭玄、王弼之解經，晉杜預、唐顏師古之注史，亦難免有失。馬融、鄭玄皆古文學家。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不同，古文學派偏重於文字的訓詁，經典文本均用先秦古文寫成，詮釋文本時要弄清古文字與今文字的關係，側重於文本語詞的訓釋。他們做的工作是以今詞釋古詞，以雅語釋俗語，以本名釋異名，以詳言釋略言，通過經典文本文字上所具有的意義，恢復文本的原始狀態。實際上古今言殊，四方異說，雅俗相隔，要溝通古今、雅俗、在言語文字上四方的差異，古文難免有失。
王弼和杜預是魏晉間人。王弼是魏晉玄學的領軍人物，他注過《論語》和《周易》，強調的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老莊的玄理來解釋儒學的經典，認為要超越名物訓詁，直接去掌握言詞背後的義理，提出“得意忘言，得魚忘筌，得兔忘蹄”，要領會和闡釋聖人言外之意，故其不同於漢代的訓詁注重於器物、執著於名實關係。魏晉玄學偏重於名理關係，相信自己的文字解釋可以完整地傳達聖賢言外之意，如此去闡釋經典，難免走上六經注我的道路上去，這也難免有失。
王弼畫像
宋代王安石應該算是一個名家了，為什麼也會不顧原來毛公本注而望文生義地出現這樣的錯誤呢？這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宋人有疑古的風氣，不信註疏幾乎是宋代各個學派治經的普遍性傾向。歐陽修有一句名言：“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八）主張要把握聖人的“理義大本”，而不必拘泥於個別文字的表面意思。王安石同樣如此，認為《春秋三傳》皆不足信，說《詩》多用己意，所以他才會置毛公本注不顧，而把“剝”說成“剝棗之皮”，當他到郊區農民家去親聞他們“撲棗”的經歷，才悟到自己錯了。
詩的註釋，有時要親歷作者當時的情景，通過身臨其境，切己體認以後，才能真正領會到作者的意圖，感悟其本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文本的意義，只有切身體驗才能把握。朱熹說：“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身己，從自家身己做去。”（《朱子語類》卷八）對詩的閱讀註解，必須親身體會類似作者那時的情境，才能切題，進入詩人的內心世界。
徽宗政和初年，蔡京當權的時候，禁止傳播蘇軾的作品。在蘄春有一士子關起門來注蘇東坡的詩，而且不與他人往來。錢伸仲任職黃岡尉時，要考核縣學上舍的生員，往來經過那個地方，三次拜謁然後得以見面，第一件事便是借閱他注的書。士子指著書案一側放的數十篇厚厚的書稿，讓他隨意抽看翻閱。恰巧拿到蘇東坡《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士子的註文說：“玉奴，是南齊東昏侯潘妃的小字。臨春、結綺是陳後主建築的三閣的名稱。”錢伸仲便說：“註釋只有這些內容嗎？”回答說：“是的。”錢伸仲說：“唐牛僧孺作過一篇《周秦行紀》，記載他夢中入薄太后廟，看到古代的后妃之輩。也就是他詩中所謂的‘月地雲階拜洞仙。’東昏侯是因為玉兒的緣故，才弄得身死國除，所以玉兒沒有辜負他。這才是蘇東坡這首詩句所用典故的出處。先生為什麼沒有把這一點寫出來呢？”士子聽了以後恍然失色，一句話也不說，叮囑他的兒子將桌子上的書稿全部用火燒掉。錢伸仲勸他把書稿留下來，那士子堅決不同意，他說：“我枉費了十年功夫，不是你指出我的失誤，那豈不給士林留下笑柄嗎？”錢伸仲經常在人們面前談及這件事情，無非是為了教育後生。不過錢伸仲自己也不清楚玉奴是楊貴妃的自稱，玉兒是潘妃的小字。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注書難》條載注書是非常艱難的事，雖然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鄭玄）、王弼註解經文，杜元凱（杜預）註解《左傳》，顏師古註解《漢書》，也不能保證沒有任何失誤。
王荊公（王安石）作的《詩新經》在《七月》之“八月剝棗”那句中，對“剝”字解釋為“剝，是剝去棗子的皮，然後進獻，是為了敬養老者。”而毛公本來的註文中說：“剝”是擊打。陸德明注“剝”字的音為普卜反。王安石都沒有采用。後來他從蔣山（南京鐘山）步行經過民家，問他家的老翁去哪裡了？回答說：“去撲棗了”，王安石才感到自己前面的註釋弄錯了，隨即上奏朝廷請求刪去自己過去註釋的十三個字，所以現在的本子上便沒有這句話了。
王安石畫像
顯然，注書之難，即便是漢晉名家孔安國、馬融、鄭玄、王弼之解經，晉杜預、唐顏師古之注史，亦難免有失。馬融、鄭玄皆古文學家。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不同，古文學派偏重於文字的訓詁，經典文本均用先秦古文寫成，詮釋文本時要弄清古文字與今文字的關係，側重於文本語詞的訓釋。他們做的工作是以今詞釋古詞，以雅語釋俗語，以本名釋異名，以詳言釋略言，通過經典文本文字上所具有的意義，恢復文本的原始狀態。實際上古今言殊，四方異說，雅俗相隔，要溝通古今、雅俗、在言語文字上四方的差異，古文難免有失。
王弼和杜預是魏晉間人。王弼是魏晉玄學的領軍人物，他注過《論語》和《周易》，強調的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老莊的玄理來解釋儒學的經典，認為要超越名物訓詁，直接去掌握言詞背後的義理，提出“得意忘言，得魚忘筌，得兔忘蹄”，要領會和闡釋聖人言外之意，故其不同於漢代的訓詁注重於器物、執著於名實關係。魏晉玄學偏重於名理關係，相信自己的文字解釋可以完整地傳達聖賢言外之意，如此去闡釋經典，難免走上六經注我的道路上去，這也難免有失。
王弼畫像
宋代王安石應該算是一個名家了，為什麼也會不顧原來毛公本注而望文生義地出現這樣的錯誤呢？這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宋人有疑古的風氣，不信註疏幾乎是宋代各個學派治經的普遍性傾向。歐陽修有一句名言：“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八）主張要把握聖人的“理義大本”，而不必拘泥於個別文字的表面意思。王安石同樣如此，認為《春秋三傳》皆不足信，說《詩》多用己意，所以他才會置毛公本注不顧，而把“剝”說成“剝棗之皮”，當他到郊區農民家去親聞他們“撲棗”的經歷，才悟到自己錯了。
詩的註釋，有時要親歷作者當時的情景，通過身臨其境，切己體認以後，才能真正領會到作者的意圖，感悟其本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文本的意義，只有切身體驗才能把握。朱熹說：“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身己，從自家身己做去。”（《朱子語類》卷八）對詩的閱讀註解，必須親身體會類似作者那時的情境，才能切題，進入詩人的內心世界。
徽宗政和初年，蔡京當權的時候，禁止傳播蘇軾的作品。在蘄春有一士子關起門來注蘇東坡的詩，而且不與他人往來。錢伸仲任職黃岡尉時，要考核縣學上舍的生員，往來經過那個地方，三次拜謁然後得以見面，第一件事便是借閱他注的書。士子指著書案一側放的數十篇厚厚的書稿，讓他隨意抽看翻閱。恰巧拿到蘇東坡《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士子的註文說：“玉奴，是南齊東昏侯潘妃的小字。臨春、結綺是陳後主建築的三閣的名稱。”錢伸仲便說：“註釋只有這些內容嗎？”回答說：“是的。”錢伸仲說：“唐牛僧孺作過一篇《周秦行紀》，記載他夢中入薄太后廟，看到古代的后妃之輩。也就是他詩中所謂的‘月地雲階拜洞仙。’東昏侯是因為玉兒的緣故，才弄得身死國除，所以玉兒沒有辜負他。這才是蘇東坡這首詩句所用典故的出處。先生為什麼沒有把這一點寫出來呢？”士子聽了以後恍然失色，一句話也不說，叮囑他的兒子將桌子上的書稿全部用火燒掉。錢伸仲勸他把書稿留下來，那士子堅決不同意，他說：“我枉費了十年功夫，不是你指出我的失誤，那豈不給士林留下笑柄嗎？”錢伸仲經常在人們面前談及這件事情，無非是為了教育後生。不過錢伸仲自己也不清楚玉奴是楊貴妃的自稱，玉兒是潘妃的小字。
紹興初年，又曾有一個名叫傅幹的秀才註釋過蘇東坡的詞，註釋者在“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那句註文中沒有引用“今夕是何年”的來歷。實際上此句來自牛僧孺《周秦行紀》中應潘妃等之命所作詩：“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顯然，注者不知《和楊公濟梅花》十絕中“月地雲階漫一尊”句中的“月地雲階”及《水調歌頭》“今夕是何年”句皆出自牛僧孺的《周秦行紀》。
傅幹與蘄春士人注蘇東坡詩詞的錯失，是宋人注本朝詞發生的錯失。照理當代人注當代人的作品不應發生如此失誤，因為沒有古今之隔。可是我們要注意唐宋人吟詩作文的風氣。黃庭堅在《答洪駒父書》中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少讀書，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所以唐宋人的詩詞中大量使用典故，以才學為詩。
典故沉積著大量的文化內涵，包括哲理和審美的感受。它能使詩詞以非常簡練的文字語言，包含著豐富的意義。但是典故卻拉開了今人與它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所以在詩歌的註釋中，典故的註釋佔了核心的地位，同時它對註釋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注書者必須博覽群書，一定要註明所用典故和詞語的來歷。蘄春士人與傅幹的錯失就是不能“博覽群書”，就不具備註書的資格。即使洪邁本人在這篇講述注書之難的短文中，也還有錯失之處，如傅洪秀才應是傅幹之誤，不由得讓人感嘆注書時錯失難免。雖然難，但注書還得儘量去做，減少和避免錯失是注書者必不可少的職責，以免貽誤後生。
總結起來，注書之難，在於“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的中間，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度。以我注六經，則會被章句文義所牽拘，以致解釋經義成為大量文字的堆積，流於繁瑣。“六經”注我，雖可避其繁瑣，卻又易產生主觀空泛的議論。筆瀉江河，流於不實。注書能切中時要，實是不易之舉。
注書之難，更在於注書須切合時代需要。《皇清經解》卷帙浩繁，今人已束之高閣，無人問津。李善注《文選》，因符合於士人尋章摘句，寫作文章，應付科舉考試的需要，則經歷千年而不廢。《孝經》因適應封建統治者“以孝治天下”的要求，有安定社會秩序、移風易俗的功用，因而在唐以前不啻有近百家為之作注。
到唐代，玄宗作《孝經注》，宋刑昺因之廣以疏解，一直流傳到封建之末，就是因為它為廣大士民所必讀的緣故。劉知幾在《史通·補註》中說：“昔詩書即成，而毛（公）孔（安國）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傳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注者符合時代需要便會流傳不息；若不符合時代需要，沒有時代氣息便會被人們廢置和拋棄。
《史記》有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的三家注。《漢書》有唐顏師古注，《三國志》有南朝裴松之注，《資治通鑑》有元胡三省注。此類史注皆因其切於時用，註釋資料翔實有益於學者識讀，故至今仍為古史研究者必備之書。這就是傳注是否有生命力的關鍵所在。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注書難》條載注書是非常艱難的事，雖然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鄭玄）、王弼註解經文，杜元凱（杜預）註解《左傳》，顏師古註解《漢書》，也不能保證沒有任何失誤。
王荊公（王安石）作的《詩新經》在《七月》之“八月剝棗”那句中，對“剝”字解釋為“剝，是剝去棗子的皮，然後進獻，是為了敬養老者。”而毛公本來的註文中說：“剝”是擊打。陸德明注“剝”字的音為普卜反。王安石都沒有采用。後來他從蔣山（南京鐘山）步行經過民家，問他家的老翁去哪裡了？回答說：“去撲棗了”，王安石才感到自己前面的註釋弄錯了，隨即上奏朝廷請求刪去自己過去註釋的十三個字，所以現在的本子上便沒有這句話了。
王安石畫像
顯然，注書之難，即便是漢晉名家孔安國、馬融、鄭玄、王弼之解經，晉杜預、唐顏師古之注史，亦難免有失。馬融、鄭玄皆古文學家。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不同，古文學派偏重於文字的訓詁，經典文本均用先秦古文寫成，詮釋文本時要弄清古文字與今文字的關係，側重於文本語詞的訓釋。他們做的工作是以今詞釋古詞，以雅語釋俗語，以本名釋異名，以詳言釋略言，通過經典文本文字上所具有的意義，恢復文本的原始狀態。實際上古今言殊，四方異說，雅俗相隔，要溝通古今、雅俗、在言語文字上四方的差異，古文難免有失。
王弼和杜預是魏晉間人。王弼是魏晉玄學的領軍人物，他注過《論語》和《周易》，強調的是“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老莊的玄理來解釋儒學的經典，認為要超越名物訓詁，直接去掌握言詞背後的義理，提出“得意忘言，得魚忘筌，得兔忘蹄”，要領會和闡釋聖人言外之意，故其不同於漢代的訓詁注重於器物、執著於名實關係。魏晉玄學偏重於名理關係，相信自己的文字解釋可以完整地傳達聖賢言外之意，如此去闡釋經典，難免走上六經注我的道路上去，這也難免有失。
王弼畫像
宋代王安石應該算是一個名家了，為什麼也會不顧原來毛公本注而望文生義地出現這樣的錯誤呢？這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宋人有疑古的風氣，不信註疏幾乎是宋代各個學派治經的普遍性傾向。歐陽修有一句名言：“大儒君子之於學也，理達而已矣。”（《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八）主張要把握聖人的“理義大本”，而不必拘泥於個別文字的表面意思。王安石同樣如此，認為《春秋三傳》皆不足信，說《詩》多用己意，所以他才會置毛公本注不顧，而把“剝”說成“剝棗之皮”，當他到郊區農民家去親聞他們“撲棗”的經歷，才悟到自己錯了。
詩的註釋，有時要親歷作者當時的情景，通過身臨其境，切己體認以後，才能真正領會到作者的意圖，感悟其本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文本的意義，只有切身體驗才能把握。朱熹說：“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身己，從自家身己做去。”（《朱子語類》卷八）對詩的閱讀註解，必須親身體會類似作者那時的情境，才能切題，進入詩人的內心世界。
徽宗政和初年，蔡京當權的時候，禁止傳播蘇軾的作品。在蘄春有一士子關起門來注蘇東坡的詩，而且不與他人往來。錢伸仲任職黃岡尉時，要考核縣學上舍的生員，往來經過那個地方，三次拜謁然後得以見面，第一件事便是借閱他注的書。士子指著書案一側放的數十篇厚厚的書稿，讓他隨意抽看翻閱。恰巧拿到蘇東坡《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士子的註文說：“玉奴，是南齊東昏侯潘妃的小字。臨春、結綺是陳後主建築的三閣的名稱。”錢伸仲便說：“註釋只有這些內容嗎？”回答說：“是的。”錢伸仲說：“唐牛僧孺作過一篇《周秦行紀》，記載他夢中入薄太后廟，看到古代的后妃之輩。也就是他詩中所謂的‘月地雲階拜洞仙。’東昏侯是因為玉兒的緣故，才弄得身死國除，所以玉兒沒有辜負他。這才是蘇東坡這首詩句所用典故的出處。先生為什麼沒有把這一點寫出來呢？”士子聽了以後恍然失色，一句話也不說，叮囑他的兒子將桌子上的書稿全部用火燒掉。錢伸仲勸他把書稿留下來，那士子堅決不同意，他說：“我枉費了十年功夫，不是你指出我的失誤，那豈不給士林留下笑柄嗎？”錢伸仲經常在人們面前談及這件事情，無非是為了教育後生。不過錢伸仲自己也不清楚玉奴是楊貴妃的自稱，玉兒是潘妃的小字。
紹興初年，又曾有一個名叫傅幹的秀才註釋過蘇東坡的詞，註釋者在“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那句註文中沒有引用“今夕是何年”的來歷。實際上此句來自牛僧孺《周秦行紀》中應潘妃等之命所作詩：“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顯然，注者不知《和楊公濟梅花》十絕中“月地雲階漫一尊”句中的“月地雲階”及《水調歌頭》“今夕是何年”句皆出自牛僧孺的《周秦行紀》。
傅幹與蘄春士人注蘇東坡詩詞的錯失，是宋人注本朝詞發生的錯失。照理當代人注當代人的作品不應發生如此失誤，因為沒有古今之隔。可是我們要注意唐宋人吟詩作文的風氣。黃庭堅在《答洪駒父書》中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少讀書，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所以唐宋人的詩詞中大量使用典故，以才學為詩。
典故沉積著大量的文化內涵，包括哲理和審美的感受。它能使詩詞以非常簡練的文字語言，包含著豐富的意義。但是典故卻拉開了今人與它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距離。所以在詩歌的註釋中，典故的註釋佔了核心的地位，同時它對註釋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注書者必須博覽群書，一定要註明所用典故和詞語的來歷。蘄春士人與傅幹的錯失就是不能“博覽群書”，就不具備註書的資格。即使洪邁本人在這篇講述注書之難的短文中，也還有錯失之處，如傅洪秀才應是傅幹之誤，不由得讓人感嘆注書時錯失難免。雖然難，但注書還得儘量去做，減少和避免錯失是注書者必不可少的職責，以免貽誤後生。
總結起來，注書之難，在於“我注六經”與“六經注我”的中間，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度。以我注六經，則會被章句文義所牽拘，以致解釋經義成為大量文字的堆積，流於繁瑣。“六經”注我，雖可避其繁瑣，卻又易產生主觀空泛的議論。筆瀉江河，流於不實。注書能切中時要，實是不易之舉。
注書之難，更在於注書須切合時代需要。《皇清經解》卷帙浩繁，今人已束之高閣，無人問津。李善注《文選》，因符合於士人尋章摘句，寫作文章，應付科舉考試的需要，則經歷千年而不廢。《孝經》因適應封建統治者“以孝治天下”的要求，有安定社會秩序、移風易俗的功用，因而在唐以前不啻有近百家為之作注。
到唐代，玄宗作《孝經注》，宋刑昺因之廣以疏解，一直流傳到封建之末，就是因為它為廣大士民所必讀的緣故。劉知幾在《史通·補註》中說：“昔詩書即成，而毛（公）孔（安國）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傳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注者符合時代需要便會流傳不息；若不符合時代需要，沒有時代氣息便會被人們廢置和拋棄。
《史記》有南朝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的三家注。《漢書》有唐顏師古注，《三國志》有南朝裴松之注，《資治通鑑》有元胡三省注。此類史注皆因其切於時用，註釋資料翔實有益於學者識讀，故至今仍為古史研究者必備之書。這就是傳注是否有生命力的關鍵所在。
反之，從經學自身來講，一定要不斷有新的解讀和註釋。新的註釋會給古典注入新的活力。否則的話，再好的文化傳統和經典著作，沒有後人不斷的解讀，它也會自行逐漸消亡的。註釋是各種古文化能否得以傳承的條件，也是我們坐冷板凳做這件極其繁難工作的意義所在。希望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能長盛不衰，成為今後我們民族得以長期安身立命的一個重要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