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上海：充分顯示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運籌帷幄！'
上海戰役，以其輝煌的勝利載入史冊，創造了戰爭史上罕見的奇蹟。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英明決策和軍事指揮家運籌帷幄的智慧與政治家高瞻遠矚的雄才大略。
上海戰役，以其輝煌的勝利載入史冊，創造了戰爭史上罕見的奇蹟。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英明決策和軍事指揮家運籌帷幄的智慧與政治家高瞻遠矚的雄才大略。
導讀：有關陳毅擔任解放後的上海市長之事，毛澤東還專門徵求了黃炎培、陳叔通、柳亞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見，得到他們一致的贊同。為了減少奪取和接管上海的阻力，毛澤東還親自對上海的幫會頭目杜月笙等人做了爭取工作。
（一）
淮海戰役即將結束之際，毛澤東所考慮的已不光是渡江作戰的問題，而是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大事。因此，對如何奪取和接管好上海這座大城市，就更為關注。
解放前的上海，是座有500多萬人口，1.2萬多家工廠，6萬多家商店，工業總產值和貿易額分別佔全國一半的世界聞名的大城市。怎樣才能使這座大城市不因奪取她而遭戰火毀壞，怎樣防止國民黨fan動派破壞，搞“焦土政策”，解放以後，又怎樣使其很快恢復和發展生產，毛澤東為此而嘔心瀝血，適時而果斷地作出了許多有預見的戰略決策。
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黨中央早就在作組織準備工作了。1948年12月，黨中央就致電上海局選派30～50名幹部，去東北解放區學習城市管理。1949年2月3日，黨中央又致電各地要抽調幹部隨軍南下，並具體要求華東和華中抽調1.5萬名幹部加以培訓，於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待命”。被抽調參加上海接管工作的幹部中，許多人對上海情況較為熟悉，有的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和技術人才。毛澤東和周恩來還親自點名原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潘漢年、夏衍、許滌 新從香港迅速趕回北平接受任務，準備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
當他們到達北平後，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同志分別接見了他們，對接管上海的許多準備工作， 都作了具體交代。5月12日晚10時，毛澤東在雙清別墅接見了他們，聽取了潘漢年對香港情況的彙報。毛澤東很注意港英當局對我們的態度，潘漢年等人回答了毛澤東的一些詢問。
當潘漢年請毛澤東對接管上海工作作指示時，毛澤東說：總的方針中央已經給陳毅、饒漱石發了電報，重要的一點是儘可能完好地保存這個工業 城市，不要讓國民黨實行焦土政策。至於具體作法，可以按恩來給你們的指示辦理。那天接見時毛澤東的情緒很好，在潘漢年作彙報時，他幾次很風趣地插話，他把潘漢年叫作“小開”。這位長期在敵佔區做情報工作的幹部毛澤東對他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對於誰去主持解放後的上海的工作，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夕召見劉伯承、陳毅時，就說，黨中央的意思要陳擔任未來的上海市長，想聽聽陳毅本人的意見。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召集華東局的領導同志討論進佔上海的問題時，又提出了“慎重、緩進”的方針，他甚至把進入上海看作是中國革命的“一大難關”。難在何處?陳毅後來解釋說，當時中央擔心兩大危險：一是我們打上海，美國出兵干涉;二是我們接管搞不好，進城後停工停電，大混亂，上海變成一座“死 城”。黨中央、毛澤東後來領導上海軍民闖過了這個難關。
上海戰役，以其輝煌的勝利載入史冊，創造了戰爭史上罕見的奇蹟。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英明決策和軍事指揮家運籌帷幄的智慧與政治家高瞻遠矚的雄才大略。
導讀：有關陳毅擔任解放後的上海市長之事，毛澤東還專門徵求了黃炎培、陳叔通、柳亞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見，得到他們一致的贊同。為了減少奪取和接管上海的阻力，毛澤東還親自對上海的幫會頭目杜月笙等人做了爭取工作。
（一）
淮海戰役即將結束之際，毛澤東所考慮的已不光是渡江作戰的問題，而是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大事。因此，對如何奪取和接管好上海這座大城市，就更為關注。
解放前的上海，是座有500多萬人口，1.2萬多家工廠，6萬多家商店，工業總產值和貿易額分別佔全國一半的世界聞名的大城市。怎樣才能使這座大城市不因奪取她而遭戰火毀壞，怎樣防止國民黨fan動派破壞，搞“焦土政策”，解放以後，又怎樣使其很快恢復和發展生產，毛澤東為此而嘔心瀝血，適時而果斷地作出了許多有預見的戰略決策。
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黨中央早就在作組織準備工作了。1948年12月，黨中央就致電上海局選派30～50名幹部，去東北解放區學習城市管理。1949年2月3日，黨中央又致電各地要抽調幹部隨軍南下，並具體要求華東和華中抽調1.5萬名幹部加以培訓，於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待命”。被抽調參加上海接管工作的幹部中，許多人對上海情況較為熟悉，有的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和技術人才。毛澤東和周恩來還親自點名原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潘漢年、夏衍、許滌 新從香港迅速趕回北平接受任務，準備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
當他們到達北平後，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同志分別接見了他們，對接管上海的許多準備工作， 都作了具體交代。5月12日晚10時，毛澤東在雙清別墅接見了他們，聽取了潘漢年對香港情況的彙報。毛澤東很注意港英當局對我們的態度，潘漢年等人回答了毛澤東的一些詢問。
當潘漢年請毛澤東對接管上海工作作指示時，毛澤東說：總的方針中央已經給陳毅、饒漱石發了電報，重要的一點是儘可能完好地保存這個工業 城市，不要讓國民黨實行焦土政策。至於具體作法，可以按恩來給你們的指示辦理。那天接見時毛澤東的情緒很好，在潘漢年作彙報時，他幾次很風趣地插話，他把潘漢年叫作“小開”。這位長期在敵佔區做情報工作的幹部毛澤東對他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對於誰去主持解放後的上海的工作，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夕召見劉伯承、陳毅時，就說，黨中央的意思要陳擔任未來的上海市長，想聽聽陳毅本人的意見。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召集華東局的領導同志討論進佔上海的問題時，又提出了“慎重、緩進”的方針，他甚至把進入上海看作是中國革命的“一大難關”。難在何處?陳毅後來解釋說，當時中央擔心兩大危險：一是我們打上海，美國出兵干涉;二是我們接管搞不好，進城後停工停電，大混亂，上海變成一座“死 城”。黨中央、毛澤東後來領導上海軍民闖過了這個難關。
為了統一指揮百萬大軍渡江作戰，統籌華東和中原戰略區對軍隊的支援，搞好對上海等江南城市的接管，1949年2月，黨中央決定將淮海戰役期間由第二和第三野戰軍的主要負責人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等人組成的總前委，繼續行使職權;並決定增補劉伯承、張際春、陳賡四同志為華東局委員。
與此同時，對奪取和接管上海批准組建了兩套班子，即以陳毅等為主，有5000多名幹部組成的接管上海的工作班子;以粟裕為主的三野前委，統率第9和第10兩個兵團、8個軍(後增至10個軍)，準備以軍事手段，強行奪 取上海的戰鬥部隊。1949年5月20日，黨中央致電華東局，同意陳毅、粟裕為上海市軍管會正副主任，下設財經、文教、軍政三個接管委員會。
電文中除同意財經接管委員會以曾山為主任，許滌新、劉少文為副主任外，“必須吸收一部分產業界民主人士及職工中有威望的領袖參加”;中共華東局上報的文教接管委員會由範長江任主任，中央在審批時，毛澤東提出上海市的文教系統“規模太大”，主任“應由陳毅兼”，最後，中央批覆中，陳毅為主任，夏衍、錢俊瑞、範長江、唐守 愚、戴伯韜為副主任，“亦須吸收一部分黨外文化工作者參加”……可以說，參加接管上海的許多主要成員和上海解放後準備擔任主要領導工作的幹部，都是經過毛澤東逐個審定的。這些重要的決策，為更加有效地奪取和接管好上海，從組織上提供了勝利的保證。
在制訂接管上海的重要政策時，毛澤東除了親自查閱資料，召開座談會，瞭解上海的情況外，在雙清別墅還幾次召見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負責人劉曉聽取上海情況的彙報，弄清上海有多少工人階級，有多少資產階級，有多少小資產階級，有多少失業工人，並對上海的幾百萬市民作了階級分析。
毛澤東除了審查修改中央下發的許多政策文件外，還親自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即《約法八章》，對黨在新解放區的政策和全黨全軍全民必須遵循的章法，作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條 文規定。華東局、華東軍區和三野領導機關，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有關指示精神，也都先後制定和下發了《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守則和紀律》和《入城三 大公約、十項守則》等有關具體的政策紀律規定，這些規定，對統一全黨全軍行動，穩定新區人心，團結人民、分化敵人，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上海戰役，以其輝煌的勝利載入史冊，創造了戰爭史上罕見的奇蹟。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英明決策和軍事指揮家運籌帷幄的智慧與政治家高瞻遠矚的雄才大略。
導讀：有關陳毅擔任解放後的上海市長之事，毛澤東還專門徵求了黃炎培、陳叔通、柳亞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見，得到他們一致的贊同。為了減少奪取和接管上海的阻力，毛澤東還親自對上海的幫會頭目杜月笙等人做了爭取工作。
（一）
淮海戰役即將結束之際，毛澤東所考慮的已不光是渡江作戰的問題，而是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大事。因此，對如何奪取和接管好上海這座大城市，就更為關注。
解放前的上海，是座有500多萬人口，1.2萬多家工廠，6萬多家商店，工業總產值和貿易額分別佔全國一半的世界聞名的大城市。怎樣才能使這座大城市不因奪取她而遭戰火毀壞，怎樣防止國民黨fan動派破壞，搞“焦土政策”，解放以後，又怎樣使其很快恢復和發展生產，毛澤東為此而嘔心瀝血，適時而果斷地作出了許多有預見的戰略決策。
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黨中央早就在作組織準備工作了。1948年12月，黨中央就致電上海局選派30～50名幹部，去東北解放區學習城市管理。1949年2月3日，黨中央又致電各地要抽調幹部隨軍南下，並具體要求華東和華中抽調1.5萬名幹部加以培訓，於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待命”。被抽調參加上海接管工作的幹部中，許多人對上海情況較為熟悉，有的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和技術人才。毛澤東和周恩來還親自點名原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潘漢年、夏衍、許滌 新從香港迅速趕回北平接受任務，準備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
當他們到達北平後，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同志分別接見了他們，對接管上海的許多準備工作， 都作了具體交代。5月12日晚10時，毛澤東在雙清別墅接見了他們，聽取了潘漢年對香港情況的彙報。毛澤東很注意港英當局對我們的態度，潘漢年等人回答了毛澤東的一些詢問。
當潘漢年請毛澤東對接管上海工作作指示時，毛澤東說：總的方針中央已經給陳毅、饒漱石發了電報，重要的一點是儘可能完好地保存這個工業 城市，不要讓國民黨實行焦土政策。至於具體作法，可以按恩來給你們的指示辦理。那天接見時毛澤東的情緒很好，在潘漢年作彙報時，他幾次很風趣地插話，他把潘漢年叫作“小開”。這位長期在敵佔區做情報工作的幹部毛澤東對他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對於誰去主持解放後的上海的工作，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夕召見劉伯承、陳毅時，就說，黨中央的意思要陳擔任未來的上海市長，想聽聽陳毅本人的意見。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召集華東局的領導同志討論進佔上海的問題時，又提出了“慎重、緩進”的方針，他甚至把進入上海看作是中國革命的“一大難關”。難在何處?陳毅後來解釋說，當時中央擔心兩大危險：一是我們打上海，美國出兵干涉;二是我們接管搞不好，進城後停工停電，大混亂，上海變成一座“死 城”。黨中央、毛澤東後來領導上海軍民闖過了這個難關。
為了統一指揮百萬大軍渡江作戰，統籌華東和中原戰略區對軍隊的支援，搞好對上海等江南城市的接管，1949年2月，黨中央決定將淮海戰役期間由第二和第三野戰軍的主要負責人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等人組成的總前委，繼續行使職權;並決定增補劉伯承、張際春、陳賡四同志為華東局委員。
與此同時，對奪取和接管上海批准組建了兩套班子，即以陳毅等為主，有5000多名幹部組成的接管上海的工作班子;以粟裕為主的三野前委，統率第9和第10兩個兵團、8個軍(後增至10個軍)，準備以軍事手段，強行奪 取上海的戰鬥部隊。1949年5月20日，黨中央致電華東局，同意陳毅、粟裕為上海市軍管會正副主任，下設財經、文教、軍政三個接管委員會。
電文中除同意財經接管委員會以曾山為主任，許滌新、劉少文為副主任外，“必須吸收一部分產業界民主人士及職工中有威望的領袖參加”;中共華東局上報的文教接管委員會由範長江任主任，中央在審批時，毛澤東提出上海市的文教系統“規模太大”，主任“應由陳毅兼”，最後，中央批覆中，陳毅為主任，夏衍、錢俊瑞、範長江、唐守 愚、戴伯韜為副主任，“亦須吸收一部分黨外文化工作者參加”……可以說，參加接管上海的許多主要成員和上海解放後準備擔任主要領導工作的幹部，都是經過毛澤東逐個審定的。這些重要的決策，為更加有效地奪取和接管好上海，從組織上提供了勝利的保證。
在制訂接管上海的重要政策時，毛澤東除了親自查閱資料，召開座談會，瞭解上海的情況外，在雙清別墅還幾次召見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負責人劉曉聽取上海情況的彙報，弄清上海有多少工人階級，有多少資產階級，有多少小資產階級，有多少失業工人，並對上海的幾百萬市民作了階級分析。
毛澤東除了審查修改中央下發的許多政策文件外，還親自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即《約法八章》，對黨在新解放區的政策和全黨全軍全民必須遵循的章法，作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條 文規定。華東局、華東軍區和三野領導機關，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有關指示精神，也都先後制定和下發了《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守則和紀律》和《入城三 大公約、十項守則》等有關具體的政策紀律規定，這些規定，對統一全黨全軍行動，穩定新區人心，團結人民、分化敵人，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二)
毛澤東在精心運籌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過程中，十分重視黨的統一戰線工作。1949年2月14日，黨中央致電在北平的葉劍英，告其對由李宗仁組織知名人士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邵力子參加的“上海和平代表團”的方針是“招待要熱情，談話要懇切”。
1949年春，黨中央在北平六國飯店召開了上海工作問題座談會，每週舉行一次。邀請了沙千里、施復亮、盛丕華、章乃器、羅叔章、鬍子嬰、朱學範、王崑崙等二三十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著名人士參加，聽取他們對接管上海和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見。
毛澤東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黨制定了正確的城市政策。2月22日，毛澤東在西柏坡又會見了顏惠慶等人，親自做工作，最後，雙方確認“談判以中共14日聲明及所提八條為基礎，一經成立協議即開始執行”。
毛澤東和黃炎培等民主人士有深厚的情誼。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時，在留渝的43天中，就與黃炎培有上十次的會晤和聚宴。1949年2月，黃在中共地下組織幫助下，逃脫了國民黨te務的監視,潛離上海經香港於3月25日安全到達瞭解放後的北平。當天的下午，他就和沈鈞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機場迎接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進入北平。
當毛澤東和黃炎培等在解放後的北平機場再次相見，都極其歡樂和欣慰。當晚，毛澤東就設宴與黃炎培、沈鈞儒等20多位民主人士會面歡敘。隨後，毛澤東又幾次邀請黃炎培等民主建國會領導人商談民建會工作，希望黃炎培多在民族工商業中做工作，為解放上海出力。黃隨即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上海人民廣播，要求上海人民行動起來，迎接上海的解放。
有關陳毅擔任解放後的上海市長之事，毛澤東還專門徵求了黃炎培、陳叔通、柳亞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見，得到他們一致的贊同。1949年4月7日，黨中央專門致電華東局，要他們“爭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協助接管上海”，並提出“是否有必要在沒有佔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
1949年5月6日，毛澤東親自代中央軍委起草了給粟裕、張震並告陳(毅)、饒(漱石)、劉(伯承)的電報，電文中指出：“在佔領奉化 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築物。在佔領紹興、寧波等處時，要注意保護寧波幫大中小資本家的房屋、財產，以利我們拉住這些資本家在上海和我們合作……”這份電文中還“請劉(伯承)、張(際春)、李(達)注意保護南京中山陵墓，對守陵人員給予照顧”。為了充分發揮民主人士的作用，
上海解放以後，黨中央又專門致電華東局轉上海市委，具體提出了“對已由平赴滬的黃炎培諸人，再加已在滬的顏惠慶、江庸、張元濟、俞寰澄、施復亮和將由香港到滬的章士釗，一律聘為顧問”，目的“在動員上海資本家恢復生產，打通航運，打擊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活動”。
為了減少奪取和接管上海的阻力，毛澤東還親自對上海的幫會頭目杜月笙等人做了爭取工作。1949年2月13日，杜月笙、魏文翰來電稱願以麵粉交換煤炭事，毛澤東和周恩來聯名覆電杜、魏：“恢復華北、上海航運，以利生產之發展，極為必要”。對他們派<大上海>、<唐山>兩輪北駛，並派員到華北接洽“極表歡迎”，並闢謠，“所謂華中、華南中國船舶開往華北口岸，將不許駛返原地，純系報紙造謠，流言止於智者，先生等不應置信”。
2 月17日，黨中央又致電葉劍英、李克農：“對杜月笙的方針，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亂”，保護上海的工廠、銀行、公司、商店、船隻、飛機“不受損失，不使南遷，等待人民解放軍前往接收”、“杜果能這樣做，不僅中共可以與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將寬恕他的既往。杜這次主張通航，就是為人民辦了一件有利的事”。
毛澤東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視，和親自做上層民主人士的團結工作，多方進行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對引導全黨與民主人士團結共事，分化瓦解敵人陣營，搞好上海的接管工作，是個有力的推動。為了保全上海，爭取和平解放上海，還通過幾條渠道對湯恩伯進行了策反工作，湯的妻子也找地下黨聯繫過。最後，雖然策反未能成功，但我黨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使大批國民黨軍隊分化瓦解，有的戰場起義，有的集體投誠，有的駕機飛往解放區，有的開著軍艦投奔解放軍，從而大大加速了國民黨軍隊在上海的潰敗。
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根據毛澤東要保全上海的指示精神，在大力開展護廠、護校鬥爭的同時，通過各種方式，爭取和團結了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有影響的工商業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專家，以及敵人營壘裡的重要成員，如國民黨上海市代市長趙祖康、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琦、海關負責人丁貴堂等留了下來，不去臺灣，有的還積極參加反搬遷、反破壞，護廠、護校和保護物資的鬥爭，使國民黨當局搶運物資、破壞上海的陰謀未能得逞。從而，使上海從解放的第一天起，就 照常運轉。
陳毅等領導同志根據黨中央、毛澤東有關接管上海的指示精神，還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有關人員從南京請到丹陽，瞭解情況，做團結工作。上海解放後，陳 毅等領導同志更是廣泛接觸各階層知名人士和許多科技界專家，向他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聽取他們對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見，有的親自登門拜訪，爭取他們出來參加 工作。他們從陳毅等共產黨幹部的言行上，認識了共產黨不謀私利的崇高品質，看到了新中國的希望。在上海，陳毅同志幾乎每天參加一個會，甚至兩個會，來說明我們的態度和政策，要求通合作。象這樣的態度，這樣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 一”。
上海戰役，以其輝煌的勝利載入史冊，創造了戰爭史上罕見的奇蹟。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英明決策和軍事指揮家運籌帷幄的智慧與政治家高瞻遠矚的雄才大略。
導讀：有關陳毅擔任解放後的上海市長之事，毛澤東還專門徵求了黃炎培、陳叔通、柳亞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見，得到他們一致的贊同。為了減少奪取和接管上海的阻力，毛澤東還親自對上海的幫會頭目杜月笙等人做了爭取工作。
（一）
淮海戰役即將結束之際，毛澤東所考慮的已不光是渡江作戰的問題，而是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大事。因此，對如何奪取和接管好上海這座大城市，就更為關注。
解放前的上海，是座有500多萬人口，1.2萬多家工廠，6萬多家商店，工業總產值和貿易額分別佔全國一半的世界聞名的大城市。怎樣才能使這座大城市不因奪取她而遭戰火毀壞，怎樣防止國民黨fan動派破壞，搞“焦土政策”，解放以後，又怎樣使其很快恢復和發展生產，毛澤東為此而嘔心瀝血，適時而果斷地作出了許多有預見的戰略決策。
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黨中央早就在作組織準備工作了。1948年12月，黨中央就致電上海局選派30～50名幹部，去東北解放區學習城市管理。1949年2月3日，黨中央又致電各地要抽調幹部隨軍南下，並具體要求華東和華中抽調1.5萬名幹部加以培訓，於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待命”。被抽調參加上海接管工作的幹部中，許多人對上海情況較為熟悉，有的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和技術人才。毛澤東和周恩來還親自點名原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潘漢年、夏衍、許滌 新從香港迅速趕回北平接受任務，準備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
當他們到達北平後，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同志分別接見了他們，對接管上海的許多準備工作， 都作了具體交代。5月12日晚10時，毛澤東在雙清別墅接見了他們，聽取了潘漢年對香港情況的彙報。毛澤東很注意港英當局對我們的態度，潘漢年等人回答了毛澤東的一些詢問。
當潘漢年請毛澤東對接管上海工作作指示時，毛澤東說：總的方針中央已經給陳毅、饒漱石發了電報，重要的一點是儘可能完好地保存這個工業 城市，不要讓國民黨實行焦土政策。至於具體作法，可以按恩來給你們的指示辦理。那天接見時毛澤東的情緒很好，在潘漢年作彙報時，他幾次很風趣地插話，他把潘漢年叫作“小開”。這位長期在敵佔區做情報工作的幹部毛澤東對他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對於誰去主持解放後的上海的工作，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夕召見劉伯承、陳毅時，就說，黨中央的意思要陳擔任未來的上海市長，想聽聽陳毅本人的意見。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召集華東局的領導同志討論進佔上海的問題時，又提出了“慎重、緩進”的方針，他甚至把進入上海看作是中國革命的“一大難關”。難在何處?陳毅後來解釋說，當時中央擔心兩大危險：一是我們打上海，美國出兵干涉;二是我們接管搞不好，進城後停工停電，大混亂，上海變成一座“死 城”。黨中央、毛澤東後來領導上海軍民闖過了這個難關。
為了統一指揮百萬大軍渡江作戰，統籌華東和中原戰略區對軍隊的支援，搞好對上海等江南城市的接管，1949年2月，黨中央決定將淮海戰役期間由第二和第三野戰軍的主要負責人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等人組成的總前委，繼續行使職權;並決定增補劉伯承、張際春、陳賡四同志為華東局委員。
與此同時，對奪取和接管上海批准組建了兩套班子，即以陳毅等為主，有5000多名幹部組成的接管上海的工作班子;以粟裕為主的三野前委，統率第9和第10兩個兵團、8個軍(後增至10個軍)，準備以軍事手段，強行奪 取上海的戰鬥部隊。1949年5月20日，黨中央致電華東局，同意陳毅、粟裕為上海市軍管會正副主任，下設財經、文教、軍政三個接管委員會。
電文中除同意財經接管委員會以曾山為主任，許滌新、劉少文為副主任外，“必須吸收一部分產業界民主人士及職工中有威望的領袖參加”;中共華東局上報的文教接管委員會由範長江任主任，中央在審批時，毛澤東提出上海市的文教系統“規模太大”，主任“應由陳毅兼”，最後，中央批覆中，陳毅為主任，夏衍、錢俊瑞、範長江、唐守 愚、戴伯韜為副主任，“亦須吸收一部分黨外文化工作者參加”……可以說，參加接管上海的許多主要成員和上海解放後準備擔任主要領導工作的幹部，都是經過毛澤東逐個審定的。這些重要的決策，為更加有效地奪取和接管好上海，從組織上提供了勝利的保證。
在制訂接管上海的重要政策時，毛澤東除了親自查閱資料，召開座談會，瞭解上海的情況外，在雙清別墅還幾次召見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負責人劉曉聽取上海情況的彙報，弄清上海有多少工人階級，有多少資產階級，有多少小資產階級，有多少失業工人，並對上海的幾百萬市民作了階級分析。
毛澤東除了審查修改中央下發的許多政策文件外，還親自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即《約法八章》，對黨在新解放區的政策和全黨全軍全民必須遵循的章法，作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條 文規定。華東局、華東軍區和三野領導機關，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有關指示精神，也都先後制定和下發了《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守則和紀律》和《入城三 大公約、十項守則》等有關具體的政策紀律規定，這些規定，對統一全黨全軍行動，穩定新區人心，團結人民、分化敵人，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二)
毛澤東在精心運籌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過程中，十分重視黨的統一戰線工作。1949年2月14日，黨中央致電在北平的葉劍英，告其對由李宗仁組織知名人士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邵力子參加的“上海和平代表團”的方針是“招待要熱情，談話要懇切”。
1949年春，黨中央在北平六國飯店召開了上海工作問題座談會，每週舉行一次。邀請了沙千里、施復亮、盛丕華、章乃器、羅叔章、鬍子嬰、朱學範、王崑崙等二三十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著名人士參加，聽取他們對接管上海和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見。
毛澤東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黨制定了正確的城市政策。2月22日，毛澤東在西柏坡又會見了顏惠慶等人，親自做工作，最後，雙方確認“談判以中共14日聲明及所提八條為基礎，一經成立協議即開始執行”。
毛澤東和黃炎培等民主人士有深厚的情誼。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時，在留渝的43天中，就與黃炎培有上十次的會晤和聚宴。1949年2月，黃在中共地下組織幫助下，逃脫了國民黨te務的監視,潛離上海經香港於3月25日安全到達瞭解放後的北平。當天的下午，他就和沈鈞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機場迎接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進入北平。
當毛澤東和黃炎培等在解放後的北平機場再次相見，都極其歡樂和欣慰。當晚，毛澤東就設宴與黃炎培、沈鈞儒等20多位民主人士會面歡敘。隨後，毛澤東又幾次邀請黃炎培等民主建國會領導人商談民建會工作，希望黃炎培多在民族工商業中做工作，為解放上海出力。黃隨即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上海人民廣播，要求上海人民行動起來，迎接上海的解放。
有關陳毅擔任解放後的上海市長之事，毛澤東還專門徵求了黃炎培、陳叔通、柳亞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見，得到他們一致的贊同。1949年4月7日，黨中央專門致電華東局，要他們“爭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協助接管上海”，並提出“是否有必要在沒有佔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
1949年5月6日，毛澤東親自代中央軍委起草了給粟裕、張震並告陳(毅)、饒(漱石)、劉(伯承)的電報，電文中指出：“在佔領奉化 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築物。在佔領紹興、寧波等處時，要注意保護寧波幫大中小資本家的房屋、財產，以利我們拉住這些資本家在上海和我們合作……”這份電文中還“請劉(伯承)、張(際春)、李(達)注意保護南京中山陵墓，對守陵人員給予照顧”。為了充分發揮民主人士的作用，
上海解放以後，黨中央又專門致電華東局轉上海市委，具體提出了“對已由平赴滬的黃炎培諸人，再加已在滬的顏惠慶、江庸、張元濟、俞寰澄、施復亮和將由香港到滬的章士釗，一律聘為顧問”，目的“在動員上海資本家恢復生產，打通航運，打擊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活動”。
為了減少奪取和接管上海的阻力，毛澤東還親自對上海的幫會頭目杜月笙等人做了爭取工作。1949年2月13日，杜月笙、魏文翰來電稱願以麵粉交換煤炭事，毛澤東和周恩來聯名覆電杜、魏：“恢復華北、上海航運，以利生產之發展，極為必要”。對他們派<大上海>、<唐山>兩輪北駛，並派員到華北接洽“極表歡迎”，並闢謠，“所謂華中、華南中國船舶開往華北口岸，將不許駛返原地，純系報紙造謠，流言止於智者，先生等不應置信”。
2 月17日，黨中央又致電葉劍英、李克農：“對杜月笙的方針，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亂”，保護上海的工廠、銀行、公司、商店、船隻、飛機“不受損失，不使南遷，等待人民解放軍前往接收”、“杜果能這樣做，不僅中共可以與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將寬恕他的既往。杜這次主張通航，就是為人民辦了一件有利的事”。
毛澤東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視，和親自做上層民主人士的團結工作，多方進行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對引導全黨與民主人士團結共事，分化瓦解敵人陣營，搞好上海的接管工作，是個有力的推動。為了保全上海，爭取和平解放上海，還通過幾條渠道對湯恩伯進行了策反工作，湯的妻子也找地下黨聯繫過。最後，雖然策反未能成功，但我黨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使大批國民黨軍隊分化瓦解，有的戰場起義，有的集體投誠，有的駕機飛往解放區，有的開著軍艦投奔解放軍，從而大大加速了國民黨軍隊在上海的潰敗。
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根據毛澤東要保全上海的指示精神，在大力開展護廠、護校鬥爭的同時，通過各種方式，爭取和團結了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有影響的工商業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專家，以及敵人營壘裡的重要成員，如國民黨上海市代市長趙祖康、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琦、海關負責人丁貴堂等留了下來，不去臺灣，有的還積極參加反搬遷、反破壞，護廠、護校和保護物資的鬥爭，使國民黨當局搶運物資、破壞上海的陰謀未能得逞。從而，使上海從解放的第一天起，就 照常運轉。
陳毅等領導同志根據黨中央、毛澤東有關接管上海的指示精神，還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有關人員從南京請到丹陽，瞭解情況，做團結工作。上海解放後，陳 毅等領導同志更是廣泛接觸各階層知名人士和許多科技界專家，向他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聽取他們對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見，有的親自登門拜訪，爭取他們出來參加 工作。他們從陳毅等共產黨幹部的言行上，認識了共產黨不謀私利的崇高品質，看到了新中國的希望。在上海，陳毅同志幾乎每天參加一個會，甚至兩個會，來說明我們的態度和政策，要求通合作。象這樣的態度，這樣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 一”。
(三)
為了達到既殲滅敵人，又此較完整地保全上海這個大城市的目的，毛澤東精心運籌，英明決策，在上海戰役這個戰場上導演了一幕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
首先，毛澤東把做好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放在首位。在攻城的時機上，不以攻城部隊是否準備就緒為準，而是以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情況而定。當時，如果單從尋找戰機的角度看，當人民解放軍突破長江天塹後，4月29日又在郎溪、廣德地區圍殲了國民黨軍5個軍8萬餘人之後，即可趁敵四散潰逃，上海敵軍又立足未穩之際，乘勝奪取上海。
但是，為了有條不紊地接管好上海，4月30日，毛澤東代中央軍委起草的電文中，要求總前委“迅速抓緊完成佔領上海的準備工作，以便 一週後，如湯恩伯從海上逃跑時，你們能主動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同日，中央軍委又電告總前委並告粟裕、張震：“上海在5月l0日以前確定不要去佔，以便有10天時間作準備工作。”，毛澤東又以中央軍委名義致電粟裕、張震並告陳、饒、劉、鄧“……何時佔領上海，仍須依照我方準備工作完成的程度作決定。”， 在華東局向黨中央報告了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之後，5月20日，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才下達了對上海總攻擊的命令。由於事先從組織上、政策上和物質上充 分做好了接管的準備工作，從而使對上海各行各業的軍事接管有條不紊，秩序井然。
第二，為了做好爭取和平解放與武力奪取上海的兩手準備，毛澤東確定要先穩住湯恩伯。毛澤東對上海的情況作出了正確判斷，認為國民黨守軍有迅速撤走的可能，加之，上海的資產階級不贊成在市區打仗，上海和平解決的可能性甚大。但是，由於我們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來不及，故決定要先穩住湯恩伯，不使其過早地逃離上海。
為此，4月27日，中央軍委就電告三野“不要過於迫近上海”。28日，毛澤東又以中央軍委名義更為明確地電告粟裕、張震：“為譙湯恩伯在上海穩住一個時期”、“暫時不要去佔蘇州、崑山、太倉、吳江、嘉興諸點，以利我們有準備地奪取上海”，“讓上述各點由湯恩伯守起來，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覺到直接的威脅”。同時要求部隊要有多種設想，如果湯恩伯從海上逃走，上海成了無政府狀態，迫使我們不得不去佔領。所以，部隊的準備工作主要地要放在這點上。
4月30日，毛澤東在起草給粟裕、張震的電文中，還要求派一個軍進佔瀏河、威脅吳淞，使上海國民黨守軍不敢從海上逃走。5月5日，毛澤東根據吳文義的幾次報告，說敵人正從海上搬運上海的物資，又致電陳、饒、粟並告劉，要三野“先行佔領吳淞、嘉興兩點，斷敵人從吳淞及乍浦兩處逃路，然後從容佈置，待你們準 備好的時候，再去佔領上海”。
為了穩住湯恩伯，不使其過早逃走，5月6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致粟、張並告陳、饒、劉的電文中，更為具體地提出：“為著佔領吳淞，對於崑山、太倉、寶山三城恐不能不去佔領。但嘉定城及崑山城以東之陸家浜、安亭等處，如果可以不佔，則暫時不要去佔領”、“在佔領嘉興以 後，應繼續佔領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衛諸點，但青浦、松江、奉賢等地，暫時不要去佔”。
中央軍委明確規定：“何時進駐上海，需得我們批准”。華東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5月3日就專門致電在上海堅持地下鬥爭的劉長勝、吳克堅，告訴他們“人民解放軍不幾天即將進入上海，你們要集中力量保護城市，防止破壞”。並同意他們提出的爭取顏惠慶等人組織維持會，維持社會秩序。同時指出，為使維持會有效地進行工作，還可以考慮吸收一些有力人物參加，“不論其願 否出面，均請其為維持地方效力”。
第三，集中全黨智慧，擬製了殲敵的最佳方案。粟裕、張震等三野領導人，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要完整保全上海城市的指示精神，先後擬製了奪取上海的三種作戰方案：一是長圍久困迫敵投降或使敵逃走。但經過仔細分析，認為這一方案不行。因為上海500多全靠外地運入，如長圍久困，勢必使上海人民陷入困境。
第二種方案，是避強攻弱，選擇國民黨守軍防衛比較薄弱的蘇州河南實施突擊。這一方案，雖然可使我攻城部隊減少傷亡，但在上海市區作戰，城市勢必遭戰火毀壞。這一方案也不行。第三種方案，是把攻擊重點放在吳淞口周圍地區，以兩路大軍鉗擊吳淞口，把敵人引向郊區殲滅。這個方案，因直接威脅到敵人唯一的海上退路， 必將迫使敵軍不斷地把主力部隊調至吳淞地區與我“拼命”。
這樣，可以保全上海城市的完整。但是，我軍要付出較大傷亡的代價。粟裕、張震等領導人經過認真分析，一致認為人民的軍隊要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為了保全上海這座工商業大城市，保護上海人民的生命財產，付出一定的代價是必要的、值得的。黨中央和毛澤 東及時地批准了三野攻擊上海的第三種作戰方案，從而，獲得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所期望的最佳結果。
第四，隨著敵情的變化，及時果斷地調整作戰部署。原來，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對上海的作戰部署，都是主張先佔吳淞，後佔市區，即先斷敵海上退路，殲敵於 吳淞地區，然後解放全市。當擔負攻擊市區的4個軍在掃清上海外圍之敵後，即在敵陣前隱蔽待命。這時，敵軍已完成收縮，正拼命頑抗，以保住吳淞地區和海上退路。
5月18日，粟裕、張震根據這一變化了的情況，提出了可以從四面八方同時攻擊上海的作戰設想。5月19日，中央軍委即覆電：“攻城時似應照粟、張意見先殲蘇州河南及南市之敵，再殲蘇州河北及吳淞之敵”。5月20日，毛澤東代中央軍委起草給粟裕、張震的電文中，更為明確地提出，由於敵之主力已被陸續引至 吳淞周圍地區，“攻擊步驟以先解決上海，後解決吳淞為宜”，為了保全上海，減少戰火對城市的毀壞，毛澤東在這份電文中更為具體的交代：“如吳淞陣地不利攻 擊，亦可採取攻其可殲之部分，放棄一部不攻，讓其從海上逃走”。
根據毛澤東這一及時而正確的決策，攻城部隊迅速地調整了部署，從四面八方同時發起攻擊，很快地解放了上海市區。接著，又集中主力圍殲了集結在吳淞周圍地區之敵，進而解放了全上海，取得了上海戰役的全面勝利。
1949年5月29日，在前進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種意料之內和意料之外的困難。毛澤東特別加上：“我們決不可能輕視這些困難，因而不去採取認真想法克服這些困難的步驟，我們就會要犯極大的錯誤”。毛澤東及時的提醒，這對上海黨政軍民保持清醒頭腦，正視困難，兢兢業業地搞好上海工作，意義是非常深遠 的。
上海戰役，以其輝煌的勝利載入史冊，創造了戰爭史上罕見的奇蹟。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英明決策和軍事指揮家運籌帷幄的智慧與政治家高瞻遠矚的雄才大略。
導讀：有關陳毅擔任解放後的上海市長之事，毛澤東還專門徵求了黃炎培、陳叔通、柳亞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見，得到他們一致的贊同。為了減少奪取和接管上海的阻力，毛澤東還親自對上海的幫會頭目杜月笙等人做了爭取工作。
（一）
淮海戰役即將結束之際，毛澤東所考慮的已不光是渡江作戰的問題，而是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大事。因此，對如何奪取和接管好上海這座大城市，就更為關注。
解放前的上海，是座有500多萬人口，1.2萬多家工廠，6萬多家商店，工業總產值和貿易額分別佔全國一半的世界聞名的大城市。怎樣才能使這座大城市不因奪取她而遭戰火毀壞，怎樣防止國民黨fan動派破壞，搞“焦土政策”，解放以後，又怎樣使其很快恢復和發展生產，毛澤東為此而嘔心瀝血，適時而果斷地作出了許多有預見的戰略決策。
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黨中央早就在作組織準備工作了。1948年12月，黨中央就致電上海局選派30～50名幹部，去東北解放區學習城市管理。1949年2月3日，黨中央又致電各地要抽調幹部隨軍南下，並具體要求華東和華中抽調1.5萬名幹部加以培訓，於2月底前“在徐州集中待命”。被抽調參加上海接管工作的幹部中，許多人對上海情況較為熟悉，有的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和技術人才。毛澤東和周恩來還親自點名原在上海作地下工作的潘漢年、夏衍、許滌 新從香港迅速趕回北平接受任務，準備參加接管上海的工作。
當他們到達北平後，周恩來、朱德等領導同志分別接見了他們，對接管上海的許多準備工作， 都作了具體交代。5月12日晚10時，毛澤東在雙清別墅接見了他們，聽取了潘漢年對香港情況的彙報。毛澤東很注意港英當局對我們的態度，潘漢年等人回答了毛澤東的一些詢問。
當潘漢年請毛澤東對接管上海工作作指示時，毛澤東說：總的方針中央已經給陳毅、饒漱石發了電報，重要的一點是儘可能完好地保存這個工業 城市，不要讓國民黨實行焦土政策。至於具體作法，可以按恩來給你們的指示辦理。那天接見時毛澤東的情緒很好，在潘漢年作彙報時，他幾次很風趣地插話，他把潘漢年叫作“小開”。這位長期在敵佔區做情報工作的幹部毛澤東對他是有很深刻印象的。
對於誰去主持解放後的上海的工作，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夕召見劉伯承、陳毅時，就說，黨中央的意思要陳擔任未來的上海市長，想聽聽陳毅本人的意見。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召集華東局的領導同志討論進佔上海的問題時，又提出了“慎重、緩進”的方針，他甚至把進入上海看作是中國革命的“一大難關”。難在何處?陳毅後來解釋說，當時中央擔心兩大危險：一是我們打上海，美國出兵干涉;二是我們接管搞不好，進城後停工停電，大混亂，上海變成一座“死 城”。黨中央、毛澤東後來領導上海軍民闖過了這個難關。
為了統一指揮百萬大軍渡江作戰，統籌華東和中原戰略區對軍隊的支援，搞好對上海等江南城市的接管，1949年2月，黨中央決定將淮海戰役期間由第二和第三野戰軍的主要負責人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等人組成的總前委，繼續行使職權;並決定增補劉伯承、張際春、陳賡四同志為華東局委員。
與此同時，對奪取和接管上海批准組建了兩套班子，即以陳毅等為主，有5000多名幹部組成的接管上海的工作班子;以粟裕為主的三野前委，統率第9和第10兩個兵團、8個軍(後增至10個軍)，準備以軍事手段，強行奪 取上海的戰鬥部隊。1949年5月20日，黨中央致電華東局，同意陳毅、粟裕為上海市軍管會正副主任，下設財經、文教、軍政三個接管委員會。
電文中除同意財經接管委員會以曾山為主任，許滌新、劉少文為副主任外，“必須吸收一部分產業界民主人士及職工中有威望的領袖參加”;中共華東局上報的文教接管委員會由範長江任主任，中央在審批時，毛澤東提出上海市的文教系統“規模太大”，主任“應由陳毅兼”，最後，中央批覆中，陳毅為主任，夏衍、錢俊瑞、範長江、唐守 愚、戴伯韜為副主任，“亦須吸收一部分黨外文化工作者參加”……可以說，參加接管上海的許多主要成員和上海解放後準備擔任主要領導工作的幹部，都是經過毛澤東逐個審定的。這些重要的決策，為更加有效地奪取和接管好上海，從組織上提供了勝利的保證。
在制訂接管上海的重要政策時，毛澤東除了親自查閱資料，召開座談會，瞭解上海的情況外，在雙清別墅還幾次召見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負責人劉曉聽取上海情況的彙報，弄清上海有多少工人階級，有多少資產階級，有多少小資產階級，有多少失業工人，並對上海的幾百萬市民作了階級分析。
毛澤東除了審查修改中央下發的許多政策文件外，還親自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即《約法八章》，對黨在新解放區的政策和全黨全軍全民必須遵循的章法，作了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條 文規定。華東局、華東軍區和三野領導機關，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有關指示精神，也都先後制定和下發了《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守則和紀律》和《入城三 大公約、十項守則》等有關具體的政策紀律規定，這些規定，對統一全黨全軍行動，穩定新區人心，團結人民、分化敵人，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二)
毛澤東在精心運籌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過程中，十分重視黨的統一戰線工作。1949年2月14日，黨中央致電在北平的葉劍英，告其對由李宗仁組織知名人士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邵力子參加的“上海和平代表團”的方針是“招待要熱情，談話要懇切”。
1949年春，黨中央在北平六國飯店召開了上海工作問題座談會，每週舉行一次。邀請了沙千里、施復亮、盛丕華、章乃器、羅叔章、鬍子嬰、朱學範、王崑崙等二三十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著名人士參加，聽取他們對接管上海和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見。
毛澤東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黨制定了正確的城市政策。2月22日，毛澤東在西柏坡又會見了顏惠慶等人，親自做工作，最後，雙方確認“談判以中共14日聲明及所提八條為基礎，一經成立協議即開始執行”。
毛澤東和黃炎培等民主人士有深厚的情誼。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時，在留渝的43天中，就與黃炎培有上十次的會晤和聚宴。1949年2月，黃在中共地下組織幫助下，逃脫了國民黨te務的監視,潛離上海經香港於3月25日安全到達瞭解放後的北平。當天的下午，他就和沈鈞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機場迎接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進入北平。
當毛澤東和黃炎培等在解放後的北平機場再次相見，都極其歡樂和欣慰。當晚，毛澤東就設宴與黃炎培、沈鈞儒等20多位民主人士會面歡敘。隨後，毛澤東又幾次邀請黃炎培等民主建國會領導人商談民建會工作，希望黃炎培多在民族工商業中做工作，為解放上海出力。黃隨即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上海人民廣播，要求上海人民行動起來，迎接上海的解放。
有關陳毅擔任解放後的上海市長之事，毛澤東還專門徵求了黃炎培、陳叔通、柳亞子等民主人士的意見，得到他們一致的贊同。1949年4月7日，黨中央專門致電華東局，要他們“爭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協助接管上海”，並提出“是否有必要在沒有佔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
1949年5月6日，毛澤東親自代中央軍委起草了給粟裕、張震並告陳(毅)、饒(漱石)、劉(伯承)的電報，電文中指出：“在佔領奉化 時，要告誡部隊不要破壞蔣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築物。在佔領紹興、寧波等處時，要注意保護寧波幫大中小資本家的房屋、財產，以利我們拉住這些資本家在上海和我們合作……”這份電文中還“請劉(伯承)、張(際春)、李(達)注意保護南京中山陵墓，對守陵人員給予照顧”。為了充分發揮民主人士的作用，
上海解放以後，黨中央又專門致電華東局轉上海市委，具體提出了“對已由平赴滬的黃炎培諸人，再加已在滬的顏惠慶、江庸、張元濟、俞寰澄、施復亮和將由香港到滬的章士釗，一律聘為顧問”，目的“在動員上海資本家恢復生產，打通航運，打擊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活動”。
為了減少奪取和接管上海的阻力，毛澤東還親自對上海的幫會頭目杜月笙等人做了爭取工作。1949年2月13日，杜月笙、魏文翰來電稱願以麵粉交換煤炭事，毛澤東和周恩來聯名覆電杜、魏：“恢復華北、上海航運，以利生產之發展，極為必要”。對他們派<大上海>、<唐山>兩輪北駛，並派員到華北接洽“極表歡迎”，並闢謠，“所謂華中、華南中國船舶開往華北口岸，將不許駛返原地，純系報紙造謠，流言止於智者，先生等不應置信”。
2 月17日，黨中央又致電葉劍英、李克農：“對杜月笙的方針，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亂”，保護上海的工廠、銀行、公司、商店、船隻、飛機“不受損失，不使南遷，等待人民解放軍前往接收”、“杜果能這樣做，不僅中共可以與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將寬恕他的既往。杜這次主張通航，就是為人民辦了一件有利的事”。
毛澤東對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視，和親自做上層民主人士的團結工作，多方進行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對引導全黨與民主人士團結共事，分化瓦解敵人陣營，搞好上海的接管工作，是個有力的推動。為了保全上海，爭取和平解放上海，還通過幾條渠道對湯恩伯進行了策反工作，湯的妻子也找地下黨聯繫過。最後，雖然策反未能成功，但我黨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使大批國民黨軍隊分化瓦解，有的戰場起義，有的集體投誠，有的駕機飛往解放區，有的開著軍艦投奔解放軍，從而大大加速了國民黨軍隊在上海的潰敗。
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根據毛澤東要保全上海的指示精神，在大力開展護廠、護校鬥爭的同時，通過各種方式，爭取和團結了一大批愛國民主人士、有影響的工商業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專家，以及敵人營壘裡的重要成員，如國民黨上海市代市長趙祖康、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琦、海關負責人丁貴堂等留了下來，不去臺灣，有的還積極參加反搬遷、反破壞，護廠、護校和保護物資的鬥爭，使國民黨當局搶運物資、破壞上海的陰謀未能得逞。從而，使上海從解放的第一天起，就 照常運轉。
陳毅等領導同志根據黨中央、毛澤東有關接管上海的指示精神，還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有關人員從南京請到丹陽，瞭解情況，做團結工作。上海解放後，陳 毅等領導同志更是廣泛接觸各階層知名人士和許多科技界專家，向他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聽取他們對搞好上海工作的意見，有的親自登門拜訪，爭取他們出來參加 工作。他們從陳毅等共產黨幹部的言行上，認識了共產黨不謀私利的崇高品質，看到了新中國的希望。在上海，陳毅同志幾乎每天參加一個會，甚至兩個會，來說明我們的態度和政策，要求通合作。象這樣的態度，這樣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 一”。
(三)
為了達到既殲滅敵人，又此較完整地保全上海這個大城市的目的，毛澤東精心運籌，英明決策，在上海戰役這個戰場上導演了一幕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
首先，毛澤東把做好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放在首位。在攻城的時機上，不以攻城部隊是否準備就緒為準，而是以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情況而定。當時，如果單從尋找戰機的角度看，當人民解放軍突破長江天塹後，4月29日又在郎溪、廣德地區圍殲了國民黨軍5個軍8萬餘人之後，即可趁敵四散潰逃，上海敵軍又立足未穩之際，乘勝奪取上海。
但是，為了有條不紊地接管好上海，4月30日，毛澤東代中央軍委起草的電文中，要求總前委“迅速抓緊完成佔領上海的準備工作，以便 一週後，如湯恩伯從海上逃跑時，你們能主動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同日，中央軍委又電告總前委並告粟裕、張震：“上海在5月l0日以前確定不要去佔，以便有10天時間作準備工作。”，毛澤東又以中央軍委名義致電粟裕、張震並告陳、饒、劉、鄧“……何時佔領上海，仍須依照我方準備工作完成的程度作決定。”， 在華東局向黨中央報告了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之後，5月20日，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才下達了對上海總攻擊的命令。由於事先從組織上、政策上和物質上充 分做好了接管的準備工作，從而使對上海各行各業的軍事接管有條不紊，秩序井然。
第二，為了做好爭取和平解放與武力奪取上海的兩手準備，毛澤東確定要先穩住湯恩伯。毛澤東對上海的情況作出了正確判斷，認為國民黨守軍有迅速撤走的可能，加之，上海的資產階級不贊成在市區打仗，上海和平解決的可能性甚大。但是，由於我們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來不及，故決定要先穩住湯恩伯，不使其過早地逃離上海。
為此，4月27日，中央軍委就電告三野“不要過於迫近上海”。28日，毛澤東又以中央軍委名義更為明確地電告粟裕、張震：“為譙湯恩伯在上海穩住一個時期”、“暫時不要去佔蘇州、崑山、太倉、吳江、嘉興諸點，以利我們有準備地奪取上海”，“讓上述各點由湯恩伯守起來，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覺到直接的威脅”。同時要求部隊要有多種設想，如果湯恩伯從海上逃走，上海成了無政府狀態，迫使我們不得不去佔領。所以，部隊的準備工作主要地要放在這點上。
4月30日，毛澤東在起草給粟裕、張震的電文中，還要求派一個軍進佔瀏河、威脅吳淞，使上海國民黨守軍不敢從海上逃走。5月5日，毛澤東根據吳文義的幾次報告，說敵人正從海上搬運上海的物資，又致電陳、饒、粟並告劉，要三野“先行佔領吳淞、嘉興兩點，斷敵人從吳淞及乍浦兩處逃路，然後從容佈置，待你們準 備好的時候，再去佔領上海”。
為了穩住湯恩伯，不使其過早逃走，5月6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致粟、張並告陳、饒、劉的電文中，更為具體地提出：“為著佔領吳淞，對於崑山、太倉、寶山三城恐不能不去佔領。但嘉定城及崑山城以東之陸家浜、安亭等處，如果可以不佔，則暫時不要去佔領”、“在佔領嘉興以 後，應繼續佔領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衛諸點，但青浦、松江、奉賢等地，暫時不要去佔”。
中央軍委明確規定：“何時進駐上海，需得我們批准”。華東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5月3日就專門致電在上海堅持地下鬥爭的劉長勝、吳克堅，告訴他們“人民解放軍不幾天即將進入上海，你們要集中力量保護城市，防止破壞”。並同意他們提出的爭取顏惠慶等人組織維持會，維持社會秩序。同時指出，為使維持會有效地進行工作，還可以考慮吸收一些有力人物參加，“不論其願 否出面，均請其為維持地方效力”。
第三，集中全黨智慧，擬製了殲敵的最佳方案。粟裕、張震等三野領導人，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要完整保全上海城市的指示精神，先後擬製了奪取上海的三種作戰方案：一是長圍久困迫敵投降或使敵逃走。但經過仔細分析，認為這一方案不行。因為上海500多全靠外地運入，如長圍久困，勢必使上海人民陷入困境。
第二種方案，是避強攻弱，選擇國民黨守軍防衛比較薄弱的蘇州河南實施突擊。這一方案，雖然可使我攻城部隊減少傷亡，但在上海市區作戰，城市勢必遭戰火毀壞。這一方案也不行。第三種方案，是把攻擊重點放在吳淞口周圍地區，以兩路大軍鉗擊吳淞口，把敵人引向郊區殲滅。這個方案，因直接威脅到敵人唯一的海上退路， 必將迫使敵軍不斷地把主力部隊調至吳淞地區與我“拼命”。
這樣，可以保全上海城市的完整。但是，我軍要付出較大傷亡的代價。粟裕、張震等領導人經過認真分析，一致認為人民的軍隊要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為了保全上海這座工商業大城市，保護上海人民的生命財產，付出一定的代價是必要的、值得的。黨中央和毛澤 東及時地批准了三野攻擊上海的第三種作戰方案，從而，獲得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所期望的最佳結果。
第四，隨著敵情的變化，及時果斷地調整作戰部署。原來，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對上海的作戰部署，都是主張先佔吳淞，後佔市區，即先斷敵海上退路，殲敵於 吳淞地區，然後解放全市。當擔負攻擊市區的4個軍在掃清上海外圍之敵後，即在敵陣前隱蔽待命。這時，敵軍已完成收縮，正拼命頑抗，以保住吳淞地區和海上退路。
5月18日，粟裕、張震根據這一變化了的情況，提出了可以從四面八方同時攻擊上海的作戰設想。5月19日，中央軍委即覆電：“攻城時似應照粟、張意見先殲蘇州河南及南市之敵，再殲蘇州河北及吳淞之敵”。5月20日，毛澤東代中央軍委起草給粟裕、張震的電文中，更為明確地提出，由於敵之主力已被陸續引至 吳淞周圍地區，“攻擊步驟以先解決上海，後解決吳淞為宜”，為了保全上海，減少戰火對城市的毀壞，毛澤東在這份電文中更為具體的交代：“如吳淞陣地不利攻 擊，亦可採取攻其可殲之部分，放棄一部不攻，讓其從海上逃走”。
根據毛澤東這一及時而正確的決策，攻城部隊迅速地調整了部署，從四面八方同時發起攻擊，很快地解放了上海市區。接著，又集中主力圍殲了集結在吳淞周圍地區之敵，進而解放了全上海，取得了上海戰役的全面勝利。
1949年5月29日，在前進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種意料之內和意料之外的困難。毛澤東特別加上：“我們決不可能輕視這些困難，因而不去採取認真想法克服這些困難的步驟，我們就會要犯極大的錯誤”。毛澤東及時的提醒，這對上海黨政軍民保持清醒頭腦，正視困難，兢兢業業地搞好上海工作，意義是非常深遠 的。
(四)
在運籌上海戰役的過程中，毛澤東把外事問題作為重要因素加以考慮，從而，有力地保證了上海哉役的全面勝利。1949年1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 會議上就如何對付帝國主義武裝干涉這個重大問題明確地告訴全黨：“我們從來就是將美國直接出兵佔領中國沿海若干城市並和我們作戰這樣一種可能性，計算在我 們作戰計劃之內的。”
當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後，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命令二野主力集結於浙贛線，作戰略預備隊，隨時準備參加反擊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這一重要 決策，使帝國主義不敢輕舉妄動，解除了三野部隊奪取上海的後顧之憂，使他們專心致志地圍殲敵人，保全城市。
毛澤東把握住千變萬化的情況，審時度勢，抓住一切時機，搞好外事鬥爭。當南京解放後，美國駐國民黨政府大使司徒雷登，沒有隨國民黨政府去廣州而留在南京，並通過關係傳出信息，要與我接觸。毛澤東當即批准派人與其見了面，談了我們的對外政策。
4月28日，毛澤東代中央軍委起草給總前委的電文中就指出：“美國軍艦及一營陸戰隊，已於26日由上海撤至吳淞口外，英國的軍艦……亦和美艦一起往吳淞口外，……英美採取此種態度對我有利”。毛澤東在電文中還指 出：“現在美國方面託人請求和我方建立外交關係，英國亦竭力想和我做生意，……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係 的問題”。電文中並要求饒漱石、陳毅、劉伯承等人加以注意此事。
在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江南一些大中城市相繼解放後，毛澤東又及時地對一些外事問題和外事紀律作出了明確指示和具體規定。諸如對侵犯我國主權、違犯 我國法律的，要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但是，對僑居我國的一切外國僑民，包括那些原來國民黨政府承認的外國大使、領事等外交人員，只要他們遵守我們政府的政策法令，我們就要保護他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黨中央和毛澤東在外交政策上作出的許多重大決策，有力地保證了我黨我軍在外事鬥爭中掌握主動，立於不敗之 地。
5月1日，粟裕、張震根據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有關外事工作指示精神，在調整攻擊上海部署時，要求部隊抓緊戰鬥間隙，深入學習黨的外事政策和紀律，併購置和下發了“萬國旗”，讓部隊加以識別，避免不必要的外事糾紛。5月6日，毛澤東代為起草的電文中，要求粟裕、張震“預先告誡部隊，在佔領吳淞時，要極力避免和外國兵艦發生衝突”。5月12日，上海戰役發起後，三野領導機關曾多次要求部隊，不要發生炮擊外艦事件，並要求有負責幹部親自掌握這方面的情況。
5 月20日，當粟裕、張震將外艦配合國民黨軍艦向我吳淞口兩側部隊猛烈轟擊，使我指戰員遭受傷亡的情況上報後，毛澤東當即代中央軍委起草覆電，明確指出：“黃浦江是中國內河，任何外國兵艦，不許進入，有敢進入並自由行動者，均得攻擊之，有向我發炮者，必須還擊，直至擊沉、擊傷或驅逐出境為止。但如有外國軍 艦在上海停泊未動，並未向我開炮者，則不要射擊。”毛澤東在覆電中，還對在滬的中外輪船的不同情況，作了區別對待：“為敵軍裝載軍隊及物資出入黃浦江者， 亦應攻擊之”，“在上海停泊未動者，或得我方同意開行者，準其停泊或開行並予以保護”。
正是由於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親自過問和直接慎重的領導處理了重大涉外事件，並明確規定了軍事行動中涉外事件的處理辦法，使鬥爭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從而，保證了上海戰役的軍政全勝，並迫使國民黨當局乞求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陰謀破產，使一直遊弋在吳淞口外的帝國主義軍艦無機可乘，只好悄然離去。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慣用的炮艦政策，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徹底破產了。
上海戰役，以其輝煌的勝利載入史冊，創造了戰爭史上罕見的奇蹟。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英明決策和軍事指揮家運籌帷幄的智慧與政治家高瞻遠矚的雄才大略。
（美好毛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