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豐裡、大陸新村、東照裡、千愛裡……山陰路上的人文地標'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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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路
山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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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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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
山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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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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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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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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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4分鐘
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4分鐘
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魯迅故居內景
在大陸新村，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俄羅斯童話》等外國文學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時至今日，大陸新村魯迅臥室梳妝檯上掛著的一箇舊時日曆牌還停留在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妝檯上的鬧鐘指針也靜止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凌晨5時25分。
茅盾故居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3弄9號（今山陰路156弄29號）是茅盾住過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內29號，與魯迅相鄰，關係密切，經常來往。兩人共同研討文壇情況，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肩以《申報·自由談》為陣地，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雜文。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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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魯迅故居內景
在大陸新村，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俄羅斯童話》等外國文學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時至今日，大陸新村魯迅臥室梳妝檯上掛著的一箇舊時日曆牌還停留在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妝檯上的鬧鐘指針也靜止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凌晨5時25分。
茅盾故居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3弄9號（今山陰路156弄29號）是茅盾住過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內29號，與魯迅相鄰，關係密切，經常來往。兩人共同研討文壇情況，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肩以《申報·自由談》為陣地，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雜文。
位於大陸新村的茅盾故居
茅盾在這裡住了兩年，於1935年3月遷出。其間，他創辦了著名的文藝刊物《文學》；寫下了 《春蠶》《秋收》《殘冬》農村三部曲；並與魯迅一起不顧白色恐怖，共同編選了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
1946年5月，茅盾夫婦從香港來滬，住進大陸新村1弄6號（今山陰路132弄6號）朋友歐陽翠家的二樓，和魯迅的住處在一條弄堂裡，只相隔兩個門牌號。可惜，魯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無緣相聚了。
東照裡
大陸新村對面是東照裡，為仿日式三層新式里弄住宅。初建於1921年，名日照裡，後又改為東照裡，沿用至今。東照裡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那裡住過瞿秋白，如今弄口牆上還有一塊鐫刻著瞿秋白故居的銅牌，上面寫著山陰路133弄12號字樣。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4分鐘
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魯迅故居內景
在大陸新村，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俄羅斯童話》等外國文學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時至今日，大陸新村魯迅臥室梳妝檯上掛著的一箇舊時日曆牌還停留在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妝檯上的鬧鐘指針也靜止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凌晨5時25分。
茅盾故居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3弄9號（今山陰路156弄29號）是茅盾住過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內29號，與魯迅相鄰，關係密切，經常來往。兩人共同研討文壇情況，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肩以《申報·自由談》為陣地，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雜文。
位於大陸新村的茅盾故居
茅盾在這裡住了兩年，於1935年3月遷出。其間，他創辦了著名的文藝刊物《文學》；寫下了 《春蠶》《秋收》《殘冬》農村三部曲；並與魯迅一起不顧白色恐怖，共同編選了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
1946年5月，茅盾夫婦從香港來滬，住進大陸新村1弄6號（今山陰路132弄6號）朋友歐陽翠家的二樓，和魯迅的住處在一條弄堂裡，只相隔兩個門牌號。可惜，魯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無緣相聚了。
東照裡
大陸新村對面是東照裡，為仿日式三層新式里弄住宅。初建於1921年，名日照裡，後又改為東照裡，沿用至今。東照裡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那裡住過瞿秋白，如今弄口牆上還有一塊鐫刻著瞿秋白故居的銅牌，上面寫著山陰路133弄12號字樣。
位於山陰路東照裡的瞿秋白故居
魯迅與瞿秋白相識於1932年春夏之間，彼此一見如故。1933年2月初，因白色恐怖，瞿秋白夫婦從南市紫霞路到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魯迅寓所避難。但魯迅家也不安全，他便託內山完造租下東照裡12號2樓的亭子間，並讓瞿用白之的筆名發表雜文。瞿秋白4月初搬入，11日魯迅也從拉摩斯公寓遷入東照裡對面的大陸新村。
那段時間魯迅幾乎每天都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在東照里居住的短短三個月裡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編選並寫下17000多字的序言，對魯迅思想及雜文作了精闢論述，第一次給予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的高度評價。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4分鐘
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魯迅故居內景
在大陸新村，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俄羅斯童話》等外國文學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時至今日，大陸新村魯迅臥室梳妝檯上掛著的一箇舊時日曆牌還停留在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妝檯上的鬧鐘指針也靜止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凌晨5時25分。
茅盾故居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3弄9號（今山陰路156弄29號）是茅盾住過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內29號，與魯迅相鄰，關係密切，經常來往。兩人共同研討文壇情況，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肩以《申報·自由談》為陣地，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雜文。
位於大陸新村的茅盾故居
茅盾在這裡住了兩年，於1935年3月遷出。其間，他創辦了著名的文藝刊物《文學》；寫下了 《春蠶》《秋收》《殘冬》農村三部曲；並與魯迅一起不顧白色恐怖，共同編選了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
1946年5月，茅盾夫婦從香港來滬，住進大陸新村1弄6號（今山陰路132弄6號）朋友歐陽翠家的二樓，和魯迅的住處在一條弄堂裡，只相隔兩個門牌號。可惜，魯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無緣相聚了。
東照裡
大陸新村對面是東照裡，為仿日式三層新式里弄住宅。初建於1921年，名日照裡，後又改為東照裡，沿用至今。東照裡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那裡住過瞿秋白，如今弄口牆上還有一塊鐫刻著瞿秋白故居的銅牌，上面寫著山陰路133弄12號字樣。
位於山陰路東照裡的瞿秋白故居
魯迅與瞿秋白相識於1932年春夏之間，彼此一見如故。1933年2月初，因白色恐怖，瞿秋白夫婦從南市紫霞路到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魯迅寓所避難。但魯迅家也不安全，他便託內山完造租下東照裡12號2樓的亭子間，並讓瞿用白之的筆名發表雜文。瞿秋白4月初搬入，11日魯迅也從拉摩斯公寓遷入東照裡對面的大陸新村。
那段時間魯迅幾乎每天都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在東照里居住的短短三個月裡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編選並寫下17000多字的序言，對魯迅思想及雜文作了精闢論述，第一次給予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的高度評價。
魯迅為瞿秋白所寫的對聯。
上款中“疑仌”（“仌”同“冰”）即瞿秋白
（瞿有筆名何凝，“疑仌”為“凝”字拆開），
下款“洛文”為魯迅筆名之一。
當年，魯迅曾親筆題寫了由瞿秋白擬寫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贈給瞿秋白。在瞿秋白就義後，他仍堅持抱病為摯友編印《海上述林》，以此表達深切的悼念，同時不斷與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通信，鼓勵安慰她。可見魯迅與瞿秋白夫婦間的深厚情誼。
內山書店
在山陰路四川北路口的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正門左側牆上，鑲著一塊白色紀念碑。1929年，內山完造辭去了書店推銷員的工作，並在施高塔路11號即現在的四川北路2048號增設了內山書店營業部。
施高塔路上的內山書店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磚木結構假三層沿街弄堂房子，樓上為內部用房，底層是營業部。中間是書店入口，店內東西北三面牆和中間擺放著書架，中間書架後面是個小小的空間，中有圓桌和一隻日式火缽，四周是一些椅子，顧客可坐在上面休息和漫談。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4分鐘
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魯迅故居內景
在大陸新村，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俄羅斯童話》等外國文學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時至今日，大陸新村魯迅臥室梳妝檯上掛著的一箇舊時日曆牌還停留在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妝檯上的鬧鐘指針也靜止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凌晨5時25分。
茅盾故居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3弄9號（今山陰路156弄29號）是茅盾住過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內29號，與魯迅相鄰，關係密切，經常來往。兩人共同研討文壇情況，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肩以《申報·自由談》為陣地，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雜文。
位於大陸新村的茅盾故居
茅盾在這裡住了兩年，於1935年3月遷出。其間，他創辦了著名的文藝刊物《文學》；寫下了 《春蠶》《秋收》《殘冬》農村三部曲；並與魯迅一起不顧白色恐怖，共同編選了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
1946年5月，茅盾夫婦從香港來滬，住進大陸新村1弄6號（今山陰路132弄6號）朋友歐陽翠家的二樓，和魯迅的住處在一條弄堂裡，只相隔兩個門牌號。可惜，魯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無緣相聚了。
東照裡
大陸新村對面是東照裡，為仿日式三層新式里弄住宅。初建於1921年，名日照裡，後又改為東照裡，沿用至今。東照裡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那裡住過瞿秋白，如今弄口牆上還有一塊鐫刻著瞿秋白故居的銅牌，上面寫著山陰路133弄12號字樣。
位於山陰路東照裡的瞿秋白故居
魯迅與瞿秋白相識於1932年春夏之間，彼此一見如故。1933年2月初，因白色恐怖，瞿秋白夫婦從南市紫霞路到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魯迅寓所避難。但魯迅家也不安全，他便託內山完造租下東照裡12號2樓的亭子間，並讓瞿用白之的筆名發表雜文。瞿秋白4月初搬入，11日魯迅也從拉摩斯公寓遷入東照裡對面的大陸新村。
那段時間魯迅幾乎每天都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在東照里居住的短短三個月裡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編選並寫下17000多字的序言，對魯迅思想及雜文作了精闢論述，第一次給予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的高度評價。
魯迅為瞿秋白所寫的對聯。
上款中“疑仌”（“仌”同“冰”）即瞿秋白
（瞿有筆名何凝，“疑仌”為“凝”字拆開），
下款“洛文”為魯迅筆名之一。
當年，魯迅曾親筆題寫了由瞿秋白擬寫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贈給瞿秋白。在瞿秋白就義後，他仍堅持抱病為摯友編印《海上述林》，以此表達深切的悼念，同時不斷與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通信，鼓勵安慰她。可見魯迅與瞿秋白夫婦間的深厚情誼。
內山書店
在山陰路四川北路口的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正門左側牆上，鑲著一塊白色紀念碑。1929年，內山完造辭去了書店推銷員的工作，並在施高塔路11號即現在的四川北路2048號增設了內山書店營業部。
施高塔路上的內山書店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磚木結構假三層沿街弄堂房子，樓上為內部用房，底層是營業部。中間是書店入口，店內東西北三面牆和中間擺放著書架，中間書架後面是個小小的空間，中有圓桌和一隻日式火缽，四周是一些椅子，顧客可坐在上面休息和漫談。
內山書店的老照片
其中靠書架的一隻椅子是魯迅的 “專座”，椅子面朝裡，坐在上面，店堂裡的人只能看到魯迅的背部，起到了保護魯迅安全的作用。夏天，內山書店門口沿街處擺著為行人供應茶水的茶缸。
內山書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現代日本文學830種中譯本絕大部分是由內山書店經銷的，尤其是由左翼作家翻譯的330種書，全都是通過內山書店銷售的。魯迅就曾在內山書店買了1000冊以上的書。
內山書店還出售國民黨當局禁售的各種進步書籍，因為有治外法權的保護，當局也無可奈何。當時魯迅的書幾乎都被禁了，但在內山書店卻依然能買到，而且銷路很不錯。不過售禁書畢竟有風險，因此這些書並不公開陳列在書架上，熟悉的讀者，只要詢問店員，店員就會視情況悄悄出售。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4分鐘
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魯迅故居內景
在大陸新村，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俄羅斯童話》等外國文學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時至今日，大陸新村魯迅臥室梳妝檯上掛著的一箇舊時日曆牌還停留在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妝檯上的鬧鐘指針也靜止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凌晨5時25分。
茅盾故居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3弄9號（今山陰路156弄29號）是茅盾住過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內29號，與魯迅相鄰，關係密切，經常來往。兩人共同研討文壇情況，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肩以《申報·自由談》為陣地，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雜文。
位於大陸新村的茅盾故居
茅盾在這裡住了兩年，於1935年3月遷出。其間，他創辦了著名的文藝刊物《文學》；寫下了 《春蠶》《秋收》《殘冬》農村三部曲；並與魯迅一起不顧白色恐怖，共同編選了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
1946年5月，茅盾夫婦從香港來滬，住進大陸新村1弄6號（今山陰路132弄6號）朋友歐陽翠家的二樓，和魯迅的住處在一條弄堂裡，只相隔兩個門牌號。可惜，魯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無緣相聚了。
東照裡
大陸新村對面是東照裡，為仿日式三層新式里弄住宅。初建於1921年，名日照裡，後又改為東照裡，沿用至今。東照裡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那裡住過瞿秋白，如今弄口牆上還有一塊鐫刻著瞿秋白故居的銅牌，上面寫著山陰路133弄12號字樣。
位於山陰路東照裡的瞿秋白故居
魯迅與瞿秋白相識於1932年春夏之間，彼此一見如故。1933年2月初，因白色恐怖，瞿秋白夫婦從南市紫霞路到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魯迅寓所避難。但魯迅家也不安全，他便託內山完造租下東照裡12號2樓的亭子間，並讓瞿用白之的筆名發表雜文。瞿秋白4月初搬入，11日魯迅也從拉摩斯公寓遷入東照裡對面的大陸新村。
那段時間魯迅幾乎每天都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在東照里居住的短短三個月裡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編選並寫下17000多字的序言，對魯迅思想及雜文作了精闢論述，第一次給予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的高度評價。
魯迅為瞿秋白所寫的對聯。
上款中“疑仌”（“仌”同“冰”）即瞿秋白
（瞿有筆名何凝，“疑仌”為“凝”字拆開），
下款“洛文”為魯迅筆名之一。
當年，魯迅曾親筆題寫了由瞿秋白擬寫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贈給瞿秋白。在瞿秋白就義後，他仍堅持抱病為摯友編印《海上述林》，以此表達深切的悼念，同時不斷與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通信，鼓勵安慰她。可見魯迅與瞿秋白夫婦間的深厚情誼。
內山書店
在山陰路四川北路口的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正門左側牆上，鑲著一塊白色紀念碑。1929年，內山完造辭去了書店推銷員的工作，並在施高塔路11號即現在的四川北路2048號增設了內山書店營業部。
施高塔路上的內山書店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磚木結構假三層沿街弄堂房子，樓上為內部用房，底層是營業部。中間是書店入口，店內東西北三面牆和中間擺放著書架，中間書架後面是個小小的空間，中有圓桌和一隻日式火缽，四周是一些椅子，顧客可坐在上面休息和漫談。
內山書店的老照片
其中靠書架的一隻椅子是魯迅的 “專座”，椅子面朝裡，坐在上面，店堂裡的人只能看到魯迅的背部，起到了保護魯迅安全的作用。夏天，內山書店門口沿街處擺著為行人供應茶水的茶缸。
內山書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現代日本文學830種中譯本絕大部分是由內山書店經銷的，尤其是由左翼作家翻譯的330種書，全都是通過內山書店銷售的。魯迅就曾在內山書店買了1000冊以上的書。
內山書店還出售國民黨當局禁售的各種進步書籍，因為有治外法權的保護，當局也無可奈何。當時魯迅的書幾乎都被禁了，但在內山書店卻依然能買到，而且銷路很不錯。不過售禁書畢竟有風險，因此這些書並不公開陳列在書架上，熟悉的讀者，只要詢問店員，店員就會視情況悄悄出售。
內山寓所內山書店舊址。
在其外牆上現鑲有紀念碑石，
碑上有魯迅先生和內山完造的浮雕及相關介紹。
內山完造創設的內山書店一直營業到1945年被國民黨封閉為止，原內山書店房屋現已成為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1998年10月，山陰路儲蓄所擴建營業大廳，並在二樓設立“內山書店舊址紀念室”。2005年1月，在內山完造誕辰120週年之際，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對陳列室又進行了裝修。
千愛裡
內山完造的寓所在施高塔路千愛裡3號（今山陰路2弄3號），建於1928年的千愛裡是日本式樣的磚木結構三層聯排花園洋房，弄內有坐北朝南房屋5排45幢，每幢屋前都有低矮的圍牆，門前有小鐵門，牆內有小花園。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4分鐘
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魯迅故居內景
在大陸新村，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俄羅斯童話》等外國文學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時至今日，大陸新村魯迅臥室梳妝檯上掛著的一箇舊時日曆牌還停留在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妝檯上的鬧鐘指針也靜止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凌晨5時25分。
茅盾故居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3弄9號（今山陰路156弄29號）是茅盾住過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內29號，與魯迅相鄰，關係密切，經常來往。兩人共同研討文壇情況，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肩以《申報·自由談》為陣地，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雜文。
位於大陸新村的茅盾故居
茅盾在這裡住了兩年，於1935年3月遷出。其間，他創辦了著名的文藝刊物《文學》；寫下了 《春蠶》《秋收》《殘冬》農村三部曲；並與魯迅一起不顧白色恐怖，共同編選了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
1946年5月，茅盾夫婦從香港來滬，住進大陸新村1弄6號（今山陰路132弄6號）朋友歐陽翠家的二樓，和魯迅的住處在一條弄堂裡，只相隔兩個門牌號。可惜，魯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無緣相聚了。
東照裡
大陸新村對面是東照裡，為仿日式三層新式里弄住宅。初建於1921年，名日照裡，後又改為東照裡，沿用至今。東照裡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那裡住過瞿秋白，如今弄口牆上還有一塊鐫刻著瞿秋白故居的銅牌，上面寫著山陰路133弄12號字樣。
位於山陰路東照裡的瞿秋白故居
魯迅與瞿秋白相識於1932年春夏之間，彼此一見如故。1933年2月初，因白色恐怖，瞿秋白夫婦從南市紫霞路到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魯迅寓所避難。但魯迅家也不安全，他便託內山完造租下東照裡12號2樓的亭子間，並讓瞿用白之的筆名發表雜文。瞿秋白4月初搬入，11日魯迅也從拉摩斯公寓遷入東照裡對面的大陸新村。
那段時間魯迅幾乎每天都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在東照里居住的短短三個月裡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編選並寫下17000多字的序言，對魯迅思想及雜文作了精闢論述，第一次給予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的高度評價。
魯迅為瞿秋白所寫的對聯。
上款中“疑仌”（“仌”同“冰”）即瞿秋白
（瞿有筆名何凝，“疑仌”為“凝”字拆開），
下款“洛文”為魯迅筆名之一。
當年，魯迅曾親筆題寫了由瞿秋白擬寫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贈給瞿秋白。在瞿秋白就義後，他仍堅持抱病為摯友編印《海上述林》，以此表達深切的悼念，同時不斷與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通信，鼓勵安慰她。可見魯迅與瞿秋白夫婦間的深厚情誼。
內山書店
在山陰路四川北路口的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正門左側牆上，鑲著一塊白色紀念碑。1929年，內山完造辭去了書店推銷員的工作，並在施高塔路11號即現在的四川北路2048號增設了內山書店營業部。
施高塔路上的內山書店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磚木結構假三層沿街弄堂房子，樓上為內部用房，底層是營業部。中間是書店入口，店內東西北三面牆和中間擺放著書架，中間書架後面是個小小的空間，中有圓桌和一隻日式火缽，四周是一些椅子，顧客可坐在上面休息和漫談。
內山書店的老照片
其中靠書架的一隻椅子是魯迅的 “專座”，椅子面朝裡，坐在上面，店堂裡的人只能看到魯迅的背部，起到了保護魯迅安全的作用。夏天，內山書店門口沿街處擺著為行人供應茶水的茶缸。
內山書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現代日本文學830種中譯本絕大部分是由內山書店經銷的，尤其是由左翼作家翻譯的330種書，全都是通過內山書店銷售的。魯迅就曾在內山書店買了1000冊以上的書。
內山書店還出售國民黨當局禁售的各種進步書籍，因為有治外法權的保護，當局也無可奈何。當時魯迅的書幾乎都被禁了，但在內山書店卻依然能買到，而且銷路很不錯。不過售禁書畢竟有風險，因此這些書並不公開陳列在書架上，熟悉的讀者，只要詢問店員，店員就會視情況悄悄出售。
內山寓所內山書店舊址。
在其外牆上現鑲有紀念碑石，
碑上有魯迅先生和內山完造的浮雕及相關介紹。
內山完造創設的內山書店一直營業到1945年被國民黨封閉為止，原內山書店房屋現已成為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1998年10月，山陰路儲蓄所擴建營業大廳，並在二樓設立“內山書店舊址紀念室”。2005年1月，在內山完造誕辰120週年之際，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對陳列室又進行了裝修。
千愛裡
內山完造的寓所在施高塔路千愛裡3號（今山陰路2弄3號），建於1928年的千愛裡是日本式樣的磚木結構三層聯排花園洋房，弄內有坐北朝南房屋5排45幢，每幢屋前都有低矮的圍牆，門前有小鐵門，牆內有小花園。
與內山書店隔門相望的內山寓所
歲月荏苒，千愛裡清幽依舊，反倒多了點歷史積澱的韻味。走進裡邊，仍可看到日式拉門和適合鋪設榻榻米的地板。內山夫婦住在3號的底層，斜直對著臨街的內山書店後門。這座留下內山足跡的建築，雖然面貌已經有所改變，但是仍讓不少前來探訪的日本朋友流連忘返。
內山完造與魯迅先生
內山完造四次幫助魯迅先生避難的故事，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1930年3月19日，魯迅因參加“中國自由大同盟”等活動被國民黨祕密通緝，內山得訊後讓魯迅在內山書店的假三層閣樓上住了一個月。
1931年1月柔石被捕後，內山怕魯迅受牽連，就安排他全家住到日本朋友開的黃陸路（今黃渡路）30號花園莊旅館暫避。魯迅在那裡度過了39天的避難生活，並寫下了有名的七律《慣於長夜過春時》。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4分鐘
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魯迅故居內景
在大陸新村，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俄羅斯童話》等外國文學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時至今日，大陸新村魯迅臥室梳妝檯上掛著的一箇舊時日曆牌還停留在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妝檯上的鬧鐘指針也靜止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凌晨5時25分。
茅盾故居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3弄9號（今山陰路156弄29號）是茅盾住過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內29號，與魯迅相鄰，關係密切，經常來往。兩人共同研討文壇情況，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肩以《申報·自由談》為陣地，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雜文。
位於大陸新村的茅盾故居
茅盾在這裡住了兩年，於1935年3月遷出。其間，他創辦了著名的文藝刊物《文學》；寫下了 《春蠶》《秋收》《殘冬》農村三部曲；並與魯迅一起不顧白色恐怖，共同編選了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
1946年5月，茅盾夫婦從香港來滬，住進大陸新村1弄6號（今山陰路132弄6號）朋友歐陽翠家的二樓，和魯迅的住處在一條弄堂裡，只相隔兩個門牌號。可惜，魯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無緣相聚了。
東照裡
大陸新村對面是東照裡，為仿日式三層新式里弄住宅。初建於1921年，名日照裡，後又改為東照裡，沿用至今。東照裡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那裡住過瞿秋白，如今弄口牆上還有一塊鐫刻著瞿秋白故居的銅牌，上面寫著山陰路133弄12號字樣。
位於山陰路東照裡的瞿秋白故居
魯迅與瞿秋白相識於1932年春夏之間，彼此一見如故。1933年2月初，因白色恐怖，瞿秋白夫婦從南市紫霞路到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魯迅寓所避難。但魯迅家也不安全，他便託內山完造租下東照裡12號2樓的亭子間，並讓瞿用白之的筆名發表雜文。瞿秋白4月初搬入，11日魯迅也從拉摩斯公寓遷入東照裡對面的大陸新村。
那段時間魯迅幾乎每天都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在東照里居住的短短三個月裡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編選並寫下17000多字的序言，對魯迅思想及雜文作了精闢論述，第一次給予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的高度評價。
魯迅為瞿秋白所寫的對聯。
上款中“疑仌”（“仌”同“冰”）即瞿秋白
（瞿有筆名何凝，“疑仌”為“凝”字拆開），
下款“洛文”為魯迅筆名之一。
當年，魯迅曾親筆題寫了由瞿秋白擬寫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贈給瞿秋白。在瞿秋白就義後，他仍堅持抱病為摯友編印《海上述林》，以此表達深切的悼念，同時不斷與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通信，鼓勵安慰她。可見魯迅與瞿秋白夫婦間的深厚情誼。
內山書店
在山陰路四川北路口的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正門左側牆上，鑲著一塊白色紀念碑。1929年，內山完造辭去了書店推銷員的工作，並在施高塔路11號即現在的四川北路2048號增設了內山書店營業部。
施高塔路上的內山書店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磚木結構假三層沿街弄堂房子，樓上為內部用房，底層是營業部。中間是書店入口，店內東西北三面牆和中間擺放著書架，中間書架後面是個小小的空間，中有圓桌和一隻日式火缽，四周是一些椅子，顧客可坐在上面休息和漫談。
內山書店的老照片
其中靠書架的一隻椅子是魯迅的 “專座”，椅子面朝裡，坐在上面，店堂裡的人只能看到魯迅的背部，起到了保護魯迅安全的作用。夏天，內山書店門口沿街處擺著為行人供應茶水的茶缸。
內山書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現代日本文學830種中譯本絕大部分是由內山書店經銷的，尤其是由左翼作家翻譯的330種書，全都是通過內山書店銷售的。魯迅就曾在內山書店買了1000冊以上的書。
內山書店還出售國民黨當局禁售的各種進步書籍，因為有治外法權的保護，當局也無可奈何。當時魯迅的書幾乎都被禁了，但在內山書店卻依然能買到，而且銷路很不錯。不過售禁書畢竟有風險，因此這些書並不公開陳列在書架上，熟悉的讀者，只要詢問店員，店員就會視情況悄悄出售。
內山寓所內山書店舊址。
在其外牆上現鑲有紀念碑石，
碑上有魯迅先生和內山完造的浮雕及相關介紹。
內山完造創設的內山書店一直營業到1945年被國民黨封閉為止，原內山書店房屋現已成為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1998年10月，山陰路儲蓄所擴建營業大廳，並在二樓設立“內山書店舊址紀念室”。2005年1月，在內山完造誕辰120週年之際，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對陳列室又進行了裝修。
千愛裡
內山完造的寓所在施高塔路千愛裡3號（今山陰路2弄3號），建於1928年的千愛裡是日本式樣的磚木結構三層聯排花園洋房，弄內有坐北朝南房屋5排45幢，每幢屋前都有低矮的圍牆，門前有小鐵門，牆內有小花園。
與內山書店隔門相望的內山寓所
歲月荏苒，千愛裡清幽依舊，反倒多了點歷史積澱的韻味。走進裡邊，仍可看到日式拉門和適合鋪設榻榻米的地板。內山夫婦住在3號的底層，斜直對著臨街的內山書店後門。這座留下內山足跡的建築，雖然面貌已經有所改變，但是仍讓不少前來探訪的日本朋友流連忘返。
內山完造與魯迅先生
內山完造四次幫助魯迅先生避難的故事，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1930年3月19日，魯迅因參加“中國自由大同盟”等活動被國民黨祕密通緝，內山得訊後讓魯迅在內山書店的假三層閣樓上住了一個月。
1931年1月柔石被捕後，內山怕魯迅受牽連，就安排他全家住到日本朋友開的黃陸路（今黃渡路）30號花園莊旅館暫避。魯迅在那裡度過了39天的避難生活，並寫下了有名的七律《慣於長夜過春時》。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4分鐘
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魯迅故居內景
在大陸新村，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俄羅斯童話》等外國文學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時至今日，大陸新村魯迅臥室梳妝檯上掛著的一箇舊時日曆牌還停留在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妝檯上的鬧鐘指針也靜止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凌晨5時25分。
茅盾故居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3弄9號（今山陰路156弄29號）是茅盾住過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內29號，與魯迅相鄰，關係密切，經常來往。兩人共同研討文壇情況，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肩以《申報·自由談》為陣地，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雜文。
位於大陸新村的茅盾故居
茅盾在這裡住了兩年，於1935年3月遷出。其間，他創辦了著名的文藝刊物《文學》；寫下了 《春蠶》《秋收》《殘冬》農村三部曲；並與魯迅一起不顧白色恐怖，共同編選了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
1946年5月，茅盾夫婦從香港來滬，住進大陸新村1弄6號（今山陰路132弄6號）朋友歐陽翠家的二樓，和魯迅的住處在一條弄堂裡，只相隔兩個門牌號。可惜，魯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無緣相聚了。
東照裡
大陸新村對面是東照裡，為仿日式三層新式里弄住宅。初建於1921年，名日照裡，後又改為東照裡，沿用至今。東照裡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那裡住過瞿秋白，如今弄口牆上還有一塊鐫刻著瞿秋白故居的銅牌，上面寫著山陰路133弄12號字樣。
位於山陰路東照裡的瞿秋白故居
魯迅與瞿秋白相識於1932年春夏之間，彼此一見如故。1933年2月初，因白色恐怖，瞿秋白夫婦從南市紫霞路到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魯迅寓所避難。但魯迅家也不安全，他便託內山完造租下東照裡12號2樓的亭子間，並讓瞿用白之的筆名發表雜文。瞿秋白4月初搬入，11日魯迅也從拉摩斯公寓遷入東照裡對面的大陸新村。
那段時間魯迅幾乎每天都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在東照里居住的短短三個月裡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編選並寫下17000多字的序言，對魯迅思想及雜文作了精闢論述，第一次給予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的高度評價。
魯迅為瞿秋白所寫的對聯。
上款中“疑仌”（“仌”同“冰”）即瞿秋白
（瞿有筆名何凝，“疑仌”為“凝”字拆開），
下款“洛文”為魯迅筆名之一。
當年，魯迅曾親筆題寫了由瞿秋白擬寫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贈給瞿秋白。在瞿秋白就義後，他仍堅持抱病為摯友編印《海上述林》，以此表達深切的悼念，同時不斷與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通信，鼓勵安慰她。可見魯迅與瞿秋白夫婦間的深厚情誼。
內山書店
在山陰路四川北路口的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正門左側牆上，鑲著一塊白色紀念碑。1929年，內山完造辭去了書店推銷員的工作，並在施高塔路11號即現在的四川北路2048號增設了內山書店營業部。
施高塔路上的內山書店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磚木結構假三層沿街弄堂房子，樓上為內部用房，底層是營業部。中間是書店入口，店內東西北三面牆和中間擺放著書架，中間書架後面是個小小的空間，中有圓桌和一隻日式火缽，四周是一些椅子，顧客可坐在上面休息和漫談。
內山書店的老照片
其中靠書架的一隻椅子是魯迅的 “專座”，椅子面朝裡，坐在上面，店堂裡的人只能看到魯迅的背部，起到了保護魯迅安全的作用。夏天，內山書店門口沿街處擺著為行人供應茶水的茶缸。
內山書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現代日本文學830種中譯本絕大部分是由內山書店經銷的，尤其是由左翼作家翻譯的330種書，全都是通過內山書店銷售的。魯迅就曾在內山書店買了1000冊以上的書。
內山書店還出售國民黨當局禁售的各種進步書籍，因為有治外法權的保護，當局也無可奈何。當時魯迅的書幾乎都被禁了，但在內山書店卻依然能買到，而且銷路很不錯。不過售禁書畢竟有風險，因此這些書並不公開陳列在書架上，熟悉的讀者，只要詢問店員，店員就會視情況悄悄出售。
內山寓所內山書店舊址。
在其外牆上現鑲有紀念碑石，
碑上有魯迅先生和內山完造的浮雕及相關介紹。
內山完造創設的內山書店一直營業到1945年被國民黨封閉為止，原內山書店房屋現已成為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1998年10月，山陰路儲蓄所擴建營業大廳，並在二樓設立“內山書店舊址紀念室”。2005年1月，在內山完造誕辰120週年之際，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對陳列室又進行了裝修。
千愛裡
內山完造的寓所在施高塔路千愛裡3號（今山陰路2弄3號），建於1928年的千愛裡是日本式樣的磚木結構三層聯排花園洋房，弄內有坐北朝南房屋5排45幢，每幢屋前都有低矮的圍牆，門前有小鐵門，牆內有小花園。
與內山書店隔門相望的內山寓所
歲月荏苒，千愛裡清幽依舊，反倒多了點歷史積澱的韻味。走進裡邊，仍可看到日式拉門和適合鋪設榻榻米的地板。內山夫婦住在3號的底層，斜直對著臨街的內山書店後門。這座留下內山足跡的建築，雖然面貌已經有所改變，但是仍讓不少前來探訪的日本朋友流連忘返。
內山完造與魯迅先生
內山完造四次幫助魯迅先生避難的故事，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1930年3月19日，魯迅因參加“中國自由大同盟”等活動被國民黨祕密通緝，內山得訊後讓魯迅在內山書店的假三層閣樓上住了一個月。
1931年1月柔石被捕後，內山怕魯迅受牽連，就安排他全家住到日本朋友開的黃陸路（今黃渡路）30號花園莊旅館暫避。魯迅在那裡度過了39天的避難生活，並寫下了有名的七律《慣於長夜過春時》。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1932年1月30日，為避“一·二八”戰亂，內山又把魯迅一家和周建人的家眷接到內山書店的假三層閣樓上，一週後又派人護送他們住到四川中路的內山書店支店裡。
1934年8月23日凌晨，內山書店兩名中國店員因參加社會活動被捕。魯迅在當天下午就因內山完造之邀避難到內山的寓所，直至兩名店員被釋放後，才回到大陸新村。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4分鐘
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魯迅故居內景
在大陸新村，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俄羅斯童話》等外國文學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時至今日，大陸新村魯迅臥室梳妝檯上掛著的一箇舊時日曆牌還停留在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妝檯上的鬧鐘指針也靜止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凌晨5時25分。
茅盾故居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3弄9號（今山陰路156弄29號）是茅盾住過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內29號，與魯迅相鄰，關係密切，經常來往。兩人共同研討文壇情況，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肩以《申報·自由談》為陣地，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雜文。
位於大陸新村的茅盾故居
茅盾在這裡住了兩年，於1935年3月遷出。其間，他創辦了著名的文藝刊物《文學》；寫下了 《春蠶》《秋收》《殘冬》農村三部曲；並與魯迅一起不顧白色恐怖，共同編選了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
1946年5月，茅盾夫婦從香港來滬，住進大陸新村1弄6號（今山陰路132弄6號）朋友歐陽翠家的二樓，和魯迅的住處在一條弄堂裡，只相隔兩個門牌號。可惜，魯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無緣相聚了。
東照裡
大陸新村對面是東照裡，為仿日式三層新式里弄住宅。初建於1921年，名日照裡，後又改為東照裡，沿用至今。東照裡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那裡住過瞿秋白，如今弄口牆上還有一塊鐫刻著瞿秋白故居的銅牌，上面寫著山陰路133弄12號字樣。
位於山陰路東照裡的瞿秋白故居
魯迅與瞿秋白相識於1932年春夏之間，彼此一見如故。1933年2月初，因白色恐怖，瞿秋白夫婦從南市紫霞路到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魯迅寓所避難。但魯迅家也不安全，他便託內山完造租下東照裡12號2樓的亭子間，並讓瞿用白之的筆名發表雜文。瞿秋白4月初搬入，11日魯迅也從拉摩斯公寓遷入東照裡對面的大陸新村。
那段時間魯迅幾乎每天都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在東照里居住的短短三個月裡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編選並寫下17000多字的序言，對魯迅思想及雜文作了精闢論述，第一次給予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的高度評價。
魯迅為瞿秋白所寫的對聯。
上款中“疑仌”（“仌”同“冰”）即瞿秋白
（瞿有筆名何凝，“疑仌”為“凝”字拆開），
下款“洛文”為魯迅筆名之一。
當年，魯迅曾親筆題寫了由瞿秋白擬寫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贈給瞿秋白。在瞿秋白就義後，他仍堅持抱病為摯友編印《海上述林》，以此表達深切的悼念，同時不斷與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通信，鼓勵安慰她。可見魯迅與瞿秋白夫婦間的深厚情誼。
內山書店
在山陰路四川北路口的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正門左側牆上，鑲著一塊白色紀念碑。1929年，內山完造辭去了書店推銷員的工作，並在施高塔路11號即現在的四川北路2048號增設了內山書店營業部。
施高塔路上的內山書店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磚木結構假三層沿街弄堂房子，樓上為內部用房，底層是營業部。中間是書店入口，店內東西北三面牆和中間擺放著書架，中間書架後面是個小小的空間，中有圓桌和一隻日式火缽，四周是一些椅子，顧客可坐在上面休息和漫談。
內山書店的老照片
其中靠書架的一隻椅子是魯迅的 “專座”，椅子面朝裡，坐在上面，店堂裡的人只能看到魯迅的背部，起到了保護魯迅安全的作用。夏天，內山書店門口沿街處擺著為行人供應茶水的茶缸。
內山書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現代日本文學830種中譯本絕大部分是由內山書店經銷的，尤其是由左翼作家翻譯的330種書，全都是通過內山書店銷售的。魯迅就曾在內山書店買了1000冊以上的書。
內山書店還出售國民黨當局禁售的各種進步書籍，因為有治外法權的保護，當局也無可奈何。當時魯迅的書幾乎都被禁了，但在內山書店卻依然能買到，而且銷路很不錯。不過售禁書畢竟有風險，因此這些書並不公開陳列在書架上，熟悉的讀者，只要詢問店員，店員就會視情況悄悄出售。
內山寓所內山書店舊址。
在其外牆上現鑲有紀念碑石，
碑上有魯迅先生和內山完造的浮雕及相關介紹。
內山完造創設的內山書店一直營業到1945年被國民黨封閉為止，原內山書店房屋現已成為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1998年10月，山陰路儲蓄所擴建營業大廳，並在二樓設立“內山書店舊址紀念室”。2005年1月，在內山完造誕辰120週年之際，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對陳列室又進行了裝修。
千愛裡
內山完造的寓所在施高塔路千愛裡3號（今山陰路2弄3號），建於1928年的千愛裡是日本式樣的磚木結構三層聯排花園洋房，弄內有坐北朝南房屋5排45幢，每幢屋前都有低矮的圍牆，門前有小鐵門，牆內有小花園。
與內山書店隔門相望的內山寓所
歲月荏苒，千愛裡清幽依舊，反倒多了點歷史積澱的韻味。走進裡邊，仍可看到日式拉門和適合鋪設榻榻米的地板。內山夫婦住在3號的底層，斜直對著臨街的內山書店後門。這座留下內山足跡的建築，雖然面貌已經有所改變，但是仍讓不少前來探訪的日本朋友流連忘返。
內山完造與魯迅先生
內山完造四次幫助魯迅先生避難的故事，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1930年3月19日，魯迅因參加“中國自由大同盟”等活動被國民黨祕密通緝，內山得訊後讓魯迅在內山書店的假三層閣樓上住了一個月。
1931年1月柔石被捕後，內山怕魯迅受牽連，就安排他全家住到日本朋友開的黃陸路（今黃渡路）30號花園莊旅館暫避。魯迅在那裡度過了39天的避難生活，並寫下了有名的七律《慣於長夜過春時》。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1932年1月30日，為避“一·二八”戰亂，內山又把魯迅一家和周建人的家眷接到內山書店的假三層閣樓上，一週後又派人護送他們住到四川中路的內山書店支店裡。
1934年8月23日凌晨，內山書店兩名中國店員因參加社會活動被捕。魯迅在當天下午就因內山完造之邀避難到內山的寓所，直至兩名店員被釋放後，才回到大陸新村。
1934年8月29日，魯迅在千愛裡避難時
與內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
在內山寓所前的合影
內山書店也是魯迅與外界接觸的中介點，由於魯迅處在被通緝的狀態，住處不便公開，一般都是在附近的內山書店與人約會，信件也是通過那裡轉交的。魯迅到內山書店與人碰面時，內山夫婦總是警惕著周圍，一旦發現情況，就及時把魯迅從後門送走。內山書店的掩護和援助，使魯迅得以安全地度過在上海的十年艱險生涯。
魯迅與內山完造相交十年，將其視作可以信賴的朋友，魯迅逝世前一天，還支撐著寫了一封信給內山：
“……老闆，出乎意料之外，從半夜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拜託你，請你打個電話請須藤先生來。希望快點替我辦！”
許廣平拿了信，急忙趕到書店交給內山。這封信竟成了魯迅的絕筆，現存放在上海魯迅紀念館內。
"山陰路
山陰路
本文約5400字
預計閱讀需要14分鐘
山陰路是左翼文化史上一個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裡曾活躍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內山完造等一大批文化名人，見證了近代上海一段風雲激盪的歷史。山陰路“華洋雜處，五方會聚”的特點，為這些熱血文人帶來了相對而言的安全，加之便利的交通和適中的消費水平，使這一地區成為當時左翼文人的聚居地和地下文化活動中心，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氛圍。
山陰路上的老洋房
名家彙集
在民居建築史上有很高價值的山陰路，它的人文價值也一點不遜色。因虹口一度是海派文化的集聚地，而山陰路上的名人故居、歷史遺蹟又相對集中，所以這條不長的馬路成為體現上海文化內涵不可多得的所在。
這裡的文化名人故居數量在上海首屈一指，原因是這裡當時既非英租界那麼奢華，也不像老城區那麼雜亂，洋房雖多但不張揚，石庫門遍佈卻不嘈雜；這條路幽靜又不遠離生活，非常適宜靠賣文為生的文人居住。
地圖上的山陰路及其部分里弄的位置
（標黃部分）
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實、著名編輯出版家趙家璧、愛國民主人士黃競武烈士、左聯機關刊物《大眾文藝》的主編陶晶孫、左翼文學青年沙汀，都曾在山陰路上居住。
出版各類馬克思列寧的論著和魯迅、柔石等人的小說的春潮書局，左翼戲劇家聯盟領導的大道劇社等著名文化組織的舊址也都在這裡。
而山陰路的各條里弄裡更是留下了魯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等文化大師的足跡和文化史上的一段段傳奇。
恆豐裡
建於1905年的恆豐裡是三層及假三層磚木結構標準的石庫門裡弄房屋。1927年，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機關曾設在該弄弄底的90號二樓，次年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周恩來為首的軍事指揮部聯絡點。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上海區委，分別成立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同年6月2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此召開成立會議，陳獨秀之子陳延年為省委書記。因叛徒告密，當天下午陳延年和郭伯和、黃競西、韓步先在此被捕，韓叛變，陳暴露身份，7月間，三人先後犧牲於龍華。
山陰路恆豐裡77號，郭沫若曾在此開辦群益書店
1942年8月，郭沫若在重慶創辦了群益書店，1946年遷至山陰路恆豐裡77號。該書店主要出版郭沫若、陳白塵、陽翰笙等人的劇本。這裡還曾是郭沫若與夫人於立群及全家於1946年5月8日回到上海時的暫住處，郭沫若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搬到了附近的溧陽路上。
恆盛裡
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領頭人沈鈞儒，上世紀30年代曾居住在山陰路恆盛裡12號。在同一時期，恆盛裡還曾居住過三位文學家——方光燾、胡愈之和章克標。當年，他們三人共同租住在恆盛裡一幢三層樓房。
如今的恆盛裡
三人中的方光燾是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作家、文藝理論家和文學翻譯家，1931年加入“左聯”。他將現代西方語言學理論介紹到中國，建立了漢語語法體系以及普通語言學理論。
胡愈之則是我國文字改革運動和世界語運動活動家，也是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曾組織編譯出版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並首次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
章克標早年曾是武俠小說泰斗金庸的老師，他參與創辦的時代圖書公司後來成為上世紀30年代中國規模最大的出版機構之一。
據章克標後來回憶：
“
他們三人租住的那幢房子裡有浴室和衛生設備，前樓後樓分開，當中隔條走廊，朝北的後樓小些。三樓上面還有一間屋頂閣樓，也可以住人，所以住三戶人家，並不擁擠。
”
青莊
山陰路末端的343弄是一條名叫“青莊”的里弄，解放前這裡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宿舍。舊時的青莊，圍牆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編成的籬笆牆，透過竹子間的縫隙，隱約可見裡面一片綠色草坪，圍著花草樹木，頗有田園風情。青莊的3號是宗教界愛國人士、群眾歌詠活動的倡導者之一劉良模的舊居。
山陰路上的“青莊”。
這裡有著名愛國人士劉良模和吳耀宗的故居
1935年7月，劉良模所領導和擔任指揮的“民眾”團聯合另外七個業餘歌團，在精武體育總會舉辦群眾性音樂會，這是群眾歌曲第一次出現在公開的音樂會上。
1949年9月第一次政協會議上，他和幾個委員聯名向大會提出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被大會採納。相鄰的1號是愛國民主人士吳耀宗的舊居，劉良模和吳耀宗都是上世紀30年代開始便在這裡居住的。
大陸新村
山陰路上名氣最響的當屬大陸新村了，那裡住過魯迅和茅盾兩位文學大師，大陸新村還是魯迅先生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度過了生命中最後四年半的歲月。
1933年4月11日，魯迅先生由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遷到施高塔路大陸新村1弄 （今山陰路132弄）9號。大陸新村由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投資，是1932年建成的6條弄堂，共61幢獨門進出新式里弄住宅。魯迅當時化名周裕齋，以內山書店職員的名義遷入，他是這幢房子的第一位房客。
大陸新村的建築樣式為磚木結構、
紅磚紅瓦的3層新式里弄。
魯迅住的是弄內最後第二幢，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現在已按照當時情況復原。推開黑鐵皮大門，迎面是一個12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小天井，左側西牆下有個小花圃，種著桃樹、紫荊、石榴等花木。
穿過天井，踏上臺階，進屋便是會客室。中間擺著一張西式餐桌，周圍有5把椅子。會客室後面是一間用花玻璃隔扇隔開的小間，裡邊放著一張廣漆八仙桌，這是魯迅一家人用餐的地方。
通過餐室，沿樓梯拾級而上，二樓前間是魯迅的臥室兼工作室，南窗下是書桌，桌前一張木頭轉椅，右側是一張藤榻，想來，先生寫作累了便會靠在上面休息並思考吧。他在藤椅上沉思，許多雜文就在這裡誕生。
位於山陰路大陸新村的魯迅故居
靠東牆是張雙人黑鐵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頭，均按原樣佈置。1936年，重病纏身的魯迅仍堅持寫作。宋慶齡知道後，語重心長地給他寫了封信。後來魯迅就在這張鐵床上不幸逝世。
三樓前間是海嬰和保姆的臥室，室內除一張大床外，陳設簡單。後間是客房，放著簡單的臥具、桌椅和書櫥，瞿秋白、馮雪峰都曾在這裡避過難。樓上還有一個晒臺，可以晾晒衣被，逢年過節，還能燃放煙花。
魯迅住在這裡時，前門平時不作進出之用，除非生客來訪才開啟，以示隆重，郵件、報紙、雜誌等也從後門投遞。在這裡，魯迅會見過瞿秋白、茅盾、馮雪峰和史沫特萊、內山完造等人。
大陸新村所在地為“越界築路”區，具有半租界性質，魯迅便以租界二字的一半命名自己的書齋為“且介亭”，並以此為名編了《且介亭雜文》集。
魯迅故居內景
在大陸新村，魯迅寫了許多戰鬥性雜文，並編輯《譯文》雜誌，翻譯《死魂靈》《俄羅斯童話》等外國文學作品。他提倡木刻版畫，還編輯整理了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
時至今日，大陸新村魯迅臥室梳妝檯上掛著的一箇舊時日曆牌還停留在這位大文豪逝世的日子：1936年10月19日，梳妝檯上的鬧鐘指針也靜止在那個悲傷的時刻：凌晨5時25分。
茅盾故居
與魯迅住處僅一弄之隔的施高塔路大陸新村3弄9號（今山陰路156弄29號）是茅盾住過的地方。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住在弄內29號，與魯迅相鄰，關係密切，經常來往。兩人共同研討文壇情況，領導左翼文化運動，並肩以《申報·自由談》為陣地，寫下大量抨擊時政的雜文。
位於大陸新村的茅盾故居
茅盾在這裡住了兩年，於1935年3月遷出。其間，他創辦了著名的文藝刊物《文學》；寫下了 《春蠶》《秋收》《殘冬》農村三部曲；並與魯迅一起不顧白色恐怖，共同編選了中國現代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
1946年5月，茅盾夫婦從香港來滬，住進大陸新村1弄6號（今山陰路132弄6號）朋友歐陽翠家的二樓，和魯迅的住處在一條弄堂裡，只相隔兩個門牌號。可惜，魯迅已在十年前在此仙逝。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再也無緣相聚了。
東照裡
大陸新村對面是東照裡，為仿日式三層新式里弄住宅。初建於1921年，名日照裡，後又改為東照裡，沿用至今。東照裡之所以出名是因為那裡住過瞿秋白，如今弄口牆上還有一塊鐫刻著瞿秋白故居的銅牌，上面寫著山陰路133弄12號字樣。
位於山陰路東照裡的瞿秋白故居
魯迅與瞿秋白相識於1932年春夏之間，彼此一見如故。1933年2月初，因白色恐怖，瞿秋白夫婦從南市紫霞路到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魯迅寓所避難。但魯迅家也不安全，他便託內山完造租下東照裡12號2樓的亭子間，並讓瞿用白之的筆名發表雜文。瞿秋白4月初搬入，11日魯迅也從拉摩斯公寓遷入東照裡對面的大陸新村。
那段時間魯迅幾乎每天都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在東照里居住的短短三個月裡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編選並寫下17000多字的序言，對魯迅思想及雜文作了精闢論述，第一次給予魯迅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的高度評價。
魯迅為瞿秋白所寫的對聯。
上款中“疑仌”（“仌”同“冰”）即瞿秋白
（瞿有筆名何凝，“疑仌”為“凝”字拆開），
下款“洛文”為魯迅筆名之一。
當年，魯迅曾親筆題寫了由瞿秋白擬寫的對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贈給瞿秋白。在瞿秋白就義後，他仍堅持抱病為摯友編印《海上述林》，以此表達深切的悼念，同時不斷與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通信，鼓勵安慰她。可見魯迅與瞿秋白夫婦間的深厚情誼。
內山書店
在山陰路四川北路口的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正門左側牆上，鑲著一塊白色紀念碑。1929年，內山完造辭去了書店推銷員的工作，並在施高塔路11號即現在的四川北路2048號增設了內山書店營業部。
施高塔路上的內山書店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磚木結構假三層沿街弄堂房子，樓上為內部用房，底層是營業部。中間是書店入口，店內東西北三面牆和中間擺放著書架，中間書架後面是個小小的空間，中有圓桌和一隻日式火缽，四周是一些椅子，顧客可坐在上面休息和漫談。
內山書店的老照片
其中靠書架的一隻椅子是魯迅的 “專座”，椅子面朝裡，坐在上面，店堂裡的人只能看到魯迅的背部，起到了保護魯迅安全的作用。夏天，內山書店門口沿街處擺著為行人供應茶水的茶缸。
內山書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現代日本文學830種中譯本絕大部分是由內山書店經銷的，尤其是由左翼作家翻譯的330種書，全都是通過內山書店銷售的。魯迅就曾在內山書店買了1000冊以上的書。
內山書店還出售國民黨當局禁售的各種進步書籍，因為有治外法權的保護，當局也無可奈何。當時魯迅的書幾乎都被禁了，但在內山書店卻依然能買到，而且銷路很不錯。不過售禁書畢竟有風險，因此這些書並不公開陳列在書架上，熟悉的讀者，只要詢問店員，店員就會視情況悄悄出售。
內山寓所內山書店舊址。
在其外牆上現鑲有紀念碑石，
碑上有魯迅先生和內山完造的浮雕及相關介紹。
內山完造創設的內山書店一直營業到1945年被國民黨封閉為止，原內山書店房屋現已成為工商銀行山陰路儲蓄所。1998年10月，山陰路儲蓄所擴建營業大廳，並在二樓設立“內山書店舊址紀念室”。2005年1月，在內山完造誕辰120週年之際，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對陳列室又進行了裝修。
千愛裡
內山完造的寓所在施高塔路千愛裡3號（今山陰路2弄3號），建於1928年的千愛裡是日本式樣的磚木結構三層聯排花園洋房，弄內有坐北朝南房屋5排45幢，每幢屋前都有低矮的圍牆，門前有小鐵門，牆內有小花園。
與內山書店隔門相望的內山寓所
歲月荏苒，千愛裡清幽依舊，反倒多了點歷史積澱的韻味。走進裡邊，仍可看到日式拉門和適合鋪設榻榻米的地板。內山夫婦住在3號的底層，斜直對著臨街的內山書店後門。這座留下內山足跡的建築，雖然面貌已經有所改變，但是仍讓不少前來探訪的日本朋友流連忘返。
內山完造與魯迅先生
內山完造四次幫助魯迅先生避難的故事，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佳話。1930年3月19日，魯迅因參加“中國自由大同盟”等活動被國民黨祕密通緝，內山得訊後讓魯迅在內山書店的假三層閣樓上住了一個月。
1931年1月柔石被捕後，內山怕魯迅受牽連，就安排他全家住到日本朋友開的黃陸路（今黃渡路）30號花園莊旅館暫避。魯迅在那裡度過了39天的避難生活，並寫下了有名的七律《慣於長夜過春時》。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1932年1月30日，為避“一·二八”戰亂，內山又把魯迅一家和周建人的家眷接到內山書店的假三層閣樓上，一週後又派人護送他們住到四川中路的內山書店支店裡。
1934年8月23日凌晨，內山書店兩名中國店員因參加社會活動被捕。魯迅在當天下午就因內山完造之邀避難到內山的寓所，直至兩名店員被釋放後，才回到大陸新村。
1934年8月29日，魯迅在千愛裡避難時
與內山完造（左一）等日本友人
在內山寓所前的合影
內山書店也是魯迅與外界接觸的中介點，由於魯迅處在被通緝的狀態，住處不便公開，一般都是在附近的內山書店與人約會，信件也是通過那裡轉交的。魯迅到內山書店與人碰面時，內山夫婦總是警惕著周圍，一旦發現情況，就及時把魯迅從後門送走。內山書店的掩護和援助，使魯迅得以安全地度過在上海的十年艱險生涯。
魯迅與內山完造相交十年，將其視作可以信賴的朋友，魯迅逝世前一天，還支撐著寫了一封信給內山：
“……老闆，出乎意料之外，從半夜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拜託你，請你打個電話請須藤先生來。希望快點替我辦！”
許廣平拿了信，急忙趕到書店交給內山。這封信竟成了魯迅的絕筆，現存放在上海魯迅紀念館內。
魯迅寫給內山完造的信，
這也是魯迅先生的絕筆。
新中國成立後，內山完造曾多次訪華。在參加新中國國慶10週年慶典時，不幸因腦溢血在北京去世。根據他的遺願，將他與1944年在上海去世的妻子美喜子同葬在上海萬國公墓。
雜誌編輯：王良鐳
新媒體編輯：陸聞天
排版：王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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