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起 ：周建人， 許廣平， 魯迅 ；後排左起 ：孫春臺， 林語堂， 孫伏園。改革開放前，國內出版物刊登該照片時林語堂和孫春臺被抹去。
魯迅在日記中說得很清楚 ：魯迅從廣州到達上海的當天，林語堂便和孫伏園（及其弟孫春臺）到酒店拜訪魯迅，而且一直聊到深夜。第 二天，魯迅、許廣平、魯迅三弟周建人、孫伏園及其弟孫春臺，以及林 語堂又在一起午餐，餐後一起去照相館拍照。另外，魯迅抵滬後第五天，差不多同一群人又一起晚餐，餐後一起去看電影。1927 年 10 月 3日至 1929 年 8 月 28 日魯迅日記中，林語堂的名字出現了四十二次。
一九二七年十月
三日 晴。午後抵上海，寓共和旅館。下午同廣平往北新書局訪李小峰、蔡漱六，柬邀三弟，晚到，往陶樂春夜餐。夜過北新店取書及期刊等數種。玉堂、伏園、春臺來訪，談至夜分。
四日 晴。午前伏園、春臺來，並邀三弟及廣平至言茂源午飯，玉堂亦至。下午六人同照相。大雨。
魯迅的日記是流水賬式的，記有林語堂經常到訪，兩人互相通信，還有頻繁餐敘。林語堂到訪有時自己一個人來，但更多時是和家人（林語堂妻 或女，有時還有林氏親戚如他的侄子）一起到訪。晚宴等社交場合，林語堂妻廖翠鳳基本上都在場，有好幾次魯迅都喝高了。很明顯，這一階段魯迅和林語堂私交相當不錯，林語堂應該是魯迅不多的幾個摯友之一。
在北京時期，林語堂和魯迅關係就很親密，都屬《語絲》陣營。魯迅和《現代評論》主將陳源打筆仗，林語堂為魯迅打擂臺，寫了好幾篇攻擊陳源的文章。其實林語堂和陳源本來都是北大英語系的同事，並沒 什麼個人私怨。後來林語堂又邀請魯迅赴廈門大學任教。兩人不久都離 開廈大，這段經歷當然也加深了兩人的友誼。現在兩人不期都到上海，自然重逢相歡。《語絲》在“大革命”時期中斷，現在又在上海復刊。 林語堂初到上海後幾年的中文作品都刊登於魯迅主編的兩本雜誌《語 絲》和《奔流》，包括林語堂尼采式的“薩天師語錄”系列和克羅齊表 現美學譯文。
魯迅日記中特別有意思的一條是魯迅抵滬後第二天一起去拍了張照。魯迅研究者都知道，魯迅和他北師大的學生許廣平暗戀已久，這張照片也就是他們的“婚照”，因為當時魯迅仍然有婚在身，這張和親戚朋友的合照實際上是把兩人的關係公之於世。改革開放前魯迅被奉為 文化旗手，這張照片雖然廣為流傳，但是林語堂和孫春臺的影像一律被抹去。更有意思的是，林語堂當時其實完全被矇在鼓裡，不知道自己在 這張照片中扮演什麼角色。除了孫伏園和林語堂，郁達夫也是和魯迅有親密交往的作家。在其回憶錄中，郁達夫這樣寫道：
有一次，林語堂—當時他住在愚園路，和我靜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魯迅，談了半天出來，林語堂忽然問我：“魯迅和許女士，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只笑著搖搖頭，回問他說：“你和他們在廈大同過這麼久的事，難道還不曉得麼？我可真看不出什麼來。”
說起林語堂，實在是一位天性純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紳士， 他決不疑心人有意說出的不關緊要的謊。
……
語堂自從那一回經我說過魯迅和許女士中間大約並沒有什麼關係之後，一直到海嬰（魯迅的兒子）將要生下來的時候，才茲恍然大悟。我對他說破了，他滿臉泛著好好先生的微笑說： “你這個人真壞！”
然而，1929 年 8 月 28 日的魯迅日記卻記載兩人怒目相向：
二十八日 曇。上午得侍桁信。午後大雨。下午達夫來。石君、矛塵來。晚霽。小峰來，並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 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雲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 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
這次南雲樓事件之後，林語堂的名字就從魯迅日記中消失了，一直要到三年多以後的 1933 年 1 月 11 日才再次出現。到底那晚宴席間發生了什麼，好幾位在場者，包括林語堂本人，後來都有所說明。可以肯定，魯迅和林語堂出現爭吵是出於誤會。
魯迅和其出版商李小峰（也是魯迅以前的學生）對魯迅的版稅問題有爭執，但那天下午雙方達成協議解決了，而林語堂對此事一無所知。席間，林語堂對另一出版 商表達不滿，李小峰覺得就是他在攪和魯迅和他（李小峰）之間的關 系，但魯迅覺得他和李小峰爭版稅合情合理，而且覺得林語堂“語含譏 刺”。
據郁達夫回憶，魯迅後來其實也明白是誤會一場。但“誤會”不能解釋事件發生後有長達三年多時間魯迅和林語堂沒有來往的原因。 如果他們的爭吵是偶然的，他們的斷交卻並不見得。其原因恐怕還要在 兩人當時不同的政治傾向中去探討。
南雲樓事件發生前幾天，魯迅於 1929 年 8 月 19 日之《語絲》發表了《關於〈子見南子〉》，收集了因林語堂《子見南子》劇本演出 而產生的爭議文章。《子見南子》是林語堂創作的唯一一部獨幕悲喜 劇，首先發表於魯迅主編的 1928 年 11 月 11 日《奔流》雜誌，後由社團搬上舞臺而引起很大爭議。魯迅在《語絲》收集所有爭議文章發表，當然是對林語堂的支持。而林語堂在上海早期的中文創作都發表於魯迅主編的《語絲》和《奔流》雜誌，也說明兩人合作關係緊密， 互相支持。
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魯迅被成功爭取到對手陣營，象徵性地成為左翼作家聯盟的精神領袖。北伐和國共分裂以後，共產主義革命 家在軍事上遭受挫折，於是改變策略，努力在意識形態領域佔領道德高 地。他們以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為武器，打出“革命文學”的旗幟，以 跨越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出的“文學革命”。他們選中魯迅這位“文學革命”的偶像人物展開了一場批判魯迅的運動。太陽社和創造社的一批留日青年文學理論家，操著嫻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術語，分別對魯迅的作品及其人格進行攻擊。他們指責魯迅已經過時，對馬克思主義文 藝理論一竅不通，已經成為新潮流的絆腳石。“在圍攻中，魯迅的‘醉 眼’被大做文章，被提到認識論的高度而加以批判，譏諷他已成為過氣大佬，不能‘認識’當前‘革命文學’的‘突變’的形勢，跟不上時 代。”
魯迅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文學革命的領袖人物之一，一直是青年的楷模，站在進步的青年中國前沿。但在意識形態上，魯迅並不是傾向共產主義思潮的，起碼在二十年代末期還不是。1928 年 12 月6 日，林語堂在英文《中國評論》週刊上發表了《魯迅》一文。這是最早的專論魯迅文章之一（ 肯定是最早的英文論著）。林語堂在文中把魯迅稱為“ 中國最深邃的評論家， 也是青年中國最受歡迎的作家”。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催生了新一代青年作家，但大部分還太年輕，藝術上仍未致成熟。而魯迅藝術之“成熟與個性”“粗曠與力度”，大部分新近青年作家仍望塵莫及。林語堂解釋道，魯迅藝術之成熟不只是年齡的問題， 而主要是來自“ 其對中國的人與事知多識廣、對整個中國歷史理解透徹”。
文中，林語堂跟讀者分享魯迅是如何在最近幾年“ 大革命” 複雜處境中機智地應付時局， 及其所展示的智慧，並把魯迅喻為荒野中的一隻“白象”。時事複雜，“做人”很難，魯迅的對策就是“裝死”。比如 1927 年“白色恐怖”盛行時，魯迅受邀到一所政府主辦的大學作演講，假如魯迅拒絕，那肯定被視為明擺著和國民革命政府不合作。於是魯迅去了，“作了一個精彩生動的演講，講的是公元三世紀中國文學逸事，當時的學者如何裝死裝醉兩個多月，只是為了躲避介入政治。聽眾聽得著迷，欽佩 其獨到見解和精闢解釋，當然啦，最後也都沒聽懂魯迅到底是要說什麼”。
魯迅看到中譯文時，肯定很高興，特別喜歡林語堂用的“白象” 比喻。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集《兩地書》中，許廣平用“EL”（英文 “象”［Elephant］的縮寫）來指魯迅，魯迅自己也用此簽名。魯迅兒子出生後，此時魯迅和林語堂關係已經破裂，魯迅叫自己的兒子“小紅象”，並且用它來編搖籃曲，這充分說明魯迅對此喻相當中意。
但很顯然，林語堂的支持無力改變魯迅左轉加入青年革命作家的陣營。中共領導層經過重組，改變意識形態領域的策略，命令太陽社和 創造社停止對魯迅的攻擊，並派中共代表接觸魯迅，直接做魯迅的統戰 工作，並邀其出任革命作家聯合陣營的旗手。1930 年 3 月 20 日，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魯迅被奉為盟主。魯迅的轉向在林語堂看來肯定非常失望，因為它意味著《語絲》派作家從此不復存在。這種政治轉 向林語堂是不可能贊同的。而這也是他們關係破裂的根源所在。
林語堂一直期盼革命後產生一個年輕有活力的進步的中國，他滿腔熱忱投入了 1927 年的“大革命”，而且曾一度擔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祕書，結果“大革命”以不同黨派革命黨人內訌結束，國民黨右翼 蔣委員長上臺掌權，林語堂對此相當失望。用他的話說：
我們意氣風發，我們熱血沸騰；成千上萬青年從最邊遠的省份離開家庭、離開學校來加入國民軍，他們用雙手用汗水為民族主義理想作出自己的貢獻，有多少人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只為了一個夢想：中國可以再生！中國可以救贖！但是，可惜啊，伊卡洛斯飛得太高，離太陽太近，蠟制的翅膀溶化掉了， 又摔回到地球。戰爭結束了，一切理想主義也熄滅了。
按照主流敘述的現代史，國共分裂及“清黨”行為是蔣介石和國 民黨右翼“背叛革命”。林語堂上述失望論調似乎迴應了這種背叛話 語。但實際上，林語堂的失望代表一種非常不同的政治傾向。林語堂在 “大革命”高峰期加入武漢國民政府，擔任英文國民黨機關報《國民新 報》主編，這是在 1927 年 8 月，當時國共已經分裂。林語堂擔任該報主編一個月期間寫了一系列社論，大多數是時政評論。林語堂把民族 主義國民革命看成是中國走向民主的途徑。1930 年，林語堂把《國民新報》上刊登的社論文章和他翻譯謝冰瑩的戰時日記結集出版，題為《林語堂時事述譯彙刊》（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and Wartime Essays ）。在該書序言中，林語堂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場。
林語堂和許多進步知識分子一樣，為了理想主義信念參加 1927 年的“大革命”，期盼一個年輕的中國得以重生。但是中共階級鬥爭的策略及隨後的蔣介石和國民黨右翼的（準）法西斯統治中斷了這一夢想， 使中國的民主之路受阻。在三十年代，乃至其一生，林語堂都要兩面作 戰，抵抗“雙重危險”。而這種政治姿態和魯迅的轉向大異其趣。
魯迅左轉並不是完全被動地接受中共所做工作的結果。當年輕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扛起“革命文學”大旗鎖定魯迅進行批判時， 魯迅給予了反擊。但他一邊抗拒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的攻擊，同時自 己也在潛心翻譯俄國文學理論。相反，林語堂這段時期卻專注翻譯克 羅齊藝術表現論，這不僅構成其文學美學觀，在政治上亦指向不同的方向。
其實林語堂很清楚左傾思潮在文藝界來勢洶洶。理想主義精神一旦被革命之火燃起，就很難被撲滅，即使靠強壓暫時壓住，也保不定捲土重來。實際上，它以更極端的方式迅速崛起。那些認為民族主義革命者劫持背叛了革命理想主義精神的革命青年轉向蘇俄尋求精神導向。 在 1930 年 9 月 11 日“小評論”專欄中，林語堂講述了革命後一兩年內中國知識界的狀態：
現在你只要去（上海）福州路的新書店轉一下，你就會發現，市場上百分之七十的新書都和俄羅斯、馬克思，或者名為某某斯基、某某列夫的作者有關。要把最近兩年譯出的俄國作家的文學作品列個數目清單，恐怕哈佛或哥大俄國文學教授看了都 會汗顏……因為俄羅斯已經征服了青年中國，青年中國已經屬 於俄羅斯。如果你認為今天青年學生的思想和意識形態和 1919 年“五四”時期或者 1927 年民族主義“大革命”時期的一樣， 那很不幸你一定搞錯了。青年中國在國民革命之後這三年內變紅了。
林語堂的語調是中立的，因為他只是在“記錄一個事實，不是要作評判，除非不經意地偶爾為之” 。該文中林語堂不僅記錄了“過去一兩年來席捲中國的文學布爾什維主義巨浪”，同時，“不經意地”，在文末對現代中國的命運作出了先知性的預告：
這些事實最起碼能說明一點：青年中國對現狀極度沮喪， 他們期望改變。那種極度沮喪的心情不是用子彈和監禁能嚇跑的。土匪橫行、騷擾不斷、愚民政策，這些最終都會成為中國通向俄國的捷徑。
林語堂對“紅潮”的觀察可謂相當敏銳，其預言可謂遠見卓識。然而，他決意不隨大流，因為他的理想是一個再生的基於個人權利和價 值的民主中國。從他對新文化領袖人物在“紅潮”面前不同的態度的 評論，我們也可看到他自己的姿態：
是的，潮流轉向了……青年中國極度沮喪，從而反叛…… 胡適還在竭聲吶喊，但聽眾已經提不起神。周作人、錢玄同、郁達夫以及其他《語絲》同人都是堅定的個人主義者，不會入群湊熱鬧。魯迅先是反擊，抵抗了一年，最後卻走到敵營去了。
林語堂所謂“敵營”，恐怕有兩層意思，其一指本來是魯迅論戰的敵人左聯，其二指布爾什維主義。很明顯，林語堂把自己歸類於周作人、郁達夫一夥“堅定的個人主義者”，不會去入群湊熱鬧。事實上，林語堂此時找到了一個新的自由知識分子的俱樂部：以胡適為首的平社。
本文摘選自《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作者：錢鎖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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