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君子”出現107次，什麼樣的人才能稱之為“君子”？'
在《論語》20篇中，“君子”一詞共出現107次，從開篇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到末篇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可謂是首尾呼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繫的、不斷深化的君子修養體系。那麼在孔子看來，人應該如何才能修行稱為君子呢？
在《論語》20篇中，“君子”一詞共出現107次，從開篇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到末篇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可謂是首尾呼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繫的、不斷深化的君子修養體系。那麼在孔子看來，人應該如何才能修行稱為君子呢？
孔子在《論語·先進》篇，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朱熹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尤為看重，後世學者稱之為“孔門四科”。對於孔門四科，宋代刑昺做過很有影響的解釋，他說《論語·先進》所載孔子的這段話，是“孔子閔(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於是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被後世譽為孔氏四門，孔子認為君子應儘可能地修身礪己，在這四科中求得精進。
在《論語》20篇中，“君子”一詞共出現107次，從開篇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到末篇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可謂是首尾呼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繫的、不斷深化的君子修養體系。那麼在孔子看來，人應該如何才能修行稱為君子呢？
孔子在《論語·先進》篇，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朱熹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尤為看重，後世學者稱之為“孔門四科”。對於孔門四科，宋代刑昺做過很有影響的解釋，他說《論語·先進》所載孔子的這段話，是“孔子閔(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於是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被後世譽為孔氏四門，孔子認為君子應儘可能地修身礪己，在這四科中求得精進。
孔門四科十哲
（一）德行
品德修養方面，君子理應莊重、矜持，與集體相合，客觀公正，不以言取人。強調自身修養，依德而行，行中見德。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為人要忠，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君子講信用，孔子認為，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前提，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有禮，孔子認為“禮”是人立足社會的根本，“不學禮，無以立”。在孔子心目中，“君子”的身份、地位是否尊貴已不再重要，他更關注良好的道德品質,並以此來品評人物。
在《論語》20篇中，“君子”一詞共出現107次，從開篇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到末篇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可謂是首尾呼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繫的、不斷深化的君子修養體系。那麼在孔子看來，人應該如何才能修行稱為君子呢？
孔子在《論語·先進》篇，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朱熹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尤為看重，後世學者稱之為“孔門四科”。對於孔門四科，宋代刑昺做過很有影響的解釋，他說《論語·先進》所載孔子的這段話，是“孔子閔(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於是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被後世譽為孔氏四門，孔子認為君子應儘可能地修身礪己，在這四科中求得精進。
孔門四科十哲
（一）德行
品德修養方面，君子理應莊重、矜持，與集體相合，客觀公正，不以言取人。強調自身修養，依德而行，行中見德。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為人要忠，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君子講信用，孔子認為，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前提，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有禮，孔子認為“禮”是人立足社會的根本，“不學禮，無以立”。在孔子心目中，“君子”的身份、地位是否尊貴已不再重要，他更關注良好的道德品質,並以此來品評人物。
把“德行”作為四科之首，這是由孔子的政治觀所決定的。孔子所提倡政治觀的最高境界是德治，“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執政者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收到滿意的政治效果。孔子對季康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他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治問題即是道德問題，道德問題即是政治問題，政治倫理化和倫理政治化在孔子這裡是合二為一的概念。如此一來，“德行”問題就成了從政的首要問題，孔子談論弟子的仕進之長當然首推德行。
在《論語》20篇中，“君子”一詞共出現107次，從開篇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到末篇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可謂是首尾呼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繫的、不斷深化的君子修養體系。那麼在孔子看來，人應該如何才能修行稱為君子呢？
孔子在《論語·先進》篇，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朱熹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尤為看重，後世學者稱之為“孔門四科”。對於孔門四科，宋代刑昺做過很有影響的解釋，他說《論語·先進》所載孔子的這段話，是“孔子閔(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於是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被後世譽為孔氏四門，孔子認為君子應儘可能地修身礪己，在這四科中求得精進。
孔門四科十哲
（一）德行
品德修養方面，君子理應莊重、矜持，與集體相合，客觀公正，不以言取人。強調自身修養，依德而行，行中見德。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為人要忠，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君子講信用，孔子認為，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前提，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有禮，孔子認為“禮”是人立足社會的根本，“不學禮，無以立”。在孔子心目中，“君子”的身份、地位是否尊貴已不再重要，他更關注良好的道德品質,並以此來品評人物。
把“德行”作為四科之首，這是由孔子的政治觀所決定的。孔子所提倡政治觀的最高境界是德治，“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執政者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收到滿意的政治效果。孔子對季康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他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治問題即是道德問題，道德問題即是政治問題，政治倫理化和倫理政治化在孔子這裡是合二為一的概念。如此一來，“德行”問題就成了從政的首要問題，孔子談論弟子的仕進之長當然首推德行。
德行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的根本。
（二）言語
對於“言”，孔子多次提出君子應少說話，多做事，言語須謹慎。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春秋末年，諸侯國的政治地位及其國內政局的穩定常常與各國的外交工作聯繫緊密，孔子重視“言語”之才便不難理解。宰我能言善辯，《論語》中多有記載，但他並無“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的經歷。倒是子貢曾利用“言語”的特長，先後出使齊、吳、越、晉諸國，對當時的政治局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既：“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的奇特經歷，充分說明了“言語”對於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重要作用。孔子注意培養弟子的“言語”特長，也是社會風氣使然。
在《論語》20篇中，“君子”一詞共出現107次，從開篇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到末篇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可謂是首尾呼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繫的、不斷深化的君子修養體系。那麼在孔子看來，人應該如何才能修行稱為君子呢？
孔子在《論語·先進》篇，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朱熹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尤為看重，後世學者稱之為“孔門四科”。對於孔門四科，宋代刑昺做過很有影響的解釋，他說《論語·先進》所載孔子的這段話，是“孔子閔(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於是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被後世譽為孔氏四門，孔子認為君子應儘可能地修身礪己，在這四科中求得精進。
孔門四科十哲
（一）德行
品德修養方面，君子理應莊重、矜持，與集體相合，客觀公正，不以言取人。強調自身修養，依德而行，行中見德。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為人要忠，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君子講信用，孔子認為，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前提，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有禮，孔子認為“禮”是人立足社會的根本，“不學禮，無以立”。在孔子心目中，“君子”的身份、地位是否尊貴已不再重要，他更關注良好的道德品質,並以此來品評人物。
把“德行”作為四科之首，這是由孔子的政治觀所決定的。孔子所提倡政治觀的最高境界是德治，“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執政者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收到滿意的政治效果。孔子對季康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他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治問題即是道德問題，道德問題即是政治問題，政治倫理化和倫理政治化在孔子這裡是合二為一的概念。如此一來，“德行”問題就成了從政的首要問題，孔子談論弟子的仕進之長當然首推德行。
德行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的根本。
（二）言語
對於“言”，孔子多次提出君子應少說話，多做事，言語須謹慎。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春秋末年，諸侯國的政治地位及其國內政局的穩定常常與各國的外交工作聯繫緊密，孔子重視“言語”之才便不難理解。宰我能言善辯，《論語》中多有記載，但他並無“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的經歷。倒是子貢曾利用“言語”的特長，先後出使齊、吳、越、晉諸國，對當時的政治局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既：“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的奇特經歷，充分說明了“言語”對於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重要作用。孔子注意培養弟子的“言語”特長，也是社會風氣使然。
言語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所依據的憑藉。
（三）政事
政事，中國傳統文化歷來看重，儘管它多數是以家族來維繫。冉求、子路長於政事，《論語》有所記載。孔子也曾評論他們說：“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又說：“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認為他們二人的主要特長在治賦、理財、折獄、使民方面。後來冉求做季氏宰，為季氏聚斂，令孔子十分氣憤，孔子對其他弟子說：“(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顯然，孔門四科之三的“政事”是指具體的處理政治事務的政治才能。在孔子看來，君子應揚名立外，而不是湮沒於世，對天下之事，所關注的不是做與不做，而是做什麼、怎樣做。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在《論語》20篇中，“君子”一詞共出現107次，從開篇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到末篇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可謂是首尾呼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繫的、不斷深化的君子修養體系。那麼在孔子看來，人應該如何才能修行稱為君子呢？
孔子在《論語·先進》篇，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朱熹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尤為看重，後世學者稱之為“孔門四科”。對於孔門四科，宋代刑昺做過很有影響的解釋，他說《論語·先進》所載孔子的這段話，是“孔子閔(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於是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被後世譽為孔氏四門，孔子認為君子應儘可能地修身礪己，在這四科中求得精進。
孔門四科十哲
（一）德行
品德修養方面，君子理應莊重、矜持，與集體相合，客觀公正，不以言取人。強調自身修養，依德而行，行中見德。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為人要忠，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君子講信用，孔子認為，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前提，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有禮，孔子認為“禮”是人立足社會的根本，“不學禮，無以立”。在孔子心目中，“君子”的身份、地位是否尊貴已不再重要，他更關注良好的道德品質,並以此來品評人物。
把“德行”作為四科之首，這是由孔子的政治觀所決定的。孔子所提倡政治觀的最高境界是德治，“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執政者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收到滿意的政治效果。孔子對季康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他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治問題即是道德問題，道德問題即是政治問題，政治倫理化和倫理政治化在孔子這裡是合二為一的概念。如此一來，“德行”問題就成了從政的首要問題，孔子談論弟子的仕進之長當然首推德行。
德行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的根本。
（二）言語
對於“言”，孔子多次提出君子應少說話，多做事，言語須謹慎。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春秋末年，諸侯國的政治地位及其國內政局的穩定常常與各國的外交工作聯繫緊密，孔子重視“言語”之才便不難理解。宰我能言善辯，《論語》中多有記載，但他並無“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的經歷。倒是子貢曾利用“言語”的特長，先後出使齊、吳、越、晉諸國，對當時的政治局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既：“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的奇特經歷，充分說明了“言語”對於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重要作用。孔子注意培養弟子的“言語”特長，也是社會風氣使然。
言語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所依據的憑藉。
（三）政事
政事，中國傳統文化歷來看重，儘管它多數是以家族來維繫。冉求、子路長於政事，《論語》有所記載。孔子也曾評論他們說：“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又說：“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認為他們二人的主要特長在治賦、理財、折獄、使民方面。後來冉求做季氏宰，為季氏聚斂，令孔子十分氣憤，孔子對其他弟子說：“(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顯然，孔門四科之三的“政事”是指具體的處理政治事務的政治才能。在孔子看來，君子應揚名立外，而不是湮沒於世，對天下之事，所關注的不是做與不做，而是做什麼、怎樣做。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政事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盡可能達到的目標
（四）文學
文學可以說是德行、言語、政事的助推劑。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文學的加入，使君子如同美麗女子披上五彩羽衣，更顯靚麗迷人。良好的文學素養，讓君子更嫻熟地遊弋於社交之中。
孔子重視儒家典籍的學習，強調在政治實踐中貫徹禮樂教化的原則，以實現儒家的社會理想。儒家的文治教化主要以《詩》、《書》、《禮》、《樂》等儒家經典作指導，孔子所謂文學應是付諸政治實踐的文治教化之學，孔門四科中的“文學”則與孔門四教中的“文”教密切相關，在教師為文教，在學生為文學。學生只有掌握了文教的基本內容，即對儒家文化典籍和學術思想有較深入的瞭解並具有禮樂教化的政治能力的人，才能稱為文學之士。這樣，“文學”就成了文治教化之學，也即儒家文化學術之總稱。孔子的文學觀念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
在《論語》20篇中，“君子”一詞共出現107次，從開篇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到末篇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可謂是首尾呼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繫的、不斷深化的君子修養體系。那麼在孔子看來，人應該如何才能修行稱為君子呢？
孔子在《論語·先進》篇，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朱熹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尤為看重，後世學者稱之為“孔門四科”。對於孔門四科，宋代刑昺做過很有影響的解釋，他說《論語·先進》所載孔子的這段話，是“孔子閔(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於是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被後世譽為孔氏四門，孔子認為君子應儘可能地修身礪己，在這四科中求得精進。
孔門四科十哲
（一）德行
品德修養方面，君子理應莊重、矜持，與集體相合，客觀公正，不以言取人。強調自身修養，依德而行，行中見德。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為人要忠，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君子講信用，孔子認為，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前提，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有禮，孔子認為“禮”是人立足社會的根本，“不學禮，無以立”。在孔子心目中，“君子”的身份、地位是否尊貴已不再重要，他更關注良好的道德品質,並以此來品評人物。
把“德行”作為四科之首，這是由孔子的政治觀所決定的。孔子所提倡政治觀的最高境界是德治，“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執政者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收到滿意的政治效果。孔子對季康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他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治問題即是道德問題，道德問題即是政治問題，政治倫理化和倫理政治化在孔子這裡是合二為一的概念。如此一來，“德行”問題就成了從政的首要問題，孔子談論弟子的仕進之長當然首推德行。
德行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的根本。
（二）言語
對於“言”，孔子多次提出君子應少說話，多做事，言語須謹慎。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春秋末年，諸侯國的政治地位及其國內政局的穩定常常與各國的外交工作聯繫緊密，孔子重視“言語”之才便不難理解。宰我能言善辯，《論語》中多有記載，但他並無“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的經歷。倒是子貢曾利用“言語”的特長，先後出使齊、吳、越、晉諸國，對當時的政治局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既：“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的奇特經歷，充分說明了“言語”對於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重要作用。孔子注意培養弟子的“言語”特長，也是社會風氣使然。
言語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所依據的憑藉。
（三）政事
政事，中國傳統文化歷來看重，儘管它多數是以家族來維繫。冉求、子路長於政事，《論語》有所記載。孔子也曾評論他們說：“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又說：“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認為他們二人的主要特長在治賦、理財、折獄、使民方面。後來冉求做季氏宰，為季氏聚斂，令孔子十分氣憤，孔子對其他弟子說：“(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顯然，孔門四科之三的“政事”是指具體的處理政治事務的政治才能。在孔子看來，君子應揚名立外，而不是湮沒於世，對天下之事，所關注的不是做與不做，而是做什麼、怎樣做。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政事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盡可能達到的目標
（四）文學
文學可以說是德行、言語、政事的助推劑。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文學的加入，使君子如同美麗女子披上五彩羽衣，更顯靚麗迷人。良好的文學素養，讓君子更嫻熟地遊弋於社交之中。
孔子重視儒家典籍的學習，強調在政治實踐中貫徹禮樂教化的原則，以實現儒家的社會理想。儒家的文治教化主要以《詩》、《書》、《禮》、《樂》等儒家經典作指導，孔子所謂文學應是付諸政治實踐的文治教化之學，孔門四科中的“文學”則與孔門四教中的“文”教密切相關，在教師為文教，在學生為文學。學生只有掌握了文教的基本內容，即對儒家文化典籍和學術思想有較深入的瞭解並具有禮樂教化的政治能力的人，才能稱為文學之士。這樣，“文學”就成了文治教化之學，也即儒家文化學術之總稱。孔子的文學觀念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
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鼓勵學生從政的一種方式；從文化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對儒家文化學術的一種指稱；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對西周以來社會上層建築的一種概括；從教育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培養人才的一種方式。孔子文學觀念的這種普泛性正反映出先秦時期社會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還沒有得到分門別類發展的客觀事實。
在《論語》20篇中，“君子”一詞共出現107次，從開篇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到末篇的“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可謂是首尾呼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繫的、不斷深化的君子修養體系。那麼在孔子看來，人應該如何才能修行稱為君子呢？
孔子在《論語·先進》篇，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朱熹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尤為看重，後世學者稱之為“孔門四科”。對於孔門四科，宋代刑昺做過很有影響的解釋，他說《論語·先進》所載孔子的這段話，是“孔子閔(憫)弟子之失所，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於是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被後世譽為孔氏四門，孔子認為君子應儘可能地修身礪己，在這四科中求得精進。
孔門四科十哲
（一）德行
品德修養方面，君子理應莊重、矜持，與集體相合，客觀公正，不以言取人。強調自身修養，依德而行，行中見德。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為人要忠，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君子講信用，孔子認為，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前提，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有禮，孔子認為“禮”是人立足社會的根本，“不學禮，無以立”。在孔子心目中，“君子”的身份、地位是否尊貴已不再重要，他更關注良好的道德品質,並以此來品評人物。
把“德行”作為四科之首，這是由孔子的政治觀所決定的。孔子所提倡政治觀的最高境界是德治，“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執政者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收到滿意的政治效果。孔子對季康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他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治問題即是道德問題，道德問題即是政治問題，政治倫理化和倫理政治化在孔子這裡是合二為一的概念。如此一來，“德行”問題就成了從政的首要問題，孔子談論弟子的仕進之長當然首推德行。
德行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的根本。
（二）言語
對於“言”，孔子多次提出君子應少說話，多做事，言語須謹慎。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春秋末年，諸侯國的政治地位及其國內政局的穩定常常與各國的外交工作聯繫緊密，孔子重視“言語”之才便不難理解。宰我能言善辯，《論語》中多有記載，但他並無“用其言語辯說以為行人使適四方”的經歷。倒是子貢曾利用“言語”的特長，先後出使齊、吳、越、晉諸國，對當時的政治局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既：“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的奇特經歷，充分說明了“言語”對於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重要作用。孔子注意培養弟子的“言語”特長，也是社會風氣使然。
言語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所依據的憑藉。
（三）政事
政事，中國傳統文化歷來看重，儘管它多數是以家族來維繫。冉求、子路長於政事，《論語》有所記載。孔子也曾評論他們說：“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又說：“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認為他們二人的主要特長在治賦、理財、折獄、使民方面。後來冉求做季氏宰，為季氏聚斂，令孔子十分氣憤，孔子對其他弟子說：“(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顯然，孔門四科之三的“政事”是指具體的處理政治事務的政治才能。在孔子看來，君子應揚名立外，而不是湮沒於世，對天下之事，所關注的不是做與不做，而是做什麼、怎樣做。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政事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盡可能達到的目標
（四）文學
文學可以說是德行、言語、政事的助推劑。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文學的加入，使君子如同美麗女子披上五彩羽衣，更顯靚麗迷人。良好的文學素養，讓君子更嫻熟地遊弋於社交之中。
孔子重視儒家典籍的學習，強調在政治實踐中貫徹禮樂教化的原則，以實現儒家的社會理想。儒家的文治教化主要以《詩》、《書》、《禮》、《樂》等儒家經典作指導，孔子所謂文學應是付諸政治實踐的文治教化之學，孔門四科中的“文學”則與孔門四教中的“文”教密切相關，在教師為文教，在學生為文學。學生只有掌握了文教的基本內容，即對儒家文化典籍和學術思想有較深入的瞭解並具有禮樂教化的政治能力的人，才能稱為文學之士。這樣，“文學”就成了文治教化之學，也即儒家文化學術之總稱。孔子的文學觀念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
從政治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鼓勵學生從政的一種方式；從文化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對儒家文化學術的一種指稱；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對西周以來社會上層建築的一種概括；從教育學的角度而言，文學是孔子培養人才的一種方式。孔子文學觀念的這種普泛性正反映出先秦時期社會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還沒有得到分門別類發展的客觀事實。
文學可謂是“君子”修進之道良好的輔翼
孔門四科順序的排列，體現了孔子重德重行的教育思想和人才觀念，也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社會價值觀念相一致。孔子用“四門”規定了“君子”所具備的基本條件。在孔子看來，君子只有具備這些條件，才儘可能為君子之道。
聲明：本文作者惜吾，原創首發，禁止抄襲。圖片來源於網絡，若侵，聯刪。
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我！看完文章，記得點贊和關注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