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懷中：為什麼我到90歲才能寫出這樣一本書？'

“別人見面都稱道，你９０歲還能寫出這樣一本書！實際他們應該問的是，為什麼我到了９０歲，才能寫出這部書？”９０歲的徐懷中是在病房裡，得知長篇小說《牽風記》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這位茅獎史上最年長的獲獎作家，言及當時的感受“不勝感慨”，漫長的寫作過程湧上心頭。

１９４７年，１８歲的徐懷中隨劉鄧野戰軍挺進大別山。當時已參軍兩年的他，在一個鄉里擔任武工隊隊長，手下管著十幾杆“槍”，多是掉隊和受傷的戰士。有大半年時間，他們從不敢在同一個地方過兩晚。歷經生死，許多戰友的屍骨留在了大別山。

以這段“參加革命後，考驗最嚴苛、衝擊最大的戰爭經歷”為素材，徐懷中創作了長篇小說《牽風記》，寫作過程一波三折：１９６２年，他動筆寫初稿，用正面全景式的紀實筆法，描寫人民解放軍的這次重大戰略行動。寫了２０萬字，“文革”來了，他將手稿付之一炬。粉碎“四人幫”後，他急忙從頭寫起，寫了幾萬字，自覺索然無味，再度擱置。直到２０１４年，８５歲的徐懷中又一次重寫《牽風記》，耗時近５年，終於完成了這部仍以挺進大別山為背景，內容較之初稿卻僅餘書名相同的“三個人物一匹馬”的故事。

回頭來看，為寫《牽風記》，徐懷中用了近６０載光陰準備，他說自己後來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在寫，對自己的寫作生涯，他認為用兩個字描述最準確——“掙扎”。

被莫言稱為“恩師”的軍旅作家

２０１２年，作家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講中提到“我的恩師徐懷中”，說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後，在其啟發指導下，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等中短篇小說。

徐懷中說這話講得太誇張，自己談不上有什麼“啟發與指導”，只能說莫言有幸適逢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黃金時代，改革開放才是莫言的“恩師”。

改革開放也是徐懷中自己的“恩師”。

他從上世紀５０年代初開始寫作，１９５６年，２７歲，就已寫出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為文壇矚目。葉聖陶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評論，稱“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對他那創造境界的功夫和揮灑自如的筆墨，非常欽佩。”

上世紀６０年代，徐懷中因電影劇本《無情的情人》遭受批判，之後十幾年，他心灰意冷，不願寫“沒意思”的東西，幾乎要放棄文學創作。

１９７９年，徐懷中接到命令，帶領一個戰地採訪小組，前往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前線。那時，他大病初癒，身體虛弱，提著一大包中藥丸子上的飛機。

採訪歸來，他拿出了新作《西線軼事》，這篇描寫６個普通女電話兵和１個男步話機員戰地經歷的小說，以９萬餘讀者選票獲得１９８０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一名，被譽為軍旅文學的里程碑之作，“開啟了當代軍旅文學新時期”“啟蒙了整個軍旅文學的春天”。

徐懷中說，他是在寫《西線軼事》時，才從長久的蟄伏中“醒過一點勁兒來”。“我說要寫個女子電話班，編輯說電話兵不就是爬爬電線杆、架架線嗎？有什麼意思呢？大家還是希望我正面宣揚戰爭的勝利，但我內心想寫的是另一些東西。”

如果說戰場是一棵樹的“樹冠”，徐懷中更感興趣的是戰場外的“樹根”，他想寫出歷史縱深感，體現戰爭在怎樣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

他認為英雄人物與普通人是自然統一的關係，英雄不是超人。並且，評功可以分一二三等，人的思想境界卻未必適合這樣區分。“許多戰士犧牲了生命，但沒有成為英雄，這並不說明他們不具備成為英雄的素質，只不過沒有某種客觀條件。”

１９７９年，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新時期氣候裡——也只有在這樣的氣候裡，徐懷中寫出了想寫的東西，站上了個人創作的新起點。

１９８４年，５５歲的徐懷中接受任命，主持創辦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文學系，他為此中斷了創作。文學系草創之初，沒有師資，沒有教材，徐懷中遍訪名師，一次次登門，把丁玲、劉白羽、汪曾祺、王蒙、吳組緗、李澤厚、任繼愈等名家一個個請來。

文學系首期學員３５人，莫言、李存葆（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環》）、錢鋼（代表作《唐山大地震》）都在其中，作為系主任，徐懷中總是坐在課堂上跟他們一同聽課，“我常說我是班上第３６名學員。”徐懷中回憶，就是這種“旁聽”，促成他文學觀念的進一步覺醒，也為《牽風記》的寫作做了準備。

“我覺得我的創作思想還需要解放，自己以前總覺得已經夠解放了，但實際上受概念化、公式化影響很深，不自覺就會疏忽，要９０歲了才徹底醒悟，我像蹚一條大河，我已經蹚過來了！我不管了！我就放開手腳做最後一擊！”

突破概念化束縛的“爬行者”

１９８５年，徐懷中被調往總政文化部，幾年後出任總政文化部部長，他再次推延了重拾個人創作的計劃，“但也還在寫”。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展現解放戰爭三大戰役的系列電影《大決戰》，徐懷中任藝術指導，親自修改了全片劇本。

忙於工作和各種社會事務，徐懷中到２００３年才真正有時間寫長點的作品。上世紀６０年代“抗美援越”期間，他在越南南方戰地採訪了４個多月，根據當時的日記，他寫出了非虛構作品《底色》，２０１４年獲得魯迅文學獎，接下來的，就是去年寫完的《牽風記》。

他是個寫得太少，也寫得太慢的作者。３０萬字的《底色》，徐懷中寫了８年，十幾萬字的《牽風記》，他寫了四五年。“所以我總說我是一個文學的爬行者，我就像動物，把爪深深插在泥土裡，這麼抓著往前爬。”

他說他寫作的“壞毛病”，是每寫一個自然段，都要先在心裡背誦下來，覺得沒問題了，才寫下來。“寫下來一看，簡直不像話，又改來改去，不知道改多少次。”

夜裡突然想到什麼，無論幾點，他都要爬起來在小本上記下，本子不在手邊，就記到藥盒上。“想到一兩句話很得力，必須記下，不然就睡不著。”

他的身體自年輕時就不算健壯，後來更常受病痛侵擾。寫《底色》和《牽風記》，狀態好的時候，他上下午各能工作個把小時。

妻子於增湘一直在旁“監督”，“一會兒該休息了，一會兒該喝茶了，一會兒該吃水果了。”徐懷中笑著說，上世紀５０年代，他在於增湘的鼓勵下開始文學創作，此後，妻子始終是他的“第一讀者”。

徐懷中寫得慢，但並不趕，９０歲的人了，“趕的話就把自己趕垮了，我就這麼慢慢磨、慢慢寫，即使只能寫半拉子，那也是一部作品，我就是抱著這種必死的決心，要把這兩部東西寫出來。”

他是寫作上的“爬行者”，這不止體現在對文字的精打細磨上。徐懷中曾說，他們這些作者就像蚯蚓，“從泥巴里面那一個小洞，彎彎曲曲地終於鑽出去了，過去以後，身體還沒有變形，仍是它自己，沒有成為別人的傳聲筒。”

從成名作《我們播種愛情》起，甚至從處女作《地上的長虹》開始，徐懷中就以“爬行”的低姿態，義無反顧地爬上一條高峻險路。有評論者評價，徐懷中的創作在其所處年代不斷在“越位”，他也因此不斷被判“犯規”。

“我一面寫一面竭盡全力掙扎，我不願意就範，我知道這麼寫不行，但我也不願完全屈服，我要找到一個路子。”他因在病中而略顯乾啞的聲音爆發出一股力量，“我不甘心！我知道自己受了概念化等影響，但我還是儘可能地做了掙扎。”

他回憶１９６４年應雜誌編輯約稿，為當時部隊開展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寫的小說《四月花泛》，講一個戰士春節回老家，身上背的全是幫戰友帶的東西，他一家一家去送，送完年假也休完了，又趕回部隊。

“真有這樣一個戰士，我冰天雪地地跑去他在東北的部隊，住在連隊炊事班一段時間，又沿戰士回家的路走了一趟，走到湖北浠水，一家家去探訪。那些戰士的母親、妻子、未婚妻都讓我很感動，最後寫了一篇講戰士和他們妻子、未婚妻內心感情的小說。寫的時候用了湖北方言，讓湖北作家誤會我是個湖北人。”徐懷中說，“寫這篇文章是我的任務，但我寫出來的，是這樣一個東西。”

追求迴歸人性底色的《牽風記》

每代作家都要直面各自時代的侷限與挑戰，有膽識、智慧和想象力的人，才有機會成為牽風弄潮者。徐懷中的可貴，在於他從未停止這種追求，直到今天，還在做新的探索。

１９６２年，徐懷中給手中的小說起名“牽風記”時，“牽風”指的是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我軍戰略反攻的序幕，“牽引了戰略進攻之風”。５６年後，等他完成這部作品，“牽風”又多了許多別的含義，可以理解為“牽引個人寫作轉變之風”“牽引古老的‘國風’”等等。

沒從正面角度反映這場重要的戰略行動，徐懷中儘可能淡化具體的戰爭場面，將筆觸聚焦在兩男一女和一匹老軍馬的命運上。

他筆下的人物，在今天看，仍令人驚訝——揹著古琴、有潔癖，會用手帕包著錢交團費的女文化教員；留學日本學莎士比亞，兼修油畫、人體藝術攝影的精英知識分子旅長；英勇忠誠，但一身“風流韻事”的警衛員；還有總尿床的壯烈犧牲的小戰士；被逼上絕境，跳崖前投出手榴彈卻忘拉引信的學生兵們……

有老戰友說，青年作者這樣寫情有可原，你作為親身經歷戰爭的老作家寫這樣的作品，讓人無法理解。也有老同志質問，我們的革命隊伍中怎麼會有警衛員曹水兒這種目無軍紀的人？

“其實曹水兒這類人物，我太熟悉了。”徐懷中說，“戰爭是複雜的，我覺得讀者想了解的，是戰爭背後人的內心世界，如果是要了解戰爭過程，他不如去看戰史。小說的真諦是虛構，但你經歷過，就不會虛構出沒影的事情。”

他寫那些在今天的很多讀者眼中，仍屬“越位”的人物，是為了凸顯人性的糾結與光輝，其實徐懷中寫作中的每次“越位”，都是為了迴歸人性的底色。

“謳歌革命及反映革命戰爭生活，並非只能走上公式化、概念化道路。”國內作家裡，徐懷中最愛孫犁。他為孫犁寫過的許多評語，人們都可以拿來評價他本人，“他不可能像別人那樣去寫戰爭，把主要人物拔高到理想化，讓別人來陪襯這個所謂的英雄人物……他不會強迫你承認他寫的這個人，他筆下的人物，大多普普通通，甚至帶著性格和思想上的缺點，但別忘了，就是這樣眾多的普通中國人揭竿而起，打敗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