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後期的藩鎮割據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典型代表的中央與地方長期抗爭的局面。然而也令後世為之怪異的是，唐王朝的滅亡最終歸結於黃巢這一突然興起的農民軍閥，而不是令唐王朝頭疼近百年之久的割據藩鎮。
現在人們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往往把問題的癥結歸咎於藩鎮主帥之間的不和，或者藩主們在戰略戰術以及政治目標上的目光短淺。但殊不知，歷史的洪流不會因為一兩個人的意志和看法的不同而改寫。個人無法違背歷史大勢的潮流，藩主的個人主見與才能固然重要，但其統治也是建立在手下軍將士兵的擁護之上。
是的，問題的根源在於軍將與士兵，這一構成藩鎮形成的大廈基礎。
對於藩主這一唐代新興的職業來說，一方面他是令人羨慕的，因為他作為脫離中央管轄的地方長官，掌握一方水土的財政、軍事、人事任命等等一系列行政軍政大權；但另一方面也是令人惋惜的，因為站在時代舞臺前沿的背後，是其職業的高危性。
因為安史之亂後將兵挾制甚至變易藩主在安史之亂後已成為家常便飯，這其中軍隊的地方化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地方軍人集團的形成，是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所在。
藩主階層是藩鎮軍隊主導力量，一般我們認為藩主階層才是動亂的源頭。俗話說擒賊先擒王，一旦去其根本則太平可治。唐中後期的軍隊地方化最為典型的代表——藩鎮，都具有相當同構性，它們由藩主階層來主導。但到了後期，藩鎮的面貌發生明顯的變化，經歷普遍的地方化之後，前期藩主與將兵的密切結合、積極進取，乃至挑戰唐王朝權威的局面已不復存在。一藩之主反而受藩鎮內部將兵的掣肘，藩主漸漸淪為維護驕兵利益的代理人，稍有不承其意便遭誅殺。
可見將兵在中晚唐政局中，尤其對於藩鎮以及藩主的影響之大。
將兵作為中晚唐歷史上的歷史洪流被反覆提及，但其作為面貌模糊的群體，其行動邏輯，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比如說在唐末的西川突將變亂事件中，作亂的西川藩鎮大將本來已經攻入了藩主高駢的府宅，但在關鍵時刻高駢許給突將種種官職以及利益，突將便重新歸降，但最終被高駢所殺。
這一事件本身不過是中晚唐林林總總將兵驅逐藩主鬧劇中的普通一出，並無特殊之處。但值得關注的是，在高駢與突將的衝突中，突將盡管戰鬥力極強，幾乎政變成功，但作為一個缺乏明確政治目標的自立群體，以保守自己的既得利益為目的，其行動完全是逐利性的，毫無長遠戰略目光而言。
如果我們將政治人物假定為“理性人”，則可注意到將兵作為群氓，其行動邏輯受理性制約較少，往往受短期利益或好惡驅使，小小的不快甚至流言都能成為引發騷亂的導火索。
事實上，被史籍記載的中晚唐大部分驕兵作亂已是升級為動亂的重要事件，可以想見未造成嚴重後果的騷動發生的頻次更高，進而形成驕兵頻繁而無序地製造騷亂，一旦滿足其訴求，又迅速臣服直至下一次爆發的循環。中晚唐由驕兵越來越頻繁製造的“經濟性騷亂”作為附生藩鎮身上的結構性存在，不但規訓了藩主們的行為，也如同一個個漩渦，驅迫藩鎮轉向內在，使之不再具有向外擴張的動力與能力。
唐晚期割據一方的河朔藩鎮儘管維持了表面上的強大，但至五代亂世則完全失去爭雄天下的能力，這種循壞的內耗所塑造的特殊“向心力”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唐王朝與藩鎮作為中晚唐歷史上的主角，雙方間的博弈與制衡構成了一個穩定存在的結構。如果說唐王朝在緩慢地走向衰落，中央權力最終因黃巢起兵而土崩瓦解，那麼作為對手的藩鎮事實上也經歷了同樣甚至更快的衰落過程。
在中央失去對華北地去控制的同時，以河朔三鎮為代表的藩鎮也已夕陽西下，受困於鎮內驕兵的河朔藩鎮根本無力外顧，因此當唐廷的政治權威瓦解後，主導五代歷史的朱溫、李克用這樣的新軍閥，能夠輕而易舉地消滅掉在河北河南地區盤踞近百年的河朔藩鎮，並整編該地區，使之成為後來五代十國各政權乃至北宋立國的基礎。
一個真正的群雄涿鹿的時代浮出了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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